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976】比亚迪奴工事件，巴西谅解，中国怎么办？
回顾比亚迪巴西奴隶劳工诉讼。
大家好，2025年11月9日星期日，欢迎收看97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0月10日，比亚迪第1400万辆新能源车在巴西工厂下线，巴西总统卢拉到场买下这辆车。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亲自交车。比亚迪巴西工厂门前的道路正式更名为“比亚迪路”。
此外，当地时间10月8日，王传福在巴西圣保罗现场考察了地铁17号比亚迪云轨项目。
上一次比亚迪和巴西联合上新闻，还是去年12月。巴西劳工部门和警方联合行动，突击检查比亚迪在建工厂，营救出220名“类似奴隶”的中国工人，关闭了条件恶劣的宿舍。
现在巴西的比亚迪奴隶工人事件，算是过去了吗？
不仅过去了，双方关系，甚至超过比亚迪和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水平。
比亚迪在各地建工厂不稀奇，不算巴西，中国之外已经建了9家了。但是，比亚迪自己拼命推广的云轨项目，或者说超轻单轨项目，虽然先后在十几个城市开工，但最终落地长期运营的，只有深圳坪山一条线，也就是从高铁站到比亚迪总部的试验线。
然后就是银川的云轨，2017年花博会期间投入运营，花博会结束就尴尬了，每天的运量根本覆盖不了成本。现在每天象征性开几班，帮助比亚迪自己做实验，也向外界证明项目还活着。
在比亚迪总部200多公里外的汕头，比亚迪曾经制定了一个250公里云轨方案，修了几十公里轨道，长期烂尾，视觉效果比柳州还震撼。
柳州所在的广西，桂林市也有一套接近建好的云轨系统，按计划，今年就要全面投入使用，现在也停工了。
比亚迪在蚌埠有大型工厂，还设置了云轨产业园，现在不说停工也不说推进，总之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运营。
除此之外，四川广安、山东县级市邹城、河南汤阴县、或多或少也能看到搁置的云轨项目。
如果比亚迪跳过深圳之外所有的中国城市，在巴西成功运营云轨，那说明比亚迪和巴西政府的关系是天下第一好，至少可以和深圳市政府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之前的事情肯定就算过去了。
然后我们回顾去年的奴隶工人事件，在双方消除分歧之前，最新的消息是，5月27日，巴西联邦公共劳工检察署，正式对比亚迪提起诉讼，罪名是奴役劳工和人口贩运，要求比亚迪为220名受奴役的中国劳工支付集体精神损害赔偿金，总数2.57亿巴西雷亚尔，人民币一亿多。
奴隶事件发生在卡马萨里（Camaçari），本来有福特公司的汽车工厂。福特在2021年撤资关厂，当地数千名工人失业，城市开始萧条。
巴西总统卢拉2022年再次当选后，来中国谈了一批项目，比亚迪工厂就是成果之一。2023年7月，比亚迪与巴伊亚州政府共同宣布，在卡马萨里建立一个由三座工厂组成的大型汽车生产基地，福特工厂原址将被改造为新能源乘用车整车工厂，此外还有一个电动客车和卡车底盘的生产工厂，一个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工厂。预计创造约1.5万个工作岗位。
巴伊亚州的州长和卡马萨里市的市长都是现在执政党巴西劳工党成员，比亚迪项目选址显然考虑了政治因素。
福特工厂的改建投资近10亿美元，根据原先规划，新工厂2024年底完工投入运营。2025年在当地年产15万辆汽车。现在看来，项目有拖延，第一辆车出厂时间拖到了今年7月，但总体上还是向预定方向前进。
巴西联邦公共劳工检察署简称MPT，是巴西各地劳动法院的检察长办公室在联邦层面联合成立的机构，此前起诉过壳牌、巴斯夫、雀巢、三星、卡特彼勒等跨国巨头。MPT的官网发布了解救行动的详细报告和调查笔录，附有大量现场及相关文件照片。
事件发生后，比亚迪的外包施工方金匠集团否认巴西方面的指控，称“奴役劳动”“解救行为”都是翻译问题和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还在网上晒出涉事工人集体签名信，表示工人们“没有受到虐待，希望早日复工”。
从巴西法律来说，“奴役”和“虐待”都是有明确定义的，和中国企业的主观愿望无关，甚至员工自己否认被“奴役”，都不影响定罪。也许巴西劳工检察署的执法不是随机检查，但他们提供的证据在巴西很有说服力。这里我具体解释一下巴西执法部门的逻辑。
