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1日上午10点，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乘务员玛莎·罗伯茨，正在波音727客舱狭窄的过道中忙碌。 此时，这趟608号航班会从西雅图飞往波特兰。此刻发动机已经开始工作，她需要最后检查一遍乘客的安全状态。 在机舱里，玛莎的心情不错。西雅图和波特兰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70公里，对飞机来说算超短途。忙活完这个上午，自己有充分的时间休息，甚至不会耽误傍晚跟闺蜜的约会。

一路从客舱前端来到后半段，玛莎的手中突然被塞进一张纸条。作为一名美女，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总会有无聊的乘客用这种方式搭讪。玛莎甚至都懒得看，就把纸条塞进衣兜里继续工作。 对于玛莎的无视，塞纸条的墨镜男有点不爽。于是他提醒了玛莎：“女士，我建议你认真对待那张纸条，否则会发生很不幸的事情。” 玛莎保持微笑：“好的，稍后我进服务间就看。工作时间处理私事，会被罚款哦！” 男子被噎了个半死，只能目送她离去。 等到飞机进入跑道，玛莎才在座位上打开了纸条。然后她只看了一眼，就被吓得说不出话了：“我身上有炸弹，来我身边坐坐。” 玛莎吓得魂飞魄散。她抬起头朝着那个递纸条的乘客看去：黑墨镜、白衬衫、深色西装、公文包。西北航空，西雅图波特兰航线。 “哦，DB库珀回来了！”

DB库珀劫机与模仿犯罪潮

自从1919年，匈牙利发生了人类第一起劫机案以来，这项充满挑战的活动就成为了各路豪杰的热门赛道。而在这条赛道里，DB库珀堪称劫机界的大贤至圣先师。 1971年11月24日，在西北航空从波特兰飞往西雅图的3054航班上，一名乘客塞给了空姐一张纸条。空姐也以为是搭讪，结果被提醒后才发现上面写的是：“我的公文包里藏着炸弹，会在必要时启动。坐到身边来，你们都被劫持了！” 空姐抬眼一看，这名乘客穿着白衬衫、黑西装，身上还带着公文包。吓得半死的空姐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确认了炸弹真实性后，问对方的要求。那人轻声说：“20万可流通的美元，不能连号，不要百元大钞。四个降落伞，一辆足以给飞机加满油的罐车。飞机落地前必须在西雅图机场待命，最晚不能超过17点，否则我直接引爆炸弹。” 这就是著名的库珀劫机案的开端。 实际上，劫机犯买票的名字丹·库珀是一个漫画角色。在接下来的几轮高难度斗法后，库珀识破了警察的所有措施，完全掌控了局面。最终，在飞机按他的要求朝墨西哥飞行时，库珀直接带着钱和降落伞，打开了机舱后门，跳伞跑路了。 库珀跳伞后，美国警方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搜查，最终却一无所获。这起教科书级的劫机案从此成为了劫机界的分水岭。 由于有伤的成功案例实在太过于辉煌，以至于在库珀之后，美国的众多豪杰们开始共享盛举，集体向前辈们致敬。 在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后，在库珀劫机的第二年，美国就发生了31起模仿犯罪。尤其是先被战斗过的西北航空，更是群贤毕至。他们仅仅在1972年一年间，就被足足劫持了12次。以至于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姨妈”，意思是他们家的劫机案比月经都准时。 由于致敬行为实在太多，美国空管部门也发了狠。他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升级。比如在乘客舱安装摄像头，强制行李安检，在飞机上部署便衣乘警等等。而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在波音727的舱门上加装了一种弹簧锁。只要飞机在移动，舱门就打不开，从根本上断绝了跳机的可能。这种锁也因此被称为库珀锁。 经过整整10年的奋斗，这种劫机界的饭圈文化终于被有效遏制。后来的劫机犯基本不是建档重开，就是转世投胎，几年下来就基本绝迹。 结果没想到，在库珀作案的近10年后，今天的空姐玛莎，居然遭遇了经典复刻。

格伦·库尔特·特里普的劫机计划

在观察了递纸条的男子后，玛莎认为，对方应该不太可能是库珀本人。因为他太年轻了，看起来也就20岁左右，而库珀是个中年人。 思考片刻后，玛莎决定按对方的指示做。 他颤颤巍巍地走到客舱尾部，那青年推了推墨镜，伸手想像库珀般潇洒地拍拍隔壁座位，结果却尴尬地意识到，他旁边的座位有人，还是个膀大腰圆的大汉。 玛莎也十分无语：“你都模仿库珀了，居然不知道人家登记前买了两张票？” 玛莎只能低头跟大汉商量：“先生，您十分幸运地获得了升舱服务，我带您去商务舱。” 大汉十分高兴：“还有这种好事，走着！” 几分钟后，玛莎才回到劫机犯旁坐下。 劫机的小伙十分激动：“你瞧不起我吧？你现在一定很瞧不起我！” 玛莎连连否认：“没有没有，我十分同情您的遭遇。” 小伙彻底破防：“同情？你敢同情我？” 玛莎快哭了：“不是同情，我说错了，尊重，是尊重。” 小伙怒道：“我都劫机了，你还尊重我？” 玛莎十分心累：“人与人的沟通咋这么难呢？” 眼看对方越来越激动，她赶紧试着安抚。作为空姐，航空公司对他们进行过培训，当遇到劫机案时，要一边跟劫匪沟通，一边安抚乘客。但由于事出突然，玛莎还没来得及跟机长汇报。 思考片刻后，玛莎决定先安抚劫匪：“先生，我知道您一定有很多话要说。不如我们去头等舱，那里交谈更好，大家一起商量。” 小伙警惕地抱紧公文包：“你在耍花样？心眼子真多呀你！” 玛莎说：“我没有任何心眼子，只是想好好跟您沟通。劫机是个大事，我一个小空乘没法做主。头等舱离驾驶舱更近，我建议您，劫飞机，直接跟机长谈。” 小伙想了想，抱着公文包起身说：“前头带路，别耍花样，否则大家一起死！” 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往头等舱走。在路上，玛莎暗自叹气。都怪公司高层只吃不记打，为了节约成本，取消了短途航线的便衣乘警。否则那家伙进了头等舱后，乘警一个掏衣，就直接拿下了。 考虑到没有乘警，玛莎只能跟劫机犯周旋。而正当带路的玛莎大脑飞快运转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哎，我记得，库珀好像是在飞机起飞后才开始劫机的吧？”

劫机犯的真实意图与谈判

一瞬间，玛莎差点乐了出来。她感觉身后的劫机犯一定是个菜鸟。因为同样是劫机，飞机在天上和地上的差别那可大去咯。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 在安排小伙坐下后，玛莎说：“我去把情况汇报给机长。” 小伙冷酷点头：“五分钟，超时我就引爆炸弹！” 玛莎赶紧往驾驶舱冲，把情况汇报给了机长李德。 李德机长听完后无语地说：“也就是说，你陪他折腾了快20分钟，都没想过要确定一下炸弹的真实性？” 玛莎恍然大悟：“啊？我忘了！” 李德无语地摆了摆手：“算了，我们就默认是真的吧。” 玛莎向塔台报警，让乘务长去安抚乘客：“你带我去会一会那个劫机犯。” 见到劫匪后，李德愣了一下。这小伙也太年轻了，甚至能用幼稚来形容。即使带着墨镜也是一副憨气。李德机长立刻判断，他就是个半大孩子，应该不难忽悠。 因此，李德亲热地坐到对方身边：“小兄弟，我就是本次航班的机长，你叫我李德大哥就行。有啥事就跟大哥说，能办的，我指定办！我兄弟也是受苦了，看这瘦的。” 小伙一把拍开李德的手：“别套近乎，我有炸弹！” 李德频频点头：“对对对，有炸弹，明白明白。但是你没必要这么干，既然你想见我，那肯定有话要说，有啥事咱们唠嘛。哎，那个谁，玛莎，你怎么办事的？我兄弟来快半小时了也不上点喝的？快，赶紧给我亲弟拿喝的去。” 玛莎一路小跑地去服务间。李德继续满脸堆笑地说：“老弟，能给大哥个名字吗？” 小伙愣了一下，然后说：“格伦·库尔特·特里普。” 李德大笑：“好名字，确实特别离谱。呃，那个啥，咱俩也算一见如故，我叫你格伦行吗？” 格伦点了点头：“可以。” 接过玛莎的酒杯，李德递给对方：“听格伦兄弟说话，不像咱们西雅图本地人啊。咱书身体咋样？硬是啥大不了的事，要走这步啊？没事，有啥要求跟哥说，哥给你办。” 李德没想到的是，他这番虚情假意的关怀，瞬间让格伦破防。当他说完，对方“哇”一声地哭了出來：“大哥，我命苦啊！” 随着小伙涕泗横流又语无伦次地诉说，李德慢慢拼凑出了他的身世。 这名叫格伦的劫机犯确实不是西雅图本地人，而是出生在加州圣迭戈。父亲是个罐头厂工人，母亲只是个家庭主妇。在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底层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工人养活一家五口没问题。 只是任何事情都有个极限，一个工人养活五口也许没问题，但养活个足球队就不太行了。 在格伦出生前，老爹老妈足足生了12个孩子，组个足球队还能带个替补。由于孩子太多，大富大贵的生活让老爹染上了酗酒的恶习。然后，在1961年，在又一次宿醉后，老十三格伦出生了。 老十三的出生对母亲的压力无疑是又大大加重了。 ~~想必她也很需要我这个妙界柔锤颈肩按摩椅。这次正好母亲节，妙界还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需求。我一开始以为又是催更，仔细一看，原来是想聊聊妈妈。那不是很简单？小时候爱到处跑，他就专门挑大中午带我出去玩。他总嫌我经常熬夜不注意身体，我嫌她喜欢唠叨管太多。以前还不理解，但当越来越大才发现，一件件小事都藏着关心。可惜现在长大了，想要说声谢谢却不好意思开口，所以送一份实用贴心的礼物，就成了表达感谢的方式。妙界，我觉得好的产品都会给老妈送一份。这个柔锤按摩椅就是她这半年来最爱用的。大家要是这会正愁不知道送啥，或者想犒劳下辛苦的自己，也可以看看它。现在母亲节，不仅能底价到手，还送限定礼盒。我俩一致认为这是最像人手的按摩椅，揉捏后颈和斜方肌都特别深入，再加上每分钟1200次的敲敲捶捶，我原来石头一样硬的肩膀终于松软了下来，体态也从含胸驼背变得玉树临风。我妈她更是天天都在掰着按，因为拨动特别好操作，看剧时拿它捏颈揉腰，打扫后用它捶捶腿比我还上头。至于为什么会这么上头，给大家科普下。肌肉劳损从来都是两层问题，表层肌肉僵硬靠揉，深层筋膜结节靠捶。妙界就是精准抓住了这两块痛点，搭配着热灸的软化放松，把里外都给按开。这爽感相信没人能拒绝得了。现在领券，到手就是底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快给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安排上。自己也要多注意放松，提前预防这颈椎病。妙界售后质保到位，入手尽管放心。最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和妈妈的难忘故事，同时祝所有妈妈节日快乐！~~ 从出生开始，小格伦就不受待见。贫穷且酗酒的父亲，没事就家暴他。到了稍微大一点后，由于家里的生活实在太过于当街喂长，爹妈很有创意地决定让小格伦薅点资本主义羊毛。他们愣是把他送进了残障之家，说是孩子脑残，跟谁都混口饭吃吧。 实际上，格伦的智力没问题，只是由于家庭条件太过恶劣，因此显得比正常孩子呆滞很多。残障之家也因此收下了他。到了他16岁时，残障之家给他的记录是，这孩子没有任何生活障碍，只是心理年龄比正常年龄小。毕竟放在特殊学校里，好孩子也给带傻了。 年满16周岁后，格伦必须离开福利院。被送回家后，家人依然对他非常冷淡。无奈之下，格伦只能出去工作。 1978年，格伦在附近一个餐馆里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然后他就结下了一段孽缘。 圣迭戈有很多日本移民，而格伦找的这家餐馆的老板就是个小鬼子。行事作风颇有日帝遗风，那是谈待遇只知吃草习惯，讲奉献务求其身报国。 在美国，服务员往往工资很低，靠小费生活。而这个鬼子老板就纯纯欺负傻子，总是将格伦的小费骗走，还不停找他的错处，罚他的款。 一年多的工作后，格伦的待遇差的，能让国外的奴隶看了都摇头。 终于，格伦忍无可忍，跟鬼子老板大吵大闹后愤然离职。而这个狗老板却依然不依不饶，说是摔盘子是恶意损毁私人财产，要告他坐牢。 当然了，虽然很多鬼子的思维都与灵长类动物有所差距，但美国毕竟是法治社会。没人能因为几个盘子把他告上法庭。但是，格伦的心理年龄几乎等于小孩，他不知道这里的缘故啊。因此，他越想越害怕，被吓得彻夜难眠。 听到这里，机长李德都怒了。他愤然拍案而起：“这老鬼子太他妈不是东西了！” 此时，格伦已经累得胡言乱语。旁边的几个空姐也充满同情，赶紧过来安慰。而就在一群人温馨地抱头痛哭时，机长李德却突然反应过来：“哎，不对啊兄弟！你被老板欺负了，劫我们飞机干啥？” 格伦说：“今年2月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个小孩在河边捡了几包钱，一共5000多美元。FBI说，那是DB库珀的部分赎金。我想着啥赎金能这么多，就查了查这个库珀。” 李德听得脑瓜子生疼：“这帮狗媒体的宗旨，是不是让天下没有难犯的罪啊？一天天能不能干点你人的事？” 然而，就在李德痛斥无良媒体时，一旁的乘务长走了过来，打了个手势把李德叫走后轻声汇报：“塔台联系上FBI了。特警已经将飞机包围。地面专家也在无线电频道里待命。那边的行动总指挥叫罗文·贝纳，他让你问问劫匪的具体要求。” 李德小声说：“再等等，咱们要听公司高层的指示，不要轻举妄动。看这小家伙的状态，应该能谈判，大概率会给钱了事。” 乘务长点头：“公司那边正在筹备现金，目前20万以内的赎金，问题不大。” 安顿完毕后，李德再次回到格伦旁。 “兄弟，咱接着唠，跟老哥交个实底，你最低能收多少钱？我们公司那边已经在努力筹款，不超过20万美元还是能谈的。” 格伦似乎没太理解：“钱？什么钱？” 这句话把李德整不会了。“呃，我的意思是，大概多少钱能摆平你跟那鬼子老板的纠纷呢？” 格伦迷惑地说：“他倒也没提钱。” 就在这时候，乘务长过来了，手里拿着个通讯设备，示意谈判专家已经就位。 李德简单确认后，把耳麦交给了格伦，表示里面是谈判专家，你有要求可以跟他说。 格伦接过耳麦，里面传来了谈判专家文森特的聲音。对方没有直接询问格伦的条件，而是先打了个招呼，询问格伦吃没吃早餐，喜欢什么食物。 此时，已经轻松了一番的格伦，心情好了不少。他表示自己不饿，最喜欢吃芝士汉堡。 在70年代，美国警方的谈判专家一般只有一个原则：尽量拖时间，为警方采取措施争取机会。 因此，文森特顺着话茬说：“这样啊，我也很喜欢吃芝士汉堡。要不我们事情解决后一起去吃，大胃王还是麦当劳？” 格伦很认真：“大胃王才正宗，麦当劳只是模仿。” 文森特说：“没错，大胃王才是正统，麦当劳就像甜豆是脑浆一样，是异端。” 格伦频频点头：“对对对！” 看到火候差不多，文森特准备切入正题。“小伙伴，为了早点一起品尝芝士汉堡，咱们加快进度如何？一句话，你要多少钱，我就跟西北航空交涉。” 格伦一脸懵逼：“钱？什么钱？你俩跟李德一样，莫名其妙的。” 文森特比他还懵：“啊？你不是模仿库珀吗？下一个环节就是要钱了呀！” 格伦脑袋摇得电风扇一样：“不不不，要钱我不成敲诈犯了？我不会做那种事的。” 文森特表示：“我将终身学习这段对话。哥们你都劫机了，还怕敲诈？怕犯死罪影响征信是吧？” 他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答。想了半天后他才开口：“那，那你说说，今天要什么条件才给他放走飞机上的乘客？” 格伦坚定地说：“我要你们派人，把我之前那个缺德老板干掉！”

谈判陷入僵局与格伦的过去

当听到这句话时，文森特直接傻了。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预案。有要钱的，有要出国的，要放某个犯人的都有，但要警察帮着杀人的，这属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完全超纲了呀！ 呆愣半晌后，文森特说：“你杀他干什么呀？你换一个。” 文森特没想到，这句话算是打开了格伦的倾诉开关。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格伦又开始痛陈他那悲惨过往。从老子阶级恨谈到了每日血泪仇，文森特完全插不上话。而且，格伦居然越说越激动。 眼看着一时半会结束不了，文森特直接闭麦，转头跟一旁的总指挥贝纳特工说：“我实在不知道该咋回复。这种要求，打从海洋生物登陆以来都是头一次听说，完全没有应对模板啊！” 此时，全程旁听的贝纳特工也被整不会了。他想了想说：“我们先不管其他，先安抚对方情绪吧，让机组想想办法。” 当李德机长接到指令后，他也懵了：“我是开飞机的，又不是学心理的，我咋知道咋安抚？” 跟其他空姐一说，大伙纷纷摇头。唯独玛莎若有所思。李德赶紧问：“玛莎，你懂心理学？” 玛莎说：“心理肯定不懂，但物理上倒是有点办法。” 李德：“啊？” 玛莎指了指角落：“咱们这架飞机为了照顾失眠乘客，要向里准备了一些安眠药。” 李德一拍大腿：“好主意！给那小子整一把，兑水里送过去。” 玛莎摇头说：“会吃死人的，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就放几片吧。” 玛莎把三片安眠药碾碎放进了酒里。此时的格伦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1个多小时。拿到酒杯，想都没想，一口就给灌了进去。 要知道，安眠药的药效是很快的。几分钟后，格伦就开始上下一边打架，说话也更加语无伦次起来。 此时，距离劫机案发生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被劫持乘客们愈发焦虑。文森特只能直说：“格伦先生，咱们能不能换个条件呢？虽然我们FBI常杀人，但好歹也交个衙门，我们不接私活啊！” 在十足的困意中，格伦的意志却依然坚定：“不行，就这一个条件。你要不答应我就点炸弹！” 文森特赶紧说：“别别别，咱们商量嘛。兄弟，要不咱们换个角度，你看你要的无非是前老板死，你管谁杀他干嘛？何必为难我们FBI呢？” 格伦想了想说：“可我也想不到太多能办这事的人了。或许你们可以叫军队出手。” 文森特脸都绿了：“那不是更过分？美国军队征死自己公民，太耸人听闻了！” 格伦疑惑地说：“麦克阿瑟就干过呀，还是老兵呢。” 文森特赶紧反驳：“哎哎哎，那啥，话有点密了老弟。要不这样，你为啥不跟航空公司要一笔钱，自己雇个杀手去干这活？这样的话还没有中间商干涉，杀手多挣钱，你还少花钱，好兵转现，甲方沟通都更顺畅啊。” 格伦一拍大腿：“好办法呀！可我不认识杀手，都不知道需要多少钱。文森特先生，你知道吗？” 文森特此时终于明白了啥叫穿子兵法：只要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敌人就不会知道。他完全被这个自己设置的议题给噎住了。 由于实在不了解黑道行情，文森特只能随口说：“我也不知道啊，过去没下过这种单。不过我琢磨这么大活儿，咋也得五六十万美元吧。” 格伦表示同意：“那好，让航空公司给我60万美元，送上飞机！” 文森特：“嗯？” 由于对方没有一张牌是按套路出的，文森特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眼看着对面开始沉默，格伦又开始激动：“怎么？不同意？我就知道！” 文森特赶紧打断：“不不不，同意啊！我是在帮你联系西北航空啊，而且要求不连号的旧钞。” 格伦这才恢复冷静：“您真是个好人，谢谢啊！” 文森特擦着冷汗：“别客气，这是你您应该谢的。不过这样的话，航空公司就需要更长时间筹措，你可得沉住气啊。” 格伦频频点头：“好的，没事，我有时间，只是有点困，还能克服。” 到了这时，虽然在这场谈判的棋局上，格伦有时候出对二，有时候出对尖，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文森特成功拖延了时间，西北航空也同意出钱。接下来只要等几个小时，争取让人质离开，甚至直接把格伦拖睡着了，也未尝不可。 然而，正如莎士比亚有云：不怕坏人千方百计，就怕傻子灵机一动。 正在赎金的过程中，文森特的灵机就动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开始跟格伦东拉西扯。为了没话找话，他居然开始了砍价。 在电话里，文森特说：“兄弟啊，老哥有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知该不该说。” 在对面，已经困得掐大腿上上光的格伦努力回答说：“你说呗。” 文森特说：“其实吧，60万美元是雇顶级杀手的价格。这价格在非洲搞场政变都够了。你说你也要杀个餐馆老板，这点小活随便找个道上兄弟就办了。人家航空公司挣点钱也不容易，要不你少要点。” 格伦回答得很坦诚：“我也不知道啥价格，不是你说的五六十万吗？” 文森特说：“是我说的。但你想想哥是干啥的？我是FBI，过去干的不是黑帮毒枭就是僵尸案匪，这不成惯性思维了吧？杀个餐馆老板，这纯纯属于他们小费经济了。我也是刚刚反应过来。说真的，航空公司也有不少人混饭，你这把带走60万，他们估计也挺肉疼的。” 格伦想了想：“那雇个道上兄弟办这事需要多少钱？” 文森特说：“咱美国啥都缺，丐溜子有的事。找个能下死手的道上兄弟，10万美元绰绰有余了。” 格伦说：“行吧，那就是10万美元，让航空公司现在就送来吧，我知道他们早就筹到20万了。” 文森特：“嗯？” “不是哥们，我说10万就10万，你咋就这么答应了？” 此时文森特才反应过来，自己这一砍价，把拖延时间的机会都给砍没了。 在旁边，总指挥贝纳特工跺着脚怼了他一拳：“你他妈是不是有病？没逼格的玩意，你砍什么价呀？这回咋整？” 文森特欲哭无泪：“我也不知道啊！” 贝纳想了想：“安排航空公司送钱吧，你跟对方谈条件。钱送到，就把所有人质都释放掉。用这个新借口拖延时间，别再节外生枝，明白吗？” 文森特连连点头：“明白明白！” 打开麦克风，文森特说：“格伦，我已经通知航空公司送钱来了，半小时内肯定能拿到。但我们也需要你一个保证，在现金送拿的同时，将乘客和机组人员都放下飞机，可以吗？” 格伦说：“做你的春秋航空大梦去吧，乘客可以走，但机组人员要留下！” 贝纳特工生怕出差错，赶紧指示文森特：“答应他！” 文森特立刻回复同意。 下午4点左右，西北航空的现金抵达现场。 遥遥向飞机方向展示了一下后，贝纳直接踹走了文森特，亲自接过麦克风说：“格伦先生，我是FBI探员，本次任务的负责人贝纳。现金已经就位，请问你打算如何交换？” 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的格伦说：“稍后我会安排人开后舱门，你们把袋子放在门板上，我确认后会让乘客离开。另外，还要两个降落伞。” 贝纳很奇怪：“不是哥们，你要降落伞干嘛？你打算像库珀一样，起飞后跳伞？” 格伦坦诚地回答：“对呀！” 贝纳双目无神地说：“我建议你最好别那么干。” 格伦不解：“为什么？” 贝纳已经快哭了：“因为飞机起飞后舱门是打不开的，在库珀劫机案后就做了改进，所以叫做库珀锁。” 而另一边的格伦是真哭了：“那你怎么不早说？” 贝纳说：“你他妈劫机前也没咨询过我，我咋告诉你啊？”

劫机事件的结局与格伦的悲剧

此时，无线电两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警匪两方都无助地像个散户，没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格伦在不停地喃喃自语：“我又搞砸了，我居然又搞砸了。上帝啊，我还活着干什么？” 看到格伦抱紧公文包，机长李德吓得血都凉了。赶紧去驾驶室跟贝纳说：“这小家伙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了，得想想办法呀！” 贝纳十分抓狂：“我预设了很多可能，但谁能想到是这种情况？要我强攻吧，看这小伙的状态，他的炸弹大概率是假的，八成到手了，不能再等了！” 李德赶紧阻拦：“别呀，万一是真的呢？大哥，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兄弟虽然有点狗，但我好歹也是个人啊。再说还有50多乘客呢！” 贝纳急得直转圈：“那你说咋整？你也知道越拖越危险了，要不你去劝劝，只要说服他离开飞机，我们就能抓捕。” 无奈之下，李德机长只能再次来到格伦面前，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坐下。 “兄弟啊，事已至此，咱们还是往宽处想吧。好歹今天过的，呃，挺充实不是吗？要不咱先，咱先把钱拿到手。” 格伦生无可怜地说：“跳不了伞，我拿钱有啥用？” 李德苦笑着说：“你管它有啥用，你先拿到再说呗。然后慢慢想办法，大伙都熬一天了，咱晚上让他们回家，他们的家人也省着担心了呀。” 格伦想了想：“算了，钱我不要了，让乘客离开吧。但你们机组乘员不准走。” 听完这句话，李德当时就不困了。他赶紧对电台对面的FBI说：“五分钟后，我们会打开后舱门，让乘客离开，请予以配合。” 贝纳听得直拍大腿：“看看，这他妈才叫谈判专家！” 由于愿意释放人质，FBI暂时放弃了强攻。 乘客离开后，贝纳继续询问说：“格伦先生，您还有进一步要求吗？比如怎么把钱送给你，或者咱们可以谈谈如何彻底解决这事。” 此时，格伦已经困得快昏迷了。他挣扎着说：“没什么了，反正拿到钱我也未必顾得到人。麻烦清空跑道吧，我想离开了。” 贝纳苦笑着说：“那个，我也不建议你让飞机到一个偏僻地方降落哈。” 格伦有气无力地说：“为什么？” 一旁的李德给出解释：“咱们这好歹叫个客机，体积不小，不是摆个地方就能降落的。而且这次航行很短，所以燃料也不多，飞不远的。” 格伦的眼角流出了两行清泪：“我到底是有多倒霉，才会遇到这种事情？” 李德心说这不就是你自己找的吗？但他不敢说，只能强行安慰：“没事，凡事都有第一次，对吧？下次把功课做细一点就是了，这次就当积累经验，他向心里慢慢学，谁也不是第一次就能成功的。只要内心肯学，将来何愁不会抢毙？” 两人尬聊一会，格伦终于想了个主意。 “FBI的先生们，给我准备一家加满油的小型飞机，停在旁边的跑道上，加上两个降落伞，您没有半小时。” 贝纳探员说：“可以，但小型飞机装不下太多人，能不能把机组人员也释放一部分？” 格伦断然拒绝：“不行！” 旁边的李德机长说：“兄弟，那警察说的不无道理。最符合你要求的，是双引擎的赛斯纳，那玩意除了一名飞行员只能带两个乘客，留太多人没啥意义啊。” 格伦想了想：“行吧，那你留下，飞行员也留下，其他四个人可以离开。” 就这样，在真正的谈判专家李德的努力下，又几名机组人员被释放了。 实际上，此时已经完全具备了强攻的条件。但贝纳特工认为，格伦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屁孩，现在这局面已经是夏侯惇看账本，一目了然，完全可以争取和平解决。 基于这种考量，贝纳探员压根就没安排小型飞机，反而接着跟格伦拖时间。两人从梦露大战肯尼迪，聊到苏联入侵阿富汗。整整聊到晚上8点时，格伦实在扛不住了。安眠药劲儿已经让他连睁眼都费劲。 看到时机成熟，机长李德说：“兄弟，天色不早了，要不咱回家睡觉吧？准备飞机的时间太长，不行换成出租车如何？你放心，我们哥俩陪着，FBI不敢胡来的。” 几乎困到失去理智的格伦直接对麦克风说：“给我搞辆车，送到舱门旁边。再带三个芝士汉堡，要大胃王的，不要麦当劳。吃完让两名机组人员送我离开。” 说完，格伦还对李德竖了竖大拇指：“我请你们吃汉堡，咱仨一人一个。” 贝纳对这个要求听得一头雾水，只能说：“汽车没问题，我随时可以调来，但芝士汉堡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送到。” 这下格伦真破防了：“我今天必须要吃到芝士汉堡！你之前答应弄飞机，结果没做到。60万美元都不要了，我他妈就要仨汉堡还不信吗？这是最后的要求，不能再降了！” 话说到这分上，连贝纳都不好意思了。一旁的李德机长也赶紧打岔：“家人们，赶紧去办吧，我兄弟已经把价格打到最低了。你们可千万别趁着人家犯困打埋伏啊，尤其不要埋伏在悬梯下面的视觉盲区啊！” 到了这分上，如果贝纳还听不明白，他就不如去死了。他赶紧答应说：“芝士汉堡很快就到，我办事你放心！” 几分钟后，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就停在了跑道上。司机特意展示了驾驶台内热气腾腾的汉堡，然后将四个门打开后转身离开。 见到对方走远，格伦指示李德，打开机舱门放下舷梯，然后和两名机组乘员慢慢走下飞机。 几秒钟后，早就埋伏在飞机下方的刀斧手左右杀出。格伦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个黑影撞到。一个探员检查了公文包后，朝队长急喊：“里面只有一件夹克，没有炸弹！” 此时，格伦只惦记着最后一件事。他朝着李德机长大喊：“只等改天请你吃汉堡了！” 说罢，格伦沉沉睡去。参与行动的特工纷纷围了上来。按说这是一场极其成功的反击式执行行动，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人员伤亡。 可是，大伙怎么就这么没有成就感的？ 行动结束后，连审讯人员都觉得十分无语。因为他们根本不用审，格伦磅礴的表达欲，早已经把动机讲了好几遍。 当案件整理完毕，检察官说：“如果按一般原则，劫机绝对是重罪，判20年都是轻的。可这位格伦先生，你确定这不是恶作剧？” 贝纳探员也有苦说不出。我报告里都不好意思邀功，60万砍到仨汉堡，汉堡还没让人家吃着。算了，你看着办吧，FBI这边没有任何建议。 就这样，检察官以一级绑架和一级勒索两项罪名将格伦起诉到县法院。 但是，主审法官约瑟夫·克莱曼十分同情格伦。在律师以格伦存在智力问题辩护后，克莱曼法官给出了一个离谱的判决。 法院判定：劫机属于重罪，两项罪名全部成立，判被告有期徒刑20年。但考虑到格伦的实际心理年龄等于未成年，因此20年全部缓刑。

格伦的未来与反思

从结果上说，克莱曼法官的判决已经属于轻的离谱。判刑之后，克莱曼还贴心地把格伦安置在条件更好的斯坦伍德智力障碍者之家。 对此，格伦也相当感激。除了当庭认罪忏悔外，他还特别感谢了机长李德、空姐玛莎、特工贝纳等人，称自己充分感受到所有人的善意。 然而，令格伦没想到的是，由于劫机事件实在太过于离谱，自己一下子成为了名人。而80年代初的美国人民也相当淳朴。大家都了解他的情况，因此无论是残障之家工作人员，还是本地市民，都对格伦很照顾。 但是，这些好心人却忽略了一件事。慈善家乐于展示善意，却未必是别人想要的。 前面说过，格伦并不是生理性的智障，只是教育环境太差而已。所以，他渴望的并非被同情和照顾，反而颇有一点少年中二的感觉，渴望成就一番事业。 这位判缓刑后，身边人刻意的关心让格伦非常不舒服。而且，很多人拿劫机事件调侃他，更是让他十分难看。 为了证明自己，格伦开始努力找工作。但这又陷入一个怪圈，总有好心人听说这事来给他提供岗位，但格伦的自尊却不允许自己接受，只想凭本事吃饭。 凭本事吃饭是个美好的想法，但前提是需要有本事。就他这分数坑有的文化水平，列宁的发型师都比他有用。 果然，尝试了大半年后，格伦没有找到任何工作。无聊之下，格伦总是去残障之家附近的韦德利亚村闲逛。一来二去，倒是跟村民混得很熟，尤其是认识了一位大他15岁的大姐，两人几乎无话不谈。 大姐给格伦出主意。比如他找不到工作，也许是因为不熟悉，建议他回加州试试。 可是，格伦在缓刑期，离开本地需要正当理由。这种理由显然无法打动克莱曼法官。因此，当格伦语无伦次的报告打上去后，克莱曼法官竟然不许。 去加州不许，格伦愈发痛苦。也就是总去韦德利亚村找大姐倾诉。一来二去，两人居然好上了。 1981年末，格伦和那位知心大姐在一起了，并给克莱曼法官递交了报告，请求批准他们结婚。 这个要求又让克莱曼法官产生了怀疑。他很担心这个傻孩子被忽悠了。毕竟两人年龄差距太大，很可能想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实际上是罗贯中与胡斐列。万一接下来被人忽悠着违背缓刑条款，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因此，犹豫一番后，克莱曼法官又否决了结婚提议。 这下格伦真破防了。事业你阻挠，爱情你还阻挠，那我人生意义何在？认真生活没人喜欢，从头再来更是被删。 就这样，格伦愈发迷茫。法庭没有洞察到他的心态变化，默许了这件事。直到1983年1月，他们才明白，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1983年1月20日上午11点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商人查克·古德曼，在西雅图机场登上西北航空608号航班。准备前往波特兰签署一份合同。 机舱里的乘客并不多，古德曼随便找了一排座位就坐了下来。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后，飞机冲向天空。 这时，前排一个穿法兰绒西装的男子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我们要去阿富汗！” 男子声音不大，大部分乘客根本没听到他说话。几分钟后，男子提高了一些音量：“我们要去阿富汗！” 作为佛罗里达人，古德曼也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听到有人发神经病，他狠狠踹了前面座椅一脚，喝道：“吵我睡觉！” 大概是这一脚的确有威慑力，男子安静下来。 下午1点，古德曼慢慢醒来。此时飞机即将降落，一位漂亮的空姐正在巡视。突然，之前那名男子再次站起来，挥舞着一个长方形大盒：“我们要去阿富汗，否则我就炸掉飞机！” 空姐愕然扭头，然后瞳孔剧震：“哈，哟，怎么是你？” 西装男子也失声惊呼：“好，哦，大，哟，怎么老是你？玛莎姐姐，好巧啊！” 空姐玛莎此时十分想死。三年了，同一家飞机，同一条航线，我被同一个劫机犯劫了两次，你就不能换个人嘛？ 是的，这位喊着要去阿富汗的男子还是格伦。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格伦连个公文包都没带，手里挥舞的居然是个鞋盒。 虽然劫机是个大事，但玛莎实在忍不住吐槽：“格伦老弟，就算你不想放过西北航空，能不能换个姿势？起码也要换个人祸祸我，不报人家孩子跳井了，你非得盯着我姐。你不会觉得你有点史克朗乘二跳，你过分了吗？” 格伦也有点不好意思：“这飞机我比较熟悉嘛。对了，李德大哥呢？” 玛莎没好气地说：“他运气好，今天休假。” 格伦有点失望：“哦，我还没见到个芝士汉堡呢，本想着这次补上的。” 玛莎说：“你放心，他绝不会为此感到遗憾的。飞机马上要降落了，咱们还是老样子，我这就通知机长，你稍等一会。要来杯威士忌吗？” 格伦断然摇头：“别以为我不看报纸，报纸上说了，上次你们在酒里下了安眠药。同样的错误，绝不会犯第二次，死心吧！” 后面那位先生，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古德曼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一个小时前踹过这位炸弹超人一脚。古德曼吓得血都凉了，赶紧道歉：“先生，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当时虽然对你有意见，但是我，我不赞成我的意见啊。” 与此同时，玛莎也在向驾驶舱呼叫：“机长在吗？机舱有位炸弹超人，您方便出来一下吗？” 很快，机长走进了客舱。虽然亲和力不如李德，但机长依然很淡定：“先生，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提。您要什么？钱？接应车辆？或者释放什么人？” 格伦满脸通红：“我不要钱，也别提什么接应车辆。掉头，给我把飞机开到阿富汗！” 机长有点懵：“啊？” 格伦愤怒地说：“对，就是这个德性，工作不知，工作无辜。阿富汗人民此刻正在流血，他们正遭受邪恶红色帝国的入侵，而我们美国都干了什么？完全没拼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机长一连懵逼：“所以呢？” 格伦说：“所以我要去帮助他们，你们谁阻止我就炸死谁！” 机长轻轻叹气，说出一句格伦非常熟悉的话：“先生，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格伦大怒：“别想再忽悠我，老子不会上当，别逼我！” 机长已经极度无语。他只能苦笑着解释：“这飞机根本不可能飞到阿富汗呢。波音727的极限航程也就5000公里左右。到阿富汗得1万多公里，你劫机前不做攻略吗？” 这下格伦傻了：“啊？” 机长接着说：“现在还有个问题，608航班是短途，本来就没有多少燃料。别说阿富汗，再不落地咱们都不用等爆炸，直接就摔死。” 很明显，第二次精心策划的劫机，又因为没做攻略而出问题了。 无奈之下，格伦只能同意飞机在波特兰降落。与上一次的贝纳探员不同，FBI波特兰分局的负责人威廉·贝克是个十分强硬的人。在指示飞机停在一个偏僻跑道后，贝克制定了强攻方案。在警锣密鼓布置了一个小时后，谈判才在无线电中展开。 贝克率先表态：“你的要求完全脱离实际，飞机不可能抵达阿富汗，燃料不够。美国执法机构做不了其他国家的主，尤其是亚洲国家。” 但格伦十分强硬：“阿富汗我去定了，现在立刻给飞机加满油，就用钥匙，否则我就引爆炸弹！” 眼看两边要谈崩，机长赶紧说：“这架飞机确实没法到阿富汗，加满油也不行。咱们都别激动，慢慢谈。” 贝克特工说：“安排加满油没问题，但你是不是也得表达点诚意出来，我也能给上面的人交代？” 格伦问：“你想要什么诚意？” 贝克说：“我把加油车送过去开始注油，你释放一半人质，然后咱们再谈下一步，如何？毕竟有妇女儿童，炸死他们你也不光彩吧。” 这句话触动了格伦的神经。实际上，格伦这次重出江湖的根本原因是失落。自从上次判刑以来，他得到了很多关注和同情，却唯独没得到尊重。这对于一个中二期青年来说，比杀了自己都难受。 因此，思考一会后说：“可以，加油车开始注油，我就释放一半人质。” 就这样，两面达成了第一个共识。加油车很快来到飞机旁，格伦又指示机长，打开紧急出口，让人质通过滑梯离开。 双方沉默了很久后，贝克突然开口：“其实你真想去阿富汗，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格伦立刻来了兴趣：“怎么去？” 贝克说：“你根本没必要劫机。民航一段一段走就行。从波特兰到夏威夷，从夏威夷去日本，再去巴基斯坦，向西不就是阿富汗了？很多志愿者都是这么去的。” 格伦善善地说：“我还在缓刑期，没法出国。” 贝克乐了：“缓刑期不让你出国，就允许你劫机了？没美国边境很难穿越吗？就让你出，要不就海阔天空了。” 格伦一拍大腿：“对呀！那我改要求，加满油后去加州圣迭戈。” 贝克笑笑：“那就是咱们要谈的下一步了。” 格伦倒是很爽快：“到那边后我就把机组之外的所有人都放，哎！” 就在格伦和贝克谈判时，FBI的探员已经和驾驶室里爬进飞机。两名探员利用格伦注意力被转移的时候，悄悄进入机舱。突然出现的探员把格伦吓一跳。受惊的他直接把手里的鞋盒给扔了出去。 而根据FBI的情报，他们认为里面是炸弹。因此，一名探员果断开火。另一个则把鞋盒抢过去，顺着驾驶舱窗户甩出了飞机。 一段时间之后，外面并没有传来爆炸声。而脑袋血泊中的格伦，则说出了他的遗言：“好吧，我认输，我认输。” 开枪的探员低声叹气：“劫机不是游戏，现在认输太晚了。” 没一会，无线电耳机传来防爆专家的声音：“盒子里没有爆炸物，只有几团废纸，危机解除！” 就这样，经历两次极其抽象的劫机后，刚满20岁的格伦死了。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冷漠地拒绝发表任何评价。 一度有媒体质疑FBI是否有执法过度的嫌疑。但法院经过调查认为，由于FBI当时根本不知道鞋盒里装的是什么，开枪是绝对必要的。处理方法有功无过。 而格伦最终也用自己血的代价证明了，一句人间的善良可以治愈很多事情。可偶然的幸运并不是人间的常态，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终究没有无限的容错率。

刺客来袭

2000年4月27日，一个长相粗砺的老汉走出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肖文餐厅。这是一家著名的餐厅，虽然菜品没什么特别，但所有的女服务员全部穿比基尼。因此，来的食客也基本都是对不良诱惑说不够的那种人。

在饭店门口，老汉哼着小曲迈步走向了自己的黑色高级轿车。突然，一个身穿连帽衫的男子出现在他身后，稳稳地举起了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准老汉直接倾空弹夹。整整11枪后，男子才从容地扬长而去。

这场血案立刻震惊了全国。当天下午，蒙特利尔警察局的发布会上挤满记者。大家纷纷谴责城市治安越来越差，警察无能渎职，尸位素餐等等。顶着漫天口水，警方发言人赵本宣科地说：“经初步评估，刺客手法非常专业。刑侦专家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相信不日就可破案。”

记者们十分不信：“不日是哪日？能说清楚点吗？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案，警方不拿出措施吗？”发言人十分胆怯，弱弱地回答说：“我们对这起案子十分重视，已经抽调最精锐的力量展开侦破，会尽快给死者安德烈·德斯亚尔丹及其家属一个交代。”

转瞬之间，下面的记者集体激动起来：“等等，死者是那个德德？就是当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里捣乱的那个德德？”发言人点头：“没错，就是他。”记者们欢欣鼓舞：“苍天呐大地啊！这是哪位义士出手，给我们出了这口气啊！”

申奥之路

1964年6月12日，一场隆重的仪式正在蒙特利尔多切斯特广场举行。加拿大联邦执行委员会代表将一张放大的支票交给了蒙特利尔市长让·德拉普，正式宣布：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场馆建设资金已经全部移交。

在万众瞩目下，作为蒙特利尔的沙皇，德拉普感到了空前满足。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德拉普对秘书说：“世博会我们已经搞定，那么，返场要演奏什么曲目呢？”秘书一脸茫然。德拉普笑着解释：“世博会必然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对于蒙特利尔来说，这种盛事一次怎么够？我们要找下一个呀！”秘书摇了摇头说：“这种全球性质的盛会，我还真想不到有啥其他的。”德拉普摆了摆手：“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

事实证明，所谓来得早不如自己找。次年春季，德拉普为了筹备世博会而前往瑞士洛桑出差。当他在洛桑街头闲逛时，他突然发现了一座白房子，上面写着一行字：奥林匹克之家。这是国际奥委会的总部。多年以后，德拉普依然认为这次偶遇是上帝的启示。

他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在参观了奥运博物馆后，德拉普将自己的公文包里塞满了宣称策和申请表。出了大门，德拉普立刻拨通了秘书的电话：“我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现在申办1972年奥运会还来得及！”

很快，德拉普的想法就得到了加拿大奥委会的支持。在此之前，加拿大还从没办过奥运会。现在蒙特利尔想申奥，这是个好事啊！1966年2月，蒙特利尔正式宣布，加入1972年奥运申办的角逐。

对于申奥过程，相信大多数国人都不陌生。从整体上讲，申奥比拼的绝不只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更是背后国家的外交能力。德拉普也许是个优秀的市长，但对于外交工作则完全是抓瞎。导致他在拉票时，甚至听不懂各国委员们那种婉转的拒绝。以至于在1966年4月的投票会议前，他还以为蒙特利尔赢定了，预先练习了很多遍获奖感言。

然后，1966年4月26日，在国际奥委会的第64次大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正式宣布：“我宣布，1972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慕尼黑！”当听到这个结果时，德拉普真的破防了。在小屋里独自冷静了几分钟后，德拉普才对记者说：“恭喜慕尼黑得到了这份价值连城的礼物，但蒙特利尔也非常棒，我们还会回来，而且一定会赢！”

事实证明，在通辽宇宙里，执行力始终是狠人笨的第一特质。在发言之后，德拉普几乎立刻投入到了1976年奥运会申办工作中。这一次，德拉普终于开始认真研究起了申奥，然后他才恍然大悟：申奥不是城市比拼，申奥是人情世故啊！

当失败过一次后，德拉普才知道，申奥这事其实是有专业团队的。人家早有一套成功经验了。很快，德拉普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专门收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一切信息，包括他们的生日、鞋码、喜好等等。通过这些信息，德拉普终于找到了申奥的小窍门。他自信只要把各大专员们哄好，下次申奥一定能成功。

然后，德拉普知道了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是谁。申办1976年奥运会的，一共只有三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另外两个是美国和苏联。是的，1969年跟蒙特利尔竞争的城市，是莫斯科和洛杉矶。在这一年，申奥成为了冷战两极的战场。

在莫斯科，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早就想展示一下苏联的国力，直接放出话来：整场奥运会，苏联政府将在财政上提供一切支持。而在洛杉矶，明星市长萨姆·约迪同样获得举国支持。1976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洛杉矶申奥那是打算给合众国献礼的。美国14个财团发表联合声明，称将为洛杉矶奥运会出资担保。美国国务院更是鼎力支持，大有一举拿下之势。

左右两边俩大哥，中间一个婴儿车。当听说两个竞争对手后，德拉普人都麻了。无论是拼外交比财力，蒙特利尔都毫无希望。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1970年5月，德拉普还是率领代表团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奥委会将在这里举办第69次全体大会，投票决定1976年奥运会花落谁家。

根据流程，申办城市还有一次演讲拉票的机会。没钱没名没资源，在这次演讲中，德拉普还能说什么呢？答：很情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直到80年代以前，奥运会都远不是现在的样子。在顾拜旦恢复奥运会之初，其思维深受英国等欧洲贵族的影响。当年的欧洲贵族普遍认为，体育应该是绅士们在闲暇时的身心锻炼，而不应成为维持生计的手段。因此，奥运会在漫长的时间里都保持着业余主义的原则，不允许专业运动员参赛。

然而，如果说业余主义听着很离谱的话，当年的奥运会更离谱的就是对商业化病态般的抗拒。尤其是在时任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手里，国际奥委会对商业化的排斥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布伦戴奇坚持认为，奥运会是人类的文明祭坛，金钱只会让神圣的奥林匹克变得庸俗的马戏。因此，奥委会拒绝任何广告赞助行为。如果有运动员敢于展示任何商业标志，就会被当场取消资格。

德拉普精准地抓住了这种思想。在走上讲台后，德拉普没有谈什么蒙特利尔的优势，而是讲起了情怀。他强调，在蒙特利尔，奥运会将完成对体育精神的彻底回归，没有利益纠缠，不用沾钱顾后，一线只有奥林匹克的纯粹的快乐。至于资金和筹备问题，我以城市的声誉保证，蒙特利尔奥运会将是一次自己自足的奥运会。

在冷战两极的压迫下，德拉普的演讲打动了很多中立的委员。而在私下里，德拉普则采取了一种极其巧妙的拉票方式。他从不试图从苏联阵营手里拉票，而是对每一个西方阵营的委员游说：“哥，是不是准备投洛杉矶了？要不你投我们呗，人家洛杉矶家大业大，差你这张票？少你一张票对他们根本无所谓，对我们意义可就大了。你瞧我们加拿大的排名，整不好就被剃个光头。这要是整个三五票回家，我也没法跟市民们交代啊，帮老弟个忙，投我们一票吧，我代表加拿大谢谢你八辈祖宗哈。”

事实证明，德拉普的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第一轮投票中，莫斯科拿到了28票，洛杉矶拿到了17票，而蒙特利尔拿到了25票。所以，洛杉矶被淘汰了。当听到洛杉矶淘汰的消息时，苏联代表团直接半场开香槟了。塔斯社记者甚至向国内发出了莫斯科获胜的消息，因为在他们看来，干掉了美国佬，小小的蒙特利尔如何跟苏联竞争？

然后，苏联代表团傻眼了。在第二轮投票中，原来投洛杉矶的票几乎全部落在了蒙特利尔身上。蒙特利尔以41比28的结果战胜莫斯科。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正式宣布：197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加拿大蒙特利尔。

筹备困境

当德拉普带着申奥成功的消息回到蒙特利尔时，蒙特利尔市民们立刻陷入狂欢。然而，出乎德拉普意料的是，在蒙特利尔以外，整个加拿大的反应都不能说是冷淡，简直可以说是抵触。德拉普十分不解：“大哥，奥运会啊！咱加拿大第一次啊！还是从美国苏联手里抢来的！这上令朝廷下令你们，大家咋不欢迎呢？”

很快，德拉普得到了答案。国民们最主要的顾虑只有一个：钱。举办奥运会不可能不花钱，场地安保训练服务样样都要钱。1964年东京奥运会花了2.8亿美元，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花了至少3亿。你蒙特利尔要办事，钱从哪来？别是让我们出吧？你这申奥是赛道还是坑道啊？

对此，加拿大新闻报说得很直白：“德拉普市长在演讲中从未提及资金来源问题，只是不停地告诉大家，蒙特利尔已经成功举办过世博会，资金不会成为问题。”可问题是，蒙特利尔世博会是成果由蒙特利尔享受，亏空由联邦和省里兜底的。德拉普现在是不是又打算让全体加拿大人为一件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兜底？要知道，本届联邦政府可一直主打小政府原则，财政支出上相当谨慎。这也是加拿大人平的全体愿望。德拉普市长究竟准备如何解决预算问题？

当看到这篇文章时，德拉普当时就怒了。他当即写文章反击：“大家不能只看贼挨打，没见贼吃肉啊！办奥运确实花费了不少，可他收入也高啊！除了奥运本身的收入外，还有游客和运动员的消费，赚的绝对没有花的多，他根本就不可能赔钱！”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德拉普还创造了一句后来脍炙人口的名言：“举办奥运绝不可能赔钱，就像男人不可能生孩子！”

实际上，在说这些话之前，德拉普也是做过调研的。由于奥运会那近乎变态的反商业化原则，德拉普和手下盘点了一下，能挣钱的业务只有电视转播权、公共彩票和纪念品等寥寥几项。

本来，德拉普确实是打算求联邦兜底的。但当德拉普得知，一次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的费用竟高达上千万美元时，德拉普瞬间支棱了起来。在和手下开了几天会后，德拉普粗粗一估，只要联邦允许公共彩票全国发行，再加上其他收入，蒙特利尔奥运会至少能获得3.5亿美元的收入。而根据他的估算，办一场奥运的成本也不过3.1亿美元。想想老一辈，吃点海泥火山的营养物质都能活下来，而自己手里掐着几亿美元，那就是一个字：绰绰有余啊！

见到德拉普如此自信，各方的质疑声音渐渐平息了下来。但是，有一个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作为德拉普的铁哥们儿，特鲁多深知德拉普是个数学白痴，相信他的计算都不如相信小约翰会拖更。因此，特鲁多自己找了会计师算了一下，这场奥运的成本怎么也得5亿美元左右。那德拉普3.1亿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特鲁多一打听，原来3.1亿的数字是德拉普自己在一张比餐巾纸大不了多少的白纸上估出来的。这个太符合他的特点了！因此，特鲁多果断做出决定：先把联邦摘出去。在演讲发表几天后，特鲁多就给德拉普发出了公开信：“你不是费用自理吗？那就立字据，出具书面保证，保证联邦无需承担因奥运会产生的任何赤字。”

对此，德拉普毫不退缩。一周以后，特鲁多就收到了蒙特利尔的保证信：“我德拉普就是穷死、死外面，也绝不花联邦一分钱！这场奥运，我们自己办！”

权力斗争

在逼着蒙特利尔签过保证书后，特鲁多感觉非常良好。然而，没到两个月，特鲁多就接到了德拉普的电话：“兄弟，救命啊！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拉一把！”特鲁多赶紧说：“不行，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家里爷爷早恋，奶奶叛逆，爸爸怀孕，妈妈辍学，我有点忙，先睡了，有事漂流瓶联系！”德拉普赶紧说：“别挂别挂！不是钱的事！是人的事！”

几分钟后，特鲁多搞清了德拉普的要求。他想跟联邦借个人。原因是，申奥成功后，德拉普才真正知道筹备奥运会多难。奥运会不仅项目繁多，而且需要跟各国对接。这不仅要求奥组委主席有出色的组织能力，还得有优秀的外交能力。而这，正是德拉普欠缺的。因此，德拉普想跟联邦借个人来担任奥组委主席。

既然不是借钱，那就好说了。1972年3月，洛朗·卢梭奉调来到了蒙特利尔。作为加拿大的资深外交官，卢梭有极为丰富的外交和商业经验，做事务实把稳，是奥组委主席的理想人选。然而，特鲁多只考虑了卢梭的能力问题，却没想到另一个问题：以他是沉稳而著名的卢梭，与德拉普能否处得一起去？

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卢梭就直入主题。他拿出笔记本，认真询问：“德拉普先生，你想要一届怎样的奥运会？规模多大？人员几何？目前有多少资金？尚需筹备多少资金？”这把德拉普直接问宕机了，因为这些问题他也不知道答案，只能含糊地表示：“呃，适度吧，规模不用太大，但也不能太小。”卢梭听得直皱眉。此时距离申奥成功已经过去了两年，合着市长大人心里连一点数都没有呢？

无奈之下，卢梭只能一件一件地问，然后他震惊地发现，直到1972年，蒙特利尔奥组委的收入依然是零。根据资金自筹的承诺，蒙特利尔需要在三个方面获得收入：公共彩票、纪念品发行和转播权出售。然而直到此时，公共彩票的议案依然卡在下一院，转播权虽然谈判热闹，但广播公司尚未打款。至于纪念品，德拉普这帮人根本就没做。

而与之相应的是，奥运的场馆和设计招标已经启动，保证金全是德拉普他们垫的。换句话说，这帮人还没开始挣钱就已经花上钱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家有四库全书啊！

卢梭低了头想了很久，才咬着牙说：“奥组委主席的职务可以接，但必须给我全权，否则这活没法干。”德拉普频频点头：“没问题没问题，说实话，我们这个组委会都是外行，根本不擅长这些事。有您来全面主持，大家就放心了。我们的事情多，要把精力放在内政上。”

就这样，卢梭接过了奥组委主席的差事。奥组委的各项进度开始迅速推进，各种纪念品陆续上市，传媒公司的预付款也很快到位。账上有了钱，一些配套措施也有了实质进展。工作人员招募开始大规模铺开，必需品的供应商谈判也全面展开。眼看着各项进展顺利，卢梭十分欣慰。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蒙特利尔奥运会必将是一场圆满的盛会。当然，在通辽宇宙中，不出现意外是不可能的。

1972年9月5日，8名黑九月武装人员闯入了慕尼黑奥运村，著名的慕尼黑惨案爆发了。事情发生时，卢梭正在慕尼黑考察。他此时倍感担忧。一方面是担心，在如此惨案后，奥运会还能不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是担心，就算奥运会还能继续，蒙特利尔的安保工作也是一笔额外的庞大开销。

不过，卢梭很快就不担心额外开销的问题了。因为当他回到蒙特利尔时就得知，账上已经没钱了。卢梭当时就懵了：“钱呢？”手下颤颤巍巍地回答说：“被市政厅划走了，说是要支付场馆建设的钱。”卢梭当即暴怒：“我才是组委会主席，钱在组委会账上，他们凭什么划走？”

几个小时后，卢梭冲进了德拉普的办公室：“你凭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划走组委会的资金？”德拉普一脸茫然：“当然是搞场馆建设啊，你这么激动干啥？”卢梭快疯了：“那是组委会的钱！必须用在奥运会筹备工作，专款专用你不懂？”德拉普依然茫然：“我就是用在奥运会场馆建设上啊，这也是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啊！”卢梭怒道：“我才是组委会主席！我负责全面筹备工作！现在账上没钱，其他筹备工作怎么办？”

两面很快吵了起来。卢梭发现，原本看起来好说话的德拉普此时异常强硬，坚持转钱没错，也拒绝归还。破防的卢梭嗷嗷叫着冲出办公室：“行，你德拉普不做人是吧？那就别怪我了，让老子挣钱你来花，门也没有！”从那天起，奥组委所有挣钱的项目全面停止：“没钱我看你拿啥建场馆？”

然而事实证明，卢梭显然高估了德拉普的底线：“没钱我还能赊吗？”市政厅连赊账带贷款，账权记在了奥组委名下。如此折腾到1973年春季，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我们上一集出现的，此时已经当上了魁北克省长的布拉萨出面调解。

面对已经势不两立的两个人，布拉萨给出了解决方案：以德拉普为代表的蒙特利尔市政厅管硬件配套，包括场馆、奥运村等建设工作。而以卢梭为首的奥组委负责软件配套，包括安保、人事、采购等等。双方都被规定了预算上限。不过，筹资的工作依然需要卢梭完成。

虽然对德拉普已经极度无语，但出于大局考虑，卢梭接受了这个提案。但他更好奇一点：“为什么市政厅一定要插手场馆建设问题？难道德拉普专员要给自己创收了？”其实，德拉普并没有想薅自己羊毛。他之所以要管场馆建设，是出于一个非常离谱的原因。

大坑

直到今天，棒球在美国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全民运动。在上世纪更是如此。在60年代，望着美国烈火烹油的繁荣经济，德拉普迫切地想让蒙特利尔也分一杯羹。比如，德拉普认为，既然美国人这么喜欢棒球，为啥不能带蒙特利尔一个呢？如果我们也搞个棒球队，参加美国的比赛，不就能吸引大量美国球迷来消费吗？

一番游说后，美国棒球联盟同意符合条件的加拿大球队参赛。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符合条件上。蒙特利尔不缺球迷和观众，唯独缺场地。蒙特利尔倒也不是没有棒球场，但要命的是天气太冷，冬天在室外连手都伸不出去，根本没法常年比赛。所以，德拉普需要一个室内棒球场。但能打棒球的室内场所必然造价不菲，蒙特利尔根本没这笔预算。而奥运会恰巧能解决此事：“反正奥运会也需要主场馆，我修一个能打棒球的主场馆不就行了吗？”

想让奥运场馆捎带着能打棒球，这个要求也不算太过分。然而，德拉普的离谱之处在于，他不仅内定了场馆的用途，还内定了场馆的设计师。早在申奥过程中，德拉普就多次来到巴黎，对巴黎的王子公园体育场情有独钟。天呐，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艺术品？设计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我们的球场必须由这个人来设计！

应该说，德拉普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法国设计师罗杰·塔利伯特确实是最顶级的建筑天才。王子公园球场也一直充当法国国家队的主场。但是，外行德拉普有两点不知道的是：第一，王子公园球场基本只举办足球比赛，而棒球在欧洲根本就没人玩，设计师也没接触过。第二，德拉普只看到了王子公园球场美观且实用，但他只要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由于塔利伯特的设计过于前卫，这个球场运用了大量复杂的定制混凝土件，导致建设费时费力且超支严重，把巴黎市政府差点折磨疯。

但是，德拉普对此是毫无所知的。他在1971年就联系上了塔利伯特。两人一个是疯狂搞创意，一个是立志造奇观，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德拉普当即把设计师的位置内定为塔利伯特。虽然有人提出过，塔利伯特的混凝土结构在价格和设计上都不如钢结构，但德拉普不以为然。一年多以后，塔利伯特拿出了设计初稿。蒙特利尔奥运主场馆被设计成了不规则的圆形，酷似一个甜甜圈，所以他的第一个绰号叫大O。

但是，出于艺术家的追求，塔利伯特没有设计成直接封顶的那种纯室内体育场，而是在北侧设计了一个巨型的倾斜塔楼。塔楼外加装电动滑轮和钢缆，可以将一个活动的屋顶盖子打开或关闭。简单地说，体育馆像个茶壶一样，可开可盖。而在主体育场外侧还有两个独立的建筑，分别是外形酷似枫树的自行车馆和酷似鱼的游泳馆。从设计上讲，确实是极为优秀的艺术作品。

看到设计图后，德拉普非常激动：“没错，这就是我要的感觉！这就是蒙特利尔未来几个世纪的地标！啥也不说了，开干吧！先把自己车馆和游泳馆建好！”1974年8月，蒙特利尔就要先举办自行车世锦赛：“咱们要在奥运会之前，给全世界垫锯拉屁股，开个大眼！”

然而，直到回到蒙特利尔时，德拉普才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选址的事还没确定呢。是的，之前市政厅虽然考虑过选址问题，但由于事情太多没顾得上，下结论直到塔利伯特拿出设计稿来，大伙才想起来：“靠！建在哪还没定呢！”就这样，在没有充分考察的情况下，德拉普匆忙地把场馆地址选在了蒙特利尔东侧的138号公路附近。既然地址定了设计有了，那就开干吧！

然而，当进入到执行阶段时，德拉普却意外得知，获得合同的加拿大建筑公司拒绝提供报价。当看到设计图时，加拿大包工头天都塌了。“老子干了半辈子的包工头，从没遇到过如此复杂玩意儿！谁家好人设计出这么多无序的支撑结构？所有的部件都得定制，这钱给多少活我也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拿大包工头不接单，这事马上被同步给了在法国的塔利伯特。

得知此事的塔利伯特表示不慌：“北美这边确实不擅长玩混凝土，没关系！法国有家混凝土公司一直跟我有合作，可以把图纸给他们，工厂生产完运回来直接拼就是了。”谁都知道，这种大型构件的跨国运输必然导致成本飙升。但由于自行车世锦赛不等，德拉普咬咬牙，还是听了塔利伯特的建议。

然而，当这家法国公司的工程师来现场勘探时，他们当即给出了结论：“你这工程不可能在1974年8月前完成。”德拉普当时就怒了：“凭什么说干不成？没这本事你就别接活，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然而，对方却毫无激动，而是淡定地解释说：“完不成不是谁来干的原因，而是你这个地不行！”

在塔利伯特的设计里，整个建筑的力量集中于底部的四个点。而蒙特利尔是个河中岛，地下没有坚固的岩石层，无法承担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贸然开工，整个建筑会直接塌掉。蒙圈的德拉普赶紧去找塔利伯特问计。其实到了此时，最合理的办法显然是修改设计。然而，作为顶尖的设计大师，塔利伯特坚持所有设计一笔不改。既然设计不改，那就给老子把地改了！

于是，塔利伯特给出了一个极具魄力的解决方案：往地里灌混凝土。在长800米、宽400米的土地下方灌满数十米深的混凝土，人造一个结实的地基。还是那句话，能进通辽宇宙的故事，执行力就没有差的。很快，承载的混凝土开始拉往蒙特利尔。在花费了近千万美元后，1973年春季，地基才勉强打完。

眼看着自行车世锦赛还有一年多就要举办，塔利伯特也十分着急。工人进场施工后，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地，不厌其烦地提供各种细节指导，确实相当卖力气。然而，土木工程中有个铁律：设计师最好不要去现场。这就像产品经理不能盯着程序员编程一样，下需求的和干活的，一定会有冲突。

在塔利伯特的现场监督下，工程不仅没有加速，反而被彻底拖慢。工人们全部化身纯粪战士，恨不得直接搞个意外砸死塔利伯特。直到几个月后，看着连外墙都没完工的自行车馆，德拉普彻底绝望。他紧急下令在蒙特利尔大学操场，铺设临时赛道举办自行车世锦赛。这项工程只用了20天就完工，造价仅85万美元。

此时，德拉普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如果一个自行车馆都搞成这样，那主场馆不得修到世界杯夺冠啊？塔利伯特也许是个顶级的设计师，但监工绝对是外行。不行，必须换个人了！于是，在德拉普的钦点下，上一集露过面的蒙特利尔市执委会主席杰拉德·尼丁被调来负责工程建设。

尼丁专员，德拉普嫡系中的嫡系。作为工程负责人，尼丁有两个缺点：一个是他不太懂业务，另一个是业务他不太懂。总的来说，外行跟他的唯一区别就是外行是内行。上任之后，尼丁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因时间紧迫，所有的奥运场馆的施工不再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而是由市政执委会直接指定。

随后，尼丁将三份重要合同都交给了，一个毫无经验的小建筑公司。但有人质疑这家公司的资质时，尼丁直接表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不要节外生枝，先全力保证建设进度吧！”至此，一场史诗级的工程灾难终于集齐了所有碎片。

面对这种纯外行的官式甲方，施工团队完全放飞了自我，起手就整了个超级狠活。由于设计师塔利伯特是法国人，所以设计图纸采用的都是公制单位，所有的预制件也都是公制标准。但施工方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接按照英制开始安装。这种错误下，工程自然越干越差越大。几天之后，施工方手里就多出了一堆没用上的构件。此时就是傻子也知道出大问题了，但施工方感觉非常良好：零件多出来就是没用，那就不用装！

于是，一大堆设计被直接放弃。由于尺寸不对，地下室的墙壁甚至连伸缩缝都没有。当第一次验收时，塔利伯特人都傻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啊？我怎么不认识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了？”塔利伯特赶紧跟项目经理沟通，然后才明白对方犯了个多么巨大的错误：“你们的建筑师资格证是在驾校考的吗？”

塔利伯特很快把问题反馈给了尼丁，而尼丁的处理就非常有意思了。他给施工方结清了进度款，同时找塔利伯特商量：“既然他们施工质量不佳，推倒重来又肯定影响工程进度，不如咱们再找两家施工单位进场，平行作业，加快整改进度，如何？”塔利伯特倒是不反对这个意见，只是他已经对加拿大一方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他特意从法国弄来了两个合作过的公司。而这，就彻底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放眼全球，土木工程都是个水很深的行业。由于这行钱大人多，因此往往被各路大哥所盘踞。蒙特利尔也不例外。在魁北克省的建筑界，就有一位响当当的响当当，就是开篇的那位安德烈·德斯亚尔丹。此人绰号德德，是蒙特利尔本地的著名地头蛇。靠着欺行霸市、开赌场放贷而成为了黑道一霸。由于势力庞大，德德在60年代即升魁北克建筑工会总经理，掌控着整个魁北克的7万工人。因此，没有他点头，任何一家建筑公司都别想在魁北克顺利施工。

而塔利伯特引番兵干活的行为就严重挑战了德德的地位。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呛行了，必须出重拳！从塔利伯特指定两家法国企业入场开始，蒙特利尔的奥运建筑工程立刻全面停工。工人们每天上班打卡，却压根不干活，或是抽烟嗑药吸大麻，酗酒耍钱开赌场。一句话，集体罢工了。

而那些从法国来的工人，也在黑道的骚扰下完全没法干活。德德的态度很明显：自己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国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为爷一口，你这奥运场馆就别想干完！身为外来户，塔利伯特对此完全麻爪，只能求助德拉普。而作为蒙特利尔市长，德拉普在听说黑道搞事后，立刻采取了果断措施：赶紧上硬点！

据塔利伯特回忆，那段时间里，他和德拉普极力讨好德德，多次请人豪华销金窟消费，请对方高抬贵手等等。而德德每次都是表面答应，却根本不兑现。工程依然进行的极其艰难。1975年1月，德拉普接到了一份报告。魁北克省的一些议员们联合警告：“现在奥运场馆进度极慢，奥组委春夏之交就会来考察，再这么搞下去，很可能会被取消资格了！而且，我们老哥几个帮你算了一下，现在投入的成本已经至少有5.8亿美元，大部分都是欠款。这钱得赶紧想办法！”

当看到5.8亿美元的数字时，德拉普眼前一黑。他赶紧找来公共工程主管博伊洛来说：“博伊洛说：市长，您别信这个数字。工程合同从来都是预付款，全款要在完工后才结呢。就咱们现在的合同，什么5.8亿，8亿美元都打不住！”此时，德拉普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问题：这钱可从哪来？

破产

正当德拉普查寻老赖的100种活法时，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拿去听筒，省长布拉萨的声音传来：“你他妈现在究竟什么情况？不是说筹备工作一切顺利吗？为什么人家说成本都快6亿了？立刻到魁北克省府大楼来！省议会需要你的解释！”

带着上坟的心情，德拉普来到了省议会。一进大门，场面宛如三堂会审。省里的大佬几乎全齐了。布拉萨在会议上，省里的各部门纷纷锐评德拉普。奥组委主席卢梭已经开始介绍一旦场馆完工不了的备用方案。而海军委员会建议，直接放弃主场馆上面那个高高的塔楼，这样可以一次节省上亿美元。财政局则表示，必须立刻改变现状，不然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这场奥运会最后很可能要花10亿美元，蒙特利尔卖屁股也还不起。

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德拉普回到了蒙特利尔。然后他刚一进办公室，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所有的奥运场馆，包括主场馆、自行车馆和奥运村的施工团队，集体罢工了！这场罢工足足持续了两个月，整个场馆建设完全陷入瘫痪。不仅工程毫无进度，甚至还丢了很多建材和工具。

对于德拉普此时的心情，通辽航空一位电台报道到： “房上老鼠，让我接了个大锅 谁让你市长痛苦比上我 看见了美国苏联预算不够 我这没钱的市长往市民的裆里摸 申奥成功，苦等五年多 联邦省里谁来帮帮我 如今啊，我的那些工地工人 他们都离开了窝 奥奥奥奥奥，奥运啊 为什么要这样折磨着我 我也要一算，我也要放手 不想要这痛苦的折磨”

1975年5月，在蒙特利尔城的制高点上，魁北克省长布拉萨召集了省财政局长雷蒙·卡洛、省公共交通工程部副部长克劳德·德鲁洛和资深工程师贝尔纳·拉马尔等人开了个会议。会议主题只有一个：这些工程还能按时完工吗？或者说，这破奥运会还能开成吗？工程师拉马尔的结论十分坚决：不可能，没救了，等死了。布拉萨皱着眉头问：“离奥运会还有一年多，难道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拉马尔苦笑一声：“工程上的事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问题是没钱。蒙特利尔已经没钱继续推进工程了，这事绝对是戈居恩西登没戏了。”

一旁的财政局长卡洛说：“要不，说，羊工还得养人猛呢。最近我们以省奥委会的名义查了一下账。蒙特利尔这几年工程干下来，他们的应付账款绝对超出了10亿美元，窟窿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多。”既然蒙特利尔死定了，那么摆在省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管？

对于这个问题，布拉萨认为还是得管。德拉普死不足惜，可是如果奥运会真流产了，丢的是整个魁北克乃至加拿大的脸。德拉普之前跟联邦签过保证书，这事肯定指望不上中央，所以还得省里管。但是，管也分怎么个管法。在经过多方讨论后，与会的大佬们达成一致：管是管，但绝对不能上赶着管。我们一定要等到德拉普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来求他们。而且，这钱绝不能省里掏，而是要让蒙特利尔自己去还。咱们负责帮他们债务展期。到时候让德拉普睡大街也好，卖屁股也罢，慢慢还去吧。

方案已定，下面就是行动了。从瑞士回来没多久，省财政局长卡洛就把财政报表甩到了德拉普脸上：“市长先生，恕我直言，蒙特利尔要破产了！”德拉普本来还想嘴硬，但当他看到报里10亿的数字时，蒙特利尔的沙皇瞬间慌了。第二天，德拉普来到了魁北克省，敲响了布拉萨的大门：“省长，省里能给点财政支援吗？”

布拉萨面色沉重地思考良久，然后低沉地表示：“不行。”德拉普赶紧装孙子，开始跟布拉萨谈起了情怀，从法裔从包情扯到了国家荣誉感。一句话：“爹，拉兄弟一把吧！”布拉萨说：“兄弟，不是我不管你，问题是没人知道你这个窟窿究竟有多大，你这大坑深不见底，让人怎么填？”德拉普急忙说：“我回去立刻安排人统计，一周内就给出准确数字！”布拉萨笑了：“你给出的数字还有人信吗？几年前你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奥运会不会赔钱，就像男人不会生孩子吗？看眼下这情况，阁下感觉已经生了三胎了呀！”德拉普瘫在椅子上：“那你怎么做才好？”布拉萨想了想：“这样吧，省里派两组人下去，一组清点账目，确定真实收支情况，一组去现场，了解工程实际情况。搞清了情况后，我才好跟议会张嘴啊！”

就这样，1975年年中，布拉萨把财政和工程两组人派了下去。很快，他们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德拉普的心腹尼丁专员收了不少黑钱。之前那个抽象的施工方，暗地里给他送了别墅。第二，经过全面梳理，这场奥运会的成本应该在12亿以上，窟窿至少8个亿。

当8个亿的数字摆在德拉普面前时，德拉普失去了一切理智和手段。布拉萨敲着桌子说：“兄弟，8个亿啊！这钱我只在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上见过。这个数字，省议会不可能同意的。”德拉普有气无力地说：“那你怎么做，省长，您这调道吧。”布拉萨说：“指望蒙特利尔没戏了，你的团队里除了外行就是贪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上到下彻底换掉。”德拉普坐直了身体：“所以你是要抢走我的奥运会？我们千辛万苦的挣来了主板权，最后让省里接管我吧？”

布拉萨一脸的不可思议：“啥玩意啊我跟你抢？要不是为了奥运不停办，不让国家丢脸，我才不管你呢！没说的，省里的方案很简单：第一，所有债务全部由你们蒙特利尔自己担，但省里会帮忙跟银行谈债务展期，同时眼下提供一笔救济费用。至于将来怎么还债，那是你自己的事。第二，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建设工作全部由省里负责，你们的人全都滚蛋！”

德拉普还想再挣扎一下，可是此时已经土埋发迹线的奥运，已经容不得讨价还价了。1975年10月，德拉普终于彻底投降，同意省府接管。1975年12月26日，省公共工程部副部长克劳德·德鲁洛作为新的负责人全面接管工地。一进大门，德鲁洛就在门口贴了一张长到令人发指的黑名单：缺德设计师塔利伯特禁止入内，狗贪官尼丁也禁止入内，所有参加过斗殴、代工、偷窃、闹事的所有建筑工人统统禁止入内，劳工重新找活干活。

在布拉萨的亲自下场下，曾经天天叫板的德德没了脾气。蒙特利尔工会也不会再来捣乱。仅用了一个月，德鲁洛就完成了所有项目的重组，恢复了工地秩序。1975年12月初，他又拿出了新的全面施工方案：所有不切实际和炫技的复杂设计全部被砍掉。主场馆那个大盖子和塔楼全面停工，等奥运会结束再研究要不要继续。当前唯一的重点就是抢工期，大干快上，必须在明年6月前竣工。多方配合下，工程终于走上正轨。由于工期太紧，德鲁洛决定24小时施工。当然了，加班费将来也要蒙特利尔出。

在极限运转下，1976年6月，魁北克省和蒙特利尔政府正式宣布：所有的奥运场馆全部如期完工，开幕式将正常举行。

尾声

当然了，所谓的如期完工并不代表真的可以拎包入住了。实际上，6月份完工的工程只是低配经济型超级毛坯盖板。主场馆的大盖子完全没修，塔楼只修了一半。自行车馆存在严重的消防风险，但由于没有替代方案，只能现场驻扎12名消防员全程监工。观众在进场前要签署免责同意书，万一烧死，本政府概不负责。

