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在 美 国 搞 共 运【硬核狠人88】

少年莫里斯：动荡年代的萌芽

1914年6月1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挽着一个面容和善的老人，在克里姆林宫幽深的走廊里前行。在热络的攀谈中，两人来到船长舱门前。那是一间级别很高的餐厅，只有在特殊时候才会开放。

安德罗波夫轻轻推开房门，一阵欢呼声传来。在餐厅里，勃列日涅夫等一众苏共高官在此迎候。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一群政治局委员们开始合唱：“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

伴随着歌声，勋宗将老者安排在自己的右手边落座。然后，勋宗起身端起酒杯：“同志们，我提议，我们向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的好同志、好朋友致敬干杯！”

满座的宾客再次起立鼓掌，大家纷纷向老人敬酒。酒酣耳热之际，勋宗再次站了起来，深情地对老人说：“值此您75岁生日之际，我代表苏共中央，代表苏联人民和在座诸同志，向您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说完，勋宗从服务员端上的托盘中拿起了一枚红旗勋章，郑重地别在了老者的西服上。

“莫里斯·柴尔德斯同志，生日快乐！”

在晚年，莫里斯·柴尔德斯的记忆力十分糟糕。他经常会忘记自己最初的名字，也会忘记自己出生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在他的童年印象里特别清晰，就是躲避同袍子。

1902年，莫尼斯·约瑟夫·维奇·奇洛夫斯基出生于沙俄帝国中基辅远郊的一处小村庄。他的老爹约瑟夫是本地著名的鞋匠。在老家，约瑟夫以用料扎实、手艺精湛而著称。他是个温和友善的人，只在提及一个人时情绪不太稳定——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沙俄末期，由于沙皇的统治愈发抽象，沙俄民间有大量的革命力量存在，约瑟夫就是其中之一。而小爸爸对此的态度也很简单，就是纯粹物理性批判。在莫里斯的童年，他记住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母亲常喊的那句：“约瑟夫，同袍子又来了！”

几年之后，莫里斯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听到这句话就知道抱起弟弟夺门而出，几小时后再回去照顾鼻青脸肿的父母。时间来到1908年，在又一次躲避同袍子后，莫里斯没有再见到父亲，约瑟夫被沙俄警察逮捕，流放西伯利亚了。

本来，摊上这么个结局，约瑟夫基本是交代了。但约瑟夫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第二年春天，他靠着积攒的烤土豆逃出营地，一路向西穿越了大半个俄罗斯到达了黑海，然后巴上了一艘货轮，于1910年3月抵达美国。

上岸之后，约瑟夫流浪到了芝加哥，找了家鞋店打了半年工后，约瑟夫自己开了店。没过多久，他就把家人接到美国团聚了。

1911年末，莫里斯来到了美国。为了适应美国生活，父亲将他的名字改为莫里斯·柴尔德斯。约瑟夫对儿子的要求很简单：努力学习，学本事，将来咱们家还有笔账要找沙皇算算。为了父亲的这个远大目标，莫里斯开始努力读书。他很快掌握了英语，开始疯狂阅读，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芝加哥艺术学院。然后，正当莫里斯踌躇满志准备报复祖国时，远方传来消息：十月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上台，沙皇全家“毕业”了。

革命之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辛辛苦苦十年磨一剑，仇人突然说再见。祖国的巨变给莫里斯一家整不会了。没有了复仇目标后，莫里斯突然陷入了空虚之中。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出于好奇，莫里斯决定了解一下帮自己出了口气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是群什么人。

于是，莫里斯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且和很多左派同学成为了朋友，没事就在一起讨论那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究竟该是什么样”。这样一段时间后，结果相信大家也可以想到：耶，压根没共可以投。

说起来，在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极其坎坷。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几轮互开左籍后，美共逐渐形成了以劳工党和社会主义党为主的两大左翼党派。然而，虽然名义上同属一个阵营，但两大政党之间基本水火不容。双方竟会互相向警察局举报，都不愿意让对方开会。矛盾大到共产国际都无法调和。由于内讧过于严重，美国的左派青年根本无法将两个政党视为可以依靠的组织。

