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德国最强刺客？【硬核狠人79】
本篇为硬核狠人之埃尔塞。
历史的偶然
意外的发现
盖世太保的秘密
1964年8月的一天，慕尼黑大学的司法史教授洛塔尔·格鲁赫曼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匆匆坐上了前往西柏林的飞机。
沿着西柏林的大街，格鲁赫曼很快找到了那座著名的建筑——柏林墙。
观察片刻后，格鲁赫曼找到了柏林墙上那个不起眼的缝隙，然后轻声对对面喊道：“我来了！”
格鲁赫曼话音刚落，对面就从缝隙里塞过来一个小手提箱。格鲁赫曼赶紧将约好的报酬塞了过去，然后打开箱子。据中间人说，箱子里是1945年流落出来的文件，与刑侦和司法有关，但不确定里面是什么。
然而，只扫了一眼，格鲁赫曼就失望了。因为他看到这一落文件都是铜板装订，上面还带着鹰徽万字符，这毫无疑问表明了它的来历——盖世太保。
当然了，如果硬要说盖世太保是个执法部门似乎也不是不行，但实际上，这群行动上的巨人多年来始终坚持古法审讯，那是劳记一粒破万瓦，除了打来就是打。
作为司法史专家，盖世太保的文件对于格鲁赫曼来说意义不大呀。
失望之余，格鲁赫曼又返回了慕尼黑。他在几天之后才抽空阅读起来这些文件，里面都是一些审讯记录，跨度从1938年到1940年，内容十分枯燥。
然而，在看了一会儿后，格鲁赫曼就突然坐直了身子，在浏览完全部的200多页记录后，格鲁赫曼狂奔到了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宣布了自己的重大发现。
“安东，我们可能都错了，我有证据能证明1939年对希特勒的纳粹刺杀可能是真的！”
贫困的童年
私生子的命运
努力与绝望
当现代人提起德国人时，人们往往觉得德国人的性格与我很像，属于严谨死板、木讷内敛的类型。
实际上，早年的德国人相当狂野。在古代德国的乡村地区，青年男女看对眼了，随便出去交流一下的情况极其普遍。因此，古代德国的私生子非常多，大家也不会对歧另眼相看。
然而，虽然私生子很多，但像约翰·格尔格·埃尔塞这样的私生世家就不多了。
1903年，埃尔塞出生于德国符腾堡州。他的姥姥是私生女，姥姥又于1879年私生了他妈玛利亚，而玛利亚果然也不负众望，在于本村的一个木匠偶然交流后生出了埃尔塞。
一年以后，生活艰难的玛利亚决定找人接盘。要说当地的媒婆确实有点水平，居然很快完成了史诗级匹配，帮玛利亚找来了接盘侠——车夫鲁德维希·埃尔塞。而与玛利亚相同的是，他也出自一个私生世家。
鲁德维希的父亲是私生子，鲁德维希自己是他爹的私生子。如此门当户对的两家人不结合简直没有天理。
1904年春季，玛利亚和鲁德维希正式结婚。在这样的富贵开局下，埃尔塞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母亲嫁人后，新家庭又陆续生了五个孩子。小埃尔塞的生活愈发当即会非常。
不过，虽然生活比较贫穷，但埃尔塞却从小就很能吃苦。他很早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帮母亲耕地，帮继父照顾农场，还要抽空照顾弟弟妹妹。
1910年，在看了公立小学后，小埃尔塞更加忙碌。等到四年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当一战战场陷入僵持后，战争的压力很快就从前线传导到民间。从1914年开始，埃尔塞的继父就被征调走，家人开始长期挨饿。严重的营养不良影响了埃尔塞的发育，他的身高停留在1米6，异常瘦弱。
1917年，埃尔塞小学毕业，但战争的结束似乎依然是夏洛敦看路易十六，一眼望不到头。于是，埃尔塞告诉母亲，自己准备放弃去初中深造，“我去工作吧，哪怕赚不到钱，至少可以省下一份口粮。”
面对艰难的生活，母亲玛利亚没有反对这个提议，但继父则坚决地拒绝了。继父鲁德维希表示，他无论如何都希望埃尔塞继续读书，学习文化，不要像我们一样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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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与回归
共产主义的启蒙
爱情的甜蜜
这一次，埃尔塞没有听从继父的命令。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当地的钢铁厂找了一份学徒工作。
靠着微薄的工资，埃尔塞总算没让家里饿死人，但代价是他的身体彻底毁掉。长期的低烧和浑身无力，实在无法坚持重体力劳动。
1919年，继父鲁德维希回来了。他很幸运，在这场炼狱中全身而退，但不幸的是，严重的战争创伤让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为了养家，埃尔塞决定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家具厂找了份木匠的工作，因为这行不需要太多力气。
