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947】最大的抗日战场 在小学黑板上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94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抗战期间教育的逆势增长与各方投入

明天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更准确地说，80年前的今天，日本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投降。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我理解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一度控制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包括大多数平原地区，占领区的人口接近中国一半。在控制了中国中部的飞机厂之后，日本轰炸机向西部飞行，反复轰炸昆明、西昌、成都、兰州，1941年甚至轰炸过西宁。只有新疆和西藏这两个省份没有被直接攻击。

在全面的战乱状态下，中国的大城市多数被占领，工商业萧条，农业产量也下降了15%左右。但是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军事部门之外，还有教育产业也出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当时的统计工作比较粗糙，但是不同口径的数据都显示，1945年的学生数量明显超出了全面抗战之前最高峰的1936年。取最保守的数据，而且很有可能是忽略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数据，1936年，全国的小学生1836万，到了1945年就增加到2183万，增加了18%。

其他层次的学校也在扩张。1936年，全国在校中学生50到60万，到了19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达到120万，某些数据显示可能是150万。大学生从4万增加到8万。

增加比例最大的学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1937年，全国师范在校生不超过5万，到了1945年至少是20万，有的数据显示达到了25万左右。

中国的教育部门在战争年代增长，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努力，我先说客观有利因素。

教育行业的主要成本是人力。之前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力。战争爆发之后，沿海的工商业都受到打击，减少了受教育人口的就业选项，降低了他们的收入预期。这反而增加了内陆教育部门的人力供应，至少让中学生更愿意进入师范学校。

教育部门的第二个成本是教室和学校建设。这也不难解决，因为传统中国留下了大量的宗教场地，比如说寺庙、祠堂，甚至还有附属的庙产和祭田。在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有更强的理由去改良农村，征用这些财产改成学校。一直到解放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学生还普遍在寺庙的大厅里面读小学。

这些有利条件给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战乱年代，知识分子和教师应该是全国流动，理论上来说，各个省份的受教育水平应该是同步提升。另外，大量的知识分子从日本占领区向内地逃亡，应该会大幅度降低中东部省份的入学率。

但是统计数据显示，抗战结束以后，小学生数量排名靠前的几个省是河北、山东、四川、湖南、辽宁、河南。另外，山西、吉林、黑龙江这几个省也排进了前十名。当然河北并不是中国第一大省，辽宁只有1800万人口，吉林、黑龙江和山西都是人口1000万左右的小省。这些省份的小学教育超前发展似乎说明，在日本占领区和中日军队交错控制的省份，战争并没有导致教师数量下降，也不影响教育投资，所以小学教育发展很快，超出了本地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带动整个国家的小学生数量都明显增长。

现在教育的投资动力或者来自于市场需求，或者来自政府强制。抗日战争期间的经济增长亮点不多，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权，比如说国民党、共产党、地方军阀、日本占领军和伪政权，都认为小学教育可以帮助自己赢得战争，所以愿意向教育部门投入资源。

1938年底，在武汉和广州沦陷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一直到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的战略都是退到西部山区，凭借几百万的兵力消极防守。日本的正面战场上只是在武汉附近放了一个第11军负责进攻，其他的部队都是分区域守卫部队，甚至把马车和汽车都调给其他战场，放弃了长距离的机动能力。日本兵力当时主要的功能是对付本地的游击队。

在华北的敌后战场，日本进攻的极限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但哪怕是损失最大的冀中平原根据地，最弱小的时候，八路军的地盘号称可以被日本人一枪打穿，还是坚持到了日本军队用尽后勤资源，退回铁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没有消灭任何一个相当于副省级行政区的抗日根据地。

反过来说，在日本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前，八路军也没有收复任何县城以上的城市。张家口和烟台这两个中等城市，都是在日本天皇认输之后，趁着日本军队士气崩溃才抢下来的。

在这种长期相持状态下，各方面都意识到，靠当下的军事实力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长期经营控制区，动员新一代人的力量才有可能赢得战争。小学教育是改变新一代人立场的最重要工具，所以主战场从野外转移到学校，各方面都要争夺黑板上的教学内容。

和中国相比，日本当然是小国，所以很多人会认为，长期对抗中国必胜，不用担心人力资源的消耗。这个判断放在30年代初是合理的。但是到了40年代初，哪怕是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日本帝国主义的地盘和人口已经不能用小国来形容了。

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进攻，保持到1943年初瓜岛战役结束。1942年，算上本土，日本已经控制了65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多数都是降水充沛的沿海富裕地区。当时日本本土是7200万人口，再加上在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占领区人口，总数接近4亿。比土地或者比人口，日本都超过了中国剩下的地区。

