【睡前消息914.5】两万字长文一小时视频，手把手教你穿越清末伪造圣旨！
民国史主题免费番外，从赵凤昌看清末民初的政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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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影视剧里，伪造皇帝的圣旨都是最典型的叛逆行为。只有即将篡国的顶级的权臣才会操作，才能操作。
但是对于捐官出身的清朝格职后补官员赵凤昌来说，虽然他的最高品级不过是直隶州的知州，但是编造圣旨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他造的圣旨，每次都用在历史的关键点上，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种顶级官员欣然接受，也让皇帝和太后追认盖章。
本期的民国史番外篇就用赵凤昌的人生来展示清末和民国政治的一个侧面。
赵凤昌的背景与早期仕途
赵凤昌1856年出生。在这一年，太平天国打下了江南大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看上去即将灭亡。
赵凤昌是江苏省常州府的府城武进人。他最著名的同乡就是上一期提到的邮传部大臣，铁路国有化政策的主导者盛宣怀，也就是为了保护自家祖坟，强迫沪宁铁路在常州转了一个弯的那个盛宣怀。
从早期的发展来看，赵凤昌和盛宣怀的履历还有一点像，都是官宦家族出身，都曾经花钱买官，都在高级官员的幕府里面长期当差，当幕僚。
但是赵凤昌家族已经几代人没有出过高官了，而盛宣怀的父亲是进士出身，当过浙江按察使，是正三品的省一级大员。所以这两个人的起点和捐官层次差得很远。
盛宣怀起步就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可以让李鸿章帮自己制定一个直隶省赈灾专项，掏钱买到四品候补道台资格。后来盛宣怀还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
而赵凤昌的第一步只能是给普通的道台当差，捐一个八品的县丞，勉强有了官员的身份。
赵凤昌的幕僚生涯
赵凤昌早年地位低，履历模糊，还有很多无法考证的传奇经历。一般认为他是1876年，也就是20岁那年，在湖北进入了官员幕府，期间攒钱或者是借钱捐了县丞。
他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只是普通的差役，和高级官员之间并没有紧密关系。1879年，23岁的赵凤昌换了一个主人，进入湖北按察使姚觐元（音：jin yuan）的幕府，终于得到了一点认可。因为第二年姚觐元升迁广东的布政使，带着赵凤昌南下广东。
1882年，姚觐元被革职回乡，26岁的赵凤昌再次失业，流落到广州，被迫降低了就业标准，在各个官员幕府当低级差役。
倒霉的过了两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为坚决主张对法强硬，1884年被派到广州当两广总督。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当总督，之前他只在山西这个小省当过三年巡抚，迫切需要搭建自己的幕府班底。
赵凤昌的老东家姚觐元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张之洞正好当四川学政，这两个人关系不错。赵凤昌就走了姚觐元的关系，要了推荐信，进入张之洞的幕府。在中法战争里面，他为张之洞筹划广州防御，出力不少。
张之洞当了五年的两广总督，赵凤昌30岁出头的时候，得到了张之洞的推荐保举，评价是：
“广东候补知县赵凤昌，智捷才敏，办事诚实，心精历故，通达实务，于电线事宜及外洋军火，最为考究精细。”
张之洞的奏折证实，赵凤昌熟悉现代技术，尤其是电报业务，这在传统官僚中非常难得。一般认为赵凤昌会自己发电报，必要的时候带着密码本进入机房，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独立操作电报机。这副罕见的能力，让他在未来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成为张之洞的亲信
1889年，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带着33岁的赵凤昌去武汉，这说明他已经被看作张之洞的亲信。
在湖广总督这个位置上，张之洞断断续续做了18年，离任的时候已经是1907年了。之后他又去北京，做了两年军机大臣。赵凤昌在张之洞派系内部，得到了广阔的上升空间。
第二次到湖北，赵凤昌首先还是被张之洞派去搞洋务，比如说采购外国的军火，建造铁路和电报线。因为办事给力，赵凤昌得到了文巡部的差事，职责是安排领导的行程，充当副官。从实际职责来看，他的地位更像是挂号师爷或者是书记师爷，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地区领导办公室主任，兼张之洞的私人政治秘书。
张之洞自己是科举殿试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是状元，张家是清朝最夸张的科举豪门了。所以张之洞组建私人团队，喜欢用科举出身的干部，经常是进士和举人留在身边，当非正式的幕僚。而赵凤昌是捐官出身，连秀才功名都没有，他还能在张之洞的幕府之内占据前排的地位，相当不容易。
依照晚清的官场惯例，没有功名的幕府人员也可以得到官员身份，而且往往是优先保举升级。赵凤昌第二次到湖北，品级最高升到了候补直隶州知州，正五品。
在清朝体制下，直隶州和府一样，上面是直属省政府，下面管理县，只是辖区比府略小，可以看作小型的地级市。这时候赵凤昌的身份，类似于现在的一级巡视员。
封建时代，上下级之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师爷或者说幕僚是高级官员用小金库，甚至是个人财产雇佣的助手，他可以有正式的品级，但是优先对雇佣者负责。在高级官员看来，虽然表面上还是要客气，说幕僚是朋友，但是两者的实际人身依附关系远比一般的上下级官员更强。后来喜欢讲家法的军统负责人戴笠，对这一类职位提出了明确要求：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
赵凤昌就是戴笠和张之洞期待的完美下级。
张之洞是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员，没有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平时作息混乱，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看文件，过几天再倒过来，整个总督府的生活节奏也要跟着他变化。同时，张之洞作为一个文人气很重的士大夫，办事比较粗略，机要文书经常是随手乱扔，也不喜欢自己去归类。必须有一个熟悉他的立场和观点的人，时刻陪在身边替他收发文件，整理书房，张之洞才能轻松的做决策。
据当时湖广总督府的人回忆，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张之洞要找某份文件，或者是问某件事推进到哪一步，赵凤昌都能立刻找到对应的信息。到了任职后期，张之洞甚至授权赵凤昌，不重要的事情可以直接模仿张之洞的笔记，签名批复。
同时，赵凤昌依然在履行文巡部的副官职责。当时有人回忆，张之洞见客人的时候，打盹睡着了，赵凤昌就上去托住头，一直托到张之洞醒来。为此产生了一句官场段子：