然后，埃尔塞惊讶地发现，他在这行里很有天赋。他很快就在木匠职业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直接跳过学徒成为了熟练工。
按理说，在找准赛道后，埃尔塞的日子应该能好起来，但事实不是如此，因为大环境实在太差了。
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席卷德国。事实上，所谓一个面包50万马克远不是魏玛共和国的极限。
1923年11月，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了4.2万亿比1。天地银行跟他一比都算是一根金条的。
在这种恶性通胀下，德国经济彻底崩溃，马克的价值已经等于废纸。
对于刚满20岁的埃尔塞来说，焚书坑儒的他不懂什么是宏观经济，他只知道无论怎么努力干活，领取的工资都买不到任何食物。
随着德国经济的彻底崩溃，1925年初，埃尔塞不得不开启一段流浪打工生涯。他走遍多个德国城市，甚至还去了瑞士跨境打工。
除了木工外，他还制作过水上飞机、钟表、乐器等。根据工厂记录，埃尔塞生产的东西质量极好，每个参数都要反复测量，为他赢得了一个“卡尺”的外号。
1927年冬季，埃尔塞再次回到德国。在德瑞边境城市康斯坦茨的钟表厂找了份工作。此时，德国经济终于有所恢复，埃尔塞的生活稍微稳定了一些。
虽然从小就没过过好日子，但埃尔塞并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相反，他十分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和美术。
安静下来后，埃尔塞很快加入当地的音乐俱乐部和传统服饰俱乐部。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有机会走进之前一直想加入的木工协会，能跟很多同行切磋手艺。
在木工协会，埃尔塞结识了一个叫菲比格的朋友。两人性格十分投缘，在交谈中，菲比格为埃尔塞解答了一个多年疑问。
从小开始，埃尔塞就很疑惑，自己和家人从不偷懒，工作中一直都是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插车用。我们这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却连基本的温饱都很难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菲比格向埃尔塞介绍了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概念——剩余价值。我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远超成本的，只不过被其他人拿走了。
是的，菲比格是个共产党员。在无产阶级的理论教导下，觉醒的埃尔塞的选择可想而知。
“也投共了！”
1928年初，埃尔塞正式加入了德共下属的准军事组织——红色战士联盟。找到了组织的，他非常快乐。
在另一方面，埃尔塞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爱情。
在音乐俱乐部里，埃尔塞跟女服务员玛蒂尔达·尼德曼看对了眼。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且趁点。双方见了父母，幸福的生活让埃尔塞甚至有些不真实感。
当然，在通往狱卒的路上，这种幸福注定是无法持续的。
纳粹的阴影
绝地反击的决心
孤独的行者
1929年，大萧条开始席卷全球，埃尔塞所在的工厂破产了。为了维持生计，埃尔塞不得不每天跨越德瑞边境，同时打三分工。
更糟糕的是，1929年末，女友玛蒂尔达怀孕了。新生命的诞生让埃尔塞更加拮据。随后，红色战士联盟被魏玛政府取缔，好友菲比格也在斗争中牺牲。埃尔塞的幸福生活彻底化为了乌有。
1932年5月，家乡也传来坏消息。母亲写信说继父的酒瘾越来越大，欠债越来越多，实在没有活路了。
虽然自己也过得非常糟糕，但埃尔塞还是决定回家接下这笔欠款。为了不波及妻儿，他决定把所有的钱都留给玛蒂尔达，只身回家还债。
回到家后，望着已经颓废不堪的继父，埃尔塞非常难过。他开始不停地劳作，希望早日把债务还清，能把妻儿接过来生活。
他供着父亲酗酒，希望能让一家人的生活重新振作起来。可惜的是，这个简单到甚至有些卑微的梦想注定无法实现，因为另一个热爱艺术的男人即将主宰所有德国人的生活——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2月，著名的国会纵火案发生。纳粹开始对德共进行全国搜捕。虽然一辈子没去过柏林，但远在乡村的埃尔塞同样受到了骚扰，这让埃尔塞非常愤怒。
愤怒的原因，除了个人生活被影响外，更主要的是对纳粹的反感。埃尔塞从来不喜欢希特勒。在他看来，纳粹虽然看起来有点醉生梦死，实际上心还是狠坏的。那是一群见谁咬谁的疯狗，毫无理性可言。
然而，这样一群疯狗现在就要掌控德国了。
