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困惑：为了成为线人的他不择手段！》【硬核狠人90】
本篇为硬核狠人之阿道夫·格奥尔基耶维奇·托卡契夫。
这是一档历史人物介绍类节目。
罗伯特·富尔顿的困境
1975年夏季的一天，美国外交官罗伯特·M·富尔顿正行走在泰国曼谷的大街上。虽然顶着东南亚的高温和烈日，但富尔顿的心情不错，因为他知道，今天自己有可能迎来升职的消息。
1928年，富尔顿出生于美国加州城市奥克斯纳德。作为一个标杆级的加州青年，从小开始，富尔顿就是相貌英俊、身材好、跳舞打球又赛跑，成绩优异啥都会，学弟学妹全迷倒。除了成绩优异外，富尔顿的性格也十分外向，在学校朋友极多，龙金跟他一比都算是沉默寡言的了。
对于这样的人才，美利坚自然不能浪费。1951年，大学毕业的富尔顿被军队征召入伍，先在陆军服役，后来被调往军事情报部门。1954年退役后，由于已经脱离了社会好几年，再找工作也不容易，富尔顿心一横，直接加入了中情局。出乎富尔顿意料的是，入职以后自己在中情局居然意外干得不错。发现了富尔顿是个社牛后，中情局也算知人善任，没有让他当一线特工，而是把他派到了美国驻芬兰大使馆，负责跟当地高官拉关系、搞点情报啥的。
这项工作完全躺在了富尔顿的舒适区里。很快，他就跟芬兰人把关系处得赫姆德·斩鸡头拜把子。由于工作出色，富尔顿之后又先后被调往越南、泰国，给中情局带来了不少关键情报。有鉴于此，兰利中心对富尔顿也越发认可。进入70年代，总务部已经放出话来，富尔顿已经具备了掌管一个地区情报工作的能力，下一步可以准备当站长了。
在不到40的年纪当上站长，如果说别人生官是坐上直升飞机的话，富尔顿的生官可以算骑着洲际导弹了。想到自己光明的堪比超新星爆炸的前途，富尔顿就心潮澎湃。果然，当他走进办公室时，同事告诉他，有一封总务部的信已经寄到了。富尔顿长呼一口气，然后颤抖着打开信件，果然是调令。调令上说，由于富尔顿多年来的优异表现，总部准备提拔富尔顿当站长。至于地点嘛，总部已经决定了，你去苏联搞情报！
冷战铁幕下的中情局困境
在冷战初期，作为西方的情报支柱，中情局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就是他们在莫斯科居然没有建立情报网。
我们之前讲过，美国中情局的前身是由威廉·多诺万创立的战略情报局。这是个能让特朗普显得没活的组织。其中的成员包括演员、作家和销丑、导演、商人、冒充教授、警察、记者、魔术师、军官、杀手和药头。靠着多诺万超强的组织能力，他成功把自己的组织搞得跟俗世奇人一样，在二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被杜鲁门解散，其中的一部分被重组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但是，当情报对手从阿伯维尔变成科格博时，美国人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对苏联有点外行了。
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是有人有钱搞不定的，那么情报工作一定是其中之一。这是个非常需要传承的行业。1948年，中情局才正式开张营业。而从其法成立开始，此时的苏联情报工作已经做了30年。别说跟苏联比，哪怕跟带英的军情六处比，中情局都算是纯外行。这样下去，我国要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了。
由于新人出道经验不足，在与苏联人交手的前十年里，中情局别说在苏联建立情报网，连发展两个内线都做不到。尤其是在莫斯科，由于主场优势，科格博对中情局特工的监控已经快跟侄子差不多了，给人的心理压力极大。比如，每次有莫斯科站的特工开车出门，科格博就必然全程派人尾随。而且，人家服务特别到位，不仅监视你的行程，还会提前搞清你去哪，在你迷路的时候给你带路。某次，一名特工想在使馆外抽烟，结果他刚摸出烟，旁边立刻有人递过来火，并且贴心的说：“您今天忘带打火机了。”而最过分的是，某一次一名特工在外面上公厕，刚关上门，厕所隔板底居然递过来几张纸。一个声音说：“您用这个吧，这个坑位的卫生纸用没了。”
在这种监视下，中情局的莫斯科站几乎毫无施展空间。特工们的工作做的也不到位，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再碰上最近的高温天，怎么能睡个舒服觉都成了问题。
