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在 苏 联 当 翻 译【硬核狠人86】
本篇为硬核狠人之苏霍德列夫。
第一章 命运的开端
1973年6月22日夜，在美国加州的一处名为和平之家的豪宅内，两个老头正在相坐对饮。
酒过三巡之后，左侧的男子摇了摇头问道：“您的家人子女怎么样？”
在翻译耳语了几句后，右侧的老头说：“不怎么样。儿子愚蠢到外派时，军情六处试图招募他。女儿的婚姻也是一塌糊涂。您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左侧的男子叹了口气：“也没好到哪去，两个女儿跟我都不太亲近，也许父亲是个永远都难以理解的角色吧。”
唉。在了解了彼此的处境后，两个老头共同叹了口气。
但是，我们似乎也很难认为他们正陷于老年危机之中，毕竟左侧的老头叫做尼克松，而右侧的老头叫做勃列日涅夫。
转过话头，勋宗突然惊奇：“水门大厦的事情怎么能拖这么长时间？我们都觉得你很快就能搞定啊。”
尼克松继续叹气：“美国跟苏联的体制不同，我对国内的控制力很有限。说到这我就比较羡慕你了。”
听完这句话，勃列日涅夫突然激动了起来：“羡慕我？朋友，你是不知道我那群同事们有多糟糕。柯西金永远是一张尸体般的脸，一看就是个阴谋家，什么事都跟我唱反调。经济、外交、裁军，你知道吗？所有！”
“还有波德戈尔内那个蠢货，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嘛，嘴巴大得能装下你送我的汽车，什么蠢话都敢说。在地方讲话时，他能公开批判他参与决策的工业政策，这得多蠢的人才能干出来。”
“对了，还有苏斯洛夫，就知道强硬、强行、必须，满脑子都是理论，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古板的人了。”
面对口若悬河的勋宗，尼克松一脸懵逼。他不知道勋宗在说什么，但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说什么重要的东西。因此，他直接看向了旁边的人：“苏霍德列夫先生，他说什么了？”
第二章 翻译之路
在13岁之前，苏霍德列夫一度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我有爹吗？
1932年，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苏霍德列夫出生于苏联城市考纳斯。自从记事以来，苏霍德列夫就几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依稀记得自己是有个爹的，因为曾经见过某个男人自称是他的父亲，但这个男人与自己联系极少，直到1939年彻底失联。
相比父亲，母亲亚历山德罗夫娜倒是没那么忙，她也需要每天去贸易委员会上班。所以，缺爹少娘的苏霍德列夫从五岁开始就进入了放养时代。
1939年，母亲告诉他：“我们将会去另一个城市生活。”那个城市叫伦敦。
对于小苏霍德列夫来说，他不明白国与国的区别，只记得在伦敦没多久，天上就开始飞过各种各样的飞机，兼而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对于小朋友苏霍德列夫来说，他并不明白什么叫害怕，但飞翔的战斗机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有了第一个理想：要不以后我就当飞行员吧。
在天天躲空袭中，时间来到了1941年。妈妈告诉苏霍德列夫：“他们的外派期即将结束，我们可以回家了。”
然而，一场小变故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切。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偷袭，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家回不去了。
由于轰炸愈发严峻，九岁的苏霍德列夫只能跟着其他儿童被转移到乡村。对于这个外国小朋友，接待他的英国家庭对苏霍德列夫十分照顾。
温馨的家庭让他终于能睡上好觉，就算天再炎热也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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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霍德列夫在英国一直待到二战结束。
众所周知，儿童学习语言是特别快的。在六年时间里，苏霍德列夫完美的熟悉了英国的风土人情，甚至会说各地的方言。但回到苏联时，他已经连俄语都说不利索，俨然像一个英国小孩了。
回到莫斯科后，苏霍德列夫的母亲被调任外贸总局工作，而苏霍德列夫则开始重新适应起了祖国的生活。很快，他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苏联人。与同学们唯一的不同是，他可以早退一节课，因为他的中学最后一节课是英语，他可以完全不用学。