所以日本当时也有长期经营西太平洋帝国的想法，至少不能让占领区的人口变成自己的累赘。睡前消息486期介绍过印度人钱德拉·鲍斯，他在二战期间站到了日本人一方，以反西方帝国主义的名义，在英国的军队俘虏中挑选了印度士兵，建立了三个战斗力还不错的师，跟着日本军队一路打赢了印度本土。

在印度及乡，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和日本结盟，赶走英国和荷兰的殖民者。印尼独立之后第一任总统苏加诺，1942年就在日本占领区公开活动，1945年6月他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表了建国原则。这些联系延续到二战之后，就是上周945期节目提到的现状，印尼长期欢迎日本投资，也喜欢日本文化，连游行示威都要用海贼王的骷髅旗做标志。

日本侵略者当然希望中国的占领区也有类似的盟友。所以无论是中国抗日政权，还是日本占领区或者日本支持的伪政府，都愿意投资教育，至少是基础教育。

回头看前面的数据，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小学生数量增长了20%左右，大学生增长100%，而师范生的数量至少增加了300%。这些新增的师范教育，就是各方面力量为教学主战场准备的军校，或者说兵工厂。

具体看中国各地区的教育数据，可以看到教育投资的明显效果。1936年，主力红军到达之前，陕甘宁只有120个小学，2000多个学生。到了1942年，小学增加到1314所，学生是43600人。

陕甘宁地区算是西北地区的后方了。在前方河北抗日根据地，往往是县城和交通线被日本控制，八路军只能在农村地区活动，但是教育规模依然快速增长。比如说被授予模范抗日根据地称号的晋察冀地区，1940年有40万小学生，上级的验收标准是：一村一初小，一区一高小。

所谓初小和高小就是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这里的区是副县级单位，往往是围绕着日本军队占领的县城，把一个县分成几部分。抗战初期，因为资源不足，学制一度压缩到初小两年、高小两年。到了1942年，顶住日本最后的全面进攻之后，抗日根据地恢复到小学六年制。

晋察冀和陕甘宁都是比较贫穷的山区，在抗日政权本地化之后，入学率主要的限制已经不是日本人，而是当地的经济水平。在比较富裕的平原地区，入学率还有更高。比如说冀鲁豫根据地的优厚县，可以保证适龄儿童90%可以读两年以上的初级小学，普通的县也能追求60%的入学率。1941年统计，冀中地区初级小学的女生比例已经达到了43%，完全颠覆了农业社会的习惯。所以八路军能够在平原地区挖地道，靠人民的支持顶住1942年的大扫荡。

山东的八路军除了控制一部分平原地区，还控制了一部分招远金矿，财政比较充足。请静静帮我读一下1941年山东根据地的教育文件。

关于1941年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已建立民主政权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区，要赶上战前水平，平均至少1000居民就有一处小学，30%以上的学龄儿童被吸收入学，全县至少有完全小学一处，有余者加倍发展。落后地区要平均每五个村庄就有一处小学。在质量上，统一学制，一律实行222制。统一教材，一律采用战工会文教委员会编撰或审定，由大众印书馆出版的教材。在该馆尚未能大量供给前，各区可根据战工会制定课程标准，以行政区为单位统一编撰教材。统一小学行政，健全组织制度，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在完全小学内，一律实行导生制。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教育经费的决定：小学教职员生活费，一，每人每日粮食二斤四两，由救国公粮中按月发给。二，生活费包括菜金、服装，每人每月初小正教员十元，代用教员八元，高小正教员十四元，代用教员十二元。

当时民年通行每斤16两制，粮食都按照没有去麸皮的原粮计算。山东一线作战部队每天的粮食标准是二斤八两。二线的后勤和机关单位是每天二斤六两。普通教师能够给到二斤四两，和军队的标准相差只有几十克了。同时，正式的教师每个月至少十元津贴，明显要高于八路军的中层军官。

河北根据地的财力就不如山东，普遍规定是：教师的吃穿和政府干部一致，津贴是校长每个月八元，教师六元，也达到了中层军官水平。

教师的待遇按照军队标准发放，原因是教师也宣誓承担了类似于军队的风险。日本军队下乡扫荡，教师是重点目标之一。很多学校都是听到枪声就解散，或者转移，教具由学生分散保管。在太行山区的学校，黑板都会做成可拆卸的，分成多块木板，一旦解散，每个学生带一块走。