在校期间，莫里斯也只能跟同学们讨论讨论。1918年，毕业后的莫里斯找了份送奶工的工作。除了跟几个工友弄了个小工会圈地自萌外，莫里斯没有加入任何组织。

转眼到了盛夏，工作的枯燥加上心里的苦闷，让莫里斯几乎每晚都在床上烙饼。

老这么闷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撒把芝麻吧。

啊不是，要不试试神奇小路小冰被吧。亲测，这是我睡过的最凉快、最透气的夏被。叔叔和它相亲相爱，亲了两年头，还是那么如胶似漆。小路听了可高兴了，给我空投了小冰席。这小席一铺，小被一裹，熟窝变沙滩，熏风变海风，直接给我的CPU大降温。前段时间被高温和暴雨做局了，脆弱的大身板光荣病倒，本就山大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多亏了小路的呼呼之声，每天打着关心的旗号催促我上工，感动的我眼泪和灵感都稀里哗啦的。立马披上小冰被，爬起来赶稿。说起来这个质感真不像才168的呀，说是商场搜百的货我都信。它填充了生物巨聚乳酸纤维，天然材料，透气性特别优秀。就很适合咱们这种热血青年，彭松排汗，怎么睡都干爽。熟脑过载时全靠A面降温，自带凉意，真的比裸睡还凉快。困了就裹上B面，披身控温能睡三季，特安心。不像老棉被又闷又沉，上午我前半宿踹被，后半宿着凉，越睡身上还越痒。好锅配好盖，好被也得配好席。很多朋友吐槽竹席闷热还夹肉。那么本台特邀凉席改革委员会代表神奇小路，提出解决方案，小冰席足足三层结构，上层科技凉感Q-Max值高达0.33是国标凉感值的2.2倍，AKA天生小空调。5毫米的中间层又软又弹，还做了4D散热层加三明治网，就像十个小风扇围绕叔叔，超级轻朗透气。细节设计更是到位，我躺在小冰被里，手机眼镜塞到小口袋里，一套都是抗菌除螨的A级面料，更适合敏感肌宝宝体质。脏了，通通丢洗衣机，怎么搅都不变形。推荐大家给自己和家人都换上，对螨虫和异味说拜拜，对清凉的美梦说嗨嗨！两款都有大中小尺寸选，单买或者打包也都能用券，还能享受大促价和运费险，两年内有问免费换。别错过哦！

好在到了1921年，共产国际实在对美国共运的状况忍无可忍，硬按着头合并了各个左派组织，共同成立了美国共产党。除了两大政党外，美共还吸收了各个左派工会，其中也包括莫里斯的小工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莫里斯也是美国共产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然而，在入党之后，莫里斯才直到美国共产党有多奇葩。在一个以英语为主流的国家里，以英语为母语的党员不足5%。每次开会时，会场里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横飞。如此松散的政党自然很难有什么建树。所以，入党后的莫里斯还是每天起早贪黑地送牛奶，偶尔参加游行也绝不动用暴力。但是，莫里斯很快发现，自从加入了美共后，警察对他的态度就大变了。之前游行被抓，不过是训诫罚款，现在则开始全新全意。为了不牵连他人，莫里斯决定租个房子出来单住。

在不拼则已，一拼入血的美共党员里，有单间的莫里斯显得极为突出。很快，莫里斯的家迅速成为了同志们的据点，大量的美共同志在他这里聚会，甚至蹭住。莫里斯从来都很热情地接待他们。很快，莫里斯“五大湖胡伯鲍伊”“芝加哥及时雨”的名号就远近闻名。

1923年8月，又一位远方来客拜访。那是一位身材修长、面容英俊的男子，他拖着三个硕大的行李箱敲开了门。

“柴尔德斯先生，我是厄尔·拉塞尔·白劳德，来自德克萨斯。”

莫里斯打开房门：“您有什么事吗？”

白劳德笑笑，递过一本证件：“我是《劳工先驱报》的记者，来芝加哥工作。报社经费有限，听说你这边可以借住，我就来碰碰运气。”

《劳工先驱报》是美共出版的月刊。莫里斯赶紧接过对方的行李箱，把白劳德请进屋。“抱歉，我常被警察和暗探骚扰，不得不谨慎一些。欢迎你，白劳德同志，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白劳德也不客气，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白天他到处去溜达，晚上就回住所写稿。薪水发下来后，白劳德就一把全塞给莫里斯。“房租、伙食费，咱们可以吃点好的啦！”

偶尔空闲时，两人就在客厅里谈天说地。莫里斯发现，白劳德是共产党里的江湖派，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规章趣闻都如数家珍，对共产主义理论也十分熟悉。两人在交谈中相见恨晚，很快，年长11岁的白劳德就成为了莫里斯的导师。身为美共中央委员的他，帮莫里斯补全了理论上的漏洞和盲区。手把手地教莫里斯如何组织罢工，如何摆脱警察，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926年冬季的一天，下班的莫里斯刚买了瓶酒回家。推开门，却看到白劳德在收拾行李。他大惊失色：“厄尔，发生什么了？你要离开？”

白劳德说：“受组织委派，我得去一趟中国。听说那边正在打仗，可能会比较危险，之前去的同志们一直没有消息。”

莫里斯非常不舍：“为什么让你去？你根本不懂中文，压根没法开展工作啊！”

白劳德边收着行李边说：“没事，不是我一个人去，还有英法两国的同志。他们有人懂中文，据说不少中国同志也懂英语。”

莫里斯知道没法挽留，他举了举手中的酒瓶：“好吧，那就用这瓶酒为你送行吧！”

白劳德指了指角落里的两个行李箱：“那是我多年积攒下来的书籍、文件和笔记。如果我没活着回来，就归你了。如果时间允许，就帮我整理出来。”

