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919】70岁退休,丹麦人不抗议
1 丹麦退休制度改革。 2 邓紫棋和霉霉对抗唱片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91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丹麦退休制度改革
5月24日,丹麦议会通过延迟退休法案,在2040年以前,丹麦会按照每五年增加一岁的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7岁提高到70岁。督工,2014年法国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就引发百万人抗议,睡前消息还专门做了分析。这一次丹麦变成欧洲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为什么民间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
丹麦的养老政策一直在改革,早在1990年,就从大锅饭模式调整成分家吃饭模式。这次提高了退休年龄是进一步巩固。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引起抗议,核心问题还是阶级问题。丹麦的中产阶层比例高,劳动强度低,丹麦人民并没有觉得改革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先说丹麦的福利模式。在丹麦,如果收入高于8万美元,将近57%都要用来缴税。通过全世界最高的个税,丹麦建立了全面的福利制度,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养老金。
至于说当初设立高福利制度的原因,跟人口有关系。上世纪20年代,丹麦就出现了人口下降趋势。1935年,丹麦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成立了人口委员会,研究怎么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二战之后,丹麦重新建设了福利制度,1956年实施了全民养老金,1961年实施了全民医保,最后形成了面向全体公民的福利制度。
历史上最早的福利国家是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在魏玛共和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的福利制度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把德国政府拖进了破产危机,也给了纳粹上台的机会。丹麦就在德国旁边,挨过纳粹德国的打,也吸取了邻居的教训。1962年,丹麦成立了经济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监测经济发展,其中包含了养老金运行情况。
2003年,按照丹麦政府的要求,经济委员会提交了养老金的改革方案,主要的内容就是提高退休年龄,废除提前退休制度,改善养老金的构成。这个方案虽然引发了激烈讨论,但是所有党派都承认一个事实:到2040年,丹麦会减少35万劳动力,养老金体系必然入不敷出。经过各个政党的妥协,2006年丹麦出台方案,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渐进改革,而且每五年要进行一次协商。
2006年法案,简称丹麦福利改革协议。按照协议规定,从2019年到2027年,丹麦会逐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提前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这次法案也考虑了提高劳动力的供给,要拿出每年GDP的1%给失业人员提供技能培训。至于说延长退休的计算标准,是丹麦人的预期寿命。2000年,丹麦人的预期寿命78.5岁,退休年龄65岁。2024年预期寿命是81.7岁,退休年龄就对应提高到67岁。简单来说,多活三年就多工作两年,有非常清晰的比例。
2011年,丹麦又进行了一次协商,规定45岁以下的丹麦人不能提前领取退休金。这次法案也加速了延迟退休计划。到2022年底,退休年龄就要提高到67岁,对比2006年的协议,提前了五年时间。所以,这次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是从2006年就开始酝酿的改革,丹麦人民早就有了预期了。
现在丹麦已经经历了三次退休年龄调整,社会各界都愿意做妥协。主要依靠优良的收入分配机制,高税率相对拉平了收入。根据欧盟2024年的数据,丹麦的基尼指数是0.286,在全世界算是最低的一档了。丹麦收入平均,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就是中产阶级大。现在丹麦的劳动力分部情况,农业只占2%的劳动力,制造业占了19.27%,服务业占到了78.7%。考虑到丹麦农业以大型的农场为主,这2%的农业人口并不是传统的农民,而是机械操作工和牲畜的管理员。蓝领劳动力总占比是20%左右,剩下的80%人口全部都是办公室白领。
除了工作环境好,丹麦人工作时间也不长。根据统计,丹麦人平均每年的工作时长1384小时,全球平均1746小时,美国人是1804小时。丹麦的工作日跟中国差不多,每年250天。按照这个数据算下来,丹麦人每天只需要上五个小时左右的班。此外,丹麦人平均预期寿命81.7岁,就算70岁退休,也能领十多年的养老金,不比美国人少。
因此,除了蓝领工人之外,丹麦没有什么人反对退休年龄推迟。左翼的社会主义人民党有一些抱怨,呼吁政府提供更多的提前退休选择,度过失业期。右翼政党自由联盟倒是反对改革,他们是觉得政府的做法太保守了,应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3岁。