随着法西斯的反战思想全面铺开，埃尔塞很快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希特勒上台几年后，埃尔塞的收入越来越低，时薪甚至不如1929年。
随着收入下降，择业自由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过去，工人可以随意辞职，换个场子接着打工，但随着纳粹的再武装政策，辞职倒是容易，再想进厂可就难了，相当于变相逼人参军。
除了自己外，妻子玛蒂尔达也吉信过来。埃尔塞的儿子曼弗雷德被强迫着加入纳粹的少年组织。自己作为母亲，连教育子女的权利都没有了。儿子必须得按照元首的方针来培养，成为野蛮、英勇、有纪律的日耳曼男人。
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7月，纳粹派兵干预西班牙内战。很多德国人对此弹冠相庆，但埃尔塞却感觉到彻骨的恐惧。情况已经非常明显，纳粹要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了。
战争会带来什么，埃尔塞是有记忆的。饥饿、萧条、死亡、绝望。憨厚的父亲变成酒鬼，年轻的女子变成寡妇。埃尔塞十分确定，如果德国再经历一场战争，自己所珍视的家人、朋友、爱人都难以幸存。
工人阶级则更是会被送上战场当炮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都将陷入浩劫。在这一切来临之前，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对于具体的行动，埃尔塞当时还没有想好，但他有一点可以确定，对于纳粹这群疯狗来说，指望他们有什么骑士精神，有什么护不及家人的理念是不可能的。
一旦自己要与纳粹对抗，等待他的必然是亲戚嘲、邻居嘲、同学发小用火烤、朋友猪、家人争、老婆孩子用火喷。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波及到自己所爱的人，埃尔塞不得不做一个最痛苦的决定——提前斩断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让纳粹哪怕想要清算都无从下手。
从那一天起，家人发现埃尔塞仿佛突然变了一个人。过去承担所有责任的他开始变得无情了起来。
他宣称不再赡养父亲，要求与弟妹们分家，并且将父母拥有的房子卖掉。除了还债，剩下的财产自己都要独吞。
然而，对于这一提议，弟妹们没有任何异议。大哥这些年有多辛苦，大家都知道。独占财产也没人反对。
翻脸失败，埃尔塞十分心累。他只能接着表示：“那行吧，你们都走吧，以后我谁都不管了，有啥事也别通知我。”
然而，埃尔塞发现分家之后，如果自己不管酒鬼继父的话，那老父亲就真没人管了。无奈之下，埃尔塞只得又把继父接了回来，如常伺候。
家人这边算是勉强断开了，可还有一个更痛苦的存在，自己的妻儿怎么办？
犹豫了很久后，埃尔塞断掉了给妻儿的生活费，并且公开跟一个有夫之妇勾搭在一起。被全集乡邻唾弃之余，他还特意跑到老婆生活的地方炫耀了一番。
这是一次极其惨烈的分手。玛蒂尔达恨了他一生，很快就带着儿子嫁给别人，并且不允许儿子再使用埃尔塞的姓氏，也不允许任何人在孩子面前说父亲的好话。
“他必须得跟我一样，仇恨那个人渣。”
至此，埃尔塞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异类。他独自照顾父亲，工作中也从不与人交流。
1938年8月，在又与家人大闹一场后，埃尔塞终于与家人断绝了最后的联系。
此时，埃尔塞的心中正在紧张地盘算，到底要做什么才能阻止迫在眉睫的战争？
1938年8月25日，埃尔塞搬到了慕尼黑。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完美的计划
精密的计算
致命的失误
1938年，德国已经开始朝着战争狂飙突进。3月12日，德奥合并，希特勒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3月15日，苏台德危机爆发，捷克斯洛伐克惨遭出卖。纳粹的野心已经如脱缰的野狗般不可收拾。
身处大城市，埃尔塞可以及时得到最新消息。苏台德危机后，埃尔塞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必须立刻阻止纳粹的扩张。
埃尔塞认为，想要阻止纳粹，光消灭一个希特勒是不够的。纳粹是一个疯狗集团，阿道夫的倒扎思想已经深刻影响了每个人。
要让他们停下，至少三个人必须消失：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
而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牢牢掌握了权力。作为一个普通木匠，埃尔塞想要政治手段挑战希特勒无异于蚍蜉撼大树。
要想送走这三个核心人物，埃尔塞只能采用唯一的手段——物理消灭。
但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后，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很重视安保。作为一个普通木匠，埃尔塞连见希特勒都极难，别说刺杀了，更别说还要刺杀三个人。这个任务怎么可能完成呢？