“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
赵凤昌的社交网络与第一次挫折
作为张之洞的代理人，赵凤昌除了忠心办事之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扩展自己的个人关系网。当然首先是和常州老乡盛宣怀去做交易。
从保留下来的私人信件看，1885年，赵凤昌刚刚进入张之洞的两广总督府，正在第一次参与电报业务，他就和盛宣怀去勾兑业务，讨论在关键岗位上要用自己人。同时，盛宣怀向赵凤昌推荐了自己的堂弟盛宙怀，说这位同志熟悉电讯材料供应，可以做生意，也希望赵凤昌能够提醒张之洞，早一点给这位好同志一份推荐信。
1891年，赵凤昌已经跟着张之洞去了湖北。正好盛宣怀承包的电报线也进入了湖广总督的湖南辖区，和当地的居民爆发冲突。盛宣怀又找了赵凤昌，商量说服张之洞调兵保护工程队。后来盛宣怀接管了汉阳铁厂，赵凤昌直接写推荐信，推荐两个人去做中层干部。盛宣怀很直率的回信，说其中一个人关系有问题，不便使用，另外一个你直接让他来上班就行。
1893年，赵凤昌妻子的堂弟，另外一个常州人洪述祖，犯事坐牢刚刚出狱，直接去了天津投奔北洋系。具体来说，就是找了北洋系的核心官员盛宣怀。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洪述祖被派到了朝鲜，负责电报业务。在朝鲜认识了袁世凯、唐绍仪，这一层关系后面还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赵凤昌的第一个挫折也很快就要到了。1893年，据说因为张之洞的学生周希恩和整个派系翻脸，把赵凤昌变成了牺牲品。
这个周希恩和当代人最强的关联是当过浙江科举乡试的副主考。他偶然遇到了主考官正在收1万两贿赂。他和主考之间互不信任，无法达成分赃协议，干脆就把行贿的人送进监狱，以绝两人后患。这个倒霉的行贿者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鲁迅家族因此破产，让鲁迅亲身体验了儒家社会和中医最丑恶的一面。
回头说周希恩和赵凤昌的关系。周希恩是湖北人，比赵凤昌大了四岁，本来是张之洞的学生，后来中了进士成为翰林。传闻说1893年张之洞66岁生日，周希恩给张之洞写文章祝寿。张之洞对文章很满意，赵凤昌在旁边提醒，说有部分的段落是抄袭了公子祯已经发表的作品。张之洞反过来批评了周希恩。
周希恩这时候已经41岁了，感觉自己丢了面子，也丧失了在张之洞派系内更进一步的机会，就把张之洞派系内的信息送给了文化保守派的代表，大理寺卿徐致祥，给他提供了政治斗争的材料。徐致祥以此弹劾张之洞，罪名包括指责张之洞决策不走正常程序，上项目贪大求赢，以及任用赵凤昌这样的小人。
“保举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以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谄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干涉其余，且深讳其私。”
这里要说明一下，周希恩和张之洞、赵凤昌的私人恩怨只能算是私人传闻，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大理寺卿是中国最高司法官员，他来弹劾湖广总督张之洞，无论有无依据，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光绪皇帝命令两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调查。
刘坤一和张之洞作为长江流域最重要的两个总督，政治往来一直密切。李瀚章在官场上得到过张之洞的照应，都不愿意正面攻讦张之洞。更重要的是，这都1893年了。对于掌握地方兵权和财政的总督和巡抚，清朝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敢随便替换，很容易破坏脆弱的权力平衡，导致自己亡国。
所以李瀚章和刘坤一揣摩着皇帝和太后的心思，认定张之洞本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毕竟是大理寺卿发起的弹劾案，也不能完全没有交代，所以他俩就说赵凤昌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不适合在总督府工作，可以按照大理寺卿的意见立刻开除。光绪皇帝批准了报告，赵凤昌丢掉了官员身份。
客观来说，赵凤昌确实经不起严格审查。他喜欢用行政资源加强私人关系，经常在同乡和熟人之间交易行政资源，尤其喜欢借助信息差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无论是按照官员的标准，还是按照幕僚的标准，赵凤昌的把柄都算是比较多的。在顶级政治人物的斗争之中，他被抛出来当一个弃子，不算冤枉。
好在这已经是晚清了，总督的资源并不限于安排官员的品级。所以尽管赵凤昌丢掉了五品官员的身份，但是保留了湖北电报局的实际职务，只是工作地点换到了上海。
信息枢纽：上海与电报技术
几个月之后爆发了甲午战争，张之洞作为清流总督，缺乏湘淮军系统的信息网，尤其不了解淮军主导的北洋系海军的作战情况，一天发几个电报，要赵凤昌对外外国人打探情报，还授权他购买武器，甚至是军舰，事后可以追认订单。赵凤昌此时的身份是湖广总督的上海办事处主任，兼情报主任。
赵凤昌立刻恢复了工作状态，而且发现上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以后就是喊他回湖北，甚至去北京，他也不肯去了。
赵凤昌与立宪运动
1894年，李鸿章的北洋系主导的甲午战争彻底失败，北洋系一度有自行解散的风险。袁世凯最重要的副手唐绍仪，这个时候也开始考虑后路了。1894年11月，赵凤昌给张之洞发电报，说唐绍仪是美国的留学生，懂洋务，也代表清朝管理过朝鲜的外交，是个“人才”，建议张之洞给他一个正式职位。
最后北洋系的残余力量转交给了袁世凯，并没有解散，唐绍仪也回到了北洋体系。但是有这么一次人事推荐之后，赵凤昌和唐绍仪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南洋和北洋两大系统之间也有了顺畅的对话渠道，这直接影响了十几年之后辛亥革命期间的谈判。
第九期和第13期介绍立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确定了立宪方案。五大臣中能力最强的端方和负责司法的戴鸿慈，回程路过上海的时候和赵凤昌、张謇长谈，商量具体的立宪计划。原因是这两个貌似无关无职的平民，实际上凭借个人关系网参与了最高层的决策，甚至可以说五大臣出洋，尤其是回国报告的具体内容，就是他们谋划的。
之前的1904年，张謇翻译了日本宪法，加上符合大清需求的注解，形成了一本书，日本宪法译解，由赵凤昌帮他在上海印刷出版。
1904年的某一天，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谈话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话，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军机大臣大吃一惊。后来这些大臣才知道，赵凤昌通过一个所谓的同宗，内务府官员赵小山，把日本宪法译解送到了慈禧太后的书房，说动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慈禧。所以各级官员赶紧再找到赵凤昌，每个人都要买一本日本宪法译解，直接推动了中央政府的立宪共识。