另外,就算退休,丹麦公民对于继续上班也不抵触。根据统计,超过一半的丹麦人愿意在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现在丹麦每年是2.6万人退休,退休人群一共是113万,其中有8万人还在继续上班。这个情况不是丹麦特有,在整个欧盟,有大约13%的居民退休之后又上了半年的班。
不过丹麦的情况跟欧盟其他国家还不太一样。2005年欧盟做过一次统计,调查60岁人口继续上班的原因。法国、西班牙之类的国家,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补充养老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在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北欧国家,将近60%的原因是享受工作。这几个国家刚好也是欧盟的工作时长最低的地方。
虽然丹麦搞了全民福利,但是一直避免吃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丹麦就在不断丰富养老金模式。现在的丹麦养老金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国家基本养老金,完全由政府出资,退休之前的丹麦合法居住40年就可以领。如果居住时间不够,可以按比例扣除。这笔钱每个月最多有2400美元,其中1300美元是基础养老金,每个人到手都一样。另外一部分是收入补贴,按照家庭收入情况来计算。单身的老人,每个月最多可以拿到1200美元。这是丹麦最早的养老金模式,1956年就在实施了。
1963年,丹麦新增了职业补充养老金,跟中国的养老保险差不多,员工和企业各自缴纳一部分。按照丹麦的法律要求,90%的丹麦人从上班那一天开始,就要缴费了。费用大概是工资的15%左右,其中企业支付三分之二,员工支付三分之一。最后能领到多少,就看缴了多少。
1990年,丹麦又增加了个人养老金。2022年,中国也开始学习这套机制。个人养老金完全由个人自愿缴纳,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每年最高可以认缴9800美元。大概60%的丹麦人都认缴了个人养老金。最后,丹麦还有针对特殊情况的补充养老金。如果一个老年人出现健康问题,收入太低,政府还会再补贴一部分。
现在丹麦人的退休金,60%的收入来自于职业养老金,30%来自国家的基本养老金,剩下的10%来自个人养老金。一个中等收入的丹麦人,如果把三种养老金都拿齐,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4035美元,比丹麦的中位数工资少了2000左右。这种国家兜底,多交多得的模式,可以让绝大多数丹麦人在退休之后保持生活水平,也保证了养老金体系可以持续。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顾问公司美世咨询,长期把丹麦、冰岛、荷兰评为养老体系前三,这些国家都采用了一样的养老体系。
为了保障青年劳动力就业,丹麦也对老年人就业进行了限制。如果一个丹麦人已经退休,还要继续工作,只要年收入超过9000美元,就会减少养老金发放。年收入超过4万,就只能领到1000多的基本养老金了。
最近几年,丹麦也在鼓励劳动者缴费,进一步减少大锅饭模式。从2022年开始,如果一个丹麦人供领满42年,就可以提前三年退休。但是到退休年龄没到时间,每个月只能领1200美元左右。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会影响到手的钱,越早提前退休,到手的钱越少。
那现在丹麦的养老金体系,还算得上安全吗?
算是有效,但是也有危机。2022年,丹麦内部做了一项调查,78%的国民相信养老金体系。丹麦现在人口大约600万,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24.76%,65岁以上的人口19.05%。按照联合国的定义,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数达到20%,就是超高龄社会了。
丹麦即将成为典型的超高龄社会,但是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改革,丹麦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2万人,人均GDP也增加了2万美元。至少从目前来看,短期内不会入不敷出。
除了养老金改革,丹麦花大钱投入到生育福利,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丹麦的生育率是1.7左右,跟美国、法国差不多,都是发达国家最高的一档。2024年,丹麦有将近5.7万的新生儿,是三年内第一次超出4万人口。
2021年,因为北欧国家生育率回升快,中国社科院专门做了分析,文章名字是《北欧国家为什么是生育优等生》,请静静帮我读一段。
一是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体系普惠国民,足够慷慨。从普惠性来看,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18岁以下的儿童均可获得政府补贴。从公共性来看,他们以公立托幼机构为主,来解决托幼问题。二是中立性别观念在养育环节体现。父母共享49到54周的带薪育儿假,其中十周的父亲配额育儿假不可转让给母亲。三是普遍主义引导了去家庭化理念。北欧的家庭政策最终形成民众负责工作纳税,国家承担养老抚幼责任的福利模式,帮助母亲重返就业岗位。北欧国家的研究证实,让社会机构承担儿童抚育责任,对生育率有明显正向作用。北欧国家一至二岁儿童进入托幼机构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与东方育儿理念格格不入。