不要慌，我们的睡觉搭子神奇小路，它来了！在这里，我也想借机感谢一下这位搭子，最近气温飙升，再加上写稿都熬夜，这个觉总睡不好，怎么躺都不得劲。好在有神奇小路小冰被一直以来的守护，让我每晚都能拥有优质的睡眠，能全身贯注做更优质的内容，对此我真的非常感动。我也是第一次睡这么凉滑的被子，这几个月来再也没有闷醒不说，还替我省了几百的空调费，上次动态推荐更是广受欢迎。所以这次618，我和小路决定下回血本，把100多的底价放出来回馈大家，保价一年，买贵退差。大家放心给自己和家人安排。它的双面睡感特别有讲究，A面凉爽，凉感值将近国标的两倍，亲测睡前钻进去，立马就能抚平燥热。肯定有朋友要说，热的话不盖被子不就好了？但人在熟睡时，循环放缓，冷风一吹就容易着凉。所以被子不仅得盖，还得盖那种能贴身控温的。这时候B面就发挥作用了，它更软糯也更亲肤，可以在被窝里形成稳定的微气候来保持体感的舒适。有些出油出汗体质的朋友呢，还需要额外关注两点。一，能不能机洗？小冰被就懒人友好，我这套丢洗衣机里滚了好几次，没变形，凉干也依旧。二就是透气，相信很多朋友都懂梅雨季回南天的痛，湿气汗气积在棉被里又黏又重，还有股霉味，不知道藏了多少细菌螨虫。小冰被天充生物基巨乳酸纤维，再加上与东华大学联合研发的安心丝，透气和吸湿都一绝，怎么睡怎么清爽。A类的母婴级料子，敏感肌小朋友都能放心睡。心动的朋友记得领底券下，颜色、尺寸都很多，一个人睡、午休、旅游就选单人的，全家盖大尺寸很够用。小路承诺保价一年，买贵退差，送运费险，不喜欢就退。赶紧去睡个清凉觉吧！
进入60年代，随着情报斗争愈发激烈，科格博开始一转攻势。对莫斯科站不只于监控，而是开始搞钓鱼执法。他们开始频繁派人假装向中情局投诚，在输送假情报之余还能骗点补贴。如是几次以后，中情局也受不了了。60年代后期，兰利中心给莫斯科站下了严令：以后只许搞技术侦察，不要再跟任何当地人接触，也不要在莫斯科发展内线，那群人都是骗子，不许乱出门，都给我当壁虎。
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站成为了中情局在海外最苦逼的机构。那是生活精神压力大，工作越干越害怕，辛辛苦苦没成绩，天气寒冷待遇差，基本是仇人见了心软，债主听了捐款。因此，当看到莫斯科站站长的任命后，富尔顿直接眼前一黑。但是，中情局显然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机构。富尔顿只能准时到岗。到达莫斯科后一清点，果然，自己这个站长完全就是孤家寡人。手里能用的线人屈指可数，还基本都是过去在苏联以外发展的。由于监控过于变态，整个莫斯科站几乎没有主动发展线人的可能。
富尔顿的“受害者”经历
度过了一事无成的1976年后，富尔顿决定弃疗。他不再关注情报工作，而是爱上了滑雪。反正自己啥也干不了，就用滑雪的方法划水吧。1977年1月9日早晨，富尔顿又一次把车开到了一大使馆不远的那个加油站。已在一个巨大的禁止抽烟的牌子下，富尔顿掏出了一根万宝路香烟点上。他还朝不远处的伏尔加轿车示意，抽一根吧。那辆伏尔加的侧窗里很快吐出了一个烟圈，示意自己有。富尔顿于是很狠抽了一口，然后打开了车门。
就在这时，一个身材不高的男子从他身边经过，压低声音用英语问道：“你是美国人吧，我想和你谈谈。”富尔顿压根没注意对方从身后过来，吓了一跳的他直接喊出了一句：“Oh fuck！”那人似乎没听懂的问：“有困难？”然后扬声用俄语说了一句：“对不起。”富尔顿吓得差点心肺骤停。此时对方已经毫无停留的走远了。富尔顿妈妈咧咧的钻回了车里。突然，他看到了驾驶位上有东西。这好像是，一张纸条。
虽然十分警惕，但作为专业特工，富尔顿还是面不改色的直接坐上座椅，没有丝毫停顿的开车扬长而去。进入大使馆后，富尔顿才展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我想跟一位称职的美国官员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讨论一些事情。如果感兴趣，请在下周一上午8点，穿黑色西装，系红色斜条纹领带，右手持棕色公文包，腋下夹莫斯科消息报，胸口别一只蓝色郁金香。在河畔线地铁特维尔站上前往斯大林汽车厂站的车，届时我会想办法与您交谈。”
看过我们过去节目的观众应该知道，在英国曾经有一位叫贝塔尼·尼德的豪杰，在投诚科格博前也设计过这样复杂的流程。富尔顿不认识贝塔尼，但此时的心情和伦敦站的科格博是一样的：“这人有病吧！街头就街头，搞这么复杂干什么？而且，大使馆成员挤地铁醒目，你不明白的说我心里有鬼吗？滚犊子吧，科格博现在钓鱼水准越来越低了。”
当然，基于工作纪律，富尔顿还是把这件是向兰利中心做了汇报，还详细描述了对方的长相：“这人大概五六十岁，身高约1.68米，穿著与普通苏联公民无异。”同时，富尔顿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这件事带有阴谋色彩，很像是科格博钓鱼。很快，总部给出了回复：“大概率是陷阱，不要接触，不要跟进，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有些事显然不是你想推就能推的。将近一个月后，1977年2月3日傍晚，富尔顿如常下班，如常把车开到使馆门外，如常摇下车窗抽烟。就在他吞云吐雾时，他突然发现有人在快速接近。富尔顿瞬间警觉了起来，矮个子，中老年。不好，又是那家伙！富尔顿内心狂喊：“你不要过来啊！”眼看对方越走越近，富尔顿开始疯狂的摇车窗把手。奈何莫斯科的天气实在是太冷，车窗玻璃升得很慢，以至于对方顺利从车边经过，又扔进一张纸条。富尔顿此时已经崩溃了，他赶紧一脚油门冲回家，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上次是我鲁莽了，没考虑到外交人员乘地铁的风险。这样，明天午夜，你开车停在使馆附近的诺文斯基道，往路南看。一根路灯杆上会用红色油漆涂个X，就停在那，别熄火，我会亲自出面见你。”