1976年7月17日星期六，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场被7万名观众填满。由于工期太紧，观众的座椅几乎都是临时安装的简陋座椅。实际上，直到开幕式当天，还有数百名工人在场地里轮起扫帚，疯狂清理建筑垃圾。甚至在开幕式上，当希腊代表团已经入场时，他们的面前还有大量的杂物和垃圾。工人们只能在镜头外疯狂清扫，尽量为他们开出一条路来。

至于镜头中的半截塔楼、无法被掩盖的启动机、以及遇到有些可笑的开幕式表演，都处处体现着这次奥运会的草台班子程度。由于买家秀和设计图完全不符，设计师塔利伯特先生宣布抵制这个篡改自己设计的恶心仪式。但主办方则说，压根没邀请这缺德家伙。

实际上，蒙特利尔奥运会还有很多遗憾。比如，为了谴责新西兰橄榄球队访问白人南非，20多个非洲国家集体退出了这届奥运会。讽刺的是，新西兰为了抵制非洲国家的抵制，也退出了这届奥运会。但是，即使困难重重，即使缺憾极多，但在各方面的全面撮合下，1976年8月1日，蒙特利尔奥运会还是正式闭幕。无论过程怎样曲折，这场盛会总算对付下来了。

当一切都曲终人散，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经过准确核算，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总成本是14.16亿，而排除了各方面的收入后，净亏损是9.95亿。在省政府的担保下，蒙特利尔不得不认下了这笔天王债。最终，蒙特利尔以所有的奥运场馆为抵押，申请了一次14.71亿美元的超长期贷款。那个本被称作大O的主场馆也从此被称为本地人口中的大债。

为了还债，从1976年10月开始，蒙特利尔开征特别奥运税。这笔债足足让蒙特利尔还到了2006年才结束，正巧好填碾着新旧交替，被本地人称为15天的盛世，30年的负担。奥运结束后，周黑贤的前蒙特利尔市执委会主席尼丁被查。调查人员在他的家里和办公室查获了大量现金，实锤了他的腐败行为。1978年，尼丁以受贿罪被起诉，开除了一切公职。不过，据说他最终只做了一天牢。

至于这一切的肇始者德拉普，蒙特利尔人对他依然比较认可。虽然捅出了奥运会和米拉贝尔机场这两个世界级篓子，但德拉普在市长的位置上一直待到了1986年才体面离开。至于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中臂体育场，其实最后也完成了。那个缺德盖子在造好后一直存放在法国的仓库里，直到1987年才安装完毕。不过，由于设计过于复杂，这个盖子使用起来故障率极高。而且，由于场馆设计不合理，这个大O场馆最终也没有举办过几次棒球比赛，总体利用率低的可怜。

然而，由于拆除成本也是一笔天文数字，蒙特利尔政府又不得不维护翻新这座大O。这座冲天怒指的塔楼就这样嘲弄般地伫立在那，记载着蒙特利尔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奥运历史。

蒙特利尔的米拉贝尔国际机场

2002年，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猫鼠游戏》上映，很快的全球斩获了超三亿美元的票房。然而，虽然电影大获成功，但斯皮尔伯格却有些倦怠。他开始表示自己不想再拍普通的爆米花电影，而是渴望拍一部能让人又哭又笑并对世界充满美好感受的电影。

提出这个想法不久之后，《猫鼠游戏》的编剧杰夫·纳坦森就送来了一个新剧本：一个男人因为身份证件丢失，被迫长期滞留在机场航站楼，在机场生活的故事。虽然本人没有承认，但一般认为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伊朗人梅赫兰·纳赛里。纳赛里因为证件和机票被偷，从1988年起，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滞留了足足18年，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奇谈。

斯皮尔伯格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立刻决定拍摄，并将该电影命名为《幸福终点站》。然而，在影片筹备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却陷入了困难。因为这个故事完全发生在机场航站楼里，必须在航站楼里取景，而且还得是大型的国际机场。

但是，这种机场普遍极其繁忙，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安全上考虑，都不会允许剧组长期拍摄。斯皮尔伯格走遍世界各地，愣是没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机场。让拍的不够大，够大的不让拍。堂堂国际大导演，为了个布景愁到头秃。

然而，正当斯皮尔伯格一筹莫展时，一个加拿大的摄影师却给他打来了电话：“史蒂芬，我知道一个地方，应该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你听过蒙特利尔的米拉贝尔国际机场吗？”

魁北克省与法裔加拿大人

在《通辽宇宙》中，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冷知识：世界上法语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巴黎，而是刚果的金沙萨，巴黎只能排第二。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球法语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也不在法国，而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缺德的殖民者被更缺德的殖民者给缺德的殖民了。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迪埃受国王委派前往美洲，很快找到了一片未被欧洲人发现的土地，就是现在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次年，卡迪埃顺着圣劳伦斯河西进，然后发现了一座岛屿。为了颂圣，他将岛上的山命名为皇家山，音译就是蒙特利尔。

在被当地土著用树皮治好了坏血病后，卡迪埃感激涕零。作为回报，他果断把几个土著人带回了法国。在法国国王面前，饱受酷刑的土著人交代：“在内陆有闪光的黄色和白色石头。”法国老大喜，认为是黄金和钻石，立刻派遣大批人马杀了回去。在折腾了足足五年后，他们才发现人家说的是黄铁矿和石英。

在这场“现实报”后，法国被搞出了财政危机，整个美洲殖民计划受到重创。直到半个世纪后，法国人才因为毛皮贸易重返此地。1608年，魁北克居住区建立。1611年，蒙特利尔贸易站建立。这个卡在湖海之间的关键岛屿迅速繁荣了起来。

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便推便说让一让。随着殖民地油水逐渐丰厚，没过多久，大英势力就跟了上来。英法两国在美洲发生了激烈互动，直到1763年，七年战争中战败的法国将其在加拿大的所有殖民地都割让给了英国。

看起来，大英似乎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也许就在此时，大英开始初步领悟了经典的BBC之问：但是，代价是什么？随着大量的法裔人口被割让给英国，一个新的群体——法裔加拿大人诞生了。这个群体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了加拿大社会。

由于语言文化和英国完全不同，加上历史上还有仇，法裔加拿大人根本不愿意效忠英王，更难以接受自己生活在一个英语国家。尤其是作为天主教社会，法裔加拿大人完全不能接受英国的新教。文化的“不适应”加上特殊的身份认同，让法裔加拿大人迅速团结在了教会周边。天主教会很快主导了魁北克省。

在法裔加拿大人抱团取暖时，大英和加拿大当局则采取了传统艺能：贴标签。如果你看看20世纪初期有关加拿大的电影就会发现，在电影里，那些丑陋、粗鲁、浑身臭味的“反派”角色往往是法裔加拿大人。而英俊、潇洒、智慧的正面角色基本都是英裔。

总之，这些作品像奴隶给人一种印象：这群法国佬是“黏土包子蘸白糖，硬的跟砖头学问囊”，根本不算正经加拿大人。在系统性歧视下，法裔加拿大人成为了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裔人口的就业竞争力显著的落后于英裔加拿大人。

不过，这种情况也不能全怪英加当局。从客观角度讲，在并入加拿大后，魁北克省的法裔地区的发展也确实比较抽象。由于法裔人口团结在教会周边，天主教会影响了魁北克省的方方面面。如果从社会风气上讲，教会的保守作风可能也并非坏事。

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掌控了魁北克的教育。直到二战时期，天主教会依然主导着魁北克的学校。要知道，理工科人才在世俗社会可以发光发热，可是在宗教社会里就只能发光发热了。由于科学教育的落后加上严重的教育腐败，导致魁北克的学校颇有一种“死于2000年入侵军”的美。你跟他谈物理生化，他跟你说“哈利路亚”。学校里教出来的都是旧世纪福音战士，且文凭毫无价值可言。

除了教育落后外，魁北克的混乱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以蒙特利尔为例，作为紧邻美国的经济中心，在20年代的美国发布禁酒令后，全美国的酒蒙子和黑帮开始如奇兵突出般地涌入蒙特利尔。很快，非法赌场、妓院和私酒作坊开始遍地开花。

然而，面对这些地下产业，素来保守的天主教会却体现出了灵活的道德底线。在黑金利益的诱惑下，天主教会果断为这些外国创业者提供庇护。蒙特利尔的治安开始全面恶化。除了黑帮横行外，跨国资本的进入也让蒙特利尔的劳资矛盾极为尖锐，三天两头搞罢工。整个社会是经济基本靠黑产，赌场妓院没人管，意识形态靠教会，司法基本要瘫痪。歌谭跟他们一比都算是安静祥和了。

到了20世纪中期，蒙特利尔的社会已经抽象到了让人无法理解。这是一个拥有上百座教堂，遍地黄赌毒的圣人之城。整个城市像是一个圣洁的棉被，但凡有点办法的企业都不会在这里扎根。作为加东地理条件最好的贸易中心，蒙特利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边的多伦多强势崛起。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师组程千古恨。”二战结束后，面对着城市衰弱的状况，蒙特利尔的有识青年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共同的主题：救亡图存。

寂静革命与蒙特利尔的崛起

对于这个问题，一部分人主张魁北克干脆独立建国，直接脱离联邦。而另一部分人则要求整肃社会，依靠联邦的力量来改变本地的情况。两派人虽然主张上南辕北辙，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天主教会。

从40年代末开始，魁北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们纷纷开始批评天主教会，认为他们应该对本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落后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力量开始逐渐在魁北克省退潮。一大批致力于改革社会的青年政客走向前台。

在这里有情提醒大家，别仗着年轻身子板硬就拼命干，日常身体保养千万别落下！老朋友妙界的A9揉捶颈椎按摩仪记得备上一个。它的揉捏、敲捶双模式我是真喜欢，搬家那会儿我还装了一后备箱拿去送亲戚。今年终于在家族群里成为了最懂事的崽，这还真得感谢咱妙界。不光实力强悍，能拿捏住小伙老太，对付拖延症也很有意思。开年第一更，这不就来了！刚好三八节也快到了，这回我特地整了小活。心碎心静，好运连，三八佳节正当钱。喜庆好礼送体面，犒劳自己天孝颜。现在下单，炸裂连，金末是来快争先。它可是我认证最像人手的按摩仪。上能顺着经络推揉放松，按压斜方肌也能怼进我最酸的店。更舒服的是，它创新的1200次每分钟的高频捶打。我这几个月用下来，肩背状态越来越年轻。所以看到它能做上好评热销回购第一，被大家肯定，我也是很开心。说到这，开学复工，久坐党们也得守护好自己的颈椎。别觉得颈椎病离我们很遥远，你每天这样低头玩手机的时候，脖子承重就高达27公斤，相当于顶了个大胖小子。长此以往，颈椎曲度会慢慢压到变直，甚至反弓，一直压迫到血管神经，还会导致头晕恶心，影响日常生活。所以提前预防非常重要。平时把妙界往背上一靠，它的热灸软化配上按摩强化，就能加速血液循环，恢复肌肉活力。工作娱乐时还能帮着端正体态，边玩边按，身体轻松，效率不减。马上三八节，送长辈朋友选它也不错。语音播报，好上手，力度模式选择也多。像我妈平时看剧会顺便揉腰，三步回来还会用它给推解乏。趁现在活动力度大，评论领券到手低价，保价大促还送运费险。一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还送礼盒装和代写贺卡服务，自用送人都很不错。

这场后来被称为“寂静革命”的变化深刻影响了魁北克省。没人说得清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结果就是：在二战结束的十年之后，魁北克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主教会基本退出了社会管理，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始被联邦力量主导。而在魁北克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寂静革命则拥有一个公认的代表：让·德拉普。

让·德拉普与蒙特利尔的辉煌

让·德拉普，老约瑟夫的“又一信人”。1916年，德拉普出生于蒙特利尔。父亲是个热衷政治的地产商人，虽然经常与本地政客们谈笑风生，却一辈子连个议员都没混上，基本是个政治票友。由于自己没混出头，老爹把从政的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事实证明，德拉普果然不负“拳父”厚望。他很快就表现出了从政的潜质。虽然在法学院里德拉普是个公认的学渣，靠着学霸同学帮忙才勉强拿到律师证。但与我这种嘴笨舌拙，说话没词的人不同，德拉普很早就表现出了极佳的口才。

在二战中魁北克的反征兵运动中，德拉普迅速脱颖而出。他将联邦政府、共产党等各派势力喷了个遍，表示法裔加拿大人绝不会为英王流血，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德拉普迷失了自我，他决定从政，也要竞选市议员。

然而，所谓“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很快，德拉普就知道了啥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直到1948年，德拉普都没有赢得过任何选举。屡次失败的他只能退出政坛，专心当起了律师。直到1949年，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

1949年2月，魁北克东部的四座石棉矿井同时罢工。工人们要求矿主改善劳动环境，起码把石棉粉尘清理掉，工资也给涨一点。实际上，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已经相当卑微。然而，即使这么卑微的要求矿主也不答应。魁北克省长则直接站出来，指责工人们是受共党煽动。

这场罢工最终变成了暴乱，警察逮捕了数百人。而德拉普则被一名工会领袖委任为辩护律师，开始针对整场罢工展开调查。此时调查深入，德拉普深深震惊于蒙特利尔深不可测的黑暗：政客、教会、资本家、黑帮沆瀣一气。罢工工人是对的，这群混蛋根本就没打算给老百姓活路。

带着朴素的正义感，德拉普将内幕对媒体进行了曝光。当这篇《文章》在《责任报》发表后，全国舆论哗然。德拉普虽然得罪了政府和教会，却也收获了不小的声望。

1954年，38岁的德拉普成功当选了蒙特利尔市长。虽然在各路势力的架空下，德拉普的第一个任期几乎一事无成，但德拉普并不气馁。1957年离任之后，德拉普开始深入蒙特利尔各大社区，提出自己的观点：“忘记那些语言和族裔的差别吧，咱们都是蒙特利尔的市民，英裔和法裔的斗争该结束了！”

是的，经过数年的调查和实践，曾经为法裔冲锋陷阵的德拉普完成了思想转变。他意识到法裔加拿大人的敌人并不是英裔国民，而是教会、政客、黑帮和资本家组成的统治联盟。只要这群人还在台上，哪个族裔都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德拉普提出了一个计划：“我要建立一个党。虽然这些年来加拿大的党派比小约翰的周更次数还多，但我这个党不一样。我们不争取什么全国竞选，我们党的活动范围只在蒙特利尔。我要建立一个不受掣肘的市政政府，消除腐败，消除失业。方法也简单，跟邻国库大统领罗共次福一样，我们以工代赈。”

“在市长任上，我已经清点了财政。政府可以拿出七亿美元，改善全城的基建条件。我们把主干道扩宽，修建地铁，建一座能用的体育场等等。只要大家选我，保准大伙儿几年就看到成效。”

1960年，蒙特利尔公民党赢得了绝对多数，德拉普终于成为了“无人掣肘”的市长。而对于“族裔调和”的主张，联邦政府颇有一种“冤家血翻版”的欣慰，开始全力支援蒙特利尔的建设。地铁修起来了，铁路连起来了，1967年的世博会更是由他们主办。

至于政策支持，联邦给予蒙特利尔的企业税收优惠，所有的助学贷款、养老金、全民医保计划都在蒙特利尔优先落地。“一年365次招霞，我给你366次迎芒。”

同时，联邦政府还拿出了一个“会到堪称惊人”的政策。他们向所有的欧洲航空公司要求，要求他们将蒙特利尔作为在加拿大的唯一入境港。要知道，在70年代以前，民用客机的航程还相当有限，从欧洲到美洲要横跨大西洋，只要航程稍远一点，飞机就必须中途加油。蒙特利尔的位置正处于中间地带。

而当加拿大政府推出此项政策后，蒙特利尔几乎垄断了加拿大的国际航班。往来于北美中西部和欧洲的航班必须停靠在蒙特利尔加油。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各大城市的出国旅客也必须在此转机。蒙特利尔真正成为了世界级空港。“顶级玩家顺风局，不用操作纯摸鱼。”随着越来越多的飞机降落，蒙特利尔起飞了。

蒙特利尔的辉煌与米拉贝尔的诞生

在联邦的权力扶持下，德拉普在蒙特利尔的执政就是一个字：正。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市长任上，德拉普几乎从不休息。他每天不到五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午夜，没事就亲自上街巡视。发现任何问题，当场解决，连刑事案件都亲自介入调查。

在整个60年代，蒙特利尔的发展速度堪称梦幻。地铁修起来了，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帝国银行大厦、证券交易大厦等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英法裔市民们的全力配合下，1967年世博会无比成功。蒙特利尔的光芒重新压过了多伦多，成为了加拿大的商业和文化双中心。

时间来到1968年，德拉普在蒙特利尔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政府和议员都全部掌握在手里，成为了“加东小慈父”、“蒙城斯大林”。就在德拉普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时，1968年，德拉普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最新的加拿大总理选举中，皮埃尔·特鲁多当选为新总理。

皮埃尔·特鲁多，前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名义上的父亲。之所以说特鲁多当选对德拉普是好消息，是因为当年帮德拉普拿律师证的那个学霸就是特鲁多，俩人是铁哥们。

曾经兄弟过得苦，如今兄弟开路虎。德拉普不得不感叹“造化弄人”。当了总理后，特鲁多找来德拉普谈话。由于关系极铁，特鲁多也不藏着掖着，一见面就掏出了一份文件递给德拉普：“这是1966年国家交通部对蒙特利尔航空交通状况的调查报告，刚交上来，你看看。”

德拉普接过来翻了翻，顿时脸色大变。报告结论很清晰：由于经济持续走高和政策优势，涌向蒙特利尔的旅客越来越多了。1961年有200万人次，1965年330万人次。如今的1968年刚过半就达到了290万人次。

在此之前，德拉普已经收到了众多市民投诉，表示机场带来的噪音太大。怪不得这种投诉现在越来越多了，航班实在太密集了。特鲁多说：“报告的结论很清晰，蒙特利尔未来的旅客数量很可能会突破机场的吞吐上限，我们必须提前准备。”

德拉普疑惑地说：“不能吧？现在的多佛机场1960年刚完成改造，已经是加拿大最大的机场了。世博会都没超额，将来还不够用？”特鲁多摇了摇头：“城市发展是动态的，眼光必须长远。未来十年或许还够，但20年呢？30年呢？按照估算，1975年，蒙特利尔机场的旅客数至少有800万。到1985年至少有1600万。到1990年肯定突破2500万。到时候还够吗？”

德拉普想了想说：“那就扩建机场吧，时间来得及，我回去就着手准备。但是得说明白，按照规矩，机场是联邦资产，我们蒙特利尔可不出钱。”特鲁多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地。多佛机场附近根本没有空地，就算靠拆迁扩建，将来如果再有需求呢？接着再拆迁？”

德拉普坐直了身子：“你是想建个新的？”特鲁多点头：“没错。”德拉普严肃起来：“你想建个多大的？”特鲁多说：“为了满足标准，新机场至少有四条标准跑道，以年旅客吞吐量5000万人次为基准。新机场建成之后，多佛机场可以拆掉，把土地空出来随你们开发，怎么样？同意不同意？”

德拉普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同意！就这条件，别说现在同意，哪怕让我天天中彩票我也得同意啊！可问题是，蒙特利尔是个岛，土地早就填满了，根本没有地啊！”

特鲁多一脸奸笑：“对，所以这机场就不会盖在蒙特利尔，而是要建在蒙特利尔以外，魁北克省的省属土地里。这就需要你们配合联邦把机场的问题炒作起来，到时候咱们上下发力，让省政府出地，给你们修新机场。”

米拉贝尔机场的选址与征地

1968年7月，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批准了蒙特利尔新机场的筹建计划。交通部长保罗·赫利尔奉命就选址问题跟魁北克省政府展开谈判。而对于修机场的提议，魁北克省府几乎没给任何阻力，原因非常黑色幽默。时任魁北克省长丹尼尔·约翰逊此时恰好“心脏病死了”。省府的大佬们忙着内斗呢，谁也顾不上管占地这事。

在德拉普的协调下，蒙特利尔市政府提供了东西南北足足20个可供选择的地点。经过几轮考察，到1968年末，只剩下了正西、正南和西北等几个选项进入决赛圈。

在决赛圈的几个地址中，德拉普最相中的南边的圣阿马布尔首先被排除。虽然这片土地开发程度很高，但由于距离美国的领空太近，因此直接被放弃。交通部长赫利尔趁势提出：“既然南边不行，西边的沃德勒伊·多利翁怎么样？”赫利尔滔滔不绝地说：“西边的沃德勒伊离市中心不算太远，而且这里处于两条大河的夹角，跟安大略省全面接壤。征地成本非常便宜，交通也很方便呢。”

德拉普冷笑一声：“拉倒吧，你这点想法谁不是下午蹲照CT一眼看穿的？这地方离首都渥太华也不远，怎么着？名义上机场是给蒙特利尔修的，实际上是给京爷们准备的？”赫利尔理直气壮：“那咋了？毕竟是联邦出钱啊，在合理的基处上照顾下其他城市也没什么问题吧？”

德拉普想了想：“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可是，此时旁边的一个男子却突然开口：“既然要照顾其他城市，那为什么一定是渥太华呢？照顾一下本省的首府魁北克市也是可以的吧？”赫利尔一脸不爽：“何人在次插言？一边呆着去！”

德拉普赶紧拉了他一把：“部长，别小看这个年轻人，他叫罗伯特·布拉萨，是省议会最年轻的议员。据说已经锁定下一任省长的位置，想想吧，不到40岁当省长，说话留点神。”赫利尔顿了一下，立刻换上笑容：“哎，我当谁呢？原来是布哥老弟。阁下有何高见？可以全权代表省政府吗？”

布拉萨冷冷的收：“代表不了我能出现在这？至于我的看法，简单，咱把机场建在这，正东边的德拉蒙德维尔。这样就连首府魁北克市也能跟着借光。魁北克省的机场照顾魁北克自己的城市也没什么问题吧？”

德拉普的脸都绿了：“不是兄弟，你这就没意思了。你选的地方离蒙特利尔足足90公里远，跑一趟车都能开没油了，这根本不现实好吧？”布拉萨满不在乎的说：“照顾一下兄弟城市吧，你克服克服。怎么？你不是魁北克人？”

这态度直接把德拉普惹毛了：“就是论事，我克服的意义是啥？你说那个地方离魁北克市足足140公里，这光你根本也借不上啊！”布拉萨毫不在意：“无所谓，我们也克服克服。再说，渥太华离西边的选址不也有100多公里吧？京爷们都不嫌远，我们基层就更不挑了。”

赫利尔赶紧插话：“你这么闹没意义，这事是联邦项目，省政府没资格做最终决定。”布拉萨大手一挥：“行，联邦说了算嘛。但是别忘了，土地可是我们魁北克省出。大不了一拍两散，这破机场咱们不修了！”

眼看着越说越崩，德拉普赶紧“和稀泥”：“别别别，兄弟，咱都是为了把这事办成，你给个现实点的条件，咱们慢慢谈。”布拉萨白了德拉普一眼：“缺心眼的玩意儿，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你是不是楞？”德拉普一脸茫然：“啊？”

布拉萨说：“我问你，蒙特利尔要这个机场干什么？”德拉普说：“为了满足未来的航空需求啊！”布拉萨说：“当然了，这玩意儿眼下的建设也能拉动经济和就业。”布拉萨冷笑：“那我问你，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哪个税率更高？”

德拉普茫然：“魁北克省高啊！上次我们办世博会亏空了，一直税率都比邻省高。”布拉萨敲了敲桌子：“说到这你还不明白吗？你们蒙特利尔盖机场，机场挨着安大略省边境，那边税还更低。人以后凭什么还住在蒙特利尔？人都走了你还跟谁收税？最后不都便宜了安大略省吗？”

德拉普猛然一拍桌子：“他娘的狗联邦，你们是光着屁股跳芭蕾，转着圈的不要脸了！”转瞬之间，德拉普和布拉萨就统一了战线：“不行，机场绝不能建在安大略省边境附近。如果联邦一定坚持，我们大不了不建了！”

赫利尔甚是心累，但也只能退到中来。最终，1969年3月，三方完成妥协，新机场选址在了蒙特利尔西北60公里的圣斯克·拉斯蒂克附近。现在，网上普遍说魁北克省是不想让渥太华占自己便宜，强行让机场离对方更远。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渥太华跟两个地址的距离相差不大，只是最后选定的那个离两省边境更远而已。

选址确定后，三方终于放松了一些。布拉萨对赫利尔说：“部长大人，给我们交个底呗，新机场准备修多大？我们也早做准备。”赫利尔嘿嘿一笑：“总理说了，要建成全球最现代化、最便捷，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机场。交通部是要拿这个工程破纪录的。”

布拉萨和德拉普非常惊訝：“搞这么大？那得花多少钱啊？”赫利尔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本厚厚的规划书：“自己看，六长一短足足七条跑道，六座航站楼，年旅客吞吐量超6000万人次，你以为爷吹牛不打草稿吗？”

德拉普皱着眉头翻着规划书说：“你这顶多就算吹牛前打过草稿，这么大的工程，你就算去抓黑奴几年也干不完呢。”赫利尔说：“你不懂了吧？我们的施工是分阶段的。整个机场我们打算分30年完成，每期大概盖三分之一，全部工程到2000年才会搞定。”

德拉普问：“30年？这进度也太慢了吧，我们可等不及。”赫利尔说：“你是不是傻？建成了第一期工程后，你就可以分流航班了呀！多佛保留国内航班，新机场承接国际航班。蒙特利尔不是转机多吗？旅客下了飞机必须乘车去另一个机场转机。他不消费吗？你不赚钱吗？而且，等第二期工程完工后，多佛机场就可以拆了，你不是白捡块商业用地？”

德拉普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可是，旁边的布拉萨却一拍桌子：“不对，总征地四万英亩。一般一个机场也就一两万英亩，你搞这么大干什么？京津冀一体化吗？好家伙，让我们魁北克遍地来了！”赫利尔连连摆手：“那都是客观需要啊！前面不是说过吧，咱们要建的是最现代化、最便捷的机场。既然要现代化，那必须配套全嘛！登车区得有吧，停机坪得建吧，银行、诊所、购物，哪样都不能缺吧？这些哪个不需要用地？”

布拉萨立刻反驳：“那也用不了一百多平方公里吧！”赫利尔说：“在机场之外，我们还要设一个面积很大的噪音隔离区啊！多佛机场不就是离居民区太近才屡屡被投诉吗？”布拉萨大怒：“你拉倒吧，新机场附近都是庄稼地，你怕田里的苞米投诉你吗？”

赫利尔笑了笑，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份规划书：“行吧，反正早晚你也会知道。其实吧，咱们联邦也不富裕啊，所以，我们打算在附近搞一个工业园。”布拉萨和德拉普一脸疑惑：“啊？”赫利尔微笑：“机场的噪音很大，噪音隔离区里肯定不能住人，但可以干点别的吗？比如针对货运弄个配送中心，又或者把外贸企业直接搬到附近，形成一个综合工业园，你们应该能够理解吧？”

布拉萨和德拉普瞬间明白：“这是个好事啊！有了机场，前期基建就有了基础，而且，机场落成后，必然带来巨大的客流。再加上货运功能，如果工业园建成，这种好地企业还不得抢疯了！”

于是，布拉萨脸上立刻浮现了笑容：“联邦实在是太为人民考虑了！不行，省政府也要让人民免受噪音污染，噪音隔离区必须再大一点！”德拉普也赶紧表态：“蒙特利尔人民也需要噪音隔离，噪音隔离区必须得划给蒙特利尔一份！”

就这样，几天之后，已经亲如“义父义母”的三兄弟，终于算出了总征地面积：9.7万英亩，392.5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是什么概念呢？上海浦东机场总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只有蒙特利尔新机场的八分之一。更直观地说，当年蒙特利尔市区总面积也不过360平方公里，机场规划区比蒙特利尔的城市还大。

然而，当计划确定后，负责审计的毕马威的会计师都傻了。按原来的计划，机场建设只需要征地，完全不涉及拆迁。如今弄成快10万英亩的规划区，那就要拨出近一万人的拆迁补偿问题。这钱从哪来？当提出这个问题后，省政府的布拉萨大手一挥：“什么补偿？补偿啥？把这些人集中起来，给他们修个新小区完事，这事我们魁北克省就办了。”

布拉萨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套路。拆迁？什么拆迁？我们压根没有征地，只有“合村并社”。给农民的钱不是征地补偿，而是资助，这价格可不一样。

1970年3月，省政府突然宣布征地开始，只说有补偿，却绝口不提补偿标准。但限定四个月内必须结束。正当老乡们一头雾水时，各地开始出现了政府专员：“老乡们，现在政府要建机场了，改天换地，这个计划上利朝廷下利你们，好机会不能错过呀！现在只要签个字，就可以当联邦租户，政府的赔偿没有1000万也有1000块，还可以分房子！”

实际上，所谓“联邦租户”，相当于让村民放弃全额征地补偿，同意集中安置。而那些所谓政府给的房子，过了机场建设期后，也是要继续交房租的，根本不是送给农民住。然而，魁北克老乡们都是些本分的农民，哪里懂这些弯弯绕绕。大部分人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而对于那一少部分不愿意签字的，省政府也有的是招数和手段。很快，一些钉子户家里开始意外失火。消防员倒是很快到达，可是却不急着灭火，而是做好了隔离，等房子烧成白地后再撤离。怎么样？没脾气了吧？

靠着多管齐下，省政府很快完成了征地工作。1970年6月，在立项不到两年后，蒙特利尔新机场正式开工。

米拉贝尔机场的衰落

嗯，其实我知道大家在期待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没有超支，没有延期，没有环保组织捣乱。整个工程的进展那是如同小约翰更新，准时准点啊！

1975年4月，一期的两条跑道和航站楼基本完工。10月4日，在联邦交通部长奥托·朗、魁北克省长布拉萨和蒙特利尔市长德拉普的共同见证下，蒙特利尔米拉贝尔机场正式启用。完成启用仪式后，德拉普长舒一口气，最近几年点子实在太背了，如今总算有件开心的事了。

从新机场立项以来，德拉普就感觉日子越过越苦。首先，随着蒙特利尔的大发展，魁北克的分离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全面抬头。很多法裔居民完全无视联邦的大力扶持，反而认为魁北克的发展都是我们本地人勤劳肯干的结果，应该赶紧脱离狗联邦，独自美好。

1970年10月，极端民族分子搞出了一起震惊全球的绑架案，让蒙特利尔政府焦头烂额。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蒙特利尔正在全力筹办1976年奥运会。这场被载入史册的奥运会筹办工作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灾难。预算的极度超支彻底击垮了蒙特利尔财政。作为第一责任人，德拉普市长此时已经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蒙特利尔人天天念叨“生蛋净摸”德拉普。他迫切需要一点好消息来挽救自己的形象。

因此，德拉普私下拉着交通部长说：“部长阁下，航班分流的事咱们得抓紧点，蒙特利尔这几年不太平，抓紧办吧。”部长倒也体谅他：“放心吧，航管那边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分两步走，所有国际航班在一周之内就会转到新机场来，国内航班暂时还留在老机场，到1982年第二期工程完毕后就迁过来。”

德拉普连连道谢，欣慰的期待着蒙特利尔航空业的未来。然而，欣慰了没过一个多月，某一天，世执委会主席杰拉德·尼丁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市长，我这边接到的航空相关的投诉越来越多了，很多旅客都在骂娘。”

德拉普大吃一惊：“为啥呀？新机场不是刚启用吗？有啥不满意的呀？”尼丁苦丧着脸说：“大家投诉的理由相当一致，新机场太远了，离市区足足60公里。”德拉普很不解：“这算啥毛病？比这距离更远的机场有的是，这帮人找茬吧！”

尼丁摇了摇头：“还真不是，比米拉贝尔还远的机场有，但人家都是综合机场，国际和国内航班在一个地方，旅客转机很方便。咱们蒙特利尔的旅客大多数都是转机，咱们这多佛只飞国内，米拉贝尔只飞国际，想转机就得跑60公里。”

德拉普突然感觉被浇了一头冷水：“天哪，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尼丁接着说：“而且，为了抢奥运会的工期，原计划的连接两个机场的轨道交通压根就没施工。现在新机场到市区没火车没地铁，甚至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转机至少也要一个小时。有朋自远方来，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旅客能不骂娘吗？”

德拉普着急地说：“我马上找联邦交通部，请他们赶紧启动轨道交通建设。你们赶紧多组织点公交车，在两个机场间设置直达摆渡车。”当然，德拉普也明白，摆渡车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想解决这种大客流摆渡问题，最终还得靠地铁。

但是，德拉普此时面临一个可怕的问题：没钱了。虽然德拉普和自己的老朋友特鲁多一样，都是清史留名的优秀领导人，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不重视财政纪律。在特鲁多上任后，加拿大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飙升。到1975年，联邦各部已经不允许再上马任何新工程。没有钱，所谓的轨道交通自然也如同小约翰拖更，根本不可能了。

轨道交通修不上，米拉贝尔机场的名声自然越来越差。客流量一降再降，联邦也跟本不敢再修第二期工程。德拉普心急如焚，多次找交通部商量：“爹，求你了，帮帮老弟吧！赶紧修第二期吧，修完了咱们就把多佛机场关了。再不下去蒙特利尔会被拖死的！”

然而，交通部长也只能苦笑：“你当我不想建吗？可谁出钱呢？再说，关闭多佛机场，你们蒙特利尔市民现在也不干呢！”德拉普想了想：“要不暂时先把国际航线调回老机场，先解决转机问题呢？”部长说：“前后40亿加元砸进去，修出了个新机场不用，信不信咱俩出门就被打死？”

由于没有任何办法，德拉普只能死撑。事实证明，发昏是当不了死的。很快德拉普发现，不仅米拉贝尔机场的旅客在不断减少，多佛机场的客流量也在持续下降。调查了一下原因，德拉普发现了一个更绝望的事实。

在70年代以前，由于客运飞机航程有限，欧洲和北美往来的飞机必须换乘或者中途加油。这才让蒙特利尔获得了核心空航的地位。然而，随着技术进步，进入70年代后，大型双通道的宽体客机开始普及。这些长航程的飞机根本不需要中途加油。再加上蒙特利尔现在这揍性：“拉倒吧，延吉哥多花点钱也要买直达航班，还两个机场间摆渡，玩蛋去吧！”

所以，在米拉贝尔机场投入使用后，哪怕在举办奥运会的1976年，吞吐量也只有290万人次。其他年份则都在稳步下降。由于客流不足，原定的工业园区计划也基本告吹。机场扩建计划更是完全放弃。更可怕的是，由于换乘旅客大大减少，整个蒙特利尔空港的地位都在迅速下降。联邦政府花了40亿加元，给蒙特利尔挖了一个大坑。

蒙特利尔的衰落与米拉贝尔的关闭

时间进入80年代中期，一种愤怒的情绪弥漫在蒙特利尔乃至整个魁北克。随着地方民族主义泛滥，越来越多的英语人口选择离开。德拉普多年来经营的族群团结主义彻底破产。蒙特利尔飞速发展的进程也被拦腰打断。

1984年6月，特鲁多总理下台。听到消息时，德拉普百感交集。几年以来，疾病和失败的奥运会，让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市长风光不再。如今，年过花甲的德拉普只有一件事放不下：米拉贝尔机场。

现在的米拉贝尔机场，已经不仅是被旅客放弃，而是连航空公司都放弃它了。最初，由于联邦的政策，国际航空公司只能降落蒙特利尔，但这并不符合市场规律。70年代后期，随着多伦多又一次崛起，多伦多机场屡屡对联邦抗议：“凭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国际航班？联邦这是违背市场规律，干预正常经营！”

由于事关政治正确，联邦政府不敢再偏心，只能允许各大城市承接国际航班。至此，蒙特利尔航空业失去了最后一道保护。“别人哥哥是大哥，就你一个电动车。”米拉贝尔机场彻底玩完。不仅客流量暴跌，连航空公司也不愿意再维持航线。由于客流量太少，周边的商圈和配套服务纷纷倒闭。这进一步加剧了机场的萧条。

到了这一步，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那唯一的解决方案：把这破机场关了，只保留多佛机场，赶紧止损吧。然而，德拉普此时却得到了一个黑色幽默般的消息：米拉贝尔附近的居民们坚决反对机场停运。当年因为征地而失去土地和生计的百姓们，如今全靠给这个破机场打工过日子了。你把它关了，我们吃什么？

在综合了所有因素后，德拉普终于放弃了最后的努力。1986年6月，德拉普宣布退出政坛。这位毁誉参半的传奇市长最终于1999年去世，享年83岁。

1999年，加拿大交通部长贝努瓦·希特·布沙尔公开向当年被不道德征地的受害者致歉，承认米拉贝尔机场是个巨大的错误，并将8.1万英亩的土地归还给了原主。当然了，归还土地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联邦准备甩锅。土地发还后，交通部立刻将机场运营权转交给了地方。蒙特利尔机场随即承担起了每年数千万美元的维护费用，赔得都快当裤子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名声已经臭掉，蒙特利尔彻底失去了第一空航的地位。“好汉不提当年勇，蒙迪专胡勒烂干。”新机场开通后的蒙特利尔，不仅被多伦多、温哥华甩在身后，甚至一度让卡尔加里排在前面，只能排全国第四了。

1995年，联邦将多佛机场运营权也交给了蒙特利尔。手握两个机场后，赔得“龇牙”的蒙特利尔必须做个决断了。1997年，多佛机场恢复国际航线运营。2004年10月，米拉贝尔机场的客运服务正式终止。这个设计吞吐量2000万人次的机场，关闭当年只有92万的客流。终于结束了。

本来这个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如同柏林机场填补了德国没有笑话的空白一样，米拉贝尔机场成功诠释了“一加一小于一”的数学奇迹。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米拉贝尔机场关闭之后，这个故事居然很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在2004年客运服务终止后，由于控制场地极多，米拉贝尔机场意外成为了影视作品取景的宝地。多年来承接了如《幸福终点站》等众多影视项目，其租金完全覆盖了航站楼的维护费用。除了航站楼外，机场的跑道也没浪费。

2006年，一名国际赛车企业的高管，意外地发现了这个“萧条的机场”。他瞬间意识到，这些控制的跑道太适合赛车了。很快，米拉贝尔机场就成为了赛车圣地。各大赛车企业的租赁请求应接不暇。随着比赛日渐增多，原来机场附近的那些半死不活的餐饮酒店都跟着恢复了活力，重新繁荣了起来。

没过多久，一家名叫“蜻蜓”的公司紧随而来。这家公司运营的业务非常特别：私人飞机。对于私人飞机公司来说，像米拉贝尔这样宽敞安静、设施齐备的场地，那是打着赵明南都难找啊！蜻蜓公司很快租赁了米拉贝尔机场大量的场地，后来甚至把总部都搬了过去。

没过多久，新的业务也跟随着而来：飞行学校。放眼全球，还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教学吗？这是纯纯的飞机路试机场，航空科目三呢！在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业务进驻后，蒙特利尔机场公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亏损居然迅速收窄。而且，机场附近的商业环境也起死回生，甚至连当年赫利尔等人构想的工业园都回来了。

进入2015年，米拉贝尔机场不仅亏损收窄，甚至还实现了盈利。所谓“本意是坏的，是下面人把事给办好了”。从结果来看，关闭客运业务反而拯救了米拉贝尔机场。靠着黑色幽默般的转运，这个失败的机场居然实现了“起死回生”。

然而，米拉贝尔机场的复活却很难拯救蒙特利尔。原因是，大家应该在前文已经注意到了，除了修建新机场，蒙特利尔市长德拉普还犯下了另一个错误。而那个错误，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因为它叫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一代巨星的陨落

2016年1月，一个突然的消息震惊了美国乐坛。世界摇滚乐的殿堂级巨星，前老鹰乐队成员格伦·弗雷在医院病逝，年仅67岁。在世界音乐史上，老鹰乐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格伦·弗雷去世的消息传出，全球各地的乐迷都表示悲伤。连跟格伦·弗雷较劲了几十年，闹到老鹰乐队不得不解散的乐队成员唐·费尔德都非常难过。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自己深感悲痛。

“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吃顿饭，聊聊往事，然后握手拥抱，像朋友一样告别。”

对于老鹰乐队的内讧往事，始终是记者们关心的热门话题。格伦·弗雷死后，记者们又去采访乐队的鼓手唐·亨利。亨利也感到十分感慨，他带着无限的怀念回忆起了乐队初创时的甘苦。结果，亨利刚刚开了一个头，就被一个记者打断。

“等等，您是说，当年那场史上最糟糕的音乐节，你们也参加了？”

音乐经纪人的困境

1971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伯特·亚历山大正在双目无神的看着一个歌手在舞台上卖力表演，但他却毫无兴奋可言。作为一个演唱会经纪人，亚历山大此时又一次确认，自己确实没有干这行的天资。在美国音乐经纪人圈中，出生于1943年的亚历山大虽然称不上是举足轻重吧，至少也可以说是籍籍无名。这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小伙，一辈子一直努力上进。从军队退伍后，亚历山大来到好莱坞追逐音乐梦想，但很快他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

“虽然是金子总能发光，但我是个老铁。”

虽然极度热爱音乐，但亚历山大确实没有天赋。因此，他在加州坚持了两年后就不得不转行，开始从事演唱会推广和策划工作。现如今，自己已经在这行坚持了八年。八年以后，亚历山大逐渐明白，自己虽然做音乐人可能有些失败，但做演唱会推广也是很不成功的。虽然在这八年里，亚历山大也赚了点小钱，但他却从未真正成功过。他始终找不到能刺激乐迷情绪的点，只能简单模仿别人的模式，没有策划过任何让人印象深刻的演唱会，甚至都没有走出过小小的印第安纳州。

比如这次跟歌手罗伊·奥比森的合作，对方作为美国的一线大腕，自己为他筹办的演唱会居然能观众寥寥，在场的人也没有半点热情。

“这简直邪了门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就在亚历山大怀疑人生的时候，一个文雅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这他妈真是一场糟糕透顶的演出！策划他的人应该把脑袋塞进牛屁股里自杀！”

听到这句扎心的评价，亚历山大勃然大怒。他摁摁转过身就是一声断喝：“谁说的，你！”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亚历山大之所以变得如此温柔，是因为他看到评论的这位大哥是身如铁塔195，14宗熊背如虎，200多斤大力士，阎罗恶鬼战地虎，而且还是一身嬉皮士装扮。惹他的后果很可能是直接跌入物理碾压线。于是，亚历山大只能苦笑着说：

“这个演唱会就是我策划的。”

嬉皮士有点不好意思，只能善善地说：

“其实这个演唱会也不是一无是处了，比如，比如这个音响设备就挺好的嘛。对，设备挺专业的。”

亚历山大都快哭了：“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确实很失败。可我就是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奥比森是最好的歌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嬉皮士想了想说：“其实也简单，人不对，方法也不对。”

亚历山大赶忙追问：“怎么不对？”

嬉皮士嘿嘿一笑：“奥比森确实是顶级的音乐人，但他属于那种录音棚歌手，他的作品适合在收音机里听。放在舞台表演，动作少，没煽动力，跟观众根本没互动，现场效果怎么可能好？”

亚历山大一拍大腿：“有道理啊！兄弟，你继续说，方法不对是啥意思？”

嬉皮士说：“现在这年头，演唱会模式早就过时了。你也知道现在摇滚乐最流行，最有消费力的人是嬉皮士。嬉皮士哪有听歌的时候死坐着的？你就应该把台下的椅子全拆了，让他们摇。再在舞台之外搞一大块空地，到时候帐篷一搭，叶子一飞，玩个一天一夜都没问题，这才叫自由啊！”

亚历山大顿觉醍醐灌顶：“哥们懂行啊！怎么称呼？”

嬉皮士哈哈一笑：“我叫汤姆·邓肯。”

亚历山大一把抓住邓肯的手：“兄弟，有兴趣一起弄个你说的哪种演唱会吗？”

这下邓肯反而犹豫了起来。他知道吹牛和做事之间的区别。于是解释说：

“不瞒你说，我以前也是个音乐经纪人。前面说的那种，其实已经不能叫演唱会，应该算音乐节。现在英国美国都已经有了不少。这玩意儿时间特别长，要请很多乐队和歌手，而且，对场地、人手、舞台、资金的需求也很大。干这事之前，咱还真得瞅着点儿钱，想想自己配不配。”

亚历山大想了想说：“我觉得没问题。我干这行有些年了，歌手的资源我也有，我们可以先搞个规模小一点的试水。至于资金问题，我能拉企业赞助充底，无非就多做点儿广告嘛，甚至可以企业都出点儿赞助，然后以他们的名义作为活动主题啊！”

邓肯也来了精神：“对呀，演出的场地我们可以搞成封闭式的。反正音乐节时间很长，我们可以在里面拍卖专卖权。嬉皮士吃饭买东西都是消费力啊！这样也许都不用靠卖票，光靠企业赞助，咱们就能回本！”

广告时间：妙界按摩仪

两人越说越投机，很快决定合作。亚历山大负责音乐节策划，邓肯负责宣传，利润五五分成。

“哥们跟你干了！”

这的时候，不仅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好朋友妙界。我俩的合作也是如此的合拍。他负责用~~至尊肩颈按摩仪的大师模式和热灸探~~提供技术支持，而我负责努力周更。大家别看~~商务小姐姐催更嘻嘻哈哈的，其实每次都顶着老板巨大的KPI压力，为了画面效果好又是自己做表情包又是写新春对联，纯纯是为爱发电了~~。所以，各位要是有需要真的可以支持一下。~~他家按摩仪我用了好几年了，揉捏到位，放松效果好，品牌也很靠谱。刚好马上要过年了，大家买来犒劳自己或者孝敬长辈都很合适。妙界还给粉丝们安排了全年最低价，承诺保价一年，买贵退差，现在入手非常划算。像我妈最近就催着我再买几个，打她送亲戚呢。妙界的大师模式是连他们是老一辈都自认可向人首的。夹揉后脖颈和斜方肌的力度很深入，按摩头还会怼着穴位揉捏打转。这一年多用下来，肩背跟着我没吃过一天苦头。难怪能一直霸榜各榜单。大家对自己的肩颈也要好一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了颈椎草，七椎变症状了。一开始都是肩膀酸，脖子疼，有时甚至会出现头晕现象。如果没有及时缓解肌肉劳损，老至颈区变值，发展成颈椎病就不和逆了。要我说，趁早用上妙界准没错。艾灸探热敷面积大，热量足，搭配持续按摩，肌肉能很快恢复弹性，支持颈椎。大家平时就把它后背后，上班写作业都不耽误。爸妈那份我们也可以自觉送上。他们攒了大辈子酸痛，是时候该享享福了。我爸妈用的就很勤，每次散步回来都拿它揉揉腰和腿。比替都喜欢了。小伙伴们，趁现在年货节领券，比价就能到手。作为按摩类的抄不案，妙界品质和售后也都有保障。下弹送精美礼盒还能带喜贺卡，大家都别错过了。~~

首次成功

没过多久，亚历山大就找到了一家冰淇淋公司，愿意赞助一场冰淇淋音乐节。继而，两人在印第安纳州的范德堡县埃文斯维尔市租下了一个棒球场。这宽敞的场地完美的符合了音乐节的要求。很快，1一支参演团队也邀请完毕。亚历山大正式宣布，1972年7月2日，自由音乐节暨冰淇淋社交节即将盛大举行。在短短不到两天的时间里，6000张预售门票就被乐迷们抢光。很多没想到票的人甚至提前到体育场外搭帐篷，就为了到时候听个响儿。

由于门票销售火爆，当地餐饮、酒水等供应商也都热情赞助。音乐节还没开始，哥俩就赚的盆满钵满。而在活动当天，被当地居民们形容为公战80地狱的人群蜂拥而至，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全城。现场的演唱足足持续了14个小时，所有观众都如痴如醉，让这场音乐节好评如潮。看着狂欢的嬉皮士们，亚历山大终于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他激动的对邓肯说：

“汤姆，咱俩终于站着把钱赚了！你这个创意太好了！那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邓肯也来了一句：“办一场更大的！”

筹备史上最糟糕音乐节

对于办一场更大的音乐节，亚历山大和邓肯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更大的音乐节要如何办呢？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的想法很简单，把所有的环节都普肉普拉丝一下就好了。把时长从一天一夜延长到三天三夜，场地从1万平米扩容到10万平米，歌手乐队从10个增加到40个，门票从6000张变成6万张。

“你就说够不够大吧！”

眼看着钱途亮的堪比超新星沃发，哥俩立刻行动起来。靠着上次音乐节的成功经历和不错的人缘，很快亚历山大就邀请了拉维·香卡、乔·科克等数十位顶流歌手和乐队，同意以友情价出演。为了弥补演出空隙，亚历山大还找来了若干不出名的乐队垫场，比如其中就有一支叫做老鹰乐队。当时这支只发布了一张专辑的新乐队，毫无名气。亚历山大还不知道，几年以后他们将为世界贡献一首传世神作——加州旅馆。

确定了参演阵容后，邓肯开始制作宣传海报。随着预热全面铺开，很快一家主营苏打水饮料的公司找上门来，愿意出巨资冠名这场音乐节。亚历山大粗粗一算，一张门票按25美元算，上一次卖了6000张，这一次咱不多说，卖个5万张吧，再加品牌赞助。

“我的妈，这是要发大财呀！”

万事俱备，只欠选址。然而，当哥俩开始寻找音乐节场地时，两人傻眼了。1972年8月，亚历山大找到了之前合作的埃文斯维尔市长罗素·劳埃德，准备谈一下场地租赁问题。结果，劳埃德市长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

“不行，给多少钱都不行，你们俩再也不准在老子这儿搞任何商业活动！”

亚历山大非常不解：“为啥呀？之前的租金我们也没拖欠啊，合作不挺愉快的吗？”

劳埃德市长一声冷笑：“愉快？走，给我走！”

说罢，劳埃德薅住亚历山大的衣领，直接把他拽到了上次音乐节的棒球场。

“好家伙！场地里的垃圾多到耗子进去都得开导航。沿途的很多建筑墙被扒倒，玻璃被砸碎。由于垃圾放得太久，有的都已经被发酵了。”

劳埃德市长一连悲愤：“就你给那点儿租金，都不够垃圾清理费的！这都还在其次，主要那帮嬉皮士一个一个跟疯狗似的，抽起大麻来，总统路过都得挨两下。上次来了几千人，我靠着从隔壁市借警察才勉强镇住。这回来几万人，还不把整个城市拆了呀？不行，坚决不行！”

听了市长的吐槽，亚历山大很不好意思。但这事儿也不能到此为止，宣传都打出去了，选址还是不能停的。印第安纳州又不是没有别的地方了。隔壁切德勒市也有场地，还更大。

“我无非就多花点儿钱呗！”

果然，在亚历山大提出场地租赁请求后，切德勒市长欣然应允。既然地址已定，亚历山大就开始全面推进。媒体预热和文票预售同步展开。

“各位摇滚乐爱好者，全美国最大规模的音乐节就要来了！数十名顶级音乐人带来三天三夜的顶级狂欢！从9月2日一直持续到9月4日，还等什么呢？快来买票吧！”

然而，就在预售工作全面展开，亚历山大和邓肯准备坐等数钱时，一通惊天霹雳传来了。切德勒市长通知亚历山大：

“不好意思，你们的场地我们不租了！”

不租的原因是，从预售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嬉皮士就来到了切德勒安营扎寨，其惊人的破坏力震惊了市政厅。同时，隔壁埃文斯维尔的惨状也传到了切德勒。因此，市长听果断决定：

“不租了！你这钱给多少我，我也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这下亚历山大真傻眼了，只能紧急另寻他处。然而，两个市长听的决策很快传遍了全州，整个印第安纳州没有一个地方敢租给亚历山大。可是，此时的门票已经预售了两万多张，跟所有乐手的演出合同也已经签订了。如果这时候说音乐节取消，钱的损失且不说，光是愤怒的嬉皮士就能把哥俩活吃了。眼看着演出时间越来越近，亚历山大急的满嘴大炮。他对着印第安纳州地图抓狂：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地方了，真的没地方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旁边儿的邓肯说：“要不我们不在印第安纳州搞，去隔壁伊利诺伊州，再不行就肯塔基、俄亥俄。美国这么大，还没个地方办音乐节了？”

亚历山大一连无语：“你这不放屁的磕儿吧，咱俩根本没有其他州的推广人资格，根本办不下来互动许可。要不然我用等到今天？”

这回邓肯也没招儿了，他猛灌了一口威士忌：

“要不咱俩想想怎么死不那么痛苦吧，你抽大麻，能不让人抽死不？”

此时，亚历山大突然愣住了。他凝视着印第安纳州地图，突然指出了一个地方，疑惑的问：

“哎，这地图是不是有问题？这地方明明连着印第安纳，为什么标注的是伊利诺伊？”

作为印第安纳的坐地户，邓肯凑了过来：“哦，地图没错，这地方确实是伊利诺伊州的。它是格兰德河规则的产物，名字叫公牛岛。”

“哎，对呀！公牛岛！”

法律漏洞：公牛岛的诞生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宿命这回事的话，那么公牛岛的诞生也许就是为了帮亚历山大凑成这场音乐节。在1816年，美国政府为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划界时，两个州之间很自然的以南北流向的沃巴什河作为天然的分界线。然而，19世纪中期，沃巴什河发了一次超级洪水，河流改道了。改道后的河流转而向西，把西岸的一大片土地切到了河道东岸。而这片土地就成为了公牛岛。从地图上看，公牛岛的造型都很有通辽神韵。由于是被河流切割而成，公牛岛三面环水，只有一侧的土地与东岸的印第安纳州相连。若按正常划界，这块已经与伊利诺伊州脱离接触的土地，肯定应该被划到印第安纳州管理。然而，根据美国的格兰德河规则，河流改道并没有影响原定的土地划界。所以，公牛岛依然属于伊利诺伊州管理。

具体来说，伊利诺伊州的管理方法就是管个屁。由于没有陆路连接，只能乘船过去，加上岛上本来也没啥人，伊利诺伊州根本就不管公牛岛，直接把这个岛卖给了私人。二战以后，一个叫艾尔文·哈格多恩的人买下了公牛岛，并且把土地租给了一些农户们养牛。所以，亚历山大发现，公牛岛的存在实际上是个bug。在这个岛上，伊利诺伊州管得了但够不着，而印第安纳州够得着但管不了。邓肯称这种情况为：印第安纳警察不能执法，而伊利诺伊又没有海军。所以，哥俩实际上只要获得岛主哈格多恩的许可，就可以在这个400多公顷的岛上放开搞音乐节。到时候只要把东侧唯一的出口一封，岛里面不是随便折腾吗？

当然，伊利诺伊州政府虽然现场不愿管，但是事后如果问起来还是要有个交代的。可问题是，该州法律明文规定，任何超过5000人的集会必须提前取得许可，否则处以每天5000美金的罚款。办三天只需要花1万5。这点钱，相比较门票收入，那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

大麻狂欢：失控的音乐节

当意识到这事可行后，感到时间紧迫的哥俩立刻租了个直升机，直接空降到了公牛岛。降落之后，亚历山大发现，这个岛确实荒凉。就几家养牛的农户，剩下的全是沼泽和荒滩。亚历山大立刻跟随行的雇员安排：

“马上去租推土机、压路机，平整土地，拓宽入口。咱们的工人赶紧进场，搭舞台和售卖点、医疗点。供水区也要尽快建设。等全部工作完成就安装打来！”

他在岛上转了一圈后，邓肯对亚历山大说：“这里的电力供应没问题，但要命的是没有自来水。靠租户那几口井，供不上几万人喝。指望瓶装水更不现实。这问题解决不了，音乐节开不了三天三夜。”

这下亚历山大傻了：“那怎么办？没水办个屁的音乐节？现在打井还来得及吗？”

这时候，旁边看热闹的农户插话说：“这地方取水不费劲，四面都是河水，水位很浅，随便打打就能出水。”

邓肯大喜：“那我马上就租钻井机，我们至少需要40口井！”

亚历山大连连点头：“快去！另外再多挖点儿坑，四周用木板一围就是临时厕所了，我们至少需要400个！”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想问，哥俩这么在岛上大兴土木，得到岛主的许可了吗？实际上，亚历山大的工人一进场，岛主哈格多恩就跳了出来，在当地报纸上说：

“我，公牛岛的实际拥有者，绝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土地上搞什么音乐节！而且已经在做法律途径驱逐那些大肆闯入的人，他们太过分了！”

“他们给我送来了1万美金的支票。”

“啊？你是说怎么驱逐？驱逐什么？岛？什么岛？那不是亚历山大先生的音乐指导吗？”

“当然我不是图钱啊，我只觉得，天地还有比办音乐节更有趣的事吗？”

但这些小趣闻在报纸上刊登后，很快也来了其他媒体的注意。公牛岛音乐节的消息被广泛报道。在一大堆媒体中，尤以芝加哥WLS电台最为上心。作为著名的音乐电台，WLS每隔15分钟就免费播放一次关于音乐节的消息。而这，最终改变了一切。WLS电台是一家覆盖全美国的大媒体，他们如此努力的传播一个音乐节的消息，其影响力可想而知。70年代的嬉皮士本就活力十足，一听说有这样规模豪华的大音乐节，大家怎能不共襄盛举？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嬉皮士纷纷开着车往公牛岛冲。

前面咱说，从印第安纳州去公牛岛只有一条路。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嬉皮士蜂拥而至，8月30日，岛上的交通就瘫痪了。堵车的长龙排了30多公里。一些嬉皮士们选择弃车步行，这又让后面的人也被迫弃车。最终导致64号州际公路也跟着瘫痪了。这下印第安纳州的官员们疯了：

“不是不让他们办嘛？谁给他们场地的？” “啊？人家是在伊利诺伊州办的。” “那这群嬉皮士咋都跑到这边来了？” “啊？公牛岛？”

感觉要出大事，附近的埃文斯维尔市长罗素·劳埃德赶紧召见亚历山大和邓肯：

“你们两个疯子！赶紧滚到伊利诺伊州办手续，把活动保证金和保险交足！另外，活动配套必须健全，临时厕所、取水点、医疗点都不能少！”

亚历山大赶紧拍胸脯：“您放心，400个临时厕所，40口水井，两名全科医生，30名护士，以及大量餐饮、服务车都已经就绪。哥们儿干这行十来年了，出不了纰漏。”

劳埃德市长还是不放心：“垃圾处理也得管好，别跟上次一样没人收拾。”

亚历山大再次拍胸脯：“有准备！这次我们专门挖了几个大坑装垃圾，活动完我就雇人清走。”

劳埃德继续提要求：“目前交通已经彻底瘫了，你得准备直升机。有紧急情况，起码得保证病人或者伤员能快速转运。”

亚历山大又拍拍胸脯：“您不说我也已经雇了两架，到时候会不间断的在上空巡逻，连乐队都会通过直升机运输，保证不出乱子。”

劳埃德市长又说：“还要安保！这种规模的活动，很多时候都是计划罗密欧与朱丽叶，现场是罗根中与霍比特。安保团队人手必须充足，那帮嬉皮士发起疯来一般人拦不住。”

邓肯赶紧接话：“放心吧，我们在芝加哥和洛杉矶雇佣了一支全员空手道专家的团队，人狠话不多，这事儿稳的。”

劳埃德挥挥手：“滚吧！你俩这辈子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哥俩如蒙大赦。与此同时，劳埃德市长立刻让警察局通知伊利诺伊州的同行：

“赶紧动员起来，你们那儿要出大事了！有人要在你们的公牛岛上搞音乐节，来了无数的嬉皮士！赶紧派人过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但是，伊利诺伊州已经几十年都没有管过公牛岛，根本搞不清状况。他们赶紧派出三名副警长去现场查看。然而，由于此时64号州际公路已经完全瘫痪，南边的14号公路也要绕一大圈。等到三名警长跋山涉水到达公牛岛时，已经是9月1号。三名副警长给总部发回了三个重要的消息。

首先，准备进岛的观众不是亚历山大估计的5到6万，起码也得有25万，甚至可能达到了30万。主办方准备严重不足，这里要出大事。其次，由于这么多人涌入，交通已经完全堵死。我们哥仨被困在岛上了，估计活动结束前是回不去了。连电话都是在老乡家里打的，必要时就打这个电话联系吧。最后，印第安纳州的警察不是人！他们派出了大量人手上路维持秩序。

“啊？你是说他们是在帮忙？” “不！这帮混蛋没有拦截劝返嬉皮士，而是把他们不停往岛上送！因为在这里出任何问题都算我们伊利诺伊州的！”

在接到报告后，伊利诺伊这边的警察局长果断做出了决定：

“不管了！3万人我还能挣扎挣扎，30万人还交通堵死？爱咋咋地，大不了丢工作！以后老子也开音乐节去！”

就这样，公牛岛上只剩下了三名副警长。而警察们不知道的是，由于交通堵死，亚历山大承诺过的那支全员空手道专家的安保团队，从始至终都没有到达。也就是说，在公牛岛上，30万嬉皮士只有三名警察来维持秩序，毁战并离是1对10万。

“优势在我！”

地狱般的体验

直到今天，70多岁的丹·戴维斯依然记得那场公牛岛音乐节的每一个细节。那是1972年的9月1日。当时的戴维斯高中刚刚毕业，作为铁杆摇滚乐爱好者，看到公牛岛音乐节上的演出阵容，戴维斯当即决定：

“不管是谁在办音乐节，我戴维斯一定帮帮忙场子！”

很快，戴维斯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邻居。两人决定一起前往公牛岛。由于戴维斯家离公牛岛很近，因此两人也不着急，直到9月1日才出发。然后，两人一上公路就看到了那恐怖的堵车场景。由于车流已经一动不动，戴维斯果断化身弃车人，与邻居背上帆布包，带上水和干粮，步行出发了。

在一开始，戴维斯心里还有一些大便车的期望。但他很快就看到了一辆独坐轿车写做大巴的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辆轿车的车里塞了七个人，敞开的后备箱里蹲了两个，引擎盖上趴了一个，车顶的印度商务座上还坐了俩。这辆让人印度人开了都摇头的车，让戴维斯彻底打消了大便车的想法。

“没说的，腿的往前走吧！”

9月1日上午，戴维斯走到了距离公牛岛仅5公里的格里芬镇。然后他发现，这个平静的小镇已经被嬉皮士占据，各种音乐此起彼伏。此时，一个镇民开着拖拉机，拖着一个挂斗上了街。挂斗里装满了啤酒。戴维斯马上明白，这肯定是本地的镇民看到游客这么多，想借机卖啤酒发点儿小财。然而，他正想上去问问价钱，就听到旁边有人喊了一声：

“我操，有免费啤酒！”

电光火石之间，无数的黑影蜂拥而上。几分钟后，装啤酒的挂斗就已经被舔的，蚊子站上去都打滑了。只留下拖拉机大哥在风中凌乱：

“不是，你们他妈是属特朗普的？明抢啊！我啥时候说免费了？”

半小时后，整个格里芬镇所有商家集体关门。

“嬉皮士太可怕了，大家先保平安吧！”

由于镇上的商户集体罢市，戴维斯连个新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只能继续出发。临近中午，他终于到达了公牛岛附近。然后他发现，河对面的伊利诺伊州人民在意识到陆路走不通后，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堆气艇，正拿出开大飞的精神往这儿冲。而且，有些气艇的司机明显已经喝高了，一头把船扎进了河中心的沙洲上。

中午12点，戴维斯终于到达了检票口。然后戴维斯发现，在售票口前面，排队买票的人群，是下都顿开路易石流，一眼望不到头。按人流的长度估算，估计买完票的时候，音乐节都该散场了。这种情况下，出现黄牛自然也是应有之义了。很快，现场的二手门票被炒到50美元。然而，即使买了高价票，由于人实在太多，入场速度也依然很慢。

嬉皮士这个群体大家都知道，能受累肯吃苦，就是不能原地杵。望着一动不动的队伍，几个嬉皮士来到了铁大栏前，疯狂摇晃闸栏发泄不满。然后他们发现，这些临时搭建的闸栏一点儿都不结实，居然被他们摇倒了好几块。眼看着成功突破收容，岂有不进之理？几个嬉皮士很快从缺口钻进场内。几分钟后，附近的嬉皮士们群起效仿。大家开始疯狂从缺口往里冲。现场的工作人员想阻拦，却根本挡不住蜂拥而至的人群。

在直升机上，亚历山大看到了整个过程。他瞬间意识到：

“不行，人群根本控制不住，再这么下去很快会酿成踩踏事故，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一瞬间，亚历山大拿起了对讲机，做出了他这辈子最明智的一个决定：

“所有工作人员注意，千万不要阻拦人群，马上打开大门，把闸栏都拆了，把音响声音开到最大，反复广播，告诉大家，不用再买票了，我们免费请大家听摇滚，请大家务必不要拥挤！”

由于亚历山大这个及时的决定，躁动的人群总算慢慢平静了下来。最终，几十万人奇迹般的完成了入场，没有发生踩踏事件。然而，入场只是个开始。当30万嬉皮士进入场地后，他们惊讶的发现：

“哦，这个地方居然没有警察，也没有任何安保！不是哥们儿，这不纯纯的Freedom Land吗？”

眼看着自己身处法外之地，各路嬉皮士们纷纷掏出各自带的大麻，甚至白粉，开始互通有无。没到一小时，岛上的毒品种类就丰富到了埃斯科巴来了都得说自己是个外行了。由于缺乏行业标准，毫无市场监管，很快一些奸商开始混水摸鱼，用面粉乃至塑料颗粒来代替毒品。以至于医疗点不得不反复广播：

“朋友们，不要抽德州的紫色叶子，那玩意儿容易中毒！”

随着几十万人开始抽起大麻，没过多久，岛上就云雾蒸腾。大麻气味浓度高到连岛上的牛都嗨了起来。戴维斯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进，在下午4点才扎下了帐篷。很快，戴维斯开始庆幸，自己幸亏路上没有把水扔掉。因为他发现，岛上的几十口井根本没有一口能用。

“这30万人恐怕接下来都要没水喝了！”

是的，由于准备时间过于仓促，亚历山大的井打的都不深，基本看到出水就去打下一个了。这些井根本架不住嬉皮士们折腾，只有六口井勉强能用。岛上的人开始担心：

“这接下来喝什么呀？”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种担忧，很快老天爷送来了助攻：

“不是怕缺水吗？水来了！”

1972年9月1日深夜，一场大暴雨席卷了公牛岛。足足三个小时的暴雨导致气温骤降，让岛上的嬉皮士们冻得打哆嗦。更糟糕的是，由于公牛岛的土质非常松软，经过暴雨后，整个岛都豁了泥。大家只能在泥里打滚了。所谓小伙子睡凉炕，纯凭火力壮。但是，哪怕年轻人火力再壮，也顶不住又冷又脏的环境。由于实在太冷，岛上的男男女女们只能选择用最原始的方式取暖。是的，就是生火。

想要生火容易，但问题是岛上没什么燃料。大家又要取暖，怎么办？看到啥就烧啥吧。就这样，公牛岛上的牲口们迎来了生命的奇迹。嬉皮士们瞬间拆光了岛上的牛棚、猪圈、鸡窝，所有的动物都Furry了。然而，这点东西对于几十万人的取暖需求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又盯上了一处燃料：亚历山大用来搭厕所的木板。

一阵旋风过后，厕所区被夷为平地。只有六个厕所因地势偏远而幸存。然而，嬉皮士们很快意识到了他们这么做的后果。在仅剩六个厕所后，有尊严的拉屎自然成为了奢望。但拉屎这事又没法延期，由于客观需求比客观条件更客观，大家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河边的沼泽地里解决了。很快，河滩的沼泽地开始层峦叠嶂。但是，就在不远处河里，还有一大堆光屁股老爷们在洗澡。这倒不是他们有多爱干净，但是是在泥里待得太脏了，岛上又没水，只能借用大自然的力量了。

河对岸的伊利诺伊人，被这副壮阔的画卷震惊的目瞪口呆。当地杂志报道说，沃巴什河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浴缸。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河中脱去衣物，然后裸泳，肌肤与各种物质的接触造就了集体性的成长故事。然而，根据很多亲历者回忆，这场裸泳毫无成长意义。因为在裸泳中，有人碰到了水蛇，有人撞到大便。还有人上岸后发现衣服被偷了，只能坦承的度过接下来的几天。

由于实在过于有料，在正式演出开始之前，公牛岛上的各种奇景就已经被广泛报道。然而，亚历山大此时却根本顾不上这些，因为更大的挑战已经来临。

史上最糟糕的音乐节

1972年9月2日清晨，演出正式开始。黑人歌手阿尔伯特·金走下直升机，开始了它的表演。当年的阿尔伯特·金还不算一线大腕，但亲历者印象中回忆最多的出场嘉宾却是他。原因很简单，在之后，还有心思欣赏表演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表演已经开始时，亚历山大正在附近小镇的旅馆里焦头烂额。原因是，他邀请的英国国民级歌手乔·科克要撂挑子了。

据亚历山大说，他冲到乔·科克的旅馆里，费尽口舌也无法说动人家。对方的理由是，由于观众人数至少翻了四倍，我们的演出费用也至少要翻倍。但亚历山大表示：

“别看人多了不少，但我总共只卖了不到3万张票，剩下的人都是白嫖，全是白嫖，连个英镑都没花呀！”

而乔·科克的经纪人则表示：“怎么卖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只看到了观众变多了。”

由于双方话不投机，很快吵成一团。乔·科克也就放弃了演出。不过，多年以后乔·科克的经纪人也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贪财而弃演。我们把设备都运到现场了，怎么可能为了点儿小钱而放弃？主要是他这个音乐节办的太抽象了，舞台搭建的极其粗陋，现场又根本没有安保人员，安全完全没有保障，这才无奈放弃演出。”

然而，观众对此却并不知情。他们还在集体高呼乔·科克的名字。在足足呼唤了两个小时后，主持人宣布乔·科克无法到达。这下大伙儿可真怒了，开始集体跺脚表达不满。然后，一个小时后，主持人再次宣布，黑色安息日乐队也不来了。

据亚历山大说，黑色安息日不来的原因也是因为对方要涨价。但是人家很快出来澄清：

“我们一直愿意配合演出，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当时舞台整个被水泡着，很多电源插座直接泡在了水里，谁敢去演出啊？给人家唱歌要钱，给你们唱歌要命啊！”

由于一线艺人连续退出，为了不让演出发生大段空白，亚历山大只能往死里用一些他事先准备的预备队，让他们尽量拖延时间。因此，节目单完全被打乱。到9月2日夜间，大家已经搞不清下一个登台的会是谁了。整个表演已经没有了逻辑，感觉就类似于：

【音乐插曲】

临近午夜时，英国前卫乐队上场。这是一个表演风格相当狂野的乐队。然而，就在他们进行咆哮时，一个工作人员却走上舞台。看手势，是要让他们中断演出。对一个视音乐为生命的组合来说，这不纯纯侮辱人吗？由于主唱不方便分身，吉他手只能代劳，用脑袋频频示意对方滚下去。然而，那工作人员偏偏不识趣，硬是往舞台中间冲。大怒的吉他手直接把吉他抡了过去。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然后开始破口大骂。两边很快打了起来。吉他手开始叫嚣：

“Fuck you！舞台是老子的地盘！你敢来就做好挨打的准备！”

工作人员毫不示弱：“Fuck you！你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你们带来的那辆卡车被嬉皮士掀翻了，东西都被抢了，还在这儿傻啦吧唧的表演呢，你是不是呆？”

闪光乐队的成员们顿时脸色大变，也不管啥音乐梦想了，撂下乐器就哭爹喊娘的去拯救卡车去了。留下了一群观众在风中凌乱。

9月3日凌晨3点，喜剧组合奇奇·赫·冲成功登场。两人并不是歌手，而是说相声的。在嬉皮士中颇受欢迎，很快把场子热了起来。15分钟后，两人结束了表演。然而，哥俩正准备坐直升机撤退时，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

“对不住，二位可能走不了了，刚刚有个大姐羊水破了，直升机得送她去生孩子，一时半会儿估计回不来。”

这句话信息量实在太大，把哥俩直接惊傻了。可是两人表示：“我们后面还有行程，耽误不起时间啊！”

无奈之下，工作人员给他们找了一辆破面包车，表示：

“二位老师自己往外开吧，只要开出公牛岛，就是文明世界了。”

然而，由于照明条件太差，加上根本没有路，急于逃离此地的哥俩一脚油门下去，直接把一位在黑暗中睡觉的姑娘给撞飞到别人的帐篷里去了。开车的气息还以为是减速带呢。好在女孩并无大碍，让这个段子后来在全美国人尽皆知。

9月3日凌晨，又一场大雨席卷公牛岛。只不过这一次，岛上的嬉皮士们连厕所都没的拆了，只能靠体温取暖。当三号的太阳升起时，将汉堡价格烘抬到10美元一个的餐车被嬉皮士们掀翻，所有的食物被洗劫一空。一些人还把餐车给点燃了。

在直升机上，亚历山大看到了人群已经彻底失控。有人忙着灭火，有人四处狂欢，还有很多小规模的斗殴。眼看着眼前地狱般的场景，一旁的邓肯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

邓肯抓住了亚历山大的手：“停止吧，这音乐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再搞下去就变成惨剧了！”

亚历山大露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如果我现在喊停，咱哥俩立刻就变成惨剧本剧。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控制。”

邓肯已经绝望了：“咋控制啊？”

亚历山大也目光呆滞：“拒绝登台的乐队都已处理好，剩下那些人都会如期演出，但愿能够安抚他们吧。”

事实证明，亚历山大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随着舞台上的演出逐渐恢复，嬉皮士们很快又让注意力回到音乐本身。在之后的演出里，除了道具哥的奇奇·赫·冲，裸男占据探照灯投影，观众用啤酒瓶子打雪仗之外，基本没发生太大问题。然而，由于嬉皮士们洗劫餐车的行为，损失惨重的供应商们不肯再往岛上送任何物资。场地里的所有物资都基本耗尽。嬉皮士们只剩下了唯一的办法：

“靠大麻吹动精神力，但能撑多久呢？”

终于，几十万人陷入完全的狂欢，公牛岛成为了彻底的法外之地。

永恒的传奇

1972年9月4日，又经历了半宿的暴雨后，老鹰乐队负责在清晨演唱。只不过，这一次已经很少有观众响应。经历了没吃没喝的狂欢之夜后，大家都很疲惫了。在同一时间里，亚历山大已经心如死灰。他把一张名单交给了邓肯，大半乐队确定不会登台，演出已经不可能持续到午夜了，最多到傍晚。邓肯痛苦的抱住脑袋：

“或许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干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别干我们这行。摇滚乐队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

亚历山大疲惫的摆摆手：“汤姆，别这样，无非赔点儿钱呗，我还扛得住。”

邓肯一连的不可思议：“赔钱？这里已经死掉了两个人了！一个吸毒过量，一个裸泳被淹死，我们贪着人命了！”

亚历山大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次人数超过10万的集会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员伤亡。从存概率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

邓肯说：“我再也不会涉足这个领域了，还是研究研究我们如何收场吧。”

亚历山大苦笑着说：“还能咋办？跑命吧！现在岛上水粮全断，嬉皮士们的状态已经能把活人当丧尸看了。再加上原定的乐队还拒绝演出，咱哥俩今天只要敢出面，那是露头就秒。没啥说的了，直升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中午就撤。”

邓肯愣了一下：“那其他人呢？工作人员怎么办？”

亚历山大说：“这几天我已经看出来了，这群嬉皮士虽然很疯，但是还是很有底线的，不会攻击工作人员，只会攻击咱俩。逃命吧，先活过今天再说！”