但是毕竟丹麦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二,随着老龄化发展,丹麦的远期也有养老金不够用的问题。2024年,丹麦新增了2.85万人领取国家养老金,只有大概1.2万人使用个人储蓄提前退休,这说明还有很多人没有存够养老钱。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最近几年,丹麦有将近4万人通过残疾人养老金的方式,在40岁之前提前退休。这4万人的将近77%都是精神病人。十年前这个数据还只有61%,丹麦青年人的精神状况不容乐观。
那丹麦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首先,应该学习丹麦的全民养老政策,证明自己不是联邦制国家。丹麦的福利不区分地区和职业,比中国要简单。中国现在连跨地区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职业和身份计算复杂,更没有全民基本养老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年轻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我周围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少交社保,多拿钱。年轻人不掏钱,社保就必然要破产。
其次,丹麦退休年龄计算方式比较明确,和预期寿命挂钩,不用每次延长都重新授权,重新讨论。按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延迟方案,15年之后,中国退休年龄还是比欧洲低了五到七年,很快就需要下一次争论延迟方案了。
最后,养老攒的不是钱也不是实体财富,而是年轻一代人生产财富的能力。如果没有年轻人搞生产,没有年轻人提供服务,账户里的数字就不能换算成购买力。几百万的房子,到时候换几十万都没有人要。所以一切养老政策落实的前提都是足够的生育数字。中国如果能够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丹麦的1.7,其他的养老改革那都只是附属问题了。
邓紫棋和霉霉对抗唱片公司
6月12日,邓紫棋发布长文,讲述跟前公司的版权纠纷,表示自己跟前公司蜂鸟音乐打了六年官司,期间一分版税都没有收到。在文章里面,邓紫棋还表示要重新录制以前的作品。长文发布当天,重录专辑全网上线,包含了《泡沫》、《光年之外》这些代表作品。6月18日,蜂鸟音乐发布声明,要求各平台和邓紫棋团队在48小时内删除下架所有重录歌曲。邓紫棋再次发布声明拒绝。
督工,邓紫棋自己写的歌,为什么还要通过翻唱才能拿回版权?
因为她签国不利于自己的协议。音乐作品著作权分两种,一种是作品著作权,比如说邓紫棋作词作曲,拥有版权的人就可以决定给谁唱。另外一种是录音制品的著作权,可以决定录好的歌谁来卖,卖到哪。一般来说,作品的著作权都属于创作者自己,比如说陈奕迅要去演唱《十年》,那就要得到林夕的许可。
这两种著作权在法律上都被蜂鸟公司控制了。按照邓紫棋的说法,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只有15岁,当时她还没成年,需要自己的母亲来代签。邓紫棋的妈妈看不懂英文合同,分不清两种著作权的区别,就全部永久授权给蜂鸟了。按照合同约定,邓紫棋只能保留署名,参与版权分成。从2006年到2022年,邓紫棋发行了100多首歌。这些作品的版权都在蜂鸟手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2年。2019年,邓紫棋宣布跟蜂鸟提前解约,蜂鸟就把邓紫棋告到了法院,索赔1.2亿。从此以后,邓紫棋跟蜂鸟打了六年官司,这六年时间,邓紫棋拿不到任何版权收入。
除此之外,蜂鸟把邓紫棋的中英文艺名都注册成了商标。即使合同已经过期三年多,邓紫棋要使用自己艺名,还是有法律风险。
那为什么邓紫棋还敢重录这些没有版权的作品?
邓紫棋能够重录歌曲,有法律团队的功劳,也有一些运气因素。内地的著作权法给邓紫棋留了空间。著作权法第42条规定,只要是合法制作的录音制品,第一次公开发行的时候没有禁止他人使用,那么任何人只要给原作者一笔钱,都可以用来改编、创作。至于说这笔钱的金额,可以先用后付,回头再慢慢协商。按照这一点,邓紫棋随时都可以翻唱自己的作品。至于说要付多少钱,按照国家版权局1993年的规定,蜂鸟只能拿到3.5%的版税收入。
但还有一个问题,著作权法42条是1996年立法版本第37条的延续。当时还没有通过网络传播音乐的条件,所以第42条赋予的法定许可,只能用来发行实体的唱片,比如说CD和磁带。根据大陆最近几年的判决结果,如果邓紫棋的翻唱之后要在网络上发行,如果没有事先取得蜂鸟的同意,还是要承担侵权的责任。
好在邓紫棋还有另外一份运气。虽然她16岁才正式出道,但是13岁已经开始公开演出了。14岁那年,邓紫棋加入了香港的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简称是KASH。按照这个协会章程,邓紫棋创作的所有歌曲,所有公开表演和传播的权利,都要由KASH代管。所以,就算两年之后蜂鸟跟邓紫棋签了合同,邓紫棋的传播权也早就授权出去了。
现在邓紫棋有机会翻唱自己的歌,是内地法律和香港创作者保护制度的结合。在大陆,邓紫棋可以不管蜂鸟同不同意,先把歌重录一遍再说。这些重录的歌通过香港协会保留的传播权,可以到全球去卖钱。当然邓紫棋团队的做法跨越了内地和香港两套法律体系,大陆的法院会不会认可这种做法,还要看后续的处理情况。
最近几年,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也重录了自己的老歌。泰勒·斯威夫特的问题跟邓紫棋有什么区别?