首先，巴西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是，发包方应该对承包商的用工行为负有无过错责任。根据巴西的《反奴役劳动法》、《统一劳动法》，只要金匠集团奴役劳动、贩运人口的罪名成立，比亚迪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比亚迪为金匠设定项目工期，还派人监督项目进度，都有据可查。所以，比亚迪被推定了解外包工人的实际待遇。如果金匠集团付不出罚款，比亚迪就要有连带责任。
按照巴西的劳动法，4-6小时的连续工作，劳工应有15分钟休息时间。连续6小时以上的工作，劳工应有1-2小时的休息或用餐时间。劳工在工作满12个月以后，可获得一个月的额外工资。劳工除法定的假日外，每年还享有30天的带薪假期，其中至少15天必须连休。如劳工不休年假，企业须给与经济补偿。对于中国外包公司来说，上面这些条件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
巴西的劳工保护法律还包括了另一部分内容，就是对奴役劳动的定义和惩罚。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及相关解释中，指出下列行为构成奴役劳动：
1. 以解雇、债务或其他惩罚相威胁，扣留工人身份文件，剥夺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2. 通过误导性承诺，设置有条件解除合同、扣留工资之类的条件，迫使工人在非自愿情况下劳动；
3. 利用恐吓、威胁、恶劣的工作生活和居住条件，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将工人置于脆弱和孤立无援的情况当中。
国际公约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巴西法律采纳了国际标准。MPT报告总结了金匠集团和比亚迪的三类罪名：
第一个问题、克扣拖欠工资。
许多工人的合同工资为每月15000元，但平时只能领到不足1000雷亚尔的“津贴”和“生活费”，数额远低于巴西法定最低工资，还有一些工人已经工作了几周，仍未领到工资。
工人反映，他们在抵达巴西时被要求签署合同，每人需支付6000 雷亚尔的保证金，工作满6个月才能退还。如果工人要求提前终止合同，保证金会被没收。此外，合同还规定在年底只支付工资的70% ，剩余的 30% 在回国后三个月内支付。如果工人因“不良行为”或自愿终止合同，还必须自行支付回国机票。
巴西司法机构认为，工人没有使用可上网的手机，工资卡开户行——招商银行在巴西几乎没有分行，工人们无法及时确认工资是否到账。这使得工人处于依附性和无保障的状态，只能被迫接受合同的约束。
第二个问题、剥夺工人人身自由，违法加班。
除了少数公司管理层被允许持有个人护照外，工人们的护照被集中扣押，存放在办公室的上锁储物柜。由于办公室只在工作日开放，工人无法在周末拿到护照，也无法在当地自由活动和消费。
员工被禁止在未经领导批准的情况下外出，包括休息日。宿舍大门在晚饭后会上锁。
大部分员工从周一工作到周日，周末和巴西法定假日都没有休息。许多人此前2个月只休息了两三天，还是因为下大雨导致工作不得不中断。合同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为10小时。这一系列要求导致了至少一起工伤事故。
第三个问题、工作生活环境恶劣，存在安全及卫生隐患。
在工作日的休息期间，工人们没有专门的休息场地，而是在木头、砖块等建筑材料上，以及施工现场旁的树荫下休息。很多人在午餐时没有坐位，只能站着，或者坐在机器和设备上用餐。
工地现场主要的休息场所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面酷热难耐，没有通风设备，桌椅数量不足，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洗手池。
在建筑工地、员工食堂和四个被检查的员工宿舍中，均有房间过度拥挤的现象，多张床没有床垫或床垫极薄，约3厘米，不足以提供最低限度的舒适度。
食物存放在露天地板上，食物存放区域有蟑螂和老鼠活动。厨余垃圾被装在大型敞口容器内，而且就放在炊具和食物旁边，散发出浓烈的腐臭气味。厨具生锈肮脏，许多食物没有冷藏储存。
每31名工人共用一个厕所，大家要凌晨4点起来排队上厕所，才能赶上5：30出发上班。在另一个宿舍，25名工人共用一个浴室。