在担忧和不舍中，莫里斯送走了白劳德。然而，白劳德走后，莫里斯的组织生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原因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太好，导致美共的社会环境太坏了。

我们都知道，在一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咆哮的二十年代”。在这段克利之繁荣中，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工人待遇也节节攀升。巨大的发展红利让美国社会矛盾极大缓解，各大工会成员人数锐减。美共的宣传根本没人感兴趣了。在共运的低潮中，美共内部又开始了互开左籍，组织形势更加恶化。

莫里斯也遭到了警方的通缉。躲在安全屋里，莫里斯一筹莫展。他娘的，组织怎么到了这个地步？难道美国注定没有革命的土壤吗？

莫斯科之行：理论与实践的升华

然而，正当莫里斯陷入愁怅时，他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他打开房门一看：“厄尔，你回来了！”

是的，在莫里斯在美国挣扎的时候，白劳德结束了在中国的任务。在芝加哥，他为莫里斯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讲到租界的公园门口画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讲到中国人民身陷饥饿，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并未放弃，依然在不停拼搏。可惜1927年4月，他们迎来了一场背叛和屠杀，革命陷入低潮。不过中国同志并未放弃，相信他们还能站起来。

莫里斯听得心旷神怡，赶紧表示：“厄尔，我身上背的通缉令在美国暂时也没啥作用，要不让我去中国支援吧？”

白劳德摇了摇头：“组织对你有其他安排。通过中国革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妥协换不来和平和生存，想实现理想就必须做流血牺牲的斗争。很遗憾，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技能，需要有人补上这个短板。”

莫里斯指了指自己：“让我去？”

白劳德点头：“是的。回来之前我跟苏联沟通了，他们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学校——国际列宁学院。那里有最先进的理论和最完善的斗争技巧，全世界的同志都可以去学习。我年龄太大了，人家不收，所以我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了你。”

就这样，在白劳德的推荐下，莫里斯前往了莫斯科。在学校上了一个月课后，莫里斯深深地感慨：“这学校，不愧叫列宁学院，教的东西太狂野了！”

在这座列宁学院里，除了基本的共产主义理论外，学校还教授游击战、敌后破坏、枪械使用、爆炸物制作、加密通讯、潜伏技巧等一系列小妙招。除了学习技能外，莫里斯也交了不少朋友。比如，他跟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理论教员关系很好。在他的帮助下，莫里斯的理论水平飞速提升。后来，当这位教员陷入困境时，也是莫里斯出手帮他度过难关，两人结下了终身友谊。多年以后，这位教员将在苏联获得一定的地位，因为他叫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除了同龄人外，莫里斯在长辈眼中也颇受欢迎。学校中教授秘密颠覆的老师奥托·库西宁就十分看重莫里斯，经常单独指点他，并且预言：莫里斯将来会成为自己成就最高的学生。不过这一次库西宁老师走眼了。因为莫里斯并没有成为他成就最高的学生。在莫里斯的同一届学生里，成就最高的是莫里斯的同门大师兄，名叫尤里·安德罗波夫。

跟老师都处得这么好，同学们就更不用提了。由于白劳德的原因，莫里斯与学校里的中国同志们关系极好，交下了包括董必武、钱瑛等多名中国朋友。在众多同志的关爱下，1932年，莫里斯完成了全部课程，在老师、同学们的一一不舍中离开了苏联。在回国前，莫里斯做好了开展激烈斗争的准备。然而，莫里斯刚刚回到芝加哥，美共的形势就让他震惊不已。

“我离开的这几年，革命形势已经这么好了吗？”

竞选与挫折：大萧条时代的浮沉

当莫里斯回到美国时，白劳德已经成为了美共的重要领导人。然而，此时的美共已经不再是人少力微的地下组织，而是公开竞选公职的重要政党了。美共能有如此局面，除了白劳德工作能力的突出外，主要还是因为1929年全球大萧条。在大萧条开始后，无数美国百姓一夜返贫，美共党员迅速从不足6000增涨了6万多人。随人员力量的扩大，加上白劳德表态拥护罗斯福，美共一举实现了合法化，正式开始参与选举。

所以，莫里斯回来的正是时候。回国之后，莫里斯立刻获得了公职候选人的角色，开始竞选议员。在美国金钱政治的游戏中，莫里斯成为了一个异类。他生活简朴，风度翩翩，极具亲和力。相比于坐着豪华汽车的议员老爷，莫里斯总是徒步或搭便车前往集会地点，跟普通民众交流。无数的选民被他所征服，将其称为“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1939年初，莫里斯正式拿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就业、维护安全、加强民主、促进和平、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切断与他们的关系。这主张是莫里斯和美共党员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对外紧跟苏联，对内也让美国民众可以接受。果然，莫里斯的主张很快受到了各方欢迎。