在国民党控制的牢固后方，战争压力比较小，虽然教育投入力度不大，但是规模也有明显扩张。1937年，陕西国民党控制区有1.16万中学生，到了1940年就增加到3万多。国民党教育部宣布，到了抗战中期，湖南、河南、广西、四川和陕西五个省，已经做到了一保一校。

战时的保甲制度规定，10到30户为一甲，10到30甲为一保。按照平均值来说，每保20乘20等于400户。这说明小学基本上普及到了中等村落。

在国民党半独立的军阀控制地区，小学教育的发展似乎比平均水平还要高一些。广西省1933年有65万小学生，到了1940年增加到160万。阎锡山从太原逃出来，跑到了壶口瀑布附近的山区，只剩下不到十个县的地盘，但是他带上了省城的大多数教育资源，成立四到五个高水平的省立小学。

日本占领区的小学教育规模，占领初期是下降的。但是从华北地区的县志来看，到1945年为止，小学生的入学数量普遍又比1936年要多，小学教师的收入还相对更稳定了。至于说东北的伪满洲国区域，学生数量有三倍以上的增长，通铁路的地区已经在考虑普及小学六年教育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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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

这些小学教育体系之间，有激烈的渗透和反渗透。

日本方面的做法比较粗暴，主要是派出军队，破坏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小学，还让伪政府的宣传机构散发各种谣言，说八路军的小学从来不教文化课，只教军事课。或者有汉奸所维护封建秩序的角度去攻击抗日教育，说破坏了伦理，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孝顺，阻止父母送孩子去上学。

在八路军方面，主要的对策是在游击区和日占区成立两面小学，允许教师在伪政权的教育局领工资，但是要用两套教材。日本人检查的时候，要假装学日语，读儒家经典，平时就要学抗日教材。

国民党在全国设置了50个教育指导区，都对应日本占领区域，派出教育官员在日占区秘密巡视，带着武装人员检查，要求教师秘密宣誓抵制日本教育，其中表现最好的可以发一份津贴。

甚至地方军阀政权也要有自己的地下教育体系。在阎锡山撤出太原之后，要求沦陷区每个村都要安排教育工作员，抵制日本的课程。虽然国民党方面的敌后游击战没有什么效果，但至少在教育系统，日占区的巡视员效果还不错，吸引了沦陷区的上百万毕业生到西部后方学校升学。

以上这些措施都是现实中的物质力量对抗。教育和文化作为无形力量，最擅长的并不是直接争夺地盘，而是在思想层面收复地盘。这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方面的教科书和宣传材料。

在1944年之前，各个抗日根据地被铁路和公路分开，不能连成一片，教科书也是分别编写的。先进一点的地方有铅字印刷机，落后一点的地方还有油印机和石版印刷机。但无论是哪个共产党根据地，教科书都针对农村根据地的落后现状，形成了三个共同特徵。

首先用大量的篇幅做基本科普，从零开始塑造国家意识，让学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是现代世界体系下的中国公民。第二，大多数抗日课室都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告诉学生普通人可以当英雄，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第三，当时的课文还会包含一定比例的古文，但是大多数是记叙文，或者有明确的革命议论文，基本上不会选科举时代的孔孟经书。

在国民党控制的后方区域，抗日教科书针对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的青年群体也有两个特点。首先，避免讨论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默认国家和古代的封建王朝有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不需要再论证。其次，在这个默认背景之下，积极宣扬古代和当代抵抗侵略的英雄，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比如说文天祥，或者是当代的受教育阶层军官，比如说抗战初期的几个飞行员烈士。

日本占领区的教育导向要分成三个区域来分析。

在华北占领区，虽然伪政权主要控制了大城市和铁路周边的地区，但整体上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没有经历过南方的大革命教育。日本侵略者的目标是北方的农民不要过问现在政治，不要考虑自己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安心种粮食交税。所以伪政权的教育重点，除了为日本侵略者辩护之外，就是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希望农民把伪政权看作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能够把日本侵略看作皇帝换了一个姓氏。很多已经消失的私塾也得到了伪政府教育部门的补贴，重新招生。

按照日本顾问的安排，华北小学的低年级要讲孝经和论语。高年级要讲孟子。中学课本一半篇幅要讲诗经，大学中庸、礼记、左传。针对这些教学计划，八路军在游击区组织两面小学，要事先把过去的私塾搜集课本。日本人到场的时候，就拿出一些旧书去应付检查。