宿舍的电线和管道普遍存在安全隐患，床垫堆积在室外和楼梯上，增加了火灾风险，很多工人没有个人专属的储物柜。
施工现场存在大量安全隐患，厕所卫生情况糟糕，工人们没有防晒措施就在太阳曝晒下工作。
员工食堂冷藏设备有限，餐具由工人自备，没有集中清洗消毒。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类问题，MPT报告还提到该项目很可能涉及了其他犯罪，比如毒品贩运。这一点属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巴西人认为，中国人为了这么一点点收入，宁可失去人身自由，忍受如此恶劣的条件，也要不远万里出国打工，所以，如果不是被骗来的，很可能就是贩毒团伙，给毒品犯罪打掩护。
对于巴西方面的压力，比亚迪公司自己的公关方式首先是冷处理，表示对违规行为“不知情”，在去年12月23日宣布终止与外包方金匠集团的合作。但无论是巴西官方还是国内舆论，都强调比亚迪自己甩不开责任。巴西方面提供证据，指出金匠集团不完全独立运营，人员和设备都受到比亚迪影响。国内的记录也显示，比亚迪和金匠集团有常态化合作关系，甚至给对方塞项目。
到了12月26日，比亚迪也知道自己不能置身事外，让公关处经理转发并支持金匠集团的声明，说批评言论是“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是境外势力“企图破坏中巴友谊”。
很显然，这些言论相当不明智，激发了中国网民的指责。有那么几个星期，比亚迪在简体中文互联网受到的指责，远远超过巴西方面的压力。最后比亚迪还是选择了不回应，慢慢淡化问题。一直拖到巴西方面也做了妥协。
巴西劳工党政府主动引进了比亚迪项目，为什么还要给比亚迪找法律麻烦？
在分析法律问题之前，要先在政治层面理解巴西劳工法律的来源。
巴西的劳工法律体系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瓦加斯总统时期。1930年，巴西爆发革命，各派进步势力联合推翻了考迪罗集团统治的第一共和国，大牧场主出身的瓦加斯成为巴西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阿根廷的庇隆夫妇并称为拉美三大民粹主义领袖。
这些领袖或者说独裁者管理的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政府在财政上需要资本财团的支持，但也要避免劳动阶层被左翼力量拉走。所以，独裁者会用贸易保护收买资本，再说服资本也表现出阶级合作的态度。对于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工业化和大基建早期阶段会释放出大量红利，只要领导人不要因为帝国主义梦想和强国死磕，阶级调和政策可以持续很久。
1937年，瓦加斯解散左右翼所有政党，成为独裁者。1939年，巴西各地劳动委员会改组为劳动法庭。1943年，建立统一的劳动法（Consolidação das Leis do Trabalho，CLT），确立了最低工资制、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保护女工和童工等制度。
瓦加斯后来经历两次军事政变，被迫自杀。但他留下的劳动法一直生效。后续领导人只能顶着压力修补，不能废除。
凭借劳动法制造的政治正确，巴西司法部门和媒体经常会调查黑工厂、种植园，偷拍取证，然后让警察上门干预。比亚迪这次翻车，也许是偶然，但如果长期保持现在的经营习惯，遇到法律麻烦几乎是必然。
从巴西的历史来看，劳动法从一开始，就带有阶级调和的目的。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很多条款已经成为资本和劳动共享的工具。所以，比亚迪被劳工检察署针对性调查，首先要考虑有哪些巴西社会集团的利益受损。
从资本角度看，巴西允许比亚迪、长城这些中国品牌来投资，肯定不是因为喜欢中国汽车。或者说，他们引进中国汽车投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不买中国汽车。中国刚刚实行了几十年的 “市场换技术”政策，巴西也一样。
所以，巴西企业对于中国投资，一直有防范心态，今年年初，巴西全国汽车制造商协会（Anfavea）威胁对比亚迪和长城电动汽车发起反倾销诉讼，要求巴西对本国低价电动车进行保护。中国汽车想要扎根巴西，除了本地建厂之外，还需要满足技术共享和品牌共建的条件。如果中国企业想要的市场太多，提供的技术太少，就要敲打一下。