在莫斯科，平淡的生活一天天过去，直到1949年夏季，苏霍德列夫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爹回来了。
在此之前，苏霍德列夫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一个幻想中的爹交往，完全没想到自己居然真有一个爹。而且，自己不仅有爹，这个爹还当上了上校，每天在莫斯科招摇过市，还无人敢惹。这让苏霍德列夫十分不解。
这个疑问他在两年后才有答案。
1951年，当苏霍德列夫高中毕业时，内务部长找上门来，说：“组织现在急缺你这种家世清白，素质过硬的自己人，来我们情报学院吧。”
苏霍德列夫听得一头雾水：“家世清白，素质过硬我能理解，最后那个自己人是什么意思？难道说？”
内务部大哥点头：“对，就是你想的那样，你爹妈都是特工。”
苏霍德列夫人傻了：“你说我爹我信，我妈也是特工？”
内务部大哥说：“贵爹之前在美国待了十年，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带回了几项核武器的绝密资料。你母亲在伦敦期间则一直从事情报中转工作，贸易委员会的身份只是掩护而已。”
苏霍德列夫挠了挠头：“我妈是间谍，为啥我都没发现？”
内务部大哥一挑大拇指：“因为够专业。”
实际上，对于当特工，苏霍德列夫并不抗拒。他觉得这项工作够刺激，甚至还有点向往。然而，正当他准备答应时，老爹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你敢？除非从老子尸体上跨过去，否则别想当特工。”
内务部大哥没敢吱声，苏霍德列夫赶紧表示：“我也没说一定要去情报学院，其实我更想当个飞行员。”
这时候，母亲的声音响起：“你敢？除非从老娘的尸体上跨过去，否则别想干这种危险的职业。”
完了。在短短一分钟内，苏霍德列夫的两个理想职业都被否了。他摊着手说：“那我总得干点啥吧？我不能就待在家里当大学生吧？”
说来也巧，这时家里居然来了客人。一个30多岁的男子恰巧来做客，在听说了这个情况后，男子哈哈一笑：“这事简单，正好过阵子我要去国立外国语师范学院读书，大侄子可以一起啊。”
苏霍德列夫疑惑了：“特里扬诺夫斯基叔叔，你都这个年纪了还念啥大学呀？”
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里扬诺夫斯基，老苏联正红旗的官二代，父亲是苏联第一任驻美大使，本人是斯大林的翻译员。这次去学校里是深造语言。
苏霍德列夫没想到的是，当特里扬诺夫斯基提出这个建议时，自己的父母居然立刻同意了：“去，就学外语，将来当个翻译挺好，别玩啥前途不前途的，至少这行压力小，没有生命危险。”
第三章 翻译生涯
对于当翻译，苏霍德列夫倒是不抗拒。作为一个纯日子人，苏霍德列夫没啥职业追求，既然父母同意，那就去吧。
但是，既然要学外语，英语肯定是没必要再学了。让我学英语，那好比是路易十六治头疼，他根本没有必要；罗大总统买跑鞋，他完全不用走道；霍金收看广播体操，他纯属消耗时间；夏侯惇戴双片眼镜，他确实浪费物料啊。
由于英语没必要学，苏霍德列夫决定挑战一下法语。
三年以后，苏霍德列夫正式提交了结业报告：我的法语生涯，从入门到放弃。他认为法语简直就不是人学的，光从一数到一百就能把人难死。被法语暴捶的苏霍德列夫终于决定切换赛道，当转回英语系后，一个英语专家原地诞生。
1956年，苏霍德列夫作为英语翻译顺利入职外交部翻译局，并且起手就接了个大活儿：为即将访问苏联的沃尔特·李普曼担当翻译。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甚至现代新闻学之父。不要觉得这个名声很夸张，说个直接的证据：刻板印象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
这样的大人物愿意来访问，苏联政府自然要夹道欢迎。在对赫鲁晓夫专访之前，李普曼要求游览一些苏联的小城市。当苏联各地方政府听说有国宾要来访问，纷纷拍着胸脯表示：“绝对尽全力把老爷子招待好。”
当苏霍德列夫听到各地如此表态时，他当时就感觉要坏事。果然，当他跟着李普曼到达第一站加拉格时，市委书记已经携全体领导班子在火车站迎接。老爷子连行李都没放下就被薅进了宴会厅。
面对着丰盛的酒席，李普曼受宠若惊。然而菜都没吃一口，市委书记就端着碗大的酒杯走了过来：“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健康，干了这杯！”
苏霍德列夫赶紧给老爷子翻译，李普曼眼珠一转：苏联人祝自己家的总统身体健康，这可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啊。不喝不是美国人呢？于是老爷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谢谢，干杯！”
喝完之后，老爷子把杯放下准备来口菜，但在惊诧的发现酒杯又被倒满。市委书记再次举杯：“为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健康，干杯！”
自家总统都喝了，难道人家的领导就不祝福了吗？李普曼只得再次一饮而尽：“非常感谢，干杯！”
然而，当老爷子再次坐下时，酒杯又被满上了：“为了全体美国人民的健康，干杯！”