富尔顿十分抓狂：“不是，他有病吗？使馆的人挤地铁醒目，使馆的车大半夜出门就不醒目了？就算想钓老子的鱼，也不能拿我当傻子吧？”于是，在再次向兰利中心汇报此事时，富尔顿依然表示，此人大概率是钓鱼。而总部则表示：“他臭里得当，不要有任何接触动作，最好连纸条都别收。”
2月17日傍晚，已经被搞出心理阴影的富尔顿再次走出大使馆。他还特意左右看看有没有情况，然后才疾步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结果他刚打开驾驶室的门，就看到不远处的一个电话亭也推开了门。这下富尔顿是真怒了，在对方接近时，他恶狠狠的低声问：“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那人把第三封信扔进车里说：“送信。”由于没法现场发作，富尔顿只能假装毫无察觉的开车回家。这次信的内容更长，足足四页。信里对方表示，他已经完全理解了为何多次被置之不理，怕科格博钓鱼是吧？其实我要是想钓鱼，前两次接触已经可以抓捕你了，还用折腾这么多回？当然，我也知道，信任是需要慢慢建立的。这次我就适当暴露一些个人信息给贵方吧。在下是个工程师，供职于一家秘密机构，与国防研究有关，应该对你们很有价值。为了给您投信任，我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蹲好几个小时，投完后又蹲好几个小时。我们之所以街头没成功，会不会是因为我设计的流程太复杂了？这样吧，不如我们简单点，下周五去某某剧院的卫生间见面。
看到这封长长的手写信，富尔顿也有些迟疑：“这人也太执着了吧，别是真想投诚的意思？”反正如今打不开局面，要不要接触一下试试？基于这种想法，富尔顿第三次给总部发去信息，称对方交待了一些身份信息，既然如此执着，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结果，报告打上去的当天，富尔顿就被总部骂了个臭死：“你那个脑子是不是南宋制造没有开封啊？光看表象不会分析？首先，按着人自己说的，一个普通的苏联工程师又不是科格博，他是如何精准分辨你是中情局莫斯科站站长的？而且足足三次都找你本人。要知道，你的公开身份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其次，如你报告所言，这人的接触手法很不专业，三次都是往车里扔纸条。但你想没想过，那是在莫斯科，科格博的老窝，课堂上可以偷吃东西，但不能做饭。以科格博的监控强度，三次扔纸条不被发现，这可能吗？第三，对方首次接触的时间，1月9日对吧？同一天我们刚刚驱逐了一名苏联特工，结果他第二天就给你扔了纸条，天地有这么巧的事吗？”
当看完总部的批示后，富尔顿一身冷汗：“要不说还是领导有水平呢，没有上级的分析，我差点又被科格博装进去了。不行，绝对不能再被套路了。如果下次这小子再来这套，我就直接报警，告诉苏联警察他们有人要叛国！”这次之后，那个小个子果然很久都没有出现。富尔顿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然而，就在他即将把这事忘掉的时候，5月12日，人家又来了。
5月12日傍晚，依然是在大使馆附近。那个小个子依然从电话亭里走出，只是这次手里拿的已经变成了大包裹。富尔顿此时也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他一看到对方的身影，立刻抡动苦练多日的麒麟臂，顷刻间就摇上了车窗玻璃。然后一脚油门直接冲了出去，根本没给那小子扔包裹的机会：“狗科格博，想钓我？下辈子吧！”
然而，虽然富尔顿已经如此谨慎，但两个月后，富尔顿还是离开了莫斯科。1977年7月，富尔顿手下的一名女特工被科格博设局抓捕。这让富尔顿继续留在莫斯科的风险激增。于是，富尔顿感慨：“看来，不得不离开莫斯科，离开我亲手侦察的首都，不得不离开列宁陵墓之所在地了。”就这样，中情局莫斯科站站长富尔顿主动撤离。而接替他的人叫做加德纳·哈萨维。
当哈萨维抱着上坟的心情来顶替富尔顿后，果然，从上任开始，莫斯科站又有好几名特工被科格博钓鱼执法驱逐出境。由于斗争形势过于恶劣，兰利中心再次严令：“整个莫斯科站，不准跟任何线人接触，不准展开任何非技术性行动，全站完全静默。”在总部的严令下，哈萨维只能走上跟富尔顿一样的道路，每天无所事事，开车出去闲逛。