从工人角度看，比亚迪工厂建设项目原本以本地工人为主，由金匠集团和另一家本地公司共同承建。2024年金匠集团陆续向巴西派遣了200多名中国员工，这就是后来被“解救”的奴隶工人。
事发之后，巴西本地工人说，中国工人来得早，走得晚，几乎从不休息，迫使他们也加快节奏，不然跟不上进度。显然比亚迪希望这批中国工人带动当地工人提高效率。
200多名工人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技术签证来到巴西。根据巴西法律，技术签证应该发给负责技术支持或技术转让的专业人员。比亚迪实际上派来的是一群钢筋工、水泥工、泥瓦匠，从事的也是砌筑混凝土这类体力劳动。当地蓝领工人觉得自己的岗位被抢走了。
巴西劳工党政府也继承了前辈的阶级调和原则。为了给企业带来技术增量，给工人带来新增的岗位，政治领袖欢迎比亚迪来开工厂。但是，对于比亚迪用技术签证引进廉价劳工的具体行为，当地企业没有发现技术增量，当地工人觉得被抢走了低端岗位，劳资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就给劳工检察署介入提供了政治理由。巴西劳工党政府也不能反对。
现在比亚迪项目重新开始运行，不意外的话，比亚迪应该是撤回了中国方面的廉价劳工，在建设阶段雇佣了更多的当地工人，换取了劳工党政府和当地各个社会集团的谅解。云轨在中国水土不服，在巴西还算是新鲜技术，很可能也是用来换取法律谅解的经济筹码。
作为一个中国普通人，督工你怎么看待巴西司法机构对比亚迪施加的压力？
这要分两部分讨论。
首先，工人和企业之间是雇佣关系，任何经济方面的约定，都要建立在双方自由、资源的基础上。所以，巴西劳工检察署指出的问题，凡是和经济无关的，都值得中国人严肃反思。
比如说，收走所有人的护照，不允许工人接入当地的互联网，锁住宿舍禁止外出，工资到年底支付七成，另外三成回国之后才给。这些条件，提高了辞职难度，压制了工人的谈判能力，根本就没有把中国工人当做平等的交易对象，无论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对的。
如果这些问题不纠正，哪怕工人自己主动作证，表示并没有强制劳动，也不能消除中国企业的罪名。因为在不对等谈判条件下达成的工资合同，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能够解决，剩下的经济问题，就很难有绝对正确的立场了。因为单纯提高劳工待遇的劳动法永远解决不了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就业的人群，利益如何保护；二是资本因此放弃投资或者减少投资，损失的社会财富如何弥补。
仅就巴西自己来说，普通人最大的生活压力并不是工资待遇，而是失业。请静静读一段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的数据：
巴西地理统计局当地时间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失业率降至7%，创历史最低水平。
2025年第一季度巴西就业人口为1.025亿人，环比减少1.3%，同比增加2.3%，就业率为57.8%。灵活就业人口为3890万人，占比降至38.0%，低于上一季度的38.6%和2024年同期的38.9%。
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没有正式合同，或者是找外包公司签合同。巴西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向中国企业建议，用灵活就业绕开大多数劳动法条款。相比之下，中国把网约车、快递员都算进来，灵活就业人口比例是31%，反而比巴西更低。如果不能解决全民就业问题，如果不能全面保护灵活就业人口，单纯强调劳动法的价值，是有一点伪善的。
至于说为什么“灵活就业”不能用劳动法去保护，最直接的原因是，如果用劳动法严格约束，这些岗位可能就直接消失了。
比如说，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间普遍在十几个小时，个体经营者经常凌晨三四点起来工作。如果强行限制他们8小时工作，或者为自己交社保，他们自己就会第一个抗议。
无论按哪一家的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报酬，都是企业创造财富的一部分。报酬占财富的比例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100%。进一步说，企业的财富，是劳动力使用资本或者说生产工具创造的，一般来说，劳动力的技能越强，资本或者说生产工具越贵，创造的财富就越多。