就这样，两位老板于中午悄悄跑路。其实此时已经有很多嬉皮士扛不下去陆续离开。但更多的人则是心存侥幸的继续饿着肚子，等待自己喜欢的乐队。当然，他们注定要失望。随着几个一线乐队弃演，一大批失望的乐迷陆续离开。到傍晚时分，只剩下了几万名降种还在那儿死顶。由于大家都憋了一肚子火，因此，在台上的棒乐队表演时，底下起哄喝倒彩的声音不断。乐队顶着压力完成了演出，然后发现：

“哎，工作人员呢？”

按流程应该出来帮他们收设备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现，下一组演出的乐队也没有出现。哥几个被撂下了。情急之下，鼓手跑到后台一看：

“好家伙！全跑路了！一个不剩，咱被扔这儿了！”

其实想想也正常，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里一定要出事，谁不惜命啊？快跑吧！

观众们很快发现了这一状况。这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主办方无耻大骗，烧了他们的舞台！”

于是，一群人高喊着，放火点燃了整个舞台。棒乐队吓得屁滚尿流，一路狂奔着逃出了公牛岛。此时，岛上已经进入了原始社会。一群饿极的嬉皮士把主意打到了老乡的牛犊上。由于没有屠宰工具，他们把牛犊活活砸死后，用小刀给片了吃了。把老牛都轰鸣震耳。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惨状下，依然有两万多降种，由于愤怒而留在了岛上。他们坚决要求主办方出来给个交代：

“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大爷是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当晚8点，又一场大雨袭来。这场大雨彻底冲垮了30万人在三天内积累的史诗山。金汤横流的岛上，终于没有任何人的立足之地。最后的两万人也逃之夭夭。至此，公牛岛音乐节终于完美落幕。

次日上午，岛主哈格多恩在老乡们的强烈敦促下回到了现场。望着宛如地狱的公牛岛，哈格多恩毫不犹豫：

“起诉！必须起诉他们！亚历山大要为这里的惨状负责！”

然而，亚历山大此时却情绪十分稳定。经过这场史上最糟糕音乐节后，告他的人已经多得要摇号了。连切尔西里的传票多的都能卖纸，差你一个吗？是的，在音乐节结束后，亚历山大面临着两个州政府、国税局、供应商、赞助商、岛上农民、附近居民、交管部门等无数人的起诉。这一系列的诉讼足足持续了九年。

在这场荡气回肠的音乐节后，邓肯彻底退出了相关工作。而亚历山大则乐观很多，他认为，这只不过是搞了超出能力范围的活动。音乐就是音乐，不必考虑太多。在之后，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电视上，最终于2020年因感染新冠去世，享年76岁。

由于这场音乐节实在太过精彩，即使在几十年后，公牛岛音乐节依然以史上最糟糕音乐节的名誉而常常被人提起。不过，有趣的是，与一般媒体的印象不同，在多年以后，大部分亲历者的回忆却并没有多少痛苦，反而带着颇多的怀念。原因是，虽然绝大多数的亲历者都将这场音乐节称之为地狱般的体验，但大家都承认，这种地狱并不是总能碰上的。在那几天里，公牛岛为30万人提供了绝对的、不掺一丝杂质的自由。从这一点来说，亚历山大是个伟大的人。他通过个人的努力，在命运的推动下，成功的为整整一代的美国嬉皮士，留下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奇妙经历。

当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时，法官们发现，这帮家伙连辩护的话术都相当一致。比如，某某先生，您了解为何来到法庭吗？

嫌疑人答：了解，因为无牌驾驶。

法官问：您是否认罪？

嫌疑人答：不认，我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法官追问：汽车不挂牌怎么可能有不可抗力？

嫌疑人一脸无奈：我这牌照到期，去车辆管理部门更换，人家不给换啊。

法官连连摇头：不可能，只要正常申请并缴费，车管所怎么可能不给你换牌呢？

嫌疑人也很崩溃：但他们就是不给换，说资金短缺，没有购买材料的费用。

法官更不信了：车管所所有财政拨款怎么可能没钱？你这是强词夺理。

嫌疑人一脸无语：庭上，怎么就不可能没钱？您难道不看新闻吗？现在全美国谁不知道，我们佐治亚州有三个州长啊！

如果在美国的所有州中挑选出一个最抽象的州，那么除了网络顶流佛罗里达外，佐治亚州一定榜上有名。作为美国的建国13州之一，佐治亚州是美国的原始股东。然而，虽然资格甚老，但在美国的建国前期，佐治亚州却没有像其他州一样大搞工业，而是从18世纪末就开始疯狂种棉花，并让这股种棉狂潮席卷了整个南方，为后来的南北战争打下了基础。

但是，如果你以为佐治亚州有大量黑奴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在南北战争中，佐治亚州的黑奴并不算很多。这倒不是它有多高种族平等，而是有很多佐治亚人已经种族歧视到看不了黑人，宁可当自耕农也不让他们在眼前乱晃。

在这种情况下，南北战争中佐治亚选哪边就不意外了。1861年1月，佐治亚州宣布脱离联邦，成为了南方邦联的创始州。在整场南北战争中，佐治亚州为南军贡献了足足12万士兵，其战俘营更是导致了上万北军战俘的死亡。

由于如此之作，联邦政府自然要犁庭扫穴。1864年末，北军在佐治亚州发动了向大海进军行动，在出发时将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烧成了白地。几万大军出发后，将沿途所见的一切农田、铁路、牧场尽数荡平，彻底摧毁了佐治亚州的经济基础。

这场行动虽然为联邦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彻底导致了佐治亚州与联邦离心离德。其最直观的后果是，战争结束后，林肯所属的共和党在佐治亚州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导致佐治亚州成为了美国罕见的一党州。

所谓一党州，指的是共和党完全放弃的州。由于不可能选上，共和党在佐治亚州的任何选举中都不会推荐候选人。佐治亚州的政治情况之所以如此极端，除了历史因素外，还因为经济因素。由于战争破坏太惨，直到20世纪初期，佐治亚州的工业依然相当落后，自耕农占据了经济的绝对主体。这群人保守愚昧且极端歧视黑人，让共和党更加没有容身之所。

尤金·塔尔梅奇的崛起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必克服一个比较惊人的冷知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光谱与现在是截然相反的。当年的民主党对少数族裔极不友好，反而是共和党更主张解放黑奴。因此，种族歧视严重的佐治亚州就成为了当年民主党的基本盘。比如在最重要的州长竞选中，候选人只要赢得了民主党内竞选，就等于当选州长。后续的选举只是走个流程而已。

那么，在经济基本靠农地，进步思想全放弃，政治人均3K党，发展全靠等奇迹的佐治亚州，他们会拥有怎样的政客呢？

答案很简单。多年以来，佐治亚州一直属于生猪的抬价狂，罢工的镇压狂，罗斯福的编外仇敌，希特勒的海外孤忠，佐治亚州不落的太阳——尤金·塔尔梅奇先生。

尤金·塔尔梅奇的政治生涯

尤金·塔尔梅奇，一个能让特朗普显得理性谨慎的传奇政客。1884年，尤金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夫家庭，父亲是个富裕农民，老爷爷是个律师。虽然家族不算什么政华级家庭，但小尤金从小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主角特性。

首先是独瘾。据诗人索言，从几岁开始，小尤金就可以背诵整本拿破仑传，使得其父“日盼尤金，晚亦育人”，很快名扬乡里。

除了过目不忘外，小尤金更厉害的是其惊人的挑拨离间的能力。在老家，他每天以挑拨男生打架为乐事，经常在挑拨两伙人打起来后，在墙头看戏取乐。如果不是因为他是美国人的话，一战爆发根本都等不到萨拉热窝事件。

高中毕业后，尤金加入了佐治亚大学法学院，并于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了一名律师。然而没过几年，前途亮得堪比奥迪远光的尤金就选择了辞职。原因是，他决定选择一条更有前途的道路：从政。

~~现在，就要轮到咱们的喵姐登场了。喵姐诚意满满地准备了F2膝盖按摩仪，祝大家可以在前途上一路自由狂奔。前几天发动态，大家除了夸喵姐的表情包做的可爱，也有很多小伙伴表示了支持。确实，咱爸妈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关节就容易难受。马上过年了，送他们一副膝盖按摩仪比啥都实用。看电视作家务就能随时暖一暖、按一按。为了帮大家争取到令人害怕的大额优惠券，我还顶住了喵姐的催更压力，连夜爆肝，终于赶在月底更新视频。想入手的趁年货节真的可以底价。关节养护你们就认准两点，热敷促进循环，按摩放松肌肉。喵姐不仅热敷面积加大，还升级了锁温性能更好的银离子面料。膝盖这一圈就热乎了，再搭配艾灸包，把淤积的湿气慢慢排出出去，整个人都特通畅。按摩也一定要选喵姐这种高频震动的，可以把深层的酸胀按开，比起手动揉捏力度更均匀，也不会对软骨产生二次伤害。我妈带一个多月了，说今年膝盖确实比以前舒服很多。她老人家用的舒心，咱做孩子的也安心了。很多朋友不知道，膝盖疼一个是因为关节本身肌肉和脂肪含量就少，久坐久站，运动健身更是会加重软骨磨损。像爸妈长辈年纪大了循环差，还容易引发关节炎老寒腿。严重了甚至得动手术置换关节。所以，提前养护很有必要。喵姐除了膝盖，肩膀手肘也能用，全身关节一个搞定。而且带着特贴身，一点不影响日常生活。自带语音播报大屏显示，长辈老花眼用着也方便。比传统的热毛巾烤灯要好用的多。这次年货节，喵姐和我还特别准备了低价，送艾草包延平强带还能带些贺卡。两年质保，一年以换代修。走亲访友这大红礼盒一拎也有面。~~

尤金·塔尔梅奇的政治策略

在工作中，尤金见识到了美国政客的富裕、权力和地位，从此立下宏愿：大丈夫当如是也。要是让我当上官，哪怕每天开豪车住别墅我也愿意啊。宁作一州长，胜过一冲绳。

1918年，尤金成为了一名法院律师，从此正式走上仕途。然而，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缺乏资源的尤金居然毫无进步，没有成功竞选过任何一次。直到1926年，尤金才终于悟出了竞选的诀窍：要向活，得有活啊！

在没有电视的当年，美国选举全靠线下辩论。尤金发现，这种竞选活动对于乡亲们来说不仅是政治生活，更是一种娱乐。因此，自己的竞选绝不能只有政治宣传，更重要的是得有活，没活谁给你刷选票？

在这一年的农业专员竞选上，大学高材生尤金特意穿了一件红色背带裤，套着脏衬衫，骑了一头骡子来到会上。这老农般的形象迅速引来了全场喝彩。紧接着，尤金开始演讲，他厉声指责竞选对手贾贡济斯，揭露了地方的腐败行为。当说到对方哑口无言时，尤金宣布：如果我选上，我就把整个农业部的所有雇员全部开除，把那些农业检查费用全都给它砍了。以后咱老乡们种地，就没人在头上管着了，好不好？

现场的观众们山呼海啸：好！

就这样，尤金领略了竞选政治的秘诀：民粹主义。早在特朗普前的一个世纪，老前辈尤金就搞出了政府效率部之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1927年，当选后的尤金真的就把农业部的所有专职职员通通解雇了。

是的，你可以说尤金煽动民粹，但人家确实说哪办哪。1930年，在觉察了佐治亚州的生猪收购价过低后，尤金勃然大怒。他悍然利用公堂，在未获得议会授权的情况下高价收购生猪，然后低价送往北方甩卖。虽然此举导致政府亏得稀里哗啦，但却让其成为了养猪户心中的永远的太阳。

为了迎合选民，尤金的举措毫无底线。比如，他知道佐治亚州种族歧视严重，就鼓励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知道农民对工人的高收入不满，就对城里人多征税。当州财务官拒绝给车牌费降价时，尤金就直接派国民警卫队把人从办公室拖出去。你就说有没有力度吧？

为了稳住自己仇富老农的人设，在1933年当选了州长后，尤金赫然把州长官邸给一通魔改：前院拴猪，后院养鸡，尽显乡巴佬风范。

虽然每个美国政客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但像尤金这样毫无掩饰的政客也属罕见。大萧条时期，当生活污浊的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时，尤金直接派国民警卫队镇压，把罢工领导人扔进战俘营等待军事审判。至于工人们怎么想，关我何事？老子竞选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城里人翻不了天。

靠着多年经营，尤金在佐治亚州获得了绝对权威，号称半个独裁者。直到某一天，佐治亚的半个太阳撞上了美利坚的太阳——资本家最严厉的父亲，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上台后，为了缓解大萧条，推出了一工代赈政策。这可就要了尤金的亲命啊。长期以来，尤金的基本盘很清晰：低收入的、仇富仇黑的白人农民。而对于他们，尤金深得陈家康的那句话：让农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他愿意给予农民们小恩小惠却绝不乐意帮他们致富，因为人一旦日子好起来了，谁天天愁这个愁那个？尤金的极端风格根本吸引不到中产和城里人。

而罗斯福新政以来，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尤金的基本盘迅速萎缩，这让尤金深感恐惧。因此，他开始四处串联扳倒罗斯福。

这就属于心里没数了。很快罗斯福就让尤金明白了啥叫美利坚的皇帝。1936年，尤金失去了州长位置，暴怒的尤金想竞选国会议员依然输得凄惨无比，从佐治亚的太阳直接变成路边一挑了。

所谓文章憎命达，败选之后，尤金重新捡起了文化学习，他开始每天看书消遣苦闷。然后，他终于找到了知己。1936年8月，尤金在采访中说，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希特勒。我把他的《我的奋斗》足足看了七遍，元首太牛了，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此话一出，尤金的儿子赫尔曼·塔尔梅奇都疯了。作为老爹的竞选经理，赫尔曼赶紧对老爹说：您要是还想再出山选州长，就闭上嘴巴。不能跟纳粹沾边，连种族主义都得慎重。

也许是连续失败打击了尤金的信心，这次老东西终于听从了儿子的建议。1940年的州长竞选中，尤金十分低调，在赫尔曼的安排下，安分了许久的尤金居然再次胜选，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当选后的尤金很快既视不记打，又开始宣扬他的那套恶臭理论。除了继续搞白人至上主义外，尤金还坚决反对美国援助同盟国，宣称自己特别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所有的事都是中国人的错，与其把钱援助给他们，不如分给佐治亚的穷人等等。

由于屁话连篇，在第三届州长任上，尤金已经从当年的一边倒的支持，变成了真正的极端派政客。佐治亚州的选民们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坚决支持尤金，一派坚决反对尤金，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摇摆人群。老东西再也没有了当年的优势。1942年的州长选举中，艾丽斯·阿纳尔统一了反尤金阵营，一举赢得了当年的州长选举，把老登赶回家了。

194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黑人和白人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投票权。这让尤金感到天塌地陷。

好在1945年他收获了两个好消息。其一是罗斯福死了。前22章结束，他的儿子赫尔曼从太平洋战场退伍。自己的竞选团队终于有个主心骨了。

1946年是佐治亚州的又一次州长大选。由于在此之前，新选举规则已经明确禁止了在任州长阿纳尔继续竞选。因此在尤金看来，自己的机会又来了。

三州长之争

进入1946年，老尤金立刻召集团队，准备进行第四次州长竞选。然而，他身边的家人、朋友和老同事们却集体上了劝退表。虽然各路人士表达的方式各异，但大家的思路却是一样的。

你老了，这些年来你一直是到家就开抽烟喝酒，一天三顿就是喝。眼看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再来一场竞选，你的身体根本撑不下来。而且，今日的佐治亚不比往日了。虽然支持你的人还是真支持，但恨你的人也是真恨你。你现在出去选真不一定能赢。为啥不推推赫尔曼呢？如果让他出面，不仅能拿下你的基本盘，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正常人，哦不，新面孔。他的政治立场比你温和多了，而且人家是前线下来的战士，咱们州里退役军人的票那是稳拿的。为啥不疼个地方给年轻人铺铺路呢？

然而，令人无语的是，任凭大家如何苦劝，尤金就是死不松口。他始终坚称：赫尔曼还是太年轻，只有我这个混蛋才能赢。

由于拦不住，老登最后还是强行参选，并且，所有的参选纲领都是四九年入清军般地反动理论。在二战后，哪怕最不要脸的南方州也顶多敢宣传白人与黑人隔离但平等。但尤金属于眼都不眼，不仅继续鼓吹白人至上，而且天天跟选民们吹嘘自己年轻时如何殴打家里的黑人佃农，如何用斧子充当阻尼器等等，纯纯老一辈殖民主义战士。

由于他这套海纳百川的主张过于恶臭，很快赫尔曼发现，尤金的选情不太乐观。在1946年的民主党初选中，尤金的对手是詹姆斯·卡迈克尔。卡迈克尔是个政治坚强的政治家，而且获得了现任州长阿纳尔的鼎力支持。因此，在民主党内的声势渐渐压倒了尤金。

对于卡迈克尔的强势，再次出任竞选经理的赫尔曼忧心忡忡。但老尤金却毫不在意。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儿子：我说会赢就一定会赢。选举不是单纯比人多，谁赢的县更多才重要。

是的，尤金自信的原因就是当年佐治亚州的选举人团制度。跟美国大选一样，当年民主党州内选举也不是计算普选票，而是按地域划分选区，计算选举人票的。卡迈克尔的支持者虽多，却都集中在城市。尤金的支持者看着少，却能占据更广大的农村地区。

果然，1946年7月，民主党初选结束。卡迈克尔获得了31万票，而尤金只获得了29万票。但是，在选举人团制度下，农村包围城市的尤金却拿下了佐治亚州410个县中的244个。获得了过半选举人票的尤金直接胜选。获得党内提名后，就等着11月走完大选的过场，就第四次成为州长了。

眼看着自己完成了迷你版罗斯福的成就，尤金长舒一口气。然而，此时一个隐忧却逐渐让尤金感到惊慌，他的身体不行了。

在竞选的这个夏天里，吹嘘自己依然年轻的像个棒小伙的尤金，以62岁的年龄发表了近300场演讲，每周至少跟金主整三顿大酒。当一切尘埃落定时，一股强烈的疲惫感向尤金袭来。胜选之后，尤金没有大肆庆祝，而是以旅行的名义到处休养。

1946年9月，在佛罗里达晒太阳的尤金突然大口吐血。在抢救过程中，医生确定他是因为饮酒过量，导致胃静脉破裂了。虽然在儿子来探病时，尤金依然坚称：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不值一提的血管出血。但他还是不得不让赫尔曼在民主党大会上代替自己发言。

1946年10月，民主党大会结束。尤金正式获得州长竞选人提名，只等11月大选流程走完，就正式上任州长了。

1946年11月23日，赫尔曼如常在办公室工作。下午三点左右，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将省说厚厚的一摞文件放在了桌子上说：赫尔曼，我有个重要的事跟你谈。

赫尔曼抬头一看，哟，这不是吉布森·艾泽尔吗？父亲的重要支持者。于是他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事？

艾泽尔毫不客气地直说道：赫尔曼，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父亲在就职州长前去世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诡计与反击

当听到这句话，赫尔曼立刻坐直了身体。他瞬间意识到，艾泽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这之前，赫尔曼还满脑子想着：恭喜爹可以称帝了。然而，当艾泽尔提出这个担忧时，联想到尤金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赫尔曼立刻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赶紧询问对方有什么想法。

艾泽尔推了推桌上的文件说：最新版的州宪法对于这种情况不是很明确。我剪出了一些条款，你好好看一看。

赫尔曼千恩万谢地送走对方，立刻找来父亲的军师罗伊·哈里斯，把艾泽尔担心的情况一说，哈里斯心里也咯噔一声。他立刻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因此赶紧召集其他顾问。一群人狂翻了几天州宪法后，发现了一个bug。

根据佐治亚州宪法在1824年的条款：候选人必须获得多数票才能当选州长。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多数票，州议会将在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之间举行后补选举，这两名候选人必须在世，且不得拒绝参选。

简单地说，由于佐治亚州是一党州，因此在州长选票上，只会由尤金一个人的名字。打勾是同意，不打是弃选，没有其他选项。

然而，为了保证民主原则，无论是州长还是总统选举，美国的选票在候选人选项上都会有一条横线，供大家手写，以表示任何人都可能参加竞选。

虽然在政党垄断下，这种手写的候选人不可能选上，但奈何总有人通过这处空白表达意见。在历届总统大选中，什么米老鼠、蜘蛛侠都是候选人常客，大家也都当成一个乐子。但放在眼下这种情况，这处空白可就不是乐子了。

因为，由于尤金已经赢得了党内选举，因此在州长选举中尤金是稳赢的，也没有排名第二的候选人。但是，如果在大选时，赫尔曼能组织一些人，不用多，几百人就可以了。只要有几百人在空白处写上赫尔曼的名字，万一尤金在上任前挂掉，到时候赫尔曼就是得票数第二的候选人。赢下之后的后补选举更是轻轻松松。这州长就由赫尔曼来当了。

这个方案需要的资源不多，赫尔曼完全可以秘密安排。如果老头活到州长就职，那么一切无事发生。而如果老头在1947年前死了，那这些选票可就派上大用场了。

拿定主意后，赫尔曼和竞选团队立刻开始安排。他们搞出了近600张手写选票作为保险。而在另一边，老尤金似乎还神采奕奕。他不断地参加各种酒会宴席，密集的为就任州长做准备，搞得佐治亚州的黑人们都纷纷准备搬家了。

然后，1946年12月，尤金又一次因为出血被送去抢救。医生又一次嘱咐他：绝对不能再喝酒，也不能胡吃海塞了。

那可老尤金从来就不是个听劝的。几天以后，觉得身体好点了的尤金强行出院，很快又开始报复性地喝着酒，吃着饭。终于在1946年12月21日，第三次把自己送进医院。只不过，这一次医生终于束手无策。当晚八点，佐治亚州的当选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死了。

在尤金的葬礼中，半个亚特兰大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当然，其中相当多的人并非来吊唁，他们只是来确认这老登是真的死了。然后走出殡仪馆就开始奔走欢呼。

在老尤金的墓前，赫尔曼顾不上哀悼。预想中最坏的局面已经发生，现在必须执行B计划了。

1946年12月22日，在老尤金挂掉的第二天，赫尔曼向州议会递交了罕见，要求根据佐治亚州宪法之规定，州议会需要立刻召开联席会议，从得票数最高的两名在世候选人中指定一名州长。预备方案，启动！

混乱的权力斗争

赫尔曼的这个提案，看得议会一头雾水。但搬出州宪法一查，人家还真有这个条款。那议会也没啥说的了，计票吧，看看谁是后两位得票人。

然而，随着计票结果公布，赫尔曼傻眼了。老尤金拿下98%的票无所谓，人死账消。问题是，尤金的竞争对手卡迈克尔怎么会有669张手写票？这也就罢了，那个塔尔马奇·鲍尔斯是从哪蹦出来的？他怎么也有634张手写票？

实际上，鲍尔斯根本不是政客，他只是个墓碑推销员。只是由于恶趣味，他几十年来每次选举都动员自己的家人朋友在选举中写上自己的名字。结果阴差阳错之下，鲍尔斯居然成为了得票数第二的候选人。

赫尔曼团队忙活了一个月，弄出了595张手写票，本以为绰绰有余，结果居然只排到第三。也就是说，按照宪法流程，后面的后补选举跟他没关系了。

这下赫尔曼真急了。本来这事我交白卷都能赢，结果现在居然要缺考了。

面对这种局面，赫尔曼只能紧急开挂。很快，议会突然惊讶地发现，在州长选举中，特尔费尔县居然有一批选票未被记录。于是赶紧把这些票拿来紧急清点。

果然，虽然这些手写选票的笔记完全一致，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一些投票人没有成年，一些投票人已经死去，一些投票人不在国内。但他们都共同选举了赫尔曼·塔尔梅奇为佐治亚州州长。

靠着这波阴兵借道，赫尔曼的手写票达到了675张，总算把鲍尔斯挤了下去。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质疑，这种毫不掩饰的选举舞弊，议会就不管吗？

答案是不管，而不管的原因是，佐治亚议会的众议长叫做罗伊·文森特·哈里斯先生。对，就是跟赫尔曼一起制定这套备用方案的老尤金的军师。堂下何人状告本官？

但是，议会不管这种阴兵借道，不代表其他人也是瞎子。对于这种毫不掩饰的选举舞弊，老尤金的竞争对手卡迈克尔愤怒不已。由于接下来的补选只需要议会投票，深知州议会早已与赫尔曼沆瀣一气的卡迈克尔直接宣布退选。选举有黑幕，我绝不承认这种毫无公平性的补选。

对于卡迈克尔的退选，议长哈里斯毫不在意。退选了更好，这等于直接把州长位置照搬印穿婚纱白送啊。那我直接宣布赫尔曼胜选。

然而，哈里斯的行为却激怒了一批议员。啊，佐治亚是什么封建领地吗？直接搞父死子继，爹死了靠着阴兵借道直接让儿子当州长？

很快，佐治亚州议会反尤金的议员们，在佐治亚第一任州长梅尔文·汤普森的带领下团结起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坚决不让赫尔曼当州长。

反对派的理由很简单：州议会是立法机构，并无行政任命权。而哈里斯的理由是：议会并不是任命州长，而是宣布补选结果。双方互相喷得天昏地暗，而谈不拢的处理方法是：全票投票吧。

对于议会投票，赫尔曼和哈里斯是很有把握的。在尤金家族多年的经营下，佐治亚州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议员站在他们这边。然而老哥俩很快发现，在这样优势在握的情况下，怎么就拿不到表决的多数票呢？

赫尔曼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其实反对派的方法很简单。在当年，佐治亚州的议会酒水免费，而本地人则颇有些拼酒文化。一旦有人过来敬酒，不敢应战的人根本就不配做佐治亚州的爷们。因此，反对派任准了这一点，他们组织了几方的几个酒神，在每次投票前都会去找赫尔曼这边的议员们敬酒，把他们灌得七荤八素。别说投票，走路都费劲。因此，虽然自己这边人数更多，但愣是拿不到多数票。

既然对方放技能，就别怪赫尔曼上法师了。他组织了一批医疗队，在投票前蹲在议会里，看见有自己这边的议员喝多了，就果断上去灌药催吐。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他们的清醒，这次投票一定要通过。

当反尤金的议员们发现，对面明明已经被灌倒的议员，居然原地冲开后，他们傻了。这什么情况？偷偷溜到休息室一看：奶奶的，无耻赫尔曼，上技术兵种是吧？兄弟们，输人不输阵，分批去厕所抠嗓子眼，咱们跟他们拼了。

就这样，一场酒精考验的攻防战开始了。据议长哈里斯回忆，当时被喝倒的议员实在太多，自己不得不去借用会议室来收容伤兵。由于有些议员被反复喝倒又唤醒，最后他们甚至出现了强烈的戒断反应。医生不得不每两个小时灌他们一杯威士忌来确保他们继续坚持。

终于，在付出了极大努力后，靠着强行拉人上场，赫尔曼一派终于拿到了多数票。1947年1月15日凌晨，议长哈里斯宣布：赫尔曼·塔尔梅奇先生当选了佐治亚州州长。

当这场议会血战的结果公布后，全美国的战地记者们如骑兵冲锋般地涌入了亚特兰大。你们问为啥是战地记者？因为在议会宣布结果后，反对派当场表示不服，并表示：州警卫队已经跟咱们走，枪杆子里出政权，伪州长赫尔曼他上不了台。

而赫尔曼也毫不示弱：跟老子来硬的？打听打听爷是干啥的，爷可是刀枪里滚过来跟日本人玩过命的。国民警卫队都是我的人，兄弟们，枪在手，跟我走。

眼看着佐治亚州要打内战，各路媒体自然要把战地记者派回去。当然，闹到了这一步，联邦必须表态了。很快，杜鲁门宣布：任何人私自动用武装力量都形同叛国。两头立马消停了。

不过，这些远道而来的记者倒也不必失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远比内战还精彩。很快他们就发现，在佐治亚州自称州长的，居然不只有赫尔曼一个。

三日凌空

当州议会宣布赫尔曼当选的时候，议会中反尤金派的领袖，梅尔文·欧内斯特·汤普森站出来说：大家先别着急生气，这事从一开始就不对。按照法律规定，佐治亚州的这些州长，应该是我呀！

听了这句话，赫尔曼暗叫不好：糟糕，耽误的时间太长，人家反应过来了。

说这话的汤普森，职务是佐治亚州事务专员。但是，汤普森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这一届州长大选中当选佐治亚州第一任副州长的人。根据1945年的新州宪法，佐治亚州第一次设立了副州长职位。而州宪法中明言：当州长死亡、辞职或丧失行为能力时，由副州长行使职权。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当选州长死亡，应该由我继承啊。

赫尔曼赶紧反驳道：你继承个屁，我爹压根就没当选，甚至都没开票就去世了。他都不是州长，你继承个毛线？

而汤普森则振振有词：你爹已经参选，并且票数第一，这就是当选。你们通过议会取消他的候选人身份是用错了法条，这事压根跟议会没关系，应该由法院定夺。

赫尔曼坚决地反驳：我爹在当选前就死了，死人咋当选？议会补选是唯一合法渠道，绝对没错。

就在两边激情开麦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两人的互动：其实，你们都错了，这个州长应该由我继续当。

赫尔曼和汤普森：啊？

说话的人是佐治亚州的现任州长艾丽斯·阿纳尔。阿纳尔表示：新版州宪法关于州长职责的部分明确规定：州长任期四年，但继任者当选并符合资格前任期不会结束。如今的情况是，我的继任者老尤金已故，不再符合资格。那我的任期就自然延续到下次选举，这合理合法。

这一次，赫尔曼和汤普森终于统一了战线：呸！

至此，佐治亚州出现了三个自称州长的人：现任州长阿纳尔，当选副州长汤普森和州长之子赫尔曼。三个人各自的原因法条都认为是州长。小小的佐治亚，实现了三日凌空。

对于这样千年难遇的乐子，全美国的百姓们比过年都开心。在华盛顿的国会里，佐治亚州的议员一进场，哪怕什么都没做都能引起哄堂大笑。

各大赌场都开了盘口，让大家下注赌谁能胜出。

其实，如果按一般逻辑，这样的宪政危机肯定得通过法院解决。但佐治亚州的问题是：它并不是简单的双雄争霸，而是三足鼎立。每个州长都又对其他两个伪州长发起了诉讼。每场官司的判决都可以影响其他官司，把法院整不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曼团队率先反应了过来：对呀，既然文明的手段走不通，那就应该用物理的方法呀。文攻武卫，暴力夺权。

1947年1月15日，在被议会宣布获胜后，赫尔曼在自己的妻儿、议长哈里斯以及一群小弟的簇拥下，在州议会厅宣布就职。黄袍加身之后，赫尔曼率领20多人来到了州政府，准备冲进州长办公室，夺了鸟位。

然而，赫尔曼万万没想到，现任州长阿纳尔预判了他的预判。人家昨晚蹲在办公室一宿没走，还把办公室大门给反锁了。

见到伪州长不肯善让，赫尔曼的小弟们立刻找来消防斧，打算强入大内，把阿纳尔置出窗外去。

然而，议长哈里斯却拦住了他们。他赶紧劝赫尔曼：不行，天未既定，王者不以威武屈人。不能动粗，否则肯定遭到联邦打压。

赫尔曼默默点头，然后朝门里喊话：伪州长阿纳尔听着，我已经被议会选为州长了，尔等弃守以忠，勿再眷恋穷城，赶紧滚出来，不要成为违背宪法的罪人。

阿纳尔不甘示弱：伪州长赫尔曼听着，天数有归，反贼岂可僭越？州议会根本无权决定谁当州长，我拒绝让位，你是个冒牌货。

赫尔曼大义凛然：你要公然违抗议会吗？

阿纳尔否认三连：我没有，别瞎说，我维护的是法律。

看对方软硬不吃，赫尔曼也没有太多办法，只能悻悻带人离去。由于拿不下州长办公室，议会外赫尔曼的支持者们非常失望。为了鼓舞士气，议长哈里斯果断宣布：迁都。赫尔曼，你去我的接待室。朋友们，我们暂时允许阿纳尔先生在原办公室继续做事。新州长塔尔梅奇先生将在接待室设置行辕。

这套高峰亮节的宣言，拉高了赫尔曼的形象。很快一群赫尔曼的支持者冲进了州政府，在州长办公室锁着门前开始举行party。一时间拼酒的，唱歌的，拉小提琴的，咒骂阿纳尔老爹的人不一而足。由于人实在太多，公厕都被他们拉堵了。

阿纳尔的司机也被他们暴揍，州政府大楼也一片狼藉。

在折腾了几个小时后，苦据办公室的阿纳尔实在扛不住了，于凌晨决定北兽，离开办公室溜回住所。

然而，由于现场比较混乱，赫尔曼的支持者没有看住阿纳尔。所以第二天早晨，当阿纳尔来到州政府大楼时，他赫然发现，赫尔曼正坐在自己办公室对记者吹牛：作为佐治亚州州长，我已经全面接管了整栋大楼，放心吧，一切都在稳步推进。各办公室也都正常运转。最重要的是，我一直以和平的方式，没有通过任何暴力就拿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阿纳尔的鼻子都气歪了。四处一打听，昨晚自己一走，赫尔曼就派人撬开了州长办公室的门，还把锁给换了。好家伙，调虎离山啊。

气得七窍生烟的阿纳尔径直往办公室闯，一边砸门一边喊：赫尔曼，你有没有本事搞偷袭，你有没有本事开门啊？记者朋友们，我被禁止进入我的办公室了，很明显，塔尔梅奇先生害怕与我面对面。昨晚，在夜幕的掩护下，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潜行攻势，目标是我办公室的门锁，这就是伪君子塔尔梅奇所为。他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但是塔尔梅奇先生，你依然是个胆小鬼，你害怕见我，没有军方和打手跟随，你连和我面对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州长？

事实证明，阿纳尔到底是老江湖。这番控诉句句戳中军队。如果该说法被广泛宣传，联邦必然出手。但是赫尔曼也不是傻子，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派人溜门撬锁，更不承认有军人出手，只说是正义群众对阿纳尔的无赖行为看不惯的一举。公民是被劝进进入州长办公室的，没办法，太得人心，天命所归啊。

由于整个大楼里已经没有能用的办公室，阿纳尔果断也宣布迁都，占据了一楼大厅的接待台。然后，身为现任州长的阿纳尔下令：所有部门负责人，不得执行伪州长的任何命令。佐治亚州归我有，岂可大权与贼分？

然而，阿纳尔的硬气只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因为就在他狐踞接待台时，赫尔曼的支持者给他扔了一只足足15厘米长的大炮仗。看到大炮仗的阿纳尔没有丝毫犹豫，拔腿就跑，仅用了不到8秒就冲出了大楼，从此沦为了笑柄。

虽然在这之后，被揍的阿纳尔依然宣称自己是州长，但由于远离了权力核心，阿纳尔逐渐落入下风。1947年1月18日，阿纳尔宣布辞去州长职务，转而全力支持副州长汤普森：我部赢没关系，但赫尔曼必须下台。

最终裁决与影响

那么，在这场三日凌空中，当选副州长汤普森在干什么呢？

答：在阿纳尔与赫尔曼激战办公室的三天里，汤普森在两个团体中完成了动员。在18日得到阿纳尔的善让后，第二天，亚特兰大多名牧师均在布道活动中谴责赫尔曼当选。中央长老会给出了一句很经典的评论：一群情感和心智都不成熟的成年人，让佐治亚沦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笑柄。

在美国，宗教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当牧师们发声后，赫尔曼瞬间在舆论上落入下风。1月20日，佐治亚州多所大学的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绕着政府大楼抗议，并且打出口号：赫尔曼国王，我们是选民还是臣民？

面对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赫尔曼毫不畏惧：这也叫民意？相比于全副来说，你们还差着个节气。

然而，赫尔曼很快发现，汤普森的攻势并不只这么简单。作为佐治亚州的现任州长，阿纳尔在政府中有大量的自己人。当阿纳尔宣布支持汤普森后，司法、财政等各部门官员都听从号令。当然，这些部门中也有不少支持赫尔曼的人。双方很快就人事权展开了全面争夺。两位州长各自任命了自己的部下，以及开除对方的部下。很快佐治亚州就出现了两套完整的行政班子，所有的部门都成为了双首长制，下达的命令也南辕北辙，全州的政务陷入了全面瘫痪。

然后，两大阵营又突然发现，他们所有的命令任免都是无效的。原因是：命令上没盖过州玺。

所谓州玺，相当于州政府的公章。没有这个东西，任何公文都不具备效用。此时，两大阵营才发现真正的华点：谁掌握了州玺，谁就掌握了实际权力。

那么，州玺在哪呢？

很快双方的目光集中在了州务卿本杰明·温·富特森二世身上。按道理，州玺应该在他手里。

本杰明·富特森，佐治亚州州务卿。24岁那年一场车祸让富特森下身瘫痪，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但这场变故也让富特森变得更加专注，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最终在1946年被阿纳尔提拔为州务卿，掌管州玺。是佐治亚州著名的能力。

虽然是阿纳尔提拔，但富特森却在这场三州长之争中绝对中立。他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应该由政党家解决，而必须有明确的司法裁定。为了逼迫法院尽早结束争执，富特森把州玺藏了起来。

在之后的日子里，富特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三大州长动之以情，小之以理，软硬兼施地劝他交出州玺。但富特森只是微笑摇头：我不会说州玺在哪，起码州长争端彻底解决前不会说。只有真正的州长才有资格动用它。

既然富特森不吃这套，那就不要怪大家上手段了。几方势力开始明里暗里的搜索，把富特森的办公室、住所乃至汽车都悄悄翻了个遍。但就是没找到州玺。事情就这么僵在这里了。

没有州玺，汤普森和赫尔曼就只能是白板州长。可是他们俩也许能等，佐治亚州的老百姓可受不了了。由于政务停摆，各种乱象扎堆出现。开头的无牌驾驶就是一例。当政务混乱已经让人忍无可忍时，佐治亚州的百姓们终于爆发了：你们这帮政客到底还能不能干点人事了？你们争权夺利凭什么让我们受牵连？再不搞出个结果来，都他妈别干了。

终于，汤普森最先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1947年2月12日，汤普森单独来到州长办公室与赫尔曼交涉：让出州长职务吧，你我心里都清楚，议会无权任命州长，你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

赫尔曼笑了笑：你连议会任命都没有，同样无权自称代理州长。

汤普森叹了口气：这正是你我分歧所在，既然无法彼此说服，不如我们交给法院来裁决如何？都遵从法院的决定。

赫尔曼说：我一直都是守法公民。

汤普森说：我有个提议，这次由法院决定一切。如果裁定我当选，你全力配合。反之，如果你被宣布为州长，我全力配合。我们是期待一个更好的家乡，而不是毁掉佐治亚，对吗？

赫尔曼当场表示：我同意，就这么办。

那天之后，双方都放弃了各种攻防战，安静的等待法院判决。1947年3月17日，经过漫长的庭上辩论和法学讲经后，佐治亚州法院拿出了一个极其牛逼的结论。

首先，老尤金是获得了多数选票后才去世，而不是去世后才获得了多数选票。因此，他没有失去多数票候选人的资格。所以，赫尔曼的主张和州议会的一系列举措的前提都是错的。尤金没有失去候选人的资格，赫尔曼补选州长无效，出局。

其次，由于尤金本人没有宣誓就职，谁他也不是州长。失去了这个前提，汤普森主张继任州长位置也不成立。所以汤普森也出局。

按照宪法规定，阿纳尔的主张是对的。尤金是州长继承人，但失去了继承能力，所以理应由阿纳尔继续担任州长，直到议会组织州长特别选举。但是，阿纳尔已经辞职了，并且将他全部权力移交给了汤普森。所以，法院承认他的权力移交合法有效。并任命汤普森在特别选举之前担任代理州长。很复杂，但终于清楚了。

虽然不少粉丝嚷嚷着要上诉，但赫尔曼很有信誉。在法院判决公布后，他迅速移交了州长办公室，并在政府大楼前发表讲话：诸位，这并非结束。我宣布已准备参加民主党1948年的州长特别提名选举。请塔尔梅奇的人不惧失败，也从不被打倒。

看到事情已经圆满解决，州务卿富特森终于拿出了州玺。这些日子以来，这枚州玺一直被他藏在轮椅的座垫下面。就算几方力量再缺德，也不至于丧心病狂到掀翻瘸子的轮椅。这才让州玺得以成功隐藏。

这次事件为富特森赢得了不朽的名声，让1963年设计州旗的荣耀被交给了他。至此，这长达63天的三州长危机圆满结束。

在短暂的任期里，汤普森干的相当不错。在技术建设，公共教育方面都颇有建树。而卸任后的阿纳尔创建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至今仍是亚特兰大头牌。在1992年以90岁高龄去世。

至于赫尔曼，由于他是最早备战下次大选的候选人，准备充分的他在1948年州长大选中轻松击败汤普森，正式成为佐治亚州州长。1955年，赫尔曼成为了联邦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超越了他父亲的高度。2002年，退休的赫尔曼在家族庄园中去世，享年88岁。

而在这场危机结束后，佐治亚州宪法迅速填补了法律漏洞。1947年，佐治亚州法院出台了关于州长当选者在就任前死亡的独立司法解释。而在1976年的州宪法修订案中，该bug被彻底抹平。此后的很多年，美国再也没有出过如此热闹的政坛盛况。后人如果再想见识如此激烈的宪政危机，可能只能期待着特朗普发力了。

1975年12月24日晚8点，英国卡迪夫市郊外的一座荒山上，一辆破旧的蓝色汽车正在大雨中行驶。由于路况恶劣，这辆车开得很慢。晃晃悠悠地开到山顶的沼泽后，车俩停了下来。一个长相阴柔的小伙从副驾驶走了下来。

紧接着，后排座椅上跟着跳下来一条凶恶的大狗。小伙蹲下身来，耐心地安抚自己的狗。这时，驾驶室的门也被打开，一位大汉走下了车。大汉思考片刻后，突然顿喝一声：“诺曼斯科特，其实受雇取你狗命的人就是我！”

小伙浑身一颤，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电光火石之间，面前的大狗惨叫着倒在地上，狗血喷了小伙一身。小伙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局面，他跪在地上搂住大狗：“你干什么？我！”

小伙话音未落，壮汉已经把枪顶在了他的脑门上。他冷冷地说：“别急，现在就轮到你了。”小伙此时大脑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跳起来，撒腿就朝着远方跑去。而在他的身后，大汉冷冷地又一次扣下了扳机。

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超级悬案，颠覆大英的“钩子文学”，现实版的“取你狗命”，一场射杀引发的血案，距离上次预告仅隔20个月就光速更新的英国政坛超级丑闻——索普事件爆发了！

索普家族的崛起与索普的政治生涯

位于英国西南部的北德文郡是一个1974年才设立的新区划。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这个不到10万人的小郡存在感很低。哪怕在寸土必争的英国选举中，也没有什么著名政客愿意来此参选，一般都被留给各党派中的边缘政客做保底。然而，在来北德文郡坐冷板凳的诸多政客中，1952年来此参选的议员杰里米·索普却是是个例外。

他丝毫不会在这里参选很丢脸，反而认为，北德文郡将是自己走向唐宁街的第一步。约翰·杰里米·索普，1929年出生于伦敦一个极其显赫的政治世家。在英国，索普的家族硬到什么程度呢？人家那可不能说跟着惠灵顿入伍，是惠灵顿跟着人家大门入伍。

早在14世纪，索普家的祖先就已经跟着国王到处砍人了。之后的几百年里，人家的家里那是封过侯、拜过将，祖上干过副首相，骑过马，从过文，辈辈都是人上人。到了近代，索普家族依然驾势味道。索普的老爷那是跟鲁登道夫过过招的选手。

至于索普自己，人家小时候是在劳合乔治家的花园里长大的。啥？你说起跑线？怎么我的起跑线在裁判席上啊？

生在这样的贵族自治区的索普，未来自然也可以预见。从伊顿公学毕业后，索普成为了牛津法学系的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他因对校长教授特别谄媚而得到了“油腻索普”的外号。除此之外，他还干了两件惊人的事。其一是，他公开宣称要迎娶玛格丽特公主。其二是，他没有选择家中根基深厚的英国保守党，而是选择了自由党。

在英国政坛，自由党是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古老组织。曾在19世纪前后四次主导英国政治。只是在二战后，由于工党的崛起，自由党逐渐走向衰落，勉强维持着一回第三大党的地位。在索普加入的50年代，自由党在下议院只剩下了六个议员，几乎变成了路边一坨。很多人都认为索普疯了才会加入。

然而，索普自己却看得很明白。议会里的工党和保守党是池浅王八多，没法当大哥。前面的大老太多，自己论资排辈20年内都出不了头。反而在自由党这种小党中，才真正有自己的发挥空间。事实证明，索普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在开始从政后，索普打着劳合乔治的继承人的身份，四处活动。靠着新颖的电视演讲和争取工人和年轻人的主张，索普迅速获得了支持。1959年，索普以刚满30的年纪成功当选了北德文郡议员，捷径走的堪比空降。

04:10 ~~3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身体的养护就得早早安排上。那就带上咱们的老朋友妙捷R9揉捶按摩仪，工作养生两手抓起来。说到奋斗，回顾2025年，光是花式催更我就收到了3000多条，熬夜爆肝更是超过100天。能吹会揉的妙捷一直在背后默默守护。今年的最舒服按摩椅大奖，还是得颁给咱们的老朋友妙捷。感谢你2025年每一天的陪伴，让我总能及时放松，满血赶稿。新的一年咱俩要继续相亲相爱，毕竟其他按摩仪的手法都没有妙捷你像老师傅。不仅能持续揉捏脖颈，放松紧绷的肌肉，还能以1200次每分钟的捶打频率，捶散咱们肩背上的硬块。每次我熬夜爆肝一按，肩膀两边就松快多了。再配上艾灸太热敷，佛洛下脖颈的血液循环，经济实力也能跟得上来。大家趁年货节赶紧入手，买个犒劳自己。或者走亲访友送礼，可太合适了。要知道，咱们买吃的买喝的，家里不一定缺，但买个按摩仪，买份健康就肯定用得上。像我就给爸妈安排用了，他俩直夸妙捷好用。语音播报清清楚楚不说，还能顺带着按腰按腿，可比按摩店里的套餐省心省钱。说真的，我们平时上班盯电脑，下班玩手机，光是低头30度就相当于每天顶个大西瓜，颈椎承受的压力能不大吗？短期的肌肉酸痛已经是身体给我们的警告了，再不注意缓解，很容易恶化成颈椎病。所以该放松就得放松，妙捷是咱的老朋友了，口碑品质大家伙都知道。扣上也不耽误工作，特方便。而且现在年货节领券加优惠就是底价，保价一年买贵退差。入手一个犒劳自己真心不贵，还送新年礼盒。写贺卡送礼也是一条龙，特体面。~~

到1960年，几乎所有政治评论家都认为，索普是自由党未来的领袖。假以时日，就算问鼎首相大位也并非奢望。然而，就在这春风得意的时候，索普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1960年6月，玛格丽特公主结婚了。

自己心仪的对象跟别人结婚了，这种滋味对于索普这种人来说，当然很痛苦。当然了，索普格局比较小嘛，他这种人比较在意这个。像我肯定是无所谓的，谁能再在意这种跟自己无关的事，别人也有别人的生活嘛，这很正常。我是一点都不会在意的。

但是，索普介意的点却跟别人不一样。他介意的是，玛格丽特公主的丈夫安东尼·琼斯端的是个美男。看看那棱角分明的长脸，看看那风姿绰约的翘唇。这样的美男怎么就便宜他了呢？

是的，索普是个双性恋，甚至还是偏gay的那种。看过我们瓦萨那期的朋友们应该记得，在英格兰漫长的历史上，其对于同性恋一直非常排斥。在60年代，如果哪个政客被发现搞基，其后果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索普多年来一直小心地隐藏自己的性取向。

但是在私下里，索普一直秘密地维持着一个基友组织。在公主结婚后，索普就给一个叫布莱希特·瓦特的写了个明信片，上面写着：公主订婚这事真他妈扫兴，我本来打算娶其中一个，再勾引另一个来着。

索普写信的这名瓦特就是基底组织中的一员。在英国社交圈中，瓦特似乎是个神秘富豪。他开别墅、住豪宅，还养着纯血赛马和猎犬，是标准的老大英正米字旗的爵爷。然而，索普不知道的是，瓦特其实从来不是贵族，只不过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且早已破产。他能过上这种生活，其实是用了一种很神奇的方法。

诺曼·约瑟夫的悲惨童年

无论如何，索普这封要命的明信片落到了瓦特手里。瓦特得意洋洋地将其拿给自己家的长工展示：“看见没？这玩意来自一个大人物，他将会成为我的保险单，这秘密我吃一辈子。”瓦特之所以敢如此炫耀，除了他本身没料外，还因为他完全不认为眼前这名叫诺曼·约瑟夫的长工会有什么威胁。毕竟这孩子连工资都不要，跟他说说话就全当树洞了呀。

1940年，诺曼·约瑟夫出生于一个富贵人家。打出生起，他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老娘是意外怀孕，只是由于天主教不能堕胎才把他生了下来。虽然家庭看起来可能有点糟糕，但约瑟夫的童年还是十分艰辛的。

从小开始，这孩子就是爹不亲、娘不爱，亲戚朋友当祸害。老妈从来不教育，偶尔还搞性虐待。天崩开局下，孤独感贯穿了约瑟夫的整个童年。他只爱跟动物作伴，尤其喜欢马。15岁的时候，他想跟母亲要一匹小马。这个要求毫无疑问地遭到了拒绝：“要什么马要马，我看你像个马。”

无奈之下，小约瑟夫只能去一个动物慈善组织领养了一匹残疾小马。但是他又买不起饲料，只能去邻居家偷饲料。最终成功让自己在1956年上了少年法庭。好在法庭的法官比较善良。在了解了约瑟夫的想法后，他非但轻判了约瑟夫，还介绍这孩子去了一家马术学校上课。

当然了，这种学校也谈不上什么学历。所以约瑟夫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饱受虐待的他又不想回家，就只能降低身段，在瓦特这里当马夫。只要管吃管住，再给保险卡续费就行。所谓保险卡，在英国相当于身份证加社保编号。没有它，几乎没法找工作，也没法享受任何福利。因此，约瑟夫连工资都可以不要，只要求给保险卡续费。

在瓦特拿明信片炫耀时，约瑟夫也没在意。他只看到了明信片上显眼的下议院字样。于是附和着说：“果然是大人物啊。”

说来也是该着出事。在约瑟夫看过明信片的几天之后，索普突发奇想，准备去拜访瓦特。自己开着车就来这边过夜了。咱也不知道这个夜是咋过的。反正第二天早上，当索普走出别墅时，他突然看见了在喂马的约瑟夫。

索普立刻就愣住了：“嘿，这小爷们儿长得真的是…”

09:53 ~~温润公子不带钢，眉梢有韵目含光。腰肢绰绰随风转，细语低言声韵长。~~ 10:00 ~~颜色玉，气质芳，翩然身映动箫腔。今日只觉辰光好，认得儿郎胜女郎。~~ 10:09 ~~玉面胜凝霜，眉目含光。不汗微微自带香。缓步轻挪如弱柳，宛若清杨。~~ 10:16 ~~浅笑带微漾，秋波难挡。不需脂粉自芬芳，谁道男儿无秀色，压倒红妆。~~

总之，在看到约瑟夫的第一眼，索普就认定：“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于是，索普热情的走进马厩，开始跟约瑟夫套词。完全不懂养马的他张口就说自己爱马如痴，特别喜欢跟马夫打交道等等。看着怯生生的约瑟夫，索普决定打个埋伏。这次拜访瓦特，他已经感觉到了瓦特的经济情况不对劲。于是他跟约瑟夫说：“小约啊，哥哥提前跟你说一声，如果以后跟瓦特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联系。”

约瑟夫茫然的接过名片，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能跟东家出什么问题。不过，几个月后他就知道了。在一次重要的赛马比赛中，正在刷马的约瑟夫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眼前的马匹受惊冲了出去，把赛场搅得一团糟。

四居丢人的瓦特暴怒，对着约瑟夫破口大骂。约瑟夫十分委屈：“这属于意外情况，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我虽然穷，但还要脸！”于是，约瑟夫扭头就走，也不干了。

可是，不干归不干，自己的行李还在瓦特家里。于是，约瑟夫偷偷溜到马场，就回到别墅，收拾一下准备提桶跑路。然而，在别墅大门口，约瑟夫惊讶地发现，离家不到两天，别墅的信箱居然都被塞到爆开了。而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些信的收件人竟然都是自己。

约瑟夫打开信封一看，这些信件全是账单。然后他发现，由于自己的国民保险卡在瓦特手里，瓦特一直在以约瑟夫的名义住别墅，还用他的名义贷款买了路虎和赛马，连身上穿的内裤都是这么来的。在60年代，贷款和按揭也没什么人脸扫描。瓦特拿着约瑟夫的保险卡就能撸口子。

简单的说，眼前的一切都是靠着约瑟夫负债得来的。就算大英社会再显赫，谁也没想到能显赫到这个程度。得知真相的约瑟夫完全懵了。他手足无措的在庭院里徘徊。突然，他想起了当初索普的话，以及瓦特告诉自己的那份保险单。这让他有了一个主意。

约瑟夫很快走进书房，找出了那张足以让索普社死的明信片，然后带着行李提桶跑路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被人下了这么大个套，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但约瑟夫只是个孩子，他遇到这么大的事，下意识跑路很正常。跑到附近的教堂后，约瑟夫坐在台阶上嚎啕大哭。而无依无靠的他此时只剩下一个选择：“我去索普那儿吧。”

1961年11月8日，约瑟夫来到了伦敦下议院门口。守卫很快通知索普：“有一位叫诺曼·约瑟夫的先生求见议员。”听闻约瑟夫拜访，索普差点没一屁股乐出来。他光速冲出去迎接约瑟夫：“诺曼，真的是你！这真是太意外了！欢迎啊！”

两人坐定后，约瑟夫也顾不上寒暄。他哭天抹泪的把自己遇到的倒霉事全部倾诉出来。心悦一马的索普一边附和着，一边坐在了约瑟夫身边，伸手抚摸对方的后背：“没事，没事，你找到这里就是信任我。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约瑟夫是个懦弱的孩子，根本不敢提什么报复瓦特。他只说自己当时吓坏了，走得匆忙，自己的国民保险卡还在瓦特手里。那是凶神恶煞，自己实在不敢去要。希望索普能帮帮忙。

其实索普很明白约瑟夫的意思，就是想让他出面找瓦特要回保险卡嘛。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得知真相后，索普自己也不想跟瓦特扯上任何联系。第二是，这样帮忙的人情不够大，可能征服不了约瑟夫的芳心。于是，索普眼珠一转，故意曲解了约瑟夫的话。他拿起电话打给了秘书：“哈罗德女士，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我有个朋友的国民社保卡出了些问题，你去一趟国民社保部，看看能不能帮他补办一张。”

听到自己这件小事居然惊动了中央部门，约瑟夫感激涕零。而索普则赶紧问：“你现在住哪？卡办完了我给你邮过去。”约瑟夫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有住所？只能尴尬地表示没有住处。索普于是故作深沉地思考一会后说：“我明天就得去马耳他出差，既然你暂时没地方去，不如咱俩一起回萨里郡我母亲家吧。这样还可以在路上讨论如何帮你摆脱困境。反正我家老太太平时也挺孤单的，有客人来她欢迎还来不及呢。”

约瑟夫此时哪里有什么选择，只能蒙蒙懂懂地跟着索普来到了他妈家。事实证明，老太太远没有索普说的那么热情。她几乎没怎么搭理约瑟夫，但是还是很礼貌地帮他安排了床铺。

晚上9点多，吃过晚餐的约瑟夫走进客房，换上睡衣准备睡觉。这时房门被敲响了。他开门一看是索普。索普表示客房里没有电视，怕你呆着无聊，给你拿本书解闷。约瑟夫千恩万谢地接过书，回身躺在床上翻阅。结果越看越发现不对。这本名叫《吉奥瓦尼房间》的小说你可能没听过，但它后来改编的电影比较有名：《断背山》。

心烦意乱中，约瑟夫听见了索普与母亲互道晚安。约瑟夫也准备关灯睡觉。这时，他的房门居然又被敲响了。约瑟夫开门一看，是换了睡衣的索普。索普径直走了进来，坐在床尾告诉约瑟夫：“秘书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你的保险卡补办并不困难，也不用担心缴费中断的问题。卡办下来我给你补缴。至于那些债务，我也跟银行联系了一下，大部分都能甩回给瓦特。剩下的数额不大我帮你补上。以后你就又是个快乐的自由人了。”

约瑟夫万万没想到索普居然如此为自己着想，他感动得痛哭流涕。索普顺手搂过他的肩膀：“别哭了，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受惊的兔子，我可怜的小兔兔呀。”

安抚好约瑟夫的情绪后，索普走了出去。约瑟夫第二次准备关灯睡觉。这时，房门第三次轻轻被敲响。约瑟夫开门一看，还是索普。只不过这次他左手抱着一团毛毯，右手赫然拿着一罐凡士林。

索普与约瑟夫的畸恋

第二天早上啊，感觉整个人被劈成两半的约瑟夫从床上醒来。回忆起昨晚的事情，约瑟夫进入了完全的懵逼状态。至少到昨晚为止，约瑟夫都不是个同性恋。对于索普的突击行为，约瑟夫本能的意识到不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也不完全排斥。一来他本身就有些阴柔，另一方面，他对索普也有一种报恩心理，同时有点慕强，甚至还有点畏惧。总之，这种复杂的情绪让约瑟夫一晚上咬着枕头没吭声，端的是条好汉。

早餐过后，索普带他回了伦敦。因为下午就要去马耳他，临别之前，索普留给了约瑟夫15英镑，让他先租个房子。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约瑟夫陷入了思索。自己这算是“史克朗跟着拉稀的，吃上软饭了”？

对于被包养这事，约瑟夫并不完全抗拒。毕竟自己本来是打算用那张明信片来换取索普帮助自己的。现在索普还是帮助了自己，只是要的不是明信片。这事，反正结果是差不多的吧。

两周以后，索普从马耳他回来，径直冲进了约瑟夫的公寓。一番突击后，索普带着约瑟夫去了梅特斯百货。去了商场，为他定制了全套的行头。

本来，这套包养流程走得算是又稳又顺。奈何1962年1月，约瑟夫竟然意外惹上了一场官司。虽然这事很快被索普摆平，但约瑟夫还是吓得不轻。他跑到了乡下，并且给索普写信说，自己打算找一份工作。未来如果可能，他还想去法国学习马术盛装舞步。

看到约瑟夫的信，索普也很高兴。这倒不是他替约瑟夫开心，而是如果约瑟夫找到工作，自己也可以省下一大笔包养费，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因此，索普在1962年2月13日，用下议院的信纸给约瑟夫回了一封信：“亲爱的诺曼，看到你情绪逐渐稳定，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你现在和弟媳在一起，真的棒极了！小兔兔当然可以去法国。爱你的杰里米，想你念你。”

由于小头指挥大头，索普在这封信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他在信的末尾写下了对约瑟夫的爱称——小兔兔。任何两个正常的老爷们都不会互称为小兔兔。其二是，在信的结尾，索普写错了签名日期，把1962年写成了1961年。按照英国的法律，1961年的约瑟夫还是未成年人。索普的行为算强奸。

不过，索普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俩错误。他正忙着犯第三个错误：帮约瑟夫补办国民保险卡。是的，之前他所说的所谓“补办”，完全是胡扯，他压根就没去。这会儿约瑟夫需要找工作了，他才猛然想起这个事来。

好在以索普的地位，办张保险卡也不难。很快一张新卡制作完成。为了拉住约瑟夫，索普要求把保险卡借给自己。而社保部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就是约瑟夫的新雇主，有为他缴纳社保的义务。

索普这边事事如意，约瑟夫那里却倒霉了。在乡下，由于约瑟夫养的宠物狗到处咬人，直接被房东拿猎枪打死了。约瑟夫知道自己理亏，不敢跟房东叫嚣，只能写信给索普求安慰，并问能不能把小狗之前拍的照片寄给自己，我好挂在墙上，时时挂念。

看到这封信后，索普十分无语。他早就感觉到约瑟夫脑子有点不正常，但没想到这么不正常。一条狗你至于吗？这不知道老子有多忙吗？于是，他回信表示：“惊闻弟媳去世，十分心痛。不过我现在正在拉票竞选，一时回不了伦敦。照片的事将来再说吧。”

看到这封充满敷衍的回信，约瑟夫开始犯病了：“所以爱会消失是吗？索普啊，你不是当初那个暖男了，你竟然对我的悲伤无动于衷。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人有了怨气后，服务态度显然会下一个台阶。很快索普就感觉到了约瑟夫的不满。两人开始经常吵架。接着约瑟夫居然开始玩自杀。如是再三后，索普心累无比。1962年12月18日晚，两人又大吵一架。约瑟夫一怒之下离开索普的公寓，离家出走。耐心用尽的索普也没追。

在街上游荡几个小时后，约瑟夫彻底犯病。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哭诉自己遭遇渣男欺骗。说到激动之处，他表示要开枪怒杀索普，再自杀。电话对面的朋友被吓得不轻，感觉要出人命。于是果断做出了一个合理选择：报警。

警察也吓得够呛，赶紧派出一名巡警找到了约瑟夫。在警局里，约瑟夫把他跟索普相识的整个过程全讲了一遍，并展示了两人的信件。警察听得瞠目结舌。为了甩锅，他们将两人的信件复印后，直接交给了军情五处。而军情五处经过评估后认为，搞基不会影响国家安全。所以将这些档案封存了。

本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该告一段落了。一对基友自然分手，各奔东西。事实上，约瑟夫也是这么想的。1963年1月，他在北爱尔兰的一家马术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可直到办理入职时，他才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对，自己的保险卡还在索普手里。没有这玩意，学校不可能长期聘用自己。”

于是，约瑟夫赶紧给索普写信：“渣男，把保险卡还我！我不想见你，给我寄过来！”索普很快回信答应下来，但却一直不办事。几个月后，马术学校只能辞退了约瑟夫。无奈的约瑟夫只能又去干杂活，回到了心如止水，的日子。

在接下来的足足两年里，约瑟夫无数次的向索普索要保险卡。但索普就是不给他寄。1963年夏季，他在一次马术表演中被赛马从后背踩了过去。虽然马安然无恙，但约瑟夫六节脊椎受伤。重伤后约瑟夫又一次失去了工作。没有保险卡，让他住院都花不起钱，只能搬回英格兰休养。

此时，索普听说小兔兔回国了，高兴得不得了。他光速杀到人家住所，又安排治疗又甜言蜜语。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偷生一旧了。当然，这一次，约瑟夫可没有前几年那么傻了。

1964年12月，约瑟夫拿出了一本赛马与猎犬的杂志给索普看。上面有一则广告：瑞士一名兽医想要招聘马夫，待遇非常好。索普当然明白约瑟夫的意思。第二天就给兽医发电报，极力推荐约瑟夫。很快就拿下了这份工作。

1965年1月，约瑟夫带着行李箱出发了。到达瑞士后，约瑟夫华丽丽的把行李箱落在了火车上。然而，等到了工作地点后，约瑟夫才明白为啥待遇这么好。这地方非常偏远，气温也很冷，工作环境实在不好。

只坚持了一个晚上，约瑟夫就宣布辞职。兽医倒也没挽留，还好心借给他钱买回程票。几天以后，索普家的门铃被按响。开门看到约瑟夫后，索普有些不爽：“我舍出老脸帮你安排工作，你连一周都坚持不下来，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

不爽归不爽，索普还是亲切的与约瑟夫互动了一番。结束之后，约瑟夫告诉他，自己的行李箱丢了。索普很大气地表示：“没事，也就一件衣服呗，明天我再给你买。”约瑟夫说：“我倒不是心疼这一件衣服，主要里面有你写给我的所有信件，以及当初你写给瓦特的明信片，还有我的一些私人物品。”

索普瞬间从床上弹了起来：“你他妈疯了！随身带这玩意干什么？另外我写给瓦特的明信片怎么会在你手里？你想用来威胁我？”但此时索普顾不上深究了。他赶紧给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写信，玩命的催对方找回行李箱。这通折腾下来，索普终于冷静了。聪明的智商重新占领高地后，索普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约瑟夫是个倒霉鬼。他情绪不稳定，行为不可控，谁沾谁倒霉。

这小爷们儿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三顾频繁天下计，打间四顾心茫然”。必须立刻跟他切断关系，最好让他出国。于是，索普又一次发动人脉。很快帮约瑟夫找到了一份在爱尔兰马场的工作。然而，仅仅几周之后，马场的主人就给索普写了信：“您这位朋友来的三周时间里，已经辞职三次，而且满口谎言，经常跟我们吵架。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至此，索普完全确信，自己必须彻底远离这个倒霉鬼。他不再回应约瑟夫的任何信件，准备彻底切断联系。然而，约瑟夫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给婆婆，索普夫人写了封信。

索普与约瑟夫的恩怨升级

离开爱尔兰的马场后，约瑟夫又开始了流浪生活，没有任何稳定工作。他自己则将这一切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自己没有保险卡。由于索普已经不再回信，因此，约瑟夫终于想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他直接给索普妈妈写了一封长信。

有一说一，虽然约瑟夫好吃懒做，情绪不定，但他并不是一个无耻的人。在信里，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和索普的交往过程。同时也明确说：“您儿子不欠我什么，反而是我欠他更多一些。”总之，约瑟夫没有任何敲诈的意思。他的诉求只有三点：一，请索普把保险卡还我，没有这玩意我找不到工作。二，请帮我把行李箱找到，那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也是我重新面对生活的根基。三，希望索普夫人借自己30英镑度过难关，他保证会还。

在约瑟夫的意象中，索普夫人是个慈祥的老太太。他显然不明白什么叫政治世家的女人。收到信后，老太太直接把信交给了索普，表示：“你自己摆平，别惹麻烦。”

索普看到信后大惊：“约瑟夫这混蛋分明是在敲诈自己！”他赶紧联系律师，起草出了一份律师函。然而，当律师函写好后，索普有点犹豫。这倒不是他心有不忍，而是他担心，这个行为会不会刺激约瑟夫，导致对方狗急跳墙。

几天后，索普决定用政治家的方式处理。那么，什么是政治家的方式呢？简单的说，就是找白手套出头，干一些“清道夫”的工作。作为自由党大佬，索普自然不缺效忠的小弟。很快，彼得·贝赛尔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彼得·约瑟夫·贝赛尔，自由党新进议员。这个比索普大8岁的政坛新人本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此时，初入政坛的贝赛尔正愁没有大腿可抱。一听说索哥老弟有这样的麻烦，贝赛尔当仁不让：“您交给我，您交给我！我亲自去唐宁街！到了都柏林，老夫只需一席话语，保准此贼放弃敲诈，以礼来降！”

在贝赛尔的构想里，这事很容易解决。毕竟对方是个小人物，稍微吓唬一下，再给点甜头，也就摆平了呗。到了都柏林，贝赛尔对约瑟夫说：“你之前的信已经构成敲诈，我们可以引渡你。但我们可怜你是个孩子，因此不深究。只要你闭嘴，这事就到此结束了。”

贝赛尔觉得这套说辞对一般人肯定有效。但是约瑟夫根本就不是一般人。听说要被引渡，约瑟夫当场表示：“那感情好了，反正我也没活路了，引渡我吧。这样我至少有个地方把事情原原本本讲出来，最后说不定保险卡的问题也能解决。”

所谓“只要我躺着，敌人就办不倒我”。听完约瑟夫的话，贝赛尔傻了。他赶紧把话往回收：“老弟，你别着急，你究竟想要啥？说，我帮你办呢！”约瑟夫表示，自己不想敲诈，只是想要回保险卡和行李箱。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各不相干。

听到都是合理诉求，贝赛尔放下心来。他赶紧跟约瑟夫表示，这一切都是误会：“你把这5英镑收好，先去安顿一下。保险卡和行李箱的事我来办。以后有事直接跟我联系吧。”

就这样，贝赛尔回到伦敦，告诉索普事情已经搞定了。索普非常高兴，直接将贝赛尔拉进了自由党的核心圈子，负责党内财务管理。几周以后，又一个好消息传来。在贝赛尔的努力下，那只丢失的行李箱找到了。索普赶紧把它拿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里面的信和明信片全掏出来，一股脑烧掉：“这下好了，那王八蛋想敲诈我都没证据了。”

销毁证据后，索普把行李箱寄给了约瑟夫。很快接到了约瑟夫来信，说自己已经谈了女朋友，准备开始新生活了。至此，索普终于确信自己摆脱了约瑟夫，开始一心扑在政坛上。1967年1月，索普当选自由党党魁。而贝赛尔也正式成为了自由党财务管理人。

然后，1967年4月，贝赛尔接到了约瑟夫来信。信中表示自己已经比一家模特公司相中，改名叫诺曼·斯科特，准备去美国当模特了。还交了女朋友，希望对方帮忙搞定护照。索普和贝赛尔大喜过望：“太好了！只要你不回来，滚得越远越好！”

事实证明，老哥俩高兴早了。1967年7月，贝赛尔再次收到来信，依然是约瑟夫。只不过约瑟夫在信里说，他本以为自己能有了媳妇忘了娘，结果没想到自己有了媳妇后还是很娘。在谈恋爱后继续搞基，被女友发现，两人分手了。自己情绪崩溃后没去美国，我回英国了。现在我满身是病，我不要求别的什么，只要把我的保险卡还给我就行。

收到信后的贝赛尔崩溃了：“这小子怎么跟个瘟神似的阴魂不散呢？”但是，再生气也没办法。贝赛尔只能试着解决那个最大的问题：保险卡。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早就想问了：“为什么索普一直不把保险卡还给约瑟夫呢？”其实这是个非常尴尬的问题。1962年，索普确实帮约瑟夫补办了保险卡。问题是，他他妈之后把这张卡弄丢了。

弄丢就弄丢吧，补办一张就是了。贝赛尔很快来到了国民保险部补卡。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个炸裂的消息：补卡不难，但需要麻烦约瑟夫的雇主索普先生把积欠的保险金补缴一下。也不多，就200英镑。

对于贝赛尔来说，200英镑不多。但问题是，这个钱是不能缴的。多年以来，索普等人处心积虑的扫清了与约瑟夫有关的一切痕迹。但只要这个钱一缴，两人产生过联系的这个事实就将存档，成为抹不掉的证据了。所以，这个钱肯定不能缴。

因为不能缴钱，国民保险部没法平账，人家就不给补卡。但是，这个理由是没法跟约瑟夫说的。无奈之下，贝赛尔只能再找约瑟夫商量：“你要保险卡，不就是为了那5英镑的失业补贴吗？这钱我来出，卡的事别纠结了。”

靠着按期打款，贝赛尔勉强稳住了约瑟夫。然而，事实证明，约瑟夫可能是个辐射型拉姆。自从沾上了他，贝赛尔的倒霉事就一件接一件。他在美国开的饭店赔得稀里哗啦。到1968年，贝赛尔直接退出了议员竞选。从政是为了更好的做生意，现在生意都快没了，还是顾着大头吧。

当然，放弃从政并不代表贝赛尔断绝了与索普的关系。因为，在贝赛尔管党政财务的日子里，他挪用了不少党费来给他个人还债。这事没有索普兜着肯定露馅。所以，贝赛尔只能独立自主的继续帮索普搞定约瑟夫。

此时，索普的事业倒是顺风顺水。他甚至选择了结婚。眼看着索普这边已经安定，贝赛尔决定彻底扫尾。他找到了约瑟夫，一次性给了对方75英镑，表示：“这钱算给你重启模特生涯的资金，妥善点花。以后我得去美国打拼，不能时时顾着你了。自己都小心点吧。”约瑟夫点头答应。不出意外的话，这件就完美解决了。

当然了，在通辽宇宙中，不出意外那是不可能的。1968年11月，约瑟夫又一次身无分文，又一次流落街头，又一次给贝赛尔写信求支持。并且，再一次要保险卡。

收到信后，已经一脑门子官司的贝赛尔只能硬着头皮回信安抚，并寄回了5英镑，承诺会尽快赶回英国，跟约瑟夫好好讨论如何彻底解决问题：“别他妈总找我了，我已经够烦了！”

当贝赛尔把约瑟夫再次发难的消息告诉索普时，索普也崩溃了。此时，在终于意识到这个局面问题：约瑟夫一落难就会找索普，索普把事交给了贝赛尔，贝赛尔想平事就得补保险卡，保险卡补不了。最后，这件变成了“一边是我什么都不要就要保险卡，另一边是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就是不能给你保险卡”。生存死局，这就叫生存死局。

终于，在洞察了这无法解决的一切后，索普说出了那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斩草除根没烦恼。彼得，我们把他干掉吧。”贝赛尔大惊失色。政客有点黑料没什么，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赶紧劝说：“索哥老弟，这可不是说这玩的。约瑟夫虽然有点狗，但他毕竟是个人呢。”索普红着眼睛说：“没错，但我们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彼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当弄死一条疯狗。”

意识到索普真想杀人后，贝赛尔害怕了。他赶紧以“杀人不好善后”等理由劝说。但索普此时已经横下心来。他坦然跟贝赛尔说：“放心，我不需要你动手，你不是会杀人的人。动手的是戴维·霍尔姆斯。”

戴维·霍尔姆斯，索普的基底组织中的另一名悍将。此人本身是个银行家，也是自由党的财务官之一，还是索普的基友，与索普是朋友、恋人、同事三合一关系。总之，除了脑子不太好使外，霍尔姆斯对索普的忠诚是不用怀疑的。

贝赛尔对霍尔姆斯的能力深表怀疑，但他此时也没法跟索普硬顶。只能表示，可以先把他找来，咱们仨商量。就这样，刺杀小队在1968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三人讨论起了弄死约瑟夫的方法，而且足足讨论了好几个月。

然而，1969年4月，贝赛尔接到了约瑟夫的信：“朋友，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我马上要结婚了。虽然妻子的家人不太赞同，但他依然非常爱我。请给我祝福吧。”接到信后，刺杀小队面面相觑：“这事就算是，解决了吗？”

眼看着坏蛋突然变好了，索普也只能悻悻地说：“咱们的终极方案就暂停吧，但愿这回他真的能稳定下来吧。”

事实证明，约瑟夫的“霉运放射”功能是非常强大。从1969年开始，几个人都开始走背字。首先是索普。他的新婚妻子遭遇车祸，意外死亡了。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这个打击重创了索普的精神，让他在选举中遭遇了惨败。个人和党派都到了崩溃边缘。而贝赛尔更惨。他在美国的生意接连受挫，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从“Old Money”变成了“Need Money”，距离破产只差一场财务调查。

至于约瑟夫，他不倒霉才奇怪。虽然妻子非常爱他，但奈何约瑟夫自己不是个玩意儿。他每天废寝忘食的勤实，很快将妻子的嫁妆挥霍一空。只能带着怀孕的老婆在乡下挖野菜充饥。

面对过不下去的生活，约瑟夫娴熟的又将失败原因归纳为自己没有国民保险卡。又又又又开始联系贝赛尔，要求对方帮忙把保险卡给自己。接到电话后，贝赛尔都快疯了：“我真有病啊，揽下这么个差事！”他用尽全力帮约瑟夫申请了一份临时救济金。但几个月后，又把救济金花完的约瑟夫再次找到了贝赛尔：“还我保险卡来！”

