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919】70岁退休，丹麦人不抗议

大家好，2025年6月29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91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5月24日，丹麦议会通过延迟退休法案。按照法案，在2040年前，丹麦会按照每五年增加一岁的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7岁提高到70岁。

督工，2023年，法国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引发百万人抗议，睡前消息还专门作了分析。这次丹麦变成欧洲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为什么民间没有多少反对？

丹麦的养老政策一直在改革，早在1990年，就从大锅饭模式，调整成分家吃饭模式。这次提高退休年龄，是进一步巩固。

至于为什么没有引起抗议，核心问题还是阶级问题。丹麦的中产阶层比例高，劳动强度低。丹麦人民并没有觉得改革损害自己的利益。

先说丹麦的福利模式。在丹麦，如果收入高于8万美元，将近57%都要拿来缴税。通过全世界最高的个税，丹麦建立了全面福利制度，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养老金。

至于设立高福利制度的原因，跟人口有关。上世纪20年代，丹麦就出现人口下降趋势。1935年，丹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成立人口委员会，研究怎么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

二战以后，丹麦重新建设福利制度，1956年实施全民养老金，1961年实施全民医保，最后形成了面向全体公民的福利制度。

历史上最早的福利国家，是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在魏玛共和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福利制度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把德国政府拖进了破产危机，也给了纳粹上台机会。

丹麦在德国旁边，挨过纳粹德国的打，也吸取了邻居的教训。1962年，丹麦就成立了经济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监测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养老金运行情况。2003年，按照丹麦政府的要求，经济委员会提交了养老金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就是提高退休年龄，废除提前退休制度，改善养老金构成。

这个方案虽然引发了激烈讨论，但所有党派都承认一个事实：到2040年，丹麦会减少35万劳动力，养老金体系必然入不敷出。经过各个政党妥协，2006年丹麦出台法案，对养老金制度实行渐进改革，而且每五年进行一次协商。

2006年的法案，简称丹麦福利改革协议。按照协议规定，从2019年到2027年，丹麦会逐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提前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

这次法案也考虑提高劳动力供给，要拿出每年GDP的1%给失业人员提供技能培训。至于延长退休的计算标准，是丹麦人的预期寿命。2000 年丹麦人预期寿命78.5岁，退休年龄是65岁，2024年预期寿命81.7岁，退休年龄就提高到67岁。简单来说，就是多活三年，就多工作两年，有非常清晰的比例。

2011年，丹麦又进行了一次协商，规定45岁以下的丹麦人，不能提前领取退休金。这次法案也加速了延迟退休计划，到2022年底，退休年龄就要提高到67岁。对比2006年的协议，提前了5年时间。

所以这次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是从2006年就开始酝酿了的改革，丹麦人民早有预期。

丹麦先后经历了3次退休年龄调整，社会各界都愿意做妥协，主要依靠优良的收入分配机制。高税率相对拉平了收入。根据欧盟2024年的数据，丹麦的基尼系数是0.286，在全世界算是最低的一档。

丹麦收入平均，在经济结构方面看，原因就是中产阶级大。按照丹麦的劳动力分布情况，农业只占2%的劳动力，制造业占19.27%，服务业占到78.7%。考虑到丹麦农业以大型农场为主，这2%农业人口并不是传统农民，而是机器操作工和牲畜管理员，蓝领劳动力总占比在20%左右。剩下的80%人口，全都是办公室白领。

除了工作环境好，丹麦人的工作时间也不长。根据统计，丹麦人平均每年工作时长是1384小时，全球平均水平是1746小时，美国人是1804小时。丹麦的工作日跟中国差不多，每年250天，按这个数据算下来，丹麦人每天只需要上5个小时的班。此外，丹麦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81.7 岁，就算70岁退休，也可以领10多年的养老金，不比美国人少。

因此，除了蓝领工人，丹麦没什么人反对退休年龄推迟。左翼社会主义人民党有一些抱怨，呼吁政府提供更多的提前退休选择，渡过失业期。右翼政党自由联盟倒是反对改革，他们觉得政府的做法太保守了，应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3岁。

此外，就算到了退休年龄，丹麦公民对继续上班也没多少抵触心理。根据统计数据，超过一半的丹麦人，愿意在退休后继续工作。丹麦每年有大约2万6千人退休，现在的退休人群一共113万，其中有8万人还在继续上班。这个情况也不是丹麦特有，在整个欧盟，有大约13%的居民，退休以后又上了半年的班。