然而，这年8月末的一天，就在莫里斯演讲时，台下突然传来了连声倒彩。莫里斯非常惊讶，演讲结束后赶紧一打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虽然从后世的角度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有其中的现实考量。但在当年的人看来，这个条约让共产主义阵营一切的反法西斯主张变成了笑话。而且，苏联从未将此事提前与美共沟通，大伙儿全被“撞”进去了。由于这场意外，莫里斯的选举形势瞬间逆转。他赶紧给白劳德打电话：“我们已经在道德上破产，必须得想出个办法了！”

然而，白劳德对此只能苦笑，因为在此刻，莫里斯的选举失利已经不算个问题了，真正的危机是：美国共产党还能不能存在？

1939年9月，随着世界毫无波澜，美共的事业从此有了波澜。苏德瓜分波兰后，一大批党员失望而去，美共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同时，美国政府的打压也接踵而至。1940年，警察直接将白劳德扔进了监狱。重重压力下，本就人数不多的美共已经濒临崩溃。然后，1941年，一个老好人挽救了他们——希特勒发动了偷袭。

随着巴巴罗萨行动的开始，苏联变成交战国。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苏成为了同一阵营。美共自然也变成了可团结对象，白劳德就这样被释放了。被释放后的白劳德小心翼翼地前往纽约，代任美共总书记。他又一次把莫里斯叫到了身边，并且提出了美共的最新目标：尽快促成美国开辟欧洲第二战线，尽早结束战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美共开始大力支持战时经济。

在二战中，白劳德和莫里斯发现，美国和苏联是可以合作的。共产主义在美国并非毫无生路，美共未来也许真的可以成为一支代表工人的参政力量。然后，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了。为了缓解与西方盟友的意识形态争议，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而代之以所谓的苏共国际部。而这一次的“属中奉献”真的让美共破防了。

虽然，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不复当年的活力，虽然共产国际早已变为苏联的一言堂。但是，只要共产国际还在，那个“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的信念就没有消亡。它始终能吸引无数的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他们来说不啻于灭顶之灾。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白劳德的信仰崩塌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出卖？瓜分波兰不跟我们商量，解散共产国际还是不跟我们商量。难道美国共产党是什么用来交易的商品吗？永远只能跟着苏联打哪指哪？不就是现实主义吗？我也会！”

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白劳德很快提出了“白劳德主义”，主张阶级调和，并且指出：既然阶级斗争已无必要，美国共产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944年5月，白劳德直接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当白劳德宣布要解散美共时，台下的莫里斯受不了这么大刺激，当场心脏病发作，昏了过去。

消息传出后，全球兄弟党派一片哗然。但白劳德依旧故我，还带走了一大批党员。这种分裂行为让美共再次瘫痪。无奈之下，上一代的美共领导人威廉·福斯特顶着病体站了出来，重组了美国共产党。

由于心脏病发，莫里斯是躺在病床上听到了美共重组的消息。他欣慰于组织尚能瓦解，同时也痛心于老友的偏执。在病榻上，莫里斯做出了表态：“不管白劳德如何做，我永远属于美国共产党！”

重建与使命：冷战时期的卧底生涯

出院之后，莫里斯立刻去新的中央委员会报道。经过投票，莫里斯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席位。但此时的美共已经无力再参选，莫里斯只好去《每日工人报》做主编。

1945年12月，莫里斯离开了生活多年的芝加哥，一路搭便车前往纽约履职。在报社里，莫里斯的工作十分出色，仅仅一年多，就让本来亏损的《每日工人报》小有盈余。

时间来到1947年2月，莫里斯接到了美共中央的一个新任务：“3月份，莫斯科要召开共产主义阵营外长会议，他们点名要你去报道。自从白劳德分裂后，我们就在阵营中很被动，莫斯科那边对美共也有很大疑虑。你算是白劳德的头号门徒，身份比较有代表性，希望你能借机跟兄弟党派多沟通，争取大家的谅解。”

于是，1947年3月，莫里斯重返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他刚一下飞机，就看到了熟悉的面孔。“米哈伊尔，真的是你！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瘦！”

在廊桥下，一向严肃的苏斯洛夫笑容满面：“正好我在中央国际部当外交策略部长，在名单上看到你是真吓了一大跳！走，去我家！”

虽然此时的苏斯洛夫还没有后来“灰衣主教”的地位，但协调一下各方关系还是很容的。所以，莫里斯的任务非常顺利。包括苏共在内的兄弟党派都接受了美共的解释：白劳德的风波已经过去，美共并无解散政党的打算，愿意与其他兄弟党派继续奋斗下去。

圆满结束任务后，莫里斯于1947年6月赶回美国。简单的汇报了工作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出发之前，你不是说自己有心脏病，回国后要休养一段时间吗？你的病假被批准了，而且是超额批准的，从此可以开始无限期休假了！”

莫里斯当然知道无限期休假意味着什么，他只能苦笑：“我这个白劳德嫡系还是无法被信任啊！”