直到1977年12月10日，莫斯科站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开车外出时，一个小个子突然把一封信扔进驾驶室说：“带给相关的人。”很快，信件被交给了哈萨维。在信中作者表示，自己了解米格战机的部分细节，还掌握一套用于探测和攻击南半球目标的系统。随后又是一套复杂的会面流程，时间定在了1978年1月9日。末了，作者说：“自己想做点别连科做过的事。”哈萨维震惊不已。1976年，苏军飞行员别连科驾驶米格25战机叛逃日本，这是震惊全球的大事。现在这个作者这么说，那显然是想要投奔自由世界的意思呀。
在此之前，哈萨维已经对富尔顿的经历有所耳闻，但他还是对此心有不甘。万一这人是真想投诚的呢？万一他手里真有重要情报呢？于是，他向兰利总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表示我们不应该由于几次失败就裹足不前。那个号称能扫描南半球的雷达搜很有价值，总部可否批准我们试探性接触一下？很快，兰利中心回信，表示别连科叛逃以后，米格战机资料已经没有价值。至于能扫描南半球的雷达，这是一个工程师能掌握的资料？吹牛吧！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科格博钓鱼，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而且，就算他本人不是钓鱼，如此频繁的接触也必然引起科格博的注意，到时候肯定是，他被杀，你被抓，机密信息全被扒，鲁布扬卡业绩加，群龙听了笑哈哈。”在总部的强令下，哈萨维放弃了。结果，1978年2月16日，还是在大使馆门外，又一封信被扔进了哈萨维的车里。哈萨维一路疾驰到家，打开信件一看，上面写着：“我发现我们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出于安全考虑，我不敢透露太多个人信息。而你们又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被钓鱼，不敢跟我联系。那我们就先不见面，我留个电话号码，25544某某。空缺的两个数字，未来三天的傍晚18到19点，我会在阿尔巴特街公交站用一块胶合板，以蓝色记号笔补齐。可以在2月21日11点至13点之间来电。”
看完了信的哈萨维陷入了纠结。从效果上说，这种街头方式比之前的方式安全不少，要不要试着联系一下呢？第二天，哈萨维派了一名特工步行去那个车站留的，果然看到了两个数字：15。那么，联系方式有了。四天仰后，哈萨维还是向总部请求允许接触。兰利中心那很快回复：“既然你实在坚持，那你就试试吧。切记，不要用私人电话，也尽量避免用公共电话。”当收到回复后，哈萨维都傻了：“不让用私人电话，也不让用公共电话，那我用蜂窝台跟他联系吗？”最终，无奈的哈萨维决定冒一次险。2月26日和28日，他分别派特工在偏僻的电话亭里打了两次电话。结果非常一致：“领导，对面是个女的接的，咱们被耍了！”
这下连哈萨维都气眼了：“无耻科格博，几次三番的调戏我，把号码给老子，我学个俄语，我要骂人！”好在在下属一番口劝后，哈萨维终于平静了下来，但从此下定决心：“以后我走我的阳光道，你走你的奈何桥，老子再也不上当了！”结果，3月1日傍晚，哈萨维在一家酒店参加完活动，正准备开车回家时，又一个幽灵般的身影出现在身后，又是将一个小包裹扔进车里。哈萨维此时已经抓狂，他只能驱车回家，打开包裹，里面是六张纸。上面写着：“由于您没有在2月21日约定的时间段给我来电。”哈萨维这时才恍然大悟：“哎呀，误会了，都怪自己来回请示把时间耽误了，电话打晚了。”哈萨维赶紧继续看，纸上写着：“为了消除疑虑，我将提供一些基本信息，我叫阿道夫·托卡契夫。”
阿道夫·托卡契夫的传奇
1927年，阿道夫·格奥尔基耶维奇·托卡契夫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是护士。作为一个苏联人，托卡契夫之所以叫阿道夫，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精德。而阿道夫当年是个有名的德国名字。1927年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跟谁重名。两岁那年，托卡契夫跟着全家去了莫斯科。在这里，托卡契夫跟其他的首都小孩一样，平平安安的玩耍上学。而且为了对得起阿道夫这个名字，小托卡契夫还颇有艺术追求，只不过喜欢的是音乐，据说小提琴和圆号都练得不错，成人人考虑过向音乐院校努力。当然了，1941年，另一个叫阿道夫的艺术家，粉碎了托卡契夫的艺术梦想。
二战开始后，14岁的托卡契夫在学校里待遇骤降。原因很简单：“谁让你叫阿道夫呢？是不是对阿道夫的道家思想有什么向往？”事实证明，老托卡契夫也是个犟种，整个二战中愣是没给儿子改名。1944年，中学毕业的托卡契夫被分配到了莫斯科光学机械技术学校，彻底成了理科生。然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有个艺术家的心，但天赋却实在理科。1948年，由于在校成绩优异，托卡契夫被哈尔科夫理应用学院选中，而且在学校里获得了苏联最高级别的斯大林奖学金，成为了全校的明星。