不过丹麦的情况，跟欧盟其他国家还不一样。2023年，欧盟做了一次统计，调查60岁人口继续上班的原因。法国、西班牙之类的国家，主要原因是为了补充养老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在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北欧国家，将近60%原因是享受工作。这几个国家，刚好也是欧盟工作时长最低的地方。

虽然丹麦推行全民福利，但是一直在避免吃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丹麦就在不断丰富养老金模式。现在的丹麦养老金，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国家基本养老金，完全由政府出资。退休前在丹麦合法居住满40年就可以领。如果居住时间不够的，可以按比例扣除。这笔钱每个月最多有2400美元，其中1300美元是基础养老金，每个人到手都一样。另外一部分是收入补贴，按照家庭收入情况计算，单身老人每个月最多可以拿到1200美元。这是丹麦最早的养老金模式，1956年就在实施。

1963年，丹麦新增了职业补充养老金，跟中国的养老保险差不多，员工和企业各自缴纳一部分。按照丹麦法律要求，90%的丹麦人从上班那一天，就开始缴费。费用大概是工资的15%左右，其中企业支付2/3，员工支付1/3。最后能领到多少，就看交了多少。

1990年，丹麦又增加了个人养老金，2022年，中国也开始学习这套机制。个人养老金完全由个人自愿缴纳，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最高每年可以认缴9800美元。大概60%的丹麦人，都认缴了个人养老金。

最后，丹麦还有针对特殊情况的补充养老金。如果一个老年人出现健康问题、收入过低，政府还会再补贴一部分。

现在丹麦人的退休金，60%收入来自职业养老金，30%来自国家基本养老金，剩下的10%来自个人养老金。一个中等收入的丹麦人，如果把三种养老金都拿齐，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4035美元，比丹麦中位数工资少2000左右。

这种国家兜底、多交多得的模式，可以让绝大多数丹麦人在退休之后，保持生活水平，也保证了养老金体系可持续。世界最大的投资顾问公司，美世咨询，长期把丹麦、冰岛、荷兰评为养老体系前三，这些国家都采用一样的养老体系。

为了保障青年劳动力就业，丹麦也对老年人就业进行了限制。如果一个丹麦人已经退休，还要继续工作，只要年收入超过9000美元，就会减少养老金发放。年收入超过4万，就只能领到1000多的基本养老金。

最近几年，丹麦也在鼓励劳动者缴费，进一步减少大锅饭模式。从2022年开始，如果一个丹麦人工龄满42年，就可以提前三年退休。但是到退休年龄这段时间，每个月只能领1200美元左右。即使等到退休年龄以后，也会影响到手的钱。越早提前退休，到手的钱就越少。

丹麦的养老金体系现在算得上安全吗？

算是有效，但也有危机。

2022年，丹麦内部做了一项调查，78%的国民相信养老金体系。

丹麦现在的人口大约600万人，60岁以上人口比例是24.76%，65岁以上人口19.05%。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数达到20%，就是“超高龄社会”。

丹麦是一个典型的“超高龄社会”。经过20多年渐进改革，丹麦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2万人，人均GDP也增加了2万美元。至少从目前来看，短期内不会入不敷出。

除了养老金改革，丹麦花大钱投入到生育福利，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丹麦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7左右，跟美国、法国差不多，都是发达国家最高的一档。2024年，丹麦有将近5.7万新生儿，是三年来第一次超出死亡人口。

2021年，因为北欧国家生育率回升快，中国社科院专门作了分析，文章名字就叫《北欧国家，为什么是生育优等生》，请静静帮我读一段：

一是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体系普惠国民，足够慷慨。从普惠性来看，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18岁以下的儿童均可获得政府补贴；从公共性来看，它们以公立托育机构为主来解决托幼问题。

二是中立性别观念在养育环节体现。父母共享49到59周的带薪育儿假，其中10周的父亲配额育儿假不可转让给母亲。

三是普遍主义引导了“去家庭化”理念。北欧的家庭政策，最终形成民众负责工作纳税、国家承担养老抚幼责任的福利模式，帮助母亲重返就业岗位。

北欧国家的研究证实，让社会机构承担儿童抚育责任，对生育率有明显正向作用。北欧国家1至2岁儿童进入托育机构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与东方育儿理念格格不入。

但是，毕竟丹麦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2，随着老龄化发展，丹麦远期也有养老金储蓄不够的问题。2024年，丹麦新增了2.85万人领取国家养老金，只有大概1.2万人使用个人储蓄提前退休，说明还有很多人没有存够养老钱。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最近几年，丹麦有将近4万人，通过残疾人养老金的方式，在40岁之前提前退休。这4万人的将近77%都是精神病人。10年前，这个数据还只有61%，丹麦青年人的精神状况不乐观。