霉霉的局面好一些,运气也更好一些。美国的版权保护模式跟香港差不多,也区分了作词作曲的版权和录音版权。泰勒早期的六张专辑,作曲的版权在她自己手里,录音版权在当时的唱片公司手里。同样15岁,泰勒跟当时的唱片公司签合约,长达13年。在合约时间内,泰勒卖了4000多万份的专辑,拿到的版税收入只有10%左右。2018年,泰勒跟唱片公司合约到期,泰勒提出,愿意花钱把旧专辑的版权买回来。唱片公司以此要挟,说泰勒必须续约以后,再发行六张新专辑,才能把旧专辑的版权还给泰勒。这种霸王条款,泰勒显然不会接受,就找新公司签了合同。这次泰勒就吸取了教训,把两种版权都留在了自己手里。
泰勒离开旧唱片公司之后,以前的六张专辑又经过两次转手,价格一次比一次高。2019年,泰勒的老仇人侃爷的经纪人花了3.3亿美元,买下了专辑版权。第二年,六张专辑又以4.05亿的价格卖给了迪士尼家族的投资公司,两年时间赚了7000万美元。
买版权的人花了大钱,当然要限制泰勒唱老歌。虽然泰勒有自己的作曲版权,但是没有通过KASH这种组织保留自己的传播权。所以在任何可能公开播放录制发行的场合,泰勒都要取得许可才能唱自己的老歌。这也是为什么泰勒当年演唱会,老歌唱的都比较少,比如说2019年,泰勒拿了六项的全美音乐奖,但是因为唱片公司干扰,最后只能用金曲串烧的方式,把老歌唱一遍。2020年,泰勒拍了一部自己的纪录片,因为用了自己的老歌,差一点就不能上映。
所以从2021年开始,泰勒重新录制了自己的四张旧专辑。至于说为什么没有传播权,泰勒还是能够合法重录,这是因为作品版权在她自己手里。现在泰勒重新录歌,等于授权给自己。泰勒重新录制的行为降低了老歌版权的价值,所以前几天,泰勒宣布跟版权方和解,花了3.6亿美元,把老歌的版权都买回来了。
邓紫棋的行为可能就是受到泰勒·斯威夫特启发。其他的美国歌手就很难学习泰勒了。泰勒当时的每张专辑禁止重录的时间只有五年,行业的一般做法是十年。这次泰勒的事发生之后,美国的唱片公司开始把限制提高到30年了。
不管是不是运气发挥作用,决定重录老歌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泰勒和邓紫棋来说,重录的歌都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当年的生态条件,当年的个人情感都很难复制。对于拥有很高评价的艺术作品,不管重录还是翻拍都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泰勒和邓紫棋都需要靠运气才能拿回演唱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权利。那为什么当年的法律会允许唱片公司制定单方面有利的条款?
因为当年的专辑设计和作品发行,确实要依靠唱片公司的投入。如果法律不保护唱片公司,大众就很难接触到优秀的作品。过去,唱片公司主导的市场,有完整的歌星发掘培养模式。通过雇佣专业的音乐制作人,搭建作曲和编曲团队,唱片公司可以精心打造一个幕后团队,实现推谁谁火。经过长期的稳定培养,歌星跟幕后团队也能有比较高的审美趣向。
传统音乐制作体系发展的巅峰,就是明星制作人模式。比如说李宗盛、罗大佑,他们通过给旗下的歌手写歌,定制发展路线,保证了小歌手的成功率。比如说陈淑桦、张信哲、辛晓琪,这都是李宗盛团队打造的。
唱片公司能够主导市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对传播资源的把控。传统的音乐市场一首歌要引发市场效应,必须要通过电视和电台。在新歌上市之前,唱片公司会把样碟寄给电台,在节目上反复播放,提升自己的传唱度。有了市场反馈之后,再安排歌手上电视节目,做媒体宣传,有的还要到高校去宣传。在过去,一张专辑从完成录音到正式上线销售,周期长达三个月。这套利益链还产生了音乐排行榜概念。现在我们熟知的“打榜”这个词,就能够概括之前音乐宣传的所有流程。一家唱片公司,手里有多少电台资源,可以霸占多少电视节目的时间,就决定了它的市场地位。
这种产业模式是需要唱片公司投入大量的成本,也决定了以前音乐的销售方式。比如说要卖整张专辑而不是单曲,提升销售单价。比如说高成本打造一两首金曲,再搭配一些口水歌,捆绑销售回本。还有,用相同风格制作专辑,避免用户休闲的时候被迫切换气氛,不得不手动换碟。所以当年的歌手,一般都有几首传唱度高的歌打底,个人的唱法和技巧也和风格深度绑定。比如说情歌王子、情歌天后、海豚公主,都能够吸引一些固定的粉丝。现在日本的唱片公司还能不断地出新歌手,就是因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缓慢,没有能颠覆传统的唱片公司秩序。
既然唱片公司的投入也很大,那为什么现在的舆论会支持邓紫棋和霉霉拿回自己的版权?