作为如此精英，毕业分配肯定是不愁的。1954年，托卡契夫被分配到了无线电工程研究所。这是个高度保密的单位，主要从事雷达研发工作。而在这里，托卡契夫的日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按部就班。在研究所里，托卡契夫获得了两项专利，一步步的升职加薪，而所有的同事对托卡契夫的评价也相当一致：日子人。在所有人看来，托卡契夫都是个纯粹的日子人。他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到了岁数就结婚，没有入党，但也谈不上对党有啥不满，只是对政治不关心而已。而且，托卡契夫也完全有不关心的资格。在苏联诸多的日子人里，托卡契夫无疑是待遇最好的一批。由于工程师的职业，托卡契夫的薪水极高。除了收入高外，他的福利更是惊人。他被分配住在库尔德林斯卡亚广场的高层公寓里，那是一栋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豪华公寓，是绝对的苏式豪宅。而且，他的老婆也是研究员，收入同样非常高。两口子的生活是干得少挣得多，周末自驾开开车，所寄度假乐呵呵，日子不往心里搁。一句话，人家都快被幸福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了，没有关心政治的义务。
然而，在所有人羡慕的生活中，只有托卡契夫自己知道，自己正陷入一种特别的愁怅之中。人到中年，托卡契夫开始感觉到身体的退步。回首自己的半生，他痛苦的思考着，为什么当年那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少年会这样平庸度日？每天的日子都像下侯顿打乒乓球，一板一眼。这样在豪宅高薪中度过一眼望到头的人生，难道就是自己想要的吗？从儿子上大学开始，托卡契夫就时不时幻想能干出点被后人铭记的大事。本来吧，这只是一个中登的无聊广想。但是，1976年的一件事却深深刺激了托卡契夫。这年9月6日，苏联飞行员维克托·别连科驾驶一架米格25成功叛逃到日本。当时坊间传闻，美国为他提供了数十万美元的巨额奖金。
这个数字震惊了托卡契夫。托卡契夫并不在乎钱，他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别连科带个飞机过去就拿了几十万，那我掌握的雷达技术呢？绝密资料呢？得是他的十倍吧，我的价值是十倍于别连科。当一种莫名其妙的攀比心出现后，托卡契夫决与别连科一较高低：“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叛国。”既然要走叛国这套道，托卡契夫的第一个问题是：朝哪叛呢？在托卡契夫看来，此时地球上，整个跟苏联叫板的国家只有一个半。一个是美国，半个是中国。中国首先被托卡契夫排除，原因很简单，穷的叮当响，根本给不起奖金。那看来就只能投美国了。既然选择美国，托卡契夫的下一个问题是：怎么找到美国人呢？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商品展销会。结果去了几次发现，展销会上只展销商品，现在那里美国人的数量比列宁的头发都少，根本没机会接触。
时间来到1977年，托卡契夫决定直接点，直接拦美国大使馆的车吧。在苏联，D开头的车牌代表着外交车辆，04则代表美国。因此，只要看到D04就可以确定是美国大使馆的车。在这件事上，托卡契夫有一项特别的优势。他那座豪宅位于黄金地段，离美国大使馆的直线距离不到400米，干啥都方便。结果，1978年1月9日清晨，托卡契夫在下楼遛弯时，突然看到一个很没素质的人，正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吐烟圈。随便扫一眼车牌，D04661。显然，这是美国大使馆的车。托卡契夫当即决定，择日不如撞日，就是你了！
很快，托卡契夫写好了纸条，然后就装个抽烟的傻子大步走了过去。就这样，富尔顿第一次接触发生了。而兰利中心的疑惑也得到了解释，对方不是精准锁定，而是瞎猫碰上了小约翰。如果那天富尔顿不这么招摇的话，他根本就收不到纸条。至于后面为啥一直是富尔顿，原因也很简单，生人坑一半，熟人大满贯，富尔顿他比较熟悉嘛。而几次接触没有被科格博发现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托卡契夫家住的附近，他每天早晚都要下楼遛弯，因此出现在这里并不突兀。科格博早把他放进白名单了。仗着这份便利，托卡契夫才可以尝试这么多次。终于，1978年3月，在完全写清了自己的信息后，哈萨维终于相信，这不是科格博钓鱼了。在信中，托卡契夫又约定了新的打电话方式。而哈萨维向总部汇报后，兰利中心终于回复：“允许接触，保持谨慎。”