“也罢，那就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然而，莫里斯没想到的是，美共中央居然比资本家还狠。病假是批了，但工资也不给发了，不止报社工资，连党内津贴都停了。多年以来，莫里斯一直将全部精力投入在组织工作中，从来没有私产，也没有任何积蓄。现在美共停掉了他的补贴，莫里斯一下子别说治疗费用，连吃饭住宿都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莫里斯只能一边打零工，一边搬进了贫民窟里。

又一次心脏病发作后，莫里斯失去了工作能力，卧床不起。妻子也走投无路，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半生为信仰奋斗的男人只能孤独地等死。

好在弟弟杰克很快听说了他的遭遇，立刻从芝加哥冲到纽约，开始亲自照顾莫里斯。杰克此时经营着一家电器公司。他先替哥哥偿还了欠下的费用，又出去打听了一圈。很快，杰克带回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莫里斯并非绝症，有个叫梅奥诊所的地方可以治愈。坏消息是他们的收费特别高，杰克手里的钱不够。为了筹钱，杰克很快想出了办法：募捐。向纽约和芝加哥的同志们募捐。

很快，杰克就筹到了治疗费用。事实上，这次重病也让莫里斯因祸得福。在他治疗的同时，随着冷战的开始，杜鲁门开始了全面反共政策，大批美共党员被捕。而莫里斯因为病重，幸运地躲过一劫。在这波打压后，美共党员人数从1947年的巅峰近8万人，下降到不足5000人，组织再一次崩溃。

时间来到1954年春季，莫里斯的身体终于逐渐恢复过来。他开始给一些报社投递简历，希望能获得一份编辑的工作。

某天傍晚，莫里斯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邀请他去一个酒店里面谈，却神神秘秘地不愿透露身份。起初，莫里斯以为是面试，但挂了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对面是美共的同志。

虽然离开党务工作已经8年，但他依然关注着组织的一切。面对已经陷入绝境的组织，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

按照电话的指示，第二天，莫里斯敲开了酒店的房门。一个健壮的男子把他请了进去。“身体怎么样？据说你已经康复了？”

莫里斯笑笑：“没那么容易，还在逐渐恢复之中。”

那人点头：“我是格斯·霍尔，之前也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现在嘛，或许算个侥幸逃生的漏网之鱼。”

莫里斯点头：“我知道您，总书记的助手。”

霍尔示意莫里斯坐下。“梅奥诊所的收费很高吧？作为模范布尔什维克，你哪来的钱？”

莫里斯平静地回答：“我的弟弟承担了大部分，纽约和芝加哥的同志们又慷慨解囊，总算活了下来。不过，必须出来工作了，上周刚投了几份简历。”

霍尔盯着他一会才开口：“你还愿意回《每日工人报》工作吗？依然当主编？”

莫里斯笑了笑：“《每日工人报》都快停刊了，哪还需要主编？无非是想知道我之前对之前的经历是否还有怨恨罢了。”

低头想了片刻，莫里斯说：“主观上我是愿意的，但客观上我的身体并不允许。如果是普通编辑工作，应该能够胜任。”

此时，霍尔在第一次露出微笑：“那么，您愿意做一些地下工作吗？”

莫里斯疑惑地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霍尔推然地说道：“哪里还有组织？一切都糟糕透顶，必须有人出来收拾局面，否则组织就全完了！”

莫里斯叹了口气：“你就说我还能做什么吧。”

霍尔挺直身体：“两件事。首先，必须重新把组织的架构搭起来。我仔细想过，目前的局面是危机也是转机。之前整个党都有很大问题，没有核心纲领，没有明确路线，人员混乱，不停内讧，根本就不像个政党，连工会都不如。所以，这次抓捕给我们提供了进步的机会。意志不坚的人离开，信仰牢固的人留下。只要明确党纲党纪，美国共产党就能重生，而且会更强大！”

莫里斯点头：“确实如此。不过我要提醒你，留下的人也未必全都是因为信仰坚定，还有可能是政府的密探。”

霍尔大惊：“不会吧！”

莫里斯叹了口气：“这方面我在苏联受过专业训练。很遗憾地说，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组织剩下的人里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卧底。”

霍尔重重地点头：“之前的领导人真是太荒唐了，居然把您这样的同志弃之不用。我相信只要有您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更团结，甚至能发挥比战争中更大的作用！”

恍惚之间，莫里斯似乎又回到跟白劳德初遇的时光。只不过这一次，他是更年长的那位。两人一直聊到深夜，霍尔才想起还有第二件事。

“莫里斯，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组织的经费已经用尽，我们没钱了。经费、经费，经常不够消费。你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没钱什么都干不了。”

莫里斯愣了一下：“确实。没有钱，我或许已经死掉了。也许在纽约的病床上，也许在莫斯科的暴雪中。”

霍尔听得脸前一亮：“莫斯科？对，莫斯科！或许他们愿意提供帮助！”

莫里斯摇了摇头：“那我们就很难保证独立性，斯大林时代的故事，殷鉴不远啊！”

霍尔说：“斯大林已经去世，新的领导集体可能有变化，我们试一试吧！”