中国对丹麦有什么能借鉴的地方吗？

首先应该学习丹麦的全民养老政策，证明自己不是联邦制国家。丹麦的福利不区分地区和职业，比中国简单。中国现在连跨地区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职业和身份计算复杂，更没有全民基本养老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年轻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我周围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少交社保多拿钱。年轻人不掏钱，社保就必然破产。

其次，丹麦的退休年龄计算方式比较明确，和预期寿命挂钩，不用每次延长都重新授权，重新讨论。按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延迟方案，15年后，中国的退休年龄还是比欧洲低了5到7年，很快就需要下一次争论延迟方案。

最后，养老攒的不是钱，也不是实体财富，而是年轻一代人生产财富的能力。如果没有年轻人搞生产，没年轻人提供服务，账户里的数字就不能换算成购买力，几百万的房子换几十万都没人要。所以一切养老政策，落实的前提都是足够的生育数字。中国如果能把总和出生率提升到丹麦的1.7，其他的养老改革都只是附属问题了。

6月12日，邓紫棋发布长文，讲述跟前公司的版税纠纷。邓紫棋表示，自己跟前公司蜂鸟音乐打了6年官司，期间一分版税没收到。

在文章里，邓紫棋还表示要重新录制以前的作品。长文发布当天，重录专辑全网上线，包含《泡沫》、《光年之外》这些代表作。6月18日，蜂鸟音乐发布声明，要求各平台和邓紫棋团队在48小时内，删除下架所有重录歌曲。邓紫棋再次发布声明，表示不会下架专辑。

督工，邓紫棋自己写的歌，为什么还要通过翻唱，才能拿回版权？

因为她签过不利于自己的协议。

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品的著作权，比如邓紫棋作词作曲，拥有版权的人，可以决定给谁唱。另外一种，是录音制品的著作权，可以决定录好的歌谁来卖、卖到哪儿。一般来说，作品的著作权，都属于创作者自己。比如陈奕迅要演唱《十年》，就要得到林夕的许可。

这两种著作权，在法律上都被蜂鸟公司控制。按照邓紫棋的说法，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只有15岁，当时她还没成年，需要自己的母亲来代签。邓紫棋的妈妈看不懂英文合同，分不清两种著作权的区别，就全部永久授权给蜂鸟。按照合同约定，邓紫棋只能保留署名，参与版权分成。

 从2006年到2022年，邓紫棋发行了100多首歌，这些作品的版权都在蜂鸟手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2年。2019年，邓紫棋宣布跟蜂鸟提前解约，蜂鸟把邓紫棋告到法院，索赔1.2亿。从此以后，邓紫棋跟蜂鸟打了六年官司。这六年时间，邓紫棋拿不到任何版权收入。

除此之外，蜂鸟把邓紫棋的中英文艺名都注册成了商标。即使合同已经过期三年多，邓紫棋要使用自己的艺名，还是有法律风险。

那为什么邓紫棋还敢重录这些没版权的作品？

邓紫棋能够重录歌曲，有法律团队的功劳，也有一些运气因素。

在内地，《著作权法》给邓紫棋留了空间。按照《著作权法》第42条规定，只要是合法制作的录音制品，在第一次公开发行的时候，没有禁止他人使用。那么任何人只要给原作者一笔钱，都可以用来改编、创作。至于这笔钱的金额，可以先用后付，回头再慢慢协商。按照这一点，邓紫棋随时都可以翻唱自己的作品。至于要付多少钱，按照国家版权局1993年的规定，蜂鸟只能拿到3.5%的版税收入。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著作权法》第42条，是1990年立法版本第37条的延续。当时还没有通过网络传播音乐的条件，所以第42条赋予的法定许可，只能用来发行实体唱片，比如CD、磁带。根据大陆最近几年的判决结果，如果邓紫棋翻唱之后要在网络发行，没有事先取得蜂鸟同意，还是要承担侵权责任。

好在邓紫棋还有另外一份运气。虽然邓紫棋16岁才正式出道，但是13岁就已经开始公开演出。14岁那年，邓紫棋加入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简称CASH。按照协会章程，邓紫棋创作的所有歌曲，公开表演和传播的权利，都由CASH代管。所以，就算两年后蜂鸟跟邓紫棋签了合同，邓紫棋的传播权也早就授权出去了。