日本人的华南占领区经济相对发达，沿着水路有普遍的民间商业网络，覆盖到中小城镇。而且南京还有一个汪精卫政权，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管理占领区，每年都要去中山陵举办活动。所以南方沦陷区的教育不能简单的搞复古，反而延续了之前的国民党政权政策，继续取消私塾，建立现在的公立学校。日本顾问必须提供更现代的理论来证明统治合法性。

日本人找到的核心论点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1940年，汪精卫刚刚回到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日本就在名义上移交了日本租界的管理权。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派兵进入英美法国的所有租界，也名义上移交给了汪精卫政权，废除了从清朝继承的治外法权。这迫使英美等国也要找重庆的蒋介石政权签协议，宣布要放弃租界和治外法权。

1942年是日本帝国胜利的顶点，也是鸦片战争100周年。为了给汪精卫提供合法性，日本的东宝公司拍摄了电影《鸦片战争》，电影的场景还原了19世纪的广州城，正面的角色是中国的林则徐。日本人想要中国观众相信，中日两国在19世纪具有共同利益，进一步要证明在20世纪继续合作的合理性。

在日本长期占领的东北地区，社会呈现二元结构。一方面，在农村垦荒的农民，往往是关内的底层庶人，到了东北之后分散居住，文化水平比华北更落后。另外一方面，因为俄国和日本在东北进行了几十年的殖民地建设，东北形成了中国最完整的铁路网，沿线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工业城市，市民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要超出中国平均水平。所以伪满洲国政权拿出来的教育原则，结合了关内的华北和华南地区的特点。

对于东北的农村居民，伪满洲国的教育当局也是用儒家思想维护封建文化。1932年，伪满政权的建国宣言中宣布，近而言教育之普及，则为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课本上讲古代故事肯定有古文，讲现在故事也要尽量用半文言文。

和清朝的科举时代相比，伪满洲国的教育部门认为，民间迷信和儒家经典同样重要。它的文化教育部下属机构除了总务司之外，只有两个司：学务和礼教。礼教司除了祭孔子之外，还支持一切庸俗化的民间封建文化，比如说弟子规就是伪满洲国官方补贴印刷的宣传品。

伪满政府还支持万国道德会，精神领袖是我的一个广义热河省老乡王凤仪，号称要融合儒、道、佛、基督、伊斯兰五教合一，要求会员反现代思想、反女权，禁止任何愤怒情绪，对额外的税收表示理解和接受。顺便说一下，这个王凤仪的后代，现在还在中国社会上骗钱，最著名的一个是王元武。

至于说更低一个层次的一贯道、萨满信仰，包括黄鼠狼、黄大仙之类的民间泛神灵信仰，都能得到伪满文化部的支持。伪满洲国的银行发行纸币，人物分别是孔子、孟子、老子和财神赵公明，是中国近代最保守也最庸俗的一版货币。

对于中学以上水平的城市居民，伪满洲国的宣传体系类似于华南的汪精卫政权，重点是反英美帝国主义，反欧洲的现代化主导权。为了证明伪满洲国可以拥有超越西方思想的民族自信，东宝公司在拍摄《鸦片战争》的同时，还有一部定制电影《成吉思汗》。这部电影把汉族、满族和蒙古族包装成一个古代共同体，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要打败欧洲。

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华北农村，因为单纯宣传传统封建文化，放弃任何现代化宣传，伪政权在黑板阵地上完全失败。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喜欢看《小二黑结婚》一类的现代故事。到了1944年，铁路线之外的地区被八路军全面控制，晋察冀、晋中、晋冀鲁豫和山东各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最可靠的后方基地，提供了几十万的士兵和干部。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读过抗日根据地的小学。

在华南占领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于战争了，没有钱投资现代工业，甚至没有多少民用商品可以倾销，所以反英美的趋势也脱离了现实。南方的中国中学生，毕业之后就要去国民党的后方大学升学，或者就地加入抗日武装。这导致新四军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北方的八路军。

只有在东北地区，伪满洲国的教育相对有效果。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日本军队在围剿抗联的同时，也基本解决了延续上百年的土匪问题，给分散居住的农民提供了一点安全感。在城市，日本投资提供了一些现代化就业，让中学生和各种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得到上升机会，对殖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一点认同感。再加上东北是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空间，到1945年的时候，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东北年轻人接受了伪满的教育理念。在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政工干部进入东北的时候，问沿途的青少年你是什么人，很少有人回答中国人，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满洲国人。

抗日战争教育的经验教训与深远遗产

这些教育和宣传的效果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收尾方式。在华北，八路军凭借农村根据地的支持，不断扩大力量，第一时间收复了大多数县城和一批中等城市。