埃尔塞认为，想要刺杀纳粹三大浩劫，唯一的机会就是找一个高层齐聚且安保薄弱的时机动手。
对于这种情况，第一个蹦迪玩家张作霖肯定深有感触。
埃尔塞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的时机，因此他走进了图书馆，希望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幸运的是，在查阅了过去20年的地方报纸后，埃尔塞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宿命般的机会——啤酒馆暴动纪念日活动。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带着戈林走进了慕尼黑伯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宣布要发动一场国民革命。于是，著名的啤酒馆暴动发生了。
其实，所谓啤酒馆暴动是一场失败而愚蠢的暴力政变。当年还十分稚嫩的元首率领数千党徒大展德国警察，被干掉16人后彻底失败，元首靠了一辆救护车才正住命来，逃出现场。
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但元首始终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充满怀念。因此从1925年起，他年年都要来此重活纪念。
这个纪念活动通常由两部分组成。每年11月8日晚，元首会在啤酒馆与纳粹老战时们聚会。11月9号白天，他们会在慕尼黑国王广场上举行游行和悼念仪式。
为表示对老同志们的信任，在啤酒馆聚会期间，礼堂内不会安排大规模警卫，而希特勒则会携全体高层参加。这就是埃尔塞要找的时机。
当发现这个漏洞后，埃尔塞立刻去啤酒馆实地考察了一下。转了一圈以后，埃尔塞兴奋地认定，这事儿绝对可行。
由于翻译问题，大众在听到啤酒馆这个名字时，往往以为规模不会太大。实际上，元首举事的伯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规模相当离谱，不只有各种餐区和包房，主营区甚至可以容纳几千人，根本就是个大礼堂。
所以，纳粹的老战时聚会规模其实也很大。根据惯例，主要高层会在前方舞台就座。此时，只需要一颗炸弹就可以一干清台。
更妙的是，埃尔塞发现，在舞台后侧有一根巨大的承重柱。如果把炸弹安放到里边，就算炸不死这群王八蛋，柱子也会被炸断。到时候上面的天花板拍下来，爆炸宣布我的到来，塌方确认你的离开，主席台上的人绝对一干清台。
1938年11月8日，埃尔塞在人群中全程围观了本年度的老战时聚会，确定了整个活动流程。
次日清晨，埃尔塞又走进了啤酒馆礼堂，趁着头天布置的会场没有撤掉，他用皮尺实际测量了柱子的尺寸以及高层们落座的位置。
详细记录了数据后，埃尔塞立刻离开了慕尼黑。
埃尔塞之所以要走，原因有两个。首先，如果不想引人注意，就不能在慕尼黑生活。玩归玩，闹归闹，别跟盖世太保开玩笑。在作案地点准备工具纯属活腻了。
其次，埃尔塞虽然懂建筑，却不懂爆破，必须找地方学习一下。他发现家乡科尼希斯布隆附近有一个采石场，似乎是个机会。
在家乡的采石场里，埃尔塞开始学习爆炸知识。事实证明，作为一名灵巧的工匠，埃尔塞领悟力惊人。他很快掌握了爆破的诀窍。
仅仅一个月后，他就可以利用爆炸量的误差往家里偷雷管了。
之后的日子里，埃尔塞每天白天去采石场打工，晚上就躲在果园里做实验。埃尔塞已经了解到，想要炸断柱子，炸药就得尽量靠近底部。纯粹的爆炸显然会威力不足，想要增加爆炸威力，必须得在外面裹上钢珠，甚至是步枪子弹。
另外，引爆方式也是个问题。虽然现场安保比较宽松，但闯进去安装炸弹肯定也是不可能的。最合理的方法是，提前在柱子里安放炸药，到预定时间爆炸。这就需要一套精准的计时击发装置。
好在埃尔塞早年在钟表厂干过，对这套装置不算陌生。在家里研究了一阵后，他真的设计出了一套定时击发装置。为了防止设备出故障，他制造了两套一模一样的计时装置，到时候两个表盘中只要有一个正常工作，就能触发引信。
搞定定时器后，埃尔塞开始做爆破测验。他发现，由于啤酒馆的柱子是砖石结构，爆破的威力需求比他预想的更大。除非把底部掏空一米以上，否则根本炸不断柱子。
为了确保爆炸威力，埃尔塞干脆找了一家军工厂上班，利用职务之便偷走了足足250块压制火药和大量子弹，总算凑够了爆炸材料。
1939年8月5日，埃尔塞重返慕尼黑。这次他只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炸药安装。
抵达慕尼黑后，埃尔塞不再出去工作，而是租下了一间小屋，然后去市政图书馆借阅了啤酒馆的平面图，又实地检查了数次。三天后，他的第一次工作开始。
1939年8月8日晚8点，埃尔塞提着工具包走进了啤酒馆。他选择在靠近衣帽间的桌子坐下，像大多数的工人一样，跟服务员点了一份60分尼的工作餐。
他吃得非常慢，每一口都细嚼慢咽，足足磨叽到10点才起身结账。趁着服务员不注意，埃尔塞钻进了屏风遮住的储物间里。