比他亲爹还累的贝赛尔此时已经麻了，只能再次恢复了每周5英镑的零花钱，让约瑟夫度过难关。但是，此时约瑟夫的妻子已经对他彻底失望，直接跟他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也可以想到。约瑟夫万事转而要保险卡，贝赛尔是真受不了了。

实际上论财产，贝赛尔甚至还远不如约瑟夫。约瑟夫的财产不过也就是零，而老贝已经负150万美元了。贝赛尔只能穷尽全力稳住约瑟夫。而约瑟夫更不理解，为什么对方就是不能给自己这张保险卡。两边一个觉得被讹诈，一个觉得被欺骗，这种纠结没完没了。

在又一次身无分文，流落街头后，约瑟夫被一个偶然路过的大妈注意到。大妈名叫格维·琼斯，是个刚丧偶的富婆。格维很快包养了约瑟夫。某一天，约瑟夫又跟格维大妈讲起了他已经讲了无数次的自己与索普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实际上，这些年来约瑟夫几乎把自己与索普的事逢人就讲，但基本都未被别人当成乐子，无视了。而格维大妈不一样，她是真喜欢约瑟夫，甚至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开马术学校。因此，当听闻约瑟夫被欺负后，格维大妈立刻带着约瑟夫去了伦敦，去找自由党党魁斯蒂尔讨个说法。

1975年5月26日，英国自由党党魁斯蒂尔忍着恶心，听完了一个抽象的故事。由于约瑟夫在叙述中颠三倒四，逻辑不清，而且反复提及贝赛尔的名字，以至于听到最后，斯蒂尔得出了结论：“你跟贝赛尔搞基了？”约瑟夫赶紧解释搞基的人是索普。可是他的叙述依然极为混乱，而且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最终，斯蒂尔确信：“这就是个神经病，滚！别再浪费老子时间！”

索普事件的爆发与结局

这次谈话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索普耳朵里。索普在愤怒之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对呀，约瑟夫手里已经没有证据了呀！”自己和约瑟夫来往的所有信件都已经为自己烧了。所以，约瑟夫现在等于没有任何证据，他说什么都算是污蔑。既然没有证据，那所谓找媒体曝光就更不用怕了。老子大小也叫个党魁，哪个媒体敢报这种毫无证据的事情？到时候我直接告他们诽谤就行。

想通了这些事后，索普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他又支棱起来了。索普很快重新跳出来带领自由党冲击选举。在一些列补选和地方选举中频频获胜，甚至又开始谈恋爱了。

约瑟夫也发现了索普的自信，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是告不倒索普的。可是当初两人之间的信件已经烧了，自己要去哪找证据呢？想来想去，约瑟夫想到了当初给自己寄过比路的巡警。他果断开始寻找当年的巡警，讨要当初被复印的信件。结果自然是无果而终。约瑟夫十分郁闷，渐渐的对格维大姐也不那么热情了。

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格维大姐十分失落，很快就与约瑟夫分居，继而因为酒精中毒而去世。格维大姐死后，约瑟夫很快又一次流落街头。而在另一边，1974年的大选中，索普带领自由党获得了二战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在国会中的席位不多，但因为当年的工党和保守党完全势均力敌，导致第三大党自由党成为了组阁的胜负手。索普一时风光无两。

然而，这种风光只持续了几个月。由于谈判拖延太久导致选情变化，工党成功组阁，索普到手的内阁职位飞了。这种大起大落令索普郁闷的不行。1974年11月，索普决定回选区散散心。可是当他的车刚刚驶入北德文郡行政中心时，他居然看到了街边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孔——约瑟夫！

时隔十年之后，这队冤家路窄再次相逢。约瑟夫几乎同时看到了车里的索普。两人对视数秒，约瑟夫向索普挥手，嘴里似乎还说了句什么。此时，车里的索普已经疯了：“这个阴魂不散的王八蛋，居然追到我选区来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实际上，索普这次是真冤枉约瑟夫了。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巧，这次重逢是一次完全的意外。约瑟夫此时处了个女朋友，娘家是北德文郡的。他是来到这里见人家父母的。此时，约瑟夫已经想要放下过去。他在看到索普时嘴里实际上说的是“谢谢”，挥手是在向过去告别。

可问题是，索普不知道啊。但回到办公室后，索普是真抓狂了：“这个阴魂不散的倒霉鬼，他要是在我的选区胡咧咧，我的政治生涯就全毁了！不行，这个王八蛋绝对不能再留！这次我必须要想给他干掉！霍尔姆斯，联系一下贝赛尔，我们的最终解决方案必须开始了！”

次日早上，霍尔姆斯就从伦敦赶来。索普也不废话：“戴维，约瑟夫追到我的选区来了，这个王八蛋绝对不能再留！我准备了1万英镑，你去雇人把他干掉！”霍尔姆斯领命后，直接给在贝赛尔打了电话。此时的贝赛尔已经彻底破产，只能在加州海边的一个小木屋里苟延残喘。接到电话的贝赛尔知道这事瞒不住，只能表示我现在已经帮不上忙，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贝赛尔不愿意帮忙，霍尔姆斯只能自己解决。然而，杀人毕竟不是寻常业务，霍尔姆斯也没法同城找个滴滴代杀，只能变寻人脉。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外号叫“地毯约翰”的家伙。作为老约的第二代新任，“地毯约翰”顾名思义，是个卖地毯的。虽然业务普通，但“地毯约翰”平时一直号称三教九流都有人脉，社会方方面面的找我行。于是，霍尔姆斯找到了他：“约翰，我要你帮我干掉一个麻烦的混蛋，我出1万英镑，一定要确保那混蛋必须死！”

几周之后，一个叫丹尼斯·的古董贩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兄弟，有个狠活，整死一个人，东家出8000英镑，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保证让这个人永远闭嘴！”又又几周后，江湖诨号“独臂悍匪”的老虎机销售员乔治·迪金接到电话：“兄弟，来大活了，有人出6000英镑，想让一个人永远消失，懂吗？”又又几周后，外号“鸡脑子”的退役飞行员安德鲁·纽顿接到了电话：“兄弟，有个东家出5000英镑，让咱帮他杀个人，一定要干净利索！”

看到这里，相信你也能明白。这条外包链上就没一个真正的黑帮，甚至连小混混都算不上。甚至连小混混都算不上。在“外包链”最末端的纽顿，自始也还没在状态。是因为这活已经只剩下5000，再扒皮就没人干了。不过，相比于前几位，纽顿的专业性还是高到可怕。接到5000英镑的大单后，他还认真的考虑如何干掉约瑟夫。

从1975年开始，纽顿找了几个哥们，不停的找约瑟夫的麻烦，让约瑟夫严重怀疑有人针对自己。在约瑟夫极度缺乏安全感时，纽顿出场了。他告诉约瑟夫：“有人从加拿大雇了个杀手要干掉你，而我是受一位神秘大人物所托来保护你安全的。”

其实这个说辞很难让人信服，但约瑟夫就毫不怀疑。在他的想象中，雇杀手的人，毫无疑问的是索普了。而雇人保护自己的人呢，很可能是索普的政敌。约瑟夫完全相信了这套说辞。因此为了自保，他走哪都带着自己养的大狗。

眼看着铺垫差不多了，1975年12月24日，纽顿再次出差。他告诉约瑟夫，那位神秘的大人物今晚想见你。约瑟夫毫无怀疑的跟着纽顿来到了之前安排好的抛尸地点。实际上，纽顿的安排相当完善。那片沼泽远离城市，十分隐秘。唯一的计划外因素是，约瑟夫是带着那条大狗来的，而纽顿怕狗。

因此，故事开头的场景发生了。出于本能，在掏出手枪后，纽顿第一枪直接把大狗崩了。而当他第二枪想打约瑟夫时，这把破枪居然卡壳了。于是，纽顿一边嘟囔着“该死的破枪”，一边退弹。结果，在退弹过程中，这把枪居然走火了。子弹贴着纽顿的脸皮飞向了天空，这一枪差点把纽顿吓尿了。失去了所有勇气的纽顿，屁滚尿流的跳进车里，掉头下山。而另一边，约瑟夫也向远方的城区的方向狂奔而去。

当满身是血的约瑟夫冲进了警察局时，这帮警察吓傻了。他们赶紧为约瑟夫检查身体。而约瑟夫在连声控告索普：“警察先生，这一切都是该死的索普干的，他连我的狗都不放过！”在警局里，约瑟夫又一次把他讲了一万遍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然而，由于约瑟夫那贫瘠的表达能力，把警察的CPU都干烧了。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国会议员要布下这么大一个局来崩死一头狗。

好在约瑟夫记住了杀手纽顿的车牌号，很快警察逮捕了纽顿。纽顿虽然已经是污方，却很有职业道德的，绝口不提受雇的事。只说约瑟夫手里有几张自己比较清爽的照片，经常讹诈自己，自己只是准备吓唬他一下。这个说法显然比约瑟夫的说法可信很多。而杀条狗又算不上啥犯罪。因此，警方很快将纽顿驱保候审了。

这个结果让约瑟夫出离愤怒了。他严重怀疑警察和纽顿沆瀣一气：“行行行，你们这么玩是吧？警察不主持公道，我就自己去法院告，这事绝不算完！”不过，约瑟夫的决心似乎没啥用。从事发以来，英国媒体一直死一般的平静。原因很简单，实在没有什么能咬死索普的证据，不敢直接报道。

直到1975年10月31日，一家八卦小报才报道了日常狗血八卦。然而，虽然这张小报的发行量都不到1万份，但其读者中却有当时著名杂志《私人侦探》的编辑奥博隆·沃。而这位奥博隆编辑是索普的铁杆黑粉。

因此，看完了文章后，奥博隆果断冲过去采访。于1975年12月发表了专栏文章，并且矛头直指索普：“我们希望这场朋友之狗的死亡事件，不会导致索普先生退出公共生活。”这下终于闹大了。在《私人侦探》报道后，这桩狗血十足的新闻迅速引来了英国各大媒体的转载。而比舆论更狠的是，奥博隆给约瑟夫出了一个极其聪明的邪招。

1976年1月29日，约瑟夫被以冒领58英镑社保金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这是奥博隆的主意。根据英国法律，无论罪名轻重，被告人都可以再此庭上自由发言，且必须记录。因此，在被告席上，约瑟夫对着满坑满谷的记者们说：“我要好好把这件事说清楚，因为我跟杰里米·索普的亲密关系，我遭受了足足15年的迫害。”

几分钟后，舰队街被集体动员起来。索普登上了热搜第一。他只能仓促的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上次见到斯科特先生已经是12年前，他对我的指控纯属捏造。”这种声明显然堵不住悠悠众口。身在美国的贝赛尔很快得到消息，他打电话给霍尔姆斯：“那个杀手是你找的？”霍尔姆斯此时已经脑子宕机了：“咋说呢？我找的确实不是他，但不知道干活的为啥是他。”贝赛尔已经无语了。

然而，霍尔姆斯对索普确实忠诚，他对着贝赛尔说：“如果这件事事发了，那么所有罪名都由我自己扛。”贝赛尔都气笑了：“你倒是想扛，可你他妈动机是啥呀？总不能你跟约瑟夫的狗有仇吧？”在电话里，两人沉默良久。终于，贝赛尔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威尔士独的医生后，贝赛尔硬气了一回：“反正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了我，至少我还能救一个朋友吧。霍尔姆斯，你到时候就说，跟约瑟夫搞基的人是我。”

贝赛尔说：“我跟约瑟夫本就有很多书信来往，你就说约瑟夫屡屡讹诈我，是我请你帮忙扫尾，连累了索普。这样很多事都能圆上，索普就能脱罪了。”几小时后，贝赛尔接到了索普的感谢电话。索普在电话里千恩万谢。但贝赛尔已经无意于此：“兄弟，我这辈子是没法回国了，你带着自由党好好走下去吧。”

靠着这套说辞，以及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政治支持，索普终于在政治上成功过关，没有受到处理。很快，《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索普名为《斯科特说谎》的文章。在文章中，索普声明，自己从未跟约瑟夫搞基，从未拿过他的国民保险卡，我只是好心帮他走出困境，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斯科特先生，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

当然，我这人也并非完美无瑕，我太信任身边的人了。以至于狗贼贝赛尔居然带着约瑟夫进入了我的办公室。贝赛尔这丧尽天良，挪用党派资金，屡屡对我进行欺骗，他是个无可救药的骗子，处心积虑的谎话大王，整天都在胡说八道。在《泰晤士报》的加工下，贝赛尔被彻底的批倒批臭。文章中将他形容为了一个人格卑劣，满嘴谎言的跑腿。但看到报纸时，贝赛尔真的破防了：“老子虽然已经不可救药，但也没必要这么侮辱我吧？索普，你的脱身了，何必还要这么踩我来洗白自己呢？”

当人生最后一点价值破灭后，贝赛尔崩溃了。他对着霍尔姆斯说，要求索普给自己打电话道歉。然而，他到底也没等来那个电话。在贝赛尔死去的同年，约瑟夫倒是充满了斗志。1976年5月，当看到索普的文章后，他立刻也在媒体上发表声明，逐条批驳。也许是高人提点，这一次，约瑟夫声明的条理异常清晰。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无法被销毁的证据：1962年12月留在警察局的书信，那是两人直接交往的铁证。

在舆论的压力下，这些信念最终被公布。本来，索普自诩自己心稳谨慎，公布了信念也没啥大不了的。全然忘记了里面那句话：“小兔兔当然可以去法国。”当看到报纸上登出这句话时，索普直接瘫在了椅子上。至此，事情彻底糟糕，任何挣扎都已经没有意义。

1976年5月10日，索普辞去了自由党党首职务，但再次否认约瑟夫的指控：“那些现在法律上证明不了我搞基，更证明不了杀狗，与我无关。”只是，一切都已来不及了。很快，杀手纽顿供出了雇凶过程。1977年，为了能提起诉讼，苏格兰场刑事总监亲自飞往美国，面会贝赛尔，希望能说服他当证人。

终于，索普为自己自私付出了代价。已经转行写儿童小说的贝赛尔，经过反复纠结后，决定回国做证。至此，整个故事终于清晰。1978年8月4日早上，索普因雇凶杀人的嫌疑，在家中被捕。

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到谋杀指控的议员，索普获得了全民的关注。但是，这并不代表索普会遭受法律的惩罚。在审判中，在一名叫乔治·卡曼的顶级讼棍的辩护下，哪怕整个事件已经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索普还是成功免于了各种指控，被判无罪。

但是，这并不代表索普胜利了。在法庭上，律师不断的敲醒约瑟夫。当约瑟夫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时，他进行了一段著名的讲话：“法官大人，这么多年来，这个破事我已经讲了无数遍，没有必要再说了。对面的律师明知的事实还反复问我。其实真相大家早已清楚，这出闹剧无非就是为了让索普免于坐牢而已。无所谓，我已经说清了真相。”

当约瑟夫这话讲完时，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意识到约瑟夫的正确：“对呀，这场庭审无非是关系到索普会不会坐牢而已，至于真相，大家其实早就清楚了。”1979年6月22日，索普被法庭宣判无罪。在法律上，索普成功躲过了审判。但他却很难为此感到高兴。

从此以后，索普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连带着自由党一起完蛋。在1979年的英国大选中，受索普事件影响的自由党彻底变成了路边一坨，没有能力再分流两大党的选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大胜。这件更让英国舆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权者之间的官官相护，对舆论监督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4年，杰里米·索普病逝，享年85岁。四年以后，BBC讲述索普事件的电视剧《英国式丑闻》上映，彻底将这出史诗级的“钩子文学”搬上了大荧幕。

至于约瑟夫，他应该仍然活着。经历了这场国民级的丑闻后，约瑟夫学会了自立。他终于过上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开了一家农场，养了很多动物。只不过，直到电视剧上映时，约瑟夫依然没有拿回自己的保险卡。

1959年10月11日中午，一身休闲装的美国青年罗伯特·赞梅纳迪正在纽约的街头漫步。如同每一个普通青年一样，赞梅纳迪正在寻找一个打发午后时光的地方。在左顾右盼之间，赞梅纳迪来到了传说中的大中央皇宫展馆。抬头一看，这里似乎办着什么展览，进出的人流络绎不绝。

赞梅纳迪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去。进入展厅后，赞梅纳迪有些诧异。在美国，各种展览并不稀奇，可是什么样的展览都有个主题。像这种小到邮票，大到发动机的展览可真是头一次见。

于是，赞梅纳迪向一名讲解员咨询：“这是个啥展览？”讲解员骄傲地说：“苏维埃联盟成就展。”赞梅纳迪接着问：“都有写啥玩意？”讲解员说：“稍后可以听一下定时宣讲，统一了解一下。”

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有该溜子，苏联讲解员倒也不以为意。在一群美国观众中，赞梅纳迪和其他游客并无两样，只是他的身份有一点特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实际上，作为中情局摄影支援部门的特工，赞梅纳迪对这项行动其实是非常无语的。因为领导给他的任务是：让他来窥探一下这次苏联展会的展品，尤其是航空航天领域，是否有值得出手的物件。

赞梅纳迪认为这任务纯属没屁搁了嗓子。苏联人又不傻，谁能把尖端科技产品带出国？无非就是一点模型呗，这玩意有啥好拍的？

在汹涌的人群中，赞梅梅迪到处张望。突然，他在一件展品前愣住了。眼前这个大家伙高约五米，狭长的电线，圆柱的镜头窗，下面这个好像是氧化剂储槽。不是，苏联人把真家伙带来了？

第二章 斯普特尼克时刻：苏联的太空胜利

答案。1957年10月4日19点28分，一丛巨大的火焰在苏联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起。90分钟后，苏联首席科学家谢尔盖·科罗廖夫拨通了赫鲁晓夫的电话：“总书记同志，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已经顺利升空，并绕地球飞行一周，信号稳定，我们成功了！”

很快，塔斯社向全球发出报道：“经过苏联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了！”

在随后的五天中，斯普特尼克号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地球。各国的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卫星这件新鲜事物。而在美国，斯普特尼克号的成功更是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关心你为什么能飞。纽约时报平均每天发十篇以上的文章讨论。整个国家都在研究一件事：苏联人究竟是秦始皇捉迷藏，赢在哪儿了呀？

在这段被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时间里，美国人开始书学盛行。原因很简单，首先，美国在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比赛中，毫无疑问地输了。

其次，如果仅仅是输在时间上尚可解释。更大的问题是，美国卫星的质量上也出现了明显落后。在斯普特尼克号发射后，苏联人公开了技术参数：卫星的球形直径58厘米，重83.6千克。

这可让美国人破大防了。原因是，当时美国计划发射的卫星重量仅仅10千克左右，这差得太多了吧！众所周知，卫星的重量越大，需要的动力越强。苏联人是不是吹牛啊？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火箭？

结果，在发射成功的第五天后，苏联人公布了相关照片。这下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俄国佬没吹牛。咱们这是“输输开门，瑞到家了呀！”

在巨大的技术差距面前，美国人出现了集体恐慌。要知道，火箭技术与导弹技术是息息相关的。苏联人能把卫星送到天上，就能把核弹送到咱家里。

在卫星发射的五天后，著名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甚至写道：“斯普特尼克号绕地球一周那天，美国就成了二流强国。”足见心理冲击之大。

同一天，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发表全国电视演说，安抚恐慌的民众。他说：“就卫星本身而言，我一点都不担心。”表示斯普特尼克号仅仅是科学成就，并非军事威胁，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格局。

在巨大的现实刺激下，美国人开始全力以赴。1958年，NASA成立。然后，1959年9月，苏联月球探测器“月球2号”成功着陆月球。苏联把探测器送上月亮了！

对于苏联在太空竞赛中领先这件事情，美国人虽然做了思想准备，但没准备这么多。继斯普特尼克号后，这第二次打脸又引发了美国的书学高潮。

而且，此时正是赫鲁晓夫访美前夜。在美国，赫鲁晓夫特意把“月球2号”放在月球的苏联国旗复制品当面送给了艾森豪威尔，可谓“杀人诛心”。

所谓“主辱臣死”，面对赫鲁晓夫的“踢脸开大”，中情局长杜勒斯坐不住了。眼看着两国技术差距越来越大，身为特务头子的杜勒斯决定发挥点特长。

“要不咱‘亏’一下吧，把那边的技术偷过来参考参考。我看苏联人搞得不错，火箭极大发展，书学氛围基本消失，技术先进，创新能力也受重视。如果能把火箭上挂上美国国旗，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美国航天了呀！”

然后，杜勒斯发现想偷苏联的技术有点难。首先，由于苏联国情特殊，外国人在那儿比赫鲁晓夫的头发都明显，很容易被发现。

其次，作为绝密单位，苏联安全部门对“月球2号”的设计局严密保护，警卫极其森严。把技术图纸带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图纸都带不出来，几百斤的卫星实物就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像西德一样，随便偷个导弹还能快递发过来了。

然而，就在中情局感觉自己像赫鲁晓夫的发型师无处下手时，他们万万没想到，苏联人自己把卫星送过来了！

第三章 盗月社行动：特工赞梅纳迪的使命

1935年，赞梅纳迪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作为一名意大利移民二代，赞梅纳迪在本地一直以放荡不羁而闻名。1952年高中毕业后，赞梅纳迪加入美国空军。实际上，他能加入中情局纯属意外，单纯就是1957年退役以后暂时没找到工作。听说中情局在招懂摄影的特工，因此就去应聘了。

比较搞笑的是，赞梅纳迪根本不懂摄影。他能被招纯属因为履历过硬，那是美国共和党亲戚干过副议长。咱们中情局招人主要讲究一个“根正苗蓝”，至于技术嘛，只要政治思想不松，技术可以偷点工。

虽然工作来得莫名其妙，但好在赞梅纳迪学习能力不错。入职之后，不到一年就成为了摄影专家。1959年10月初，领导给了赞梅纳迪开篇那个任务。

本来赞梅纳迪也就是打算随便溜溜，随手拍几张照片方便交差。毕竟苏联的展品非常杂，什么邮票拖拉机啥的都没有价值，而尖端核电、破冰船之类的又肯定是模型，根本没啥可拍的。

然而，当赞梅纳迪看到眼前这个拟真程度极高的月球探测器时，他眼神瞬间清澈了。浑浑噩噩地听完讲解，赞梅纳迪立刻上报：“纽约展厅，赶紧派几个懂太空技术的人来看看，这里的家伙好像不是模型！”

七小时后，紧急集合的中情局高层得到了前沿特工的报告：“展厅里这玩意绝对是真家伙。只不过不能确定是发射失败的“月球1号”还是成功撞击的“月球2号”，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探测器的技术价值相当大，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到！”

既然东西是真的，CIA立刻做出了决定：偷！虽然这事肯定有难度，但客观需求比客观困难更客观。着急各部门，开会！

在联席会议上，在讨论具体方案之前，有特工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如果这玩意在美国丢失，后果会怎样？”听完这句话，全场沉默了。答案显而易见，这么重要的科学器材丢失在纽约，傻子也能猜到是美国政府出手。总不能说是让哪个破产王给偷了就蒙混过关了吧？以冷战中的政治局势，这个行为势必引来美苏之间的激烈冲突。万一处理不好，那中情局就得从“坐地下工作”变成“去地下工作”了。

为了避免外交摩擦，有人提出：“要不咱们不把太空卫星拿走，趁闭馆期间把NASA的专家们送进去，原地研究一番如何？”对此，专家们一致反对：“不行，这玩意连拆带卸很麻烦，想吃透其中的技术核心也需要慢慢来，夜间那几个小时肯定不够。”

此时，一旁的特工代表懵了：“等等，你们还得拆？”专家们积极点头：“对啊，探测器的外表并不是技术重点，核心器件都在壳子里，得一个个拆出来才能研究。”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几分钟后，又一名特工提出建议：“要不我们派特工单独潜入，把‘月球2号’拆开拍照再装回去，是不是能节省不少时间？专家们对着照片研究就可以嘛！”

专家们还没回答，赞梅纳迪立刻否决：“不行。夜间光线不足，必须使用闪光灯。苏联人不可能没有夜间警卫看守，到时候肯定暴露。”在50年代，摄影技术还相当落后，闪光灯势必会引来看守的注意。

又过了几分钟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不在展厅动手呢？苏联人不是全球巡展吧？我们可以在途中动手啊！无论他们坐的是飞机、火车、轮船，总有机会吧？而且这样我们可以在离开美国后动手，还可以规避外交风险。”这下大伙宛如醍醐灌顶，纷纷表示这招可行。

然而，赞梅纳迪还是摇头：“不行。拍摄聚焦对外部环境有较高要求。在晃动的交通工具上拍照容易虚焦，对于精密拍摄，这样的照片是没有意义的。”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很久之后，角落里的一名特工提出：“要不我们把之前那些方案综合起来，在卫星运输过程中，我们把它偷出来，找一个环境稳定的地方拆解，拍完照后再拼装好送回去呢？”这听就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汤姆·克鲁斯来了都得麻爪。

然而，这似乎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最终，中情局决定以此方案为基础，兵分三路。第一路外勤，去摸清苏联参展团队的人员布置情况。第二路赞梅纳迪，去搞定模拟拆解、拍摄、拼装的流程，确定需要多长时间。第三路的需要去收集情报，确定苏联人在纽约之后的行程是什么，都会去哪些地方，采用何种运输方式等等。

大约一周之后，CIA举行了第二次会议。首先是内部消息。赞梅纳迪和技术专家们经过多次优化，最终确定：整个拆装拍摄的时间可以控制在八小时左右。

其次是外部侦察。经过特工侦察，苏联人虽然蠢到把真家伙送来，但展厅的安保相当严密，团队至少50人，24小时在岗，对探月器也全程监控，悄无声息地盗走几乎不可能。

而且，纽约已经是这次巡展的倒数第三站。经过特工侦察，巡展的后续两站是墨西哥和古巴。此时古巴已经是卡斯特罗的天下了，去那搞事完全没有指望。所以，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在墨西哥。

11月15日，苏联巡展团队将结束纽约展出，次日打包设备，11月19日抵达墨西哥开始布展。场地是墨西哥国家礼堂。展出将持续到12月下旬，然后再前往古巴。

至于交通方式，考虑到时间和展品重量，大概率是乘坐卡车拉到纽约港，然后乘船去墨西哥。各种信息汇拢后，情况已经很明显。中情局动手的机会只有三个。

第一个是在11月15日纽约撤展后。如果展品能在纽约港过夜，就可以想办法调动一下看守，争取拍摄时间。

其次是抵达墨西哥城到开展前这段时间。如果能提前得知存放地点，也有机会带走拍摄。

最后就是12月下旬在墨西哥收展后到古巴之前这段时间。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时间确定好了，就要确定人选了。首先，总负责人的选择毫无疑问：赞梅纳迪。因为赞梅纳迪是第一个发现的，让他负责也是最合理的。而且，任务的核心就是拍照，你一个摄像专家正好专业对口。

正是趁热后，赞梅纳迪简单分析了一下目前的状况。只靠肉眼可见的不好干。如果仅从动手方便来说，在纽约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主场的成功率会高很多。但是，考虑到外交风险，纽约的行动必须放弃。我们承受不起被苏联人发现的代价。

因此，赞梅纳迪提议：“不如利用对方在纽约的这段时间继续侦察，把信息好好完善一下。等苏联巡展团队到墨西哥再动手。”但这样又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失去主场优势后，那边人生地不熟，仅靠CIA的力量可能不够，需要找外援。

而且，这个外援不能是一般人。他必须熟悉当地环境，能为我们找到最佳的行动时机和地点，而且还要有人脉。这事既需要“关面”的人配合，也需要“三教九流”的人打下手。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要让美国人信得过，还得能跟苏联人拉上关系。这样才能获得最有利的情报。

经过多次汇报，高层基本同意了赞梅纳迪的方案。至于这位墨西哥的大能，中情局长杜勒斯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中情局拉美地区的负责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温斯顿·斯科特，希望他找到一名合适的对象，不惜一切代价拉他入伙。

本来，杜勒斯觉得如此苛刻的要求，斯科特肯定得物色一段时间。没想到斯科特居然当场回答说：“您是说，我这儿确实有这么个人！”

第四章 墨西哥城：盗月社集结

1959年11月22日，一个身材高大、油头粉面的年轻人走进了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推开了七楼办公室的房门，一个中年男子迎了出来：“希尔维迪先生，等你很久了，请坐。”

青年谨慎地坐下，环顾四周后才开口：“斯科特先生，您作为美国大使，直接找我不合适。”

听完这话，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温斯顿·斯科特笑了笑：“既然做了外交工作，那跟所在国公民会面很正常吧？”希尔维迪嗤笑一声：“但你主持着CIA在拉美的特工网络，我一个小警员可不敢跟你多掺和呀。”

斯科特的笑容不变：“墨西哥联邦安全局最优秀的特工可不是小警员。都知根知底，我也不多掺和了。这次我找你有急事，一项对我过至关重要的绝密任务。”

希尔维迪立刻站了起来，连连摆手：“停，你别跟我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再见。”

斯科特并没有恼火：“作为一个流淌着冒险血液的斗牛士，你就不好奇是怎样的任务吗？如果搞砸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开始。”

希尔维迪一溜烟地冲出了办公室：“完全不好奇，再见。接下来如果我不回你消息，说明真爱无声，拜拜。”

跑出了大使馆后，希尔维迪猛拍自己胸脯：“哦，还好老子遁术精湛，不然摊上大事了。”

1929年，爱德华多·迪亚兹·希尔维迪出生于墨西哥城的一个上三旗家庭。家里辈辈都是社会名流。然而，赢得了排位赛的希尔维迪却从小就画风有所不同。他从未染上毒瘾，却热爱交际，成为了有名的“江湖派”。那是上三教下九流，黑白两道都听熟，混社会、当大哥，东西南北朋友多。

不过，好在由于家教上好，成年后的希尔维迪没有成为“付愁者”，反而当了警察。由于出色的交际能力和爱冒险的性格，1956年，希尔维迪被墨西哥联邦安全局吸收，正式成为了特工。

在工作中，希尔维迪的社交能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跟美国大使称兄道弟外，希尔维迪跟克格勃在拉美的负责人也相交莫逆。铁幕两边的方方面面处得都挺熟，在墨西哥本地非常有画面。所以，斯科特第一个就想到了他。

可惜，希尔维迪的警惕性很强。斯科特一开口，希尔维迪果断开润：“兄弟我大事办不了，小事不想办，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是金子总会发光，但金子本身不想发光。无奈之下，斯科特只得直接上门：“兄弟，这活你们的政府已经默许，不用害怕的。”希尔维迪依然摇头：“墨西哥能人多的是，你还是找找其他人吧。”

“不是哥们不给面子，我爱人罹患绝症，我得陪她走完最后一程。我现在没时间也没精力干这么大的活。”

话说到这分上，斯科特再坚持就有点不近人情了。然而，一旁的美国政务参赞沃伦·迪恩直接提出：“其实你妻子的病也未必没法治疗。据我所知，加州有家医院有成功先例，我们可以出资安排。”

希尔维迪开始动摇，但纠结良久还是摇头：“抱歉，我真没法答应。你们所谓的大活肯定跟苏联有关系。一招不慎，万一影响了国家，我罪过就大了。”

这回斯科特懂了：“帮我们这个忙，当然符合墨西哥的国家利益。这点已经跟贵国总统团队取得共识，你尽可去咨询。”

希尔维迪沉默一会后说：“给我点时间。”

很快，希尔维迪找到了墨西哥总统幕僚长：“最近美国大使斯科特经常找我，说有些事情拜托，这活能接吗？”幕僚长听完后，眉头紧锁：“他们找的是你？”希尔维迪点头：“是的。”幕僚长神情凝重地说：“你去做吧，小心点，随时汇报进度。记住，要万分小心。”

就这样，希尔维迪又一次来到美国大使馆：“你们的忙我帮了，说吧，具体什么事？”

斯科特大喜，立刻安排希尔维迪的妻子入院后，斯科特详细介绍了一遍任务。当听完任务详情后，希尔维迪目瞪口呆：“也就是说，你们要偷走一个长五米、重380公斤的大铁球？研究完再原封不动地送回去？这又拆又卸又拍照的，我的人可搞不定。”

斯科特连连摆手：“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拆卸、拍照、恢复原状，我们会派专业团队过来。你只需要帮我把探月器偷出来，找个稳定环境放八小时以上，再苏联人发现前送回去就行。”

希尔维迪脸都绿了：“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在50名克格勃的严格看守下，偷一个碾盘一样的大铁坨子，还得不被发现，还得送回去？这跟去克里姆林宫里偷赫鲁晓夫的裤衩有啥区别？”

斯科特也知道这活确实反人类，只能好言好语地说：“所以我们才找你呀，这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下个月我们带队的赞梅纳迪会带人过来，到时候咱们再仔细研究。一切费用成本由我们出，绝不让你白干。”

出了大使馆后，希尔维迪立刻找来了几个小弟，安排他们去打听苏联巡展团队的行程。

1959年11月19日上午，苏联巡展团队抵达墨西哥。与此同时，在美国大使馆里，盗月社四人组正式碰头。美国大使斯科特、政务参赞迪恩、摄影特工赞梅纳迪和地头蛇希尔维迪。

四人互相交换情报后，希尔维迪率先开口：“从目前情况来看，展览期间根本没法动手。我们唯一的机会只能在来墨西哥城的路上，或者去古巴的路上。”

政务参赞迪恩提出：“他们来墨西哥城是火车转卡车。火车货物车厢应该没人看守，直接潜入如何？”

赞梅纳迪摇头：“不行。这方案我们在纽约就讨论过。火车摇晃得太厉害，拍照很容易虚焦。”

希尔维迪点了点头：“我们也没准备充分，仓促行动肯定失败。根据情报，车厢里的警卫虽不24小时看着，但也会定期巡逻。事实上，从行程安排来说，巡展团队几乎没有破绽。”

斯科特看向希尔维迪：“那么，我们可以人为制造一些破绽吗？”

希尔维迪摸了摸下巴：“办法倒是有，虽然可能‘作’了点。苏联人嘛，没吃过没见过，等他们入住酒店之后，我派人去跟他们拉关系，烈酒美女，嘎嘎往上顶，找机会组织一场全体的彻夜狂欢。也许有机会把他们绊住12小时。”

赞梅纳迪拍案叫绝：“这招好！那么我们应该选哪天呢？”希尔维迪说：“自然是他们最松懈的那天，12月18号。”

是的，根据展会行程，12月18日就是墨西哥展览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两点，展馆就会收展，工作人员会将展品打包，雇佣卡车运送到火车站，次日清晨装车去港口前往古巴。而这等待中的一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赞梅纳迪很振奋：“那么下一个问题，我需要一个地方拍照。它需要离火车站足够近，还得足够隐蔽，密封得好，还得有电源给设备充电。”

希尔维迪铺开地图，用手指一点：“这里，塔马罗内斯街的路口。这是个木材厂。我们把朝公路那边的那堵墙凿开，卡车就能开进去。外面蒙好苫布，什么光都透不进去。距离火车站只有20分钟路程。”

赞梅纳迪问：“这地方保密吗？”希尔维迪微微一笑：“这木材厂是我姐夫的。那天我让他给工人放假。当然，相应的损失得你们承担。”

讨论完细节，斯科特大使心情大好：“既然方案已定，那就分头行动。希尔维迪，你的团队最重要，搞定卡车和苏联人就靠你们。赞梅纳迪，你负责接应工程师和摄影团队。我则派人盯住苏联大使馆和巡展团队。就这么定了，行动起来吧，伙计们！”

第五章 偷天换日：行动的执行与意外

1959年11月21日，苏联国家成就展在墨西哥城盛大开幕。成千上万的市民们涌向国家礼堂。在展馆里，核电站、粒子加速器、列宁号破冰船等模型旁人山人海。而汽车、邮票、各种工艺品也引人注目。在“社会主义永无止境的创造能力”的口号下，墨西哥百姓们纷纷被展览吸引。在开展的第三周，居然有足足100万游客涌入礼堂。负责维持秩序的苏联警卫们苦不堪言，巨大的人流让他们几乎崩溃。

希尔维迪对自己营造的局面非常满意。过于疲劳后，人对狂欢放松的需求会更迫切，也更容易在工作时露出破绽。在这几天里，希尔维迪每天研究市区地图，在国家礼堂和火车站间来回踱步，还拿出秒表测试，严谨的态度宛如大圣坚实拉姆。

在另一边，赞梅纳迪也不停奔走。器械、工具、零件等物品陆续到位。1959年12月17日，赞梅纳迪在机场接应到了五名精锐好手。地组到了。

所谓“地组”是一个特殊组织。这支外包团队由中情局在江湖上搜集而来。虽然在CIA没有编制，但在黑道上，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响当当。比如，这五个人中有三个人是顶级的保险柜专家，另外两名则是一流的机械工程师。所谓“千里马常有，而商鞅不常有”。中情局多年来搜罗各路豪杰就是为了今天。总之，“地组”是专门负责来拆探月器的。

“地组”之后，摄影团队也于当天下午抵达。1959年12月18日上午，希尔维迪跟赞梅纳迪再次碰头。此时，希尔维迪表现得信心十足：“我的手下跟苏联人的接触很顺利，已经确定了欢送派对的地点，就在他们下榻的酒店二楼酒吧。下午五点开始，烈酒、美食和陪酒女都已经就位。如果顺利的话，拉着探月器的卡车会在五点半抵达木材厂。次日七点，必须出发去火车站。你有13个半小时。”

赞梅纳迪盘算了一下：“时间足够，但计划和现实是两回事。很多时候都是‘计划梁山伯与祝英台，执行是梁启超与崔永元’。你们能确保不出现纰漏吗？”

希尔维迪笑笑：“只能竭尽全力了，看看这个。”赞梅纳迪接过一份文件，那是一份俄文报告。大意是苏联政府对墨西哥的展览非常满意，定义为“大获成功”，尤其是墨西哥媒体，全都是积极评价。

赞梅纳迪惊喜地问道：“这也是你的手笔？”希尔维迪点头：“对，先是劳累让身体接近极限，再用客观肯定让他们精神放松。人至德才能意满，肯定更加渴望大肆庆祝一番。目前我们已经确定，所有苏联巡展人员都会参加欢送派对。”

1959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展馆开始清场。巡展团队熟练地将展品拆解打包，雇佣的卡车停在后门待命。一箱又一箱的展品不停往上搬运。

在街角的小汽车里，希尔维迪跟赞梅纳迪说：“所有卡车司机都是咱们的人。我们要确保装‘月球2号’的卡车最后出发。所以它必须坏掉，而且一定要真坏。”

果然，当下午四点，礼堂前所有卡车都要打火出发时，装探月器的那辆卡车却无论如何也发动不起来了。当这个意外发生时，急于敷衍的苏联特工大怒，但司机称是机械故障，必须想办法维修。

于是，苏联人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其他卡车先行出发，留几个人下来看着修车。经过一轮抽签后，几个倒霉蛋被留下修车。几个人拿着工具开始捣鼓。过了好一会才发现是分电器坏了。这玩意经常脱落，修好就行了。

当心急如焚的特工们修好车时，已经是五点整。卡车顺利发动。此时，晚宴已经开始。而这辆卡车不仅脱离了大部队，还正好赶上了晚高峰交通拥堵。

目送卡车驶出街口，赞梅纳迪心里开始打鼓：“这就完了？火车站那边也有苏联特工的，车不到齐他们不可能收工的。”

希尔维迪悠然发动汽车，尾随了上去：“急什么，得一步一步来呀，我办事你放心。”

果然，行驶了半小时后，第二个意外来了。在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和公路交汇口，此时正好在进行轨道维修。晚高峰车流量本来就大，卡车还特别宽，结果直接被堵死在这了。

其实这个路口距离火车站经常扎卡距离都不到300米，肉眼都能看见。可是卡车偏偏就是堵在这过不去。押送的克格勃心急得都让吃生肝头了：“再特么在这耽搁下去，好酒都被别人喝光了！”

在车厢里，卡车司机听取了索卡一片。眼看着火候差不多，司机终于说话：“兄弟们，要不你们着急就先去吧。反正离火车站也就几百米，那边的人一眼都能看见，车上这么个大家伙还能丢了不成？我们都在车上过夜。”

押送特工一想是这么个道理：“对呀，火车站也有特工看着，无非早走一会而已。”哥几个一商量，果断跳下车直奔酒店：“师傅，这儿就交给你了！龙舌兰、伏特加、大屁股娘们、大龙虾，我们来了！”

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火车站。眼看着被堵死的卡车，前车队的墨西哥司机对心急如焚的站内特工开始了忽悠：“哥们，你们要是实在着急就先走，反正最后一辆卡车就在那，咱眼看着呢。车上还有押送的人，还能走丢不成？我们都在车上过夜。你们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听完这番话，站内的苏联特工千恩万谢地交代好司机后，拔腿就冲：“他娘的，你们别把龙舌兰喝没了，给老子留点！”

在两边的警卫都走远后，希尔维迪向后座的一个小弟摆摆手：“去吧，把那个司机替下来，直接开到目的地，让司机去休息室睡一觉。”

赞梅纳迪有点好奇：“这些人不都是你安排的吗？还有必要中途换手吗？”希尔维迪说：“当然要换手。如果司机一路参加行动，他这一晚就睡不了觉。明天苏联人一回来，一看他的精神状态肯定出问题。而且，这事毕竟是绝密行动。我们分两手，前一个司机不知道在哪完成了拆解，后一个司机不知道前面的布置。将来万一败露，也能拖拖苏联人的的调查进度。”

听完这番话，赞梅纳迪对着希尔维迪连挑大拇哥。此时，欢送派对早已开始。苏联大哥们开始对美国妓女和酒水放开了手脚。而且，那些酒都是赞梅纳迪下过兴奋剂的。

众所周知，天下九蒙子共八斗，苏联独占一担，其他国家道歉两斗。眼看着眼前喝不完的龙舌兰，特工们早就把工作的事忘到白令海了。

六点整，卡车来到木材厂。顺利地开进了墙上开的大洞。中情局的人很快到齐，行动开始。

第六章 惊心动魄的拆解与组装

当实际一条大汉试图爬进卡车车斗时，后面的航天专家提醒道：“不行，会留下脚印。拖鞋，穿袜子爬。”

随着十几人陆续露出淤足，狭小的车斗里很快云雾蒸腾。在狭窄的空间里，一群人围住了装探月器的木箱。赞梅纳迪小声说：“还愣着干嘛，拿撬棍来！”

在他身后，“地组”的头目立刻拦住了他：“外行别瞎指挥。你用撬棍撬，苏联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被人动过。得拿钳子在不封箱体的情况下，一根一根把钉子拔出来。”靠，这还是“五英镇”的钉子。

另一个“地组”老哥在仔细观察后说：“没事，钉子钉得不算太紧，半小时可以搞定。”有点尴尬的赞梅纳迪不敢再多嘴：“那这边交给你吧，摄影组也别闲着，分几个过来帮忙。其他人抓紧调试设备。另外，苫布呢？把缝隙都挡好，拍照时闪光别惊动路人。”

在赞梅纳迪的组织下，所有人沉默地忙碌起来。希尔维迪则通过对讲机指挥手下：“盯住公路，虽然东西拿到了，但克格勃高手如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20分钟后，板条箱上的所有钉子都被拔掉。“地组”在检查里面没有其他机关和交好后，几个人慢慢抬起盖子。突然，厂房四周同时亮起强烈的光线。车厢里的特工们顿时心肺疾停：“探照灯，这是强攻前的信号！”

在呆滞了足足十秒后，希尔维迪才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抬起手腕看看表，又跟手下确认了一下，才低声说：“没事，是外面的路灯亮了。”

大家这才长出一口气。轻轻将盖子放在一边，探月器很快呈现在面前。有效载荷舱被固定在缓冲料中，主天线探针还没完全收回去。可见苏联人打包的十分匆忙。

摄影组很快围了上来，开始有条不紊地在各个角度拍照。完全不懂太空技术的希尔维迪有些无所适从，只能跟赞梅纳迪闲聊：“这到底是个啥玩意？”

赞梅纳迪也不懂：“谁知道呢，反正挺尖端，苏联人探月球的，好像叫‘月球2号’还是‘3号’来着，反正都是最新的。”这句话给希尔维迪留下了一个终身的误会。后来他坚定认为自己偷的是“月球3号”。其实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月球3号”当天10月才升空，根本不可能来得及运到美洲参展。

对探月器外壳的拍摄持续到五夜。赞梅纳迪检查了焦点后，挥手示意：“可以进行下一步了！你们准备先拆哪部分？”

航天专家指了指位置说：“发动机舱吧，核心部件都在里面。”赞梅纳迪询问：“地组，有问题吗？”“地组”头目皱着眉头说：“130个放脱螺栓，不能留下划痕，恐怕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在“地组”的指挥下，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拼装起了吊索绳架。螺栓则依次被拧开，放置在海绵垫上。凌晨一点左右，金属扣盖才被拧开。希尔维迪看了看手表：“你们还有四个小时。虽然苏联人应该在七点以后才到达火车站，但要留出冗余时间，再快点！”

此时，“地组”头目却突然露出一个苦笑：“有个大麻烦。舱内所有东西都被塑料密封件包裹着。这上面印着苏联国徽，根本没法无痕复原。到时候只要人家一检查，就是‘下午顿找CT’，一眼就能看穿。”

赞梅纳迪很恼火：“Fuck！”此时，航天专家说：“两个选择。要不我们就此放弃，或者直接拆掉密封件，拍摄完成之后不停留，直接撤回美国。苏联人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这下希尔维迪不干了：“你们跑了，把烂摊子留给我，是吧？那我也有一个主意，现在我就作为墨西哥联邦特工，破获你们一个盗窃团伙如何？”

赞梅纳迪赶紧过去劝架：“没必要，没必要。还有别的办法。刚才我看了下，这密封件虽然是特制的，但结构很简单，复制一个不难。地组这边拆的时候精细点，剩下的交给我，三个小时内，我肯定带个一模一样的回来。”

几分钟后，赞梅纳迪一脚油门扬长而去。而木材厂里的人则继续拆卸拍照。凌晨三点，整个探月器完全被拆成了零件。“地组”头目啧啧称奇：“都说苏联做的东西粗糙，现在看来还真有点东西。摄影组快一点吧，时间不多了！”

但是，航天专家开始纠结：“能拍的都拍完了。但是，有些东西即使照片也没法说明。赞梅纳迪又不在，怎么处理？”

一旁的希尔维迪怒喝：“别给老子节外生枝，按计划走！”

此时，一名机械工程师也说：“确实有些东西照片无法说明。比如这摊不明液体，可能是残留的燃料，必须有专业仪器分析。还有这些阀门，这需要很高的精度，我们的测量工具不够，最好带回去仔细研究。”

这下希尔维迪真急眼了：“这跟最初说的‘不一样’。本来就是‘拆解后拍照’，咱们可以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现在你们连阀门都要带走，这不是摆明了留破绽吗？你想过我的死活吗？不行，必须按原计划行动！”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赞梅纳迪赶了回来。了解了情况后，赞梅纳迪拍了拍希尔维迪的肩膀：“老哥，有些事确实得冒风险。对不住了。将来如果败露，你就移民美国吧，你的才华在墨西哥是种浪费。”

无奈之下，希尔维迪只能恶狠狠地说：“行吧，但不能都拿走。必须最大限度拖延苏联人发现的时间。每种阀门只能带一个，不明液体小部分取样。”

赞梅纳迪频频点头：“当然，当然。密封件我也复制好了。你们赶紧盘算一下，需要带走多少东西，然后赶紧组装。”

经过一番清点，“地组”最终确认：不影响拼装的情况下，可以带走60个阀门。液体取样15%的情况下，肉眼不容易发现差异。塑料密封件也检查完毕，几乎毫无瑕疵。

同时，希尔维迪说：“酒店那边报告，苏联人刚刚入睡，两小时内醒来的概率不高。咱们还有时间，开始拼装吧！”

“地组”的高人们沉默着开始拼装。一边拼一边比对照片，确保与原样毫无差异。凌晨3点52分，密封件覆盖完毕。赞梅纳迪长出一口气。突然，整个木材厂陷入一片黑暗。

作为特工，赞梅纳迪立刻想到，在深夜突袭时，往往会先断电，制造恐惧，防止目标逃脱。于是，赞梅纳迪立刻掏出手枪卧倒。灯亮火石之间，他就滚到了房间边缘，不愧是精锐特工。

然后，室内的灯又亮了起来。所有人集体注释着爬在地上的赞梅纳迪，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半分钟后，希尔维迪打破了沉默：“那个，墨西哥经常停电，你们不习惯也正常哈。”

半小时后，探月器被彻底复原。经过仔细检查，确保没有留下任何杂物，并清理了一切痕迹后，凌晨五点，卡车冲上公路，向火车站方向狂奔。原来的卡车司机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了驾驶位后，司机果紧那依，靠在椅子上假寐。车外遥望的希尔维迪看了一下手表：“五点43分。”

此时，酒店打来电话：“苏联人已经开始陆续清醒。”七点整，司机的车门被从外面拉开。几名特工示意他下车。司机边揉眼边下了。带头的警卫上下打量了他好久：“按合同，你应该挺好车就离开的，为什么在车上睡觉？”

司机做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大哥，你以为我想啊？堵车本来就耽误时间，你们还提前跑了。我好不容易开到停车场，发现也没人交接，运费拿不到手我敢走吗？只能在车上凑合一晚。”

被点破了违规，几个特工都面露窘迫，然后追问道：“就你一个人？”司机：“就我一个人。”警卫：“夜里有没有异常情况？”司机：“啥算异常啊？凌晨三秒好像停了一次电。”警卫问：“有没有去车斗？”司机说：“没有啊。”警卫说：“有没有翻动货物？”司机怒道：“我闲的？赶紧给钱！”

于是，几个警卫跳上车厢后，仔细检查了一番。十几分钟后，警卫来到司机面前：“这一夜辛苦了，把车开到二号站台吧。费用给你双倍。有些话不要对人随便说啊。”

当火车驶出站台，一夜未眠的希尔维迪有点虚脱般的疲惫。他拨通了斯科特大使的电话：“事我办好了，希望你们遵守承诺，不要再节外生枝。”

而在另一边，赞梅纳迪也放下了监听耳麦，扭头对斯科特说：“苏联大使馆应该对这事毫不知情，对话没有任何异常。”

紧接着，关于探月器的绝密照片和零件已经被装进了外交邮袋，火速送往美国。至此，中情局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了苏联最先进探月器的一切信息。盗月社成功了。

第七章 落幕与争议：盗月社的遗产

1960年8月10日，在“月球2号”行动成功的数月之后，屡屡失败的美国“克罗纳”计划终于取得突破。发现者13号卫星成功升空。由此，一个新的领域应用被成功开启：间谍卫星。搭载着高清摄像机的卫星可以对别国任意侦察。这次革命性的突破被美国军方称为“在黑屋子里打开了手电”。

至此，由斯普特尼克号引发的焦虑逐渐消除。美国开始在太空竞赛中的某些领域取得领先。这其中有没有这次“盗月社”行动的功劳，很难说。

行动结束后，赞梅纳迪顺势留在了墨西哥，执行了很多绝密行动。据说他还深入参与了智利政变。他跟臭名昭著的毒枭巴里·希尔交情不浅。赞梅纳迪一直在CIA服役到退休，于2010年去世。

斯科特大使也一直留在墨西哥，但他一直有个不太正经的习惯：写日记。他把奥斯瓦尔德在墨西哥的经历和美国的种种地下行动都记录了下来，并准备出版回忆录。然而，在斯科特死后，中情局立刻没收了他的所有个人文件。等还回来时，其中1947年后所有的内容都被清空了。

至于希尔维迪，他的故事则一波三折。行动结束后，希尔维迪继续在墨西哥联邦安全局工作。然而，当墨西哥新总统古斯塔沃·迪亚兹·奥尔达斯上任后，总统果断宣称希尔维迪勾结中情局，出卖国家利益，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贼。

好在中情局够仗义，得到消息后，紧急通知希尔维迪。希尔维迪得到消息后，一刻不等，果断开润。最终成功到达美国，在休斯顿安顿了下来。

关于希尔维迪被指控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苏联人后来知道了探月器被盗的事。希尔维迪自己也说，在1963年偶然碰到自己在苏联使馆的朋友时，对方恶狠狠地说：“你这个混蛋，真应该被吊在墨西哥的广场上！”

由于跑到了美国，希尔维迪成功躲过了清算。不过，因为是从墨西哥叛逃而来，中情局没法给他安排工作。生活压力之下，希尔维迪决定写点回忆录。1987年，希尔维迪出版了回忆录《截肢》，详细讲述了偷探月器行动的整个过程。

结果，这个本应极其炸裂的故事，居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只卖出了三千来本，而且读者都表示不信。而不信的原因就是因为，希尔维迪误以为自己偷走的是“月球3号”，但这与实际发射时间完全不符。苏联人根本没有把“月球3号”运到美洲。如果被盗的核心都不存在，那你这个故事也是假的。

而且，由于行动没过保密期，所有参与此事的中情局特工也都三缄其口。整个回忆录完全被当成了希尔维迪的胡咧咧。直到21世纪，在苏联解体多年后，中情局特工才陆续证实了这件事。

当获得舆论的重新认可后，希尔维迪老泪纵横：“看到没有，我没有说假话！我的功绩终于被认可了！”

据目前的资料，至少在2020年末，90多岁的希尔维迪都还活着。幸运的是，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传奇被认可的那天。据坊间消息，已经有电影公司买下了他的故事，准备搬上大荧幕，名字就叫《月球车大劫案》。

1988年7月1日，苏共第19次全苏代表会议在莫斯科闭幕。党代表们集体通过了五项决议，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延伸到政治领域。会议结束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格罗米科已经非常疲惫。此时，79岁的格罗米科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他高强度的工作。这位曾经执掌苏联外交30年的元老，已经走入了生命末期。

就在格罗米科恍神的时候，《新火报》的主编维塔利·克勒迪奇来到他面前，将一本薄薄的备忘录递过来说：“主席或许应该知道，在那些受尊敬的人士中，有些是应该被关进监狱的。”格罗米科没有接备忘录，而是问道：“又是那个调查组的消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已经被解职，还不满意，一定要抓人？”

克勒迪奇摇头：“备忘录里说的不是他，而是一些级别更高的人。”格罗米科的眼神瞬间凌厉了起来：“证据呢？”克勒迪奇顿了一下说：“格德良手里有。”格罗米科追问：“你确定有吗？切尔巴诺夫那次已经足够麻烦了。”克勒迪奇有些紧张，小声地说：“他们说证据充分。”

格罗米科摆摆手：“好，主席团会立刻上报中央委员会，立刻成立特别调查组核实。既然你们要查，那这次就彻底查清楚。但如果还是之前那种闹剧，我们一定会追究一些人诬告的责任。”

From the dusty mansion, a looming shadow grows. Hidden in the branches of the poison tree of sorrow. She twines and twines up slowly, toward the burning sun. And when I touched her skin, my fingers ran with blood.

In the hushing dust under the swollen silver moon. I can walk in with the wind to watch the cactus bloom. A strange chill on the path to make me feel alone. I fell down to a thorny brush and felt a trembling hand.

戈尔巴乔夫的舆论战

1987年1月，新疆大富马切尔巴诺夫因涉嫌腐败被捕的报道铺天盖地。苏联上下都在热议这个惊人的新闻，而逮捕大富马的格德良也成为了舆论焦点，各种采访座谈应接不暇。对于媒体业务，格德良早已驾轻就熟。他全面介绍了切尔巴诺夫的种种恶行，比如欺凌地方官员、奢靡享受、去非洲打猎等等。其披露的150万卢布的受贿金额也让全国人民惊呼不已。

多次专访以后，格德良突然来了灵感。他开始有意把话题引向乌兹别克现任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继任者乌斯曼·霍贾耶夫。格德良倒是没敢明着说他腐败，而是经常把他和拉希多夫放在一起对比，并称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线索等等。

格德良的话立刻引来了舆论的浓厚兴趣。乌兹别克的上一任第一书记已经被打倒了，现任的第一书记能是好东西吗？英勇的格德良已经打倒了一个邪恶的大富马，他还能不能再逮捕一个共和国第一书记？

当然了，虽然舆论都在关注大富马案的进展，但格德良还是不能放下本职工作。他毕竟还是乌兹别克调查组的组长。1987年11月25日，在针对前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拉诺·阿卜杜拉耶娃的审讯中，格德良就有了了一个惊人的收获。这女人居然说她是拉希多夫的情人！

拉诺·阿卜杜拉耶娃过去是乌兹别克党委会中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她的履历以惊人的升官速度而著称。由于调查组发现了她家人奢侈消费的问题，针对阿卜杜拉耶娃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这女人一开始对调查很抗拒，直到格德良开始拿她的儿子说事儿时，阿卜杜拉耶娃突然交代，自己是拉希多夫的情人。

据阿卜杜拉耶娃自己说，她和拉希多夫两情相悦，曾经在莫斯科的酒店里有过多次超越了友谊的关系。乌兹别克的高官们对此也很清楚，因此为了巴结拉希多夫，经常给她行贿。赃物包括她家里的现金和钻石首饰等等。而且，她和拉希多夫还有一个私生女。

这一串惊天的八卦，让现场负责审讯的格德良和其助手伊万诺夫目瞪口呆。“我的妈！有意外收获！”

然而，格德良对阿卜杜拉耶娃的交代却持怀疑态度。原因是，这些年来他虽然听说过拉希多夫的不少黑料，却几乎从未有跟男女之事相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拉希多夫是个文化人，比较知礼仪廉耻。其次，拉希多夫早年受过战伤，心脏很不好，身体估计也支持不了他搞婚外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拉希多夫的老婆不是一般战士。中年以后力能举鼎，一旦打起来一套连招能把拉希多夫秒了，谅他也没这个胆子。

所以，格德良对这些八卦并未全信。然而，仅仅几天之后，看火报纸的他，就找来了伊万诺夫大骂：“你那个嘴呀，它就跟棉裤腰似的呀！”是的，当伊万诺夫听完阿卜杜拉耶娃的交代后，出门就当新闻告诉记者了。乌兹别克升职最快的官员居然是因为生殖器！这个新闻迅速传遍全国。不到三天，整个苏联上下皆知，让这些普通百姓获得了空前的关注。

由于吃瓜群众们汹汹的八卦之心，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只能紧急核实。两周之后，他俩就得出结论，所谓的婚外情完全是胡扯。格德良走访了相关人物，查阅了酒店的开房记录，完全证实了拉希多夫和阿卜杜拉耶娃没有婚外情。铁证如山之下，阿卜杜拉耶娃只能承认自己是胡诌的。是为了给自己参与行贿和受贿找个借口而已。

格德良严厉批评了阿卜杜拉耶娃的小巧思。好在对方认罪态度良好，因此格德良也并未深究。很快阿卜杜拉耶娃签下了认罪书。

1988年1月，第一次庭审开始。对于这位拉希多夫的情妇，苏联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庭审当天旁听席上全是记者。当调查组的检察官如常宣读了供述文件和认罪书，阿卜杜拉耶娃就当庭翻供说：“我是受调查组胁迫，不得不签署那些文件的。检方说的并非是事实。”

当阿卜杜拉耶娃说完，全场一片哗然。检察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赶紧说：“嫌疑人的翻供无法动摇犯罪事实，人证物证俱在，不容狡辩。”阿卜杜拉耶娃却胸有成竹：“那些证据都是调查组炮制出来的，没有任何价值。”

法官眼看局面要失控，赶紧说：“进入举证阶段，双方可以就证据是否有效展开辩论。”检察官赶紧出示收缴的钻石首饰、被告本人交代并签字过的受贿行为供词，以及行贿人的供词。以上三者结合，足以证明被告受贿的事实成立。

阿卜杜拉耶娃断然否认：“我之前说过，供词是受逼迫所写。至于那些首饰，根本是我自己购买的。去年2月在塔什干中心商店，有当时的专柜购买记录为证。”法官接过了阿卜杜拉耶娃提供的发票，并找来了当时的售货员，很快确认了其供词的真实性。

检察官恼羞成怒地说：“即使钻石首饰不是赃物，那也无法解释嫌疑人承认的其他问题。”阿卜杜拉耶娃冷笑着说：“你们的办法还少吗？不是一直拿我的家人威胁我吗？我申请让我的家人上庭对质。”

很快阿卜杜拉耶娃的亲戚上庭，在法庭上交代说：“我实在扛不住调查组的压力了。他们说要动我的女儿。天哪，太可怕了，他们说她在学校里遇到强奸杀人犯很容易。我只能昧着良心了。”

此时，旁听席的记者们的笔记本，已经记得快冒火星子了。检察官方寸大乱，赶紧说：“我需要提醒一下被告，你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你家人的消费。比如你们维修别墅的3.6万卢布，以及你儿子频繁更换汽车的费用，这如何解释？”

阿卜杜拉耶娃自信满满地说：“不，我可以负担得起。这些钱都出自稿费。从1963年以来，我至少出版了三本书，包括儿童读物和小说。这是稿费的收入明细以及银行流水。”法官又让人核对，依然是真的。

这下检察官彻底傻眼了。法官当庭宣布，将阿卜杜拉耶娃的案件提起审判，由莫斯科的最高法院复核。当阿卜杜拉耶娃翻供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格德良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套了。阿卜杜拉耶娃最初交代跟拉希多夫有染，是为了取得舆论关注。在获得了大量关注度后，她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于过于顺利，这些证据没有被二次核实。结果人家当庭翻供，直接打得调查组毫无还手之力。

得知消息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立刻开始闭门讨论：“这个阿卜杜拉耶娃到底想干什么？布设这么大个局，肯定不只是为了自己脱罪。有预谋，有人指使，是谁在后面给她撑腰？”

然而，现实已经由不得格德良多思考。随着庭审结束，这起丑闻迅速发酵到全国。原因是，它证实了乌兹别克调查组存在刑讯逼供和造假问题。也就是说，乌兹别克案中很可能还有冤案。

有了阿卜杜拉耶娃的示范，很多定罪和再查的乌兹别克官员纷纷翻案。在舆论关注下，有记者爆出，自从调查组入驻乌兹别克后，已经出现了16起不明不白的自杀事件，他们确实在刑讯逼供。

随着舆论不断扩散，苏共中央和总检察院破防了。原因是，由于格德良之前反复的媒体造势，苏共中央在1988年1月已经把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给退休了。但是，如果现在发现调查组的证据都是刑讯逼供得来的，那不就证明处理乌斯曼·霍贾耶夫是错的吗？而比这更可怕的是，随着媒体的陆续报道，乌兹别克人开始有了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在调查组刚刚入驻的时候，乌兹别克百姓对它，是大力支持的，为调查组提供了无数线索。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乌兹别克百姓们感觉不对了。首先是格德良。由于格德良在乌兹别克的调查完全无视合法流程，他们抓了大量证人来问话。其中大多都是贪官家属或者案件相关人士。问题是，贪官家属也不是人人都参与分赃的，甚至很多人跟贪官本人都没什么联系。更不用说有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证人也被牵连入狱。

“啊，贪污腐败不带我，反腐拿我出邪火。这不就是乱抓无辜吗？凭什么？”

而且，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后，百无禁忌的苏联媒体开始狂开地图炮。他们在报道乌兹别克案时直接攻击整个乌兹别克，将乌兹别克斯坦渲染为一个贪污王国。“乌兹别克人都是骗子，经济成就都是靠骗取棉花款挥霍取得的。”这种地域黑乌兹别克人当然不能接受。然而，人少地偏的乌兹别克根本没什么发声渠道，很快就成为了苏联地域黑的头号目标。这让乌兹别克百姓更加愤怒。

“你们还讲不讲理呀？棉花虚报、贪污腐败是干部的事儿，我们普通百姓是受害者呀！又说规则，责任在乌兹别克吗？中央计划委员会、苏共政治局、驯龙光宗带宗、检察院克格勃内务部，你们哪个脱得了干系？是你们用超越极限的指标逼我们交棉花的，到头来怪我们造假？”

“而且，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乌兹别克人骗取了多少棉花款，说得好像我们老百姓把赃款给平分了一样。那赃款不都是干部拿的吗？干部又是谁任命的？啊？卢卡艾德米，拉希多夫谁选的？是我们选的吗？你们苏共中央自己任命的干部，自己下的指标，逼着我们老百姓日复一日过得不好，夏天摘棉花，逼我们造假。然后整个调查组折腾我们好几年，刑讯逼供，胡乱抓人，还特么拿人家家人威胁人，要脸不要脸的！我们乌兹别克倒了多大霉才摊上你们这么个联邦！”

终于，在调查组的丑闻曝光后，乌兹别克人的怒气完全爆发了出来。当年安德罗波夫担心的事情终于应验，乌兹别克人开始反抗了。

调查组的绝地反击

进入1988年2月，格德良的调查组日子愈发难过起来。此时，随着舆论的转向，对调查组不利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投诉信像雪片一样往莫斯科飞。调查组员们士气低落，很多人准备跳船。而且，面对着乌兹别克人的怒气，苏共高层几乎没有任何人出来表态。无人站台的调查组不得不硬扛舆论指责。

格德良高度怀疑，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借自己人头一用，把自己推出去以平民怨。生死存亡之际，格德良愁得每天跟伊万诺夫开闭门会议。伊万诺夫惴惴不安地说：“现在舆论形势很不利，中央没有维护我们的意思，要不咱们把手里的案子结一结，退出去吧。这几年也抓了不少贪官，对上对下都能交代过去了。”

格德良冷笑：“退？今天退出去，明天咱俩就得当被告，咱们没有退路了。”伊万诺夫皱着眉头说：“也是奇怪了，以前舆论明明站在我们这边的。”格德良点了根烟：“舆论这玩意儿没个准数的，能当刀子砍别人，也能砍我们，看谁会用而已。对了，你去把各地关于乌兹别克的报道剪出来，我要看看。”

几个小时后，格德良长出一口气，指着桌上的剪报对伊万诺夫说：“伊古拉，这就是活路。在乌兹别克内部，针对调查组的指责很多，而乌兹别克以外的地方虽有杂音，但支持我们的人依然是多数。”伊万诺夫有点茫然：“所以？”格德良笑笑：“所以我们还有希望搬回舆论阵地，让乌兹别克以外的人支持我们。只要支持我们的人在全国占主流，谁也没法打倒我们。”

伊万诺夫振奋起来：“说得没错，可是全国这么多媒体，我们怎么说服他们呢？”格德良哈哈一笑：“简单，我们做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让他们主动找我们。”伊万诺夫想了想：“最直接的方式还是抓高官，我们手里有一些线索。”格德良摇头：“不太可能。切尔巴诺夫被捕后，克里姆林宫那帮老呀噗们不肯再轻易批捕了。”

伊万诺夫说：“那怎么办？现在我们手里除了线索，就剩下堆收缴来的赃款赃物，总不能办个展览吧？”格德良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能？他们不是指责我们只重口供吗？那就都来看看咱们的物证，用事实证明没抓错人。而且，我们要去莫斯科办，就在总检察院办。”

很快格德良就飞回了莫斯科，直接来到总检察长列洪科夫的办公室，申请借用总检察院大楼展示赃款赃物，并且还重点提到：“希望能邀请苏共中央的高层来参加。”列洪科夫很犹豫。虽然他对格德良都有不满，但毕竟格德良是检察院的人。闹出这么大丑闻，丢的是检察院的脸。这个办法确实能有效缓解舆论压力，如果有中央大佬来参加的话，也算是为检察院站台了。

不过，另一方面，列洪科夫也有点怕。因为格德良太不受控了，每次行动都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贸然批准，真怕他再胡说些什么。因此，列洪科夫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他说：“我会把这个建议发给中央委员会，邀请同志们来参观，然后我回应之后再确定展览的具体时间吧。”

问题是，格德良不愿意等，他出去就给媒体透风，关注度瞬间被吸引过来。无奈之下，列洪科夫只能原则上同意办展，时间在4月末左右。格德良欣喜若狂，他立刻回到塔什干。在80年代末期，身为苏联人的格德良就完全领悟了镜头语言的运功精髓。他用大量密封的铁箱装着赃款，在警卫手的保护下，用装甲车送到军用机场，再通过专机送到莫斯科。整个过程堪比美国诺克斯堡的黄金押运。

1988年4月27日上午，苏联各大媒体的记者们云集总检察院。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已经恭候多时。进入展厅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在长长的木桌上堆积着如小山般的钞票，盒子里满满登登的金币，还有以箱为单位的首饰和数不清的古董。太惊人了！

格德良向大家介绍：“这里仅仅是最近两个月内调查组查获的赃款赃物。其中现金和债券470万卢布，各种珠宝首饰43公斤。抱歉，时间仓促，我们只能用这种单位来估算，未来再详细统计。”面对如此恐怖的数字，在场所有记者倒吸一口凉气。

格德良说：“其实你们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调查组在乌兹别克这四年的时间里，上缴国库的赃款赃物总价值超过了1亿卢布，但依然未能挽回损失的1/10，仍有大量财物被藏匿起来了。”在记者的惊叹声中，格德良图穷匕见：“我知道最近有些人慌了，系统性的向调查组发起了抹黑反扑，想利用舆论压垮我们。但他们的阴谋注定不会得逞，因为苏联人民都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当天晚上，全苏广播电视节目《时代》就播报了这次展出。随后各路媒体纷纷跟进，苏联的舆论爆炸了。从客观效果上看，格德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全国百姓都要求调查组继续深挖腐败案件。然而，代价是，这次展出重创了苏共本已所剩无几的威信。

在此之前，虽然苏联已经爆出多起腐败大案，但是，大多数的报道都仅限于文字和照片。然而，连买点卫生纸都要排队的苏联百姓们，在电视上看到贪官家如山高的黄金和珠宝时，人民的愤怒被完全点燃。他们合理推测：“凭什么？仅仅是一个乌兹别克的地方官就有这么多赃款？那么列宁格勒会贪多少？莫斯科会贪多少？全苏联的大小干部们又贪了多少？”

所以，在节目播出后，克里姆林宫几乎立刻把列洪科夫叫了来。中央书记处书记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怒斥列洪科夫：“谁批准的？谁允许的？你们检察院到底想干什么？公然损害党的利益吗？”

实际上，苏共中央之所以一直未对乌兹别克事件发声是有原因的。此时乌兹别克的民意已经沸腾，地方分裂主义迹象明显。从政治角度看，乌兹别克案根本不能再继续。所以，中央打算以拖待变，等舆论热度下来后悄悄结束这场大案，安抚乌兹别克民意。

然而，这个展会一开，整个事件完全火上浇油。乌兹别克人会进一步反弹不说，全国的舆论又把中央架了起来。“不查，全国人民不答应。接着查，难道等着乌兹别克人造反吗？”

列洪科夫也知道惹了大祸，他赶紧甩锅说：“我真没批，是下面人自行其是。”然而，这种解释已经毫无意义。一个月后，苏联总检察长列洪科夫被迫退休，从此恨透了格德良。

目睹了前任的惨状后，新任总检察长亚历山大·苏哈列夫自然不可能对格德良有任何好印象。他在第一次会面中就敲打格德良：“根据组织纪律，我应该直接给你和伊万诺夫停职。但现在检察院已经够乱了，所以还是决定给你个机会。不要再搞这些小把戏，也不要把宽容当做软弱。我不是列洪科夫，回乌兹别克去吧，等中央处理。”

说罢，苏哈列夫甩出了一摞文件，全都是格德良调查组刑讯逼供、捏造证据的文件。格德良此时十分慌张。乌兹别克的贪官们固然不经查，但他的办案手法就正确吗？格德良此时深感中央可能要拿自己开刀，那就必须想办法自保了。

调查组的反击与反扑

回到塔什干后，格德良除了继续加紧调查，争取攻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外，也准备了两招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清算。首先是向上关联。此时的苏联人已经对苏共毫无信任可言，说政治局里都是贪官也有人信。所以，只要自己能关联上更高级的官员，就会得到舆论支持，自己也就更安全。

第二个办法是参选。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最高立法机关，任何公民均可参选人民代表。而只要选上，就可以获得司法豁免权，不只可以免于政治追查，还可能混个一官半职，比当调查员舒服多了。

1988年6月，格德良通过《新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断言在受尊敬的人士中也有因受贿而堕落的人。这次他很注意保密纪律，没提及任何名字。次日报纸刊登后，果然引来舆论关注。格德良交给总检察长苏哈列夫一份名单：“我认为在文章发表后，有责任公布这些人的名字，毕竟他们中也有不少党代表。”

苏哈列夫一脸阴沉的接过名单。上面除了乌兹别克的一些官员外，还有两个显眼的名字：前苏共中组部部长维克多·伊里奇·斯米尔诺夫，现苏共中组部副部长蒙吉利·因琴科。

苏哈列夫极其愤怒：“又是突然袭击，又是舆论造势。总想拿我们当反派，成全你个人IP是吧？行，名单我会交的，以后你直面公理的几个大佬呗。”实际上，格德良完全没想到苏哈列夫会这么痛快，所以他还安排了后手，也就是让开篇的《新火报》主编克勒迪奇，在大会后给了格罗米科一份。

本来格德良的意思是用名单将中央一马：“反正名单我交了，你也肯定看到了。到时候不批捕，舆论自会判断。”但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老一代政治家的智慧。生命末期的格罗米科看完名单后，当场把已经散场的代表们重新叫了回来，再次召开会议。名单上提到的四名代表全部停止调查。同时，责成总检察院成立新的调查组，彻底查清真相。

这次格德良傻眼了。格罗米科同意查，但人家另找人查。谁规定查案只能你格德良来查呢？之前的乌兹别克案中，无论是非对错，只有格德良一个发声口，因此他可以兴风作浪。可格罗米科这次直接成立了一个新的调查组，那舆论控制在谁手里可就不好说了。

1988年7月，调查组组建完毕。由于负责人和成员们主要来自拉脱维亚，因此也被称为波罗的海小组。小组成立后，立刻就在莫斯科展开核查。不久后就得出结论，格德良指控的中组部正副部长均查无实据，无法坐实罪名。

“得，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中央很快决定，波罗的海小组前往乌兹别克，一方面复核之前格德良办的所有案子，查清办案过程中是否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介入现在的调查，平行办案。这个动作让格德良相当难受。明知道对方是来搅局的，却没有办法阻止。

实际上，波罗的海小组绝非中央的信服，反而是一个反苏共组织。两个负责人都是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的骨干。然而，波罗的海小组却并非格德良的同路人。在复核该案后，波罗的海小组公布结果：“格德良调查组的流程和手段都极不合法，存在大量违规拘禁、非法逮捕的行为，而且出现了多起非自然死亡现象。”

但是，他们的结论是：“格德良的办案依据是党的命令，并非法律，一切的原因都是苏共的锅。”格德良自然要果断反击。他马上跳出来指责波罗的海小组是蓄意破坏调查进度，意图是包庇乌兹别克乃至莫斯科的政治黑帮。“他们才是苏共的帮凶，是贼喊捉贼啊！”

是的，在苏联末期，苏共已经完全成为了舆论上的反派组织。党员已经可以毫无顾忌的将党组织作为攻击的对象了。在两小组的内讧之下，乌兹别克的案件调查几乎停滞。迫切需要新爆点的格德良开始煽动媒体，要求逮捕已经退休的前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