所以，劳动者要提高工资，前提是自己的技术强，或者自己能操纵的资本更多。中国的现状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没有技术，同时企业能提供的资本也不够多。所以无论怎么用法律去保护，这些劳动力的工资也不会太高。如果强行规定比较高的最低工资，这些劳动力就会失业，或者是主动要求企业提供“灵活就业”。
至于说中国低技术劳动力的实际议价能力有多高，可以参考去年河南平顶山市 “6.15”事件。当地一家牛肉加工厂的女临时工乘坐厂里的冷藏车通勤，因为车厢内残留干冰挥发，8个人全部因缺氧窒息死亡。
货车车厢载人是违法的，但也要看到，她们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11个小时，工资只有100元，每小时不到10元，还是比留在村里帮人种地赚得多，当地农村妇女要竞争才能上岗。对她们来说，长时间工作之后，还能免费通勤，反而是一种福利。如果管理部门强制要求公司购买客车接送，或者规定时薪必须达到每小时17.6元的法定标准，这份工作就消失了。
在中国的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剩余的低效率农业劳动力已经不多了，但肯定不为0，而且还在持续向外转移。只要他们还愿意做低技术工作，中国的蓝领工资就不可能太高。这次比亚迪奴隶工人事件，也有人指出，相对于过万的工资来说，这些工人的待遇不算太差，至少不比国内县城的建筑工地差。比亚迪肯定不是慈善机构，但也没有故意虐待工人的意思，他们只是简单套用了国内经验。甚至扣押金、扣身份证的手段，也是从国内的类似项目复制过去的。
所以，在巴西司法机构许诺给高额的赔偿金之前，中国工人希望尽快复工赚钱很可能是真实的态度。公司组织他们集体按手印否认奴隶身份，可能需要说服，但应该不需要强迫。
2020年第78期节目，分析中国资本在美国引发的劳资冲突。中国劳动力比美国便宜，而且不习惯工会斗争，所以福耀集团到美国开工厂，和当地的工人，当地的劳动法规，都发生了矛盾。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1.3万美元，巴西刚刚达到一万美元。中国向巴西派出劳工，为什么也被对方看做输出廉价劳动力？
中国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就像前面提到的，算上加班费，河南还能提供每小时工资不到十元的劳动力。另外，从国际案例看，富裕国家的企业到了穷国，被对方的劳动法规限制，也不是偶然现象。上一期节目介绍的坦桑尼亚，就经常有中国企业遇到劳动法规麻烦。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著名的例子，是沃尔玛到中国建工会。虽然美国的工会传统很强大，但沃尔玛在美国经营了大半个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特征就是拒绝工会。沃尔玛愿意给出略高于市场的工资，保证员工不阻止工会。
虽然美国的工会明显比中国更有主动性，但是中国的工会组织有强制的普遍性。1996年沃尔玛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总工会一直想设置分支机构。一直到2006年，沃尔玛还属于中国总工会的“重点攻坚对象”。因为沃尔玛不仅在中国经营零售业，每年还从中国采购几百亿美元的商品向美国出口，所以有资格对中国法律讨价还价。
从2007年开始，沃尔玛中国店开始建立工会，2007年南昌沃尔玛工会最先和沃尔玛管理层正面对抗。2014年，沃尔玛中国要关闭常德门店，因为补偿有争议。工会扣押了剩余的货物，双方爆发了暴力冲突。请静静帮我读一段南方周末当时的报道：
这个由员工提名、投票选出的工会委员会已变身为一个标准的企业团队：有人对外，负责媒体、政府；有人对内，负责稳定军心；有人负责宣传，在微博、博客实时更新他们维权的进展。
常德的沃尔玛员工们还关注着马鞍山、盐城，这些都是传出关店消息的地方。“如果我们成功，那么后面关闭的店也都将参照我们的标准，”常德沃尔玛工会帅副主席说，“这更是沃尔玛花大力气也要坚持的原因。”
常德沃尔玛的工会委员们只是害怕像之前的无锡关店事件一样，被资方一拖再拖，最后员工全都没了耐力，被迫接受。