在储物间内有一个空的清洁柜。埃尔塞轻手轻脚地钻进去，蜷缩着等待打烊关门。
夜晚10点半，酒馆准备关门。守夜人会巡视每一个房间，但却不可能发现缩在柜子里的埃尔塞。
11点左右，酒馆的大门上锁，但埃尔塞却不会立刻出来。直到午夜10分，确信安全的他才会走进大厅，钻进舞台下方，以跪行方式来到柱子下。
他需要开一个足够大的洞，再向上掏空80厘米，用来安放炸药和定时器。
埃尔塞不能使用凿子，撞击产生的噪音会惊动守夜人，所以他只能用手摇钻。这东西很难钻开水泥和石头，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埃尔塞看了一眼怀表，自己有不到四个小时干活，然后用一个小时清理现场，赶在5点前就要躲回储物间。
以跪姿操作摇臂，自然又累又慢。这一晚上，埃尔塞只打下两个钻孔。将现场打扫干净后，他疲惫地返回储藏室。
早上8点，早餐时间来了。埃尔塞很快混入客人中央，离开了啤酒馆。
回住所的路上，他把碎石清倒下去，剩余一整个白天回去休息，等到夜幕降临再继续去工作。
从那天开始，埃尔塞每天都会去啤酒馆报到。施工进度按计划推进。时间来到10月下旬，最艰苦的工作已经完成。
埃尔塞成功在柱子下掏出一个宽70厘米，高90厘米的大洞。
两个月的跪姿让埃尔塞的膝盖长满脓疮，但他认为一切都值得。
掏洞成功后，埃尔塞开始装填炸药。他在洞里塞满了雷管、炸药、钢珠和子弹。将引信和计时装置设置完成后，他还要进行扫尾工作。
埃尔塞很清楚，在希特勒到来之前，警察、盖世太保肯定还会再对啤酒馆进行检查。自己有些破绽必须补上。于是，他用木板设置了一个活门，将洞口封住。
这样哪怕盖世太保掀开舞台也看不出破绽。在木板内，他放置了棉花，让敲击木板时发出的闷响与实心柱子十分相似。
在地面上，为了防止别人看出自己作业的痕迹，埃尔塞从其他地方取来灰尘，均匀地撒在地面上，防止别人看出破绽。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埃尔塞坦然地离开了啤酒馆。他此时已经确信，自己将改变历史。
命运的玩笑
迟到的审判
不朽的传奇
1939年11月5日凌晨，埃尔塞为炸弹设置了爆炸时间——1939年11月8日晚9点20分。
这是埃尔塞精确计算出来的。实际上，由于德国佬那令人呲牙的灵活性，这场活动的流程十几年了从未变过。永远是晚上6点半开始入场，7点半希特勒携全体高层主席台落座。活动开始，8点半希特勒压轴演讲，演讲时长45分钟到一小时，然后一群人上台跟领导们合影留念。
所以，9点20分就是个最优解。它的下限是希特勒正在演讲，爆炸后参会纳粹高层团灭。而上限是演讲结束正在合影，除了纳粹高层外，那些老战时也将集体毕业。
离开啤酒馆后，埃尔塞于6日上午回到住所。按原定计划，他此时只需要购买一张车票，直接去边境，跑到瑞士就大功告成了。这样爆炸发生时，他已经在境外，没人能抓到。
但是，在临出发的时候，埃尔塞突然改了主意。刨除了路费，自己还剩15马克。妹妹一家生活很困难，不妨留给他们。而且，再看老头一眼吧，最后再看一眼，也许这一去就是永别了。
埃尔塞重新坐火车回到了家乡，亲手在妹妹的邮箱里塞进了15马克。随后又在窗外凝视了自己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很久，这才跳上了火车。
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1939年11月7日，慕尼黑人民观察报发表消息，鉴于战争阶段的特殊性，原定11月9日举行的国王广场游行取消。啤酒馆暴动纪念仪式将由纳粹副元首赫斯主持。看报道的意思，希特勒不来了。
是的，由于1939年9月对波兰的偷袭，1939年11月的德国已经处于战时状态。虽然西线此时正在进行激烈的静坐战争，但毕竟也是战时。啤酒馆暴动也不是啥国家纪念日，战时实在不宜高调举办。因此，元首纪念也就不来了。
事实上，起码到11月7日中午之前，希特勒也确实没打算参加纪念活动的。因为按照原定计划，11月8日德军将对法国发动偷袭，元首要把精力放在军事上面。
当看到报纸后，埃尔塞大惊失色。如果聚会取消，那啤酒馆就得正常营业，自己安放的炸弹只能伤害平民。他嗷嗷叫地往慕尼黑赶，准备拆除炸弹。
11月8日中午，埃尔塞终于赶到。下火车的他直奔啤酒馆而去，结果到了门口却发现乱哄哄不少人在进出。仔细一打听，聚会照常进行，元首将携全体高层干部参加，包场了。
埃尔塞脑子有点懵，但转念一想，报纸只说9号的游行取消，却没说8号的聚会不办。那炸弹就没必要拆除了。
于是，他混进了啤酒馆，最后确认了一下炸弹的情况，这才坐上前往瑞士的火车。由此，错过了最后一次修正的机会。
其实，如果埃尔塞再仔细打听一下就会知道，11月8号的聚会提前了。本来希特勒因为法国战役不打算再出席聚会，但7号下午军方传来消息，德法边境气候非常糟糕，不利于德军行动，建议行动延后几天。
希特勒思考了一下，决定把发动时间又推迟为11月9日。既然不着急抽他老卵，那老同志们还是要见见的。通知吧，活动照常。
只不过，由于第二天还要回柏林，加上慕尼黑当天有大雾，希特勒只能乘坐火车。所以，经过沟通，站台给出了结论，最迟不能晚于1939年11月8日晚9点45分发车。由于元首时间受限，于是组织方调整了时间，所有环节通通提前半小时。