1988年9月，他真的成功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捕了乌斯曼·霍贾耶夫。然而，总检察长苏哈列夫很快送来了但是：“但是，其犯罪资料向波罗的海小组移交，其案件由内务部、检察院、克格勃多方参与，你格德良想主导，门都没有。”

眼看着格德良失势，嗅觉灵敏的乌兹别克的干部们纷纷开始拖延大法，不配合任何调查。逼急了就甩锅刑讯逼供，案件调查已经濒临崩溃。不久之后，阿卜杜拉耶娃被无罪释放。格德良明白，对自己的清算已经迫在眉睫，所以他只能求一张护身符了。

1988年11月，格德良基本放弃了乌兹别克案的调查，而是回到了老家亚美尼亚参选人民代表，也要从政了。

乌兹别克棉花案的终结

1989年，苏联各地区人民代表参选。而格德良的竞选策略很简单：作为独立公正的司法调查员，我们正遭受当局前所未有的迫害。这桩案子已经从乌兹别克牵连到莫斯科，现在直指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层。如果人民选举我们，我们一定一查到底，还大家一个真相。

对于苏共来说，这是个两头堵的策略。如果中央此时打压格德良，等于侧面印证他说的是真的。而如果放任他当选，万一他真的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到时候麻烦就大了。因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高层难得的团结了一次。

经过一番运作，1989年2月，检察院和法院联手出具了一份复核报告，以大量证据证实，格德良调查组发起的许多案件完全是基于口供，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我们不是故意迫害，是格德良他们真的有问题！”

不过，这份报告出晚了。报告发布的次月，格德良就当选了苏联人民代表，自动获得了司法豁免权。此时的格德良志得意满，全然不知上面还有后手。当选的第二天，最高检察院宣布：“鉴于调查组长格德良已经履职人民代表，需要长期在莫斯科办公，无法再兼顾乌兹别克的调查。所以，格德良调查组的所有人员和案卷全部转入波罗的海小组，后续调查全部由波罗的海小组负责。”

“你不是靠乌兹别克起家的吗？这次连根都给你刨了。”至此，绵延了五年的所谓乌兹别克棉花案的调查基本结束。波罗的海小组没有精力，也没有动力深挖下去。而格德良则公开抗命，拒绝移交手里的案卷。

既然已经公开抗水，那就没啥可说的了。1989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党管会主席鲍里斯·普戈为负责人。唯一任务是查明乌兹别克案调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两大部门联手起来伺候格德良一个人。

一周以后，两个委员会都认定，格德良调查组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议立案调查。苏维埃最高法院公诉响应，在4月初做出了关于苏联检察院以格德良为首的调查组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裁定，同意立案。同时，最高法院正式为已故的爱沙尼亚发明家约翰尼斯·辛特平反。看过我们前面内容的观众应该记得，主办辛特案的检察官就是格德良。

面对一连串的反扑，格德良有点难以招架。在最高法院都立案的情况下，区区人民代表的豁免权还真未必护得住。而在这紧要关头，他的好兄弟伊万诺夫又给他送了个助攻。

1989年5月，也许是为了帮格德良吸引舆论支持，伊万诺夫在列宁格勒电视台发表公开讲话，直接点名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前总检察长列洪科夫、现最高法院院长杰列比洛夫等多名苏共高层也涉嫌腐败，并表示我们手里有证据。

实际上，伊万诺夫所谓的证据就是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被捕后的证词。然而乌斯曼·霍贾耶夫被捕后完全陷入了癫狂，逮谁咬谁，几乎把苏共高层咬了个遍。这种证词连波罗的海小组都不予采信，却被伊万诺夫给捅了出去。

在被公开点名后，名单里最大的官，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直接破防了。他主动要求被调查，并且表示：“如果我是贪污犯，枪毙我都认。但如果什么都没查出来，那我就得追究诬告者的责任了。这事儿必须得有个结果。”

利加乔夫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作为正统共产主义者，他的清贫众所周知。指责他贪污，等于说小约翰不帅，这不纯纯胡扯吗？几乎在伊万诺夫讲话的同时，总检察长苏哈列夫直接以总检察院的名义起诉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由于格德良已经当选人民代表，苏哈列夫亲自向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动议，要求剥夺两人的豁免权。

听到总检察长亲自出手，格德良和伊万诺夫都有点慌。因为他们得知总检察院提起诉讼的理由居然是涉嫌贪污。这是个非常黑色幽默却极度致命的罪名。原因是，由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几年如一日的对着媒体吹牛，多次声称追缴赃款赃物高达1.4亿卢布。因此，总检察院将上缴清单拉了出来，结论非常清晰：上缴的数字只有2300万卢布。

那么问题就来了，剩下的一亿多哪去了？这可是你自己报的数字。要么你当初是撒谎，要么是你们俩贪污了，你自己看看认哪个？格德良傻眼了。虽然在媒体上吹牛不算法，但深知自己绝对架不住查。这倒不是他本人有贪污行为，而是多年来的粗放办案，他的调查组在管理赃款赃物上非常松散。向上级提交的书面文件中，为了表功也经常掺水。进一步说，虽然他自己没拿，但也无法保证底下的200多调查员个个干净。一旦被查出贪污，他的名声就全完了。

因此，格德良赶紧站出来解释，说自己当年的1.4亿是贪腐总额，不是反腐追赃。而总检察院则以各自的证据回击，双方你来我往。

3个月后，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审查相关问题。至此，格德良一个人身上挂了三个中央级别的委员会。这带予不说空前，肯定绝后了。到了这步，傻子都看得清风向了。之前被定罪的乌兹别克的干部们纷纷翻案。由于格德良此时已经是落水狗，加上高层为了照顾乌兹别克民意，因此绝大多数人都翻案成功了。

至此，乌兹别克棉花案基本结束。现在，我们说起乌兹别克棉花案，总会说规模惊人，什么4000多人被起诉，纪律处分2万多人等等。似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然而，在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翻案后，最终落实刑罚的只有60余人。其中死刑只有两人，绝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乌兹别克棉花案在法律上的最终结果。

乌兹别克棉花案的影响

当然，乌兹别克案的真正影响远不止如此。首先，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下，围绕乌兹别克案的媒体曝光，几乎完全摧毁了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各种关于腐败故事的真真假假的渲染，让苏共在群众中名声扫地。而反腐的名声却全归于了格德良等调查员。人们完全忽视了这些调查组也是苏共派出的。

其次，乌兹别克等地的地放分裂主义被完全激发，让地方民族主义、宗教势力摧毁了党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媒体针对乌兹别克人的道歉指责，唤醒了俄罗斯等国公民的思考：“俄罗斯究竟在苏联内有什么好处？作为苏联最主要的加盟国，俄罗斯长年向中亚等贫穷加盟国转移支付，给这些国家输血，究竟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数以亿计的金钱养着这样的盗贼共和国？”

随着这种思想蔓延，构成了俄罗斯人脱离苏联的思想基础，对苏联解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作为两个级别不高的调查员，居然可以在几年的时间里上蹿下跳的公开对抗中央。而苏共中央居然对两个苏共党员的反党行为毫无办法。格德良的行为刺激了无数有心人，让苏共的威严完全瓦解，更加重创了苏共的组织度，让苏联末期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在总检察长苏哈列夫的亲自调查下，1989年9月，总检察院正式提交报告。乌斯曼·霍贾耶夫的所谓行贿的口供完全是胡乱攀咬的，利加乔夫等人是清白的。按理说，总检察长这个级别的结论就是最终结论，利加乔夫可以维护自己的清白，而格德良和伊万诺夫肯定被定为诬告。

然而，已经没有退路的格德良选择在媒体上声明，说总检察院也是克里姆林宫的走狗，他们篡改了审讯记录。然而，在这个特殊时节，这个明显强词夺理的说法依然有很多人相信。格德良在舆论上并未落入下风。

此时，格德良已经完全看穿了红色巨人的虚弱。他们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被逼迫着不停摔进自证陷阱，且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看穿了这一切后，格德良更加没有顾虑。他很快和伊万诺夫一起继续指控苏共高层存在腐败团伙。除了对政治局挨个的点名外，还不停暗示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其中一员，起码是腐败的包庇者。

整个1989年中，总检察院就这样和自己的调查员不停唇枪舌剑。1990年2月，格德良被开除党籍。4月，又被检察院解除一切职务。如果换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这样的处理几乎可以标志一个人的社会性死亡。但放在1990年这根本就不叫事儿。此时的格德良已经是亚美尼亚人民代表，被开除出党的他，直接于1991年5月自建了俄罗斯人民党，和叶利钦搅在一起，并且出书疯狂指控苏共高层腐败，彻底走上了当时苏联最热的反党路线。

此时，总检察长苏哈列夫都已经卸任。新任总检察长特鲁宾则完全不在关心格德良。甚至连之前对格德良的公诉也不再推进。波罗的海小组已经解散，棉花案的审判也已全面停滞。在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上，继续擦拭它的甲板已经没有意义了。

格德良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安全。然而，1991年8月19日，他才知道自己在对手心中的地位。1991年8月，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紧急状态委员会连叶利钦都没抓，却把格德良抓进了萨比营地，打算好好招待一番。当然，由于政变迅速被粉碎，因此8月21日格德良就被释放。

政变结束后，苏共已经处于绝对的政治不正确。那么为他们迫害的格德良自然绝对政治正确，而且是英雄。1991年8月末，总检察院撤销对格德良的一切诉讼。1991年12月25日，这场大戏终于落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苏联解体了。

在苏联解体当天，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甚至都没等次日联邦解体法律生效，当天就宣布赦免了所有在棉花案中服刑的人员，平反了几乎所有被棉花案处理的官员，并且宣布了此后对这一事件的官方定义：联盟中央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应对莫斯科派出的反腐运动给共和国人民带来的一切麻烦负责。简单来说，这事儿就不是乌兹别克人的责任，我们是受害者。

格德良应该至今还活着。苏联解体后，他曾经上蹿下跳打击的苏共已经烟消云散，而俄罗斯联邦不需要什么反腐英雄。失去了明星身份的他，开始专注于党派活动，但似乎不得其法。他的俄罗斯人民党颠峰时党员也不过几千人。所以，除了当了一些议员之类的空头职位外，格德良基本不再有政治上的作为。倒是写过不少关于棉花案的回忆录，记录他曾经挑战红色巨人的光辉时刻。

至于我们乌兹别克的卡汗拉希多夫，他则又经历了一次过山车般的名誉转换。在拉希多夫死后，他的名字被众人唾弃。乌兹别克的大小官员人人与他划清界限。拉希多夫似乎注定要在耻辱柱下一受万年。然而，仅仅几年以后，拉希多夫的雕像就被重新竖起。新的国家需要新的象征。乌兹别克人又想起了这位博览群书的老领导。

“哪有什么贪污棉花款？那都是为了民族利益，从斯拉夫殖民者手里获得我们本就应得的补偿。哪有什么对抗中央？那是为了乌兹别克人民，努力与莫斯科周旋。老领导数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就是为了能建设更好的乌兹别克呀！”

拉希多夫决然无法想到，自己居然在死后还有如此戏剧化的故事。不过，死人的名誉全部由活人授予，死人的故事也全都由活人讲述。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个死去的拉希多夫应该获得怎样的公正评价。正如也没有人关心，那个已经崩塌的红色帝国中的一场场大案的真相是什么。亲历者早已灰飞烟灭，真相也不再有价值。只有当后人有需求时，那些历史才会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塑造成后人想要的样子。

乌兹别克棉花案的背景

2007年1月，一家名为棉花运动的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成立。作为一家典型的美式NGO，该组织成立后立刻剑指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他们提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棉花种植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行为，其中还大量使用童工，这严重侵犯了乌兹别克斯坦公民的人权。

当这个控诉宣布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压根没当他们放个屁。哎，哪里都有好人和美国人。小约翰，不花开水烫，听NGO叫还不摘棉花了。

然后，乌兹别克政府就傻眼了。很快，HM、乐购、宜家、阿迪达斯等企业纷纷跳出来支持棉花运动，宣布抵制乌兹别克斯坦生产的棉产品。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不是中国，他们一点反击手段都没有。眼看着棉花销量锐减，乌兹别克政府在焦急的同时还十分不解：美国佬是不是有病？我们找谁摘棉花爱你哪个金疼？再说了，9月份全民采棉花，那是我们的民族传统，跟人权有啥关系？你要问这规矩是谁定的，你得问问我们乌兹别克的卡汗，沙拉夫·拉希多夫同志啊。

棉花，一种被视为战略物资的农作物。由于棉花过于常见，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棉花重要的战略意义。实际上，棉花的作用远远不止于做衣服。在棉花采摘后，其中的纤维可以用来纺织、制作塑料和医用。棉籽可以榨油和生产涂料和燃料，连棉铃壳都可以生产高质量的耐热聚合物。除此之外，棉花的根茎叶也都各有用途，与维生素、抗生素、纸张、蜡、盐等多种物资的生产相关。据统计，棉花的产物共被用来生产1000多种不同的东西，因此有白色黄金之称。

除了以上用途之外，棉花还有一项不为人知的重要作用。它是重要的军用物资，用棉花制作的消化纤维是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因此，对于军事大国来说，棉花是事关生死的重要战略物资，对于苏联则尤其如此。

苏联的棉花困境

苏联之所以重视棉花的生产，原因在于苏联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俄罗斯经常面临敌国的海上封锁。一旦战争开始，苏联的棉花生产就只能靠自己自足。然而，苏联虽有世界第一的领土面积，但适合种棉花的地方却很少。因为棉花种植需要两个条件：日照和灌溉。放眼整个苏联，满足日照条件的只有中亚的五个斯坦，而考虑到水源，则只有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满足条件。问题是，哈萨克是苏联的重要粮仓，主要负责生产粮食。那么，唯一能承载棉花生产的地方就只有乌兹别克了。

从沙俄征服中亚以来，乌兹别克就成为了重要的棉花种植地。苏联建立后，乌兹别克建立起了完善的棉花配套工业。然而，虽然乌兹别克棉花产业日趋完善，但本地人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乌兹别克人不愿意种棉花。

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下，棉花虽然重要，但却不算啥高附加值商品。而且，这种人面兽心的产业，价值虽不高，风险却极大。因为国家对棉花的需求是刚性的。1940年，乌兹别克棉花产量达到138万吨。随着卫国战争爆发，劳动力锐减的乌兹别克，棉花产量迅速下降，到1943年仅剩50万吨。

然而，苏共中央却不愿体谅乌兹别克的艰难。他们将乌兹别克第一书记拉到莫斯科批斗，坚决要求乌兹别克顶住压力保证生产，并且严厉指责道：乌兹别克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让棉花减产？难道你们想让前线的战士们没有冬装吗？难道你们想让战火中的红军没有武器吗？

所谓工作上让你顾全大局的人，保证你不在这个大局里面。在战争压力下，乌兹别克人只能穷尽办法，男女老少齐上阵。二战结束后，乌兹别克百姓本以为可以松口气。没想到的是，计划委员会居然把定额进一步调高了。

在棉花问题上，苏联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做法，可以让资本家看了都摇头。他们的原则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今天最好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只要你敢创纪录，明年这就是底裤。在设定目标时，计划委员会总将乌兹别克人民穷尽手段获得的产量作为明年的增长基线，回回说减负，回回都搁。

进入50年代，没吃到和平红利，只吸了冷战尾气的乌兹别克人终于忍无可忍。此时的棉花种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用水安全。1955年，时任共和国第一书记穆西特诺夫向中央进言：我们的棉花亩产已经比美国高2%，种植面积也已经几乎跟耕地总面积相当。真的已经竭泽而渔了，指标不能再涨了。

要说穗宗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他深知乌兹别克的困境，可是他也知道，棉花生产是关乎国家安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减负是不可能的，但中央愿意贴钱。我们可以出钱多修水利设施。另外，收购价格可以调高一些，虽然不能改变客观条件，但提高点人民积极性总可以吧。

事实证明，穗宗这些措施有效果，但不多。1956年，本已经随心所欲的乌兹别克，在物质激励下创纪录的交付了285万吨棉花。但之后三年就连年欠收。共和国第一书记穆西特诺夫也因此下台。也因为这个原因，当拉希多夫成为一把手后，他已经完全明白：棉花生产就是乌兹别克第一书记的生死线。中央的要求是不产棉花就走人。

~~而创纪录的背后离不开人民的辛勤劳动。每天农耕结束后，晚上热水泡泡脚才能睡个好觉。现在也已经立冬了，你也应该背上一个妙界Z6软硅胶按摩足浴桶。像我最近就沉迷泡脚不可自拔，逼得妙老师发话了。既然泡脚加三段式按摩那么爽，气血通畅又手脚暖和，这次就不拖更了，赶紧更新了新一期。你们可别觉得养生是有钱人的游戏，砸钱啃补品才管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泡脚效果一样实在。我还特地找妙界薅了大优惠，双十一在我这领券，底价就能入手。这下咱们养生，把脚往桶里一放就完事了。要知道，脚可是人的第二心脏，有66个穴位，六条经络。经常泡一泡按一按，不仅恢复气血，还能补足肾气。我入冬以来就天天泡，现在身体不虚了，幸福感也跟着上升。妙界还能一键设置35到48度恒温，省下来回调水温的功夫，又可以多写几行稿。加高的桶身一路泡到小腿，热气能直冲天灵盖。搭配上软硅胶按摩垫按摩，别提多放松了。柔软的触感不会磨伤脚，三段式按摩模拟了老师傅的手法，顶、揉、按，几分钟把脚上的淤堵疏通。加上活水涌泉和泡脚药包，相当于把温泉给你搬家里了。真的推荐大家试试。一个好的泡脚桶，让泡脚变得特别容易坚持，睡觉香多了，免疫力也偷偷升级。我现在不泡我还不带劲呢。泡完了，随手一推，排水口一开就能搞定，不用再弯腰端个大盆。给长辈们用很放心。安全方面也是做了重重防护，创新升级了UV管路杀菌，避免交叉感染。全家人用一个桶就够。券已经在评论区等大家了。现在下单出全年底价外，另外送60包泡脚药包。一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两年质保，自用送礼都很不错哟。~~

拉希多夫的治棉之路

在拉希多夫的极限操作下，乌兹别克总算完成了1959年的配额。然后，中央指标又涨了。

1959年苏共21大，会议上做出决定：1959年到1965年，乌兹别克的棉花年产量要达到340万到370万吨。他们的依据是1959年的年产量是316万吨，你们绝对还有潜力。

当听到这个数字，拉希多夫都傻了。1959年是我第一书记的开门红，靠着历年储备加上极限操作才总算交出这个数字的。结果你们拿超神发挥当基线，中央纪委还讲不讲科学精神？这个指标早就超过了耕地的上限，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啊。

果然，第二年，乌兹别克斯坦大旱。棉花产量落回到283万吨。当拉希多夫去莫斯科开会时，穗宗的脸难看得跟斯大林复活了似的。在中央的压力下，无可奈何的拉希多夫最终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开发饥饿草原。

在乌兹别克境内存在着一些面积不大，星罗棋布的小草原。这些小草原里存在着一些小河和小湖。在引水灌溉并大量使用化肥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种植棉花。但是，开发这些草原需要大笔的技术设施投资。这种投入种棉花哪怕祖宗十八代都赚不回来，投产比可谓相当之低。

然而，苏联在棉花问题上显然不算经济账。在穗宗的支持下，苏联再次对乌兹别克进行巨额投入。靠着中央的资金，拉希多夫开辟出30多万公顷的耕地，配备了大量棉花加工设备，总算又把产量提了上去。靠着极限操作的手段，拉希多夫重新坐稳了第一书记的位置。曾经对他言辞厉色的政治局也重新和善了起来。此时的拉希多夫已经完全明白，中央对乌兹别克的唯一要求只有棉花，谁能保证乌兹别克的棉花生产，谁就是乌兹别克的主人。

靠着开发草原，1965年，乌兹别克的棉花产量达到了390万吨，完成了1959年的目标。1966年的产量更是突破了400万吨。按照拉希多夫的设想，自己已经完成了中央的目标，现在就等着解套。按照穗宗当年的规划，苏联将在中亚大修水利设施，将来中亚各国一起种棉花，乌兹别克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然而，事实证明，拉希多夫天真了。在当年，苏联的国内基建速度与后世戴英的HS2都堪称一时瑜亮。几年时间过去，穗宗当年承诺的水利工程连个影儿都没见到。棉花生产的任务还是压在了乌兹别克身上。

而且，中央纪委的老爷们完全不顾物理世界的现实。他们充分证明了什么叫只要肯吃苦就吃不完的苦。1968年，乌兹别克上交了401万吨棉花后，立刻迎来了中央的不满，要求整个共和国的领导层必须深刻反思，尽快整改。

可是，这一次，乌兹别克已经再无可挖的潜力土地了。无奈之下，拉希多夫只能求助于科学家。在耕地已经竭泽而渔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很快，苏联农学家们给了他答案：不地福。

所谓不地福是一种人工催熟棉花，缩短成长周期的落叶剂。这种化学药剂虽然可以快速增产，却特别伤害土地。但是，拉希多夫此时顾不上这么多了。在超级化肥的加持下，1970年，乌兹别克的棉花产量增长到470万吨。

狂喜的勋宗亲自来到塔什干给拉希多夫授勋，并且在授勋后提出比线：沙拉夫，棉花的产量就不能突破500万吨吗？拉希多夫实在不敢推辞。想想这几年增长速度还算稳定，似乎还有潜力可挖。于是就硬承了下来，乌兹别克人民会加倍努力，争取在1975年前实现。

只不过，当真正落到实施阶段时，拉希多夫才意识到难度有多大。在种植面积上，乌兹别克已经没有任何扩充空间了。农业专家确实说过，在理论上，也许可以年产500万吨。但这个理论上是指一切客观条件最优，而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由于超强化肥对土壤伤害太大，种植棉花的耕地必须轮耕。强行增产，除了引发生态灾难外，所需的灌溉水源也不够。除了自然条件外，乌兹别克的人力也是个瓶颈。高品质的长绒棉只能靠手工采摘，而且采摘窗口很短。但乌兹别克人口总共就那么多，眼下的人力根本就不够用。

面对着这惨烈的现实，为了实现500万吨的目标，终于，拉希多夫决定使出绝招：挖掘胡坟，踹寡妇门，也不顾了。

首先，原定的土壤轮耕计划完全放弃，把所有的耕地全都给我种满棉花。什么？你说土壤板结沙漠化？地力不够就给老子拿化肥顶，加量分配。反正咱多放少，放在手来下猛料。

至于灌溉问题也好办，把所有的内河通通截流，全部用来灌溉庄稼。一切生产生活用水全部优先保障棉花，最好连洗澡水都省下来。你说生态灾难？中央的命令完不成才是最大的灾难。

至于人手不够，更简单。除了农场农民外，机关单位、工长车间、大中小学，通通给我拉出去。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们也动员动员，通通下地去摘棉花。什么？你说9月采摘季正好跟开学撞车？学业可以延毕，棉花只收一次啊。把开学日期给我拖到11月，所有单位全部摊派采棉花指标，谁爱跟我死，谁就死到地里。

在这套“钝子巨孙拳”下来后，乌兹别克果然发生了连锁生态灾难。咸海因淡水注入不足而干涸，周边的渔业厂则彻底崩溃。而在极限操作下，乌兹别克的棉花产量确实又冲了起来。这也就是拉希多夫敢在1974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发难的底气，因为500万吨的产量只有我能做到。

在这次发难后，塔什干派被清洗，拉希多夫一统江湖。终于没有了对手的拉希多夫放松了下来，棉花生产的模式已经被他确定下来。现在他可以利用闲暇时间搞点别的了。

应该说，虽然一系列行为颇有通辽人均之风，但拉希多夫跟通辽宇宙中诸多脱离了高级趣味的豪杰们还是有所区别的。在统治稳固后，拉希多夫把精力集中在了文化上面。在他的领导下，塔什干成为了中亚的影视中心。除了产出大量影视剧外，诗歌舞蹈绘画也蓬勃发展。考古事业也屡有惊喜。而在这背景下，拉希多夫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在大量的考古和编辑工作后，拉希多夫发表了俄语和乌兹别克语的《乌兹别克斯坦通史》和只有乌兹别克语的《乌兹别克百科全书》。除了这两部巨著外，拉希多夫还发表了上千种乌兹别克语的书籍，总销量超过了2000万本。整个乌兹别克的地方文化事业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

此时的拉希多夫还不明白，当他迈出这一步时，他真的就离死不远了。

作为苏联的边缘地带，中亚地区的文化根植于穆斯林文明，与东正教文化有巨大差异。而拉希多夫的文化政策让乌兹别克的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在宗教方面，为表示宗教宽容，拉希多夫允许召开国际宗教研讨会。随着各国穆斯林代表进入乌兹别克，很多乌兹别克青年瞬间感觉找到了组织。而这种变化将在未来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政治方面，一统江湖的拉希多夫真正做到了“无欲无求”。由于文化人的出身，比较要脸的拉希多夫没有给自己上太多封号。乌兹别克的各级官员也深知拉希多夫的性格。他们不会给拉希多夫多少物质贿赂，而是经常去请教问题。很多官员常虚心向拉希多夫请教他擅长的历史和文学问题。一旦撞到拉希多夫可以装逼的领域，就立刻恭敬地叫上一声老师，从此就成为了“可汗门生”。

除了自己的学生外，拉希多夫也比较顾家。老婆孩子，儿媳女婿，整个大家族拉希多夫都要照顾。在他的安排下，14位拉希多夫的亲属进入了乌兹别克高层。由于拉希多夫的家族垄断，加上乌兹别克根深蒂固的部落习气，整个乌兹别克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由于远离统治核心，在天高皇帝远的乌兹别克，拉希多夫的手下们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

比如，在乌兹别克的干部关系中，索贿摊派早已是平平无奇，殴打下属才是真正的本土特色。比如，布哈拉市工业贸易局局长库德拉托夫就是个动辄殴打能力很强的官员。在他1982年的日记中记载，1月17日，痛殴迟到的仓库经理。1月22日，再次痛殴没参加市场交易的仓库经理。2月8日，第三次殴打管理混乱的仓库经理。3月14日，第四次殴打跟着聊天的仓库经理。4月的时候，库德拉托夫已经懒得再记，反正这个月又打了仓库经理七次。

这个小趣闻只是乌兹别克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游牧部落般的生态下，什么提干、升职、入学、分配、荣辱、奖励，乃至判刑、特赦等等组织行为，全都可以明码标价。各级干部群众早已对此见怪不怪了。

而当所有行为都被放任，法律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乌兹别克的各级官员就自然会把手伸向那块乌兹别克最大的肥肉：棉花采购款。

乌兹别克棉花案

在苏联，棉花的采购模式是由农场完成采摘后，自行去采购中心。由采购中心验级称重后，交给农场一张收据，上面写明收购重量及货款总额。农场拿着收据去银行提款。而乌兹别克的官员们很快发现了华点。银行只管见票打钱，具体收了多少棉花，该给多少钱，完全是采购中心说了算。

当然，采购中心除了负责收购外，也负责给轧棉厂和纺织厂供货。如果交不上足够的棉花，也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轧棉厂和纺织厂也和采购中心串通起来呢？

在苏联，计划经济的生产主打一个“无奖无法”。生产中损耗多少，往往在公章的一念之间。而如果采购中心多报一些收成，再有轧棉厂和纺织厂在生产中将这些收成损耗掉，那么多出来的货款岂不就是大苏联的赠予了？

从1976年开始，小规模的虚报骗款就已经在乌兹别克的边缘地带出现。而这些黑暗中的小动作，终于在1979年完成了质变。

1979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再显神威，一口气将当年乌兹别克的棉花交付指标定在了550万吨。55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新疆，面积几乎等于四个乌兹别克斯坦，在21世纪现代农业技术的加持下，在2024年，棉花产量才突破了550万吨。而拉希多夫想在1979年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三体科技是不可能的。

勋宗也知道这事办的不地道，所以他又一次来到塔什干。拉希多夫同志啊，那棉花就不能年产550万吨吗？拉希多夫很想说不能，这个数字已经完全超越了物理极限。但他也不知道，此时去拒绝勋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除了关乎苏联主理人的面子外，也是国家的客观需求。

从1978年开始，阿富汗局势骤然恶化，苏联开始内部讨论出兵阿富汗的可能性，要打仗了。拉希多夫是个有大局观的人，不愿意也不敢在这时候给国家拖后腿。不种棉无异平扣，不交数无异想兵。只好勉从庭议，再累五年一年了。想来阿富汗就是个小邦，苏军收拾大肉同砍瓜切菜，最多也就忍一年呗。

在内外压力下，拉希多夫咬着牙把这个数字硬承了下来。可是在分摊指标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哪怕把之前所有的“钝子巨孙拳”的招数全部超级加倍，大自然的极限也就都在那里，550万吨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

当政治的刚性已经无视现实规律，人的灵活性就必须发挥作用了。在注定无法完成的指标面前，拉希多夫也只能在管住嘴、迈开腿间选择重新定义美了。

从1979年开始，乌兹别克的棉花虚报终于在中央的逼迫、共和国的默许下，开始全面开花。整个乌兹别克几乎没有一家农场不在虚报产量。其中质朴一点的农场会在棉花里掺沙子和杂物来增加克重。大胆一点的农场则直接虚报压空间棉花，然后再串通棉花厂凭空消耗掉。这年底，由于各大农场的主观能动性，乌兹别克的棉花产量居然达到了576万吨，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了。

本来，拉希多夫认为，就算是虚报，好歹也只是对付过了一年的事。然而，苏阿战争的长期化很快让拉希多夫傻眼了。1980年，勋宗在亲自为拉希多夫授勋后，说出了上一集末尾的话：拉希多夫同志，那棉花就不能年产600万吨吗？

拉希多夫此时已经颇有点“生无可恋”的感觉。反正棉花产量如今已经变成了数字游戏，我们乌兹别克的棉花要增长有虚报，要产量有特效的。既然你非要涨，那无非就多使点手段呗。

1980年，乌兹别克棉花产量达到了624万吨，超过去年全中国的产量。形势大好之下，勋宗要求拉希多夫保持年产在600万吨以上。为防中央继续加码，拉希多夫在1981年仅慎的交付了602万吨，第三次靠他的小花招糊弄了过去。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棉花产业并不是一个小产业，它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工作生产。乌兹别克这么大规模的造假，难道苏共中央就不知道吗？答案是知道，但是不点破。

种种证据表明，苏共中央对于乌兹别克的小棉花招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选择了“装不知道”。苏联出兵阿富汗后，其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受到西方阵营的全面制裁。然而，棉花事关战争前途和国家安全，此时苏联的进口渠道又非常受限。所以，苏联绝不能让国际社会看穿自己的虚弱。其内在原因跟1977战略大空运是一样的，老大哥绝不能说不行。

从另一方面讲，乌兹别克是进军阿富汗的桥头堡，是最重要的指挥所和后勤基地。哪怕出于安全考虑，也不能搞乱乌兹别克局势。如果因为棉花产量有点水分就搞乱乌兹别克，那危险的可是驻阿苏军了。

对于勋宗来说，他心里清楚，在苏联，产量造假也属于海量个例了。反正钱也没进美国佬兜里，多发一点也就发一点吧。对于强压乌兹别克增产，勋宗甚至还心怀歉意，每次见拉希多夫都好言好语的。

1982年，勋宗再次亲自前往塔什干为拉希多夫授勋。在授勋结束后，勋宗再次满怀期待的询问：拉希多夫同志，今年的棉花还能600万吨以上吗？拉希多夫哪敢说个不字。得到承诺后，虚魂大悦的勃列日涅夫明显兴奋了很多。

3月23日的行程中，由于前面的行程超时，总书记也累了。因此，勋宗原定下午参观飞机场的行程取消。然而，当回到临时官邸之后，勋宗突然想起了这件事。于是他说：午饭前还有点时间，我们之前也答应参观飞机制造厂了。人家准备了好久，如果我不去，工人们会觉得我言而无信的，还是走吧。

勋宗觉得临时出动无所谓，可安保人员疯了。总书记，您不能去，那边的安保人员已经撤出，再布置需要时间。勋宗毫不在意：给你15分钟，把安保再派过去不就得了。

实际上，对于正愁急领导来说，15分钟的安保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果然，当勋宗到达时，全场的工人们乌泱泱的靠了过来，现场一片混乱。而勋宗又根本不管安保尚未就位就径直往里走。果然，意外发生了。

当进入飞机车间时，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涌上了勋宗头顶的脚手架，完全没注意到上面有人的勋宗还在兴奋的跟工人谈话。突然，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木质的脚手架直接被压塌，连带着工人们一起掉了下来。勋宗和拉希多夫陷入沉言了。

几秒钟后，警卫们疯狂的冲了上去。四个人硬是把木头架子举了起来。然后就看到勋宗仰面躺在地上，已经半昏迷了。身边的保镖索巴琴科满头鲜血。如果不是他顶了一下，勋宗肯定消号。

拉希多夫的肩膀也被狠砸了一下，但他此时完全顾不上自己的疼痛，而是在想：如果勋宗真的被砸死在这，中央不得让自己殉葬啊。

经过事后检查，这次意外导致勋宗右锁骨骨折，几根肋骨也被砸裂了。如果这事发生在斯大林身上，那对于乌兹别克人来说无疑是恐怖片。然而，受伤后的勋宗绑着绷带坚持参加了剩余活动，直接回了莫斯科，没有处理任何人。人就抱怨他则外都。

对于勋宗的大度，拉希多夫感激涕零，立刻着手安排棉花生产的事。此时，下面的农场和企业对于此项业务已经驾轻就熟。他们根本不在琢磨如何增产，而是直接研究要掺多少沙子，放多少水，以及怎么分钱等等。这几年下来，乌兹别克的不少官员已经靠着棉花虚报成为了富翁，干部生活水平直线上升。对于民众的欺凌和贫富差距也越发显眼。

几年了，乌兹别克百姓的举报信雪片般飞往莫斯科，但结果大家也猜得到，跟索契一样，中央按程序发回地方复核，最后变成堂下何人状告本官。

然而，跟库班地区不同的是，乌兹别克的官员们始终保留着“不足一风”。这里的打击要比索契直接的多。本地的干部对举报者非打即骂，甚至直接抓进监狱。长此以往，其效果终于显现，乌兹别克的人民开始跟党离心离德，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

而到了这一步，那个男人就要出手了。

安德罗波夫的调查

其实，安德罗波夫和拉希多夫之间并无私怨。勋宗在世时，甚至关系还不错，时常私下通心，每逢年节还会寄贺卡祝福。双方一直处于默契的和平之中。

实际上，对于乌兹别克的乱象，安德罗波夫是完全清楚的。克格勃多年来早已向他提供了各种证据。然而，至于之前讲过的几种原因，安德罗波夫选择了无视。克格勃的各种反馈都被他压了下来。

然而，进入80年代之后，安德罗波夫对乌兹别克的忍耐逐渐接近了极限。原因是，他发现乌兹别克的乱象已经发生了质变。原本的腐败案件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经济问题。由于本地官员贪腐成风，鱼肉百姓，党在乌兹别克的群众基础近乎瓦解。也因此原因，宗教力量和地方民族主义迅速抬头。苏阿战争爆发后，很多乌兹别克人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甚至连拉希多夫本人都多次的隐晦表示，要注意阿富汗民族矛盾的性质。这更是安德罗波夫完全不能容忍的。

1982年末，勋宗驾崩，安德罗波夫登基兼座，立刻着手敲打拉希多夫。1983年1月，在莫斯科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拉希多夫开炮。他对拉希多夫说：联盟的棉花需求激增，乌兹别克斯坦的交付量还得进一步提升啊，650万吨怎么样？

拉希多夫也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两头堵的死局。众所周知，课堂是可以吃东西，但不能做饭。650万吨，如果自己敢答应，别说往棉花里掺沙子，就是掺正土都不可能完成。而如果不答应，就会被扣上个不顾大局的帽子。所以，拉希多夫果断在A或B中选择了“或”。他说：最近我们那风雪交加，到处都冻僵了。就算把棉铃捡起来也湿的，得晒干六个月才行。

戈尔巴乔夫被“东方功夫”的“画质”打蒙了，只能悻悻表示：总之，都收敛点吧。

拉希多夫回到宾馆，还没来得及思索一下，光宗就打来了电话。光宗同志，你也知道最近联盟的棉花缺口较大，能不能给我个准话，定额能完成吗？

拉希多夫实在摸不清光宗的目的，他只能模糊的回答说：总体情况还是乐观的，乌兹别克人民愿意为苏维埃祖国贡献力量，采摘也在有序进行，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安德罗波夫粗暴的打断说：你就实话告诉我，那些数字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夸大的？

拉希多夫傻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安德罗波夫也懒得再绕圈子：想好了再告诉我。

这下，拉希多夫有点明白了。按照苏共的潜规则，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可以被视为一种暗示：中央对你不满意，不过可以给你个机会，让你主动辞职体面退休。可是让我辞职，为啥要拿棉花说事呢？如果把棉花生产的盖子揭了，那可是在国际社会上自报其短的。还是说光宗只是想把棉花产量的水分挤一挤，那自己是不是该解释一下？

几天以后，利加乔夫召见拉希多夫。在会议室里，利加乔夫摆出了如小山一样高的举报信，并且表示：这都是乌兹别克人民的抱怨，一些暴行已经令人发指。莫然还补上一句话：我是代表总书记跟你谈话。

拉希多夫瞬间明白了，光宗的政治版图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他颓然坐在椅子上：怎么会是这样？利加乔夫照本宣科的说：中央会派一个权威委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拉希多夫摆摆手：不必了，我会递交辞呈。

本来，事情到此似乎就可以平稳落地了。但也许是没有细致沟通，又或者是拉希多夫心存侥幸。总之，双方对于辞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光宗认为拉希多夫会在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交辞呈，但对方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一项决议：总检察院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乌兹别克斯坦在棉花生产中存在的虐待行为。

拉希多夫大惊，赶紧跟政治局沟通，称自己认为回乌兹别克斯坦安排好交接事宜再递交辞职比较文妥。但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不好出尔反尔。当年4月，乌兹别克共和国与拉希多夫在人事问题上又一次发生冲突。中央认为这是拉希多夫“给脸不要”，调查委员会因此全无顾忌了。

1983年6月，苏联内务部中央科学研究室发出一份报告，其中罗列了乌兹别克的耕地总面积和棉花亩产，最终做出了一个科学判断：乌兹别克在棉花种植和收购中存在严重的造假。

报告一经发布，苏联举国震惊。因为根据这份报告，乌兹别克的虚报数量太过恐怖，涉案金额可能高达几十亿卢布，这是苏联在任何领域都没有过的超级大案。

1983年7月，安德罗波夫召集总检察长列坤科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到克里姆林宫开会，决定效仿“鱼宴”模式，由检察院牵头，克格勃配合，成立联合调查组前往乌兹别克，将棉花造假问题与官员贪腐问题全部查清。对于带队人员，总检察长列坤科夫建议由我们的老熟人卡林金哥带队。

但安德罗波夫认为卡林金哥做事太过细致，进度太慢，本案需要“抡起巨锤，快刀斩乱麻”。最终，列坤科夫选择了另一个他认为能“速办此案”的调查员，也就是上一集中刚刚崭露头角的调查员：泰尔曼·霍伦诺维奇·格德良。

为了达成光宗关于“快”的指示，克格勃几乎提供了无限的支持。卢比扬卡特工与调查组随行，技术运营部提供全套装备，必要时连直升机装甲车都可以提供。当年8月，在格德良的带领下，上百名检察官组成的庞大调查组浩浩荡荡地冲进了乌兹别克。

在这种阵势下，拉希多夫慌了。土皇帝当的再久，拉希多夫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对抗中央。他赶紧向莫斯科求饶：我真的会辞职，只不过现在已经进入棉花采摘季，乌兹别克斯坦需要稳定，10月，10月我肯定给中央个交代。

很遗憾，现在拉希多夫说什么都没人信了。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信话？会不会是看光宗身体不好以拖待变呢？格德良调查组于9月正式入驻，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工作。

然后，1983年10月31日，拉希多夫死了。

关于拉希多夫的死，至今仍是苏联的著名谜案。根据行程记载，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委员阿利耶夫途经乌兹别克斯坦，跟拉希多夫长谈了一次。有人说阿利耶夫对拉希多夫说：总书记打算对你采取法律措施。

然而，据拉希多夫的保镖说，那天送走阿利耶夫后，拉希多夫心情不错，完全不像是听到坏消息的样子。10月29日，拉希多夫向光宗汇报了哈拉子模州的棉花生产情况，并保证产量可靠，光宗未置可否。

当天下午，拉希多夫又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晚饭后还去散了会儿步。然而，刚走出家门不到10分钟，他就脸色苍白，全身无力。医生过来抢救，10月31日凌晨，这位执掌乌兹别克超20年的可汗被宣布因心脏病死亡，享年65岁。

由于拉希多夫在战争中就落下了严重的心脏病，这个死因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当年的人群普遍认为，拉希多夫是眼看着光宗要收治自己而畏罪开枪自杀，甚至有人说他是被光宗活活吓死的。

总之，由于拉希多夫的意外死亡，案件调查不得不陷入停滞。调查组在等一个指示：是否继续查，查到哪一步？很遗憾，此时的光宗也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力量给出指示了。

不过，从一些迹象上表明，中央似乎对拉希多夫还留有余地。他的葬礼规格很高，遗体埋葬在塔什干市中心工人瞻仰。后续的纪念活动也并未被阻止。我们无法知道安德罗波夫究竟想多大程度上清算拉希多夫。因为在1984年2月，这位老人就带着无限的不甘去世了。苏联进入短暂的“苏代宗”契尔年科时代。

契尔年科时代的延续

在苏联历史上，在位时间极短的契尔年科是最没存在感的一个。大家都认为契尔年科就是勋宗的影子，却普遍忘了，契尔年科本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在勋宗末年，契尔年科几乎是苏共运转的唯一核心。

在乌兹别克，格德良率领的调查组规模虽大，但工作却开展的很不利。在调查开始后，格德良执迷于查官员腐败，对棉花虚报的事全不上心，这与苏联民众的关注点完全不同。原因是，苏联百姓早就对官员腐败无感了。从加里宁格勒到库页岛，苏联哪里没有腐败官员？倒是棉花虚报的事关注度极高，这可是数十亿卢布的惊天大案，大家都很期待下文。

结果，格德良调查组就这么磨磨蹭蹭地折腾了一年，下文就是没有下文。这谁能满意？因此，苏联百姓合理推测，这肯定是上面的人又想“大石化小”，想要装死当没发生吧？尤其是契尔年科，他本就是第涅伯帮的一员。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契尔年科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安德罗波夫对乌兹别克的处理思路是不对的。安德罗波夫处理乌兹别克，主要原因是因为乌兹别克当局贪酷虐民，导致地方宗教民族势力抬头。而整顿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党对乌兹别克的控制力。棉花虚报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现在调查组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查，反而拖慢了进度。

既然如此，为了回应舆论，不如把这个案子拆开。格德良不是喜欢查干部吗？那就让他去专门查贪官。另外成立一个调查组，专门查棉花虚报的事。这个人必须政治过硬，能力杰出。那么，谁来领队呢？

1984年6月，卡林金哥接到了命令。命令他挑选人员成立调查组，前往乌兹别克查清棉花虚报问题。当接到命令时，卡林金哥无奈的说了一句：到底还是没躲过去。

对于乌兹别克案，卡林金哥早有了解，但他一直避免涉足此案。原因很简单，乌兹别克案背后有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对自己这种单纯的办案人员绝不是好事。然而，自己最终还是没躲过去，只能带着上坟的心情前往了乌兹别克。

在乌兹别克进行了初步侦查后，卡林金哥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原因很简单，从查案的角度讲，棉花虚报案几乎毫无难度。因为这件是在乌兹别克几乎全员参与，证据多得都看不过来，想抓谁都行。可真正的难度也就在于，这件是真的是全员参与的。

在苏联后期，苏联法制越发完善。检察院对经济犯罪起诉有严格的要求。检察官被要求将涉案金额精确到每个戈比。而以乌兹别克涉案人员之多，调查组哪怕有1万人也是不可能查完的。更重要的是，关于棉花虚报问题，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造假手段五花八门，有伪劣质棉花提级的，有掺品货箱掺沙子的，有贿赂车队报损耗的，有串通工厂虚报数字的，有收买仓库假装火灾的。

几年以来，乌兹别克的棉花虚报手段花样翻新，而且数量极为庞大，其早已没有物证了。而且，整条利益链上涉及了乌兹别克生产、行政、金融、执法、党委、法院的几乎所有部门。想查清究竟虚报了多少，责任该归谁，智者来了也得干宕机了。

面对着完全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卡林金哥只得向莫斯科求援。在讨论中，其鲁克提出一个思路：反正查清全部是不可能的，不如先找一家农场来查，最后将此案值乘以农场总数，估计一个总规模出来。这种做法与苏联检察院的工作风格是完全相悖的。但面对这个大到无法处理的案件，卡林金哥也只得同意。

最终，在总检察长列坤科夫的特批下，卡林金哥被允许查案时不用精确到每个戈比，先挑一家农场来查。于是，卡林金哥挑选择了吉扎赫地区的一家农场作为起点，开始一步步向上查，不管官员腐败，只查棉花虚报问题。

即使这样，乌兹别克的腐败程度也让他叹为观止。从农场开始，卡林金哥很快锁定了一家棉纺厂。在厂长和副厂长在办公室分赃款时将他们当场逮捕。接着又通过他们的口供，锁定了棉纺协会的会长。接着又追踪到了乌兹别克轧棉部长。而且，他还得到了一条并不让人意外的传闻：哪怕乌兹别克轧棉部部长也要向上行贿。而到了这个层级的高官的上级会是谁呢？

在这条利益链上，几乎每一层都要向上进贡，而每一层也都要向下索取。而所有这些利益的来源，大多处在虚报的棉花产量上。这腐败系统已经覆盖了整个乌兹别克，成为了几乎公开的规则。如果清查这个案子，几乎需要换掉乌兹别克的所有官员。

最终，经过清查和估算，结合科学家的研究，卡林金哥给出了一份报告。早在1979年前，乌兹别克就以及出现了棉花虚报问题。五年多以来，累计虚报的产量最低也有500万吨，超过乌兹别克一年的棉花产量。国家为这些不存在的棉花支付了超过30亿卢布。其中40%的经费已经以工人奖金、农具、基金等方式花出去了，而至少有14亿卢布被各级官员用于瓜分和行贿。

目前世界上关于棉花案案值的说法，基本都来自这份报告。但卡林金哥自己都承认，这个数字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他来自于估算。在卡林金哥之后的人生中，他极少提起乌兹别克棉花案。因为对于一个重视证据的调查员来说，这场大到无法统计的案件简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耻辱。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最终清算

在卡林金哥和格德良各自为战的时候，中央也在着手处理乌兹别克问题。拉希多夫死了，大位不可空悬，封疆不可无主。因此，1984年8月，契尔年科派了一个工作组抵达塔什干，目的只有一个：帮助选举新一任乌兹别克第一书记。

经过充分沟通后，乌共16大正式召开。在几个月前还是乌兹别克滚滚珠们一致的老实，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拥有伟大灵魂的拉希多夫同志，在会上变成了人人都唾弃的暴君、腐败分子、受贿一个亿的丧心病狂的大贪官。就是他的破坏下，乌兹别克人民承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总之，一切都是拉希多夫的错。全体同志一致表示与拉希多夫划清界限。拉希多夫只不过是一小撮极个别的坏分子，其他人都是好同志啊。

实际上，拉希多夫确实不算个好干部。他排除异己，任人唯亲，为了政绩无所不用其极，绝对堪称乌兹别克乱局的罪魁祸首。然而，在另一方面，拉希多夫也不能算是通辽人均的独夫民贼。他博学多识，本人也还算比较清廉。在内政文化建设上都颇有成就。但是，为了乌兹别克其他还活着的同志们的安全，拉希多夫同志，你就背了这个锅吧。

在团结一致的氛围中，大会形成决议：狗贼拉希多夫不配葬在市中心供万民瞻仰，要立刻将他的骨灰挖出来，改葬公墓。表态到这种程度，中央基本是满意的。既然乌兹别克剩下的都是跟党走的“好同志”，那么其他的事就好办了。太出格的干部抓一抓，歪风邪气杀一杀，其他的一切照旧嘛。

于是，数月前还以拉希多夫最重视的学生自居的伊纳姆琼·乌斯曼·霍贾耶夫当选为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则由拉希多夫的另一个重视学生阿吉尔·萨利莫夫接收。一片云淡风轻，生活还是要继续啊。

就这样，契尔年科完成了他高明的应对策略。他通过卡林金哥的查案，揭开了棉花案的盖子，回应了群众的质疑。通过甩锅拉希多夫，安抚了乌兹别克官员们疑虑。通过并未撤回的格德良调查组，让乌兹别克各级干部依然心存敬畏，等到格德良继续将乌兹别克的干部清洗一批后，恢复了治理能力的乌兹别克也就重新回到正轨。问题也得到完美解决了。

然而，就在乌共大会上的干部们团结一致怒批拉希多夫的丑恶行径时，在距离塔什干列宁广场不远的一个小院里，一名中年男子正用颤抖的双手奋笔疾书：我是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从来没有任何靠山，是拉希多夫、梅尔库莫夫、克格勃、亚西亚耶夫等团伙的牺牲品。他们不断阻止诽谤我，花费巨资污蔑陷害我，很多人都做了。

就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死了。苏联共产党万岁，马斯列宁主义万岁，苏联人民万岁。

一分钟后，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乌兹别克内务部长库德拉特·叶尔加舍夫自杀。

第二天，民间舆论再次被引爆。这场契尔年科本以为已经“烟开雾散”的大案，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政治风暴的序曲

1974年6月的一天，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勋宗前夕的三驾马车之一，波德戈尔内的地位足以主持这场会议。而且，按照苏联惯例，级别越高的会议异议越少，一切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会商只不过走个确认流程而已。

讨论了一些议程后，波德戈尔内宣布下一项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民族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即将结束。纳斯里季诺娃同志多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里有份推荐其继续担任民委主席的议案，大家表决吧。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几分钟后这个议案将又一次全票通过。但是，在通辽宇宙中不出意外那是不可能的。

当波德戈尔内宣布开始投票时，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响起：“加盟共和国反对。”波德戈尔内十分意外，很快又有些恼火地说：“为什么会这样？纳斯里季诺娃的工作相当出色，有尊严地代表了各民族。”还没等波德戈尔内说完，发言的人说：“有干部和群众指控，她在履职期间存在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到了莫斯科也并未停止。在彻底查清之前，加盟共和国不会认可她的连任。”

被打断的波德戈尔内十分恼火，他质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对面的回答非常合理：“整理资料需要时间，我也刚拿到不久。”对于这个回答，波德戈尔内当然知道对方在装傻，他没好气地追问：“具体举报什么内容？”那人微笑着说：“她有贪污腐败、受贿嫌疑。”当这句话说出，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们全都震惊不已，乌兹别克的“地方权斗”居然敢把火烧到中央来了。而之所以政治局成员们都将这次举报视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举报内容有问题，反而是因为举报人的名字叫做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

少年得志

1917年11月6日，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出生于俄罗斯共和国萨马尔罕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在短短的一个籍贯上，拉希多夫就有两个亮点。首先，在寿比昙花的俄罗斯共和国历史上，拉希多夫是赶在关服的前一刻注册了账号，因为在他出生的第二天，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其次，虽然生在俄罗斯共和国，但你可能会惊讶于拉希多夫出生的地区——萨马尔罕。

作为著名的千年古城，中国人对萨马尔罕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萨马尔罕一直都被认为是中亚文化的核心之地。然而，1868年沙俄攻陷萨马尔罕后，沙俄当局居然把这座中亚的圣城划给了俄罗斯直辖，其别扭程度不啻于把麦加划给美国。毫无疑问，这种操作必然会引来本地乌兹别克人的极大不满。然而事实证明，只要子弹够得上，绝对没人敢抬杠。在沙俄军队的纯粹物理性批判下，萨马尔罕一直被俄罗斯直辖到1924年，才被看不下去的苏共划给了新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然，对于这些宏大叙事，小拉希多夫是没空关心的。在老家，拉希多夫老爹的地位十分“安稳”。他当过兵、扛过枪、马路街头站过岗、送过货、经过商、回到老家进农庄。总之，拉希德是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人”。作为日子人，拉希德对儿子也没有多大的期许。1924年，他将小拉希多夫送进了附近的学校，然后很快就引来了学校老师的强烈愤慨：“这孩子你从哪弄来的？”

从入学开始，小拉希多夫就以惊人的记忆力震惊了所有老师同学。他几乎过目不忘，且对文学和诗歌有异常天赋，14岁就能在报纸上发表作品、赚稿费。

除了独饮机重外，拉希多夫还是本地人中少有的“亲苏派”。作为乌兹别克族，拉希多夫对于苏联政府非常忠诚。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中学毕业后拉希多夫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文学院，而是选择了师范学院，于1936年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在参加工作后，拉希多夫依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时常给报社投稿。由于文笔太好，两年后这位萨马尔罕的著名报社《列宁之路》相中，钦点去当起了编辑。1940年，拉希多夫成为报社副主编，同时还入了党。

战火与仕途

如果美有卫国战争的话，拉希多夫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然而，此时已经毫无波澜的世界，注定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波澜。在1941年的那个下午，当广播中听到德国偷袭的消息后，拉希多夫坚定地走进了征兵站。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24岁的拉希多夫来到了莫斯科。在零下40度的低温下，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事实证明，严寒并没有冻住拉希多夫的爱国热情。在战斗中他一直冲锋向前。1942年2月，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坚守一个小村庄。身为连长的拉希多夫哪怕被炮弹炸成重伤，都不放弃指挥，血流满地的打退了德军四次反攻。

几个月后，因为炮弹炸进了他的胸膛，因此引来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认定拉希多夫已经不适合前线，必须退伍回乡了。无奈之下，拉希多夫只能回到乌兹别克。然后，他居然又把之前的履历复盘了一遍：先当老师，后进报社。只不过，这次拉希多夫在《列宁之路》报社当上了主编。由于业务纯熟且性格圆滑，拉希多夫把报社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很快让报社的影响力大增。

在战争期间，由于大量精英被调到了军队，地方机关人才严重匮乏。眼看着拉希多夫如此突出，1944年，萨马尔罕的地方党委钦点，直接把拉希多夫拽了过去，让他当了主管人事工作的党委书记。实际上，此时的拉希多夫基本无意仕途。我一个搞文学的，怎么就突然从政了呢？因此，虽然拉希多夫的党务工作做得十分出众，但他一直申请回到文化领域。1947年，随着战后干部的回归，拉希多夫成功转任乌兹别克斯坦日报的主编，继续写稿、去也。

然后拉希多夫发现，想要安安静静地写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转任主编之后，拉希多夫居然莫名其妙地遭受了很多攻击。有人批斗他犯了意识形态错误，有人说他跟反苏分子交往过密。这场突如其来的集火搞得拉希多夫一头雾水。我一个报社主编，权力都比不上停车场的保安大，就算挑软柿子捏也没必要找我麻烦啊。软柿子急了还要人呢。

由于实在弄不清情况，拉希多夫决定请教高人。他找到了乌兹别克党委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领导，我实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应该辞职吗？”尤苏波夫摆摆手：“不用，一些人在搞事而已，翻不了天，你安心工作就是了。”一头雾水的拉希多夫回去了。很快，他在尤苏波夫的安排下，转任为了乌兹别克作家协会主席。拉希多夫更加感到困惑。他此时还不知道，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他，即将迎来真正的命运转折。

权力之路

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虽然身处边疆地区，但乌兹别克政坛同样有自己的江湖。在苏联时代，乌兹别克传统部族的影响力依然没有消失。具体来说，依照出身，乌兹别克的干部形成了四个派系：塔什干派、费尔干纳派、布哈拉派和萨马尔罕派。多年来，四大派是既合作又竞争，关系比中东局势都复杂。对于乌兹别克的内斗，莫斯科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想看清。虽然中央明白乌兹别克存在派系斗争，但也实在没有办法。民族地区总要依靠本地干部来治理，既然内讧不可避免，中央能做的也只能是维持派系平衡。

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任书记出身萨马尔罕，上台后习惯地提拔老乡，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平衡，不久就被判了死刑。首任书记被调走后，中央一边打压萨马尔罕派，一边提拔了塔什干出身的新书记。结果，新书记上来后依然疯狂提拔老乡，很快于1937年也毙了。连续两次清除民族主义余毒后，费尔干纳派的尤苏波夫脱颖而出。由于政治立场过硬，并且在卫国战争中亲力支援战场，尤苏波夫终于在萨格拉岛的乌兹别克站稳了脚跟，成为了集共和国第一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于一身的“土皇帝”。

时间来到1948年，斯大林觉得尤苏波夫的权力似乎过大，准备动一动他。不过好在尤苏波夫的人望不错，因此没有被物理清除，而是准备明升暗降，把他升到中央任职。当慈父有了这个心思时，乌兹别克各派势力纷纷闻风而动。大家都准备登上混乱的阶梯。本来，这场政治风暴与毫无权力的拉希多夫没啥关系，毕竟一个报社主任实在太不起眼。然而，此时乌兹别克却莫名其妙地传出了一个谣言，说中央和尤苏波夫本人都有意恢复之前被长期打压的萨马尔罕派。放眼乌兹别克官场，出身萨马尔罕，跟尤苏波夫关系好的，级别最高的人，就只有拉希多夫了。

为了避免萨马尔罕派重新上桌，各派力量准备提前让拉希多夫上桌。拉希多夫就这样成为了众矢之的。然而他还不知道，这场无妄之灾将给他带来多么丰厚的回报。实际上，那个扶持萨马尔罕派的谣言其实是真的。在尤苏波夫的支持下，拉希多夫很快转任为了乌兹别克作家联盟主席。虽然依然没什么实权，但这好歹级别上去了。

1950年8月，尤苏波夫调入莫斯科，成为棉花种植部长。然后，他则提名拉希多夫接任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个33岁的作协主席，直接转任共和国政府一把手，这属于写在网文里都会被骂弱智的剧情。然而堪称玄幻的是，苏共中央居然答应了。

实际上，如果从派系斗争的角度看，很容易看出这种布局的原因。对于尤苏波夫来说，他走之后，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当然是要留给自己的费尔干纳派的。但是，二把手的政府主席如果落到了塔什干或者布哈拉派手里，就会形成严重掣肘。而政坛新人拉希多夫虽然属于萨马尔罕派，但却是自己的亲信。对于莫斯科来说，他们乐得多一些派系来平衡乌兹别克政局，自然也不会反对。对于塔什干派和布哈拉派而言，虽然这项任命让他们失望，但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只要不是对方上台，自己这派就不算失败。拉希多夫要声望有文采，要能力有文采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威胁。上台了也只能是“无实权”的表演，好官我自为之。

1950年8月，一切尘埃落定。费尔干纳出身的阿明·尼亚佐夫当选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派和塔什干派也各有斩获。然而，拉希多夫很快发现，自己这个二把手上任后，虽然称不上是权势熏天吧，至少也可以说是“人厌狗嫌”。虽然名义上是政府主席，但乌兹别克的所有官员几乎都将拉希多夫当成了橡皮图章。这个政府，有了他是“团建”，没了他是“加宴”。各派官员各有各的小圈子，没人尊重他的意见，翻黑料找事的人倒是不是。而拉希多夫对此只有一个策略：忍。

也许是听说过德山加康的成功案例，拉希多夫深谙什么叫“活到最后就是老艺术家”。无论外界如何攻击，他就是咬死不辞职。而且，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特殊的统战价值。各派虽然对自己不满，但都无法容忍其他派系占据这个位置。所以，只要能忍，就没人能轻易打倒我。

这份隐忍很快获得了回报。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5年，赫鲁晓夫在中央罢黜了尤苏波夫，费尔干纳派失势，塔什干派上台。而拉希多夫依然屹立不倒。1959年，塔什干派失位后，拉希多夫借着中央整顿的机会，收编了已经失势的布哈拉派，一举登上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的宝座。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死敌出现了。

亚达亚尔·萨迪克夫娜·纳斯里季诺娃，1920年出生于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的浩罕市。哪怕在“工农遍地”的苏联干部里，纳斯里季诺娃也是出身最苦的一批。她在孤儿院长大，连念书都只能去职业学校。然而，就这么个天崩开局，居然被她成功逆袭了。在职业学院毕业后，纳斯里季诺娃就在铁路上当起了工人。作为一名女工，纳斯里季诺娃干活比男人还强。由于技术出色且性格豪爽，很快就受到了同事们的拥戴。18岁成为工头，19岁成为经理。之后甚至作为劳模受到了斯大林接见，并被斯大林称赞为：“这才是东方女孩该有的样子。”

从此，纳斯里季诺娃一飞冲天。她很快成为了全国标杆，被塔什干铁路工程师学院录取。1941年，纳斯里季诺娃毕业，立刻进入共青团工作。之后一路平步青云，1955年成为了共和国副主席。跟拉希多夫不同的是，纳斯里季诺娃的履历十分清晰。她一步一个脚印，执政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1955年的纳斯里季诺娃身兼两派支持，既有自己出身的费尔干纳派，也有丈夫所代表的塔什干派。

本来，拉希多夫升任第一书记时，已经安排好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人选。但纳斯里季诺娃硬生生挤了上来，而拉希多夫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给纳斯里季诺娃站台的人，叫做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于这个决策，拉希多夫虽然有些不满，但依然可以理解，无非是中央搞平衡嘛，不耽误他的施政就行。对于乌兹别克的未来，拉希多夫的心中早已有了宏大规划。

可汗之路

对于乌兹别克的未来，拉希多夫的总路线其实只有一个：让乌兹别克斯坦全面追上现代国家的脚步。自从沙俄征服之后，沙俄和苏联对乌兹别克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开发得很不彻底。在拉希多夫之前，乌兹别克虽然是个农业地区，但耕地面积非常有限。拉希多夫上台后，争取到中央的支持，将大量的草原转化为了耕地，彻底改变了乌兹别克的农业生产情况。

除了农业外，拉希多夫也没放下工业建设。作为一个中亚的共和国，拉希多夫为乌兹别克挑选了最赚钱的产业——飞机制造。靠着前几任书记打下的机械加工的底子，乌兹别克居然发展起了飞机制造业。除了重工业，拉希多夫对食品工业和轻工业也有大笔投入，让乌兹别克逐渐成为了一个工农并进的共和国。当然，要发展工业得有能源电力。为了解决能源问题，拉希多夫招来了不少勘探专家，大规模开发油气资源，建成了苏联最大的火力发电站。而且，这次勘探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专家们找到了一个储量惊人的金矿。经过几年的开发后，乌兹别克每年能产出上百吨黄金，以至于从中央的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助理，成为了中亚的绝对明星。

除了内政外，作为地方官的拉希多夫甚至还深入掺和到了外交领域。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拉希多夫出访古巴，以援助农业机械的名义悄悄把导弹运了过去，其机敏的表现深得赫鲁晓夫的赏识，还和卡斯特罗成为了好朋友。然而，大好局面没过多久，拉希多夫居然跟“穗宗”掰了。其原因也很有穗宗特色——玉米。

1963年，对玉米情有独钟的穗宗找到了拉希多夫，要求乌兹别克每年要种50万吨玉米。而拉希多夫则表示我们这气候条件不允许，不适合种苞米。两边越说越僵，最终不欢而散。得知拉希多夫惹得穗宗大怒，纳斯里季诺娃大喜，赶紧驱使塔什干派上下活动，想把拉希多夫整下台。然而，正当形势一片大好时，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了。

1964年，一场完全意外的政变彻底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生态。赫鲁晓夫下台后，勋宗立刻着手清理穗宗余毒。而为了玉米敢去跟穗宗硬顶的拉希多夫，一下子就成为了天然的政治正确。除了政治原因外，勋宗私心上对拉希多夫也多有偏袒。因为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因为政治妥协才得以上位，都在一把手的位置上饱受掣肘，甚至都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等等。有了政治正确和勋宗赏识，拉希多夫的地位再次稳定下来。然后，乌兹别克就迎来了一场地震——物理意义上的地震。

1966年4月26日凌晨5点，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突发地震。震级不算很大，只有5.2级，但震源位于市中心且深度不到10公里，所以地表晃动非常猛烈。幸运的是，这场地震的死亡人数很少，作为一个百万人级别的城市，塔什干的死亡人数只有十余人。但是，由于猛烈的晃动，塔什干的建筑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震中，整个塔什干市中心几乎全毁，200多栋行政大楼、上百家公共事业单位和无数居民楼被夷为平地，超过30万人无家可归。

地震发生后，拉希多夫立刻拨通了中央的电话。而1966年的勋宗还绝对算是个工作狂人，他没让任何人打前站，几个小时后就顶着余震和总理柯西金一起飞到了塔什干。抵达塔什干后，当地人的从容和乐观给勋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下飞机后不久，勋宗发现，塔什干郊区的公交居然如常运行，市区的剧院和电影院也没关门，甚至原定于体育场举行的足球比赛都没有取消。乌兹别克人的坚强态度让勃列日涅夫十分感动。

当和拉希多夫谈起了灾后重建问题时，深受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的勋宗，此时就是一个字：“给钱！”社会主义讲的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钱可以各加盟共和国募集，重建标准也要提高。其实，对于重建问题，拉希多夫早就有所准备了。他一直苦于塔什干的城区老旧，趁着勋宗心情好，拉希多夫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成本足够的话，可不可以允许我们建条地铁？”听到这句话，勋宗感到十分意外：“你们的地质条件符合吗？”拉希多夫说：“我们早就考察过，各方面条件完全满足。”

就这样，塔什干开始了史诗级的灾后重建。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出钱出力，因此塔什干也被称为“友谊之城”。地铁也在中央的支持下，真的修成了。在这段特殊的经历后，拉希多夫和勋宗的感情开始升温，两人颇有点惺惺相惜这感。眼看拉希多夫的地位越来越稳，塔什干和费尔干纳派的人急得直呲牙。再这样下去，拉希多夫恐怕要一统江湖啊。“不行，必须找机会搬倒这傢伙！”

1969年4月，重建后的塔什干迎来一场足球比赛，乌兹别克队对阵白俄罗斯队。众所周知，苏超想办好，靠的就是天时地利人不和。江苏如此，苏联也是一样。在这场比赛中，乌兹别克队输给了白俄罗斯队，而两方的球迷则在比赛后直接打起来了。这场球迷骚乱持续了三天，最终才在警方的镇压下平息。拉希多夫的原则是尽量不抓人，大事化小。而以纳斯里季诺娃为首的其他派系不答应。他们直接找到了拉希多夫的命门——民族矛盾。

通过自己的靠山波德戈尔内，纳斯里季诺娃向中央上书：“拉希多夫放任乌兹别克的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偏袒极端民族主义者，欺压其他民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强烈建议中央将其罢免并且追责。”这次上书彻底激怒了拉希多夫。实际上，这场叛乱背后确实有一定民族因素，但这种事是不好公开说的。毕竟在名义上，苏联各民族都必须亲密无间、团结一致。纳斯里季诺娃拿这种事情当做攻击的借口，这属于不顾大局，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因此，之前一直比较温和的拉希多夫选择了坚决反击。他也给中央上书一封，内容是举报。1969年7月，纳斯里季诺娃的儿子结婚了。婚礼规模多达几千人，而这么庞大的活动，花的居然都是国家经费。对于这场内讧，勋宗再次体现了他的执政风格——和稀泥。在势同水火的两人中，勋宗果断在A或B中选择了“或”。他把纳斯里季诺娃上调中央，担任苏联民委主席，而拉希多夫原地不动。距离产生美，把两人分开了也就罢了。

在勋宗的和稀泥下，乌兹别克的一场政治风波似乎这样消弭于无形。直到开篇时的1974年，拉希多夫突然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发起了偷袭。

大案调查

在拉希多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后，波德戈尔内也只得公事公办地宣布：“这样的话，纳斯里季诺娃同志的连任表决暂停，责成总检察院核实举报材料，查明事情真相，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散会。”几天以后，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叫来了内务机关侦查监督部长格尔曼·卡拉克佐夫。“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举报线索是拉希多夫同志提供的，带几个调查员去核实清楚，别搞砸了。”

对于这项任务，检察院著名“愤青”卡拉克佐夫有些不爽。“这是在干什么？他们乌兹别克人内斗，平时拿我们检察院当工具。老子是维护国法的检察官，不是政治打手！”鲁坚科摆摆手：“以后不要再再说这种话，政治博弈也不排除有犯罪行为吧？难道因为背后有政治色彩，我们对违法行为就视而不见了吗？”被领导贴脸教育后，卡拉克佐夫不敢再抱怨。离开了办公室后，卡拉克佐夫带了两个助手，一起上了火车。而这两个助手大家也不陌生，高级调查员奇鲁科和艾芬巴赫。

是的，苏联虽大，但由于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总检察院的高级调查员人数很少。因此，在《所希案》中出现过的哥俩，现实翻场。抵达塔什干后，卡拉克佐夫等人先去找了本地的检察院。结果当地检察院连连表示：“这案子由内务部主管，跟我们没关系，请你们去找内务部长海达尔·亚西亚耶夫同志去了解。”

很快，卡拉克佐夫就见到了乌兹别克内务部长亚西亚耶夫。这是个礼貌干练的中年人。双方简单寒暄后，卡拉克佐夫直入主题：“您应该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吧？事关联盟部长级干部的清誉，我们不得不慎重。”亚西亚耶夫点头：“明白，其实加盟共和国内务部也没完成调查，我们级别不够，你们能来实在太好了。”卡拉克佐夫此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看履历，您出生在萨马尔罕地区，跟拉希多夫同志是老乡啊。”亚西亚耶夫微微一笑：“出生在哪里，不都是国家的干部不是？”卡拉克佐夫笑着点点头：“那好，说案子吧。”

1973年秋季，塔什干一个叫穆米诺夫的工程师接到上级电话，让他出差去北部小城穆伊纳赫一趟，那边的罐头厂设备出了问题，得抓紧过去维修。由于是临时命令，穆米诺夫抵达穆伊纳赫时已经黑天。此时已经不能去厂里，于是他决定找个招待所住一宿。结果刚进门，他就看到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训斥前台小姑娘：“太不像话了，居然上班时间打瞌睡！”小姑娘连连道歉：“经理，昨天家里出了点事，以后不会再犯了。”穆米诺夫及时插话解围：“你好，还有空房吗？”前台小姑娘如蒙大赦：“有的，请在这边登记。”见到有客人，招待所经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回身冲穆米诺夫一笑，就走回了办公室。然而，当看清对方的脸时，穆米诺夫却惊呆了：“这不是穆尔佩佐夫吗？不对啊，他应该已经死了呀！”

简单地说，在60年代的塔什干，穆尔佩佐夫是本地的著名恶霸。据说家里跟市领导有关系，因此从未被铁拳打击。在塔什干是“七横八竖，人人躲，好勇斗狠，谁敢惹”，偷鸡摸狗、赚黑钱，从来不进派出所。不过，穆尔佩佐夫虽然在生活中有些混蛋，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十分无耻的。1966年，塔什干地震发生时，穆尔佩佐夫带了一堆小弟，将灾区商店里的物资偷出来，然后加价几十倍转给灾民。更缺德的是，在卖出去后，他还要找机会再把物资偷回来，搞循环利用。带英格兰的一比都算是道德标兵。由于过于“亮眼”的表现，穆尔佩佐夫很快被灾民举报。新上任的内务部长亚西亚耶夫直接拿他当了典型。1968年，穆尔佩佐夫被判死刑，成为了塔什干本地人的一大乐事。

在那之后，穆尔佩佐夫就消失在了塔什干人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直到在这座小招待所里，工程师穆米诺夫居然意外看到了他。在认出对方后，穆米诺夫很有定力。他没有当场指认，而是在之后的几天里反复确认后才回塔什干报警。这则奇闻很快传到了亚西亚耶夫的耳朵里，他赶紧派警员过去核实。很快，警员回报：“确实是穆尔佩佐夫，长得一模一样。”

听到报告后，亚西亚耶夫大怒。但转念一想，他又感觉有些可怕。作为内务部长，他从未接到过穆尔佩佐夫越狱的报告。那么作为一个死刑犯，他是如何脱身的？是谁帮了他？亚西亚耶夫赶紧把监狱系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你是不是活腻味了？死刑犯也敢往外放？”监狱负责人顿时蒙了：“啊？部长，绝对是误会，这怎么可能啊？”亚西亚耶夫甩出警员拍的照片：“看看这是谁？穆尔佩佐夫，我亲自督办的案子，1968年就判死刑了，为什么现在还活着？”监狱负责人都傻了，他看了照片半天后说：“我真不清楚怎么回事，能让我回去查下档案吗？”

半小时后，这老哥兴高采烈地回到办公室：“部长，真不是我干的，您看，穆尔佩佐夫是特赦出去的，文件在这里。”这下轮到亚西亚耶夫傻眼了。根据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对判刑犯人实行特赦的权利。而特赦一个死刑犯，必须要一个人签字：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查案查到了顶头上司，亚西亚耶夫赶紧去找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商量。反正共和国内务部是不敢再查下去了。听到这里，专案组长卡拉克佐夫发出了疑问：“你们就没私底下偷偷查查特赦的原因？”亚西亚耶夫一声冷笑：“特赦的申请者是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的理由是：在“大地震”中积极参与救灾，拯救了大量群众生命，有重大立功表现。”卡拉克佐夫听完后大怒：“无耻！”亚西亚耶夫说：“这案子的后续调查就交给你们了，文件稍后移交，需要抓捕通知我们一声就行。”卡拉克佐夫很直接地说：“对于你们内部的派系斗争我没有兴趣，但这个案子我绝对追查到底！”

见到卡拉克佐夫已经怒发冲冠，亚西亚耶夫赶紧又讲了另两个“无畏”的案子。1973年，塔什干出现了一堆“幼奸少女”的案子，有人在别墅里拉皮条。警察抓住了罪犯，但犯案地点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纳斯里季诺娃的亲信库尔班诺夫的别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背后是否还有人。另一起案件是一起强奸案，嫌疑人是一个有手好闲的青年。警察高度怀疑他是真凶，但调查却异常艰难。因为其母亲是高级干部，纳斯里季诺娃的闺蜜。

卡拉克佐夫虽然脾气暴躁，但哪怕是个傻子也看得出对方想拿自己的调查组，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卡拉克佐夫并不在乎，他直接表态：“我不管你们胡乱地打的什么算盘，检察院不会成为你们派系斗争的工具，但只要有人触犯法律，我们绝对会一查到底！”

次日上午，卡拉克佐夫召集了组员，共同讨论这场特赦案件应该怎么查。作为一名谨慎的检察官，艾芬巴赫直接说出了重点：“这场案件中，我们不可能从当事人嘴里获得什么有价值的口供。因为对方是个死刑犯，招供特赦不合法就等于自杀。所以，我们必须脱离传统的审案思路，必须要违法特赦的犯罪事实，抓个现行。”当艾芬巴赫说完这句话时，几个检察官面面相觑，然后异口同声的，说出了办法——钓鱼。