就这样，霍尔和莫里斯开始重组美共。在剩下的党员里，大量的政府密探被甄别出来。信仰不坚定、纪律性差的党员也被劝退。经过一番整肃后，美共真的恢复了几分元气。

然而，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重组的美共。时间来到1958年，在美共的经费已经山穷水尽时，莫里斯终于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飞机。无论苏联人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为组织奋力一搏。

传奇落幕：忠诚与背叛的终章

在莫斯科机场，迎接莫里斯的依然是老朋友苏斯洛夫。此时的苏斯洛夫已经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在苏斯洛夫的引荐下，苏共国际部负责人波诺马廖夫接待了莫里斯。

波诺马廖夫说：“你来的有点晚，今年的预算已经落实下去了。目前我们最多可以支援美国同志7.5万美元，明年单独申请预算，20万美元可以保证。”

这个结果让莫里斯又喜又忧。喜的是苏联老大哥没提啥条件，给钱挺痛快。但忧的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这点钱熬不过下半年。

离开了国际部办公室，苏斯洛夫邀请莫里斯去吃饭。老友重聚，两人都打开了话匣子。一向谨慎的苏斯洛夫对莫里斯什么都不隐瞒。他坦诚地说：“目前我们对国际局势整体持乐观态度，但中国例外。”

莫里斯很惊讶：“出什么问题了吗？”

苏斯洛夫叹气：“很复杂，最近关系恶化的厉害，我有点担心。”

但莫里斯却突然眼前一亮：“对呀，我在中国也有朋友，要不要顺路去趟中国争取支持呢？”

于是他赶紧接话：“正好我也有计划去中国一趟，或许可以撮合一下，都是社会主义兄弟，有啥根本矛盾呢？”

苏斯洛夫点了点头：“也好，我先带你见见赫鲁晓夫同志。他七月末就要访华，你提前跟那边通通气也是好的。”

次日下午，莫里斯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碎宗”。碎宗表现得相当亲热，但是一提起中国，赫鲁晓夫明显激动了起来。他将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矛盾的内容和盘托出。中苏两党关于如何看待斯大林、是否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党的阶级属性等多个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

在赫鲁晓夫的言语中，莫里斯也看出，赫鲁晓夫无意与中国搞僵，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调停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莫里斯到达北京时，中方也给予了他高度礼遇。得知美共的困境时，王稼祥表示一定予以帮助，但中国也很穷，只能保证尽力，无法保证数额。莫里斯了解中国的情况，激动地表达了感谢。

在招待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带着莫里斯跟第一代领导人会面。于是，莫里斯把中苏矛盾之处又从中国视角听了一遍。当然，最终的结果也很简单，莫里斯无法弥合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分歧，调停工作失败了。

但是，虽然和事佬没当成，但莫里斯却收货了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认可。两个月后，中苏的援助资金到位，美共破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在重整组织后，美共的新纲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为主，在全美声望迅速提升，党员人数也重新多了起来。

此时，莫里斯已经是美国共产党二号人物。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莫里斯率团参加。为了表达对莫里斯的尊重，赫鲁晓夫特意提名他担任大会记录秘书，并在克里姆林宫内安排了一间带保险库的办公室，任其自由出入。只不过，由于操作不熟，第二天晚上，莫里斯就在关保险库时把自己的左手食指夹断了。医生被紧急找来缝合，准备打麻药时，莫里斯断然拒绝。“明天的会议还要继续，我的工作也要继续，不能受麻药影响出差错，直接缝吧！”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赫鲁晓夫大为震撼。他在会上举起莫里斯的手说：“我们中有一位真正的硬汉！”

手术剔除的那块残骨，将被埋在克里姆林宫墙前。“柴尔德斯同志，值得这样的荣誉！”

这次事件之后，赫鲁晓夫对莫里斯愈加亲近，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尤其在中苏矛盾上，赫鲁晓夫迫切地想得到美国同志的认可。莫里斯在之后又几次试图调停中苏矛盾，但也都以失败告终。时间来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惊闻巨变的莫里斯赶紧来莫斯科探探风向。好在他发现，碎宗的倒台并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他的密友苏斯洛夫地位更高了。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也依然对奋战在敌人中心的莫里斯礼敬有加。

也就是在勋宗任上，莫里斯见证了中苏的全面交恶。莫里斯身在局中也只能叹气。

时间来到1977年，美共已经在白衣布切、勋多多多的支持下完全恢复元气。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成为了美国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回顾自己大半生的事业，莫里斯感慨万千。这年6月，他在莫斯科伤感地对勋宗表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拜访各位，我已经75了，也该退休了。”

听了这句话，满座的苏联高官相对无言。也许是知道是来日无多，几天以后，勋宗在克里姆林宫为莫里斯庆祝了75岁生日，用一枚红旗勋章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友谊。属于他们的时代也要结束了。