埃尔塞不知道这个变化，因此没有调整计时器。当然，就算没调整计时器，其实依然有机会。毕竟此时的元首志得意满，激情澎湃之下，演讲超时是大概率的事。20分钟也够他到车站。9点25分离开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1939年11月8日傍晚6点45分，希特勒带着23名纳粹高层到主席台落座。除了元首本人外，与会高层成员如下：
可以说，除了赫尔曼·迈耶先生外，整个纳粹高层几乎全部到场。而且，那天这帮人兴致颇高，不停寒暄对话，以至于流程走得有点慢。
希特勒8点15分才走上讲台，埃尔塞的成功近在眼前了。
1944年7月20日，由于一名军官随手挪了下公文包，希特勒成功从刺杀者的炸弹下躲过一劫。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被打成了一只耳。这颗子弹只要再偏上几厘米，特朗普就该成了历史名词了。
然而，就是这样成功率极高的刺杀行动，却偏偏都没有成功。现实总是用一种不可置疑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人不能总是迷信科学。
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演说家，希特勒在1939年11月8日的这场演讲相当凌乱。也许是准备仓促，他的演讲后半段基本都是在喊口号，毫无水平。因此，9点07分，希特勒就草草结束了演讲。
也许是因为演讲失败，希特勒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在随后的环节里，元首表示，这次聚会太过匆忙，老同志们也没聚齐，合影环节还是取消吧。
元首都这么说了，谁还敢说个不字？9点10分，希特勒带着全体纳粹高层离开了啤酒馆。
参会的老战时也纷纷离开，只有100多个小角色还在恋恋不舍地徘徊聊天，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整理设备。
10分钟后，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爆炸发生了。讲台后侧的柱子被炸断，在大片的金属碎屑中，另一侧的柱子也被炸断。天花板轰然落下，舞台上的人当场团灭。
爆炸之后，整个礼堂一片狼藉，惨叫声此起彼伏。当救援人员到达时，经过清点，当场死掉了八个，三个冲锋队队长，三个参加过啤酒馆暴动的老纳粹，一个党卫军重要成员，还有一个无辜的酒店服务员。
至于受伤人数，说法从57到102人不等，其中有15人重伤，27人残废。这惨烈的结果完全证明了埃尔塞计划的可行性。如果希特勒当天没有提前走，躺在舞台上的就是他。
半小时后，慕尼黑警察、消防队和盖世太保陆续赶到现场。在救援过程中，所有人都闭紧了嘴，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下要出大事了。
果然，还没等下我车，希特勒就知道爆炸的消息了。火车上的纳粹高层们都吸一口冷气。
“10分钟！晚走10分钟，咱老哥几个就团灭了！”
暴怒之下，元首把希姆莱叫了过来，骂了个狗血淋头。
“渣渣！这就是你在保卫工作？渣渣！”
希姆莱差点被当场发配回家养鸡。回到柏林后，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希姆莱颤巍巍地整理了一下情报。
“不行，得赶紧把案子破了！”
对于希姆莱来说，最要紧的是先交差。“哎？正好有俩英国佬在荷兰搞地下工作，把他俩抓了。”
就这样，盖世太保于11月9日越境抓捕了两名英国特工，并且宣称，英国佬就是这次爆炸案的幕后黑手。
然而，这种说法可以忽悠老百姓，却糊弄不了希特勒。在官方层面，元首没有反驳希姆莱的说法，毕竟这相当于给敌人泼脏水。但是私底下，希特勒完全不信希姆莱的说辞。
他找来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要求海德里希调查此案，并且一再强调，要弄清所有真相，真正的真相。
很快，海德里希从德国各地调来了刑侦高手，组织人手进行大规模侦查搜捕。
那么，此时的埃尔塞在做什么呢？
答：在边境城市康斯坦茨的盖世太保办公室被审问。
是的，埃尔塞被抓了。
审讯与真相
误解与平反
历史的注脚
其实，埃尔塞被捕的过程是非常离谱的。在制定刺杀计划时，埃尔塞极度谨慎，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但是在确定逃跑路线时，他则犯了从头狠人的共有错误——轻敌。
埃尔塞没有提前到边境去考察。埃尔塞之所以没有去考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康斯坦茨非常熟悉。当年他曾经常年在这跨境上班，闭着眼都能出去啊，有啥可考察的？
所以，当1939年11月8日晚8点，埃尔塞在康斯坦茨下车后，他丝毫不没有跑路的慌张，而是大摇大摆地往边境走。
但是，埃尔塞没想过一件事，以纳粹的揍性，这些年来德国跑了多少犹太人？瑞士这么大一个中立国，边境怎么可能不严管？