很快，调查组翻出了过去20年加盟共和国的特赦名单，然后发现，除了死刑犯穆尔佩佐夫外，至少有12次特赦比较可疑。这显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背后有一整条的利益链条。几天以后，塔什干出现了几个新面孔，他们主动跟过去几年被特赦的犯人们接触，话说很统一：“我家有亲人犯了事被判刑，兄弟您有没有门路能帮着办特赦，只要能把我家人放出来，中介费大大地。”

果然，一个月后，就有一个特赦犯给出了线索：“犯了事不怕，已经判了也没关系，准备10万卢布，哥帮你找人摆平，人绝对好模好样的出来，而且合法，警察都管不着。”有了这个线索，剩下的事就简单了。很快，调查组顺着中间人查到了塔什干法院，再到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几个月后，调查组统一收网，利益链条上的31人陆续被捕，只有一个“瞎子”——关联不上纳斯里季诺娃。虽然有些口供指向她，但无法核实。在特赦案侦案后，少女幼奸案也有了结果，的确有人利用那座别墅进行非法活动。别墅的主人库尔班诺夫虽不知情，却坦然接受了高于市场价的房租。最终被奇鲁科以受贿案起诉。至于最严重的谋杀案，在调查组介入后，卡拉克佐夫得知，那个神通广大的母亲买了张去往莫斯科的机票，目的很简单，肯定是去找在中央的保护伞。

卡拉克佐夫赶紧买票跟上。经过几天的接力式跟踪，调查组果然得出了毫无意外的结论：这位母亲的保护伞，就是已经是民委主席的纳斯里季诺娃。就在这次跑动之后，乌兹别克内务部长亚西亚耶夫向卡拉克佐夫通报：“来自上级的压力太大，内务部实在扛不住，那名嫌疑人已经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了。”这次事件终于彻底激怒了卡拉克佐夫。1974年10月，卡拉克佐夫正式向上级递交申请，要求对纳斯里季诺娃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他来说，他对乌兹别克的任何政治斗争都没有兴趣，但死刑犯被特赦，谋杀凶手被释放，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已经完全突破了法律底线，自己作为检察官无法容忍。

然后，申请就被驳回了。但卡拉克佐夫毫不放弃，马上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申请。经过打听，卡拉克佐夫很快知道了是谁在庇护纳斯里季诺娃。第一次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第二次是勃列日涅夫。当然了，这些大人物并不会公开拒绝申请。只不过，会在申请流程、权责分配等方面挑毛病。被激怒的卡拉克佐夫的回应也很简单：“你缺啥我就补啥，继续申请，我倒要看看，最后是谁敢公开包庇犯罪分子。”

事实证明，卡拉克佐夫天真了。1974年末，总检察长鲁坚科亲自对他下令：“检察院调查暂停，所有文件先封存。原则上我们应该继续查，但原则们的意见是别再查了。”实际上，对于纳斯里季诺娃的包庇并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从亲疏上讲，纳斯里季诺娃跟波德戈尔内的关系很好，但和勋宗的关系相当一般。但是，两位大佬之所以愿意联手保她，原因并不难猜——平衡。

进入70年代，乌兹别克的四派力量已经变成了两派。如果放任拉希多夫击垮纳斯里季诺娃，那政治平衡就将彻底被打破，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基于这种考虑，纳斯里季诺娃被保住了。检察院强行中止调查后，纳斯里季诺娃没有连任中央民委主席，而是去建筑材料工业部，当了副部长。然而，中央没想到的是，保住了纳斯里季诺娃并不代表可以继续维持乌兹别克的政治平衡。虽然卡拉克佐夫在中央的调查申请被驳回，但他在乌兹别克的行动却可以继续。

回到乌兹别克后，憋了一肚子火的卡拉克佐夫开始大开杀戒。超过300名涉案官员被定罪。虽然主观上没有特别针对，但卡拉克佐夫却实际对塔什干派的官员完成了一次大清洗。1975年初，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改组，塔什干派彻底垮台。拉希多夫在检察院的帮助下，终于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彻底一统了江湖。

尾声

一统江山后，拉希多夫终于可以尽情实现自己的计划。他的工农业建设上均有亮眼成绩。除了经济建设外，作家出身的拉希多夫还很重视文化产业。地震后重建的塔什干，兴修了大量的文体设施，影视行业也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由于拉希多夫相对宽松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乌兹别克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在宗教方面，拉希多夫执行了宽松的宗教政策，他将民间的伊斯兰教传统习俗视为地方文化而容忍，得到了百姓的普遍支持。

总之，在拉希多夫的领导下，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苏联在中亚最亮眼的明星共和国。他不仅不拖联盟后腿，甚至还能做出巨大贡献。而在乌兹别克一统江山的拉希多夫，也被俗称为了“可汗”。至此，乌兹别克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支配权。

不过，跟春风得意的拉希多夫相比，卡拉克佐夫可就没那么舒服了。调查申请被强行中止后，卡拉克佐夫有了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当初是我不愿意介入政治情谊，而你，说要维护法律尊严。如今我想要维护法律尊严，而你却因为政治情谊，而让我放弃调查。那么我们检察院的一切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卡拉克佐夫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和自我怀疑，渐渐变得偏执。什么法律尊严，什么程序正义，执法者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坏人受到惩罚，手段和过程没那么重要。

1979年，斯摩棱斯克发生了连环奸杀案。在巨大的恐慌中，总检察院成立了专案组，卡拉克佐夫负责指挥。在这些案件的调查中，卡拉克佐夫注意到了一个长脸鹰钩鼻的中年调查员，他身上有着与自己一样的特质——愤怒。他对犯罪分子异常强硬，眼中同样有燃烧的火焰。所以，破案后卡拉克佐夫决定给这个叫泰尔曼·霍伦诺维奇·格德良的调查员一个机会：“这里还有个案子，如果能办好，我可以举荐你成为总检察院重大案件调查员。”格德良很振奋：“我一定能办好！”卡拉克佐夫点头：“一会把资料给你，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只是嫌疑人身份有点敏感，是个发明家。”

约翰尼斯·辛特，苏联顶级科学家和发明家，一生发明了近百项专利，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科学家，辛特除了学术素养超强外，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战期间，他亲自指挥过空降撤退，自己却被纳粹逮捕，在集中营中被判了死刑，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实际上，辛特被调查纯属因为“小人找事”。1974年，辛特创建了一家实验性质的企业。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发明创造。这种企业自然会有大量的失败实验。然而，此时却有人举报辛特，说他的原料和产出对不上账，搞贪污腐败。

为了以正视听，爱沙尼亚当局立刻引入了总检察院调查组。本来他们的目的大概是为辛特洗刷冤屈。遗憾的是，他们碰上了格德良。1981年9月，格德良递交了调查结果：辛特盗窃国有资产，建议重判。这种指控自然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可。总检察院文书监督员当场提出异议，表示证据不足，辛特顶多算是滥用职权。关于罪名问题，两人爆发激烈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卡林金科恰好路过，文书监督员直接把材料交给了卡林金科，问他的意见。卡林金科的结论也很清晰：最多也就是滥用职权，盗窃国有资产绝对够不上。

此时，连办数场大案的卡林金科已经很有名气，是公认的天才检察官。然而格德良却根本没拿卡林金科当盘菜，他当场暴起：“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实体法，连个人盗窃和职务行为都分不清。告诉你们，辛特的问题特别多，盗窃国有资产已经是最轻的指控。根据我的调查，他所谓的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经历根本不可信，很可能已经被纳粹吸收，他的行为是法奸之绝唱！”

面对着歇斯底里的格德良，卡林金科也无可奈何。事后证明，在格德良锲而不舍的努力下，1982年，他终于还是以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的名义，把辛特足足重判了15年。这个让同行们都瞠目结舌的结果，让格德良顺利进入了苏联最高检察院。当格德良春风得意地前往莫斯科时，他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中亚，一场影响深远的对话正在发生。在未来，这场对话将通过他的努力，无限发酵，最终影响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

此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个眉毛粗壮的老者，正对一个中年人说：“拉希多夫同志，明年的棉花产量就不能再多一些吗？600万吨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在老者对面，那个中年人顿了一下，然后似乎有些缺乏底气地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全体乌兹别克人民，都会努力完成这个数字。”

1979年9月，美国各大媒体收到了一则消息：美国总统卡特又要动用总统特赦权力了。对于特赦这件事情，大多数记者都比较麻木。在美国，特赦是总统的重要特权之一，而卡特则更爱特赦。相较于其他总统几百几千人的特赦数量，卡特的特赦记录几乎空前绝后。仅仅在1977年，卡特就特赦了20多万越战的逃役者。所以，在这次特赦后，记者们也就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这次又赦免谁了？”“奥斯卡·克拉佐。”“没听说过。行吧，就写个普通通报就得了。”

然而，记者们没想到的是，当特赦的消息传到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时，当地的领导人疯了。“卡卡，您是怎么想的？赦免奥斯卡·克拉佐？他的事能赦免吗？要是连刺王杀驾都能赦免，那还有规矩吗？还有王法吗？我反对！”“很遗憾，反对无效。”几周以后，奥斯卡就回到了那座他已阔别了38年的小岛。下飞机时，奥斯卡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机场，有记者问：“你是不是已经忏悔过了罪行，所以才获得了赦免？”此时，已经头发花白的奥斯卡·克拉佐平静地说：“我没有任何可忏悔的罪行，也从未申请过特赦。当年我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为了我深爱的祖国——波多黎各。”

1493年9月，哥伦布带着17艘船和1500多名水手，开始了它的第二次远航。相较于第一次远航，哥伦布的这次远航的准备充足了很多。在路上，他们几经坎坷，终于在11月17日发现了一座大岛。很快，哥伦布船队在这座岛上成功登陆。在登陆的沙滩上，爱起名的哥伦布果断将该岛命名为圣胡安。当然，西班牙语里的胡安其实就是约翰的意思，所以也可以叫圣约翰。在大航海时代典型的殖民故事中，圣胡安没有任何特别。西班牙人上岛之后，原住民也就只能屈居亡二的。殖民者在岛上是烧杀淫掠放开享，人口断崖式增长，抓来土著当奴隶，却得冒严寒上金矿。1508年，殖民者在岛上居然找到了金矿，于是将小岛改名为波多黎各，意思是富裕的港湾。而圣胡安则变成了岛上最大港口的名字，成为了波多黎各的首府。

在加勒比海诸岛屿中，波多黎各的位置非常重要。它面积有9000平方公里，超过1/7个同僚。位置卡在加勒比海的最东端，是距离非洲最近的大岛，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因此，从殖民时代开始以来，列强就纷纷来此共享盛誉，英法荷兰轮流来抢。然而，西班牙人在此发扬了真正的工匠精神。在他们的精耕细作之下，波多黎各岛上到处都是堡垒炮台。因此，虽然各路豪杰下死力来抢，但波多黎各居然一直没丢。在被西班牙人统治了足足400年后，西班牙文化成功在波多黎各扎根。然而，西班牙人能抵御列强，并不代表他们的统治是成功的。作为殖民帝国里的过期网红，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政策相当简单：无论你是黑人、白人、印第安人，都是可迟性的阶级敌人。在殖民当局的大权大德之下，波多黎各人很早就实现了种族大团结，各路百姓一起反抗殖民者，起义暴动层出不穷。美国独立后，其成功案例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波多黎各人。

1897年，在又一次独立起义后，已经无力镇压的西班牙政府批准了自由宪法，宣布授予波多黎各政治和行政自治权，帝国只派一名象征性的总督，基本是准备放弃这里了。1898年2月，波多黎各新总督就职。3月，新自治政府开始选举。然后到了4月，美国和西班牙打起来了。7月17日，波多黎各自治政府开始运作。仅仅8天之后，美军就登陆了波多黎各。一个月后，美军占领全岛。当年12月，西班牙把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了。面对着两大帝国眼花缭乱的互动，波多黎各人目瞪口呆。“不是，我们有自治政府，管着好几十万大活人呢，你们直接把房本换了，考虑过我们住户的感受吗？”当然了，不满归不满，如果让波多黎各人自己动手抵抗美军，那都不如直接让他们找个绳练练脖子。而且，美军上岛之后，波多黎各人很快就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美国统治下的波多黎各

相较于封建帝国主义虐生不杀生的垄断，资本主义显得是如此的温情脉脉。登岛之后，美国人迅速认清了波多黎各的价值。其一是战略位置，其二是岛上的特产——甘蔗。加工成蔗糖后，可以成为古巴糖的补充。然而，如果要是收割这两种价值，美国人必须要对岛上进行建设。战略转运需要修路架桥，甘蔗种植需要大量农民。因此，上岛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疯狂大撒币。他们将波多黎各的所有公路、桥梁翻新了一遍，铁路、港口大幅扩建，电报线路覆盖全岛。除此之外，由于岛上超高的婴儿死亡率，美国人一口气在岛上建了十几家医院，连医生都从本土派来。在之后的洪水飓风中，美国政府的救灾态度也相当积极，还将无家可归的波多黎各人送到了夏威夷安置。

~~在如此高效的工作状态下，大家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休息时间就可以让我们的老朋友妙界健颈按摩仪至尊版来帮你放松。大家享受完了今年最后的假期，年底冲刺少不了妙界的助力。至尊款不仅皮面精致档次好，更增加了艾灸探热敷有新招。我还特意走后门，让妙界安排了全年最低价，而且保价一年，有看到更便宜的随时来退。现在早买就能早享受，像我为了尽快端上新视频也早用上了，毕竟我想闲着有人也不乐意。各位国庆期间比蔡老师更忙的妙界，每天都得变着法子催更，再加上按摩仪给我续航充电，直接化身永动机。说真的，妙界热销好评回购三榜第一确实有实力。我就没用过比妙界更像人手的按摩仪。特别是开了特调的大师模式后，劲道足，手法准，一轮轮深入疏通脖子两侧的经络，揉开斜方肌上的酸胀痛，搭配艾灸探热敷的辅助放松，去湿散寒，气血流通，按完整块的肩背的堵塞感都没了，下期的灵感思路这不也通了。咱们的后颈肩背作为黄金三角区，是连接大脑和身体的重要枢纽。但现在我们长时间低头久坐，肌肉长时间紧绷，更容易压迫神经和关节，不仅容易让人感觉到肌肉酸痛，头晕头痛，还可以引起焦虑、失眠、记忆力下降，慢慢影响工作学习。而且真等发展成颈椎病，疼痛就会伴随一生。所以及时预防非常重要，比起经常外出按摩高消费，不如妙界在家放松，性价比更高。睡前一扣，解放双手，干活娱乐都不耽搁。大家也可以给爸妈买两个，平时在家捏捏腿、按按腰也很方便。妙界作为按摩类Top One，品质靠谱，售后放心。现在双11活动已经开始了，全年低价，放心入。保价一年，买贵了随时退差。评论区领券，早入早享受。~~

虽然在疯狂建设的同时，美国人也通过金融手段兼并了岛上所有种植园和甘蔗。但对于波多黎各的百姓来说，相较于跟着西班牙的三天饿九顿，跟着美国人的日子明显好过了很多。长久下来，一个巨大的困惑开始萦绕在波多黎各人心头：“你到底怎么看我？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我再你心中到底算是什么？”最初，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就是殖民地。美国人在岛上搞军管，这不是殖民地是啥？

然而，1900年的时候，美国人搞出了一份《福雷克法案》，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该法案不仅允许波多黎各组建文官政府和立法机构，还允许波多黎各人自由组建党派参选。但是，法案又同时声明：波多黎各是美国领土，总督由美国政府任命，行政委员会里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美国人。这种好又不坏，坏又不坏，好中带点坏，坏中又带点好的好坏政策，让波多黎各人陷入了迷茫。波多黎各人感觉自己不像殖民地，但显然也不是美国本土。“那我们究竟算个啥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波多黎各人应该争取成为美国本土，直接成为联邦的一个州，这一派被称为“建州派”。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自治政府，只不过被美西战争搅和黄了。现在既然美国人不反对咱们自治，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直接争取独立建国，这派人叫做“独立派”。在波多黎各岛内，这两派人马激烈厮杀，誓不两立。至于美国人，他们压根无所谓，甚至不支持建州派。“你独不独立也不耽误我低买高卖，万一真成了联邦的一个州，我还没法接阶级敌人了呢？”

一战爆发后，美国人为了拉壮丁，又授予了波多黎各人部分公民权，规定波多黎各人可以去美国本土生活工作，没有选举权，但是却有被征兵的义务。这种拳头加甜枣，边打边消毒的政策，让岛上两派的争论更加激烈。很多百姓都无法适从，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多年以后，人们将尊称他为导师——唐·佩德罗。

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独立运动的导师

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波多黎各命最硬的人。按照官方记载，佩德罗出生于1893年，而他本人则坚称自己生于1891。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是因为佩德罗的出身比较特别。他是个私生子，从他出生以后，感到羞耻的母亲就要杀死他。由于某些原因，佩德罗的母亲多次试图把小佩德罗带到河边淹死。之所以说是多次，是因为这孩子命硬的堪比泰和金。在每次被慈母扔下水后，小佩德罗都能迅速得救，不是被邻居捞上来，就是被路人捡回来。四岁那年，佩德罗的母亲把自己都淹死了，都没能带走佩德罗，可谓传奇那啥娃。母亲死后，佩德罗的姨妈收养了他。相较于给他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母亲，佩德罗的姨妈家非常正常。他的姨夫是著名教育家，对佩德罗也很好。

1912年，高中毕业的佩德罗拿到了佛蒙特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在校期间，他的勤奋刻苦给一位来访的哈佛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就转学进入了哈佛。在很多记载中，佩德罗从少年时期就坚定反美，这并非事实。在哈佛期间，佩德罗很喜欢美国。他学习了多门外语和理工学课，其强大的读音给哈佛师生留下了深刻影响。美国参加一战后，佩德罗甚至主动参军，在入伍后就受到了一位将军的提拔。然而，没过多久，佩德罗却退役了。原因是，在一处港口里，佩德罗目睹了美军对黑人的残酷待遇，思想顿时产生了动摇，决定退出军队。

1921年，佩德罗从哈佛毕业。作为哈佛的明星学生和知名演说家，佩德罗在美国有着灿烂的前景，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美国国务院等各大机关企业纷纷给他发来了Offer。然而，面对着亮的堪比超新星爆炸的光辉前途，佩德罗却做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选择。他回到了波多黎各，没有去任何政府和企业，而是在故乡庞塞当起了律师，专门为贫民窟的穷人打官司。在波多黎各，佩德罗在穷人中的名气迅速增长。替穷人打的官司越多，佩德罗就越愤怒。大公司的种种不公和剥削触目惊心，甚至连法律都是袒护他们的。“太黑暗了。”当然我说的是非人肤色啊。最终，佩德罗认为，当律师根本无法真正保护穷人的利益，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从政，修改这些混蛋法律。

然而，开始从政后，佩德罗才真正体会到了波多黎各处境的尴尬。在波多黎各，法律的决定权在美国人手里，但美国政府又根本不在乎波多黎各人的感受。世界上只有挑食的孩子，哪有不会做饭的母亲？佩德罗的多次请愿全部被无视。到了这一步，佩德罗不得不思考：是不是只有摆脱美国，波多黎各人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1924年春季，佩德罗加入了波多黎各的独立派政党——波多黎各民族党。凭借过人的能力，他很快当选副书记。其实，直到此时，佩德罗依然准备走传统的独立路线，准备通过和平选举争取自治权和独立权。然而，1932年，一件事的发生却改变了这一切。

1932年，时任波多黎各总督，美国人詹姆斯·贝弗利在一次演讲中说：“波多黎各的人口数量已经超出了土地承载极限，你们为啥不少生点呢？”其实，贝弗利说这话并非有多大的恶意。据时人记载，贝弗利平时就是一个话密活泼的人，属于三分钟不说话能憋死的那种大话痨。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年的人也不懂得啥叫计划生育。“你个美国佬凭啥让我们少生点？你咋不给自己家里剪剪丁呢？”本来，这也就是一场平常的口水战，大伙也没太在意。

然而，没过多久，佩德罗收到了一封没寄出的信。收信人是纽约的一名医生，写信人是美国驻波多黎各的医生——尼利厄斯·罗兹博士。佩德罗打开信一看，信里写着：“亲爱的弗雷德，我不想这像任命，局也觉得恶心。波多黎各人是这个星球上最肮脏、最懒惰、最堕落、最擅长偷窃的种族。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岛上，让人感到恶心。他们甚至比意大利人还低贱。这岛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而是一场海啸之类的灾难，彻底消灭所有居民。我已经尽我所能，推进灭绝进程，已经弄死了八个，还把癌细胞转移到另外几个人身上。事实上，这里所有的医生都以虐待和折磨这些病人为乐。”

当看完这封信后，佩德罗的愤怒点燃了整个加勒比海。“这不纯纯的种族灭绝吗？希特勒跟你们一比都成了慈善家了！”暴怒之下，佩德罗连盖子都不搞，直接把这封信的原文公布了出去。“通报们，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事实上，这是个完全的误会。1931年，罗兹医生跟波多黎各的同事们喝完酒发现，自己的车让人给砸了，车里的东西全部丢失。回到办公室后，罗兹越想越气，于是写下了这封信。他平时就爱开这种恶趣味玩笑，因此酒后在信里狠狠地过了把嘴瘾。但他事后并未寄出这封信。后来第三方调查也证明，罗兹的所有治疗并无不当之处。然而，这封信却阴差阳错地到了佩德罗手里。当信的内容公布后，罗兹意识到闯大祸了，赶紧鞠躬道歉，解释自己从未做过这些事，但此时为时已晚，波多黎各人的愤怒被彻底点燃。他们完全相信了美国人对波多黎各人搞种族灭绝。独立派的呼声暴涨。

1933年夏季，佩德罗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暴动，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34年，佩德罗代表甘蔗工人起诉美国制糖巨头，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同一年，美国总督府调来了著名警长弗朗西斯·里格斯来到波多黎各。至于这位警长的风格，只用一句话就能解释：他是索莫查最仰仗的超暴力沟通专家。在新警长上任后，波多黎各警察迅速开始了纯粹物理性批判。1935年，波多黎各大学叛乱，警察悍然开火，当场打死四个波多黎各民族党人。为了报复，波多黎各民族党的两名青年刺杀了里格斯警长。之后，两名青年被逮捕，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在镜头前被警察就地处决。至此，波多黎各独立运动正式开刀见血，双方已经突破了一切底线。美国总督府正式下令逮捕审判佩德罗。在庭审期间，佩德罗辩倒了几乎所有法官和检察官，由此在波多黎各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声望，所有人都尊之为导师，但依然被判刑15年。

在佩德罗被宣判的当月，他的故乡庞塞发生了一场浩大的示威，抗议对佩德罗的审判。然而，即使事先已经取得许可，但警察依然直接开枪，17名平民被打死，200余人受伤。这场庞塞大屠杀让总督府与波多黎各人失去了任何缓解的可能。从这之后，波多黎各民族党不断派刺客刺杀总督，而总督府则出重拳围剿民族党。1947年，当蹲了十年大狱的佩德罗终于走出监狱时，他已经只剩下了了一个方针：冤冤相报何时了，斩草除根没烦恼，也要武装起义。

刺杀杜鲁门总统

对于佩德罗的出狱，当年的美国民众有什么看法呢？答：压根没有看法。啥？你说波多黎各独立运动？我美国人在地图上连芝加哥在哪都指不出来，你让我了解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他死了谁，谁人儿子？至于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倒是知道波多黎各的问题，但也没精力处理。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二代之后，整个世界的烂摊子要杜鲁门来收拾，哪顾得上管波多黎各的事？所以，当1948年有记者问他，对波多黎各问题的态度时，杜鲁门直接表示“I don't care.”“愿意自决就自决，愿意自治就自治，别烦我就行。至于并入美国，这得看美国人民的意愿，我没法做主。”实际上，杜鲁门的回答确实是真诚的。他根本不在乎波多黎各独立不独立，别给我找事就行。

1950年7月，杜鲁门颁布了《波多黎各联邦关系法》，允许波多黎各人自己起草宪法，建立政府，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只要你们提出独立，美国根本不拦着。为表诚意，他甚至破天荒地任命了一位叫皮涅罗的波多黎各人当总督。然而，这个决定最终改变了一切。在当年，杜鲁门肯定不知道啥叫皈依者狂热。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土生土长的波多黎各总督，居然在上任后比历代的美国总督都更忠诚于美国。在上任之后，皮涅罗直接颁布了纪念法，规定任何宣扬波多黎各独立的行为都是违法。本来，在听完杜鲁门的讲话后，佩德罗已经考虑放弃武装斗争。结果，这个新总督上任之后，佩德罗才发现：“哦，原来这是美国佬在这先君子后小人的是吧？好啊，那就别怪老子揭竿而起了！”

1949年1月，佩德罗将武装起义的总部设在了哈约亚镇，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制定起义计划。佩德罗认为，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无法走常规的战略路线，而是应该将部队分散出去。到了约定时间，十几路人马一起发难，直接瘫痪岛上的统治，然后纠合总党，云集首府，一举铲平维总督府，完成独立大业。计划很完善，然后这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也许是世界上大多数的密谋起义都免不了提前泄密。

1950年10月26日，佩德罗的一个保镖，因开车超速，在哈约亚被警方拦截。警察过去一检查：“好家伙，后备箱里全是军火。”这么多军火肯定不是打猎用的啊。警察立刻通报了总督府，很快包围了佩德罗的住所。冲进去后发现，佩德罗不在家。当天，佩德罗正好在外地开会，听说自己的住所被包围后，果断跑路，并且立刻宣布：起义提前发动，日期就定在10月30日。关于起义双方接下来的一切行为，充分体现了什么叫拉美大学优秀的疲惫机制。为了搜捕佩德罗，警察在10月27日袭击了一个车队，双方激烈交火，击毙四人，最后发现佩德罗根本不在车上。随后，警察又包围了一个理发店，据信有至少十名民族党武装分子在里面开会。警察动用了上百人包围，双方激烈交火足足三小时。最终，里面的武装分子弹尽粮绝。警察冲进去后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个理发师。

10月28日，警察全城大搜，抓捕无关人员若干，却完全没有佩德罗的影子。10月29日，一个叫艾里奥·托雷索拉的起义军记错了日子，把原定的起义时间提前了一天，在29日凌晨就带着几个人向本地的警察局发动了进攻。然后，这群人就真的攻陷了警察局，接着又烧毁了邮局。然而，他们却没有一股作气进攻市政厅，而是转进城市广场，在那里大搞行为艺术，又是升国旗，又是唱国歌，并庄严地跟每一个路人宣布：“波多黎各共和国成立了！”等这套马兰加班的花活整完，老杰瑞才想起来，该去攻打市政厅了。等赶到的时候，人家连机枪都架起来了。一轮冲锋过去，起义军团灭，艾里奥重伤被捕。

由于艾里奥的强跑行为，波多黎各的军警全都有了准备。然后，当30号起义发动时，比艾里奥更离谱的人出现了。是的，就是波多黎各的导师佩德罗。事实证明，佩德罗搞组织搞宣传也许是把好手，但搞军事完全是外行。也许是为了玩个灯下黑，他居然在30号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前几天被警察包围的住所，然后再次被包围。双方立刻爆发交火。在这场激战之中，双方将人体描边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两边激战到深夜，只有佩德罗的文职秘书多莉丝·托雷索拉脖子上中了一枪。还是因为两方交火时，她站在门外被当成固定靶打。顺便说一下，多莉丝就是强跑的艾里奥的妹妹，满门忠烈说的就是。

双方一直打到次日中午，在枪林弹雨却毫发无损的战斗后，佩德罗实在有点累。看警方的枪法，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老头就让手下先顶一会儿，自己先回卧室眯一会儿。结果，佩德罗刚进去，警察就往里边扔了催泪弹。一阵烟熏火燎后，屋里甩着白毛巾投降。警察冲进去后，才看到佩德罗穿着睡衣走了出来，眼神迷茫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是的，投降命令并非来自佩德罗，而是被熏得受不了的手下们。就这样，这场波澜壮阔却一事无成的波多黎各民族党起义失败了。在火线之中大作大睡的佩德罗，更是可以让人乐一辈子。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事，没过多久，就会有另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用自己的行为，来帮佩德罗挽回了他的名誉。

在波多黎各起义打响第一枪的1950年10月29日傍晚，在纽约的威利斯大桥上，一个身材不高的青年扒着栏杆，忧心忡忡地看着桥下的河水。格里塞利奥·托雷索拉·卢拉，1925年出生于波多黎各哈约亚。托雷索拉家总共有三个孩子，格里塞利奥排行老二。长兄叫艾里奥，妹妹叫多莉丝。是的，波多黎各起义中受重伤的俩人，就是他的亲哥和亲妹。在这场全程低能的起义中，他们家已经撒瓜拉枣了。

在老家，格里塞利奥有着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殷实的农场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将阅读的习惯传给了孩子们。在父亲的引导下，托雷索拉家族的孩子具有真正的贵族精神：正直、勇敢、坚强、善良。在学校里，格里塞利奥成为了优秀的棒球明星，大量的球队对他抛来了橄榄枝。在很多人看来，格里塞利奥这样优渥的家庭，似乎不应该投入到危险的独立运动之中。然而，这显然低估了青年人的热情和高尚。格瓦拉出身大地主家庭，一样成为了著名革命家。从1947年起，格里塞利奥三兄妹都成为了佩德罗的亲随。格里塞利奥本人更是成为了佩德罗的保镖。为了保护导师，格里塞利奥练成了一手好枪法，深得佩德罗的喜爱。

1948年8月，格里塞利奥来到了纽约。关于他来纽约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为了民族党做卧底，有人说他是因为被殖民当局排挤来避难。总之，格里塞利奥在纽约的生活并不顺利，他只能打一点零工养活自己。青年也变得像我一样，沉默寡言，自闭内敛。然而，格里塞利奥的心却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亲人和独立运动。在那个注定让人们无眠的夜晚，在桥上站立良久后，格里塞利奥转身对身边的人说：“奥斯卡，我们不能再坐视下去了，必须行动起来。”

奥斯卡·克拉佐·洛佩斯，1911年出生于波多黎各，比格里塞利奥大14岁。与格里塞利奥一样，奥斯卡也出身于富裕的农场主家庭。然而，5岁那年，一场飓风毁掉了一切。曾经富裕的家庭瞬间陷入了贫穷。其实，在青年时代，忙于生存的奥斯卡根本顾不上关心政治问题。直到1932年，当他演讲中听到美国人正在拿波多黎各人做人体实验时，奥斯卡才真正意识到，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在等待着自己。没过多久，奥斯卡也加入了波多黎各民族党。之后的他来到纽约打工。在纽约，奥斯卡工作得勤奋认真，终于在1940年成为了一名冶金工人，很快迎娶了妻子罗莎·克鲁兹。靠着辛劳工作，俩人过上了美国普通工人的生活。对于一个波多黎各人来说，这种命运似乎已经算是成功。

然而，1943年的某天，下班购物的奥斯卡却遇到了一个眼熟的人：佩德罗。几次揉眼，确定没看错后，奥斯卡赶紧上前：“导师，是您吗？天呐，我居然会在这里看见您！”佩德罗被吓了一跳，知道对方是波多黎各人后，他放下心来：“是我。在监狱里心脏病犯了，现在算保外就医，住院实在太贵了，刚在这租了房子。”就这样，命运让奥斯卡和佩德罗成为了邻居。俩人很快变成好友。直到1947年，佩德罗出狱回波多黎各，依然有书信往来。在结识了佩德罗之后，奥斯卡开始为初到美国的同胞充当翻译和向导。虽然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但奥斯卡却总愿意拿出钱来，接济一些困难的同胞。

1948年，在纽约机场，奥斯卡又结识了一位家乡来的新青年：格里塞利奥。在那个忧心忡忡的夜晚，得知波多黎各的起义已经发动，俩人沉默着散步了很久。直到在威利斯大桥上，格里塞利奥说出：“我们该做点什么。”听了这句话，奥斯卡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格里塞利奥想了一会儿：“或许，我们回去参加战斗？”奥斯卡点点头：“那样的话，我可能需要武器。”格里塞利奥说：“这事能解决。去年我就发现了一家黑枪店，买过一把鲁格手枪。但是我手里没多少钱，可能不够再买枪。”奥斯卡点点头：“我来出钱，放心吧。”几分钟后，奥斯卡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将全部的1000多美元都提了出来，这本是他和妻子买房子的经费。他将一张50美元的纸币递给格里塞利奥：“够吗？”格里塞利奥连连点头：“够了。明天傍晚七点，还在桥上，我把枪和找零给你，然后咱们再讨论如何回去。”

第二天，俩人准时在桥上碰头。格里塞利奥递给他一把德国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这枪结构紧凑，操作比鲁格简单不少。“嗯，这是找零。”奥斯卡接了过来，忧心忡忡地开口：“看新闻报道了吧，好像来不及了。起义军全都撞上铁板，导师也被围困，我们失败了。”格里塞利奥暴躁地抓了抓头发：“我知道的更多，我哥哥和妹妹都受了重伤，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呀！”奥斯卡叹气：“远隔千里，能做些什么呢？白天我打听了一下，航班取消了，回去得坐船，至少三天。”格里塞利奥恶狠狠地说道：“看了今天的新闻报道吗？杜鲁门说，起义是波多黎各人自相残杀，他不发表意见。这个混蛋，这真是莫大的羞辱！”奥斯卡说：“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波多黎各根本不关心，他们甚至不知道波多黎各在哪。我们的死活无关紧要，对总统来说也不例外。”

这时，奥斯卡似乎想到了什么：“如果暂时回不去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去一次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示威，起码让他们正视波多黎各的问题。”格里塞利奥沉默了几秒，突然冷笑一声：“我有个办法，比游行更能让美国人正视，不正视都不行。”奥斯卡挑眉：“什么？”格里塞利奥指了指华盛顿方向：“既然要去那边，我们何不干脆杀了他们的总统？没有什么比这更引人关注了吧？如果能够获得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的诉求就会被正视。”奥斯卡沉默了很久：“那样的话，我们两个都会死。”格里塞利奥一字一句地说：“死就死，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奥斯卡沉默很久后，抬起头说：“今天我们就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中午，火车站集合，咱们一起去华盛顿。”

血溅布莱尔宫

跟格里塞利奥分开后，奥斯卡步行来到了一家百货商店。既然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那总要走的体面些。他给自己挑了一件蓝色西装，还搭配了三件新衬衫：一件出行，一件赴死，一件下葬。想着家里还缺些什么，奥斯卡开始集中采购，在走之前将家里缺的杂物买齐。“哦，也不能全花光，妻子还要继续生活。除了必要的盘缠，其他的钱都交给她吧。”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到家中，奥斯卡决定跟妻子罗莎坦白。罗莎也是支持独立的波多黎各人，没必要隐瞒。避开女儿后，奥斯卡悄悄告诉妻子：“我要去华盛顿做一件事，可能回不来了。”罗莎立刻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她含泪拥抱了奥斯卡后说：“我去给你收拾行李。”

一夜过后，奥斯卡拎着行李箱走出房门，罗莎在身边默默陪伴。在上车之前，奥斯卡转身拥抱妻子：“再见，为我祈祷。”在另一边，格里塞利奥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西装，打好领带，跟奥斯卡同时抵达了火车站。在炽热的阳光下，两个人相视一笑，买下了两张前往华盛顿的单程车票。为了国家独立，两人决定共同赴死。然而，壮烈的剧情就此结束，接下来你会知道，魔幻现实主义诞生在拉美，确实是有原因的。

1950年10月31日晚上7点半，两个人从华盛顿车站下了火车。此时天已经黑了，当年也没什么线上预订，俩人只能拉着行李箱去找住所。在足足走了一公里多后，哥俩才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进门以后，面对着前台接待员，出于谨慎考虑，奥斯卡决定：和格里塞利奥装作不认识，各自办理入住，防止引人怀疑。几分钟后，奥斯卡拿到了房间的钥匙，提着箱子走进了电梯厅。送走奥斯卡后，前台继续用看傻子的眼神招呼格里塞利奥。没办法，俩人穿得跟哼哈二将似的，明明一起进门还偏要装不认识，实在装得太不像了。上楼之后，俩人赶紧开始研究，如何弄死杜鲁门。格里塞利奥觉得，这事其实不难。美国总统不都在白宫工作吗？咱们明天白天就冲进白宫，突突是个人。按理说，但凡是公读过幼儿园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个计划可行。因为经常刺杀总统的朋友都知道，白宫是有安保的。只要有人在附近掏枪，立刻就得被打成筛子。然而，面对如此没溜的计划，奥斯卡却并没有提出反对，只是讲了一个小插曲。他说：“那个，其实我不太会使枪。”

听完这句话，格里塞利奥感觉天都塌了。“大哥，人都到华盛顿，明天要去杀总统了，你告诉我你不会使枪？千户杨跟你一比都算是专业团队啊！”好在还剩一点时间，格里塞利奥赶紧对奥斯卡展开突击训练，手把手教对方使用手枪，足足教到后半夜。

1950年11月1日早上9点，刺杀小组终于走出了酒店。俩人又溜达了一会儿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白宫。大体每个国家首都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话痨。在那天的出租车上，司机一看哥俩一关禽兽的样子，立刻得出结论：这肯定是霍乱门口卖榴莲臭爱地的，估计是来华盛顿旅游的。于是，司机开始没话找话：“瞅这意思，您不是美国人吧？来旅游？说实话，华盛顿这地儿没什么好玩的，死气沉沉。想长见识，您得去纽约。”格里塞利奥听完笑笑，顺着话茬说：“好容易来美国一趟，想逛逛白宫啊，也想看看总统长啥样。”司机听后，立刻来了精神：“嘿，多亏您今天坐了我的车，不然就白跑一趟嘛，您说说。咱们那位总统啊，今儿不在白宫。”奥斯卡大惊：“啊？”司机嘿嘿一笑：“您不知道，白宫那破房子都100多年了，总得大修。这段时间正好在施工，总统搬出去了。”格里塞利奥赶紧问司机：“师傅，您知道现在总统在哪儿吗？我俩想看看去。”司机点头：“嘿，您算问着了。如果不是老华盛顿，谁都不知道。总统现在住在国宾馆，就是白宫西北的布莱尔宫，要我带您直接去？”格里塞利奥毫不迟疑：“去，就去布莱尔宫。”

顺一下，作为一个老华盛顿，这名司机虽然说对了一部分，但不全对。白宫确实在大修，但杜鲁门只是把住所搬到了布莱尔宫，白天依然在白宫里工作。所以，哥俩大白天如果去布莱尔宫，大概率还是见不到杜鲁门的。很快，在那辆帮助作孽的司机带领下，哥俩抵达了布莱尔宫。俩人下车后，决定先侦查一圈，然后他俩就笑出了声来。所谓的布莱尔宫，其实只是一座四层小楼。正门朝南，仅仅挨着大道，基本谈不上什么外围防护。至于建筑内部，由于总体的面积不大，一楼又被工作人员使用，基本可以判断，总统只会住在二三楼，加起来也就是十几个房间，不难找。虽然硬件有些简陋，但布莱尔宫的软件还是十分的寒酸的。在大门外，特勤局在东西各布置了一个相向而视的固定岗亭，岗亭里各有一名警察守卫。在岗亭之外，还有两组流动哨，当时是一组两人，一组一人。格里塞利奥怀疑，本来应该是每组两人，当天应该是有人请假了。这个猜测非常准确，当天外围的警卫里有个人去给布莱尔宫买菜了，临时脱岗了一阵子。反正总统白天也不在，也没必要太紧张。

围绕着布莱尔宫侦查完毕后，格里塞利奥表示：“既然计划有变，那咱们就先回酒店，商量好战术，再过来杀杜鲁门。”奥斯卡连连点头：“好。”就这样，哥俩又打车回到了酒店。此时时间接近中午，哥俩碰见了一个真正的难题：快到退房时间了。一般来说，酒店都是中午12点退房。但由于哥俩压根没打算活着回去，因此预算卡得非常死，钱根本不够续住。此时哥俩也顾不上装不认识，走到前台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了延迟退房两小时的福利。时间紧迫，俩人冲进房间就开始研究。格里塞利奥很快拿出了一个方案：“目前已知，外围警卫为五人，两个固定哨，三个巡逻哨。硬拼胜算很低，想要成功，只能发动偷袭。好在两个固定哨相向而立，这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可以在布莱尔宫后面集合，从东西方向分头靠近固定哨。到时候，咱也用不着摔杯为号，看他警卫合适，就直接发动偷袭。两个固定哨被解决后，不管谁先开枪，三个流动哨必然被吸引，那就给另一个人打黑枪的机会，同样不难解决。门外所有警卫被搞定后，咱俩再大门口集合，到时候咱俩直接进门，挨屋搜索，找到杜鲁门就乱枪打死。”

当方案完成后，时间已经接近两点。哥俩赶紧卡着最后时限离开了酒店。此时已经是2点10分，他俩根本不知道，杜鲁门此时大概率是不会在布莱尔宫的。然而，在通辽宇宙里，大概率的事情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11月1日这天，杜鲁门如常来到白宫工作。这天上午的事情特别多，又是开会，又是受勋。下午1点半，杜鲁门也累坏了。看看还有一些时间，他决定回到布莱尔宫，延街的卧室里，睡一个午觉。1点50分，总统回到了卧室。跟佩德罗一样，杜鲁门也准备大作大睡。他把裤衩都脱了，换上了睡衣。当刺杀二人组下车时，总统睡的正香。下车以后，奥斯卡和格里塞利奥绕着大门走了一圈，确定情况没变化后，俩人对视一眼：“分头行动，杜鲁门，你死定了。”

下午2点20分左右，东侧的奥斯卡已经接近了目标岗亭。固定哨背对着自己，两人的流动哨虽然面向自己，但并未认真巡视，而是在笑着聊天。此时，奥斯卡并不紧张，也没有丝毫犹豫。他从衣兜里掏出手枪，按格里塞利奥教的，瞄准了固定哨后直接一枪。伴随着一声巨响，奥斯卡傻眼了：子弹没有打出去。时至今日，这声没打出子弹的枪响依然是个谜团。据一些专家猜测，应该是P38手枪的结构设计问题，导致击锤没击中子弹底火。总之，奥斯卡惊动了警卫，却没有打出子弹。

枪响之后，固定哨下意识地转身回头，两名移动哨也咆哮着扑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奥斯卡也来不及想太多，他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试一试。他用右手握住手枪，左手一拳砸向枪支，“啪！”又一声枪响，这次子弹肯定打了出去。因为那个刚转过身的固定哨，哀声，暴毙，又西，躺了下来。多年以后，白宫警卫唐纳德·波泽尔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倒霉午后的每个细节。他说第一声枪响，自己其实根本没听到，只是看到流动哨神色大变才转身的。结果自己刚一回头，膝盖就中了一枪。中弹之后，波泽尔的反应也堪称神奇。他居然径直向大街对面扑去，试图寻找掩体，然后钻进街角，缩头缩脑地打黑枪。

这时，奥斯卡也回过神来。他迈开脚步向前冲，朝波泽尔和两个移动哨连连开枪。而对面的三个警察也早已掏出武器，四个人在不足十米的地方激烈的进行人体描边比赛，彼此都没有一枪命中。在交战中，靠着射速优势，奥斯卡打得几个特工连连后退。特勤局特工的子弹擦破了奥斯卡的头皮和左臂。但由于肾上腺素的作用，奥斯卡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在枪林弹雨中，奥斯卡完全察觉不到，楼内有个特工正钻出来，试图打自己的黑枪。一路杀到正门台阶前，他才听到了击锤的空音。“哦，没子弹了。”然后，站着的所有特工都傻了。在枪林弹雨中，奥斯卡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开始旁若无人的换弹夹。

此时，从楼里钻出来的特工温森特甚至忘记了开枪。“不是，他就这么坐下了？莫非有啥阴谋？身上有炸弹？”好在温森特终于还是扣下了扳机。伴随着一声巨响，奥斯卡胸前中了一弹，瞬间休克了过去。东路冲击历史31秒后，失败。作为一个缺乏训练的新手，奥斯卡的记忆虽差，却从未缺乏勇气。

相较新手奥斯卡，格里塞利奥非常沉着。在奥斯卡开火后的几秒，格里塞利奥也来到了自己的位置。西侧岗亭的固定哨同样背对着他，只是坐在椅子上。格里塞利奥从兜里掏出手枪，没有丝毫犹豫，扣下扳机。片刻之后，固定哨的胸口中弹。格里塞利奥毫不犹豫，继续补上两枪，一枪打中胸口，一枪打中腹部，让这名白宫警察直接瘫在了椅子上。解决了固定哨后，格里塞利奥没有半分停顿。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家伙，那个去买菜的移动哨，正推着一个装着蔬菜的板车狂奔。格里塞利奥毫不犹豫，他一枪打中了那人的屁股。接下来两枪也全都命中。然而，这名买菜的特工显然是学后方高，在连中三枪后，依然钻进了正门，还顺手把里面的铁闸栏锁上了。

此时，格里塞利奥看见了正在被围攻的奥斯卡。他放弃了直接冲进建筑的想法，转身去帮奥斯卡。格里塞利奥调转枪口，瞄准了在街角打黑枪的波泽尔。几秒钟后，击中右膝中弹后，波泽尔的左膝也中了一弹。由于两膝受伤，波泽尔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在一瞬间，两发子弹从他的头顶擦过。此时，格里塞利奥也打光了子弹。他后退几步，利用岗亭作为掩体，开始换弹夹。在这电光火石的几秒里，奥斯卡已经中枪休克。战场呈现出片刻诡异的宁静。此时，格里塞利奥没注意到，他头顶二楼的窗户已经被推开。一个戴着眼镜的大脑袋探了出来：杜鲁门。

在这一天，裸睡的杜鲁门睡的正香时，突然被一连串的巨响惊醒。醒来之后，杜鲁门立刻意识到这是枪声。如果换一般人，闭着眼睛也知道这肯定是要杀你的。然而，杜鲁门此时强烈的求知欲胜过了求生欲。他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戴上眼镜，打开了窗户：“哪儿打枪？让我看看咋回事？”看到杜鲁门探出头来，敌方的几个特工血都凉了。此时，杜鲁门的窗户就在格里塞利奥头顶。以格里塞利奥的枪法，只要他发现杜鲁门，基本露头就秒。但是，特工们又不敢提醒总统，因为那同样是在提醒刺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又一声枪响打破了寂静。格里塞利奥的头部瞬间中弹，侧身倒在了地上。在格里塞利奥倒下的时候，最初被他击倒的西岗亭的固定哨莱斯利·科费尔特收回了枪口。在生命的最后几秒，科费尔特挣扎着站了起来，射出了子弹，然后永久地倒下了。在白宫警察中，科费尔特是公认的好人。他性格沉稳，乐于助人，有很多朋友。在11月1日这天，科费尔特本该休息的，但当天要排班的同事要装修自己的房子，科费尔特于是很仗义地来顶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费尔特和格里塞利奥很相似，俩人都阳光开朗，勇猛无畏。也许在某一个时空里，他们俩本可以成为朋友。而在这1950年的这个燥热的午后，命运让这俩个优秀的年轻人，在美国总统面前同归于尽。

刺杀事件的余波与独立运动的未来

在一片混乱中，奥斯卡渐渐地恢复了意识。他恍惚听到有人在喊：“不要碰科费尔特，快去叫救护车！总统，延着，退回去！唐斯呢？你他妈死哪儿去了？快带总统去安全屋！”好吧，听起来格里塞利奥应该也失败了，我应该也要死了吧。没关系，这就是革命者的宿命。奥斯卡不再试图站起来，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斯卡和格里塞利奥其实已经成功了。在这一天，这场特勤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枪战，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美国人民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啥叫波多黎各独立分子，更不知道谁是唐·佩德罗。在FBI的全力抢救下，重伤的奥斯卡生生被救了回来。FBI局长胡佛努力想让奥斯卡指认唐·佩德罗，但奥斯卡坚称这完全是个人行为。虽然毫无证据，但这场刺杀最终还是导致了波多黎各3000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人都被判刑。然而，这场事故中最破防的人莫过于杜鲁门。在奥斯卡清醒过来后，杜鲁门不止一次地派人过来追问：“你有病吗？我他妈支持波多黎各自决，知道啥意思吗？只要你们公投就能建国，你非得杀我干啥呀？”听了这些话，奥斯卡只是笑笑：“我对总统本人并无怨恨，但他是体制的象征，我们攻击的不是杜鲁门本人，而是体制。”面对记者，他坦然承认：“波多黎各的境遇无人关心，只要能让波多黎各问题得到重视，我和格里塞利奥就没有白死。”

是的，对于刺王杀驾这样的罪过，奥斯卡早就接受了死刑的结局。也果然在1952年2月被判死刑。在这期间，他的妻子罗莎为他求来了10万人的免死签名。有趣的是，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大家纷纷表示：“杜鲁门这狗贼早就该死了，我都想干掉他，何况波多黎各人，饶他条活路吧。”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杜鲁门也不得不妥协。从政治上考虑，处决奥斯卡搞不好会在波多黎各引来更大的风波。于是，美国当局将奥斯卡改判为终身监禁。实际上，杜鲁门私下表示：“如果只是杀我的话，我甚至可以不追究，但特勤局留了太多血，我无法替他们原谅。”

从结果上看，这场总统刺杀案成功引起了美国人对波多黎各问题的重视。在奥斯卡受审的当月，波多黎各通过了新宪法。禁言法基本被废除，独立运动可以公开活动。然而，奥斯卡等人没想到的是，当自己用生命为波多黎各人挣来这分权力时，他们却不想独立了。随着二战后美国的愈发富贵，波多黎各独立派迅速走向衰微。本地百姓纷纷表示：“抱歉长官，当年没有认出您。”眼看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越来越多的波多黎各人开始追求成为美国的一个州。随着美国允许波多黎各商品免税进入美国，加上古巴革命后的糖价飙升，波多黎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在之后的日子里，佩德罗继续领导着波多黎各独立运动，但支持者却日渐稀少。

1965年4月，独立领袖佩德罗病逝，超过7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独立运动从此更加衰落。70年代后，建州派开始成为波多黎各的绝对主流。本岛居民三天两头搞公投，要求并入美国，但美国不同意。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特总统才会特赦奥斯卡。此时联邦已经根本不在乎这群独立分子：“人家都嫌怀了你还没释怀，随他们折腾去吧。”1979年，奥斯卡回到了他已经物是人非的家乡。回到波多黎各后，奥斯卡继续为独立运动奔走，最终于1994年去世，享年80岁。此时，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已经几乎无人问津了。多年以后，当年大场面震惊世界的总统刺杀案，其热度早已被历史的风吹得烟消云散。在如今的波多黎各，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能理解奥斯卡和格里塞利奥当年的牺牲。只有沉重的历史，还永恒地记载着那两名热血的年轻人，在一个燥热的午后所创造的，那份独属于1950年的光荣。

第一章：突袭与疑虑

安德罗波夫下达了彻查一号店的命令后，阿里金立刻找来了科尔诺夫。

“主席批准行动了。”他说道，“但是他也说了，如果查不明白我就不配再待在克格勃，你懂什么意思吧？”

科尔诺夫狠狠点头：“懂，全懂。”

阿里金恶狠狠地表示：“你最好真懂。如果有证据就抓索科洛夫，如果案子办砸了，主席整死我之前，我一定先整死你。这破事是你提出来的，老子办辈子的兢兢业业，居然因为你摊上这么大个案子。”

科尔诺夫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至于吧。”

阿里金说：“别废话了，主席说了，技术部门全力支持，先研究研究怎么监控吧。”

科尔诺夫苦笑：“虽然技术部门会配合，但监听恐怕有点难度。”

阿里金不解：“主席连隐蔽摄像头都让用了，还能有啥难度？这破商店比军营六处还难查。”

科尔诺夫叹气：“之前我们已经跟踪监视几个部门主管一阵子了，发现了一些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小问题，但没什么大毛病，也引不到索科洛夫身上。”

阿里金十分不解：“那你就监视索科洛夫本人呢？”

科尔诺夫拿出一张平面图：“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一号店的建筑结构很特殊，索科洛夫的办公室在地下室，通往营业区有一道铁门，平时有安保把守，我们根本进不去啊。”

阿里金摆了摆手：“这还能难住克格勃？我们夜间潜入进去，偷偷地安呗。”

科尔诺夫还是摇头：“那是扇门非常重，开关的动静不小。堂堂克格勃，如果让保安当贼给抓了，那可丢大人了。通风口我们也看过，非常窄，连小约翰这样苗条瘦弱的都钻不过去。”

阿里金真急眼了：“他娘的，我堂堂克格勃，监视不了一个破商店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

第二章：技术支持与广告

当两人把无法安装监控的顾虑讲述给克格勃技术运营部的负责人维科哥德明时，德明很鄙视地说：“你们外行就不要研究非专业的事情。只要满足一个条件，监控设备就能安上。”

阿里金大喜：“啥条件？”

德明说：“目标人物在营业期间，离开办公室三小时以上，中途不能回来。比如，这个索科洛夫有没有出差的时候？”

~~（音乐）~~ ~~索科洛夫在出差途中一定很无聊。现在十一长假也快到了，咱们旅途中也可以多刷手机，网上冲浪结结闷。像我也经常旅行出差，随便看看视频，十几G流量就没了。临近加流量包又贵又限速。想办卡，结果发现好多19元200多G的移动流量卡广告，但收到后才发现运营商不对，价格不对，流量也不对。我为了流量卡被大忽悠才知道，这些都是套路。在这里提醒大家避坑，流量卡一定要在靠谱的头部阿主那里申请。大忽悠做评测也有四年了，深知只有守住底线才能走得长远。在其他人都靠各种套路不厌求的时候，只有他坚持真实测评，秉持着专业负责，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的原则，只为对得起几百万粉丝的信任。给大家推荐最适合自己的卡，为解决大家的流量焦虑，这次大忽悠为大家精选出了多张好卡。每月月租最多29元就能享受到上百G高速流量，都是四大运营商直接发货的正规手机卡。优惠期很长，不用担心中途话费变贵。如果不想用了，也可以随时线上注销对费。网速最高测速500兆，长期使用不限速，甚至比家里WiFi的网速都要丝滑。我平时就把它放在副卡槽专门用来上网了。除了上面说的超强配置之外，咱们还特地给朋友们安排了首月免月租申请，免费试用的福利，包邮到家不花一分钱。但卡的名额有限，点开链接能看到的，就是目前还可以申请的。月租超29元的朋友抓紧时间，快去置顶评论领一张吧。流量经常不够用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搜索关注流量卡大忽悠，有问题还能随时去找大家客服。~~

第三章：等待与怀疑

离开了技术部门后，阿里金和科尔诺夫开始耐心等待索科洛夫出差，同时继续在外围展开侦查。

一段时期后，科尔诺夫有点犯了嘀咕，自己是不是搞错了？会不会一号店的利润另有隐情，跟索科洛夫无关？

在对索科洛夫的跟踪之中，科尔诺夫发现，索科洛夫根本不像传统印象中的贪官形象。他对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对同事们相当慷慨，无论谁有困难都拉一把。

同时，索科洛夫自己对物质却没什么需求。科尔诺夫曾经悄悄潜入过他的家，没有古董，没有现金，没有珠宝钻石，就是非常简单的家具。路易十六的珍品在他面前都像是阿房宫赋，连冰箱里都只有土豆。

科尔诺夫实在无法相信这是堂堂一号店主理人的家，于是他合理怀疑索科洛夫有外宅。

可是跟踪一段时间后，科尔诺夫发现，索科洛夫几乎天天回家，偶尔不回家也是住在店里，根本看不出任何异常。

随着跟踪时间越来越长，科尔诺夫愈发疑惑。从眼下迹象来看，索科洛夫简直堪称模范干部。

作为酒前科的人，索科洛夫的仕途是没指望的。那索科洛夫耗费巨大的精力，八面玲珑地维持苏联顶级的人脉圈，这么大的架子一点瓜都没有，他究竟图什么呢？

如果说是为了捞钱，在索科洛夫身上看不出任何奢侈享受的影子，就是普通苏联人的生活水平。

人做事总要有动机，难不成他真的是共产主义者吗？那以号店异常的利润情况又是怎么回事？

已经一头雾水的科尔诺夫实在没有头绪，只能等待技术部门出手。

时间来到四月，科尔诺夫得到消息，索科洛夫出差了。

第四章：行动与新领导

在索科洛夫出差的第二天，正在营业的一号店突然停电了。

代理店长赶紧给供电局打电话，供电局表示可能是电力设施有问题，修理一下就好了。

十几分钟后，几名修理工到达了一号店。在地下室里忙活了足足两个多小时后，供电恢复了。

与此同时，在克格勃的办公室里，科尔诺夫眼前的监视器出现了画面。是的，这场电力修理就是克格勃安排的一个局，常规操作，以假乱真而已。

监控安上了，正当科尔诺夫准备查清一号店的真相时，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1982年5月，索科洛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辞去了克格勃主席一职。

对于安德罗波夫个人来说，从克格勃去书记处属于高升，其实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是，接替安德罗波夫的是原乌克兰克格勃主席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对于费多尔丘克的继任，一般认为这又是勋宗在玩平衡。

因为在克格勃内部，费多尔丘克与安德罗波夫关系不好人尽皆知。对于这个新领导是否还会继续查安总留下的案子，阿里金心里也没底。

所以，1982年7月，他找了个机会向新主席请示。

简单介绍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费多尔丘克的脸色果然难看起来。

阿里金赶紧试探性地问：“目前我们也没查出什么，咱们这边人手又特别紧，要不我先把人撤回来？”

不过，这一次阿里金猜错了。费多尔丘克确实生气，但生气的并不是案子本身，而是“你这厮居然敢轻视于我！”

实际上，安德罗波夫和费多尔丘克虽然关系不好，但两人并无私仇，反而在很多地方都有共同点。比如两人都对苏联的腐败乱象痛心疾首。

安德罗波夫之所以不喜欢费多尔丘克，是因为他觉得费多尔丘克有点缺心眼，给人家气儿凝和家送去鱼都能给人家吃中毒了。

这人属于智力不详，心地善良，根本无法掌控复杂激烈的清报斗争。

所以，当费多尔丘克听完汇报后，他立刻表态：“已经开始的调查为什么要中断？你觉得我是那种人？你这是不是大桥找妹妹，小桥人呢？”

这句话把阿里金吓个半死，赶紧表示：“主席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第五章：调查深入与索科洛夫的辩解

就这样，调查组对一号店的全面侦查到了九月，还真就查出了一些东西。

首先是一号店内的常规乱象，比如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宰客嫌疑等等。

其次是科尔诺夫基本摸清了索科洛夫的高层人脉，包括大公主加林娜、大驸马丘尔巴诺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等等。

索科洛夫经常往这些人家里跑，有没有送钱不确定，但送的礼物肯定不少。

而最重要的是，通过隐蔽摄像头，调查组发现，一号店的七个部门主管，每逢假期前都会走进索科洛夫的办公室，给他一个信封。

虽然索科洛夫从未打开过，但如果里面装的是钱，就很有可能是索科洛夫受贿的铁证。

案子查到这一步，科尔诺夫和阿里金陷入了纠结。

本来，他们查一号店是准备查个洗钱大案，结果查来查去，洗钱的痕迹一点没看到，倒是查到了一堆莫名其妙的线索。

再这么毫无头绪的僵持下去，阿里金很难向新主席交代。

犹豫了半个月后，阿里金发了狠。他把科尔诺夫薅来商量：“要不咱们直接抓人吧？”

科尔诺夫大惊：“领导，您自己说有证据才能动手呢。现在一点洗钱的线索都没有，受贿也只是一次，就索科洛夫的人社交圈，咱们直接抓人容易出事啊！”

沉默半晌，阿里金再次开口：“你看啊，现在受贿的事不是已经被监控拍下来了吗？只是还没有查实。咱们可以等索科洛夫收下信封，还没出办公室时，找机会控制住他，直接打开信封。如果里面装的是钱，结合监控，那就是人赃并获。哪怕是大公主来说情，我都能跟他周旋。”

科尔诺夫问：“要是信封里面没装钱呢？”

阿里金回答：“那就是开个玩笑，请索科洛夫同志别介意。”

听着这个方案，科尔诺夫后背一凉，他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你去？”

阿里金痛快地说：“你去！”

科尔诺夫戴上了痛苦面具：“为啥？”

阿里金毫不犹豫：“因为我是你领导！”

就这样，倒霉催的科尔诺夫开始跟组员研究抓捕的事。技术运营部的人提醒了一句：“我得告诉你，索科洛夫的办公桌下面有报警按钮，只要按下就会警铃大作。你们的行动必须要快，否则对方有机会销毁物证。”

科尔诺夫一摆手：“瞧不起谁呢？老子有办法让他够不着按钮。”

三挥之后，科尔诺夫拨通了一号店的号码：“索科洛夫同志你好，我是克格勃二局的科尔诺夫，我们之前通过电话，还记得吗？”

索科洛夫说：“记得记得，关于米娜的事是吧？”

科尔诺夫说：“没错，我们还约着要见一面，最近方便吗？”

索科洛夫有些疑惑：“他不是已经被公诉了吗？”

科尔诺夫笑笑：“庭审期间出了些岔子，要求我们补充证据，可能还得你们店里配合一下呀。”

索科洛夫连连表示：“好的好的，随时有空，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科尔诺夫慢不经心地说：“那就10月30号周六下班前吧，我们不见不散。”

10月30日傍晚，站在一号店街对面的科尔诺夫听到了对讲机里传来的报告：“相长部门的负责人交完信封了，可以出发，可以出发。”

收起对讲机，科尔诺夫带着一名特工大摇大摆地进店，对安保亮出证件：“克格勃的科尔诺夫，找你们的店长索科洛夫。”

安保殷勤地把科尔诺夫带到了索科洛夫办公室。科尔诺夫推开房门，屋里的索科洛夫刚好抬头。他微笑着伸出右手：“你好，是科尔诺夫同志？”

科尔诺夫也满脸堆笑地走过去：“是我，麻烦你了。”

随着两只手握在一起，握紧之后，科尔诺夫突然往怀里一带：“走！”

冷不防的索科洛夫瞬间趴在了办公桌上。

此时，身后的特工已经绕过办公桌，从抽屉里拿出信封拆开，300卢布现金。

证据查实，科尔诺夫终于放下心来：“索科洛夫同志，你涉嫌受贿，跟我们走一趟吧！”

把索科洛夫带进拘留所后，科尔诺夫立刻开始审问。他十分清楚，以索科洛夫的人脉，抓捕他的风险非常大。如果不能尽快确认犯罪证据的话，等外面的大佬们一发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在审讯室，科尔诺夫把信封和钱拍在桌子上：“说说吧，这些年收了多少赃钱，还有谁参与了？”

索科洛夫很惊讶：“什么赃钱？哪里有赃钱？”

科尔诺夫大怒：“给老子装傻是吧？你面前摆的是什么？别告诉我，是你自己的钱。实话告诉你，你的办公室被我们监控不是一天两天，每周末七个部门主管送信封的录像全在，由不得你抵赖。”

索科洛夫愣了一下，然后哑然失笑：“科尔诺夫同志，我想你确实误会了。那并非赃钱或者贿赂，而是基金，是阶级友谊的体现啊。”

科尔诺夫冷笑：“忽悠，接着忽悠！”

索科洛夫看起来十分真诚：“科尔诺夫同志，这并非狡辩。您应该知道我们一号店每季度会搞一次放松之夜吧？员工过生日还会发放一次礼物。但你有没有想过钱从哪里来？”

科尔诺夫有些迟疑：“公款？或者脏款？”

索科洛夫又笑了：“怎么可能？公款是有账的，这样的支出国家不给报销，也不存在脏款。其实就是员工互助。”

科尔诺夫看着对方胸有成竹的样子，感觉十分不妙：“啊？”

索科洛夫说：“这种模式跟工会差不多。我们的员工和干部每周从工资中拿出一小部分，我也出，集中起来。我呢，都是要有些‘人脉’，可以买到些便宜东西，也可以请些艺术家来联欢，大家一起热闹热闹，鼓舞士气嘛。当然，确实动用了一些店里的临期或者折旧商品，但优先购买本质上算员工福利，这不能算违法吧？”

科尔诺夫心里咯噔一下：“完蛋，人有准备。”

他只能继续问：“证据呢？我按住你收钱实实在在，你红口白牙胡说八道可不行。”

索科洛夫依然不慌不忙：“想必你们已经搜查过我的办公室了。左手边文件柜最上面那个格有个红色记事本，那是我个人记录的基金使用情况。另外会计手里有一本详细账目，都可以查。店里所有的员工你们都可以随意询问。”

这下科尔诺夫放下的心彻底悬起来了。看对方回答的状态完全不像是心虚的样子啊。

但科尔诺夫只能强行认定：“好，我会核实你的说法。这个所谓基金还剩多少？存在哪？你家？”

其实问这句算是诱供，如果索科洛夫把钱带出店或者存进个人账户，那还可以扣上个其他罪名，比如非法集资等等。

然而索科洛夫说：“你们看监控也该知道，我连信封都不拆，汇总后直接给财务的。每次放松之夜后会给全体员工公示收支。”

科尔诺夫汗都下来了：“完了，跟对难缠的对手了。”

带着最后一点侥幸，他继续追问：“那么一号店长期存在缺斤短两、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恶劣行为，相长部门连法码都是特制的，这你不否认吧？”

索科洛夫长叹一声：“不否认，我愿意负领导责任，任何处罚都接受，但我真的尽力了。”

科尔诺夫冷笑：“哦？我想听听这回你如何狡辩。”

索科洛夫苦笑：“太深的话我也不敢说，但商店这块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对于基层乃至中层，我们管理最大的难度在于无奖无罚，也就是没有纪律可言了。”

科尔诺夫说：“你这话说的就该歪嘴哥舌。干得好有荣誉，有勋章，还能提干。表现恶劣有训斥，有处分，还可能会被拘留。怎么叫做无奖无法？”

索科洛夫看着科尔诺夫说：“那么受勋表彰除了荣誉外，还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哦，比较容易提干，但满打满算干部的位置又有多少呢？大部分人都是没希望的。我们国家又不提倡物质激励，大家都心如止水，奖又何处？至于罚，申斥也好，处分也罢，究竟有多少威慑力大家都清楚。工资就那样，高也高不到哪去，低也低不到饿死。所谓只要我不想当副科，我就想享受副书记待遇。员工都不想进步了，你奈我何？”

“对于您指控的现象我不会否认，平时只要抓到了也会严肃处理。但我们一号店这些年来的管理，说穿了也就是用额外的福利做奖惩。这对我管理有一定效果，但指望我完全杜绝员工这个偷鸡摸狗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时科尔诺夫突然回过神来：“不对啊，我怎么跟着这受审者的节奏走了？”

其实科尔诺夫心里清楚，索科洛夫的话是对的，但他只能跳过这个话题，直接追问索科洛夫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一号店的极度不正常的利润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进货量没有翻倍，利润却翻了两番，这还没算你结交那些贵人的成本。告诉我，是洗钱还是另有违法渠道？”

索科洛夫一脸懵逼：“洗钱？洗什么钱？违法渠道？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那些利润很正常啊，我们有自由采购权啊。我每年跑国外好多此都是为了寻找质优价廉的供货商。我们成本只有过去的30%，销量又大幅度上升，利润翻翻没什么奇怪的呀。”

科尔诺夫感觉抓到了破绽：“成本压到原来30%？你哄弄鬼呢？有这本事你咋不去当外贸局长？”

索科洛夫十分坦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我们的采购方式根本不合理。外贸局的同志精力人手都有限，各家商店要采购的品类又多的惊人，根本没法一样一样买，只能找中间商代劳。而中间商必然要赚差价，层层加价后成本就高得离谱。您知道小百货商店的糖果能比美国贵十倍吗？都成笑话了。而我们一号店的商品种类要少得多，又大部分是食品和酒这种平常商品。我到国外直接找厂商谈，仔细点总能找到合适的。”

科尔诺夫张了张嘴，憋了半天才问出一句：“证据呢？”

索科洛夫说：“可以去莫斯科外贸局拿进货单，上面有单价的。对比一下联盟外贸总部的财务流水，基本就能证实了。”

终于，科尔诺夫悬着的心彻底死了：“难不住，根本难不倒他。”

他还想进行最后一搏：“据我们调查，你跟很多高级干部私交甚笃，时不时就赠送高价礼物乃至现金，行贿这铁条没法否认吧？”

索科洛夫连连摇头：“不，我从未送过现金。礼物确实有，甚至还会免单，但这也不得已啊。有些人你实在没法开口收钱的，勃列日涅娃同志那次采购，你们应该也看到了，咱们凭良心说，你敢收她的钱吗？”

科尔诺夫没搭茬：“这些无法收钱的销售如何处理呢？”

索科洛夫叹气：“我个人贴补一些，再不行就算损耗呗，还能怎么办？”

科尔诺夫追问：“送出去的礼品也是损耗？那你们的损耗也太大了吧。”

索科洛夫继续叹气：“确实不小，这是我担任店长以来唯一无法提升的地方。”

科尔诺夫问出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除了那位女士，还有谁没付钱？都拿走了哪些商品？”

索科洛夫这下没法淡定了，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们监控了这么久，不应该都掌握吗？这个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你们查到证据就直接追究，不要再难为我这个小人物，求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第六章：真相大白与案件终结

当审讯进行到这一步时，科尔诺夫已经无法推进了。索科洛夫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自圆其说。唯一可以追究的是有人买东西不给钱。这事原则上是可以追究的。问题是不给钱的是元首本人的女儿，所以实际上还是没法追究。小吏们都一位不愿面对。

在索科洛夫交代后，科尔诺夫又向一号店的所有员工核实，基本确定了索科洛夫说的都是真话。

一周后，科尔诺夫真没招了。此时，大公主和内务部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到克格勃。莫斯科市委也向阿里金施压。一号店是庞业模范，如果你们拿不出确凿证据，就先把人放了吧。

内外压力之下，阿里金和科尔诺夫愁得直呲牙。科尔诺夫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抓错人了？

而阿里金说：“地铁谋杀案后，咱们好不容易压倒了内务部，这次搞不好又要被翻回来了。”

科尔诺夫刚想开口，阿里金突然一拍大腿：“对呀，咱们把他给忘了！”

科尔诺夫一愣：“谁？”

阿里金说：“卡林金科，检察院的。那小子是个破案天才，地铁谋杀案时帮过我们的大忙，这案子他肯定有招，我这就去向检察院借人。”

之后，阿里金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次沟通。在听说要借调卡林金科时，检察院一口把个布子扔了。在阿里金指天发誓，签下若干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检察院才勉强表示，可以在索契案结束后让卡林金科支援一下克格勃。

就这样，阿里金开始蹲着死等。然而，还没等卡林金科来，案子就以一种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2年11月10日，勋宗死了。

关于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前后的故事，我们在将来的节目中再歌。总之，勋宗死亡的结果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安德罗波夫人品贵重，熟读经书，天下归心，课程大同，成为了苏联新一代的最高领导人。

从这开始，一切都变了。

先帝驾崩，救主建座，克格勃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从龙功臣。在勋宗的葬礼上，大公主加林娜就已经有专人保护。葬礼结束后更是直接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软禁起来。

对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对勃列日涅夫的贪污腐败行为极度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位明知道与自己不是同路人却还是提拔了自己的老领导，安德罗波夫也不忍痛下杀手。

在勋宗去世的五天后，安德罗波夫给了大驸马丘尔巴诺夫一个承诺：“只要我活着，就没人动您和您的家人。”

由于神器更易，大位轮转，新朝雅政之下，克格勃的所有人都很忙，也没人顾得上索科洛夫。在看守所里，当内外兼修的索科洛夫听说了安德罗波夫上台的消息后，他直白地跟科尔诺夫说：“现在我应该很难脱身了吧？”

科尔诺夫点头：“也没必要瞒你，这案子是安德罗波夫同志亲自下达的命令，那就必须得有个结果。”

索科洛夫叹了口气：“是啊，就算没有结果你们也得给安排个结果。”

科尔诺夫摇头：“那倒不至于，克格勃虽然狠，但他并不会诬陷好人，有什么交代什么，不会冤枉你的。”

索科洛夫苦笑：“这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大家都这样了。不管你信不信，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我的一号店更好，我对它很有感情。”

科尔诺夫耸了耸肩：“但是你被抓到了呀，未来我们也会抓其他人。”

索科洛夫摇头：“抓不完的，凡事不能只怪自己，也要找找大环境的原因。我们国家的商业系统有大问题，不解决问题，任谁来干都只能这样。”

科尔诺夫说：“我个人建议你还是争取减刑吧，现在余光一走了你的靠山，有什么就尽早交代。”

索科洛夫要了一根烟，狠狠地抽完后长叹一声说：“好吧，你知道一号店的利润为什么那么高吗？告诉你，原因不只在于价格，而在于设备升级。”

科尔诺夫立刻坐直了身子：“你详细说说。”

索科洛夫微笑着说：“1972年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了全套的仓储设备，一水的芬兰进口。加上更严格和科学的管理，在当月就把货物本来近半的损耗降到了微乎其微。”

科尔诺夫秒懂：“但你没把挽回的损失体现在公账上，那些商品被截留了。”

索科洛夫点头：“是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的本钱。无论店里销售还是黑市贩卖都不愁销路，稳赚万利。这才是员工福利和给领导们送礼的经费的真正出处。”

科尔诺夫恍然大悟：“我就说嘛，要不然你又不是蚊子，哪有送不完的红包？盗窃国有资产这铁条就跑不掉了。”

索科洛夫不以为然：“但那些国有资产本来就应该被损耗掉啊，而且我并未盗窃。除了以上这些消耗外，剩下的利润我都返补回国家了。”

科尔诺夫冷笑：“你这样狡辩就没意思了，进了口袋的钱你是怎么返补回国家的？”

索科洛夫瞪大了眼睛：“利润啊，这就是我要下自主采购权的原因。跟海外供应商对接时，我会私下给对方一定比例的定金，要求对方降价。由于这种降价，我的利润才大幅度提升，这算不算返补回了国家？”

科尔诺夫十分困惑：“不是，哥们，你究竟图啥呀？冒着坐牢的风险给国家创造利润，非法占据道德制高点，你为了啥呀？”

索科洛夫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你有没有那种跌入深渊，完全绝望的经历？我有过。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一生最看重一个体面，享受被人尊敬的感觉。但是很遗憾，我从小就不体面，学习成绩差，爱打架，一度他俩都打算放弃我了。好在卫国战争给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多次负伤和红星奖章让父母再次以我为荣。然而，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老百姓一生体面，从不谋私利，所以我没有得到什么安置，只好打工糊口，再次没了体面。来到莫斯科后情况更糟，我莫名其妙地蹲了两年大狱，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沦为家人的耻辱。父母一生最重视的体面被我败了个精光。”

这一番话直接把科尔诺夫整沉默了。他半晌后才开口说：“后来不是平反了吗？”

索科洛夫苦笑：“可我的父母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看到。”

擦了擦眼泪，索科洛夫继续说：“出狱后我发誓要挽回自己的名誉。我努力工作，友善待人。很幸运，我找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的领域，商业贸易。可是工作越久我越觉得，联盟的贸易系统有大问题，无论流程、制度、管理还是人。以我们现有的条件，完全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润，让更多顾客买到更好的商品。但现实却正好相反。所以我一直渴望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而一号店的特殊性质就给我提供了舞台。这十年下来我应该也算成功了，方方面面都很满意。我也借此把失去的体面找了回来。上到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我，是吧？我用事实证明，咱们的商业贸易是可以做好的，它确实有问题。”