在华南地区，国民党政权虽然不能建立平原游击队，但是在山区也能维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军借用了英美的交通工具，从西南山区出发，快速控制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恢复了1937年之前的统治。

只有在东北地区，虽然日本军队在1945年已经士气崩溃，但是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能够正面打败日本军队，也就不可能在日本投降之前进入东北，就近接收日本军队的投降。

所以必须等到苏联红军撤军之后，国共两党才能控制东北，分别占领农村和大城市。从宏观视角来看，后来解放战争各个区域的边界，和抗日战争中期中小学教育的对抗边界几乎完全一致。

抗战期间各方面教育文化领域的对抗，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日本和伪政权是战争的失败者，提供了三方面的教训。首先，回避战争本身的侵略或者反侵略性质，用反西方反英美帝国主义来塑造正义性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民国时期确实有英美租界，但是不妨碍中国接受英美的援助，反抗日本租界。别说是中国，就是和日本军队一起反对荷兰殖民政府的苏加诺，到了抗战末期也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策划反日行动，想要日本人尽快撤出印尼。

其次，对于一个已经经历过反封建革命的国家，复兴传统文化并不能提供任何正义性。如果向古代封建王朝寻求合法性，等于把群众送给自己的对手。

最后，单纯的理论宣传也没有价值，必须有现实行动支持才能得到认同。日本在东北、在华南的伪政权，统治力度就和现代化资源的投入成正比。

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相对的成功者，有经验也有教训。成功的一面是迎合了现代市民对于上升空间的需求，对个人奋斗的需求，讲了他们爱听的英雄故事。不成功的一面是无视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生硬的讲宏大叙事，强行推广国家主义。一旦遇到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教育的正面效果就有可能转成负面效果。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绝对的成功者，经验就是前面提到的几条教科书原则。

首先，目标要明确，培养现代公民才能支持现代化的社会建设。其次，内容要贴近普通人，要指导具体生活。第三，传统文化是很好的工具，不能抛弃，但也不能崇拜。这三个方面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主动建设一个现代社会，才能应付一场现代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现代化的入口，下一个层次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

毛主席1956年接见日本旧军人代表的讲话，是抗日战争当事人最好的总结。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抗日时期教育战场的胜利，给中国现代社会留下了很多痕迹。比如说2025年的今天，大多数县区的体制内财政供养人员，最多的一个群体是教师。地方政府要反复承诺，教师待遇要比照当地的公务员。这就是抗战时期根据地教师薪资体系的延续。

1947年，晋察冀边区为了解决教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建立了中心学区制度，规定一个中心小学管理五个普通小学。普通小学配给一般的教师，负责低年级的纯教学任务。中心小学配给学历比较高的资深教师，负责高年级教学，也负责研究学生的状态，对普通小学进行指导。我1992年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一所农村的中心小学读书，周围很多同学还是四年级从普通的教学点升级上来的。

再往下看，我母亲70年代在山区的农村做基层教师。作为极少数的正规师范毕业生，她给农村学生的第一课，还是沿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课本逻辑，先对小学生提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给他们传授基本的国民意识。

最后，还有一个大多数观众已经习以为常的抗战文化传统，就是中小学的班干部制度。

从程序来说，班长一定要经过选举程序产生，原因是抗战时期的学校经常要集体撤退。很多学校的教师数量比班级还要少，只能让学生选出一个能够服众的同龄人去做领导者。

前面提到，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小学普遍设置了导生。这是因为当时的教师太少，导师不够用，成绩好的学生要作为导生，负责二次讲解，负责批改作业，负责答疑。

国民党控制的中小学当时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这就是现在学习委员职务的起源。前面提到，某些游击区小学的黑板是可拆卸的，学习委员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和学生分散携带教具，到新的学校重新组装。

为了应付长期战争，当时的中小学体育课普遍和军事课程结合，所以体育委员也是个重要职务，必须单独设置。另外当时的小学经费普遍不多，学生往往要砍柴、开荒，换一些现金买教具。这部分工作是劳动委员带领的，最迟到1992年，我还在劳动委员带领下，去捡拾玉米的根，保证冬季能取暖。

到了2025年，中国的教师已经开始过剩了，普通学校也不再承担预备役训练任务，更不需要学生承担经济压力。所以学习委员、体育委员和劳动委员的作用和当初完全不同。但是从名称来看，这都是80年前抗战的无形遗产。每一次参加班干部选举，都是对20世纪抗日文化战争的致敬。

感谢大家收看，947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