事实上，从1935年开始，康斯坦茨海关就加强了边境巡逻。所以，埃尔塞在晚上8点半直接跟巡逻队走了个顶头碰。
其实即使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扭头就走，巡逻队依然不会为难他。然而，埃尔塞此时却表现出了不应有的硬勇。
他觉得我也不是犹太人，手里还有通行卡，怕啥？直接迎上去了。
既然如此主动，那巡逻队怎么也要检查一下了。结果，当拿过埃尔塞的通行卡后，巡逻队员疑惑地说：“你这通行卡过期了呀，什么情况？”
埃尔塞瞬间大脑空白，直接回答：“这玩意还有期限？”
巡逻队员立刻警觉了起来。
“你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来了？不是日常过境吧？”
埃尔塞赶紧找补：“确实有几年没过来了，今天来找传统服饰俱乐部的帮客，弗莱德·帮客。大伙说他在这边，我就来看看。”
埃尔塞说的帮客确实有其人，本地人也都认识，但奈何对方已经起了疑心。巡逻队员假惺惺地说：“这样啊，没事，补张通行卡就行了，正好海关大楼也不远，走我给你办了吧。”
话说到这份上，埃尔塞没法拒绝，只能跟着对方来到海关大楼。结果刚进去就被人按下了，搜身。
第一次没搜出什么，只有一点杂物，但埃尔塞那天也是该着倒霉，那个忽悠他进大楼的巡逻队员让他脱衣衣服，这下坏事了。
原因是，在这次逃亡前，埃尔塞自觉得自己可能终身无法再回来。出于对曾经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他把当年那枚红色战士联盟的徽章藏在了衣领下，结果一下就被搜出来了。
“得，既然是赤党分子，那可就不归我们管了。”
第二天一早，埃尔塞就被送到了盖世太保办公室。他刚一进房门，就听到了广播正在播放爆炸案的新闻。
本地的盖世太保刚接到上级通知，将近期所有的可疑人员全都送到慕尼黑甄别。
得知刺杀失败的埃尔塞轻轻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下恐怕没法脱身了。
果然，在慕尼黑，刑侦高手们很快就根据现场推测出了炸弹的安放位置和方法，进而推断出了一个重要线索。如此长时间的跪姿作业，凶手的膝盖一定会出问题。各地要严格注意这个特征。
所以，当11月9日埃尔塞被送到了慕尼黑后，他几乎立刻就被甄别了出来。
面对刑侦专家的审讯，埃尔塞丝毫不没抵赖。“就是我自己做的，不用牵连无辜。”
11月12日，经过反复审问和核对后，盖世太保调查委员会向上提交了报告，确认凶犯就是埃尔塞，单人作案，没有任何人参与，提请审判。
报告递交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埃尔塞会被立刻处决。然而事实并没有。
原因是，纳粹高层根本不信。
就差10分钟就团灭的纳粹顶级刺客，这么复杂的计划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完成？埃尔塞肯定有帮手，而且他一定有幕后主使，必须揪出他身后的黑后台。
希姆莱立刻下令：“把埃尔塞送到柏林来，由审讯专家严查。”
希特勒也不相信是个人作案，他对埃尔塞产生了极大好奇。他在海德里希发去指示：“我很想知道埃尔塞是个怎样的人，他不符合常规定义。你必须用尽一切手段让对方开口。我想知道谁是始作俑者，我必须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元首都放话了，那没啥可说的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两大处级干部开始轮番上阵，对埃尔塞使用各种手段。
然而，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里，一个必须让埃尔塞活着的陷阱。
原因是，既然元首已经亲点埃尔塞有后台，那就必须得有，还得是埃尔塞自己亲口承认的。
在审讯埃尔塞的同时，盖世太保也进行了外部调查。然而，由于埃尔塞已经提前切断了所有社会关系，他们根本无从下手。
家人，完全失联了。爱人，反目成仇了。组织？德国哪还有共产党？
盖世太保调查了所有埃尔塞的家人，却得不到任何线索。父母基本连话都说不利索。早已改嫁的妻子玛蒂尔达则表示：“赶紧枪毙那个人渣吧，自己愿意出子弹钱。”
外围调查毫无进展，那就只能依赖口供，可这就得确保埃尔塞活着，不能下死手。偏偏埃尔塞的嘴硬得离谱，从来都坚持是自己一个人干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埃尔塞似乎意识到了纳粹的窘境。于是，在某次被注射药物后，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他就在你们中间。”
这下可真要了命了。这话一出，整个纳粹高层人人自危，尤其是赫尔曼·迈耶先生。因为那天整个高层就戈林没去。这话一出，更说不清楚了。