这个赵小山，满族名字是庆宽，辽宁铁岭出身的八旗画师，凭借绘画能力进入醇王府，又因为画了颐和园全图，被慈禧赏识，进入内务府当差。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这种凭借娱乐技巧伺候人的侍从，根本就没有资格讨论国家政治，但是赵凤昌愿意和他结交，客观上就是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赵凤昌参与立宪运动，不仅仅是影响中央决策。1904年，张之洞也想说服清朝统治集团搞立宪，先找了东南地区几个总督巡抚串联，然后找张謇主笔，写了一份立宪建议，准备联合上疏。张謇在写建议的时候找了两个人帮忙修改，一个是当前的翰林，后来的浙江谘议局议长汤寿潜，另外一个就是赵凤昌。
财富积累与社会影响力
赵凤昌当幕僚的时候灰色收入就不低了。后来去上海，日常事业是经商。他很快给自己在公共租界买了一块占地十亩的房产，位置在今天的南阳路，距离南京路200米，正对着上海展览中心，每天要招待十几个客人和门客吃饭。我估计他的个人资产恐怕要有几十万银元，甚至是上百万两，才能支撑他的日常交际。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慈禧画师赵小山，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家。他主持过慈禧60岁生日的庆典，负责采购，狠狠的赚了一笔钱，在八旗贵族群体内部都让人嫉妒。赵凤昌要说服他给慈禧去送立宪派的宣传文件，恐怕不能仅仅靠“先敬罗衣后敬人”思潮。
就是和张謇这些现在知识分子交往，赵凤昌也不是纯粹的君子之交。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赵凤昌就是大股东。1910年，赵凤昌与张謇合作，成为太平洋商轮公司的中方大股东，这是最早的中美合资企业。其他的股东还包括了后来的北洋总理熊希龄，清朝最后一任中央银行行长叶景奎。1912年，赵凤昌和张謇再次合资，买下了申报。
另外，最早使用现代科学工具研究中文的学者，汉语拼音方案的最早奠基者赵元任，也和赵凤昌关系密切。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一个举人家庭，是常州赵家的后辈，称赵凤昌为叔祖。1910年，18岁的赵元任去美国留学。1917年，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社会，希望能够推掉父母指定的包办婚姻，为此先写信和赵凤昌商量。赵凤昌支持他退出包办婚姻，但同时也考虑了女方的利益，认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不能简单的一句话，就让多方承担所有的转型代价。所以最后商量的结论是，赵元任把家乡的遗产变现，给女方提供2000元的教育经费，和平分手，双方不再见面。第二年，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证婚人是胡适。
掌握信息：赵凤昌的核心优势
前面用来举例的名人包括了内务府官员，实权总督巡抚，买办商人，立宪派政客，顶级学者。对于赵凤昌来说，这可能只是朋友圈的1%。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从晚清到民国的30年间，赵凤昌凭借自己强大的私人关系网，在每一个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都得到了顶级的发言权。这肯定不是因为赵凤昌的情商高、人品好，而是因为他掌握了中国最顶级的信息流。
赵凤昌的信息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上海的近代信息枢纽地位。在清朝灭亡之前，各地的铁路还不成网络，也不能跨越长江，几乎没有副线，全靠的车站相互避让通行，递送邮件的速度并不明显超过骑马接力的信使。当时如果要传递复杂信息，最顺畅的信息渠道还是水路。上海既是长江的出海口，也是中国海岸线的中间段，在轮船时代是天然的信息和物流枢纽。
在清末，唯一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是附属于海关系统，被英国人控制的邮政局。英国人赫德既是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也是大清邮政的总邮政司。海关总署名义上在北京，实际上总部是上海办事处，所以上海是中国邮路中心。
另外，当时一半的进出口贸易要经过上海，商船带来的书刊和见闻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赵凤昌被弹劾之后到上海工作，反而让他进入了中国的信息高地。
第二类信息来自于幕僚工作经历。作为一个封建帝国，清朝传统的官僚体系是为农业社会设计的，只考虑应付静态的周期性任务，没有能力应付变化的时代。各级官员只能更加依靠私人幕僚关系去应付近代化的冲击。这些幕僚比普通官员接触的信息更多。赵凤昌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被革职之后继续担任了情报和采购工作。张之洞为了获取信息，也必然要和赵凤昌去分享总督级别的官方信息。
第三个信息来源就是赵凤昌掌握的电报技术。上海1871年就铺设了海底电缆，和世界的电报网络连通。同一年路透社开始为上海的订户提供每日的全球市场信息，费用只需每月10两白银。这个时候距离申报创刊还有一年时间呢。
赵凤昌一到上海，就和北洋系的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交了朋友，充分利用了电报信息差，甚至可以借用经元善的名义收密电。同时，作为湖北电报局驻上海的代表，作为能够亲自收发电报的技术人员，别人在电报里面不敢发、不敢收的信息，赵凤昌都能掌握。
这三件事，单独说起来并不算绝对优势，但是集中到赵凤昌一个人身上，就制造了全国最大的信息差。
古代的皇帝统治整个国家，以首都为中心的驿站是重要的工具。到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密折制度，全国有几百甚至是上千官员直接向皇帝传送密信，高级官员不得过问下属和皇帝的通信。只有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其他大臣才能去看密折。清末的电报线普及到大多数省份之后，密折制度立刻升级为密电制度。
上海的地理位置比北京要优越，而张之洞这个级别的官员，官方信息虽然不如皇帝，但是也不至于差距太大。再加上赵凤昌自己掌握的电报技术，1900年前后，赵凤昌的个人信息网可能和北京的摄政王差不多了。所以他也能做一点皇帝才能干的事情，比如说发圣旨，比如说干预国家政治。
东南互保：伪造圣旨的巅峰
第九期节目提到过，1898年的戊戌变法一度演变成针对慈禧的政变，这导致慈禧和保守派联手，准备用光绪的堂侄大哥溥儁取代光绪皇帝。两江总督刘坤一代表湘军势力反对。赵凤昌在上海给张之洞发电报，建议张之洞联合刘坤一，对慈禧太后施加压力。虽然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也说明赵凤昌敢于用电报串联顶级的官员。
1899年，清朝正式宣布溥儁是光绪的继承人，被认为是慈禧再次试探换皇帝的可能性。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出面组织，联通1000多上海绅士和商人署名，给北京发电报，支持光绪皇帝继续执政。这在慈禧看来是公开谋反。