总统都喝了，难道美国老百姓不陪喝一杯吗？为了不自绝于人民，李普曼只得颤颤巍巍的举起酒杯：“来吧，干！”
一分钟后，酒杯又被倒满：“为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健康，干杯！”
李普曼都傻了，但他同样不敢自绝于苏联人民：“行吧，干！”
“来，为了美苏人民的友谊，干！”
“不是哥们儿！”
“好吧，干！”
“为了您夫人的健康，干！”
“等等，我老婆她……”
“干！”
“为了我夫人的健康，干！”
当老爷子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在了火车上：“马上就到阿布哈兹了。”
李普曼此时已经无法思考：“我去过加拉格吗？怎么感觉什么都没发生过？啊？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
然而，李普曼的悲剧之旅才刚刚开始。在阿布哈兹的酒店里，市委班子将老爷子团团围住，而且祝酒理由已经完全的放飞自我：“李普曼先生，为了阳光，干！”
“为了大海，干！”
“为了今天是星期二，干！”
“为了现在是9点16分，干！”
在李普曼旁边，苏霍德列夫已经麻了：你们就算想灌酒，也好歹找个像样的理由吧。什么叫为了9点16分干杯啊，这玩意有他妈啥好干的呀？
由于这个理由实在太过没溜，苏霍德列夫只能将其翻译为：“为了此刻的美好时光。”
一天以后，当老爷子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到第三站苏呼米了。本地的官员还专门为他安排了歌舞表演，但李普曼此时已经几乎是半昏迷状态。一周之后，李普曼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下来。
苏霍德列夫决定结束这场闹剧。抵达皮聪大后，他提前找到了当地官员：“求求你们了，做个人吧，老爷子都60多了，在火车上都已经跟我打听医院在哪了。过两天还要拜访总书记呢，堂堂国际名流，别你们喝死在路上。”
其实苏联的地方官员并非有意整人，而是单纯的用自己的方法热情招待，但苏霍德列夫实在看不下去了。因此，他冒着违反外事纪律的风险提醒李普曼：“苏联人民都比较质朴，但并非不懂人情，如果您实在喝不下去，可以直说的，没人会觉得被冒犯。”
老爷子的眼泪都下来了：“那你为啥不早说？”
就这样，靠着苏霍德列夫的提醒，李普曼老爷子总算逃得一命。
这事很快传到了最高领导人耳朵里。赫鲁晓夫表示：“年轻人很有眼力见儿啊，可以给他加加担子嘛。”
送走李普曼后，苏霍德列夫开始频繁出现在外交场合。由于业务过硬，长得也比较保像庄严，苏霍德列夫很快得到了一致好评。
1959年11月，他又接了个大活儿。波兰大使馆要举行招待会，最高领导人和各个外交官都会出席。为了锻炼新人，外交部安排苏霍德列夫做最高领导人的随身翻译。这是他第一次为最高领导人服务。因此，苏霍德列夫专门跑去找特里扬诺夫斯基求教，说：“您当年不是给斯大林当过翻译嘛，这个岗位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当特里扬诺夫斯基听说苏霍德列夫要给赫鲁晓夫当翻译时，老前辈愣了一会儿，然后什么都没指点。他拍了拍苏霍德列夫的肩膀，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孩子，你自求多福吧。”
带着一种不详的预感，苏霍德列夫跟着赫鲁晓夫来到了波兰大使馆。前期的对话他都可以轻松应付，可是当讲话环节到来时，苏霍德列夫突然发现：赫鲁晓夫没带演讲稿，空着手上台。
一般来说，对于这种招待会，领导人的讲话内容都会提前写稿，苏霍德列夫也早就做了翻译内容。就算领导人到时候在现场有一些临时改变，他也可以轻松应对。可如今最高领导人空手上台，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准备自由发挥。
随着最高领导人开始讲话，苏霍德列夫汗都下来了。他绷直身体认真聆听，大脑飞速运转，将最高领导人的每一句话都完美的做了翻译。然而，赫鲁晓夫那天居然越讲越激动，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任何收工的迹象。
此时，苏霍德列夫已经汗流浃背，然后他就听到了一段炸裂的内容：“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存在与否和你们无关。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就不要接受我们的邀请，也不要邀请我们去看望你们。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历史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会埋葬你！”
是的，这就是苏联外交史上著名的埋葬事件。
其实作为苏联人，苏霍德列夫知道，赫鲁晓夫的意思大概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周期性经济危机，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核心思想类似于历史站在我们这边。但是，他无法确定现场的西方外交官是否能理解这层意思。