反复审讯后，希特勒慢慢失去了对于幕后黑手的兴趣。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埃尔塞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是，死亡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严刑拷打和毒品注射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比起肉体上的折磨，纳粹还用一种更下作的方式回报他。
“你不是想当英雄吗？我就毁掉你的名声。”
在国內，戈培尔亲自操刀，将埃尔塞宣传为一条反社会疯狗，一个卑鄙的精神病。他刺杀元首就是因为吸毒过量产生了幻觉。
而在很多细节，尤其是对外展示的细节上，纳粹则无处不在的暗示，埃尔塞有超过一般囚犯的待遇。看守队的都很温柔，结合纳粹的栽赃表现，这让爱联想的带英迅速做出了判断。这次刺杀就是纳粹的自导自演，埃尔塞也是纳粹的人。
对于这样的栽赃，埃尔塞本人并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在乎。在熬过了漫长的审讯后，他作为元首的私人囚犯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为了让盟军相信他就是纳粹，看守给了他很好的待遇。他有一个宽敞的牢房，还有木匠操作台以及不限量的烟草。警卫对他也很温柔。
由于这样的特殊待遇，其他囚犯们集体认为埃尔塞就是纳粹卧底，联手孤立他，以至于连党卫军看守都觉得他有些可怜。无聊的时候会问他一个问题：
“现在你希望是德意志祖国赢，还是共产主义苏联赢？”
埃尔塞淡淡摇头：“我也不知道。如果德国赢，我或许还能苟延残喘。如果德国输了，希特勒一定会提前杀掉我。绞刑？枪毙？我不知道。”
1945年2月，埃尔塞终于得到了答案。他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意识到大限将至，他开始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制作了很多家具、木雕，同时，日中，埃尔塞一直都是个木匠。
1945年4月5日，在保安局长向希特勒再一次汇报工作后，行将灭亡的希特勒下令，处决前阿波维尔领导人威廉·卡纳里斯将军，以及特别拘留犯埃尔塞。
1945年4月9日深夜，沉睡中的埃尔塞被叫醒。
“埃尔塞，出来一下，有审问。”
埃尔塞知道，他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但也无人可以告别。他慢慢走出牢房，跟着刽子手来到空地上，问道：“能把我得尸体送回家乡吗？”
刽子手摇头：“记录会写死于盟军轰炸，所以只能火化，骨灰扬掉。”
埃尔塞点头：“那就快一点吧，你知道，这五年里我过得不太舒适。”
刽子手搬过他的肩膀：“放心，你甚至都感觉不到疼痛。”
一声枪响后，埃尔塞扑倒在地。
半小时后，他在烈焰中失去了最后的痕迹。20天后，达豪集中营解放。一个月后，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埃尔塞距离活下去只差了20天。
历史的真相
迟来的正名
永恒的纪念
对于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来说，没有人知道，一个寂寂无名的德国木匠，曾经几乎以一己之力阻止了这场毁天灭地的大战的发生。
在埃尔塞去世后，没有人还记得他。由于他已经斩断了一切社会关系，甚至连亲人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在埃尔塞蹲过的集中营里，大量的幸存者活到了战后。他们普遍相信了那个埃尔塞是党卫军的谣言，而且越传越邪乎，不断有人出来证明埃尔塞就是纳粹，一直在给纳粹当卧底。什么刺杀希特勒的意识，根本就是纳粹的自导自演。
此时，埃尔塞的母亲还在世，她愤怒地写信抗议。
“我儿子在1939年被捕之前，从未跟纳粹有任何关系，我，我的家人，整个家乡每一个居民都可以证明！”
但是，谁会在乎一个老太太的抗议呢？在二战结束后，埃尔塞的母亲甚至遭受了西德政府的清算，以纳粹合作者的罪名停发了一段退休金。
而在历史书上，埃尔塞被定义为纳粹卧底，注定遗臭万年。
好在，由于盖世太保针对埃尔塞的审讯文件并未被销毁，因此出现了我们开篇的这段情景。慕尼黑大学的格鲁赫曼发现了埃尔塞的口供记录，因此他第一个提出，1939年的刺杀恐怕不是纳粹的自导自演，而是真的由埃尔塞独自完成的对希特勒的刺杀。
此时，格鲁赫曼的江湖地位不高，因此并未一水定金，但他的看法影响了很多历史学家。在之后，经过其他历史学家的不停挖掘，关于埃尔塞的看法被彻底改变。
1998年，历史学家弗洛里安·赛茨拿到了瑞士方面1940年出具的调查报告，补全了埃尔塞在1925年至1932年的经历，完全证实了埃尔塞从未投靠纳粹，他就是一个独自抵抗暴政的英雄。
当消息传出后，埃尔塞已经年过花甲的儿子弗莱德·曼失声痛哭。几十年来，无论母亲怎么教导仇恨，他都始终在内心某个角落期盼，也许父亲并不是个坏人，也许他有不得已的理由。
如今的他终于可以确定，自己那身材矮小、出身卑微的父亲，他是一个如涅正浴火般的勇士，是一个在默默无闻的历史角落里，试图以凡人之力尝试着拯救世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