慈禧知道经元善是北洋系的外围成员，但是不能直接惩罚李鸿章，只能要求盛宣怀把经元善交出来判死刑。赵凤昌掩护经元善跑到了澳门，虽然还是被葡萄牙总督监禁，但是最终的惩罚只能是撤职。
经过这两次电报事件，赵凤昌已经充分理解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虚弱，也确认了自己的信息资源和最高统治者不相上下，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主动使用自己的优势。
之后不到一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16日，慈禧下令对各国宣战，希望义和团运动能够拯救清朝。8月14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逃亡。
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对英法等强国的宣战命令并没有取消，而首都北占领更是各地的总督巡抚对外外国军队开战的充分理由。英国东亚舰队司令西摩，为此制定了作战计划，准备进入长江，攻击沿江的各大城市。
自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清朝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只剩下一半了。皇帝和太后能够保持一定的中央政府权威，不是因为北京的八旗军队实力强大，而是因为各地的总督派系不同，实力基础也不同，相互之间有矛盾。清朝皇室利用残存的封建制度，保持了对总督和巡抚的信息落差，维护权力平衡，让每一个地方实力派都确认带头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才能继续统治，才能能够让北京政府保留了一部分人事权和财定权。
按照常见的说法，在义和团事件期间，南方的总督巡抚没有和外国开战，反而搞起了东南互保。其中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公开宣布：“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带动了其他总督附和。
但是李鸿章的原话是带有时间标志的：“念无九朝，粤断不奉。”从时间顺序来看，这份电报当时并不是拒绝开战，只是基于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反对武装义和团，更不等于号召其他总督结成联盟，与外国政府谈判。
在皇帝和太后都失去联系的时候，各地总督宣称李鸿章是自己的带头人，甚至考虑推举李鸿章做中国总统，这并不是说明秩序崩溃，而是说明太平天国里来的旧秩序还在发挥作用，所以各个地方实力派会相互观望，互不信任，都希望有老资格的官员出来承担变革的风险。至于说李鸿章作为有资历的带头人，能否凭借一封电报就压服其他的总督，能否建立一个新国家，这反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可能是一个负面因素。
如果要各地的总督巡抚更进一步，公开质疑中央政府已经发出的战争立场，以政府的名义和外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李鸿章的电报还远远不够。需要有人主动出面，去打破实力派之间的猜疑，让他们相信联合行动的风险低，合法性高，不会导致其中一方被吞并，或者是被抛出来事后追责。
这时候，赵凤昌趁着慈禧在逃亡途中，北京和南方的消息断绝，在上海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
“杨电，两宫西幸，有旨敕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
所谓庚申就是1860年，当时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咸丰皇帝逃到了承德，但是并没有因此命令全国军队都来北京决战。所以这封假电报的主题，首先是停战。
庆邸就是庆亲王奕劻，留下和各国谈判。这也和1860年是一样的。当时的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和英法联军谈判，所以假电报的第二层信息是议和。
然后还有一句话：“是各督抚力保疆土。”就是告诉南方这些实权派，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不丢土地，其他事情你们自己决定，反正之前你们也不是全听朝廷的。
有了这封电报发售的圣旨，南方的总督，包括李鸿章在内，就有充足的理由去搞东南互保了。
但是张之洞也不是好忽悠的。一年之前的1899年，他刚刚在武汉亲自审问了冒充光绪皇帝的犯人，敢于自己拍板，判死刑。对于这么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他立刻回电报，问信息从哪里来。
这时候赵凤昌找到了盛宣怀，和他约定两件事。一是拉盛宣怀下水，要求盛宣怀承认，也从外国渠道得到了同样的信息。二是要求盛宣怀转发电报给其他总督，就说赵凤昌和张之洞都已经接到了圣旨电报，希望其他总督也服从命令。
这时候盛宣怀还有几分顾忌，说你“怎么敢凭空造圣旨，还是发给中国最强大的几个总督的圣旨？”
赵凤昌回答说：
“逆旨亡国则不可，逆旨救国则何碍？且既承杨电，既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各督抚凭此电已按各省人心，惟依匪细，否则两宫消息渺然，督抚既无地位，何以对人民？”
除了这段话之外，赵凤昌还和盛宣怀做了什么交易，无据可查。但是盛宣怀确实按照赵凤昌的建议去做了。赵凤昌这才给张之洞回电报，说消息来自于洋人，盛宣怀也收到了，而且已经转发各省，确凿可信。
有了这份假圣旨，南方的总督巡抚不再顾忌未来被追究责任，也不需要相互推举一个单风险的出头鸟，因此快速串联起来，受权上海道余联沅为谈判代表，和各国领事谈判，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承认南方各省的中立地位，也承诺保护外国的租界和外国企业。
在签约之前，美国领事问：“余道台你坐在这里签约，能代表中国政府吗？能代表中国皇帝吗？”盛宣怀在旁边，告诉余联沅回复：“谈判行为的定性是：奏明办理。”含糊的解释了合法性，双方顺利签约。
赵凤昌敢于凭空编造圣旨，欺骗南方四五个总督巡抚，影响了重大决策，原因还是前面说的信息差。
他在编造圣旨的时候，身在上海，但是能够准确掌握北京的情况。赵凤昌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在逃亡，而且带上了庆亲王奕劻。逃亡途中不能发电报，就算慈禧在某个偏僻的电报站发了电报，也不能证明自己就是太后。所以他很确信，一两个星期之内，不会有更权威的消息可以反驳假圣旨，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去指导东南互保的既成事实。
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命令奕劻回北京谈判，这条情报也被赵凤昌第一时间拿到，所以他确信自己的假圣旨，不仅符合南方总督的利益，而且大概率会得到皇帝和太后的追认。至于说赵凤昌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这些情报，无从考证。