回到美国后，莫里斯逐渐淡出了美共的活动，最终在1982年彻底退休。缺少了他的润滑后，美共和苏共的关系迅速恶化。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直接切断了对美共的一切赞助，美共又一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不过，此时年过80的莫里斯已无可奈何。他在苏联的老朋友都已去世，戈尔巴乔夫也不是很喜欢这位“模范布尔什维克”。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

1991年6月，在美共的传奇人物，与三代苏联领导人相交莫逆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莫里斯·柴尔德斯病逝。在他逝世的6个月后，红色帝国轰然坍塌，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了。

1991年12月27日下午，在埋葬莫里斯的纽约西郊的公墓里，莫里斯的一双儿女和几个男人一起来到坟前。为首的男人为莫里斯的墓前敬献了一束鲜花，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如果让我来安排你的葬礼，那会是一场国葬。调查局的特工和军队会在阿灵顿公墓的山脊列队，覆盖国旗的马车将在军乐队的哀乐中前进。你的成就值得美国总统为你致辞。可惜，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局里销毁了你的记录，我们要继续保密下去。但是，我的朋友，今天我唯一可以告慰你的是，我们赢了，彻彻底底地赢了！苏联解体了，你可以安息了。”

秘密行动：双面间谍的真相

1948年元旦，在纽约一间小诊所的病床上，莫里斯·柴尔德斯茫然地睁开了眼睛。他的左胸还在隐隐作痛。很快，一个护士掀开帘子。“先生，您感觉怎么样？真的非常危险，再晚送了几分钟您就没法抢救了！”

莫里斯努力地笑了一下：“还好，就是没力气。”

护士说：“当然没力气，您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长期静养。”

莫里斯艰难地说：“是哪位好心人把我送来的？我得去感谢一下。”

护士说：“是马福警官，他是个好人，很热心的。”

莫里斯苦笑一声。因为身份的原因，他跟警察历来不太融洽，没想到还欠了一个警察救命之恩。几小时后，他挣扎着回到公寓，仰躺在床上发呆。

“发作越来越频繁，我应该是快要死了吧。”

莫里斯觉得有必要写封遗书，但却连提笔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他也无人可以告别。在美国，他在党外都是敌人，而党内又因为白劳德的问题排挤他，自己要向谁告别呢？

回顾半生，虽然很不情愿，但莫里斯不得不承认，他每次倒霉似乎都跟一个地方有关——苏联。

1939年，如果不是苏德瓜分波兰，自己很可能会选上议员，美共可能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1944年，解散共产国际给美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堂堂的共产主义革命核心直接解散，考虑过我们这些兄弟政党的感受吗？

1947年，如果不是苏共国际部突然又提起白劳德的事情，自己也犯不上跑一趟解释，长期休假或许能够避免。

突然之间，莫里斯似乎有点理解了白劳德。今日他又开始思考：“苏联的道路就真的那么正确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把兄弟政党出卖了个干净。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把中国出卖个干净。自己要如何相信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

就在莫里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弟弟杰克哭着冲了进来。“天哪，哥哥，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与莫里斯不同，杰克的性格冲动鲁莽，他与哥哥的感情极深。为了追随哥哥，杰克也曾经加入过美共，被白劳德留在身边做助理。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被美共清除了组织。好在杰克有手艺，靠着做电器工程师收入颇丰。听说哥哥病倒后，杰克立刻赶来。

在莫里斯的床前，杰克哭着说：“到头来谁管你？还不是我这个亲弟弟！这么多年受你恩惠的人有多少？有一个过来探望的吗？”

莫里斯摇了摇头：“我身上贴着白劳德的标签，大家要避嫌的嘛。”

杰克反问道：“你叫白劳德吗？而且，就算你是白劳德的人，难道就可以置你的生死不顾吗？”

望着沉默不语的哥哥，杰克只能叹气。他为了莫里斯跑遍了各大医院，可医生们几乎都束手无策。时间来到1952年初，梅奥诊所给出好消息：莫里斯的病可以治愈！

作为世界顶级医院，梅奥诊所的水平不用怀疑。可梅奥诊所的缺点是特别贵，杰克根本付不起医药费。此时，杰克突然有了个主意：募捐！这可是救命的大事儿，莫里斯帮助过这么多同志，大家每人回馈一点，自己再出一些，凑够5000美元应该不难吧？

莫里斯同意了这个想法。几天以后，杰克前往芝加哥募捐。又过了几天后，杰克脸色铁青地回来了。“我在两个城市同时发起了为你治病救命的匿名捐款，一共募捐了184美元。几乎没人靠近那个募捐箱，但每个人都说自己捐出了一大笔。”

听了杰克的话，莫里斯呆愣半晌，突然他爆发出一阵狂笑。

“我这一生真是个笑话！本应是敌人的警察送我去医院，号称同志的人却看着我死无动于衷！哈哈哈！”

在这一刻，莫里斯多年来的委屈、愤怒、不甘、痛苦全都爆发了出来。曾经坚定的信仰，完全转为了反面。

两天以后，一个高大的男子来到床前。已经极度虚弱的莫里斯微笑：“嘿，伙计。虽然我确实想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任何一个美共高层的下落，别费力气了。”