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苏霍德列夫很慎重的选择了bury，而非更激烈的ruin。能在短短半分钟内想到这么多，苏霍德列夫充分展现了他的专业素养。
然而，现场的西方外交官显然没有理解到这层意思。当赫鲁晓夫的话翻译完后，13个西方国家的大使当场退场抗议。
第二天，全球舆论都在热炒：“赫鲁晓夫说要埋葬我们，这是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啊！”
事情闹得这么大，自然需要有人出来背锅。没人敢说最高领导人话讲得不对，因此有人提出：“一定是现场的翻译水平不行，没能领会最高领导人深意，这才造成严重的外交事故，苏霍德列夫全责。”
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叫停了追责，表示没啥大不了的。西方媒体断章取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就是想搞个大新闻，把我批判一番嘛。我们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同志，苏霍德列夫同志的水平很高，调来给我当私人翻译吧。
多年以后，苏霍德列夫对于赫鲁晓夫的评价依然很高。他说赫鲁晓夫为人直爽真诚，信仰坚定，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架子。虽然脾气暴躁点，但依然是个好同事、好长辈、好朋友。但是，不是一个好领袖，至少对于翻译来说，绝对不是。原因很简单，赫鲁晓夫太有活儿了。
在特朗普之前，世界大国的所有领导人里，赫鲁晓夫毫无疑问属于最有活儿的一位，名场面层出不穷。那是联合国里，脾气鞋拖，导弹更比香肠多，美国农场局玉米，厨房辩论，把你输了。
担任他的翻译，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实际上，在波兰大使馆的脱稿演讲并不是赫鲁晓夫无法控制时间，而是最高领导人的日常。任何人都无法提前预测赫鲁晓夫的讲话内容。而且，除了卡扎菲外，世界上基本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够再讲话时长方面挑战赫鲁晓夫。那是一个小时基本起手，两个小时越聊越有，三个小时渐入佳境，四个小时还不走。
由于讲话时间太长，苏霍德列夫不得不每次都提前穿好纸尿裤才能给赫鲁晓夫当翻译。
然而，如果仅仅时间长还都罢了，偏偏最高领导人还有一个跟通辽元老克列库一样的习惯：爱说格言。
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使用一些格言成语可以很好的修饰语言，但对于翻译来说，由于文化差异，针对格言成语的翻译很容易翻车。
比如在60年代的中苏边境谈判中，中国代表谴责苏联“得陇望蜀”。苏方翻译把这个成语给直译后，苏联外交部吓得赶紧解释，苏联对甘肃和四川没有任何领土要求。
自从跟了最高领导人后，类似的翻译挑战成为了苏霍德列夫的日常。更重要的是，外交场合的用语并非简单的生活用语，而是大量涉及军事、经济、文化、哲学等各个方面的专业词汇。作为翻译，苏霍德列夫必须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博物学家。
在辛苦工作三年之后，苏霍德列夫的面相成功从胡啸不得变成了紧急集合。
然而，当时间来到1959年9月，苏霍德列夫终于迎来了一个终极挑战：赫鲁晓夫访美。
当得到通知时，苏霍德列夫天都塌了。因为他是在英国学习的英语，跟美国口音有很大差别，自己对在美翻译根本没有把握。而且，这最高领导人的脾气，万一美国佬给最高领导人上眼药，到时候小嘴一张就是管制刀具，自己怎么应付啊？
所谓千里马常有，千里牛马不常有。带着上坟的心情，苏霍德列夫跟着赫鲁晓夫来到了美国。
作为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有一些紧张。在落地当天，最高领导人表现的非常正常，连演讲都照着稿念。艾森豪威尔的欢迎也比较热情，直到晚宴结束前，苏霍德列夫都比较轻松。
然而，在晚宴结束后，当美苏元首讨论要做什么飞机完成后续的访问时，第一次冲突发生了。两位大佬各执己见，艾森豪威尔要求坐波音，赫鲁晓夫坚持坐图波列夫。两人像学前儿童一样自说自话，两边的翻译绞尽脑汁的将他们的话翻译成外交语言。在临别前，两位翻译用同情的眼光对视了好久。
然而，这次争执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行程里，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电视台的直播访谈。赫鲁晓夫对这种形式并不抗拒，原因是它坚信自己可以把共产主义理念传播给美国人。
但当年的最高领导人明显不知道啥叫“援交”资本主义国家，哪怕是在共产党总书记的直播节目中，美国电视台也是要打广告的。
早在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美国电视台就已经把植入广告位卖出了天价。人家管你讲什么政治理念，到了广告时间，哪怕台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滔滔不绝，导演也直接切到了广告画面。