从他留下的记录来看，前面提到的赵小山，或者说庆宽，肯定是信息来源之一。1899年，庆宽被慈禧太后派到日本考察，传闻他的秘密任务是刺杀康有为。这个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是他完成了另外一个官方任务，就是转交一份密码本，在中日两国元首之间建立最底线的通讯渠道，为此也和日本官员有了私交。
慈禧从北京逃亡的时候，赵小山被留在北京，他先被八国联军抢劫，然后很快就被日本情报人员找到，要求他去接庆亲王回北京谈判。他立刻就把消息传递给赵凤昌，甚至可能借用了日本的军用通信体系。
从结果来看，赵凤昌编造的“力保疆土”四字，确实有了效果。在英国舰队已经准备动手的情况下，南方总督私下和外国签约，并没有导致割地赔款，最起码要比辛丑条约赔出去4亿两，还允许外国军队在环渤海地区驻军要强多了。而且慈禧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庆亲王和李鸿章，人事安排也和假圣旨的判断完全一样。
无论是看面子还是看里子，清朝统治者都只能默认假圣旨的真实性。所以1901年底，慈禧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不仅没有追查假圣旨事件，还下令要奖励南方的功臣。盛宣怀因此得到了太子少保头衔，有资格担任各部的尚书和侍郎，进入了清朝决策层。
赵凤昌也没有被忘记，慈禧从北京逃出来，最终选择的落脚点是西安，由陕西布政使端方接驾。端方很快就升到了正式的巡抚，甚至代理了两江总督。他邀请赵凤昌再次做官，被客气的拒绝了。后来，赵尔巽去担任东三省的总督，专门上奏折，要求撤销赵凤昌的处分，调到东三省做准省级官员，赵凤昌还是拒绝。
对于一个写假圣旨也能改变全国政治格局的人来说，清朝的官职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与清朝覆灭
接下来几年，赵凤昌忙于前面提到的立宪运动。他能够把立宪派的宣传材料直接送进慈禧的书房，同时也和革命党保持了礼貌的联系。
1911年10月10日，赵凤昌正在上海租界的酒局上应酬，忽然接到一封来自湖北的电报，让他成为长江下游第一个知道武昌起义消息的人。
这时候沿长江的电报还畅通，他亲自动手发电报，问自己的亲信，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堉，武昌的情况怎么样。在电报线被切断之前，朱文堉给出了最清晰的答复，新军占领武昌，湖广总督瑞澂已经逃走。赵凤昌凭借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判断，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他立刻去开始着手准备清朝的葬礼，向全国发信，宣布要组织临时国会。
11月6日，赵凤昌的同事兼同乡屠寄，带着自己的儿子革命党屠宽，在常州发动起义，控制了家乡常州城。
这时候赵凤昌已经意识到，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是未来的决定性力量，唐绍仪可能是沟通南洋和北洋的关键人物。他给唐绍仪发了私人电报，要求他不要再接受清朝的官方任命，留着自己的自由身份，准备担负更重要的职务。同时，赵凤昌的小舅子洪述祖，以袁世凯侍从的名义发来电报，表示袁世凯愿意配合革命党，逼清朝皇帝退位。
11月12日，赵凤昌和张謇联合发公开信，邀请全国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代表来上海开会，会场就设在赵凤昌的私宅，辛垌。11月15日，部分代表到场，自称是临时政府筹备会议。
之前的11月8日，驻南京的南洋第九镇新军兵变失败，被赶出了南京地区。被强迫领导起义的黎元洪，也逐渐在武汉恢复了理智，要求各省代表来武汉开会，组织新政府。黄兴前往武汉帮忙组织防御，确认了武汉政府的相对优势地位，上海的临时政府筹备会暂时被边缘化了。
政治上的争议，被军事行动解决。南洋第九镇的统制官徐绍贞，在战败之后前往上海，在政治上服从临时政府筹备会。在革命党和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之下，各省援军会集南京，都由徐绍贞指挥。11月下旬，革命军反攻南京，在12月2日赶走了总督张人骏和江防军司令张勋，完全占领了南京。同时，北洋军在武汉方面发动进攻，11月27日占领了汉阳。湖北的革命军回到了起义第一天的状态，武汉三镇只能控制长江南岸的武昌。
所以12月初，本来已经前往武汉的各省代表，决定离开武汉，前往安全的南京和上海，这让长江下游的政治力量发言权快速提升。
12月4日，赵凤昌设计的五色旗，被部分代表接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12月8日，唐绍仪代表清朝，也代表北洋集团南下交涉。
12月15日，各省代表初步达成共识，如果袁世凯能够带领北洋集团支持中华民国，可以考虑让袁世凯来当国家元首。12月18日，唐绍仪跟着各省代表到了长江下游，在上海租界和南方的总代表伍廷芳见面。但是伍廷芳并非革命党，也不算民间的立宪派，他长期和北洋集团合作，甚至还举报过革命党，只是因为伍廷芳熟悉外交工作，而且上海独立的时候恰好也在上海养老，所以他偶然的卷入革命，成为南方的代表。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白天谈判的时候，唐绍仪和伍廷芳在英国人提供的场地，谈一些琐碎的小事。到了晚上，唐绍仪去赵凤昌家，也就是辛垌，表达北洋集团的核心诉求，再由赵凤昌转达给立宪派或者是同盟会。
12月25日，孙中山坐船到达上海，立刻去了赵凤昌的辛垌，了解国内的政治局势。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当时全国已有14个省独立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当总统也没有让局势变得更坏。但是对于北洋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公开挑战，说明南方的代表不一定接受北洋集团掌握中央权力。
所以1912年1月2日，袁世凯给孙中山发电报，表示自己对共和制度还有所怀疑。同时，北洋系的军官联合向全国通电，表示要消灭南方的临时政府。
张謇是袁世凯的旧相识，在考中状元之前，名份上就是袁世凯的老师。这时候赵凤昌请张謇对袁世凯解释，说孙中山现在只是临时元首，只要袁世凯愿意加入民国的政治体系，元首问题完全可以谈，缓和了南北矛盾。
当然就算袁世凯当总统，南方革命党的发言权也不可能被忽视，需要在政府里面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之前，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仿照美国体制，不设总理。赵凤昌这个时候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就是袁世凯当总统，除了要让一部分立宪派和革命党当部长，还要任命一个南北双方都认可的国务总理。赵凤昌认为，这个总理必须是唐绍仪。
前面提到过，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核心成员，被袁世凯信任。1894年，赵凤昌曾经说服张之洞，让唐绍仪到南洋体系工作，所以在北洋体系内部，唐绍仪和南方立宪派的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唐绍仪的家乡是广东香山，和孙中山算是老乡，两家的祖宅距离都有10公里。对于孙中山来说，也是不错的政治盟友。