科尔诺夫叹气：“可惜不合法。”

索科洛夫顿时像是失去了所有力量：“是啊，可惜不合法。”

科尔诺夫问：“资金来源解释了，那么去向问题呢？你送了多少礼品和贿赂？”

索科洛夫笑了笑：“我得告诉你，我真没送过钱。那种方式只会让人当你是个走狗，不能获得半点尊重。”

科尔诺夫点了点头：“是啊，那帮人对你是不是真不错？要么求情，要么施压，下了很大力气。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科洛夫有点得意地说：“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那些行为算贿赂，或许应该叫互相帮助。”

科尔诺夫一声冷笑：“人家需要你的帮助？”

索科洛夫哈哈大笑：“行吧，估计新领导人上台，那地方也不会继续开，我就告诉你吧。你知道吗？大部分高官及家属是从来不会到任何一家商店消费的，包括我的一号店。也就加林娜爱热闹，偶尔会开车来。”

科尔诺夫嘲讽地说：“当然了，你们一直送还用得着买吗？”

索科洛夫犹豫了片刻说：“在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个300号专营店，店内不会摆放任何商品，只有目录。但这份目录却涵盖了地球上大部分可购买的东西，下到袜子手套，上至汽车快艇，珠宝电器、服装酒水、应有尽有。有资格的客人只需下单，我们都能弄到。”

科尔诺夫意识到他挖出了大鱼，他赶紧追问：“你们指的是谁？”

索科洛夫哈哈一笑：“那可就太多了，非是商人、走私客、商店负责人、外贸部门干部和职员。”

科尔诺夫大惊：“小百货商店也在其中？”

索科洛夫点头：“不然使用外汇问题很难解决。”

科尔诺夫继续问：“这个300号专营店收钱吗？”

索科洛夫微笑：“收，而且非常贵。”

科尔诺夫好奇：“能有多贵？”

索科洛夫说：“上次出差帮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的女儿订购了一台冰箱，飞利浦的，3000。”

科尔诺夫懵了：“什么冰箱卖3000卢布？”

索科洛夫哈哈大笑：“是美元，特别定制款，全球也没几台。”

科尔诺夫用了很长时间才消化了这个数字，冷静了一会儿后问：“他哪来这么多美元？”

索科洛夫耸了耸肩：“我敢问吗？反正商品需要美元买，人家就给我美元。”

科尔诺夫还是不敢相信：“冰箱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进关呢？”

索科洛夫摇头：“那部分我不负责，只要我把货送到联盟在海外的仓库就行，有专人负责运进来。”

科尔诺夫愤怒地问：“海关就不查吗？”

索科洛夫摇了摇头：“想来是有办法的，这十年里我从未听说过有被查获的事情。”

科尔诺夫感到毛骨悚然：“到底多么庞大的腐败网络，才能搞定从海外到国内的所有环节，并为最高层的权贵服务？”

科尔诺夫不敢多想，只能继续问：“所以你还是个代购？”

索科洛夫说：“虽然不太好听，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不需要送钱行贿，这个代购身份就很容易获得友谊，日常也就送些普通礼品。谢洛科夫除外，他比较喜欢古董，偶尔会帮他带些小玩意。”

科尔诺夫叹气：“如此庞大绵密的关系网，难怪我刚抓人就会有这么多人求情。你是怎么集结这个圈子的？”

索科洛夫笑笑：“内部介绍呗，莫斯科外贸局长特列古波夫带我进来的，我也只听他的指示。”

科尔诺夫追问：“特列古波夫再往上是谁？300号专营店的组织者又是谁？”

索科洛夫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科尔诺夫：“据我所知我一无所知。要不是职业便利，我根本连这个圈子的边都摸不着，怎么可能深入了解？”

科尔诺夫点头：“倒也是，说回你自己吧。如果省下的消耗被你拿去覆盖了成本，那有些事就必须重新解释。部门主管信封里的钱是怎么回事？你还是有受贿，绝不像自己说的那么无辜。”

索科洛夫断然否认：“我没有，那些钱确实在作为基金使用，只不过只覆盖了一部分成本而已。”

科尔诺夫完全不信：“合着说你这十年就半点没捞，没有任何私产？看谁呢？”

索科洛夫苦笑着摇头：“当然不是。加林娜常住那个别墅东侧有个房子，持有人叫利迪娅，是我的女朋友。我拜访加林娜期间会去看她，赠送过一些珠宝和一台收音机。每月还有1800卢布的花销，都不是干净钱。”

科尔诺夫追问：“就这些？还有吗？”

索科洛夫点头：“有。那房间的客厅里有几个装饰用的牛奶罐，里面六七万卢布的国库券。你们得切开才能找到，我封死在里面了。”

科尔诺夫有些惊呀：“为什么？为什么要兑换成国库券又封死在吸管里？”

索科洛夫笑笑：“就没打算花，算变相还给国库吧，基本就这些了。”

科尔诺夫看突破口已经足够大，站起身来：“那行，今天就到这，你好好休息。顺便回忆一下跟那个300号专营店相关的人，以及与高官们交往的细节。你交代的越多，未来的减刑也越多，明白吧？”

第七章：安德罗波夫的抉择与索科洛夫的悲剧

出了审讯室，科尔诺夫就去向阿里金汇报成果。看完索科洛夫的口供后，阿里金也吓了一跳：“触目惊心啊。我是莫斯科分局的负责人，眼皮子底下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居然毫无察觉。把文件整理一下，我这就去向领导汇报。”

几天以后，科尔诺夫的汇报文件整理好了。1982年12月初，阿里金向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复命：“一号店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现在牵扯出新的不法事实。通过那个神秘的300号专营店，线索所指向了四个方向：莫斯科市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亲属，内务部和商贸系统。”

听到这个结果，费多尔丘克赶紧进宫向安德罗波夫汇报。

然后，半个月后，阿里金得到了一个极其离谱的结果。

1982年12月17日，苏联内务部长，安德罗波夫的宿敌谢洛科夫被解除职务。而接替他的新任内务部长是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

这转了一圈下来，阿里金倒是不用再担心内务部了，可是自家老大成了人家老大了。新任的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上台后，阿里金不得不再来探一次口风：“领导，这案子究竟还要不要查？怎么查？请指示。”

切布里科夫十分暴躁：“没有新命令就等着，着什么急？组织纪律都忘了吗？瞎打听什么？”

实际上，切布里科夫并不是真的不重视这个案子，而是面对索科洛夫供出的信息，安德罗波夫犹豫了。

当接手勃列日涅夫后的苏联政权时，严惩腐败已经成为了高层的头等大事。然而，面对尸骨未寒的勋宗，自己要不要立刻清算他的亲属？这样的行为又将会引来怎样的政治风波？会不会引起第聂伯帮的集体反弹？

要知道，查一个库班之王都需要克格勃和检察院联手下场。如此案涉及的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实力远大于梅杜诺夫。贸然下手，会不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思前想后，安德罗波夫给案子定下了总基调：向广推，但不要深挖。接着一号店的问题全面整肃商业系统，不怕多抓人。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家人不必深究。莫斯科市委，只抓到特列古波夫几个，300号专营店查封。

就这样，一场故作高调，却点到即止的反腐行动开始了。在这场被称为叶利谢耶夫商店案的大调查中，克格勃先后动用了数千名特工，共有超过1.5万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把苏联的商贸系统杀得鸡飞狗跳。

当特工们四处出击时，看守所的索科洛夫反倒清闲下来。面对自己引发的超级风暴，索科洛夫瞠目结舌。但他还算比较乐观，自己行贿受贿的罪名很难落实，盗窃国家财产的情节也并不严重。结合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判的应该不会很重吧。

科尔诺夫偶尔会过来，言谈中也暗示索科洛夫不会被判重刑，并且表示行动规模越来越大，你可能得等一阵子才能公诉。反正拘留时间也算刑期，耐心等待吧。

然而，这等待时间的漫长程度超出了索科洛夫的想象。直到1984年4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索科洛夫才被移交给检察院。此时，索科洛夫更加乐观起来。新领导契尔年科是勋宗的老班底，不是个激烈反腐的人。自己会不会被公诉都不好说呢。

带着强烈的自信，索科洛夫于1984年11月6日走上法庭。然后他听到了检察院公诉的建议是：“死刑！”

索科洛夫当场崩溃：“就算我的行为违法，但钱也没全装我自己的兜里，国家也没蒙受重大损失，还检举了这么多人，死刑从哪论呢？科尔诺夫，你骗我！”

实际上，当听到死刑的量刑建议时，科尔诺夫也傻了。盗窃国有资产，理论上确实可以死刑，但索科洛夫怎么都靠不上啊。在法庭上，索科洛夫不断辩解，但法官完全不听，甚至开始闭门审理。

眼看情况越来越不利，索科洛夫真急眼了。在最后一天的庭审中，索科洛夫突然掏出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好啊，既然你们这么想让我死，那就鱼死网破吧！”

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本笔记本里的内容，只知道索科洛夫的宣读被法官厉声打断，直接被判了死刑。

有人说，笔记本里是对一些高官的检举。有人说是300号专营店的内幕。总之，由于这场案件已经真相大白，索科洛夫的最后一搏失败了。

对于索科洛夫的死刑，苏联社会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他罪不至死。关于索科洛夫被判死刑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那些被他检举却被公中放过的高官在报复他，或者是想将他灭口。也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大案的既习原则，每逢大案必须要判个死刑来杀一儆百。比如鱼案的雷托夫，索契案的铁背拉夫等等。而作为引发这一切的主犯，索科洛夫就被推出来当了替罪羊。

无论究竟是什么原因，索科洛夫的结局已经注定。1984年12月14日，索科洛夫被处决。这个一生追求体面的人，终究还是获得了一个不体面的结局。

从整体上看，一号店案与苏联的其他大案一样，都很难被称为圆满破案。案件中大量牵扯的高官逍遥法外，最高只牵扯到了莫斯科贸易局长特列古波夫。除了索科洛夫外，其他人的刑期也不重。

在索科洛夫被处决的前一天，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举枪自尽。一号店案涉及的另一位高官，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最终于1992年死于去世报局，死于贫困之中。种种迹象显示，格里申本人不是个贪官。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漏掉了几个重要人物？大公主加林娜和大驸马丘尔巴诺夫成功躲过了一号店案的波及。然而，大驸马恐怕很难为此感到高兴。原因是，由于一号店案的意外转折，导致原定要参与一号店案的卡林金科，没有来得及参与到此案之中。

当一号店案尘埃落定之时，卡林金科已经被派往了中亚。在那里，就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案件。而那场案件，将影响到的不只也有丘尔巴诺夫，也包括这个即将倒塌的红色帝国中的每一个人。

（背景音乐）

苏联外贸商店的困境

1981年8月的一天，苏联对外贸易银行行长尤里·伊万诺夫急匆匆走进了卢比扬卡。进入大楼后，伊万诺夫径直走向了那间著名的办公室。

“安德罗波夫同志，您得帮帮我，我出大事了！”

面对这个不速之客，正在跟手下开会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被吓了一跳。他只能挥挥手示意手下散会，然后没好气地说：“怎么了？又是哪笔汇款对不出来了？怎么能总让我们特工帮你们查账吧？”

伊万诺夫哭丧着脸说：“恐怕比这还糟糕，我们之前发出去的对外贸易凭证，开始在黑市上流通了。”

对于苏联贸易系统的乱象，安德罗波夫一直心存不满。听到这里，他更是没好气地说：“你们发行这东西的时候，就没预料到会被炒作吗？闭着眼睛也知道黑市商人一定会拿它做文章啊！”

伊万诺夫摇了摇头：“这次可能跟黑市商人没关系。您忘了，我们创造它的原因就是为了代替外币，不让外币流出银行的。但是，现在有人居然用它开始炒起外汇来了。大量的凭证在市场上流通，我们的外汇只能被动地扣在银行里。这样下去，整个货币体系都会受到冲击。”

安德罗波夫坐直了身体，他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沉默了很久后，安德罗波夫说出了他的判断：“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从小白桦商店查起。”

小白桦商店的诞生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苏联一直是一个对外交流很少的封闭式国家。这个印象其实不准确的。在苏联时期，莫斯科等大城市生活着很多外国人。这些人包括外交官、留学生、技术专家、援华水手等等。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怎么消费呢？这些外国人来自各种国家，持有的都是本国货币。在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商店只收卢布，用外币消费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也想赚这些外国人手里的外汇。所以，为了让外国人可以在苏联花钱，苏联政府想了个招。

从30年代开始，全苏外贸协会在莫斯科开始规划特别销售区，将一些购物区域封闭起来，不对普通民众开放，只为外国人服务。外国人消费时以外币进行结算即可。听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照顾外宾的福利，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在当年的外宾商店里，苏联政府压根不囤积任何货物，而是只提供一个商品目录。外国人想买东西要先付款后订货，隔一段时间才能到手。这种方式不仅效率奇低，售后服务和退换货品更是想都别想。因此，莫斯科的外国人怨声载道。在斯大林时期，这些抱怨通通都被当成了放屁。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为了国际观瞻，赫鲁晓夫还是对外宾商店进行了一些改良。比如提前进口一些货物储备，建设了专门的门店区域等等。于是，莫斯科人熟悉的小白桦商店诞生了。

在战后的苏联，小白桦商店里的商品还是十分丰富的。除了苏联本土的货物外，还有大量进口商品，服装、电器、食品、应有尽有。

很快，这种外宾商店全面铺开，在苏联各地开始分店。然而，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虽然小白桦商店的经营状况不错，但那是建立在莫斯科的外宾商店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在苏联大肆推广外宾商店之后，外国人的购买力很快被稀释了。另一方面，虽然自小白桦商店诞生以来，就饱受苏联百姓不公平的指责，但其实仅仅以购物价格来说，小白桦商店可谓毫无诚意。进口货品随随便便加价个三五倍，如食品糖果等货物加个十倍也是平平常常，主打的就是一个爱买不买。

由于这吃绝户般的价格，苏联的很多外国人宁可从苏联百姓手中买东西，也不愿意再去小白桦。眼看着外宾商店的销售情况越来越差，外贸部召开了会议。为了扩大购买群体，苏联政府决定扩客。除了外国人外，一些在国外出过差的外交官、特工、技术专家们，也可以凭借外币在小白桦商店购物。

但是，此时又有一个新问题。小白桦商店如何保证这些拿着外币来的苏联人，都是合法拥有外币的驻外人员呢？这社会上有人 owe money，有人 need money，万一有人钻空子呢？这时候，对外贸易银行的代表想出了个办法。小白桦商店不直接收钱，而是由银行把一道关。苏联驻外人员需要单位介绍信才可以去银行换汇。这些人拿着介绍信去银行，把外币换成指定代金券，再来小白桦商店消费。这不就解决外币来源合法性的问题了？

应该说，在制度设计上，苏联政府确实考虑了多方面因素。但当具体执行时，他们很快就惊讶于苏联人民蓬勃的创造力了。从外币代金券诞生开始，苏联人民就发现了这种特殊存在。拿着这张券就可以去小白桦商店买进口货物。苏联政府规定了换代金券要介绍信，可没规定用代金券也要介绍信的。所以，市场上大量出现用卢布买代金券的情况，导致换代金券和花代金券的根本不是同一批人。

应该说到此，国家依然没什么损失。但是，很快又有人发现，我拿到这张代金券并不一定代表要用啊。反正很多外国佬本来也要去小白桦消费，那为什么不用卢布购买代金券，再用优惠的价格从外国佬手中换外汇呢？比如将价值800美元的代金券以600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佬。虽然看起来是吃了亏，但却实现了从卢布到美元的转化。这玩意儿运气不好坐大牢，运气好了开大捞，谁不干呢？

因此，从外币代金券诞生开始，苏联的外汇黑市就迎来了春天。大把的黑市商人开始囤积这种代金券，完全偏离了发行的初衷。更重要的是，由于地下交易猖獗，苏联政府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外汇正在民间流通。由于代金券已经发行了近20年，停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内务部打击多年却毫无效果后，走投无路的伊万诺夫终于找到了克格勃。

面对眼前这个废柴，安德罗波夫叹了口气说：“这样吧，我先帮你组织一次专项行动，狠打非法货币交易。就暂定以半年为期限吧。但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只是帮你们争取点时间找方案调整。问题最终解决还得靠银行自己，克格勃不是万能的。”

听了安总的话，伊万诺夫千恩万谢地走了。安德罗波夫想了想，拿起了桌上的听筒：“叫阿利金同志来我这趟，有事。”

亚历山大·克罗诺夫的调查

1911年，维克多·伊万诺维奇·阿利金出生于沙俄维特尔市。他的前半生履历看起来平平无奇。先入团后入党，公安局里当警长，做刑警，上迁线，卫国战争得锻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卫国战争中，阿利金还有个意外收获，他交了个好朋友，名叫勃列日涅夫。由于有了一定的人脉，战争结束后，阿利金的仕途一飞冲天。1971年就当上了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局长。

然而，虽然背景硬得堪比水滴，但阿利金却并非纯粹的关系户。他能力过人，做事机敏，创建了莫斯科的快速反恐部队，主持解决了多起恐怖袭击和劫机事件，连奥运会安保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可贵的是，虽然跟原科勃本人有着很深的交情，但阿利金却从不拿这层关系说事，跟同事们关系处得非常好，极少得罪人。当然，从另一方面讲，阿利金也是克格勃著名的不粘锅，更少主动担责任。

虽然如此，安德罗波夫依然想到了阿利金，准备让他来主持这次专项行动。原因很简单，阿利金能力强，而且心思灵活。虽然有点不粘锅，但考虑到金融犯罪复杂隐蔽且关系盘根错节，还是找个圆滑老练的人负责要好。此量养句，就让斯来去吧。

很快，阿利金走进了办公室。在将情况迅速介绍一遍后，安德罗波夫说：“组织已经决定了，你来查非法货币交易。可以从各局调人手。”

听完这个任务，阿利金直嘬牙花子：“主席，黑市那边消息灵通，一次行动想治本恐怕不容易啊。”

安德罗波夫说：“你尽量查吧，东边日出西边雨，西边日出不可以。我们不能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

很快，克格勃第二总局反货币犯罪特工，亚历山大·克罗诺夫，被阿利金堵在了食堂。简单介绍了情况后，阿利金说：“案子的情况就是这样，名义上我是总指挥，但执行时咱们可以分工。抓人抄家我来办，审问和调查你来组织。”

被领导钦点，克罗诺夫心里暗叫苦。他赶紧说：“领导，恕我直言，打和查是分不开的。其实第二总局早就关注外汇代金券的犯罪行为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阿利金皱了皱眉：“怎么个不乐观法？”

克罗诺夫说：“下游的小虾米好查，但锁定那些大炒家不容易。这种代金券是不记名的，买卖双方只要找个跑腿的就行，基本不需要直接接触，实在不好查。”

阿利金思考片刻后说：“这是主席亲自部署的行动，我可以给你留些时间查，可以慢慢来，但一定要快。无论如何，今年之内必须把事情了结。”

克罗诺夫苦笑着说：“金融货币犯罪很复杂，我只能说尽量吧。”

阿利金想了想说：“我不懂金融也不懂货币，但唯有个邪招你要不要听听？”

克罗诺夫有点懵：“哦？”

阿利金嘿嘿一笑：“金融和货币虚无缥缈，但代金券是实物啊。咱们可以找外贸银行多要点，然后请技术处帮忙处理一下，加上点可追踪的痕迹。接下来我们只要跟住每一张代金券的流通路径，将每个经手人都记录下来，还怕找不到人吗？”

克罗诺夫听后竖起了大拇指：“要不您能当领导呢，损招还得你们出啊。”

就这样，克格勃将一对诱饵在苏联各地撒了下去。克罗诺夫决定亲自跟一趟。很遗憾，这张代金券在黑市上流转了不到一周，就被送进了莫斯科的一家小白桦商店，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经手人总共不到三个，基本算是扑空了。

行动毫无收获，克罗诺夫只得返回卢比扬卡，准备重新梳理线索。然而，一周以后，偶然想起来这事的克罗诺夫又去查了一下这张代金券，然后惊讶地发现，这张代金券已经不在小白桦商店，也没上交银行，而是出现在了一间公寓里。克罗诺夫赶紧查了查房主的信息，居然是那家小白桦商店的售货员。一个小店员，应该不至于敢把店里的钱公然拿到家里。克罗诺夫决定按兵不动。

果然，又一段时间后，这张代金券就被送到了另一间公寓。而公寓的主人就是那家小白桦商店的店长，米哈伊尔·阿韦洛夫。虽然在苏联靠贪占吃山属于海量个例，但直接把公家的钱拿回家里还是比较耸人听闻的。更重要的是，那张500卢布的消费券对应的是一台日本收音机，商店已经售出了收音机。如果这张钱消失了，到时候没法下账啊。课堂上可以偷吃东西，但不能做饭呢。

克罗诺夫认为，可能性无非两种。第一种是店长阿韦洛夫想利用钱还在店里的这段时间，短时间内拿到黑市上炒一下，赚点黑钱。第二种可能是，这群人可能在货物上另有手脚，会不会涉及走私。

几天之后，这张代金券果然被阿韦洛夫拿到了黑市上换了出去。然而，诡异的是，克罗诺夫一直监控阿韦洛夫到年末，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只知道小白桦商店的账目是平的，没有任何货物或货款亏空。

时间来到1982年2月，阿利金部署的全面抓捕行动开始了。克罗诺夫只得执行逮捕。他带着几个特工来到阿韦洛夫的家门前，砸了几次房门，毫无反应。此时，对门的邻居大哥被惊出来了：“你们是不是有病？大周末的还不让人睡觉了？”

没好气的克罗诺夫转过身来：“克格勃，这家人去哪了？”

对门大哥瞬间冷静下来：“抱歉长官，刚才没有认出你。他们两口子每到假期就会去南面的广场玩，你们去那里找吧，阿韦洛夫在隔壁。”

十几分钟后，阿韦洛夫被满身大汗地按在了钢板上。一分钟后，他接对面的夫人也同样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名外国青年。被捕时，阿韦洛夫的老婆正拿着一瓶威士忌与外国人说着什么。

拎到卢比扬卡后，克罗诺夫提审了阿韦洛夫：“现在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吧？赶紧自己交代，免得浪费老子时间。”

阿韦洛夫垂头丧气：“就是跟外国人换点现金嘛，我认罪。”

克罗诺夫冷笑一声：“就这么点事吗？非得体验一下超暴力沟通，古法审讯是吧？那也行，我给你找几个好手。”

阿韦洛夫一哆嗦：“我也不知道从哪说起啊，您给点提示。”

克罗诺夫将那张代金券推过去：“最后的机会，认识这个吗？收音机店里的代金券为什么到店员家又到你家，最后还进了黑市？”

阿韦洛夫目瞪口呆：“这你们都能知道？太神了吧？”

克罗诺夫冷冷地笑：“没有任何事能瞒过我们的眼睛。你的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但是有我这种评委。最后的机会，自己交代。”

在克苏鲁恐惧下，阿韦洛夫哆哆嗦嗦地开始交代。果然，克罗诺夫的猜测是正确的。阿韦洛夫确实加入了炒币大军。由于职务便利，小白桦商店可以保留一个时间代金券，只要拿出去转一圈就等于白捡钱。所以，阿韦洛夫就动了这个心思。

听完交代，克罗诺夫继续追问：“那你妻子是什么情况？”

阿韦洛夫愣了一下：“她呀，她是帮我。换钱总会有风险，也不是每次都能挣，所以就用外国佬感兴趣的商品换点外币，卖点东西也能赚点钱。”

克罗诺夫问：“酒呢？酒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店里偷的吧？”

阿韦洛夫连连摇头：“真不是。小白桦主营的都是电器服装之类的，不卖酒。酒是我在黑市上买的。”

克罗诺夫点头记录：“现在到涉及你情期的关键环节了。据你所知，还有其他人像你一样吗？”

阿韦洛夫想了想说：“其他城市我不知道，反正莫斯科四家小白桦的店长都一样，我们会互通有无。”

克罗诺夫点了根烟，死盯着阿韦洛夫好久才开口：“外贸局里的保护伞是谁？”

阿韦洛夫茫然：“啥？”

克罗诺夫一拍桌子：“四家店一起干，上级部门能不知道？你装什么傻？”

阿韦洛夫连喊冤枉：“哪敢让上级知道啊，就赚点小钱，人家也看不上不是？我们只要按时足额交票，其实谁都没损失什么的。”

克罗诺夫看对方不像撒谎，就没再追问：“行，今天先到这，我去你老婆问话，如果她交代的跟你出入，后果你自己去想吧。”

阿韦洛夫赶紧发誓，绝没有任何不实和隐瞒。随后，对他妻子的问话也证明了这一点。本来，到了这一步基本就可以结案了。但是，在离开审讯室前，克罗诺夫对阿韦洛夫的妻子说：“不出意外的话，短时间内你出不去了。最好通知一下你的工作单位，你在哪上班？我们可以打电话。”

那女人沮丧地说：“那就麻烦了，我是叶利谢耶夫商店的副店长，地址就在特维尔大街上。”

听完这句话，克罗诺夫停住了脚步：“一号商店？”

叶利谢耶夫商店的辉煌与衰落

即使在现代俄罗斯，叶利谢耶夫家族的传说也依然有人提起。毕竟这种现实中的爽文实在是太少见了。在18世纪末，靠着给沙皇的大管家谢列梅杰夫伯爵在冬天种出了草莓，聪明的农夫彼得·叶利谢耶维奇·卡萨特金获得了一份特别恩赏。伯爵老爷不仅赐了他全家自由，还额外赏了他100卢布。成为自由人后，彼得用100卢布买了些水果，带着妻子和子女在圣彼得堡开了一家商店，并命名为叶利谢耶夫商店。

在开店之后，彼得一家勤劳手巧的特长体现了出来。他们总能把粗糙的原料加工成精品，比如把鱼肉加工做成丸子，把黑麦去壳磨成面粉，甚至自己制糖，所以生意出奇的好。又过了几年后，家族开始尝试包船搞进口贸易。除了耐储的红酒、茶叶、奶酪外，老彼得还眼光独到地运来了珍稀水果，这更是让家族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间来到19世纪末，叶利谢耶夫家族的事业已经继承到第三代。在家族第三代领头人格里戈里·叶利谢耶夫看来，小规模的零售商店终究销量有限，是时候让家族事业更上一层楼了。既然要弄大型商店，那圣彼得堡肯定差点意思，必须得莫斯科。于是，1898年，格里戈里在莫斯科一间著名的凶宅找到了门面。虽然这个房子的前主人的死法是奴仆自己32刀自尽，但房子的位置绝对没得说。它位于前往克里姆林宫的必经之路上，且装修极度豪华。

确定地址后，格里戈里找了最顶级的设计师进行彻底改造。这次装修足足进行了三年。在将莫斯科市民的期待值拉满后，1901年初，格里戈里宣布开业。新商店瞬间成为了整个沙俄的顶流。

当新的叶利谢耶夫商店开业时，莫斯科市民们惊讶地看到，新商店的一二层楼板已经完全打通，购物大厅极其宏伟。五扇水晶窗让整个空间明亮异常，销售区设计为巴洛克风格，所有的柱子、吊灯等都如宫廷般华美。至于销售商品，新商店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各种进口食品、稀有水果、各地杂货、水晶工艺制品，还有自制的面包、糖果、烟肉、咖啡等等，看得人目不暇接。

在极佳的硬件之外，新商店的服务也堪称顶级。销售区随时有专人巡逻，陈列的所有商品必须一丝不苟，水果哪怕有一丝划痕都不准上架。这种奢华商店显然一言的不会便宜。很快，叶利谢耶夫商店就成为了沙俄权贵们的新打卡点。而格里戈里只能进一步优化服务。只要看到门口来了豪华马车，门童会立刻迎上去，毕恭毕敬地为顾客搞定一切。除了付款外，全程不用贵宾伸一手指头。

靠着这家顶奢商店，格里戈里成功跻身上流社会，于1915年获封世袭贵族，1917年当选议员。然后，十月革命就来了。当革命爆发后，不想当路灯挂件的格里戈里果断开润，全家去了法国。叶利谢耶夫商店也就从此结束了经营。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发生，让苏俄当局意识到，苏俄的战时经济已经完全无法继续了。已经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迫切需要改革。在此背景下，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诞生了。在新经济政策中，苏俄当局重新承认了多种所有制，取消征粮制，允许中小企业由私人经营，甚至鼓励引进外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当局迫切地需要成立一个示范点。就这样，已经关门的叶利谢耶夫商店被政府翻了出来。这个店铺的主人已经跑路，设施又十分齐全，主营进口商品可以与外资合作，太适合当案例了。

1922年7月，经过重新装修，叶利谢耶夫商店重新开张。由于所有权已经变更，商店的名字被改为了美食一号。但莫斯科人依然叫它原来的名字。在苏联，当年叶利谢耶夫商店提供的豪华服务肯定是没了，但美食一号店的商品依然丰富。作为新经济政策的标杆，其充足的供应依然广受莫斯科市民好评。

在二战中，一号店的命运又几经波折。冷战开始后，一号商店的经营基本稳定。由于进口商品的渠道，它依然广受好评。也因为没有那么多花花服务，这家店也没有做到万人空巷的程度，只相当于一家经营良好的商店。每年上缴的利润稳定在2000万卢布左右。这种平淡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索科洛夫的崛起与调查

1923年，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索科洛夫出生于苏联的雅罗斯拉夫市。在苏联，索科洛夫的家庭出身相当不错。他的父亲是科学家，母亲是党校要受。遗憾的是，如此优越的背景却从没有让小索科洛夫染上毒瘾。他的学习成绩相当一般，反倒身体素质过人，经常跟同学们打成一片，一直过着全新全意的生活。本来，看着这孩子的成长状况，索科洛夫的父母已经断定这号练废了。直到1941年，战争爆发了。

战争开始后，索科洛夫主动参军，都没怎么训练就冲上了战场。果然，不到一周后就身受重伤被抬了回来。养好伤后，索科洛夫重返战场，很快又被抬了下来。这样的桥段居然足足发生了五次。最终，连他爹妈都劝他：“儿啊，你没有做军人的天赋，不是那能歌善舞的人，对国家的义务也算尽了，别去送死了。”

但索科洛夫根本不停，第六次回到了战场。1945年3月，已经成为炮兵排长的他立下了大功。他的部队近距离开炮，一次炸死30多个德军。在炮弹打光后，索科洛夫又亲自带领部队当步兵，多次击退德军反扑，一举拿下了红星勋章。欧洲战场结束后，索科洛夫还参加了八月风暴行动，消灭了关东军后才于1945年10月回国，真正的打满了全场。然后，索科洛夫的履历就进入了一段迷惑时期。

作为教授子弟、战争英雄，在战后奇缺劳动力的苏联，索科洛夫诡异的没有被安置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零工打到1949年，索科洛夫决定接受这一切。他只身前往莫斯科决定碰碰运气。经过五年来的社会毒打，索科洛夫也意识到没有学历不行。因此，他在莫斯科找了一所大学进修贸易专业。可是，上学需要耗费时间，莫斯科的生活成本也不低，索科洛夫总得有份收入。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最终找到了一个通老鱼肚重要兼职：出租车司机。

开出租车时间自由，薪水也可以日结，确实很符合索科洛夫的需求。而且，索科洛夫在这个行业里很有天赋。由于他情商极高，能说会道，他总能比别的司机多赚点钱。如此十年后，1959年，他进监狱了。关于索科洛夫为什么入狱，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他载客，被警方认定属于欺诈，但这个处理似乎过于严重了。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意外被卷入了一起强奸案，被警方误会为凶手才被判了两年。

总之，直到1963年，转型后的索科洛夫的人生是出身优越没混好，天天总把工作找，印太阳错蹲大狱，半辈子啥也没得着。在出狱之后，由于已经不能再开出租车，索科洛夫只能找了一家小的国营商店当起了售货员。然后，眼看着人生已经逐渐走向卧轨的索科洛夫突然发现，已经毒打了他几十年的命运之神，居然在这个时刻，对他刺了一下牙。

在国营商店里，索科洛夫混得如鱼得水。由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索科洛夫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整洁。不仅自己上班时衣冠楚楚，他的柜台也总是井井有条。而且，由于多年来出租车司机的经验，索科洛夫在迎来送往、应对顾客上也有特殊心得。在彼时的苏联，所有窗口的营业员都以态度冷硬而著称。索科洛夫很快就显得异常突出，一家小小的商店因为他而声名鹊起。

更重要的是，他能跟所有的同事和上级处好关系。他记忆力极佳，能记住所有同事的生日，每年都会给大伙准备一份小礼物。同时，索科洛夫很快掌握了商店运营的所有流程，从上货到仓库销售无不精通，很快成为了店里的核心骨干。

靠着这样的突出表现，1965年，索科洛夫结识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莫斯科柳布林区贸易处处长，尼古拉·特列古博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索科洛夫结识了特列古博夫。两人简单攀谈后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与索科洛夫一样，特列古博夫也是基层出身，同样参加过卫国战争，与索科洛夫很有共同语言。几次接触下来，特列古博夫对他印象非常好。想到小老弟年过40还在小商店当售货员，特列古博夫于是提出：“尤拉，你听说过叶利谢耶夫商店吗？有兴趣调过去试试吗？”

索科洛夫当然听过。对于这家著名的商店，索科洛夫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他连连感谢领导栽培。进入一号店后，索科洛夫果然又获得同事们的一致喜爱。1966年，索科洛夫被提拔为一号商店水果部门的主管，很快把整个部门管得井井有条。1969年，索科洛夫成为了副店长，工作依然十分出色。1972年，在店长升职后，索科洛夫众望所归的当选。已经成为莫斯科贸易总局局长的特列古博夫，甚至亲自到店里祝贺。

在接手这家传奇商店后，索科洛夫立刻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系列改革。在商店内，索科洛夫要求无论人和店都必须保持整洁。店员工作服必须每两天换洗一次，一旦沾上污渍就要立刻更换。一线人员每天上岗前洗澡，有专人检测每个人的卫生，不达标立刻整改。在店内，保洁工作不能再随随便便，而是必须按固定和临时两种模式。每天开店前、闭店后全面清洁，营业期间每两个小时保洁一次。柜台、窗户、天棚都有专人负责，所有销售区污渍必须半小时内处理，所有杂物和异味必须十分钟内处理完毕。

除了优化购物环境外，索科洛夫居然创造性的在苏联抓起了服务。所有店员绝对禁止嘲讽呵斥顾客，让一号店成为了莫斯科最有礼貌的一家商店。当然，看到这里，你可能还会发出一个疑问。在苏联，上班族大多都是自闭症，坐在工位上眼睛自然闭起来。在人均铁饭碗的时代，索科洛夫要如何确保自己的规则得到执行呢？能做到这一点，索科洛夫的方法很简单：真拿员工当兄弟。

与那些只提要求的领导不同，索科洛夫一直努力的为员工们谋福利。他要求员工们更换工作服，所有的清洗费用就都由店里承担。他要求员工们上岗洗澡，就专门在地下室里建了个澡堂。像之前一样，索科洛夫记得每一个员工的生日，总会准时送上一份小礼物。下属家里有个大事小情，他也总能及时过去帮忙。1975年，有个女店员家中失火重伤，他甚至为其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用。除了个人恩惠外，索科洛夫还相当重视团体福祉。一号店会定期举行员工联合会，请艺术家和明星来表演，让大伙适当放松。偶尔也会搞搞内购活动，让员工能折价买到一些稀缺商品。因此，即使管理非常严苛，一号店的员工也没什么不满。

很好的管理的同时，索科洛夫还优化了进货渠道。之前店里进口商品，需要把清单交给贸易局，会总后统一采购。这一套环节下来，时间和流程都极度滞后。而索科洛夫则通过努力运作，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授权：自选供货商。在特许之下，虽然海外进口还是靠统一采购，但具体买哪家的产品，则可以交给一号店自己决定。这样一号店能够获得很多独家商品，货源更新速度也比其他商店快了很多。而且，由于索科洛夫眼光很好，一号店经常能拥有各种精品货物。种种措施下来，一号商店好评如潮，索科洛夫也跟着声名鹊起，甚至很多莫斯科的名星官员都乐意与之交往。

在70年代，莫斯科甚至流行了这样一种说法：索科洛夫能让所有人满意，上到高级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国家本身。从他接管以来，一号店的利润就开始飞速增长。1972年上缴利润3000万卢布，到1978年就已经稳定到9000万卢布。而索科洛夫也豪情万丈地表示，如果能授权他自己指定国内供货商，他绝对有信心让利润突破一亿大关。

突袭一号店

当阿韦洛夫的老婆说自己在“一号店”工作时，负责审讯的克罗诺夫只觉得有点好笑。这俩口子一个在莫斯科挨骂最多的小白桦，一个在口碑最好的一号店，也算是某种平衡了。为了通报这件，克罗诺夫打给了一号店。很快，听筒对面传来声音：“你好，我是一号店店长索科洛夫。”

克罗诺夫开门见山：“这里是克格勃第二总局，你们那有个叫米娜的职工吧？”

索科洛夫愣了一下：“有的，出什么事了吗？”

克罗诺夫说：“她牵涉进一起案子，已经被捕，短期应该很难再上班了，所以通知你们一下。”

索科洛夫听起来非常惊讶：“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米娜怎么会惹上克格勃？”

“抱歉，我失言了，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同志，我能不能冒昧问一句，米娜犯了什么事？”

克罗诺夫冷冷地回答说：“我只能当做没听见。”

索科洛夫连忙致歉：“对不起，我冒失了，我只是太惊讶了。”

克罗诺夫说：“没事，人之常情。对了，米娜平时工作表现怎么样？”

索科洛夫沉吟一会，谨慎地说：“还不错，很称职，能遵守大部分规章制度，偶尔也会犯些小错，都不伤大雅，我们的服务工作不可能尽善尽美。”

克罗诺夫追问：“对她丈夫，你了解多少？”

索科洛夫这回倒是很利索：“阿韦洛夫同志，人很聪明，能力出众，不然也当不上小白桦的店长。”

克罗诺夫立刻警觉起来：“你跟他很熟悉？”

索科洛夫坦然回答：“是的，我们一号店会定期组织职工联欢，叫放松之夜，可以带家属一起参加，经常交流。”

这个解释很合理，但克罗诺夫还是决定试探一下：“那么你知道阿韦洛夫参与过哪些不法活动吗？”

索科洛夫大惊：“啊？这从何说起？他的薪水和地位都不错，没必要犯罪吧？”

克罗诺夫轻笑一声：“谁知道呢？可以约个时间拜访一下吗？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索科洛夫连连表示：“没问题，我随时恭候。”

放下电话，克罗诺夫就继续处理广场三人组的事情。几天以后，克罗诺夫突然接到上级阿利金的电话：“来我这趟。”

克罗诺夫马不停蹄地赶去，但阿利金却不急不慢地说：“你抓了小白桦一个叫阿韦洛夫的店长，还是两口子一块抓的？”

克罗诺夫有点惊讶：“是啊，您居然会再问这件，有什么线索吗？”

阿利金摇头：“线索没有。这两天我接了两通电话，都在隐晦的问这个事，这很奇怪。”

克罗诺夫很惊讶：“阿利金作为堂堂的克格勃莫斯科局局长，居然有人能问到他这个层级？”于是他好奇地问：“是谁在打听啊？”

阿利金说：“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

克罗诺夫下巴差点掉下来：“啊？”

阿利金说：“所以我觉的奇怪，这么个小案件，值得这二位大佬关注吗？你给我仔细介绍一下这个案子。”

克罗诺夫赶快介绍了阿韦洛夫夫妇的情况。阿利金听完后说：“这么看起来，会不会是他们觉得咱越权了？”

“不对吧，以内务部长的级别，觉得咱越权直接投诉就得了。难道是……”

克罗诺夫想了想说：“也不太像，这俩口子的社交圈我查过，不太可能跟这个级别的人有交情。内务部那边有什么要求？”

阿利金挠挠头：“那两个大佬没具体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是想介入其中的。不过，他们想介入必须得过主席那关，没那么容易。这是突然被横插这么一下，我总觉得奇怪，因为搞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意图。”

这时，克罗诺夫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打的那通电话：“对了，那个涉案的米娜是在一号商店工作，抓她之后我给店长索科洛夫打过电话，这事会不会跟他有关？”

阿利金一拍桌子：“这就对了！那家伙人脉很广，听说跟丘尔巴诺夫和谢洛科夫都关系不错。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单纯好奇？又或者……”

两人异口同声：“心虚！”

这下阿利金不淡定了：“一号店可以卖进口商品，还有一定的自主采购权，若是跟小白桦那边勾结起来，再加上消费券的话……”

两人再次异口同声：“洗钱！”

克罗诺夫小声说：“啊，您是说那二位……”

阿利金严肃地说：“我什么都没说。不行，专案行动得快点收尾。”

克罗诺夫撇了撇嘴说：“没关系的吧，内务部长咋了，咱们克格勃怕他们不成？”

阿利金对这个基层干部十分无语，他小声提醒：“你忘了，丘尔巴诺夫还有一个身份。”

克罗诺夫顿时醍醐灌顶，他小心翼翼地问阿利金：“领导，那咱们要继续查吗？查一号店？”

阿利金回复得很直接：“有一点不查就是渎职，谁敢不查？”

克罗诺夫都快哭了：“那万一真查出点什么咋办呢？”

阿利金嘿嘿一笑：“自有主席做决定啊。”

带着上坟的心情，克罗诺夫离开了办公室，开始对一号店进行调查。他让下属特工将几个部门主管都监视了起来。至于索科洛夫，克罗诺夫倒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是不想，确实是有点困难。对方有独立办公室，在地下室，没什么手段可以靠近。而索科洛夫在家里则是倒头就睡，实在也没有监控的必要。由于监控上，一时半会儿没法取得进展，克罗诺夫于是开始翻起了旧账。他查阅了一号商店过去十年的账目，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克罗诺夫发现，一号店的利润很不正常。从开销上说，索科洛夫改革后，一号店的经营开支无疑是上升的。员工的福利、工具的更换，还有各种配套设施都要花钱。更不用说定期举行的放松之夜，成本也不低。更重要的是，监视组曾经亲眼看到大公主加林娜开车来到一号店，把后备箱装满才潇洒离开，一分钱都没付。想来其他权贵也大致如此，这些商品难道没有成本吗？然而，在成本如此飙升的情况下，一号店是如何做到上缴国家利润翻了三倍的？虽然在索科洛夫的经营下，一号店的销量有所上升，但没有翻了这么多倍，这些利润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1982年2月，克罗诺夫向阿利金汇报：“以目前的发现，我觉得一号店确实有问题。”

阿利金摸着下巴问：“阿韦洛夫夫妇的案子查的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克罗诺夫没懂他什么意思：“不是顺着摸到一号店了吗？他们的案子没什么进展了。”

阿利金说：“那就尽快结案，移交检察院公诉。”

克罗诺夫更懵了：“那‘一号店’呢？”

阿利金嘿嘿一笑：“当然是另案处理。我这就向主席汇报。”

克罗诺夫这才跟上思路。将阿韦洛夫结案，代表专案行动完结。这样一号店就是个全新的案子。而新案子要不要查，自然要主席拍板才能行动。果然是克格勃侦缉，甩锅水平就是高。

很快，阿利金出现在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把关于一号店的种种怀疑汇报了一遍后，阿利金闭上了嘴，意思很明显：请指示。

安总有点恼火：“我又不是那种让下属背锅的人，你至于这么谨慎吗？”

沉吟一会，安德罗波夫非但没给明确指示，还直接反问了一句：“你能办好吗？”

阿利金没想到对方会这么说，于是他说：“可以。”

安德罗波夫斜眉一笑：“如果无法证明索科洛夫有罪，我就认为你不配在克格勃工作。”

阿利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招补：“但是牵扯可能会很广，甚至……”

看着阿利金指向上方，安德罗波夫严肃地说：“前提是你有足够证据。如果查不到，我处分你。如果查到了，我绝不作伪，你尽管去中央举报。”

阿利金明白安德罗波夫的决心，于是说：“十部门那些经济特工我得继续借调，得请您跟第二总局那边打声招呼。”

安德罗波夫点头：“稍后我就打电话。总局技术运营部也会配合你，隐蔽摄像头、微型拾音器等设备都可以用，还有吗？”

阿利金摇头：“没了。”

安总把本子合上，明确下命令：“成立一个新的专案组，对一号店存在的违法行为，展开全面调查，包括牵涉其中的腐败官员。行动代号：猎鹰！”

引子：五月风暴与卢森堡电台的崛起

1968年1月的一天，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出席了巴黎南泰尔大学新游泳池的揭幕仪式。在仪式现场，米索夫发表了讲话，内容大体是呼吁学生们保持冷静，不要乱闹事，目前局势紧张等等。

讲话结束后，部长大人走下讲台。此时，路边有几十个学生正在集体抗议，而部长大人也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居然主动过去与对方交流。很快，一个叫丹尼尔的学生就跳出来问道：“部长先生，我读了你最新的青年白皮书，300多页的内容里，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提到年轻人的性问题？”

米索夫当场暴怒：“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于是，他立刻反唇相讥：“观阁下之尊容，想必对此类问题已经了如指掌。我强烈建议您，不要跳进新泳池。”

这场没劲的对话很快开始发酵。没过多久，学校里的学生们就开始抗议。随着抗议规模逐渐扩大，米索夫终于意识到自己捅了多大的篓子。是的，著名的五月风暴开始了。

对于法国社会来说，五月风暴几乎重塑了现代法国，并由此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比如西蒙·巴里。在五月风暴中，全法国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大家纷纷走上街头跟警察们共享盛举。

比较特别的是，在这次罢工中，除了普通工人外，罢工者还包括电台和电视台职员，法国的新闻媒体几乎瘫痪。在这次混乱之中，大家突然发现，有一家电台没有停摆，里面的各种节目如常播放。没有选择的法国佬只能每天抱着这根独苗听。就这样，卢森堡广播电台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成功挽回了它在十年前已经彻底丢掉的名誉。

卢森堡电台的困境与挑战赛的诞生

1958年7月的一天，卢森堡广播电台的老板罗伯特·塔布伊斯的心情十分糟糕。今天上午，电台收视率的新报表送来了，电台数据越来越差，流量越来越小。这样下去，哪还有金主愿意投广告？没有广告吃啥喝啥？吃喝都没了还更新啥？

想到这里，塔布伊斯喊来秘书：“叫佩尔维来见我。”几分钟后，电台总经理勒内·佩尔维颠颠地跑进办公室：“老板，你找我？”面色铁青的塔布伊斯一指沙发：“坐。找你来是来了解一下电台的经营情况。数据太差了，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佩尔维苦笑一下：“我知道，但确实不太好办。对手是个海盗电台，百无禁忌。我们要受政府监管，很多花招不能用的。”塔布伊斯叹了口气：“哎，为了逃避政府监管创立的RTL，居然会被政府监管捆住手脚，真是讽刺啊！”

卢森堡广播电台，听名字是个国营电台，实际上是个完全的个人家买卖。更重要的是，除了名字上有个卢森堡外，这家电台完全是一家法国电台。1921年，当个法国精神小伙在去卢森堡旅游时发现了一个本地的一个重大商机：整个卢森堡居然没有一部收音机。要是咱们在这开一家收音机商店，那岂不金票大大地呀？

面对这片绝对蓝海，行动力爆棚的格尔萨回到法国后就倾家荡产地凑钱。很快在卢森堡火车站前开了一家收音机商店。然后，格尔萨终于知道卢森堡为啥没有收音机了：一点信号都没有，买来听白噪音助眠吧。

由于没有电台，收音机商店的销量自然荡气回肠。无奈之下，格尔萨又砸锅卖铁，买了一部二手的电台发射器：“没有电台，我自己开一个！”买了发射器后，被迫下海的格尔萨一顿是上身。每天在广播站里载歌载舞讲段子。一段时间后，收音机的销路居然真的打开了。

1925年，格尔萨创立了卢森堡广播协会，开始广播音乐。结果，由于格尔萨的音乐品味不错，国境附近的法国人也爱听，电台的受众越来越广。

~~虽然电台大家只用听就可以了，兄弟三人为了准备电台节目也要费不少心思。为了整活难免会用眼过度，而现在的我们，或许新知识的来源更加广泛，刷刷手机就可以了。长时间盯着屏幕看，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老朋友，妙界雾化点阵润眼仪来帮忙。雾化热敷点阵按摩四合一，天天在家享受雾化按摩，我的干熬熬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写到眼睛发干，带上一润一按，眼前变得高清，CPU也开始高速运转。一看，哎呀，下期脚本都写了一大半。真心建议大家也可以备一个护眼仪。人生是旷野，咱牛马看不到大自然，用妙界润眼也不错。市面上这么多护眼仪，我选妙界。一是看中品牌，妙界不仅是按摩类Top 1，上线两个月还拿下了蒸汽雾化双榜第一。二是体验感确实好，这几个月用下来，血丝和黑眼圈也淡了不少。它的出雾量又多又密，配上一整面的恒温热敷，加速人类泪腺分泌和血液流通，眼睛就像喝饱水了一样滋润，都省得我去医院做雾化。大家天天做的事我也不用多说，刷视频打游戏看小说聊聊天，半夜刷手机爽是爽，但用眼过度真是一点也受不了。像我都成年了，近视也在加深，而且还经常发干酸痒，想揉眼睛又怕把细菌揉进去，未来演化成干眼症结膜炎甚至是青光眼，跟治不了找谁说理？还是提前用妙界科学保养吧。它升级的14颗点阵按摩头，能点对点按压眼周所有穴位，就连太阳穴也有VIP包厢，就好像有人替我们做眼保健操。有时候做久了又想不出点子，我就会带上放松一会，按完眼睛和头脑都会清醒很多。现在我一整天都安排了护眼计划。早起加冷水冷敷消肿，午休热敷雾化缓解疲劳，睡前连上蓝牙放松助眠。就连出差我也会带上，静音一开不怕扰人。入手妙界就等于雾化仪加眼罩加护眼仪，比普通眼罩划算多了。领券下单还能全年底价傲手，保价一年，买贵退差，送运费险，一年内有问题能免费换新，自用或七夕送礼都很不错。~~

1927年，电台更换了大功率发射器。这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卢森堡地处欧洲中心，信号可以轻易覆盖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还不受其各国政府监管。因此，电台迅速收获了上千万听众。

二战开始后，RTL虽然因德军入侵停播，却因祸得福。在沦陷期间，他们将自己的发射器借给盟军使用，每天广播希特勒和宠物犬不得不说的故事，为反法西斯心理战立下了大功。所以，1945年，作为从龙功臣的RTL成为了第一批可以复播的欧洲电台。进入1950年，RTL光在法国和比利时时就已经获得了近2000万听众，商业和文化都无比成功。

然而，时间到了1955年，这故事就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二战以后，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法国执行严格的媒体管制，私营广播被绝对禁止。所以，有志于此的豪杰们纷纷在边境地区开设海盗电台。其中的一些人就在法国和卢森堡的边境，开设了一家名为“欧洲一号”的海盗电台。

由于不受管制，欧洲一台可以放飞自我，啥活都敢整，啥话都敢说。RTL跟他们一比都算是清心寡欲的。相比之下，已经上了事业编的RTL就显得十分没活了。很快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面对严峻的形势，董寿的主席塔布伊斯和总经理佩尔维商量了半天，却想不出啥好办法。原因很简单，此时的RTL虽然是个私人电台，但已经高度体制化。拼创意比尺度都不是欧洲一台的对手啊。

说到这里，塔布伊斯有了一个灵感：“别的活不敢整，欧洲一台那个挑战赛，咱们还是可以学一下的吧？”所谓挑战赛，是欧洲一台最近推出的王牌节目，叫“花式挑战赛”。大体就是定期出个刁钻的题目，邀请听众参与，只要完成就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比如大胃王挑战赛、规定时间寻宝赛等等。放在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司空见惯，但在50年代确实很有新意。

塔布伊斯认为，这种挑战赛不会引发政府监管。而且，RTL的体量比欧洲一台大得多：“我的设备比你好，奖金比你多，如果我也搞挑战赛，一定比欧洲一台那些小游戏更有流量。要活，得有活！”

那么，RTL要做点啥样的挑战赛呢？塔布伊斯认为，既然要流量，肯定要做那种轻易完不成，甚至无法完成的内容，把奖金标得高高的，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宣传效果。

于是，1958年春季，RTL推出了自己的挑战赛内容：赤道运冰挑战赛。挑战赛的内容是：从北极将冰块运往赤道，每抵达一公里就可以获得10万法郎的奖金，不设上限，就看你有没有本事。

彼时的10万法郎可以在法国买上几平米的房子。这个单价绝对堪称一笔惊人的奖金。然而，当RTL奖金如此丰厚的挑战赛公布后，却迎来了滔天骂声。广大听众纷纷表示：“你要是玩不起就别玩，凭着死出更谁呢？”

之所以听众会有如此反应，原因是在这次挑战赛中，RTL还规定了其他条件。首先，在运冰过程中，运输者不能使用任何制冷设备，想用冰箱是不可能的。其次，不能使用空运，海运也只有在必需的情况下才可以。简单地说，只能陆运。

从北极到赤道，距离有上万公里，中间还得经过撒哈拉沙漠。就那大骆驼来了都呲牙的温度，一路陆运，别说冰，水蒸气都得化的没影了。所以，这个满腹心机的挑战赛内容公布后，大家纷纷谴责RTL毫无诚意。而RTL的高层也是毫不在乎，他们深刻领会了黑红也是红。顶着铺天盖地的骂声，RTL不仅不停止这个有口皆碑的挑战赛，还到处宣传，并且嚣张地表示：“不是我没信誉，谁让大伙没能力呢？”

RTL的总经理佩尔维更是嚣张地对法国报纸说：“都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这连着几个月也没人应战，看来西欧真是没啥能人啊。这样吧，我们让一步，以前只有听众可以接受挑战，现在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奖金不设上限，就怕没人有本事拿呀，哈哈哈。”

随着报纸的宣传，各国人民纷纷对这家只顾炒作的无良电台咬牙切齿。RTL的嚣张姿态甚至传到了北欧。1958年12月4日清晨，一个名叫比尔格·纳蒂克的挪威人，在吃早饭时漫不经心地打开了报纸。当看到了运冰挑战赛的内容时，纳蒂克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他立刻坐直了身体，逐个单词检查无误后，纳蒂克自言自语地说道：“天上居然有这种好事？”

格拉斯瓦特公司的异军突起

放下饭碗，纳蒂克一路冲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急吼吼地叫来秘书：“把厂里所有的工程师和测算专家都请到会议室，15分钟后开会！”

是的，纳蒂克是一家叫做格拉斯瓦特的公司的总经理，而这家挪威企业只有一项业务：生产玻璃棉。在50年代，玻璃棉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这是一种密度小、耐腐蚀的玻璃纤维，阻燃性极佳，隔音效果很好。最重要的是，保温。由于可以极大地延缓热交换，玻璃棉是极佳的保温材料。至于说保高温还是保低温，则完全取决于里面放的是啥。

作为总经理，纳蒂克十分了解玻璃棉的保温原理。所以，当他看到这厢运冰挑战赛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事能干！无论能不能拿到奖金，只要成功就会有巨大的广告效应。

很快，工程师们走进会议室，纳蒂克直入主题：“请大伙过来是想算一件事，如果使用我们厂的产品，在不使用制冷设备的情况下，把一块冰从北极运到赤道，损耗率是多少？能不能控制在30%以下？”

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有人提问道：“经理，你给的条件太模糊了，没法算呐。你得说说冰块体积多大？那么长的运输距离，冰块体积会直接影响融化效率的。”另一个工程师也附和说：“还有环境封闭因素，如果只用我们的产品，不进行密封的话，热交换依然会很频繁，除非那块冰有几十上百吨。”

于是，纳蒂克直接把带来的报纸递了过去：“就是这么个事。我觉得RTL那帮人根本就不懂行，如果我们能接下这个挑战的话，赚他几亿法郎不成问题。”

几个工程师把报纸传阅一圈，大伙瞬间来了精神。“老大，你放心吧，这事咱们公司绝对能干，我们必须把这笔奖金给拿下！”

很快，工程师们就开始了计算工作。几天以后，大家得出了结论：如果冰块重量大于一吨且小于五吨，使用玻璃棉包裹且密封达标，那么30天的融化率应该在10%左右，绝对错不了。

那么，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就摆在了纳蒂克面前：上限5吨，折损10%就是4吨半，以每公斤10万的单价乘一下，4.5亿法郎！这还不起飞呀？

于是，激动的纳蒂克赶紧追问：“方案做出来了吗？”汇报的工程师说：“大致做了一个，但具体执行时肯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困难，毕竟是1万公里远征，横跨十几个国家，一路押运车队可是个麻烦事啊。”

纳蒂克沉吟一会：“这事不难，去把熔炼车间的机械工程师克莱文找来。”

作为通辽宇宙事业编，工程师在我们的故事中一直是个万能职业。而西弗特·克莱文的一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24年，西弗特·克莱文出生于挪威的一座小镇。虽然后来成为了工程师，但克莱文从没染上过赌瘾。他学历一般，智商有限，不是什么985、211那种名牌大学毕业，只不过是“澡堂小选”的机械工程系而已，履历看起来非常平常。

然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认识克莱文的人都认为这位大哥当工程师屈才了。在生活中，克莱文是做事谨慎心又细，笑容满面又有活力，助人为乐热心肠，社交场合上创奇迹。在挪威这么个爱人遍地的地方，克莱文居然是个罕见的社牛。由于社交能力过于出色，因此在身为工程师的同时，克莱文还兼着厂里的业务员，号称没有拉不来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克莱文身体素质还贼棒，酷爱户外旅行，属于是社牛外向身体棒，野外旅行是强项。所以，当纳蒂克琢磨谁能当领队时，第一个就想起了他。

挑战赛的波折与克莱文的智慧

几分钟后，克莱文走进会议室：“老大，你找我？”纳蒂克一五一十地把情况介绍了一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觉得只有你能镇场。所有费用公司报销，而且只要办成，奖金分你个1亿法郎也不是不可能。一句话，干不干？”

克莱文头点得跟啄木鸟一样：“干，当然干！别说公款出差，就是公款出国我也愿意啊！”“不过……”纳蒂克一皱眉：“有困难？”克莱文说：“不是，我在想，那RTL也没说只能运一块吧？他们不是说不设上限吗？如果咱们整个车队运他个十块……”纳蒂克挥挥手打断：“那就能把RTL给坑破产，等于逼人家反悔。咱们一毛钱都拿不到。反正是一场炒作，咱们还是适可而止吧。奖金只是添头，最后有没有都说不好。你就当一次宣传活动来办就行。”

走出会议室后，克莱文找了个小咖啡馆，边看材料边琢磨从哪入手。1万公里长征，没钱肯定是不行的。此时，克莱文突然想起纳蒂克最后的那句话：宣传活动。“哎？如果是宣传活动，那我似乎并不需要花钱呐！”

第二天，克莱文来到了壳牌石油的本地办公室。由于业务往来，克莱文跟当地负责人很熟。俩人碰面后，克莱文直入主题：“你看过报纸上那个著名的运冰挑战赛了吗？就是卢森堡广播电台的那个。我们公司打算接下这个挑战，全当打广告了。这一路下来，宣传效果肯定爆炸，你们想不想掺和一脚？”

壳牌石油的负责人也是老江湖，这一脚不能白掺和吧？克莱文点头：“那当然。不过也不需要投入很多。运冰需要用车，用车必然烧油。你们的供应站遍布全球，帮衬一把，我接受采访时提一嘴出处。跨两大洲都能补给得上，这广告效果强吧？你们真不吃亏。”

壳牌负责人一听这话，当时就不困了，表示：“我立刻给总部打电话，只要你们的宣传效果足够，不仅来回的燃油我们包了，连润滑油我们也寄送！”

几个小时后，克莱文心满意足地离开。很快他想到：既然燃料能拿到赞助，那么卡车、食品、工具等一切物资，应该都可以拿到赞助，甚至顺利的话，我们会不会一毛钱经费都不用出？

于是，克莱文立刻联系了几家媒体：“RTL那个运冰挑战赛，我们公司接了！而且有把握成功！只是这一路需要不少经费和物资，只恐财力不足，现诚邀各路豪杰共襄盛举。大到载货重卡，小到背心护甲，都可以赞助。运冰大舞台，有钱你就来！”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欧洲都疯了。海量的电话打爆了克莱文的热线，其中西欧国家尤为热情。说来原因也很简单，由于RTL之前那波嘲讽太拉仇恨了，全欧洲的听众都看RTL倒霉。导致各大企业毫无怀疑此行的宣传效果。来自西欧各国的数十家企业，将资金和物资不要钱似的扔给了克莱文。

为了争夺载货卡车的赞助权，法国雷诺公司和瑞典斯堪尼亚公司杠了起来。只要用我们家的产品，别说车白运，我们还倒给你们钱。眼看着两家互相加价，宛如拍卖会，克莱文受宠若惊。最终，虽然雷诺给的更多，但出于民族感情，克莱文还是选择了斯堪尼亚。

短短几天之后，克莱文就集齐了所有车队所需：车、油、人、钱全部就位。在各路赞助商的保送下，克莱文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冰川学者，请对方亲赴北极考察，看看从哪能凿下一块5吨的大冰下来。

然而，就在克莱文跟冰川学下提好了要求，满怀期待地准备行动时，一名赞助商突然拿着报纸找到了克莱文：“你们接受挑战的事炒得太热了，RTL反悔了！”

听了这句话，克莱文眼前一黑。自己拉来这么多赞助，这都半年了就宣传我呀，离谱的收尾。就是他们要反悔！

说来，这事克莱文确实也有责任。在他大举拉赞助之前，RTL也知道世界上有保温材料，但完全不知道性能这么强。而克莱文高调拉赞助的事情，很快就引来了RTL的关注。“不对呀，这哥们看着他这么自信，给人的感觉好像成功的把握很大呀，比真是有些什么世外大能吧？”

看着克莱文自信满满的样子，RTL的高层开始犯嘀咕了。很快他们买来了格拉斯瓦特公司的玻璃棉，开始做测试。没过几天，材料专家给出了结论：这种材料的保温性能极为出色，简单估计，20天内的融化率至多不超过25%。

其实，直到此时，RTL还是没想要反悔。虽然可能付出一大笔奖金，但自己作为媒体还是想要点脸的。更何况这次活动的关注度很高，自己全程独家报道，靠广告费应该也能挣回不少钱来。

可是，很快有媒体采访了克莱文找来的冰川学者，对方给出了这次运冰计划的重量：5吨。当听到5吨的重量时，RTL放下的心终于悬着了。按照自己定的标准，5吨冰块，至少4亿法郎的奖金。别说卖广告，卖屁股也给不起啊！

当确定克莱文准备运5吨冰块后，是否反悔，对于RTL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自己之前环欧洲拉仇恨，到处吹牛，如今事到临头要反悔，这不得让观众们骂死呀！

为了找个合适的借口，RTL的高层们愁得直撕牙。在翻遍了所有文件后，终于，总经理佩尔维找到了一个漏洞：公证文件有效期。简单地说，在搞这个挑战赛时，RTL实际上是没有设置活动有效期的。但是，在找公证处公证活动时，按照卢森堡公证处的规定，其公证证书的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而再克莱文等人宣布接单时，公证证书已经过期了。

很快，RTL的高管们热泪盈眶地对公众宣布：“由于公证文件过期，运冰挑战赛自动取消。此举合理合法，谁让挪威那帮人不早点行动呢？”“你说这事闹的，本来我们还准备了一大笔奖金呢，可惜没机会发了，都怪公证处规定的时间卡得太死。这可真不是我们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放屁蹦锅，没有信誉啊！”

当RTL的声明发布，全欧洲的听众都快把他们骂化了。从里斯本到东柏林，RTL的恶名无人不晓，连印度都有人骂他们不要脸。不过，RTL此时的立场十分坚定：“我们绝不能为了脸就不要钱，骂就骂吧，噎死停！”

眼看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现在压力来到了克莱文身上。奖金已经没了，这趟旅行咱还走不走呢？由于局势骤变，六神无主的克莱文只能找老板纳蒂克商量：“老大，RTL那帮人脱了口了，咱们这趟还跑不跑啊？”

纳蒂克沉吟片刻：“你拉来的赞助能覆盖成本吗？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需要往里贴多少钱，你算一下。”于是，克莱文拿了张纸，粗粗一算后对纳蒂克说：“别说不用掏心掏肺，刨除所有的成本，咱甚至都还能剩点。”

纳蒂克一拍桌子：“那就没啥可犹豫的了，干！从你拉赞助开始，公司产品的销量就蹭蹭涨。本来赔点我都认，何况还有盈余，全当打广告了！”

听到领导这么说，克莱文也来了精神。既然结果已经不跟奖金挂钩，那咱们也没必要抢时间。路线改一改吧，在欧洲多走几个城市，把广告效果整足。没准各地的文旅局也能给点赞助，咱能多挣点啊。

离开领导的办公室，克莱文赶紧把挑战继续的消息通报给媒体。同时，他一边修改路线，一边等着冰川学家的消息。1959年1月17日，冰川学家给克莱文打来电话：“目前最方便的取冰点，在斯瓦尔巴群岛的迪斯冰川。但是，一次性取出5吨冰块恐怕有难度。会不会引起他方先不说，工具又没出招，体积太大了。如果拿小型工具一点点抠，恐怕要两个月，你那能等吗？”

克莱文赶紧说：“大哥，等不了，延迟两个月去非洲就是夏天了，冰块可能融化的更多，我们必须尽快出发。”冰川学者叹气：“那咋整？”克莱文试探性地问：“反正现在重量跟奖金也不挂钩，5吨不行，要不咱们3吨？”冰川学者说：“没用的，一样没有合适的工具。”

此时克莱文突然眼前一亮：“对呀，工具！挑战中只说运输过程中不能用制冷设备，没说准备阶段不让用吧？咱们就用现在的切割工具，整一堆小冰块码起来，然后用水泼上，第二天不就是一整块了？”

就这样，克莱文带着自己的探险队正式出发了。1959年2月，克莱文等人到达冰川，用泼水法冻结了一块3050公斤的超大方形冰块。为了放置冰块，克莱文定制了一个巨大的金属容器，将冰块紧紧地放了进去。

在容器的内壁是壳牌石油提供的沥青材料，贴着沥青材料的是木板。这些材料都可以延缓热交换，而在容器中的所有缝隙里，克莱文都用格拉斯瓦特公司的玻璃棉填满。同时，在容器底部，设计师们设计了一个带着水龙头出口，这样可以方便克莱文随时掌握冰块的融化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运冰之旅：从北极到赤道

复杂的准备工作结束后，巨型冰块正式封装完毕。1959年2月22日上午，在当地市长主持的仪式结束后，车队在全欧洲的关注下正式出发。除了运冰卡车外，车队还有一辆中巴和轿车随行，上面装着工作人员、物资和摄影师。他们的第一站是挪威首都奥斯陆。

由于不再有时间压力，克莱文等人相当轻松。一名摄影师提议说：“咱们到奥斯陆多买点好玩的东西吧，免得旅途寂寞，我看卡车上还有空间呢。”克莱文摇了摇头：“不行，那些空间还有大用。”

当车队到达奥斯陆时，第一站就是挪威最古老的奥斯陆大学。在奥斯陆大学的欢迎仪式上，校长给了运冰车队一项重要委托：将300公斤的稀缺药品送往加蓬兰巴雷的阿尔伯特·施怀哲医院。作为著名的非洲圣人，德国人施怀哲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非洲的医疗事业。他在听说非洲人民饱受疾病痛苦后，自学医，和妻子一起前往非洲，兴建了施怀哲医院，在加蓬为当地百姓免费看病。施怀哲医生就此负伤，是茨威格和罗曼·罗兰的密友，于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由于施怀哲医院是完全免费的，因此其药品全靠外界赞助和施怀哲自筹。克莱文带去的药品将会对施怀哲有巨大帮助。

从奥斯陆出发后，在瑞典和丹麦人民“不来不是北欧人”的威胁下，克莱文的车队在两国绕了一大圈。以哥本哈根为起点，车队开始了欧陆之旅。在德国汉堡和科隆，荷兰的海牙，运冰车队无论走到哪，都会有大批的民众上街围观，各地媒体也疯狂报道。克莱文每天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俨然成为了明星。

当车队到达比利时边境时，车队后面跟随的记者已经摩肩接踵。在边境关口，克莱文跳下车，一脸微笑地走到海关前：“你好，过境。”海关的女办事员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著名车队。“哎呀，大明星啊，这是运冰车队吧，克莱文先生？”克莱文连连谦虚：“哎呀，没那么夸张，就普通公民而已。这是过境文件，要合影吗？”办事员开心地说：“真的可以吗？我办完就可以拍照。”克莱文微笑点头：“您放心，我们有最专业的相机，自带美颜效果。”海关小姑娘顿时心花怒放，咔咔一顿盖章后说：“行了，人员过境都搞定，货物申报单呢？”

克莱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货物？什么货物？”办事员也很疑惑：“冰块啊，你们不是要往赤道运冰块吗？”随后这姑娘作恍然大悟状，压低声音说：“不会已经化没了吧？”克莱文赶紧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冰块只是道具，不会出售，所以应该不算商品吧？我们在其他国家都不需要申报啊。”

办事员有点无奈：“咱们比利时海关跟别国不太一样，装那么大一车肯定要算货物的，跟是否出售无关。”克莱文：“啊？”办事员：“嗯？”这回克莱文的冷汗下来了。按照欧洲惯例，货物申报要从起始点发起，想补就得原路返回挪威。如果这样来回一折腾，整个计划非泡汤不可。

思前想后，克莱文决定发挥特长。他对女关员说：“我是老面啊，这趟活动你也知道，全球瞩目啊，几十家媒体盯着。我们走私肯定是不可能的。你就通融通融呗，哥哥带你上新闻事情呗。”办事员一脸为难：“哥啊，不是老面不给面子，实在是职低权小，真不敢呐。上新闻时爽一时，丢饭碗可是要毁一世的。”

克莱文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于是说：“要不我把你们领导找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大约十几分钟后，一个穿制服的胖子冲冲赶来，自我介绍是比利时海关负责人。双方在媒体的见证下开始亲切友好的交流。面对克莱文的请求，海关负责人表示这实在不好办。“我们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未申报货物，制度是死的，我也很难。我不能因私废公啊。”

克莱文被搞得无可奈何，于是对胖官员说：“要不您帮我联系一下挪威大使馆，我让那边走走外交渠道。”大胖子打起机关枪：“没问题，跟我到办公室打电话吧。”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办公室，在关上门后，大胖子突然画风一转：“其实吧，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克莱文一听这话，顿时来劲了。“嘿，听这话头，这是要索贿啊。老乔挺精啊，当着媒体装正经，我进屋里才敢开口。”于是他赶紧问：“有什么办法？您给指条明路。”

大胖子哈哈一笑：“货物申报嘛，归根结底防的是走私。我也相信车队不可能走私，那么多媒体盯着呢。可光相信没用啊，海关讲的是工作要留痕，做事得有证据。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单子也是可以的。”克莱文听得云里雾里，实在听不懂对方的意思，于是试探性地问道：“您的意思是，在比利时境内要全程录像？”大胖子嘿嘿一笑：“不只要录像，还得有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大家都好忙，没办法，我就勉为其难跑一趟吧。哎，这可是灵活执法，下不为例啊。”

听到这，克莱文的心里五谷杂粮。“你特么想蹭热度就直说呗，绕这么大一圈干嘛？”克莱文立刻点头答应：“实在太感谢您了！”“没问题，我这就跟摄影师打招呼，让他重点记录您的工作过程，一定帮你好好出把大名。”“不不，好好记录工作。”

就这样，运冰车队中多出了一个比利时大胖子。从进入比利时境内开始，这个海关官员就跟好奇宝宝一样问东问西，并且在所有采访摄像中抢镜头、占麦克，直到车队离开边境才依依不舍地与克莱文惜别。

离开比利时后，为了表示对RTL的报复，克莱文让车队故意没走卢森堡。进入法国后，克莱文被法国佬的热情程度震惊了。法国政府派出了大量警力，接力式开道，一路护送车队到了巴黎。在巴黎，市政厅为车队规划了复杂的路线。既然都凯旋门了，为啥不去荣军院？荣军院都有了，埃菲尔铁塔也就不远了。埃菲尔铁塔都到了，那卢浮宫不去一趟说不过去吧？卢浮宫都去了，那多哥巴黎圣母院还差啥了？再把巴黎的各大景点打卡一遍后，等车队又停下来时，天都黑了。

法国政府为车队举行了隆重的晚宴。一顿暴出雪恨般的干饭后，觥筹交错的车队于第二天出发。下一站马赛，他们要前往法国南部，准备进入非洲。

当3月的阳光照上甲板时，克莱文的运冰车队已经到达了阿尔及尔。当巨型起重机将卡车吊上陆地时，各国记者都一脸期待地围观着那块已经到达非洲的巨大冰块，想看看它究竟融化了多少。在队员的簇拥下，克莱文来到卡车前，将量杯放在龙头下面，打开龙头，一股水流涓涓流出，但流速很慢。几分钟后，水流静止。克莱文向四周展示了一下：4升。

当克莱文展示量杯时，远处的RTL记者一阵后怕。经历整个欧洲大陆的行程，这块3吨多的冰块只花了4升。如果RTL没有及时反悔的话，它的死状将超乎你的想象。

将量杯交给工作人员后，克莱文跳上卡车准备出发。这时候，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佬过来敬礼：“法国外籍军团少尉施耐德，奉命带队进行护送。”克莱文非常疑惑：“哎？之前不是说警察护送吗？怎么派军队来了？”德国佬叹气：“这边正在闹独立运动，治安非常乱，警察没法分身，只能让我们跑一趟。”

克莱文耸了耸肩，对于如火如荼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他并不了解。他更不能理解的是一个德国佬为啥要给法国军队打工。在路上，这位施耐德少尉健谈地完全不像个德国人。当车队到达撒哈拉沙漠边缘时，前方已经没有肉眼可见的公路。在进入沙漠前的最后一次物资清点时，施耐德少尉走到克莱文身边：“我们只能送你到这了，祝你们好运。”

克莱文有些不舍：“非常感谢这一路的陪伴。冒昧问一句，是因为你有新任务了吗？”施耐德摇头：“那倒不是。主要是前面的沙漠里有不少游击队，会攻击一切跟法国有关的东西。我穿着法国军装，再护送下去，反而会给你们惹麻烦。”克莱文大惊：“啊？可我们车队的涂装都是法域。”施耐德微笑：“所以才祝你们好运呐。”

克莱文脸都绿了，赶紧问：“您觉得游击队攻击我们的概率有多大？”德国佬保持微笑：“本来不大，也就50%左右。”克莱文两腿有点发软：“50%还不算大呀？等等，什么叫本来？”施耐德淡定地说：“你不用太害怕，如果你没带他们急缺的东西的话，被攻击的概率就不大。比如说你们没带什么药品之类的吧？”克莱文眼泪都下来了：“如果我带了呢？”施耐德想了想：“那就取决于游击队有没有见到你。”克莱文一屁股坐在地上：“也就是说只要看到一定就会抢？”施耐德若有所思地说：“我给你们个建议哈，如果看到游击队，不要慌。方向盘摆正，油门踩死，你就直线往前冲，哪怕爆胎也别停，拼命地向前冲。”克莱文又来了精神：“是游击队没有载具追不上我们吗？”施耐德摇头：“那倒不是，但人车摔死时，相对痛苦会少一些。”