苏霍德列夫只得暗戳戳的启示他：“您现在已经切了广告画面了，您说的话都没传出去。”
这下最高领导人可真怒了，他倒不是不能接受美国电视台打广告，而是愤怒于你进广告之前主持人难道不提醒吗？我堂堂苏联一把手的台长还说话呢，你就这么直接进广告？小约翰进广告前都多少有个过渡呢。
由于被电视台当成了小丑，最高领导人也不顾体面了，当场把主持人一通狂喷。然而，由于过于激动，最高领导人完全忘了翻译的事，甚至没给苏霍德列夫留个气口。苏霍德列夫只能抽冷的才把话翻译过去。主持人连连道歉，整个采访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从这开始，赫鲁晓夫就一路压着怒火。到了西海岸，差的就更多了。在很多段子里，都说赫鲁晓夫十分想见玛丽莲·梦露，在访美时点名要见梦露，见到本人后还又亲又摸什么的。这其实完全是谣言。
实际上，赫鲁晓夫根本不认识梦露。在洛杉矶之行中，20世纪福克斯公司负责接待。其老板斯库拉斯为了讨好赫鲁晓夫，特意询问了一下，问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什么想见的明星，自己可以安排坐的离他近一点，比如梦露。
最高领导人是个正派人，对于这种提法非常恼火。他脱口而出：“我为什么要见那个婊？”
苏霍德列夫一听坏事，赶紧把话接过来，总算没让那个“婊”发出来。他对斯库拉斯说：“十分荣幸接到这样的邀请。”
最高领导人意识到差点失言，感激的看了苏霍德列夫一眼，顺势表示：“不必做任何特别安排。”
抵达宴会场地后，最高领导人非常淡定。他不好色，也不怎么看电影，因此对一众好莱坞的明星们基本无感。在晚宴演讲上，主人斯库拉斯深情回忆了自己的过往。他说自己当年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在若干年后却成了娱乐大亨，这就是美国梦的可贵。看我们美国的奋斗故事，苏联可有？
在很多说法里，赫鲁晓夫都是用自己的经历做了反驳：“媒体大亨算个屁啊，您现在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可俺当年放过猪。”
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如此反驳，反而很客气的赞扬了斯库拉斯一番，继而指了指桌上的季洪诺夫：“像你这样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你看看他，当年是个烧锅炉的，现在他管理的农场规模碾压一大半的欧洲国家，但他个人依然一无所有。”
赫鲁晓夫“忍中带硬”的回答博得了满堂喝彩，但斯库拉斯依然没有放弃给最高领导人继续再来一点资本主义震撼。
随后他邀请最高领导人一行跟他一起去看康康舞。这是一种非常开朗的舞蹈。在好莱坞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这艺术形式有点过于通俗了。
在舞蹈现场，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苏霍德列夫看得出来，最高领导人已经相当尴尬，他只是礼貌性的鼓掌。跟导演和演员握手时，最高领导人一句没提舞蹈的事，反而问起了伴奏的曲名。
也许世界上确实有宿命这种东西。导演告诉赫鲁晓夫，这首曲子叫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赫鲁晓夫低声跟苏霍德列夫说：“这个名字很好。”
其实，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相当尴尬，但偏偏一大堆记者涌了进来，非要问他对康康舞的看法。既然给脸不要，那最高领导人就有话直说了。他当场表示：“在苏联，我们更喜欢欣赏演员的脸，而不是屁股。”
这句话差点把苏霍德列夫噎死。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翻译，苏霍德列夫不能歪曲领导人说话的原意，但最高领导人的话实在太粗鲁了。他想着要不要翻译成“苏联更重视艺术深度，而非简单的肢体表达”，但这就有了歪曲原文的嫌疑，而且配合现场最高领导人的表情，谁都能看出有问题。由于时间紧张，苏霍德列夫最终选择了直译。
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洛杉矶文化界纷纷感觉受到了冒犯。在之后的招待会中，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带头发难，表示：“我们会誓死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赫鲁晓夫先生，你无法埋葬我们！”
在市长发言之后，赫鲁晓夫开始反唇相讥，表示：“我真是没想到，美国的市长居然不看报纸吗？我早就屡次解释过了，我当初说的埋葬根本不是威胁，我指的是竞争关系，这一点我已经在报纸上反复解释过了。要知道在苏联，即使工人也要识字读报，而美国的市长居然连报纸都不看吗？”