最后，为了让孙中山之外的革命党能够接受唐绍仪，赵凤昌对孙中山和黄兴保证，他愿意劝说唐绍仪，先加入同盟会，再以革命党的身份来当袁世凯政府的总理。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赵凤昌提出建议之后，孙中山和黄兴立刻就鼓掌赞同。赵凤昌因此间接提名了民国第一任总理。
这还不算，最近几年有人整理了赵凤昌留下的文件，发现了赵凤昌建议的内阁名单草稿，和最后的任命大致是重合的，所以北洋政府的第一任内阁，也算是赵凤昌提名的。
南北的实力派达成一致之后，那就只剩一个问题了：怎么给清朝办葬礼？赵凤昌对此也早有准备。1911年10月底，武汉还在激烈战斗，他就让小舅子洪述祖写了一份退位诏书。袁世凯当时就是拿着这份备用的诏书，去吓唬摄政王载沣辞职的。
但是洪述祖作为一个落地秀才，写诏书的水平还是要差一些。到了12月底，孙中山的秘书长胡汉民建议，状元张謇来出手，写了一份筹备退位的诏书草稿，由唐绍仪发到北方。修改之后，隆裕太后的12月28日盖章发出。这份草稿就放在赵凤昌的书房，现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1912年初，南北双方确认了让袁世凯接任总统之后，张謇又替宣统皇帝写了正式的退位诏书，转交袁世凯，强迫隆裕太后接受，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清朝最后一份官方文件。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意。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已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根据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冯自由回忆，这份诏书还是在赵凤昌的辛垌写的。在场的立宪派赵凤昌，北洋系的唐绍仪，以及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代表，都插入了自己的观点，所以他的诏书同时包含了立宪派、革命党和北洋集团的诉求，反而不像是清朝皇帝的语气。
激流勇退与历史的注脚
在赵凤昌主持或者参与了三份真假诏书的编修之后，清朝灭亡了。这时候赵凤昌56岁，比袁世凯大三岁，比唐绍仪大六岁，比孙中山大十岁，比第一任司法总长伍廷芳还要小四岁。
历史证明，赵凤昌接下来还有26年的寿命，而且一直到去世之前，都能保持清晰的思考。在民国成立的1912年初，虽然不能说赵凤昌算是年富力强，但是他绝对还有能力去当一两届的高级官员。
考虑到赵凤昌勾兑南北谈判的功劳，也考虑到赵凤昌深不可测的情报搜集能力，孙中山和袁世凯都表达了明确的笼络意向，要求他加入政府。但是赵凤昌拒绝了所有的要求，表示要留在上海，继续做平民。
赵凤昌在清末拒绝出任官员，原因可能是不看好清朝的前途，也担心自己编造诏书的行为被清算。1912年，他连续拒绝了两个民国总统的邀请，原因不好随便猜测，但是我个人分析，赵凤昌的情报优势确实在19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如果他还想强行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时代就很容易翻车。他是一个聪明人，激流勇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作为对比案例，他的小舅子洪述祖，坚持留在官场投机，下场就不太好。
和赵凤昌的履历类似，洪述祖考中秀才之后，没有继续走科举路线，而是外出当幕僚，也曾经在湖北发展，也曾经被定罪弹劾。1910年，洪述祖和曾经的赵凤昌一样，被北洋系抛出来，当做了官场弃子。同时，北洋高官也念他一份人情，让他保留了个人财产和私人关系网。
所以1911年南北谈判的时候，洪述祖没有边缘化，而是在北京奔走，积极发挥作用。他和在上海的赵凤昌合作，通过电报交流，向两边的决策者提供关键信息，甚至有资格去写退位诏书的草稿，直接参与了最机密的决策。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洪述祖不是选择的功成身退，回到天津的租界享受人生，而是先当了袁世凯的随员，再跟随内务总长赵秉钧，出任了内务部的秘书。
民国初期袁世凯和南方国民党的斗争，后面还会详细介绍。这里和洪述祖相关的故事，就是他不甘心只做秘书、会办这些辅助岗位，总想凭个人关系再做一件大事，突破到统治集团的顶层。为此，他再次实践了戴笠对军统成员的要求：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
1913年3月，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心思，在没有得到明确命令的时候，就雇佣了有青帮背景的应桂馨，找到了退伍军官武士英出手，在上海火车站打死了宋教仁。他自以为是替袁世凯除掉了最大对手，应该得到奖赏。
宋教仁之死，彻底破坏了南北合作的可能性。南方多数革命党就此放弃了议会斗争，利用辛亥革命前后掌握的军队，发起二次革命，要推翻袁世凯。
赵凤昌知道宋教仁被刺杀之后，立刻召集了上海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温和派，要安抚情绪，希望能避免战争。但是枪手武士英跑到了应桂馨家里去躲藏，法租界的巡捕调查案件的时候，在应桂馨家里找到了洪述祖的密信，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赵凤昌作为洪述祖的近亲，对南北两方面都无法证明自己置身事外，只能放弃调解，眼看着南北开战。这可能是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对中国政治变化无从下手。1917年，洪述祖被逮捕，1919年被判死刑，成为了民国第一个被新式绞刑架杀死的罪犯。
这时候袁世凯早就死了，北洋集团打内战在争夺总统位置，南方爆发了护法运动，要求北洋集团交出政权。1919年初，南北的代表在上海谈判，讨论护法战争的停战问题。赵凤昌作为双方都认可的朋友，再次成为中立代表，帮助双方沟通意见。
但是北方的徐世昌和段祺瑞不能约束北洋军队，南方的孙中山和唐继尧也约束不了各省的军阀力量，所以双方不断增加琐碎的条款，谈判旷日持久。
这一拖，就拖到了1919年的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从此中国政治升级到了新的国民革命层次，小圈子的密谋谈判自然中断。赵凤昌心灰意冷，退出政治圈，只参加文化活动，低调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9年。
赵凤昌家族的传承
赵凤昌的儿子叫赵尊岳，1898年出生，这时候赵凤昌已经42岁了，以当时的标准，算是高龄得子，格外宠爱。赵尊岳到南洋公学读书，与老师的意见不合，退学回家。赵凤昌也不责备，只是给他安排了家庭教师。赵凤昌还给儿子介绍了很多名人朋友，其中一个是汪精卫。
赵尊岳从出生开始，就住在上海租界的豪宅，家里不缺钱，熟悉各种现代享受，根本就不知道离开繁华的大都市怎样生活。凭借父亲介绍的名人网络，他在申报当高级的撰稿人，题材源源不断，也根本无法想象到信息闭塞的西部山区怎么生活。所以，到日本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之后，他不仅不想去重庆，甚至连香港都不想去，很自然的就跟随汪精卫，加入了南京伪政府。甚至在汪精卫死后，1944年末，赵尊岳还接受了陈公博的任命，接替林柏生，成为伪政府行政院的宣传部长。