现在邓紫棋有机会翻唱自己的歌，是内地法律、香港创作者保护制度的结合。在大陆，邓紫棋可以不管蜂鸟同不同意，先把歌重录一遍。这些重录的歌，通过香港协会保留的传播权，可以到全球去卖钱。

当然，邓紫棋团队的做法，跨越了内地和香港两套法律体系。大陆法院会不会认可这种做法，还要看后续的处理情况。

最近几年，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也重录了自己的老歌。泰勒斯威夫特的问题，跟邓紫棋有什么区别吗？

霉霉的局面好一些，运气也更好。

美国的版权保护模式，跟香港差不多，也区分作词作曲版权、录音版权。泰勒早期的6张专辑，作曲版权在她自己手里，录音版权在当时的唱片公司手里。

同样是15岁，泰勒跟当时的唱片公司签订合约，长达13年。

在合约时间，泰勒卖了4000多万份专辑，拿到的版税收入却只有10%左右。2018年，泰勒跟唱片公司的合约到期。泰勒提出，愿意花钱把旧专辑的版权买回来。唱片公司以此要挟，说泰勒必须续约以后再发行6张新专辑，才把旧专辑的版权换给泰勒。这种霸王条款，泰勒显然不会接受，找新公司签了合同。这次泰勒就吸取了教训，把两种版权都留在了自己手里。

泰勒离开旧唱片公司以后，以前的6张专辑又经过两次转手，价格一次比一次高。2019年，泰勒老仇人坎耶的经纪人，花了3.3亿美元，买下了专辑版权。第二年，6张专辑又以4.05亿的价格，卖给了迪士尼家族的投资公司。两年时间，就涨了7000万美金。

买版权的人花了大钱，当然就要限制泰勒唱老歌。虽然泰勒有自己的作曲版权，但是没有通过CASH这种组织，保留自己的传播权。所以在任何可能公开播出、录制发行的场合，泰勒都要取得许可，才能唱自己的老歌。这也是为什么泰勒当年的演唱会，老歌唱得都比较少。比如2019年，泰勒拿了6项全美音乐奖，但是因为唱片公司干扰，最后只能用“金曲串烧”的方式，把老歌唱一遍。2020年，泰勒拍了一部自己的纪录片，因为用了自己的老歌，差点不能上映。

所以从2021年开始，泰勒重新录制了自己的四张旧专辑。至于为什么没有传播权，泰勒还是能够合法重录，因为作品版权在泰勒自己手里。现在泰勒重新录歌，等于授权给自己。

泰勒重新录制的行为，降低了老歌版权的价值。所以前几天，泰勒宣布跟版权方和解，花了3.6亿美元把老歌版权都卖了回来。

邓紫棋的行为，可能就是受到泰勒斯威夫特启发。其他美国歌手，就很难学习泰勒。泰勒当年的每张专辑，禁止重录的时间只有5年，行业一般做法是10年。这次泰勒的事儿发生后，美国的唱片公司开始把限制提高到30年。

不管是不是运气发挥作用，决定重录老歌，都需要勇气。对于泰勒和邓紫棋来说，重录的歌都有十多年历史，当年的声带条件、个人情感很难复制。对拥有很高评价的艺术作品，不管重录还是翻拍，都需要承担很大风险。

泰勒和邓紫棋都需要靠运气才能拿回演唱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权利，为什么当年的法律会允许唱片公司制订单方面有利的条款？

因为当年的专辑设计和作品发行，确实要依靠唱片公司的投入。如果法律不保护唱片公司，大众就很难接触到优秀的作品。

过去唱片公司主导的市场，有完整的歌星发掘培养模式。通过雇佣专业的音乐制作人，搭建作曲和编曲团队，唱片公司可以精心打造一个幕后团队，实现“推谁谁火”。经过长期稳定培养，歌星跟幕后团队也能有比较高的审美水平。

传统音乐制作体系发展到巅峰，就是明星制作人模式。比如李宗盛和罗大佑，通过给旗下歌手写歌、定制发展路线，保证小歌手的成功率。比如是陈淑桦、张信哲、辛晓琪，都是李宗盛团队打造的。

唱片公司能够主导市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对传播资源的把控。传统音乐市场，一首歌要引发市场效应，必须通过电台和电视才行。在新歌上市前，唱片公司会把样碟寄给电台，在节目反复播放，提升传唱度。有了市场反馈以后，再安排歌手上电视节目、做媒体宣传，有的还要到高校宣传。