在讲话之后，赫鲁晓夫的回答赢得了普遍赞许，苏霍德列夫也深感领导还是有水平。然而他还没有高兴几秒，就听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句新的格言：“在此我要送给诸位一句乌克兰谚语：洗澡的时候觉得眼睛酸，想爬出来就先吃点东西吧。”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逻辑，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其实，这是乌克兰的一种俏皮话，用毫无逻辑的语言讽刺对方不着调。但是，跨越语言想让人理解这种梗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大脑飞速运转后，苏霍德列夫想起了一句英文谚语：“咆哮的河水中不会有鱼。”意思是讽刺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
如此金句一出，全场掌声雷动。最高领导人爽了，昂然走下讲台，苏霍德列夫如释重负。
此时，他已经深恨自己当年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一职业。谁说这行压力小的？这都比特工刺激多了呀。
在洛杉矶之行后，下一站是旧金山。在这里，赫鲁晓夫得到了高度礼遇，尤其是当接见当地工会时，深感亲不亲阶级分的最高领导人丝毫没拿工人们当外人。他开始跟旧金山的工人们疯狂吐槽康康舞：“善良诚实的女孩们，竟然被迫表演淫秽舞蹈，撩起裙子露出屁股，以满足消费者堕落的品味。像这样！”
说完，赫鲁晓夫把椅子往后一推，撩起西装下摆，就开始扭起屁股。现场的工人们全麻了，随行的苏联人也纷纷掩面。反而是苏霍德列夫很轻松，因为最高领导人这次就算翻车，也是因为肢体语言，绝对不是翻译的锅。
在高度紧张中，地狱般的12天结束了。苏霍德列夫想给自己放个假。然而，他刚回到办公室，就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好消息：“总书记非常满意你的工作，决定让你当他的长期私人翻译。”
第四章 职业生涯的巅峰与落幕
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信任，苏霍德列夫感激的直搓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跟着赫鲁晓夫，苏霍德列夫几乎把全球政要见了遍：戴高乐，肯尼迪，纳赛尔，连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他也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还是对其他政要，苏霍德列夫都有细致的观察。虽然工作十分辛苦，但苏霍德列夫认为，赫鲁晓夫对手下人并不挑剔，虽然言语粗鲁，脾气暴躁，但最高领导人绝对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因此，当1964年那则政变的消息传来时，苏霍德列夫的心情十分复杂。
1964年10月，苏联发生政变，赫鲁晓夫被苏共高层集体推翻，勃列日涅夫上台。苏霍德列夫一方面庆幸自己的工作终于轻松了，一方面也为老领导的境遇感到惋惜。赫鲁晓夫下台后，苏霍德列夫还专门探望过他。
他认为，最高领导人肯定不会再用他当翻译，自己估计之后也就是干个闲职的。塞翁失马，无藏俱全，这个结局对自己来说也不算坏。
实际上，一直到1967年6月，苏霍德列夫一直处于半赋闲状态。偶尔给总理柯西金、外长葛罗米柯等高官打打下手。苏霍德列夫发现，这些高官各有各的性格，比如柯西金。虽然柯西金看起来是个古板严肃的技术官僚，但其实私下里颇具幽默感。
在外交场合，柯西金经常会照顾苏霍德列夫，去跟各国的翻译闲聊。苏霍德列夫对此十分不解，问总理为什么要这么做。柯西金回答说，他发现西方国家的翻译地位很低，尤其是美国。翻译只是打工人，不算外交官。由于地位低，因此他们经常气不顺。偏偏这些人还日常接触大人物，因此“故意”跟他们套套话，往往很有收获。
事实上，也正是柯西金再次改变了苏霍德列夫的命运。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美苏之间需要紧急沟通。好在此时莫斯科-华盛顿的红线电话已经打成。问题是，这可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电话，谁来负责做翻译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翻译局所有的手指都指向了苏霍德列夫。于是，他只能跟着柯西金拿起了那个电话，打给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由此，苏霍德列夫达成了一个新成就：他是第一个使用红线电话的人。
在这场载入史册的对话中，苏霍德列夫充分体现了他优秀的翻译水平。此事之后，勋宗也注意到了苏霍德列夫，直接下令把他调为了自己的私人翻译。