1945年抗战结束，赵尊岳和林柏生都作为重量级的汉奸被捕，林柏生被判了死刑。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还记得赵凤昌的人情，给赵尊岳留了一条命，只判无期徒刑，但是家产要全部充公，其中包括了历史遗迹辛垌。1949年，趁着解放战争的混乱，赵尊岳出狱，到东南亚去避难，当了中文教师谋生，直到1965年死了。
赵凤昌的另一个知名后代是小女儿赵志道。1911年的时候，赵凤昌是上海第一个接到武昌起义信息的人。这时候他的小女儿赵志道正在中西女塾，也就是现在的第三女子中学读书。赵志道在学校里面接受了现代意识形态，模糊的认识到国民革命的概念，第一批报名红十字会救护队，要去武昌参加革命军。带队的同盟会医学专家张竹君女士认识赵志道，不敢做主，通知赵凤昌来接人。没有想到，赵凤昌直接把女儿的行李带到了客船上，又给赵志道留了旅费，支持女儿上前线。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赵凤昌送赵志道去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和宋美龄做同学。赵志道在美国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杨权，自由恋爱结婚。杨权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别名，杨杏佛。回国之后，杨杏佛继续给孙中山当秘书。孙中山去世之后，杨杏佛跟随宋庆龄，支持共产主义革命。因为秘密工作不能对家人解释，赵志道猜疑他和他同龄的宋庆龄有恋爱关系，请律师离婚。离婚之后，两个人继续保持了友好关系，儿子杨小佛、杨承，由赵志道来抚养，杨杏佛出抚养费，每周末来探望。
1931年前后，杨杏佛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蒋介石知道杨杏佛是江西人，也知道他与共产党方面关系好，就支持他以回乡的名义考察红军，希望能面带一点情报出来。
采访红军之后，杨杏佛回到上海，在自力西报发表通讯，英文标题是“The Present of Chinese Communist”，直译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内容是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但是中文标题是“是祸与中国的存亡”，应付了蒋介石的要求。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详细报道。
蒋介石发现自己被骗，因此确信杨杏佛肯定是共产党。但是蒋介石没有证据，不能用公开手段抓人，就选择了暗杀手段，顺便警告宋庆龄。1933年，杨杏佛坐车接儿子杨小佛过周末，路上被军统枪手伏击。杨杏佛没想到军统敢在租界杀人，只来得及掩护杨小佛，自己被打死。
鲁迅出席了杨小佛的追悼会，还写了著名的哀悼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同时，江西苏维埃政权也纪念杨杏佛牺牲，潘汉年还在苏维埃的官方报纸红色中华上写悼念文章。毛泽东到晚年都经常反复背诵鲁迅给杨杏佛的诗句。
杨杏佛死后，赵志道一直未婚，抚养子巨长大。杨承比较低调。杨小佛后来当了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最迟到10年前，杨小佛还频繁的和历史研究者聊天。2019年，101岁的杨小佛继续出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接受了解放日报采访。到了2025年，他已经107岁了，依然健在，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见证人。
杨小佛很受赵凤昌的宠爱，经常去赵凤昌的辛垌。据他回忆，赵凤昌把几十年积累的往来书信和相关资料都存在书房，其中还包括了他额外收集的一些文物，比如说胡林翼当湖北巡抚期间的亲笔文件。晚年的赵凤昌把这些资料装裱成一套书，一个人在书房里面默默的翻阅。
这套文件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09册赵凤昌庋藏，原件当然是文物，但是内容已经整理出版了。如果你对赵凤昌感兴趣，可以看看附近的公立图书馆有没有这套书。
历史的必然性与赵凤昌的定位
回头看赵凤昌这一辈子，1949年的开国副总理黄炎培有一句评价：“40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
说40年或许是略有夸张，但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再到1905年的晚清立宪，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之前的南北对抗，赵凤昌至少积极活动了25年时间。期间不仅是东南地区，整个国家的重大事件都绕不过他赵凤昌。这已经不能用个人能力或者巧合来解释了，必须要先理解赵凤昌个人的时代与阶级定位，才能解释他在历史风口浪中的作用。
赵凤昌的第一个定位是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现代的现代人。
当代的很多古装电影，或者是古代世界为背景的小说，都会模仿诸葛亮、刘伯温的演义小说形象，设定一种隐居山间，但是无所不知的谋士角色，一旦出山做事，就是算无遗策的军师。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中找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必然生活在清末到民国时代，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有人占据电讯网络的枢纽，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情报。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有大多数人被隔绝在电讯网络之外，行动迟钝，成为少数人随意操纵的棋子。早几十年，晚十几年，都没有赵凤昌作横天下的空间。
赵凤昌的第二个定位来自于他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假圣旨。
有假圣旨就有真的圣旨，也就是皇帝发布的命令。但是皇帝或者太后的命令就一定有约束力吗？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历史证明，不一定。
和晚清的慈禧时代最像的历史阶段，当然是武则天当女皇的武周唐朝。当时武则天绕过了正常程序下命令，被宰相刘祎之批评：“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凤阁鸾台就是中书省和门下省，替皇帝治理天下的决策机构，所以宰相明知是皇帝的命令，也有抵制的胆量。后来宋朝的文彦博，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证明皇帝只是地主集团的总代表，如果地主集团集体抵制，皇帝的命令就是一句笑话。
清朝号称皇帝的集权程度达到了历代最高峰，以至于没有正式宰相，只有按照皇帝意图办事的军机处。但是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治理几亿人口的国家，皇帝也不可能每一代都是精明强干。只要皇帝建立了军机处发布命令的程序，就必然会被基层看作圣旨合法性的来源。