由于事关重大，哈萨维不敢亲自接头。于是，他调来了老越战的人，约翰·吉尔舍。吉尔舍是个白俄贵族出身的波罗的海裔美国人，反苏buff叠满的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特工高手。在他高超的躲避技巧下，1978年3月5日，吉尔舍终于拨通了约定的电话。这次，对面终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吉尔舍大喜：“你好，我是尼古拉。”对面顿了一下：“你好，终于等到这个电话，不过很快要去出差，以后也请尽量在周末打来。”吉尔舍说：“好的，再见。”“再见。”在电话的对面，放下电话的托卡契夫心跳如鼓。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两边终于联系上了。
价值与信仰的博弈
在接头之后，哈萨维又用了很长时间，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交接流程，让托卡契夫能够不通过莫斯科站，以写信的方式直接向兰利中心传达情报。果然，9月下旬，兰利中心就收到了托卡契夫送来的信。内容是：“我有一个91页的笔记本，里面包含苏联新型机载雷达、制导系统的信息和测试成果等重要情报。后续我还可以把笔记本里的情报补全，但我需要跟你们面谈。”这下轮到中情局挠头了：“面谈？说的简单，就科格博的监控力度，能找到几分钟的空隙已经很勉强了，直接面谈那不扯吗？”
就在哈萨维等人愁的龇牙时，兰利中心的技术员们却送来了一批关键道具：充气娃娃。是的，由于多年来被科格博盯得太死，中情局的研究员们一直在苦思破局之道。直到有一天，两个研究员在华盛顿的一家成人用品店闲逛时，在看到充气娃娃后，突然有了灵感：“这玩意可能会有用。”实际上，虽然科格博多年来一直把莫斯科站的特工们盯得毫无死角，但监控毕竟不是监考，科格博也不好意思靠得太近。比如，在特工们开车出门时，监视小组的车一般都是尾随，不会并排行驶。因此在车辆转弯时，是可以暂时脱离对方视线的。只是过弯无非也就几秒钟，压根干不了什么。但是，这两个研究员认为，如果趁这个间隙，在车上放个跟真人一样的充气娃娃，那座椅上的人不就金蝉脱壳了？几周以后，他们设计出了一个新模型。这是个类似安全气囊的装置。一旦特工在拐弯时跳车，他的屁股底下会立刻弹出一个充气娃娃。其身形和图样都是定制的，隔着一段距离，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靠着这一招，莫斯科站的特工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1979年元旦，街头人吉尔舍和托卡契夫终于见面，地点在一个电话亭里。两人一见面，吉尔舍开门见山：“你说的笔记本带了吗？”托卡契夫从大衣怀里掏了出来：“带了，这样带也比较安全。”吉尔舍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帮我们？”托卡契夫说：“很复杂，简单来说，我可能骨子里就是个异见人士。”吉尔舍：“啊？”托卡契夫说：“我可以也问个问题吗？”吉尔舍说：“你问。”托卡契夫笑笑：“美国人到底给了别连科多少钱？”吉尔舍被问得一愣，只能照本宣科的说：“具体金额肯定是保密的，我这个层级不可能知道。但你的笔记本，我们可以支付1000卢布。以后每份情报或者每月也可以按1000卢布结算。”托卡契夫不屑的撇了撇嘴：“1万卢布。”吉尔舍大惊：“多少？”托卡契夫拍了拍笔记本：“这是我通过信件已经给你们提供了部分情报，那些东西我要1万卢布。至于这个，听说别连科的奖金达到了六位数，我也要六位数。往后嘛，还是1万卢布每份或每月。”吉尔舍顿感失望：“完了，全错了，本以为是个自由主义斗士，没想到是个唯心主义战士。六位数，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无奈之下，吉尔舍只能说：“单价1万我需要回去请示，但你的笔记本无法确定价值，能让我先粗略翻看一下吗？”托卡契夫直接从怀里掏出来甩给他：“直接拿走带回去吧，记住，六位数。”吉尔舍：“啊？”这下吉尔舍是真傻了：“这人要钱的时候张口就是几十万，结果钱还没到手，直接把笔记本给我了，他到底在不在乎钱？”顶着一脑子浆糊，吉尔舍带回这本笔记本，并将其送到了兰利中心。几天后，兰利中心回复：“笔记本里有米格25的改进预案和苏联军用雷达的关键信息，非常有价值。至于钱嘛，无非几十万而已，告诉他，只要他把笔记本里的信息补全，30万卢布随时可以到位。”