因为互联网技术取代了唱片公司的地位。普通人可以在平台上设计自己的音乐列表,不需要唱片公司帮自己挑选同类型的歌曲。优秀的作品和歌手也不再需要唱片公司,就能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大众。唱片公司作为一个过时的中介,如果还继续霸占优秀作品的版权,对社会没有贡献,当然也得不到同情。
这么说,现在是最有利于创作歌手的年代,应该会出现很多的新人。那为什么大众关注的还是邓紫棋、霉霉这些出道很多年的歌手?
睡前消息第三期,借着周杰伦的话题分析过音乐市场。分众传播时代,让每个小众的艺术形式都能找到自己的受众。但是分割了市场就很难再出现国民明星了。具体到邓紫棋和霉霉之后的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平台控制流量太容易,不需要形成有效的音乐生产机制,也不愿意解决普通歌手的版权问题,所以生产效率比唱片公司时代反而有所下降。
以前的唱片公司,流量是和同行抢来的,必须保持基本的审美水平。现在的互联网平台都已经有了几乎垄断的流量入口,不需要花钱养人去挑选歌曲,任凭用户相互竞争,也能产生好音乐。市场也证明了,因为短视频的竞争,单纯的音乐市场在下降。如果在音乐创作方面投入太多,平台就会亏钱。比如说当年的虾米音乐,希望能够通过高品质的独立音乐赚钱,坚持运营了12年,用户只有不到100万,最后在2021年退出了市场。
所以这个时代还要生产优秀音乐,平台是指望不上的,只能期待优秀的歌手和小型的创作团队来发布内容。理论上来说,平台模式也有好处,起码给了原创歌手的曝光平台,不会埋没优秀作者。如果一首原创歌曲真的能够打动普通人,能够吸引用户转发,很快就能拥有百万的播放量。
但是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发布在平台的歌曲容易被翻唱和改编。一首歌如果火了,很少人会知道作者是谁。B站的很多原创音乐人都表示过,无论哪个平台,投诉改编侵权歌曲难度很高。所以互联网时代反而不利于原创小团队。
从硬件来说,短视频平台也可以帮助原创歌手发展。美国因为严格的版权保护机制,短视频的歌手也拥有成熟的变现逻辑。通过累积的网络播放量,这些歌手可以签约唱片公司,可以参加线下演出,可以举办演唱会。
过去几年,美国娱乐行业的资金分配和版权保护方面,继续向创作者倾斜。在霉霉的号召之下,苹果音乐的高管艾迪主张修改政策,在试用期就要给艺人支付版税,让艺人有资金继续创作。泰勒·斯威夫特版权斗争还催生了法律变革。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音乐现代化法案》。法案简化了版税的分配流程,承认制作人和工程师的版税分成权利,并延长了1972年以前录音作品的保护期。这条法案罕见的得到了两党的一致支持。
这说明平台和企业不保护版权,核心问题还是政府的立法和执法问题。只有国家出手,支持几次典型的诉讼,让平台和侵权者都亏到心疼,原创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现在中国优秀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一大部分都去了体制内的机构,其中很高比例去当音乐老师,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或者说是迟早要崩塌的产业生态。中国如果希望音乐行业的新人能够通过市场赚钱,如果希望普通人能够听到更多的原创音乐,那就要解决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问题。
当然版权保护也不应该是绝对强调个人创作者利益。应该是让最能激发创作力的团队拿到最多的红利。只是在这个时代,恰好是个人和小型的原创团队承担了原创责任,法律才应该优先保护个人的创作者。如果唱片公司能够证明自己还像几十年前那样去主导创作,法律保护唱片公司也没什么不对。
感谢各位收看,919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