其实，苏霍德列夫很久之前就认识勋宗。彼时的勋宗还没有成为后来的大佬勋。相较于“不懂老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长相英俊，思维敏捷，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所以人缘出奇的好。苏霍德列夫也对他印象颇佳。
在担任勋宗的私人翻译后，起码在工作方面，苏霍德列夫对勋宗十分满意。因为他发现，勋宗并不是那种掌声和枪声必须响一个的领导。他脾气很好，情绪稳定，最重要的是没活儿。
勋宗永远只会照稿子念，也不会动不动说些什么格言谚语，给苏霍德列夫省了很多事。
然而，在1968年的一次会议中，当讨论出兵捷克的问题时，本来谈笑风生的勋宗突然开始有些异常。他的反应有些迟钝，说话也越来越含糊。
坐在旁边的苏霍德列夫第一个发现不对，赶紧提醒旁边的柯西金。然后一屋子人惊讶的发现：勋宗的手突然垂了下来。大家吓得会也不开了：“来人，快穿担架呀！”
对于勃列日涅夫的突发状况，医生的解释是由心脏病和安眠药导致的神经衰弱，但苏霍德列夫则认为是中风。从那以后，我们熟悉的勋宗开始出现了。他开始体态臃肿，反应迟缓，别说自由发挥，连能不能念完稿子都成问题了。
当然了，勋宗虽然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的生活习惯还是十分糟糕的。在身体的下坡路上，勋宗一直在猛踩油门。相比于赫鲁晓夫的枯燥生活，勋宗是抽烟喝酒、观影、飙车、打猎、宴会，样样不落。
其他爱好或许还可以，但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抽烟可就太要命了。在战争年代，勋宗染上了烟瘾。碰巧苏霍德列夫也是烟民，因此几个人经常一起吞云吐雾。
对于医生控烟的警告，勋宗的态度也很简单：“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您的评论很有价值，但我选择忽略。”
最终，为了勋宗的健康，苏联医生出了个邪招：他们给勋宗专门设计了一个带计时锁的烟盒，每45分钟才能开一次，每次只能弹出一根，用物理的方式实现控烟。经常把勋宗急得抓耳挠腮。
有一次，勋宗实在憋不住了，在讲话中直接转过身来说：“苏霍德列夫，带烟了吗？给我一支。”
苏霍德列夫吓了一跳：“不好吧，时间还没到。”
勋宗大手一挥：“没事，我就不信医生敢打断我讲话。”
其实从原则上说，苏霍德列夫是不能给烟的，但当和原则本人开口了，苏霍德列夫只得递上一根。
后来，随着健康的恶化，勋宗终于被医生彻底下了禁烟令。克里姆林宫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警告一遍，绝对不能再给老头一支烟。
然而，困难打不倒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从此之后，无论是开会座谈还是活动接见，只要有机会，勋宗都会要求一群老烟民坐在自己旁边：“都给老子抽起来，不让爷抽，我吸吸二手烟还不行吗？”
作为在外事场合离他最近的人，苏霍德列夫从此也多了一项任务：当总书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可以奉旨朝勋宗的脸上吹二手烟。
然而，这些小事影响不了苏霍德列夫对勋宗的看法。他始终认为给勋宗的工作比较轻松。直到1972年，苏霍德列夫发现：勋宗绝没有看上去那么憨态可掬，跟他混，有生命危险。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几年前讲过的勋宗飙车事件。
1972年4月，基辛格访苏。在双方达成军控协议后，勋宗心情十分舒畅。此时的他正好身体不错，因此勋宗一激动：“小基呀，我亲自开车送你去码头。”
当勋宗提出这个建议时，基辛格还挺高兴，以为勋宗重视自己，完全没注意到旁边的苏联高官没有一个人附和。只有甩不掉的苏霍德列夫跟着上了车。
上车之后，勋宗直接油门踩死，在蜿蜒的山路上疯狂甩尾，一路打着哈欠的狂奔。据苏霍德列夫回忆，在这次死亡飙车上，多年老油条基辛格完全丧失了体面。他一边抓紧把手一边狂呼：“嘎达！嘎达！”
抵达码头后，苏霍德列夫和基辛格足足缓了五分钟才下车。由于这次经历给基辛格带来了阴影太深，以至于美方在之后严格审查了尼克松的访问行程，需要确保让勋宗没有开车的机会。
当然了，是福不是祸，是祸来两个。
1973年6月，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次戴维营惨案发生了。在勋宗的访美旅程中，尼克松赠送了勋宗一辆顶配的林肯轿车。勋宗非常激动，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对，一把把尼克松按进了副驾驶。作为翻译，苏霍德列夫也抱着必死的心情坐进了后排。
紧接着，尼克松和苏霍德列夫就见识了大佬勋的王者车技。在完全不熟悉的戴维营山路上，勋宗全程保持80迈以上的速度，路过的山路急弯连刹车都不点，把尼克松几乎甩吐了。在后座上，苏霍德列夫听到了尼克松连飙脏话，一个劲用英语说：“慢点，慢点！”
当勋宗停好车后，尼克松下车时几乎站不稳了。劫后余生的苏霍德列夫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同时也想跟爹妈解释：“谁说翻译工作没有生命危险的？”