得到命令后，吉尔舍又跟托卡契夫接上头：“你的条件总部答应了，只要把情报补全，30万以上的数字随便开。”托卡契夫皱了皱眉，随即又微笑起来：“你毕竟是美国人啊，不太懂俄语习惯。我们指的六位数不是几十万，而是数字后面带六个零啊。”吉尔舍脑袋嗡的一声：“几百万？你疯了？美国总统的年薪才20万美元。”托卡契夫似乎并不在意，他说：“但是我的东西值这个价，我比别连科的价值更高，他只能带去一件食物，我提供的可是全套图纸，他值几亿甚至几十亿。”吉尔舍赶忙解释：“大哥，他账不杀你这么算的呀，多少亿是生产价值，不是情报价值。再说你要这么多钱本就是祸根，在苏联这个地方，你钱往哪放啊？”托卡契夫说：“我知道生产价值和情报价值的区别，所以我没要几十亿。至于钱怎么处理，那是我的事，重点在于，我值。”
就这样，一场惨烈的砍价开始了。任凭莫斯科站如何讲价，托卡契夫始终不松口，把哈萨维气的都快乳腺结节了。然而，就在莫斯科站将托卡契夫认定为一个原教旨唯心主义战士时，兰利中心的一份密电却让它傻眼了。总部表示：“最近那个托卡契夫提供的情报质量很高啊，可以给他升级下装备，比如配备专业间谍相机之类的，这样效率更高。”哈萨维傻了：“不是，近期我们一直在跟他砍价呀，提供什么情报？”兰利中心也很懵：“砍价？他一直在用他的渠道给我们提供情报啊，你们的价钱还没谈妥？”这回整个中情局上下都被整不会了：“这人一会漫天要价，一会不给钱还干活，究竟是啥毛病你？”
此时，一直跟托卡契夫街头的吉尔舍却说：“自己跟托卡契夫的交流中发现，这人根本没啥意识形态，对苏联政府也没啥不满。而且，很多苏联线人都会想叛逃西方，但当自己提出可以将托卡契夫全家送往美国时，托卡契夫毫不犹豫的拒绝了，称完全没有离开苏联的打算。所以，会不会他的真正目的就是他在信里所说的那句，对我而言，回报的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我工作所蕴含的意义和重要性得到认可？”当一切的可能性都被排除时，最离谱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了。听到这里，哈萨维恍然大悟：“原来这人真的就是只要情绪，不要价值。苏联人的脑回路真的跟碳基生物不一样啊。”
既然是这个目的，那剩下的事就好办了。不久之后，吉尔舍对托卡契夫说：“你要的百万级别的奖金没问题，但还是那句话，你在苏联怎么花？不如这样，我们帮你再海外建个账户，把钱打到那里，将来如果你什么时候想用，可以随时提取，如何？”如果是真想要钱，这种条件肯定没人答应。原因很简单，杀头都买没有，不就见现钱，干个什么劲？谁知道海外账户将来有没有命花？结果，托卡契夫居然爽快的答应了这个条件，从此以后极少提钱，连那个所谓的海外账户都漠不关心，而是一门心思的给中情局猛送情报。这次，中情局完全确认，一个生活优渥的苏联中登，真的可以冒着侵入性同种组织度的风险，不图名不图利地当线人，就为了图点情绪价值。不过，虽然动机极为抽象，但托卡契夫提供的情报却是实实在在的。在随后的几年中，托卡契夫给了中情局至少54项绝密技术资料，尤其是米格战机的相关资料，让他成为了莫斯科站最重要的线人。
也许是为了验证自己在美国人心中的价值，托卡契夫总是提出一些让中情局路易十六抬手，摸不着头脑的要求。比如，在1978年末的一次街头中，托卡契夫就拿出了一张纸条递给吉尔舍，上面写着12支摇滚乐队的名字。吉尔舍看到后一头雾水：“这是谁的歌单？要干嘛？”托卡契夫说：“严正声明一下啊，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热爱音乐，但从不喜欢摇滚。什么朋克、迷幻、重金属、死亡金属、工业金属、哥特、休克等等的一概不知。这张单子是我儿子想要的唱片。”吉尔舍耸然一惊：“你儿子知道你在干什么？”托卡契夫连连摆手：“不不，他完全不知道。我只是想拿几张唱片给他当生日礼物，我平时很谨慎，就没被媳妇发现过一回。”吉尔舍大怒：“你被媳妇给发现了？”托卡契夫相当无所谓：“是啊，家里地方太小了，我有一天忘了收间谍相机。”吉尔舍已经抓狂：“那怎么办？要不我找人把你媳妇干掉？”托卡契夫连忙阻止：“你想什么呢？我媳妇没说什么，只是让我保证以后不再干，我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吉尔舍非常无语，沉默许久后他才开口说：“唱片肯定不可能，这玩意在苏联属于违禁品，我帮你转录成磁带吧。”几周以后，一大堆磁带被交给了托卡契夫。从此，莫斯科站就开始了奇妙的代购生涯。
托卡契夫开始时常给他开个物品清单。要的东西都不贵，却都是一些冷门的小玩意。比如治疗风湿的进口药片、特定款式的玻璃珠宝、绘图笔、牙膏、西班牙报刊摘要、美国高中英语课本等等。这些东西倒是花不了几个钱，但总得费大力气弄到。随着合作深入，哈萨维这边也想搞点意识形态教育，时不时也送对方一些书，比如古拉格群岛之类的。果然，一段时间后，托卡契夫表示自己开了一张书单。吉尔舍惊喜的拿了过来，结果上面第一行就是：“我的奋斗，俄语版。”吉尔舍哭了：“大哥，禁书这玩意不仅苏联有，我们西方也是有的。你要是英语和德语版的我还能帮你找着，俄语版的我是真没处找啊。”托卡契夫恳求道：“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就这样，吉尔舍把稀奇古怪的业务成交给了兰利中心。最终，总部决定：“找俄语双语翻译，单独译一本给他送过去。”