3月31日晚，当员工的两辆小摩托车试图阻挡沃尔玛派来的大卡车时，黄兴国的电话铃响了。市总工会法律援助部的张部长告诉黄，不能阻挡，否则出现的严重后果将由工会主席负责。
几分钟后，横在出口前的两辆电动车被轻而易举地挪开，一辆长沙牌照的大卡车载满货物缓缓开走，没人拦截。
虽然工会可以和沃尔玛进行斗争，但就像前面南方周末的报道，他们无法阻止沃尔玛主动关门。过去5年，沃尔玛在中国关掉了3成的门店，转向线上销售。今年6月15日，在最先出现沃尔玛工会的南昌，最后一家象湖店关门，沃尔玛退出了。
与其同时，沃尔玛在中国的另一个品牌——山姆店，正在快速扩张。有没有山姆店入驻，可以用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山姆店的特点是会员制经营，尽量少安排场内的服务员。同时，大量雇佣第三方的快递员，让顺丰同城一类的企业去应付劳资冲突。沃尔玛用另类的方式，摆脱了中国的工会压力。
对于劳动者来说，第三方快递员的工作也未必保险。前天11月7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发表讲话，请静静帮我读一段媒体报道：
据刘强东介绍，去年中国的社会化物流成本是14.1%，假如能把这一比重进一步降低到只有6%，这意味着，一年之内将为企业节省出数万亿的净利润。企业利润的增加可以推动技术的进步、人才的培育，也可以让员工得到更好的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他判断未来5年之内，整个中国的社会化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能降到10%以内，“也就是未来5年的进度可能会超过过去10年，甚至15年的进度。”刘强东说。
刘强东提出的6%目标先不去管他，就看他提出的5年短期目标，把物流GDP比例从14.1%降低到10%。
如果以今年的GDP基数为100，今年的物流GDP就是14.1。现在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上定在5%，增长5年，gdp总量达到127.6，乘以10%是12.76。
14.1明显大于12.76，换句话说，如果经济按当前速度增长，机器人也按刘强东预计的速度替代人类，物流业的gdp绝对值是逐渐下降的。此时此刻，美国亚马逊电商平台正在执行3万人的裁员计划，要用AI替代8.5%的员工。无论是京东的快递员，还是山姆店的第三方骑手，中国所有的低技术劳动力都面临下岗威胁。
2020年的第78期节目，我提到，纪录片《美国工厂》的最后一幕，是无人化设备取代了低技术劳动力。从此以后只有维护成本，没有福利和劳动安全问题。然后我给出结论——一个只有同情心的工会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只关心短期工资的工会更没有意义。工会必须比资本家更擅长鞭策无产阶级进步，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回到今天的比亚迪奴隶劳工事件，我的观点还是和当年差不多。
无论是规定最低工资，还是规定各种福利待遇，政府都应该提供两种基本服务，才可能真正落实劳动法和最低工资。
第一种服务是底层福利，政府把普遍性的低保发到最低工资水平附近，企业就很难再用最低工资雇到人。
第二种服务是政府雇佣，政府或者国企，如果能不限量地招收劳动力，报酬略高于最低工资，自然就会消除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作。
如果政府两种基本服务都不愿意选，只是单方面要求企业满足劳动法，无论中国还是巴西，法律都包含了明显的伪善成分。因为首先没考虑钱从哪里来，其次也无视了失业人口的生存权。
当然从可操作性来说，这两种基本服务都有问题。无论是普遍发福利，还是不考虑利润建立托底国企，都不能激励劳动者学习技术，也不能促进企业积累资本。技术和资本都不积累，提高工资就只能是存量斗争，不可能长期持续。
所以，更合理的方案，还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确定技能标准，政府向企业普遍收税，但不是直接转给劳动者，而是用来培训低技术劳动力。普通人愿意练习技能可以免费入学。只要技能正常进步，达到及格水平，劳动者就可以拿到助学金、奖学金，数量和最低工资差不多，或者更高。无论公有制还是所有制，从长远来看，这是持续提高无产阶级收入的唯一有效方案。
感谢各位收看，976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