在过去，一张专辑从完成录音，到正式上线销售，周期长达3个月。这套利益链，还产生了“音乐排行榜”。现在我们熟知的“打榜”这个词，能够概括以前音乐宣发所有流程。一家唱片公司，手里有多少电台资源、可以霸占多少电视节目时间，就决定了它的市场地位。

这种产业模式需要唱片公司投入大量成本，也决定了以前音乐的销售方式。比如卖专辑而不是单曲，提升销售单价；比如高成本打造一到两首金曲，再搭配一些口水歌，捆绑销售回本；还有用相同风格制作专辑，避免用户休闲的时候被迫切换气氛，不得不手动换碟。

所以当年的歌手，一般都有几首传唱度高的歌打底。个人唱法和技巧，也跟风格深度绑定，比如“情歌王子”、“情歌天后”、“海豚公主”，能够吸引到一些固定粉丝。现在日本唱片公司还能不断出新歌手，就是因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缓慢，没能颠覆传统唱片公司。

既然唱片公司的投入也很大，为什么现在的舆论会支持邓紫棋、霉霉拿回自己的版权？

因为互联网技术取代了唱片公司的地位。普通人可以在平台上设计自己的音乐列表，不需要唱片公司帮自己挑选同类型歌曲。优秀的作者和歌手也不需要唱片公司，就能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大众。唱片公司作为一个过时的中介，如果还继续把持优秀作品的版权，对社会没有贡献，当然也得不到同情。

这么说，现在是最有利于原创歌手的时代，应该出现很多新人。为什么大众关注的还是邓紫棋、霉霉这些出道多年的歌手？

睡前消息第三期借着周杰伦的话题，分析过音乐市场。分众传播时代让每个小众艺术形式都能找到自己的受众，分割了市场，很难再出现国民明星了。但具体到邓紫棋、霉霉之后的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平台控制流量太容易，不需要形成有效的音乐生产机制，也不愿意解决普通歌手的版权问题，所以生产效率比唱片公司时代反而有所下降。

以前的唱片公司，流量是和同行抢来的，必须保持基本的审美水平。现在的互联网平台，都已经有了近乎垄断的流量入口，不需要花钱养人去挑选歌曲，任凭用户相互竞争，也能产生好音乐。市场也证明，因为短视频的竞争，单纯的音乐市场在下降，如果在音乐创作方面投入太多，平台就会亏钱。比如当年的虾米音乐，希望靠高品质独立音乐赚钱，坚持运营12年，用户只有不到100万，最后在2021年退出市场。

所以，这个时代要生产优秀音乐，平台是指望不上的，只能期待优秀的歌手和小型创作团队发布内容。

理论上说，平台模式也有好处，起码给了原创歌手曝光平台，不会埋没优秀的作者。如果一首原创歌曲真能打动普通人，吸引用户转发，很快就能拥有百万播放量。但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发布在平台的歌曲，容易被翻唱和改编。一首歌火起来了，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谁。B站很多原创音乐人，都表示，无论哪个平台，投诉改编侵权歌曲难度很高。所以互联网时代也不利于原创小团队。

其实短视频平台，也可以帮助原创歌手发展。美国因为严格的版权保护机制，短视频歌手已经拥有成熟的变现逻辑。通过累积的网络播放量，这些歌手可以签约唱片公司、参加线下演出、举办演唱会。

过去几年，美国娱乐行业在资金分配和版权保护方面继续向创作者倾斜，在泰勒-斯威夫特的号召下，苹果音乐（Apple Music）的高管艾迪（Eddy Cue）主张修改政策，在试用期就开始给艺人支付版税，让新人有资金继续创作。

泰勒斯威夫特版权斗争还催生了法律的变革——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音乐现代化法案》（MMA）。法案简化了版税分配流程，承认制作人、工程师的版权分成权利，并延长1972年前录音作品的保护期，这一法案罕见地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

这说明，平台和企业不保护版权，核心问题还是政府的立法和执法问题。只有国家出手，支持几次典型的诉讼，让平台和侵权者都亏到心疼，原创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现在中国优秀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一大半都去了体制内机构，其中很高比例去当音乐老师，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或者说是迟早要崩塌的产业生态。中国如果希望音乐行业的新人能通过市场赚钱，如果希望普通人听到更多的原创音乐，就要解决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问题。

当然版权保护也不应该是绝对强调创作人的利益，而是应该让最能激发创作力的团队拿到最多的红利。只是恰好在这个时代，个人和小型原创团队应该承担原创责任，法律才应该优先保护个人创作者。如果唱片公司证明自己还像几十年前那样主导创作，法律保护唱片公司也没什么不对。

感谢各位收看，919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