间谍的终结与遗产
1985年6月9日，莫斯科下起了蒙蒙细雨。在成交的一条双车道公路上，披着雨衣的交警依然在岗。在苏联，只要不是天气过于恶劣，交警都会努力争取在岗，原因很简单，酒驾的实在是太多了。傍晚时分，一辆拉达汽车缓缓驶来，在交警的指挥下停下。交警向前嗅了嗅车里的气味说：“司机下车。”开车的是一位衣着体面的中年女性。她愣了一下才开口：“同志，我并没有饮酒。”交警迟疑：“没喝酒？”于是，交警把目光转向副驾驶的男子：“那你下车，打开车门，散一下气味。”男子按指令走出车外，雨水打在他身上。交警于是说：“估计还要等一会，跟我来吧，去那边躲一躲。”男子感激的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走了十几步后，突然，一个壮汉从后面扑来，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男子还没反应过来，另外三条大汉也扑了过来，直接把他抬起来，扔进了面包车。
在拉达轿车里，女子看着满身大汗的丈夫，衣服被一件件扔出来：“不是，现在苏联国民都这么饥渴了吗？我开车到英国来了？”就在女子震惊的时候，那名交警走了过来，直接亮出证件：“科格博第七总局的，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听了这句话，女人直接瘫倒在座椅上：“阿迪克，你到底还是没听我的话。”就这样，中情局莫斯科站的第一线人托卡契夫被捕了。在被捕后，托卡契夫给科格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原因跟中情局一样，找不到动机。你说信仰崩塌，人家压根没有信仰。你说对现实不满，人家日子过得堪比小勋宗。你说为了钱，托卡契夫说自己的海外账户上有上百万卢布，但一分都没有花过，也不打算离开苏联。那他究竟是为了啥？这个问题困扰了科格博很多年。而在大洋另一边，中情局因此开始了大型戏。如此重要的线人的被捕，必定是有人投递泄密了。因此，局长威廉·凯西放出话来：“所有知道这条线的人人人过关，一定要把叛徒揪出来。”就这样，地球上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85年8月，我们之前讲过的魏克雅大使，科格博第一总局的维塔利·尤尔钦科叛逃了。尤尔钦科叛逃案引爆了美苏情报界。根据尤尔钦科给出的情报，中情局莫斯科站得到了一个关键的名字：爱德华·李·霍华德。霍华德曾经是中情局雇员，曾经被找来准备担任托卡契夫的对接人。但是由于霍华德嗜酒严重，导致通不过测谎仪。最终被中情局解雇。这让霍华德从此对中情局心生不满，那很可能就是他出卖了托卡契夫。而且，惊人的是，就在中情局开始怀疑霍华德时，1985年9月，霍华德居然直接开润，顺利叛逃到了苏联，完全印证了中情局的猜想。
本来，讲到这里，这个账已经平了。霍华德出卖了托卡契夫，中情局内的其他人都是好同志。结果，当年11月，尤尔钦科居然又跑回苏联大使馆了。尤尔钦科左右横跳的操作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由于他的这一招回马枪，原本清晰的逻辑链又变得晦涩难明了起来。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我们对此不一一赘述，只说点清楚的事实。1985年9月24日，在被捕的三个月后，托卡契夫以叛国罪被苏联政府枪决。在此前，他曾请求过跟科格博合作以换取免死，但请求未被批准。在托卡契夫被处决的同时，他的妻子因知情不报被判刑三年。
1990年，托卡契夫的妻子不幸患上卵巢癌，不得不写信给美国大使馆请求帮助，要求将丈夫海外账户中的部分资金拿出来救命。然而，此时的中情局莫斯科站早已物是人非。由于无法确认她的身份，所以他们的回信是：“我们收到大量此类请求，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力帮助所有人。”1991年3月，托卡契夫的妻子在贫民区家中去世。在她死前，她最后的一句话是：“阿迪克骗我，他明明答应我清白的。”
不过，托卡契夫的故事并未就此终止。2014年8月，一副巨大的肖像画在兰利中心的纪念厅升起。在画像中，一名头发斑白的男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神情紧张的用间谍相机拍照。而这张肖像画就是为了纪念托卡契夫。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让冷战两极都无法理解的男人，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还真的获得了那种他曾经想要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