不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一次的飙车奇遇只是一次小风波，很快他就要迎来人生中最大的职场危机。
1973年6月22日晚，尼克松举行私人晚宴，宴请勃列日涅夫。
说来也是该着出事。本来作为正球级领导，两位大佬的宴会，是要有主陪次陪的。基辛格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也应该出席宴会。不过，由于两位大哥在白天的谈判中已经耗尽精力，因此，最后桌上只剩下了三个人：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和翻译苏霍德列夫。
由于是纯粹的私人宴会，尼克松也比较随意。拿出了之前苏联赠送的红牌伏特加，还提前冰了一下。一见到酒，勋宗来劲儿了：“伏特加，伏特加，伏特来了就是加呀！”当即吨吨吨干到了几瓶。
眼看着勋宗杯子见底，尼克松赶紧让继续上酒，老哥俩开始踩箱喝。所谓苦酒入喉心作痛，随着越喝越多，老哥俩感情上来了。虽然做到了正球级，但两位大佬依然有很多共同的忧愁：家庭，子女，孙辈，身边的朋友同事，乃至家长里短的闲话。
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两位老年男性在这一刻仿佛找到了知己，话题越聊越散。不知不觉中，勋宗喝大了。
人一喝醉，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了。在话赶话中，如我们开头所说，勋宗开始痛骂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竟然把整个苏共政治局给喷了一遍。
然而，苦水倒完，勋宗爽了，身后的苏霍德列夫血都凉了。当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什么后，苏霍德列夫只恨爹妈给自己生了耳朵：这是我一个翻译能听的吗？别他妈明天勋宗酒醒了，让克格勃给我灭口了吧。
最重要的是，对面的尼克松明显感觉到了勋宗的情绪变化，这边还紧着问：“苏霍德列夫先生，他说了什么了？”
面对这种地狱般的职场环境，苏霍德列夫的大脑飞速运转。在把CPU烧干后，也许是马克思保佑，在那一瞬间，苏霍德列夫想到了他的回答：
“总统先生，俄罗斯人是热爱文学的民族。总书记喝醉时喜欢朗诵，他刚才背诵了俄文诗歌，也有他的回忆录，其中并没有实际要对您说的内容。”
尼克松就算再不懂俄语，别人跟没跟自己说话还看不出来吗？但是，既然苏霍德列夫这么说了，尼克松也不好细究，只能意味深长的说：“他喝酒后演讲还挺有激情的哈。”
第二天，苏霍德列夫将晚宴的情况对外长葛罗米柯和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紧急汇报。
从此之后，苏联废除了领导人外交场合必须录音存档的规定。
这件事情后，经受住风浪考验的苏霍德列夫更加受勋宗信任。他又为勋宗服务了近十年，直到1982年这个老人在睡梦中去世。
此时，苏霍德列夫已经快50岁了。虽然他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但他的精力和心力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担任一线翻译工作了。他很快于1983年转入辞职，成为苏联外交部美加司副司长。
在这之后，他又短暂的为戈尔巴乔夫做过翻译，并得到撒切尔夫人的赞赏。但是，此时的苏霍德列夫已经目睹了苏联的种种乱象，他的心已经淡了。
1989年，经时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推荐，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邀请，苏霍德列夫转入联合国秘书处，担任特别助理。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苏霍德列夫没有亲眼目睹祖国的崩溃，但他却亲手将一个又一个苏联加盟国送入了联合国，其中的滋味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1994年，这位由苏联任命的外交官终于退休，回到了他的新国家俄罗斯，直到2014年去世。而他的儿子，至今仍是著名翻译家。
在晚年，苏霍德列夫的生活相当平静。这个老人的工作看似简单，却让他在历史的核心位置见证了几乎整场的冷战风云。
很多媒体都对苏霍德列夫的经历很感兴趣，采访者络绎不绝。然而，虽然苏霍德列夫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但他几乎从不点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说：“对于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自己也看不清楚，更没有资格点评。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历史的旁观者，最多也就是离得更近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