赵凤昌在1900年敢于造假圣旨，推动东南互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只带了少数随从出逃，不仅用不上电报机，也没有军机处的机构证明他们统治国家的资格。后来军机大臣王文韶带着军机处的印章，步行追到了河北怀来县，这才让慈禧逐步恢复了权力。
清朝最后10年，太后和摄政王已经默认军机大臣类似历史上宰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理皇权。张之洞、左宗棠这些地方的实权大臣先后进入军机处，就是皇权对于现行权力结构的妥协和承认。他们能够直接受事，面命，所以和唐朝的士家宰相一样，通过副署文件，让圣旨变成可以执行的命令。
晚清的局面和古代王朝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遇到了现代化冲击。外面有帝国主义，在借助买办集团经济入侵的同时，也提供了稳定的关税。内部也有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在替皇帝收税的同时，要求更多的权力。
古代王朝的皇帝，要和士家出身的宰相分享皇权。之前几十年的清朝皇帝和太后，要和士大夫出身的军阀去分享皇权。进入20世纪之后，皇帝和摄政王也必须尊重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以及熟悉帝国主义需求的买办。如果圣旨和这两个集团的集体意志相反，就算是皇帝的亲笔文件，也只能算是假圣旨。
赵凤昌和他的老朋友盛宣怀，分别就是新地主和买办这两个阶层最典型的代表。
赵凤昌的出身是沿海商人家庭，靠捐官进入仕途，背靠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城市，也和各地的总督巡抚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藩王或者将军，始终谨慎的和同一阶层、同一社会集团保持了同一观点，地位反而不断提高。当1900年天下大乱的时候，赵凤昌和盛宣怀先询问了帝国主义外交官的需求，再去调查各地总督的立场，最后通过电报达成了一致意见。到了这一步，就算是凭空编造的假圣旨，客观上也是真圣旨了，所以慈禧太后必须追认假圣旨的真实性。
但是清末和民国社会，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地主阶级在没落，新的资产阶级缺乏发展空间。所以赵凤昌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并不代表一个新兴向上的社会集团。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压力越来越大，以及新一代的封建军阀占据国家权力，赵凤昌和他的朋友，反而逐渐边缘化了。他的小舅子洪述祖被绞刑架吊死，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新的形势，误以为自己可以上台当主角。
前面有提到赵凤昌的晚年不参与政治，一个人孤独的在书房翻看过去几十年的书信。这个场景发生在1937年。当时杨小佛为了躲避淞沪会战的混乱，被迫躲到了辛垌，和外祖父住在一起，看到了他的晚年生活。
辛垌在公共租界的核心地段，很安全，但是两公里之外就是四行仓库。南京的新军阀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打得天翻地覆，赵凤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拿出一个房间给自己的外孙避难，自己去回顾之前几十年的往事逃避现实。这就是民国时代地主和资产阶级地位的一个缩影。
尾声：保路运动的深层逻辑
赵凤昌的一生到这里介绍完了。上一期免费的番外篇主题是苏报案。我们这个节目，把这些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放在免费的支线，更多的篇幅用来描述历史的主线，以及主线背后的关键历史条件。
比如说前面两期节目介绍保路运动，加起来一个多小时，只有不到十分钟直接介绍保路运动本身的发展，比描述三峡地理的段落还要短。这是因为保路运动具体的发展方式只是一个结果，四川的半封闭地理特征，才是给历史提供必然性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四川的地理特征和保路运动有这样几个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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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的内陆省份相比，四川在地理上半封闭，只有三峡一条水路能够保持商业交易，所以迫切需要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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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航道长期没有整治，到1900年前后才有轮船进入，所以四川的经济环境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相似性，也有更保守的差异性。所以在1911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四川更符合中间地带的定义，更容易孕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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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报不成网络的时代，四川对外的希冀沟通很容易被破坏。切断电报线，封闭三峡几十米宽的水道，四川就变成了地理孤岛，导致清朝政府误判了四川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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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但是只有一条轮船可用，蜀通号轮船的搁浅，导致清朝在长江沿岸最可靠的新军部队卡在半路，错过了两个省的关键时间节点。
在这些历史背景下，一些更有故事性的变化，比如说铁路公司因为橡胶股票亏损，比如说总督赵尔丰作风粗暴，这反而是我刻意忽略的因素。我想表达的概念是，就算是橡胶股票赚到了钱，就算赵尔丰换成了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保路运动也迟早要来，这个大清还是要亡。
如果观众喜欢这种强调逻辑和深层必然性的历史叙事，欢迎充电收看我们的民国史节目。过去两个月，我们每个月都更新一个半小时以上的精品内容，今后也尽量要保持当前的更新速度。
感谢各位收看，民国史系列赵凤昌番外篇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要回归主题，讲辛亥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