来人也笑了笑：“果然是反情报专家，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了。不过我来不是为了那几条杂鱼的下落。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一切治疗费用，我们FBI全都付过了！”

莫里斯苦笑一声：“那你们要学本无归了，我对你们没用了。”

对方摇了摇头：“得看怎么用。有兴趣了解一下‘受灾行动’吗？”

几个小时后，莫里斯大致明白了FBI想干什么。简单的说，美国政府很清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哪怕在美国也是杀不绝的。无论怎样打压，它终将重新生长出来。于是，他们决定换一个思路：既然杀不绝，那不如加以引导控制。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向美共中插入卧底。但由于卧底都是新成员，很难受到信任。因此，FBI迫切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能进入高层的人。莫里斯此时就进入了他们视野。

为了劝降莫里斯，他们提前拿下了杰克。杰克痛快地答应了FBI的招募，也同意侧面劝说莫里斯。不过，那次捐款并不是杰克编出来的谎话。事实就是那次捐款几乎没人出钱，但每个人又都说自己捐了一大笔。

目睹莫里斯崩溃的杰克，因此向FBI的计划负责人卡尔·弗里曼提出：“如果你想劝降我哥，现在是时候了。只要你们能出钱，救我哥一命，我保证我们哥俩的命都卖给你们！”

弗里曼立刻答应了这个条件。而且，他很有格局地在付清治疗费用后，没有向莫里斯提出任何要求。这种态度更加感动了莫里斯，让他从此专心为FBI办事。

时间来到1954年，当霍尔提出要重组美共时，莫里斯极为兴奋，立刻跟弗里曼联系。对方交代的也不多：“接触着吧，不用特意做什么，我们会配合你，争取早点进入决策层。”

果然，在FBI的配合下，莫里斯的重组工作极为顺利，本人也成为了美共的核心领导。随着莫里斯之后重返苏联，1958年，从莫斯科回来的莫里斯要求与弗里曼立刻见面。两人一碰面，莫里斯就严肃地说：“我打探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苏之间有矛盾！”

弗里曼一脸无语地表示：“你的情报也太重要了吧，电视上就只才报道了一年。”

莫里斯连连摇头：“不，你们根本不懂。你不是共产党，不知道他们分歧的严重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实际上，早在中苏论战初期，美国就已经对中苏矛盾有所耳闻。但是，美国决策层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跟苏联翻脸，两国的国力差距太大了。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里必然是说一不二。“至于什么意识形态之争嘛，这玩意儿有啥可辨的？中国肯定会因为现实利益而妥协。”

但是，莫里斯以一个老共产党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根本不明白意识形态问题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的重要性。中苏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绝不会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妥协。社会主义阵营必然分裂，而这正是美国的机会！”

当听完莫里斯的解释后，弗里曼立刻将此事汇报给FBI局长胡佛，同时连带了莫里斯的建议：“跟苏联打中国牌，跟中国打苏联牌。”

事实证明，莫里斯的建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高层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对未来的中美建交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事之后，FBI立刻将莫里斯的密级提高到最高，行动代号“独奏”。为了保密，整个联邦调查局只有四个人知道莫里斯的真实身份。而莫里斯则在每年出访莫斯科后，将苏联最高层的思想动态及时汇报给美国。

由于这种潜伏工作，莫里斯才在莫斯科夹断了手指都不敢打麻药，因为他怕自己被麻醉后，泄露了真实身份。在FBI的不严格保密下，莫里斯的身份始终没有外泄。七任领导人甚至被超期反聘了十几年。最终，在莫里斯75岁那年，他正式结束了对苏卧底任务。此时，他已经出访莫斯科52次。

1982年6月10日夜，在芝加哥的一间公寓里，一场宴会正在秘密举行。这天白天，莫里斯已经在美共彻底退休，带着美共中央委员们的忠心祝福，潇洒离开。这天晚上，莫里斯同样在FBI退休，与他相处了20余年的秘密同僚们告别。

在宴会上，莫里斯端起酒杯：“真遗憾啊，这段美好的旅程我没有享受够。”

而弗里曼则大笑着打断：“算了吧，你知道我们都超期反聘多少年了，你再不退休就要把大伙儿熬死了！”

就这样，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一场FBI史上最成功的卧底行动悄悄结束了。在去世之前，弥留之际的莫里斯握住了弗里曼的手，说出了他的最后一句话：“真遗憾啊，我没能等到那一天。”

1987年5月9日夜，奉总统里根指令，莫里斯和妻子被秘密接到了白宫。为了表彰莫里斯的重大贡献，里根总统宣布要授予莫里斯“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非军职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白宫内，里根亲手将自由勋章挂在了莫里斯胸前。

在那一刻，在“模范布尔什维克”莫里斯·柴尔德斯胸前，这枚象征着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做出突出贡献的勋章，以一种格外刺眼的光芒，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