带着上坟的心情，车队开始进入撒哈拉沙漠。从第二天开始，克莱文就恨不得扇自己嘴巴子。“我真傻，真的。我当初只道选斯堪尼亚卡车会有赞助费，我忘了我会走沙漠了。”是的，作为挪威品牌，斯堪尼亚的卡车设计非常注重抓地力。为了在雪地上不打滑，斯堪尼亚的车重极大，且抓地非常牢固。但是在沙漠里，由于沙子的松软，这种卡车几乎每开几分钟就会陷进去一次，越给油门还陷得越深。

无奈之下，克莱文只能顶着50度的高温，和车队成员们一起在沙漠里轮流解胶，挖挖走走的才能让卡车勉强行进。这种模式让车队的前进速度极慢，淡水消耗也飞非常大。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高温的沙漠里这么耽误，万一冰块化没了怎么办呢？

一周以后，车队的淡水已经几乎见底。此时，车队已经顾不上游击队了。剧烈的体力消耗和极度疲劳，让他们濒临崩溃。如果不是克莱文一直故作镇定，给大家打气，很多成员几乎想中途放弃了。

经过14天的远征，车队终于抵达贝赫贝县附近的霍加尔山。虽然还不算走出沙漠，但已经可以看到人迹。起码看到有个骆驼商队在休息，有希望了。停车以后，虽然已经没有大批记者跟随，但克莱文还是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打开阀门进行第二次融化量检查。96升。比在欧洲多得多，但融化程度依然十分可控。

半个月没见到人，克莱文当然要跟在这休息的商队套词。跟商队领头的大胡子介绍了自己车队的使命后，大胡子十分无语。“这不纯闲的没事干吗？”克莱文没法跟非洲大胡子解释什么叫营销炒作，只能讪讪地表示：“其实也挺有意义的，在赤道能见到自然冰很稀奇吧？”大胡子也不好多加点评，岔开话题聊起了沿途见闻。这下克莱文就不困了，轮流原了一通猛追。讲述自己千难万险的沙漠旅途，结果没几分钟，大胡子就被吹懵了。“等等，你是说，你们这十几天一直白天赶路，夜间休息？”克莱文点点头：“对啊。”大胡子扶额：“要是你也可以试试白天在绿洲里休息，躲避50度的高温，夜间凉快些再赶路呢？”克莱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沉默了几秒，他强行挽尊地说道：“不行吧，夜间视野也不佳，万一撞上……”大胡子打断了他：“这里是沙漠，你能撞到什么？”克莱文用手捂住脸：“我明天就改过来。”

第二天清晨，克莱文还是如常率队出发了。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还是用“白天摄影条件更好”说服了自己。这绝不是没苦硬吃，也不是哥们没有经验，纯粹是为了宣传做的妥协。我们的抉择没有错，我们吃的苦是有必要的。

又经过两天的跋涉，运冰队终于冲出了撒哈拉，沿途也有了公路的痕迹。大伙下车疯狂庆祝。摄影师感慨地说道：“半个月居然没遇上游击队，真是个奇迹。”其实这事跟奇迹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证明，八卦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刚需。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早就通过报纸听到了运冰车队的世纪。他们一直在打赌，冰块到了赤道还能剩多少。

挑战的成功与后续影响

1959年3月15日，车队抵达了倒数第二个停靠点：加蓬兰巴雷。在那所著名又简陋的医院门前，84岁的施怀哲正在等待着他们。对于这位传奇人物，我们很难简单地定义。施怀哲拥有堪比特鲁希略的众多头衔，他是博物学家、神学家、音乐家、作家、哲学家、人道主义者。而在非洲，他是个广受爱戴的医生。但是，这位医生直到逝世福昌的医生身上也同样有不少的争议，他对非洲的态度又带有一些欧洲人特有的傲慢。无论怎样，1959年的施怀哲已经是举世瞩目的传奇。

克莱文收起了以往的戏谑态度，将带来的药品搬进了医院的仓库，然后才到了餐厅，陪着老爷爷坐下。彼时的施怀哲虽然年逾八十，但精神头依然很好。很快就和车队的成员们热络地谈了起来：“你们来的那条路我也走过，骑骆驼，那时候我非常年轻，连驿站都还没开始。真是个美好的年代啊。对了，如果你们还有空闲时间，可以试试乘木筏，从奥果韦河逆流到我这来，沿途风景非常漂亮。当初就是贪图着那些美景，我才把医院设到这的。”

望着这个在非洲待了大半生的男人，克莱文饱含尊敬地送给施怀哲一份私人礼物：从挪威带来的鳕鱼干。看到了鳕鱼干，施怀哲笑得眯上了眼睛：“要是你们每年都能跑一次就完美了。当然了，我主要是为了药品。”

告别了施怀哲后，克莱文的旅程已经进入尾声。最后一站是加蓬的利伯维尔。在中点，公司和赞助商已经提前准备好仪式，克莱文特意放慢车速，像施怀哲所主导的一样，都留意两边的风景。

1959年3月21日，运冰车队终于到达了利伯维尔。此时加蓬还没有独立，利伯维尔只是一个3万人口的小镇。黑叔叔们无法理解什么是营销宣传，出来围观的人很少。因此，当卡车缓缓地停在提前标注的赤道点时，欢呼声并不大，但克莱文并不在意。他跳下车与每个伙伴热情拥抱。历时27天，行程1.2万公里，这次没有奖金的挑战赛，他完成了。

虽然沿途一直在监测融化量，但最终答案的揭晓依然令人振奋。终于，到达终点的车队成员们打开了密横的包装。一块散发着寒气的巨大冰块，就这样出现在大家面前，仅仅凭肉眼看，缩小并不明显。

经过称重，剩余冰块的重量为2714公斤，运输损耗为336公斤，融化率约11%。如果RTL没有反悔，他们就要付2.7亿法郎。

就在队员们疯狂庆祝的时候，提前抵达的格拉斯瓦特的法国代表冲了过来：“赶紧把冰块盖上，恢复密封！戴高乐总统也看到挑战赛的新闻了，他让你们把冰块拉回巴黎，他将在凯旋门亲自迎接，那将是一次更盛大的宣传！”克莱文和大伙对视一眼，传达的内容相当一致：法国佬确实闲得够呛啊。但是，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做了同一个回答：“不去！”

克莱文大笑着说：“太累了，实在挣不动了。这些冰还是留给赤道的朋友们吧。”说完，运冰队的成员们七手八脚地爬上卡车，用各种工具开始刨冰。在50年代的利伯维尔，没有冰箱的加蓬居民们大部分一生都没见过冰。这罕见的物质让全城的百姓们蜂拥而来。大家共同畅饮了来自北极圈的冰水，这感觉让很多加蓬百姓记忆终生。

就这样，这次举世闻名的运冰挑战赛结束了。克莱文收藏了一块小冰块带回了挪威。在最后纪录片首映式上，克莱文将这些小冰块放进了记者们喝的饮料。由于活动带来的巨大宣传效应，从1959年开始，格拉斯瓦特公司的营收开始爆炸式增长。1979年，奥斯陆的市场营销协会在纪念运冰挑战赛20周年时，将其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宣传噱头”。

至于RTL，虽然这次出尔反尔让公司的信誉跌进了马里亚纳海沟，但RTL并没有就此完蛋。反而在60年代的大改组后，将重点放在了德语节目上。1981年，在法国批准私营广播后，RTL重新迎来了黄金时代，成为了欧洲家喻户晓的广播电台。

至于克莱文，在之后的人生里，克莱文拥有平淡而完美的人生。他的朋友遍地，家庭美满。多年来他一直热情的参加各种慈善行动，作为义工活跃在各种现场。克莱文最终于2014年去世，享年90岁。在慈善活动中，克莱文经常引用马克·吐温的话：“如果每日沉溺于邪恶，终会枯萎。若努力寻找善良，总能绽放。”

在晚年，当克莱文回忆起那次奇妙的旅程时，他说：“相较于成功的宣传，我更喜欢的是旅途中那种不确定的充实和美好。”

勋宗末年，苏联朝纲紊乱，法纪背驰，各级官员蝇营狗苟，尸位素餐，国是民心日益衰微。勋宗15年，渔业案发，苏联克格勃及检察院联手执法，兴起大狱，众多官员纷纷落马。然渔业大案，查至所契，所契有司却阳奉阴违，按下奸计，致使一时波谲云诡，调查组茫无头绪。

值此艰难时刻，检察官卡林琴科献上奇策，以引蛇出洞之计，又出靠山，洞察所契迷局，谁为魁首？调查组长齐鲁克一计奇谋，未几，果得真相。所契之局，皆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所制。梅杜诺夫，其人骄横跋扈，权势滔天，时人称之为“库班之王”。

（背景音乐）

当听到梅杜诺夫这个名字时，齐鲁克倒吸一口冷气。在苏联，梅杜诺夫这个名字的杀伤力确实太大了。

1931年，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出生于沙俄帝国杰列克特地区的一个小村。父母都是铁路电报员，在沙俄社会里，梅杜诺夫的出身算是不错的。他的父母跟另一户同事有通家之好，而那户人家刚巧也有个儿子，名字叫做尤里·安德罗波夫。不过，在梅杜诺夫漫长的宦海生涯中，他几乎从没借过光宗的名头，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

1931年大学毕业的梅杜诺夫开始当老师。1939年应征入伍，在二战中，梅杜诺夫打满了全场，到1947年才退伍。退伍后，梅杜诺夫从区委书记做起，一步一个脚印。1959年，梅杜诺夫成为所契市委书记。在所契主政期间，梅杜诺夫让所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9年，梅杜诺夫升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省委书记，同时还成为了苏共中央委员。

梅杜诺夫之所以官运如此顺畅，除了他过人的政绩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克拉斯诺达尔，梅杜诺夫有一项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有一个叫新罗西斯克的城市。这里有一个临海的小沙地，是天然的登陆场。卫国战争期间，同盟军在这里打了一场惨烈且漫长的保卫战。在这场战斗中，有21名战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可见战斗之惨烈。但是，在众多功勋赫赫的战争功臣之中，小弟战斗中也有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在战争期间，有一位政治部主任曾冒着两次生命危险来此执行党务工作。虽然在激烈的保卫战中根本没人注意这个政治部主任，但这次经历就成为了他终身难忘的记忆。他在之后直接写了一本名为《小弟》的回忆录，还被收录进了苏联课文。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笔有多么优美，但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叫勃列日涅夫。

在这种时候，梅杜诺夫的机会就来了。由于对小弟的特殊感情，勋宗上台后经常回到这里走走。而梅杜诺夫则直接在小弟立了个碑，上面详细记载了勋宗在此抱着机枪与敌血战的英雄事迹。同时让本地的每个学生都学习勋宗的英雄精神。勋宗当年蹲过的防空洞，被梅杜诺夫修复得如同原样一般，感动的老头潸然泪下，从此对梅杜诺夫格外青睐。

除了拍勋屁外，梅杜诺夫也有实实在在的政绩。在这片古称为库班的土地上，梅杜诺夫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有了长足发展。在他接手之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纯粹的农业区，而梅杜诺夫主政几年后，克拉斯诺达尔的城市化比例就从不到20%提升到50%。然而，剧烈的城市化却没有影响农业发展。1976年，梅杜诺夫答应中央，稻谷产量达到100万吨，当年就实现了计划。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克拉斯诺达尔的工业也大踏步发展。汽车、机械、水泥厂一应俱全，装备制造能力全国文明。最牛的是，在工农业大发展的同时，梅杜诺夫还搞起了文旅。在他的手中，克拉斯诺达尔的文旅事业飞速发展。除了所契这种全国圣地外，还有格连吉克和阿纳帕这种新兴的旅游城市。每年上百万的游客让本地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二、所契大案的调查与困境

~~居民们的人际交往也逐渐多了起来，大家的个人形象可得多注意。这不，还有个好消息，卖电动牙刷的那品牌方来催更了。五月一次，二月一次，每季度必出现一次，笑容牙的兄弟能处，有更新才是真惦记。产品拆开讲那样，之前已经见过乐，打个招呼吧，笑容牙外303项刷，电刷界的超人，别人刷不到的死角他都能刷到，刷一次相当于普通刷四次，确实挺超人的。看我从五月刷到现在，先用AI智能识别死角，然后加强动力，超高效刷干净。牙龈沟用60度上下大扫横扫，黄子快速先杀子后抛光，大牙窝沟用专利精控系统，强震频大扫浮，把藏在凹凸位的残渣全部震出来。后槽牙用这个可以三折叠的内关节刷头，轻松拐进去把里面的脏东西都勾出来。这套AI增强死角刷牙法，清洁度比普通牙刷高2.1倍，刷七天就能变白2.4个色阶。如果还不放心，还有语音提示你哪里漏刷，屏幕同步显示补刷区域双重保障，跟女朋友一样贴心，让刷牙覆盖率达到100%。清洁力还有德国莱茵清洁力加美国ADA口腔协会双认证，十年连续销量第一，霸榜各大平台的大牌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即可领取大额优惠，毕竟一个季度才来一次，小哥这优惠力度还是相当到位的。~~

总之，在苏联的一众地方大员中，梅杜诺夫属于是政绩十足、有能力、恭谦身来拍马屁、长袖善舞、手段很、勋勋感动日底细的实权派诸侯。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中，勋宗后期苏共内部存在一个秘密的快速反应集团。这个集团由各地的方大员组成，深受勋宗信任，是勋宗在党内地位的重要支撑。而梅杜诺夫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是有资格给勋宗上密折的。

在地方上，作为勋宗心腹，梅杜诺夫也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在他的经营下，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几乎成了半个独立王国。在苏联民间，这位库班之王有两个著名特点：其一是胆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如梅杜诺夫答应给中央上缴百万吨大米，实现手段就是把所有的小麦田全部毁掉改种水稻，完全不考虑之后的灌溉问题。第二个特点是跋扈。除了勋宗都有限忌惮，梅杜诺夫谁的面子都不给，对自己的手下动辄打骂。但是，梅杜诺夫对外却极其护短，除了他本人，任何人都不得染指克拉斯诺达尔的人事和权力。

所以，当齐鲁克知道梅杜诺夫就是莫兹利的保护伞时，他立刻意识到，这一次，检察院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

当意识到梅杜诺夫是保护伞时，齐鲁克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梅杜诺夫虽然护短，毕竟也是省委书记。莫兹利一个市委副书记，级别差这么多，凭什么能让梅杜诺夫替他出头呢？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很快解答了他的疑惑。是莫兹利的妻子瓦伦蒂娜。那女人本来是个厨娘，做的菜很合梅杜诺夫胃口，因此深得梅杜诺夫赏识。而莫兹利娶了她，自然也就搭上了梅杜诺夫这条线。

齐鲁克这才恍然大悟。然后，他低声询问纳伊德诺夫：“领导，那咱们还继续查吗？”纳伊德诺夫的声音显得十分困惑。他问齐鲁克：“莫兹利有没有触犯法律？”齐鲁克回答：“当然。”纳伊德诺夫又问：“所契干部是否存在大面积的贪污受贿、盗窃国有财产的现象呢？”齐鲁克说：“有。”纳伊德诺夫厉声说道：“那为什么不继续查？就因为对上了梅杜诺夫？检察院的职责是维护法律，他梅杜诺夫在法律面前算个屁！”

听着纳伊德诺夫坚定的声音，齐鲁克严肃说道：“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一查到底。”半小时后，齐鲁克将调查组再次召集起来宣布：“现在莫兹利背后的人现身了，是省委书记梅杜诺夫。我们追查莫兹利的申请被他驳回了。咱们这次可对上真正的大人物了。”会议是一片死寂，现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跟库班之王作对意味着什么。终于，还是齐鲁克打破了沉默。他指向了卡林琴科：“也来说说。”卡林琴科哭丧着脸说：“这回我也没招了。不能抓莫兹利，行动还得提前向联合委员会申报，这完全是死局啊！”

齐鲁克摇了摇头说：“如果长时间无法推进案情，咱们调查组肯定被解散。无论如何，咱们必须得有点动作。”卡林琴科沉默了好久后说：“我还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更外围的调查。我们不去碰干部，而是去找黑市商人。莫兹利三教九流的朋友很多，尤其跟三个黑市商人走得近。查他们，我们不需要向联合委员会申报。”齐鲁克点头：“可以，这条线我来跟。另一套思路是什么？”卡林琴科用手向上指了指：“更上级。莫兹利的朋友圈不只向下，边疆区领导也有不少关系的。只要我们逮住一个，就可以作为突破口。”齐鲁克十分无语：“你说什么胡话？人家连莫兹利都不让你抓，还想抓到省里？当库班之王不存在吗？”

卡林琴科邪魅一笑：“谁说我们要在边疆区动手呢？”说罢，卡林琴科从笔记本中拿出一张照片：“就是这个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省委常委，阿纳托利·塔拉达。他一生都在库班地区工作，先搞经济后搞党务，号称梅杜诺夫的钱包，跟莫兹利关系也不错。根据人事信息，塔拉达要高升了，他即将调往莫斯科，出任联盟肉奶工业部副部长。调任就得搬家，搬家就得带钱。莫斯科可是咱们的主场，只要他有问题，我们就能把他拿下。”

齐鲁克一拍桌子：“就这么办了！我这就去给纳伊德诺夫同志打电话，咱们集中精力对付那几个商人。”

三、突破与反击

随后的几个月里，调查组四处出击，逮捕了数名在所契活跃的黑市商人。根据这些商人的交代，又有一大批餐饮和贸易部门的官员落马。然而，虽然调查组十分努力，却始终找不到直接关联莫兹利的犯罪证据。与此同时，库班之王也频频出招，不停地指责和投诉调查组越权。在双方的热烈交流中，1980年过去了。找不到硬证据的调查组压力越来越大。

直到1981年1月7日夜，躺在床上失眠的齐鲁克突然接到电话。拿起听筒，纳伊德诺夫的声音响起：“尽快派个人回来，参与的塔拉达的审问。”齐鲁克大喜：“人抓住了，有证据了！”纳伊德诺夫呵呵一笑：“抓住了。接到你们的提示后，我一直派人跟着。上个月，塔拉达开始往莫斯科搬家，居然调动了边疆区的卡车。我请内务部帮忙以超载为名拦停了卡车，来了次突击检查。好家伙，满满一大车的珠宝、金条等奢侈品，连家具都是沙俄宫廷古董。没啥可说的，人物已经批捕，你赶快派人来审吧！”

次日早上，齐鲁克派来审讯的检察官康斯坦丁·迈丹纽克就抵达了莫斯科。在居住所里，迈丹纽克见到了气宇轩昂的塔拉达。塔拉达的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完全不像犯人，仿佛是来开会的。见到人的迈丹纽克直入主题：“对卡车上的东西，你如何解释？”塔拉达坦然一笑：“就是你知道的那样，是腐败的违法所得。”迈丹纽克没想到对方如此坦率：“你承认了？”塔拉达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个笔记本：“不只承认，差不多每一笔我都有记录。这些年的事，该有个了结了。”

望着惊讶的迈丹纽克，塔拉达的眼中闪过一丝回忆：“你知道，我就出生在库班地区，一辈子都在那里耕耘。早年那个地方穷啊，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上学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家乡富裕起来，所有人都能吃饱饭。并一直为此努力，因此走上仕途。梅杜诺夫同志到来之后，我们看到了希望。他很博学，也很有活力，从第一天就给大家规划了未来——旅游业。我们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发展旅游业要先搞好服务，而服务贵宾和一般群众，心态比显然不同。我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所有的服务慢慢都开始变味。大家想方设法的给贵宾们提供超值服务。当他们走到疗养院和招待所的房间，会一眼看到鲜花和水果，香槟与鱼子酱一应俱全，还有宴会、演出、桑拿、舞厅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接待一次高级贵宾要花上万卢布。对于原本贫穷的库班来说，花钱如流水啊。”

迈丹纽克说：“那你们肯定有所求咯？”塔拉达冷笑一声：“不然你以为库班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豪华的招待，可以让贵宾们对库班留下良好的印象。当我们申请经费、建材等各种资源时，贵宾们难道不会予以倾斜吗？虽说分配资源是领导的份内的事情，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你没点意思，那恐怕就没意思了。”

迈丹纽克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钱的？”塔拉达清楚地说：“1970年5月1日，在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后。72卢布50戈比，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以找零的名义给我的。刚开始我甚至没意识到那是受贿。从那以后，就一直有人送，我也一直收。”迈丹纽克问：“送钱的人很多吗？”塔拉达笑了：“成百上千。有时候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自己也在想，一个连吃饭都很满足的穷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现在我终于不用再想了。”

迈丹纽克沉吟片刻，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那位库班之王呢？他也收吗？”塔拉达摇头：“不知道，反正没收过我的。”迈丹纽克追问：“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塔拉达摇头：“没有。而且我认为他并不需要搞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梅杜诺夫有远大的政治前途在，没必要也没兴趣捞钱。”

迈丹纽克点了点头：“说说莫兹利吧，据说你跟他关系不错。”塔拉达冷笑：“一个人渣而已，要不是看梅杜诺夫的面子，我早就收拾他了。”迈丹纽克问：“莫兹利给你送过钱吗？”塔拉达点头：“并期送，一直送。我给你存款账户，莫兹利一直往那里打钱，不过我从来没取。”

得到关键线索的迈丹纽克很高兴：“那就奇怪了，人人都说莫兹利是个渣，为啥梅杜诺夫要这么护着他？难道他不清楚莫兹利的作为吗？”塔拉达哈哈大笑：“老领导是否清楚莫兹利的作为很难说，但我感觉，你们好像至今都没弄清楚这一系列冲突的本质。”

迈丹纽克被问懵了：“本质？”塔拉达说：“莫兹利死不死根本没人在意，但这关系到梅杜诺夫同志的权威。您应该知道，我这位老领导工作风格非常强硬。你们检察院从莫斯科派人到他的地盘，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搞事情，还跟所契侦探搅在一起，想干什么？不觉得对他是种冒犯吗？”

迈丹纽克愤怒地说：“那也至于弄死个人诬陷我们吧？”塔拉达摇了摇头：“据我所知，洛贡佐夫的死不是边疆区或所契市任何人安排的。我们只是利用他的自杀借题发挥，比如有人听到临终供述等等。”迈丹纽克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洛贡佐夫死前没有写控诉状。原来连那所谓的临终供述都可能是假的。”

在塔拉达被捕后，梅杜诺夫真破防了：“他娘的检察院！你们居然偷鸡！”他立刻向中央投诉，理由是检察院凭什么不通报边疆区就对干部采取措施。这回纳伊德诺夫可不怵了：“塔拉达已经到莫斯科履职，跟你还有啥关系？凭什么通报你呀？凭你仗恩在人载害人的脸皮够大？”

就在两边激情互动的时候，根据塔拉达提供的线索，调查组再次发动突袭。在边疆区的一个司机的住所，调查组发现了大量金币、首饰和现金。当然，这些东西并不属于这位司机，而是属于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西林。听说西林翻车后，梅杜诺夫怒不可遏，连连向中央投诉：“塔拉达还可以说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西林呢？为什么不通知？调查组的行为连联合委员会都没通知，他们想干什么？栽赃吗？”

纳伊德诺夫没给梅杜诺夫任何回应，直接向边疆区发出了公函，要求同意追究西林的刑事责任：“我这边证据确凿，你没有任何理由驳回。”此时，梅杜诺夫的跋扈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铁证如山，他居然驳回了调查院动议。理由：“西林身体不好，他病了。在医院治疗，无法配合调查。”

这样毫不掩饰的跋扈终于彻底激怒了纳伊德诺夫。在他的命令下，苏联最高检察院直接派出了人马，乘飞机到医院逮捕了西林，又空运回莫斯科审问。后知后觉的梅杜诺夫气得发疯。几天以后，梅杜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信封，西林的党员证掉了出来。信纸上是纳伊德诺夫手写的文字：“仅此呈上西林的党员证。他因受贿而被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并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

面对这极致的挑衅，梅杜诺夫没有再暴躁。他沉默地在桌前坐了许久：“纳伊德诺夫，你还不懂得力量的可怕？不要逼我出王牌，把你们全都送上天！”

四、权力的斡旋与失控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收到西林的党员证后，梅杜诺夫并未开始行动。局势平稳地度过了两个多月，双方都没有大动作。1981年6月下旬，所契又一次忙碌了起来。卡林琴科一打听，原来又要有大型招待活动了。此时在所契，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切尔巴诺夫正准备举行干部大会，全国的执法机构的高官们云集。当然，切尔巴诺夫的号召力之所以如此之强，并不只是因为他是内务部副部长，而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大驸马加林娜的老公，勋宗的女婿。

7月初，大会热烈召开。切尔巴诺夫和梅杜诺夫在会场前谈笑风生。在会场里，还有众多执法系统的高官，其中也包括苏联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是的，切尔巴诺夫组织这场宏大活动，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劝和。无论是梅杜诺夫还是纳伊德诺夫，他们与大驸马的关系都不错。在切尔巴诺夫看来，梅杜诺夫和检察院压根就没啥你死我活的矛盾，一个公事上的纠纷，你们俩至于吗？切尔巴诺夫认为，梅杜诺夫不可能是腐败分子，只是风格强硬又好面子。纳伊德诺夫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对事不对人。两人根本没啥私仇，都是我老丈人的好宗亲嘛，见面聊聊，把话说开了也就没事了。

从梅杜诺夫的角度看，他是愿意讲和的。虽然脾气暴躁又死要面子，但梅杜诺夫还算是个政治家。梅杜诺夫明白，任凭他怎么胡搅蛮缠也无法改变一点：边疆区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分子，死保他们就是与法律对抗，自己在道义上站不住。而从纳伊德诺夫的角度看，他也不反对和解。虽然副检察长刚正不阿，但也不是愣头青。谁都知道库班之王是勋宗的底细，其中还有大驸马说和。你就算要坚持原则，也得考虑一下原则本人的面子吧。所以，纳伊德诺夫接受了邀请，准备跟梅杜诺夫谈一下，让两边都能下个台阶。

在大会开始后，切尔巴诺夫按程序致辞。主要流程结束后，前来参会的高官们集体前往一个度假小镇，这才是真正开会交流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切尔巴诺夫是如何调和的，总之，在到达小镇后，梅杜诺夫就一直端着，感觉在等纳伊德诺夫向他道歉。在酒会上提了速五杯后，才把话题引到跟检察院的冲突上，表示自己历来对执法人员很尊重。铺垫半天后，梅杜诺夫在悻悻地说：“现在请那个固执的家伙来到我们面前吧！”

然后现场的人环顾四周：“纳伊德诺夫呢？”发现人不在，懵逼的梅杜诺夫赶紧让人去找。几分钟后，下属过来汇报：“纳伊德诺夫压根没来度假小镇！”这下库班之王的脸可真挂不住了：“大驸马，你看到了，这可不是我不给面子，是对方拿我这张老脸当鞋底子呀！”

那么，纳伊德诺夫为啥没出现呢？实际上，在会议结束后，纳伊德诺夫坐上了汽车，也准备出发去那个小镇。此时，所契内务部的一名副局长突然走了过来，低声说：“我不建议您去那个小镇，那是陷阱。”纳伊德诺夫大惊：“什么？”那人继续低语：“本地交警已经得到指示，会在您夜宴后的必经之路设卡拦截，以醉驾的罪名拘捕。这个丑闻会被大肆宣扬，到时候您百口莫辩。”纳伊德诺夫震惊不已，他无法确信这个说法的真伪，但哪怕存在这个可能，小镇也不能再去了。于是他果断乘车人，直接溜回了莫斯科。

那么，梅杜诺夫是不是真的给纳伊德诺夫准备了一个陷阱呢？答案是否定的。直到很久之后，这场拦驾的真相才被揭开。所契的另一名市委副书记特罗诺夫，一心想要搬倒莫兹利。而如果检察院中途而废，特罗诺夫就没有了打击对手的机会。所以，作为特罗诺夫的铁杆，这名内务部副局长直接搅黄了两大巨头的和解会议。但他当时没有想到，这次搅局会给之后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总之，由于这次搅局，切尔巴诺夫的调停没能成功。双方也都觉得自己被欺骗。到了这一步，别说切尔巴诺夫，就算是我拎俩上好奶酪，恐怕都无济于事了。回到莫斯科后，纳伊德诺夫立刻向边疆区发出了第二份针对莫兹利的动议，并附呈了大量证据，要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在另一边，梅杜诺夫更加怒不可遏。此时，苏联最高检察院的老检察长鲁坚科刚刚去世，新任的总检察长列孔科夫胆小谨慎，这更让梅杜诺夫有恃无恐。在所契，梅杜诺夫召开干部大会，大骂检察院。激烈的态度激怒了列孔科夫。于是他给梅杜诺夫打了电话，想探探口风。

梅杜诺夫有所不知，其实检察院内部也有矛盾。新任的总检察长列孔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不太对付。但他此时已经对检察院有了应激反应。因此当秘书汇报说总检察长来电时，梅杜诺夫发出了尖锐的咆哮：“让他去死啊！”不过，在冷静之后，梅杜诺夫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稍微打听了一下检察院内部的矛盾，梅杜诺夫发现，列孔科夫也许是个可以谈判的对象。因此，库班之王做出了让步：莫兹利是不能抓的，他已经关乎我的老脸。但是，这个王八蛋也确实不能啥事没有。我可以把他的市委副书记撸了，让他去学校干个闲职。

在梅杜诺夫看来，自己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检察院该知足了。然而并没有。他发现，齐鲁克的调查组依然每天忙里忙外地在调查。纳伊德诺夫每隔几天就发函要求逮捕莫兹利，自己的让步让出了个寂寞。屡次三番之后，梅杜诺夫终于狂笑起来：“老子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们还要得理不饶人？兄弟给你面子，你揪兄弟辫子？行，是你们逼我出王牌的！”

1981年9月，梅杜诺夫亲自去雅尔塔，拜见了勃列日涅夫。在简单汇报了一下地方生产情况后，梅杜诺夫话锋一转：“您知道，列昂尼达伊迪奇，我们一切都很好，但检察院却在折磨我们。人们被恐吓，以至于无法安心工作。纳伊德诺夫根本不把党的机关放在眼里，他甚至敢无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什么都不在乎！”勋宗的回答如他所料：“好的，等我休完假回莫斯科，就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你过来，我们再商量一下。”在回去的路上，梅杜诺夫心情十分舒畅。他不停地咒骂纳伊德诺夫，还信誓旦旦地跟随行人员表示：“那家伙完蛋了！老领导要把他赶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拉屎，这是注定的命运，没人能改变！”

仅仅两天之后，梅杜诺夫的王牌就显示了威力。苏联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被解职。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解释，反正苏联检察院从次以后没你这号人了，滚蛋吧！当接到通知时，一向情绪稳定的纳伊德诺夫气得心脏病发作，差点当场去世。有趣的是，就在所有人都对纳伊德诺夫避之不及，大驸马切尔巴诺夫就伸出援手，将他安排进内务部当了个副处长。虽然从正部降为了副处，但好歹比去鸟不拉屎的地方当拉屎大王强。

五、库班之王的陨落与案件的终结

失去纳伊德诺夫的支持后，齐鲁克调查组立刻陷入绝境。首先，在居住所里提供大量线索的塔拉达死了。其次，已经认罪的西林翻案了。理由还是那套：声称自己被刑讯逼供，还要反诉检察院。考虑到总检察长列孔科夫与纳伊德诺夫一直不对付，且总检察长向来以不惹事还怕事闻名，连齐鲁克自己都认为，这件案子肯定没希望了。调查组离解散不远，这场所契的案，必将以虎头蛇尾告终。

然而，在这个近乎绝望的治案时刻，一个无私的好人却出面拯救了调查组。而这个人，就是我们尊贵的库班之王，谢尔盖·梅杜诺夫。

在打出勋宗这张王牌后，梅杜诺夫已经完全确信了优势在握，没必要对检察院做任何妥协了。在他的指示下，所契市委直接给苏联总检察长列孔科夫回了一封公函：“所契市人民代表会议审查了前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关于莫兹利的呈件，认为没有理由同意追究其刑事责任。如贵处掌握了关于莫兹利的新材料，欢迎继续提交审议。”当看完这封回函，列孔科夫脸都绿了：“老子也是卫国战争的刀枪里滚出来的，这么多年只是脾气好不惹事而已。现在检察院已经退了这么大一步，你们连个莫兹利都不交，眼里还有法律吗？真以为老子好欺负的吗？”

实际上，由于列孔科夫与纳伊德诺夫关系不好，所以列孔科夫本来无意再深挖所契案。但梅杜诺夫的猖狂傲慢态度已经完全突破了检察院的底线。因此，被激怒的列孔科夫立刻向所契发出了新的要求逮捕莫兹利的公函，并且附上了全部证据。同时，列孔科夫又拨通了齐鲁克的电话：“不要撤，继续查！我给你们所有授权，不只针对所契，整个边疆区都给我查起来！援兵马上到！”

很快，来自莫斯科的大批检察官在列孔科夫的指示下，来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并且在边疆区各处全面开花。1981年10月，重振士气的齐鲁克又一次召开了调查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侦查方向。在会上，卡林琴科指出：“过去我们的斗争焦点都在莫兹利身上。我们手里的证据足够抓他，之所以没法逮捕，已经不是刑人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既然政治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那我们索性就先放放，换个调查方向。”齐鲁克点头：“你的意思是换其他人侦查？比如所契市委书记乌龙科夫？”卡林琴科摇头：“我的建议是，离开所契。我们都待了一年多了，能查到的早就查到了。面对整个地方当局的敌意，咱们很难再有施展空间。”齐鲁克问：“所以你的建议是？”卡林琴科把手指点向地图中所契上方：“这里，格连吉克。”齐鲁克皱眉：“为什么不去克拉斯诺达尔市？那里是边疆区首府，价值更大呀！”

卡林琴科说：“不要小看库班之王，经营十几年，人家连所契都能做局，首府肯定是更坚固的信息堡垒，还不如向外摸，先展羽翼，再捣核心。”齐鲁克追问：“为什么是格连吉克？”卡林琴科笑笑：“因为比较容易。格连吉克也是联盟级度假圣地，但不像所契那么致命，往来的权贵也比较少，当地的干部肯定更加肆无忌惮，肯定比这里好抓的多。”

几天以后，调查组来到了格连吉克。在这里简单查了查后，齐鲁克等人热泪盈眶：“太顺了！跟所契一比，这里简直是天堂！”此时，梅杜诺夫那封傲慢无比的回函的效果已经全面发酵。整个检察院体系已经被猫坑里面拍砖头，激起了公愤了。同时，在纳伊德诺夫被解职后，原本中立的安德罗波夫也被激怒。本来，由于与勋宗派系关系敏感，安德罗波夫并没有过多介入所契案。但眼看着梅杜诺夫无法无天的包庇行为，安德罗波夫忍无可忍。克格勃的各级特工都被动员起来，为检察院提供情报。

由于检察院已经发起了针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总攻行动，顾此失彼的库班之王根本没注意到齐鲁克的调查组溜到了格连吉克。很快，卡林琴科就找到了自己的新目标：公共餐厅信托公司经理，维拉·博勒德金娜。直到今天，关于这位铁贝拉的传说依然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在格连吉克，本地人号称铁贝拉的岗位，给个第二书记都不换。作为餐饮部门的领导，这位女士拥有远超自己收入的消费水平，以及远超自己岗位的影响力，在本地极位显眼。

经过调查组侦查，铁贝拉令人叹为观止的腐败链条清晰地展示出来。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没有礼貌。在捞钱方面，这位大姐可谓细大不捐。除了手下的各店长经理以外，连格连吉克的厨师和服务员们也定期向她上供。由于线索实在太多，调查组直到1982年都没有把证据整理完。

直到当年5月，所契那边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所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终于被捕了。虽然苏联检察院的逮捕公函被梅杜诺夫屡屡地驳回或无视，但这位库班之王此时却忽略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克格勃。检察院抓人需要行文地方当局，克格勃可不需要，先抓后审，安总特许。克格勃根据自己收集的证据，直接逮捕了莫兹利，然后将其移交给了检察院。

随着莫兹利被捕，所契的多米诺骨牌被正式推倒。根据莫兹利的交代，所契市委书记乌龙科夫很快被锁定，大量的所契干部纷纷被捕。眼看着所契的局势剧变，齐鲁克召开了调查组会议：“所契的动作太大，肯定会提醒其他城市。我们必须立刻行动，不给各地的腐败分子们丝毫的时间。”

1982年6月1日，在克格勃的陪同下，卡林琴科突袭了铁贝拉的住所。在进入后，包括卡林琴科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这确定不是个博物馆？”在铁贝拉的住宅里，有一个堪称壮观的储藏室，里头堆满了各种精美首饰、大块的切割钻石、挂满衣柜的皮草，还有琳琅满目的文物艺术品，以及足足56万卢布的现金。一句话，跟铁贝拉的储藏室一比，伊梅尔达的家都算是家徒四壁的。

在铁证如山面前，大肆诬供的铁贝拉，辩无可辩。很快交代，自己曾经给格连吉克市委书记波克金行贿1.5万卢布。锁定了一个又一个市委书记后，1982年6月15日，卡林琴科正式向上级请求，申请对格连吉克市委书记波克金采取措施。然而，此时的齐鲁克却一脸苦笑：“我们晚了一步，波克金失踪了。”

卡林琴科怀疑自己听错了：“失踪？堂堂市委书记，每天前呼后拥的，怎么可能失踪？”齐鲁克说：“据波克金的司机回忆，昨天早上他乘公务车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市，在省委大楼拜会了梅杜诺夫。一个小时后，从大楼里出来的波克金脸色惨白。上车之后，波克金让司机送自己回格连吉克市委大楼。在自己的办公室待了半个小时左右，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然后他就走出市委，司机问他打算去哪儿，但波克金挥了挥手，示意司机离开，步行着向西北走了，从此再没出现。今天上午他的家人报警，市委那边已经炸锅了。”

卡林琴科摸了摸下巴：“很明显，梅杜诺夫在波克金的失踪中绝对是关键人物。咱们可以介入失踪案的调查吗？”齐鲁克摇头：“不行。这事已经通天了。内务部和克格勃已经调集了几百人，拉网式搜索，连潜水员都上了。咱们不可能比人家手段更高，等结果吧。”卡林琴科冷笑一声：“呵呵，只怕是不会有结果了。咱们尊贵的库班之王，又可以安心睡觉咯。”齐鲁克说：“别抱怨，想想别的办法。”

卡林琴科有点委屈：“我也不是万能的呀，真没招了。调查市一级的问题不难，但每次牵连到能直接关联到梅杜诺夫的人都会出意外。人家连人间蒸发这种招都能想得出来，还有啥办法呀？”齐鲁克想了好一会：“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线索。在格连吉克之前，我在所契听到一个传闻。既然眼下没什么线索，不妨去那里不妨查一查。”卡林琴科一下来了精神：“什么传闻？”齐鲁克笑笑：“据说，70年代的时候，所契最好的海滨位置，修建了一座极度豪华的别墅。所契市委副书记特罗诺夫以为是他的政敌莫兹利的，因此就查了一下，结果很快就被警告，不要多管闲事。据说别墅主人的地位非常的高。我觉得，既然咱们没线索，不妨去那里直接抓人，带上克格勃一起，抓到是谁，就算开盲盒了。”

1982年6月21日深夜，从莫斯科赶来的克格勃特工跟调查组汇合。双方一起步行来到那座豪华别墅。两名身手过人的特工翻墙进去侦察。很快，两个人面红耳赤的出来了，连声谴责道：“他娘的，太堕落了，他们居然……”

由于看我们视频的观众中，有不少小朋友，所以我们就不详细描述里面发生了什么了。总之，在听完特工的描述后，带队的克格勃大哥大怒：“他娘的，我都没那么干过！这群同志们居然如此堕落！给我冲进去抓人！”一顿鸡飞狗跳之后，别墅里的人都被特工们按住。调查组跟了进去，齐鲁克一眼就看到了个光溜溜的熟人：“哎，卡尔纳霍夫！”

格利安·卡尔纳霍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纪委书记。作为梅杜诺夫的铁杆亲信，他是齐鲁克在联合委员会里的主要对手，结果今天居然在这碰见了。按住了卡尔纳霍夫，调查组成员大受鼓舞。此时，卡林琴科悄悄地找到了齐鲁克：“组长，咱们能不能跟总检察长请示一下，立刻授权调查梅杜诺夫？”齐鲁克大惊：“你疯了？这事总检察长根本拍不了板，得中央同意。而且我们眼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卡林琴科着急地说：“贪腐受贿没有证据，包庇滥用职权肯定够了。再不行，波克金失踪案跟他绝对有关。”齐鲁克摇头：“这些事我们无法做决定，依然要中央定夺。”

说到此，两人也只能长叹一声。随着事件的发展，果然没说卡林琴科意料。得知卡尔纳霍夫被控制后，梅杜诺夫开始慌了。此时，整个边疆区被捕干部已经达到了数百人。顾此失彼的他已经完全无法掩盖。1982年7月，双方都开始争分夺秒。检察院疯狂攻掠卡尔纳霍夫，希望他指认梅杜诺夫。而梅杜诺夫则疯狂运作进莫斯科。1978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库拉克夫去世，苏共中央曾经考虑让梅杜诺夫递补。梅杜诺夫没去，便宜了另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家伙。可是时过境迁，如今的梅杜诺夫可没有了当年讨价还价的好心情了。

据说，安德罗波夫曾经拿着文件找到勋宗，要求追究梅杜诺夫的刑事责任，但生命末期的勋宗没有同意。认为整个边疆区从一把手到基层都查掉，会影响党的威信，调个闲职也就算了。1982年7月23日，梅杜诺夫前往莫斯科，出任苏联谷物工业部副部长。对于曾经的库班之王而言，这不啻于一场彻底的政治羞辱。但对于现在的梅杜诺夫来说，别说当什么副部长，哪怕让他去当拉屎大王，他也求之不得了。

梅杜诺夫离任的同日，调查组接到通知：针对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其他不法官员的调查继续，但对于已经卸任的官员则不必追查。梅杜诺夫被保住了。对于职业生涯的又一桩没有结果的糊涂案，齐鲁克和卡林琴科依然愤怒。齐鲁克：“行，不让调查，但我请你出庭作证没问题吧？这不犯纪律吧？”卡林琴科：“当然不犯，尤其是在勋宗已经于1982年去世的情况下，就更不犯了。”

勃列日涅夫死后，梅杜诺夫再也没有了保护伞。每次公诉他曾经的下手，检察院都会要求他在证人席上见证。这位曾经的库班之王只能战战兢兢地听着那些宣判词。有次离开法庭时，库班之王甚至直接向公诉席，颤颤巍巍地询问：“我会怎样？”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将困扰他终生，成为一把永远惩罚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场被称为所契克拉斯诺达尔案的大案一直持续到1984年。最终有5000多名官员被牵连，其影响和传说也绵延至今。整起案子中，只有一个被判处死刑：格连吉克的那位铁贝拉。按说作为经济犯罪，铁贝拉似乎罪不至死，但法院还是判处了她死刑。但是，关于铁贝拉的死刑是否被执行则是一个谜案，几乎成为了俄罗斯的都市传说。不过所契案中的都市传说不止一件，那位失踪的市委书记波克金，同样下落成谜。有人说他被灭口，有人说2003年在土耳其还见过他。至于上一级自杀的区委书记洛贡佐夫，他的死因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所契方面：市委副书记莫兹利和老婆瓦伦蒂娜双双被判15年。出狱后的两人依然回到所契定居，据说生活得还不错。于是民间有人说他俩藏钱了。所契市委书记乌龙科夫被判刑13年。实际上，乌龙科夫不算什么大贪官，只不过遵守了陋规而已。出狱后的乌龙科夫回到了所契，依然受到当地人的尊重，最终于2009年去世，享年84岁。

至于另一位市委书记特罗诺夫，因为有力功表现，因此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1991年，眼看着苏共已经不行，特罗诺夫毅然退党，成为了所契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检察院方面：在所契案结束后，纳伊德诺夫于1984年官复原职，继续担任苏联最高检察院副总检察长。但是，多年操劳和心理压力已经击垮了他的身体。1987年，纳伊德诺夫因心脏病去世，年仅55岁，至今依然为人民所怀念。对于冤枉的罗森塔尔，调查组也被平反。罗森塔尔在复职后依然担任检察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了律师。2020年去世时已经是著名法学家。而下属艾芬巴赫则没那么幸运，多年来的劳累和被免职的屈辱同样击垮了他的身体。1983年，艾芬巴赫因劳累过度而脑出血去世，年仅57岁。

与他们同样被平反的，还有所契侦探。所契案全面曝光后，所契侦探们集体无罪释放，还获得了一笔补偿金，并作为勇于跟邪恶势力斗争的英雄，上了几次电视。

至于我们的最终Boss，库班之王梅杜诺夫同志：勋宗驾崩后，每个人都说安德罗波夫一定会收拾他，甚至连他自己都这么认为。但结果是，在位时间极短的戈尔巴乔夫根本没顾得上这件事。总之，梅杜诺夫于1985年退休，长居于莫斯科，最终1999年去世。随着他的死，所契案中的许多谜团永远都无法解开了。

所契案结束后，居功至伟的卡林琴科没有任何满足感。两起没有抓到真凶的大案，让他如鲠在喉。报纸上总说，这些大案是集团式犯罪，但卡林琴科自己明白，这些大案并非有一个完整的犯罪集团，而是由一个个小案件组成，是自上而下的窝案。计划经济系统的规章看似严谨，但其中的问题多到难以想象。整个系统几乎全靠bug运行。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卡林琴科不敢多想。但他知道，哪怕在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里，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都毫不避讳地讲述自己当庄稼汉，功劳四囊的故事。国家元首上行如此，又怎样让全国的干部们克己之守呢？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对于勃列日涅夫，卡林琴科有着复杂的情绪。这位领导人无数次的干预司法，让执法者永远抓不到真凶。但是，在勋宗活着的时候，自己无能为力。现在斯人已作古，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1982年12月，正当卡林琴科胡思乱想时，突然桌上的电话响起。克格勃在莫斯科查到一起严重的职务犯罪，已经牵连到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直系心腹。我们必须在内务部介入前拿到铁证，你赶紧回来！

参考资料： 卡利尼琴科1998年出版《1400亿的案件，或调查员的7060天》 亚历山大·萨金采夫2018年出版《网与剑之下》 尤里·索洛维特斯基2019年出版《矛盾的正义》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孤独相伴》】，相关的动态介绍是【本篇为神奇组织特别篇之苏联大案调查。】。

鱼案疑云

1980年6月的一个深夜，在大多数苏联人都进入梦乡时，一列火车正在从莫斯科去往索契的铁路上飞驰。 在车厢里，苏联总检察院重大案件调查员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正在惆怅地望着窗外。 从1979年接受鱼案开始，卡利尼琴科就一直十分忙碌。 然而，检察官们不辞辛苦的工作却没能换来一个好的结果。锁定了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后，检察院又发现了一笔两万卢布的赃款，与渔业部部长伊什科夫有密切关系。 但当检察院深入调查时，却被勋宗强行按了下来。 对于专案组的同志们来说，这种政治打压让大家顿时没了士气。卡利尼琴科明白，从此以后，鱼案无论审判多少罪犯，缴获了多少赃款，都不能被完全视为破案，因为案件的真相永远被掩埋了。

然而，还没等卡利尼琴科纠结多久，苏联最高检察院副总检察长，兼侦查部长维克多·纳伊德诺夫却下达了一条紧急命令：莫斯科需要成立一个的新的调查组，由检察官阿列克谢·奇鲁克带队，卡利尼琴科参与，赶快前往索契。 那里的鱼案调查组把人给逼自杀了！

(背景音乐响起) In the harshness of thunder is swallowed by moon. I came walking with the wind to watch the cactus bloom. The strange home that made only shadows dance. I fell down to a thorny brush and fell to trembling hands.

索契之行

1980年6月18日下午，卡利尼琴科跳下火车。调查组的成员们来不及舒缓一下舟车劳顿，就急匆匆地前往一家酒店。 进入大堂，一个中年人恭候已久。他看到进门的调查组后赶紧迎了上来：“你们终于来了！” 组长奇鲁克打量着四周说：“别在这儿说，去会议室，把你的人都叫上。”

两组人马很快在会议室集合，双方坐定后，奇鲁克开门见山：“罗森塔尔，你们到底怎么回事？都是老检察官了，查海洋商店为什么会查到索契市委头上？居然还闹出了人命！” 听了这句话，鱼案索契调查组组长米哈伊尔·罗森塔尔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这话我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卡利尼琴科同志在吗？” 正在一旁记录的卡利尼琴科心头一紧：“这里还有我的事儿？”他赶紧向罗森塔尔示意。 罗森塔尔说：“你还记得吗？2月7日夜间，你给我传真来一份口供。” 卡利尼琴科点了点头：“有这事儿，是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的口供，他交代索契海洋店长普鲁伊泽曾经向他行贿。” 罗森塔尔点头：“其实之前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普鲁伊泽的不法事实，加上这份口供，很容易突破他的心理防线。所以，我就交给了戈尔基·艾芬巴赫同志负责审讯，他是20多年的老检察官了，从未出过错。” 奇鲁克看了一眼艾芬巴赫说：“艾芬巴赫同志的能力和人品我们都清楚，你接着说。” 罗森塔尔叹了口气：“可人命偏偏就出在他身上，你让他自己说吧。”

艾芬巴赫颤颤巍巍地说：“当时我很感激组长给我这个机会，快退休了，需要份实打实的功劳，所以我很注意程序流程。2月8日上午，我在索契内务部的协助下逮捕了普鲁伊泽，没有任何虐待，吃过午饭才开始审讯。” 奇鲁克说：“你给他上什么手段了？” 艾芬巴赫说：“没有任何手段，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足够判他了，所以将问话重点放在了检举其他人上。这小子也知道跑不了，为了减刑咬出了不少人。” 奇鲁克说：“你就直接说但是吧。” 艾芬巴赫顿了一下：“但是，普鲁伊泽交代说，他为了跟地方政府打好关系，曾经向索契市委书记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乌隆科夫行贿，对方收了。”

现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几秒钟后罗森塔尔说：“从到索契以来，我们跟地方干部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侦查工作严格限制在渔业系统内部，地方干部一直与我们零接触。” 奇鲁克问：“所以线索指向地方官员后，你们直接展开调查了？” 罗森塔尔连连摇头：“当然不会。说句实在话，艾芬巴赫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是真不想管。我们受命调查的是鱼案，本来就无权调查地方官员。如果要去调查乌隆科夫，就必须向省级检察院申报立案处理。但我们这次是秘密调查，无权把阶段性成果进行申报。但是，如果不查乌隆科夫，将来一旦查出他参与了鱼案，我们就是渎职。” 奇鲁克听完摇了摇头说：“这确实是个难题。或者你们可以请示一下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同志。” 罗森塔尔叹了口气：“我就是这么干的，直接让副总检察长做决定。” 奇鲁克问道：“他同意调查了？” 罗森塔尔摇头：“同意了，但也完全没同意。他让我们先问问乌隆科夫本人。” 奇鲁克说：“所以呢？” 艾芬巴赫接过话茬：“所以，出于谨慎考虑，罗森塔尔同志和我共同约了乌隆科夫过来谈谈。在谈话中，乌隆科夫很惊讶，但并不愤怒，他表示自己根本不可能受贿。其实我也这么认为。” 奇鲁克很奇怪：“为什么？” 艾芬巴赫说：“我查了一下乌隆科夫的履历，这人名声很好，在乡下期间成绩出色。卫国战争时主动从军，战后以优异成绩成为了土木工程师。1949年被派到索契搞基建。在索契期间，他的工作非常出色，每年都建造了大量的住宅、酒店、度假村等等。可以说，索契有今天旅游圣地的地位，乌隆科夫居功至伟，所以他才能成为市委书记。” 奇鲁克说：“这就能代表他不收贿了？” 艾芬巴赫说：“通共长都有水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作为主管负责人，乌隆科夫如果想捞钱，一个月工资5000，一年杂七杂八到手七八个亿也不是啥难事儿。海洋商店那点钱他恐怕看不上。” 奇鲁克点了点头：“有道理。那乌隆科夫的基建工作怎么样呢？” 艾芬巴赫说：“看不出什么。60年代末他主持了全市的天然气入户，在民间颇有威信，老百姓很支持他。” 奇鲁克问：“那你们之后怎么办了？” 艾芬巴赫苦笑着说：“看他挺好说话，我就提了个要求，要求检查一下他的住所。毕竟这是最快、最直接洗脱嫌疑的办法。乌隆科夫同意了，在他家里我们只发现了一万多卢布的存款，没什么特别的。可以说，乌隆科夫至此已经洗脱了嫌疑。” 奇鲁克疑惑地说：“那就奇怪了，既然已经洗脱嫌疑，为什么还会出人命呢？” 艾芬巴赫眼神迷离地说：“从乌隆科夫家出来后，我去了一趟索契内务部。结果，在内务部给我们的办公室的桌上，我发现了一份文件，一份检举索契市委副书记亚历山大·莫兹利的职务犯罪的匿名举报信。”

谜团重重

奇鲁克一下坐直了身体：“举报信？还是在内务部大楼里？有意思。” 此时，一旁的罗森塔尔说：“何止有意思。就在艾芬巴赫同志收到举报信的同一时刻，我在路上被几个人拦住，对方声称，索契地方官员存在大量的不法行为，要求我介入，将坏人绳之以法。” 此时，卡利尼琴科提出了问题：“既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是不是协调过？你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罗森塔尔说：“我当然不可能同意，我根本没有授权！可无论我怎么跟对方解释自己是专案组，他们就是不听，非说我是打机关枪，算是把我赖上了。他们说，国家的举报程序有问题，就算去莫斯科上访也依然会发回地方核查，最后变成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之前的举报一点用都没有。” 奇鲁克大惊：“所以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了？糊涂！” 罗森塔尔连忙否认：“我哪敢呐，但也确实被绕晕了。跟他们拉扯一个多小时，我真有点着急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一般的举报流程没用的话，可以试试找内务部或者克格勃高层。” 对方领头的那叫阿杜耶夫的人说，自己没有路子，求我写封介绍信。当时我急于脱身，就写了一封给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的信，大意是请求内务部按程序发起对索契的调查。 奇鲁克点了点头：“写了封介绍信虽然不太合规矩，但也不算大错。艾芬巴赫呢？那封匿名举报信你怎么办的？” 艾芬巴赫窘迫地说：“我犯错了。拿到那封举报信后我仔细看了看，写了很多，都是举报市委副书记莫兹利的，但没啥具体证据。我想着，既然副总检察长允许我们进行问话，这事儿我还是查一查吧。” 于是我在4月12日走访了索契市霍斯丁斯基区区委书记罗贡索夫。 奇鲁克打起精神：“死者？你单独去的？” 艾芬巴赫点头：“是的。” 奇鲁克将本子合上说：“在场的都是自己人，你给我说实话，你究竟问了什么？有没有上手段？是不是一逼监控，二关门，三大甩棍，四大人了？不然那家伙为什么会死？” 艾芬巴赫都快哭了：“我对着天发誓我啥也没干！我只是问了问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副书记莫兹利的关系，以及对俩人的看法等等。对方的回答也很平常，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总共不到20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 奇鲁克有点难以置信：“那罗贡索夫怎么会死？” 艾芬巴赫无语地摊开手。 罗森塔尔说：“具体情况我们真不清楚。艾芬巴赫走后，那家伙给他儿子留了一封信，然后用电线把自己缠起来，一边大声控诉检察院逼他去死，一边接通电源，活活把自己电死了。” 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艾芬巴赫在旁边补充说：“我一个检察官的荣誉起誓，我真啥都没做，真不知道他为啥自杀，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呀！” 奇鲁克烦躁地敲了敲桌子：“我们相信你有啥用？现在索契市委已经把状告到中央了，说检察院刑讯逼供，将人活活逼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用我多说吧。” 整个会议室一片死寂。几秒钟后，奇鲁克冷静了一点说：“现在，鱼案的索契调查组必须停止工作。你们所有人要立刻返回莫斯科。至于我们，则必须想办法还你们清白。” 罗森塔尔和艾芬巴赫站起身来：“明白，我们这就去收拾。另外，拜托诸位了，还我们个清白。” 奇鲁克也站起来：“放心，只要你们没问题，这份清白就能找回来。”

送走了罗森塔尔等人后，奇鲁克又把组员们召回会议室。 “这案子迷雾重重，卡利尼琴科，你鬼点子多，你先说说。” 卡利尼琴科摸了摸下巴，站起身，在白板上贴了一张红色标签纸：“好。” “首先，我们的推理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罗森塔尔他们所说的离奇故事全是真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整个故事的核心问题在于罗贡索夫的自杀。但是，如果我们只想证明艾芬巴赫的清白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查清罗贡索夫的自杀动机，我们只需要证实两件事：一，艾芬巴赫对罗贡索夫只是走访，不是调查，因此不需要授权。二，艾芬巴赫在问话过程中没有不当举动。” 奇鲁克点了点头：“怎么证明呢？” 卡利尼琴科在白板上画了个圈：“证明第一件事其实不难。审问必须记笔录，受审人必须签字画押，而艾芬巴赫根本没给罗贡索夫记笔录，只在笔记本上简单记了几句。这可以证明艾芬巴赫根本不是正式审问。” “至于第二点，想要鉴定是不是刑讯逼供也有办法。死者是触电身亡，可以对他进行尸检。如果没有其他伤痕，至少可以证明他没有受刑。同时，如果我们能确认艾芬巴赫的行程，就可以证明他总共跟死者都没聊2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哪怕用精神攻势也很难逼死一个人的。” 听完卡利尼琴科的话，调查组里的其他同事们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第二天，调查组集体出动，很快拿到了证据。尸检证明，罗贡索夫身上没有伤痕。同时，酒店管理员和出租车司机都可以证明，艾芬巴赫和死者最多只谈了不到20分钟，基本排除心理攻势的可能性。

整理好所有证据后，奇鲁克赶快给莫斯科寄了一份。 随后他带着证据来到了索契市委书记乌隆科夫的办公室，想跟索契方面解释一下：“我们检察官真的没搞刑讯逼供，罗贡索夫的自杀与我们没有关系，能不能撤回投诉？” 乌隆科夫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奇鲁克，认真听完了他的解释，然后，坚决拒绝撤回投诉。 面对着惊讶的奇鲁克，乌隆科夫说：“奇鲁克同志，你来索契时间较短，可能还没全面了解情况。你似乎完全不知道，你的前任罗森塔尔私下违法授权一群对现实不满的社会闲散人员，恶意骚扰索契各级干部的情况。抱歉，这事儿关乎索契全体领导同志的名誉，我无法同意你的请求。”

对手是谁？

听完乌隆科夫的话，奇鲁克目瞪口呆，赶紧追问乌隆科夫具体情况。 乌隆科夫不清不愿地解释道：“索契近些年有一个自称索契侦探的小团体。他们纠集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闲散人员，到处说索契存在黑幕，还去莫斯科上访等等。这些指控完全是捕风捉影，好在没造成恶劣影响，市委宽宏大量，也没有处理这些人。但是，你们那个调查组来后，却莫名其妙地给了他们书面授权，还声称可以对所有干部调查问话。那帮家伙拿着这封信到处骚扰，屡次进逼各部门的负责人审问。罗贡索夫就是最严重的那一个，所以，他的死亡与检察院调查组有很大的关系。” 听完这些话，奇鲁克脑子“嗡”的一声。他马上想起了罗森塔尔说过的，那封写给内务部长的介绍信，以及突然出现在艾芬巴赫办公桌上的文件。很显然，调查组把事情给想简单了，这很可能是有所做局。

匆匆赶回酒店后，奇鲁克再次召开会议。 “同志们，现在的局面更加险恶。一个针对调查组的阴谋很可能已经展开。罗森塔尔他们已经掉入了陷阱，但我们却连对手是谁都没法确定。从艾芬巴赫发现举报文件，到罗森塔尔被索契侦探拦截，再到罗贡索夫自杀，环环相扣。这些线索让我们的调查陷入了达子路口。这恐怕不是什么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了。” 想到这险恶的处境，奇鲁克再次把目光投向卡利尼琴科。 卡利尼琴科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不擅长刑侦之外的事儿，但是我知道一个基本事实，规模越大的阴谋，往往程序上越简单，因为参与人数越多，出意外的可能性越大。所以，阴谋不能设计的太复杂。而若针对调查组的局里，居然出现了三条线，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尤其是自杀了的罗贡索夫，如果他真想栽赃调查组，死了就死了，还给儿子留啥遗言？直接留一封信控诉调查组不就行了？” 奇鲁克点了点头：“你的意思，这是巧合？又或者，背后不是一伙人？” 卡利尼琴科笑笑：“我也不知道真实情况，需要调查。” 说罢，卡利尼琴科拿出了三张标签纸：“罗贡索夫自杀案，我们已经查无可查。艾芬巴赫接到的那封举报信是在内务部的大楼里，牵连太多，我们不好查。现在唯一能查的，就是罗森塔尔的这封介绍信。只要能拿到原件，我们就可以证明他当初有没有违法授权。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伙索契侦探，找到那封信。” 于是调查组再次出动，在索契到处寻找索契侦探的踪影。

两天以后，组员们在会议室会合。 奇鲁克拿出了内务部给的档案：“索契侦探们的履历都查清了，是以阿杜耶夫为首的一群人。不过，这群人并非什么社会闲散人员，而是一群退休的卫国战争老兵。这群人生活简朴，作风正派，我不认为他们会设局坑罗森塔尔。他们不断地进行举报，应该是对索契的一些现象看不过去。而索契市委不处理他们，也不是因为什么宽宏大量，但惹着这群老兵个个功勋赫赫，在军队里人脉很广，他们不敢乱动而已。” 在奇鲁克讲完后，组员们也进行了汇报。结论也很简单：索契侦探们都是正派人，不像是阴谋家。但是，找不到人，这群人现在仿佛人间蒸发了，在哪儿都找不到。 人找不到，信就更找不到。调查再次陷入了达子路口。 就在调查组集体沉默时，卡利尼琴科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但这招风险很大，很可能把我们也装进去。” 奇鲁克猛然抬头：“都这样了你还有招？说说吧，总归不会比现在更糟吧。” 卡利尼琴科说：“那可不一定。” 随后，卡利尼琴科又一次走到白板前，贴上了一个红色标签，写了个单词：目标。 “同志们，我们组来索契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帮助罗森塔尔等人证明清白。” 随后，卡利尼琴科又贴上了三张标签：“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有三条线索：罗贡索夫自杀、艾芬巴赫的匿名举报信，和罗森塔尔给内务部的信。现在这三条线索全部断掉，我们的调查已经走上了末路。” 拿起了笔，卡利尼琴科在白板上画了个大圈：“现在，我们需要跳出这三条线。我们回忆一下，罗森塔尔组进驻索契，最早是来查鱼案的。他们的工作本来进行的很顺利，所有的麻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调查组员异口同声：“索契干部！” 卡利尼琴科点了点头：“对。从口供涉及了索契的地方干部后，调查组的麻烦就一件接一件。其实，经过这一系列的纷争，我们可以把怀疑范围缩小到两个人身上：口供牵扯到的，索契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那个被匿名举报信举报的，市委副书记莫兹利。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怀疑一下，是不是罗森塔尔的调查组触及了这两个人的利益，才导致他们产生了应激反应，无论如何也要把调查组搞走。而如果我们想要确定设局的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继续针对他们俩。如果我们也感受到了还击，那就可以确定，搞鬼的是他们二人之一。当然了，如果我们也被人家设局套住，下场可能会比罗森塔尔还惨。” 当卡利尼琴科的话说完，会议室鸦雀无声。 奇鲁克摇了摇头说：“这太危险了。” 卡利尼琴科说：“不然我们就只能慢慢找新线索，罗森塔尔他们等不起。只要我们组也遭到陷害，起码我们的对手明确了。大不了莫斯科再派第三组为我们善后，总比这样糊里糊涂，真相大黑一下。” 几小时后，奇鲁克拨通了莫斯科的电话。 “纳伊德诺夫同志，我需要一份针对索契官员犯罪的正式调查授权。” 当听完奇鲁克的详细汇报后，苏联最高检察院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沉默了很久，最终说了一句话：“授权可以给，压力我来扛。”

拨云见日

1980年6月28日上午，奇鲁克走进会议室。 “授权书我申请到了，我们开始干活儿吧！现在有两个关键人物，索契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市委副书记亚历山大·莫兹利。” “乌隆科夫我们没有新的线索，至于莫兹利，我看了艾芬巴赫他们的调查记录，这是个有办法的人。” 奇鲁克所谓的“有办法”，指的是莫兹利的“先兵”作风。与学霸乌隆科夫不同，莫兹利是典型的江湖派。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差，但情商却极高，在老师和同学中人缘非常好，所以一直活跃在共青团组织中。 50年代初，退伍后的莫兹利被分配到索契团委。此时正逢当地在搞大基建，人缘好、办法多的莫兹利就派上了用处。到处都稀缺的钢筋、混凝土，只有他能搞来。 两厂院极缺的鱼子酱、香槟，他总能足额供应。 ~~就像莫兹利行事靠人脉，男生想征服油腻夏天也得有硬资源，咱们的老朋友新木源男士和航海王联名的护肤礼盒就很推荐给大家了。它可以说是专为海米和单男生准备的夏日战斗装备，路飞靠伙伴征服伟大航路，单男生夏天出油长痘的痛点也得有靠谱队友来解决。新木源男士系列可是直接拿下沙利文认证，全国线上回购率第一的口碑产品。里面包含洁面、精华水、全能乳，一套就能搞定清洁加控油焕肤，让你清爽整个夏天。礼盒是深海蓝主色调，并印有草帽团成员，并附赠有独一无二的编码角色镭射透卡和电脑鼠标垫，还有隐藏款等欧皇们抽到哦！除此之外，只要下单就有机会抽中限量9张的一克足金黄金团票，收藏价值直接拉满！当然，在产品功效上，新木源实力依然发挥稳定。核心成分黑云杉控油精粹的控油力比EVA酸强13.6%，洁面乳五秒起泡，温和清洁不假滑，精华水一拍秒吸收，收缩毛孔很给力，全能乳一抹化水，控油保湿还不黏腻。一套流程下来，一整天脸都不会泛油光，油腻感少了，少年气自然就回来了。自用党可以早晚用它告别夏天油腻，送礼党更不用担心踩雷。礼盒自带高端手袋，航海王粉丝收到绝对高兴。现在下单还能领大额优惠券，普通款价格拿下联名限定款，点击评论区链接，接受你把航海王护肤冒险吧！~~

有这样的功劳打底，莫兹利节节攀升。60年代中期，他从团委直接被提拔进了市委，一路升为市委副书记，与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另一位副书记弗拉基米尔·特罗诺夫并称为索契三巨头。 总之，这是个有办法的人。 面对这样有办法的人物，调查组决定，不要再像艾芬巴赫一样找下属去走访了。万一再次自杀一个，专案都得完蛋。既然要走访，我们不妨安全一点，先走访几个群众看一看。 就这样，调查组开始下到工厂、商店、疗养院走访。内容大体都是了解一下莫兹利的风评。 几天以后一汇总，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去群众们反映，莫兹利的生活作风极为放荡，跟多名疗养院女服务员不清不楚。也有人控诉，莫兹利的家庭管理非常糟糕。他老婆瓦伦蒂娜本是个厨娘，仗着他，升为了公共餐饮部门负责人，为人十分嚣张，号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下属非打即骂，没人敢惹。 最具体的指控来自索契汽车厂的一位工人，他有明确证据证明，莫兹利长期占用两辆公交车。他这个级别明明不配专车，却长期占用国家财产。 在看完所有资料后，奇鲁克摇着头说：“莫兹利这些事儿虽然恶劣，但属于游走在违法和违纪的边缘，很难追究刑事责任，顶多是个纪律处分。” 卡利尼琴科笑了笑说：“没关系，这不还没开始正式调查嘛。咱们调查的动静够小，如果对手真是莫兹利，估计他很快就会有反应。” 果然，卡利尼琴科猜的没错。不到一周以后，调查组走访过的一名工人就向索契市委投诉，控诉自己遭到调查组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强迫他诬陷领导。 随后，索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正式发起提议，要罢免索契市检察院负责人科斯季克。 紧接着，索契市内务部、克格勃、档案局等各部门纷纷对调查组闭壁大门。要不是招待所是检察院直属，老几位恐怕都得睡大街了。 对于莫兹利的反击，调查组早有心理准备。然而，7月8日，莫斯科就传来了一个意外消息，一个“恶毒攻击苏维埃的犯罪团伙”落入法网，这帮人自称“索契侦探”。 据莫斯科通报，这群人一直在攻击索契当局。就在上周，他们居然联系上了西方媒体，造谣索契市存在重大黑幕，且向西方记者展示了一封，据称是检察官罗森塔尔的亲笔书信。 但接到通报后，奇鲁克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罗森塔尔的那封介绍信成为了西方舆论攻击苏联的工具，那就全完了。 他很快向莫斯科请求，要求参与对索契侦探的审问。 得到允许后，奇鲁克立刻返回莫斯科，终于见到了那位索契侦探的首领阿杜耶夫。这是个腰杆笔直的老汉，虽然身陷囹圄，依然气场十足。 奇鲁克开门见山：“你为什么要框骗罗森塔尔写那封信？” 阿杜耶夫笑了一下：“也不能说是骗吧，索契的那帮混蛋玩意儿确实有问题，我们只是借一下虎皮方便调查。” 奇鲁克鼻子差点气歪：“还说不是骗？你知道他被你们坑成啥样吗？索契市委告他滥用职权，搞不好要坐牢的！” 阿杜耶夫满不在乎地说：“哎呀，还以为是中央下来的大官呢，原来也干不过那帮混蛋呢，没事儿，我会给他澄清的。” 奇鲁克气得站了起来：“你现在澄清还有个屁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随着阿杜耶夫的讲述，奇鲁克总算搞清楚了全貌。 所谓索契侦探，大多数都是卫国战争老兵。这群人作风正派，对腐败官僚十分不满，而且有一定的调查能力。 比如，索契侦探们早就看不惯一些触目惊心的乱象，比如疗养院常年对高官们超标服务，据传还有耸人听闻的色情招待。而面对一般民众，招待部门却上下其手，吃拿卡要，用远低于国家要求的标准接待普通百姓。 随着调查深入，官员们违规建设别墅，占用公交车，涉嫌贪腐等现象也被发现。 几个老头曾经向中央举报过，但所有材料全部被石沉大海。虽然慑于军队威信，索契市委不敢公开报复，却也在私下各种打压索契侦探们。 打过仗的人都脾气火爆，这帮老爷子们遇挫愈勇。 1980年初，随着鱼案的爆发，阿杜耶夫意外得知索契也来了一个调查组，以为是中央下来大官，要收拾索契当局了。这才找机会把罗森塔尔给拦了，也就得到了那封介绍信。 得到信后，索契侦探们以调查组的名义到处折腾腐败官员。结果，没几天他们就发现，调查组的联络号似乎完全下不来人。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去莫斯科兜最后一波，所以卡利尼琴科他们才没找到人。 但到莫斯科后，所有的举报流程也都跟之前一模一样，结果自然也一模一样。几个老头越想越生气：“娘的，正规渠道走不通，只能来点境外势力了。” 于是他们一激动，把这事儿捅给西方媒体了。 果然，引起了国际舆论后，这事儿彻底闹大。苏联高层将几人视为反苏分子抓了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听完阿杜耶夫的介绍，奇鲁克十分无语：“好了，介绍信的事儿搞清了。内务部办公室里的匿名举报信，也是你们放的？” 阿杜耶夫愣住了：“举报信？还内务部？我确实当过警察，但如今就是退休老头，怎么可能进得去？” 奇鲁克惊讶地问：“不是你们干的？” 阿杜耶夫摇头：“真不是，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有啥不敢认的呀。” 奇鲁克递上一根烟：“老爷子，你给我说句实话，你举报那些事儿是真的吗？你应该知道，索契的经济、治安、文化、基建，都是全国模范的。” 阿杜耶夫不屑地撇了撇嘴：“那就可以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财产？” 奇鲁克说：“证据呢？” 阿杜耶夫怒了：“我看见的，听见的，经历的，实实在在发生的！” 奇鲁克摆摆手：“法治时代，你得拿出证据。说贪污，东西在哪儿呢？说受贿，钱在哪儿？说盗窃国家财产，赃物在哪儿？空口白话可不行啊。” 阿杜耶夫一点没犹豫：“那得你们来调查呀！我一个退休老头，哪有能力啊？” 奇鲁克点头：“行，那你给我点线索吧。” 阿杜耶夫想了想：“索契东郊有个小仓库，在村子边缘，白色屋顶，很显眼。那里是四号疗养院负责人邦德列茨放赃物的地方，但他不会亲自去，一般是司机去那里。你们去那里查，一准儿能找到证据。”

拨开迷雾

带着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奇鲁克敲开了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的办公室大门。 一进去就发现，纳伊德诺夫的脸色十分难看。 奇鲁克赶紧问：“领导，您这是咋了？身体不舒服？” 纳伊德诺夫摆摆手：“没事儿，正好要找你呢。听我说，今天上午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咱们检察院在索契的行动，已经有了决议。” 奇鲁克心里一紧：“不会把我们也停止审察吧？” 纳伊德诺夫摇了摇头：“那倒不是，但中央会派一个由克格勃、内务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领导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到索契，对你们的行为进行全面调查。你们之后的行动，也必须向委员会报告。” 奇鲁克点头：“所以我们头上又多了个爹。行，我给您汇报一下针对索契侦探的审讯。” 简单汇报后，奇鲁克做出总结：“目前的证据还是无法帮罗森塔尔他们证明清白，但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索契的地方干部肯定有问题，罗森塔尔应该就是他们陷害的。想要洗清冤屈就得继续查，把这些蛀虫揪出来。” 纳伊德诺夫想了一会儿：“那你接着查，核心只有一条，保住继续调查的权力，其他的你们可以自行其事。” 奇鲁克站起身：“继续查？我们检察院可就真要和地方官僚对着干了。” 纳伊德诺夫严肃地说：“是有些蛀虫在和法律对着干，我们没有私敌，你抓紧回索契吧。” 走出了办公室，纳伊德诺夫的秘书在送奇鲁克下楼时悄悄地说：“你们能快一些吗？领导现在压力非常大，上午开会被吉里林科给骂了，说他在收集政治局成员黑材料，是阴谋家。” 奇鲁克大惊：“不至于吧。” 秘书压低声音：“真的，领导不想把压力甩给你们，一直硬扛着，所以你们必须加快行动。”

回到索契后，奇鲁克立刻召开全体会议。 “现在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应付那个新成立的委员会，这个由我负责。二是继续调查，这个工作交给卡利尼琴科吧，你鬼点子多，说说吧，你打算怎么查？” 卡利尼琴科说：“从餐饮和贸易部门入手，我先抓物证。只要抓住赃物和赃款的去向，就能确定谁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思路立刻得到了批准。散会之后，卡利尼琴科直奔阿杜耶夫提及的那个郊区仓库。 当打开大门时，调查组的成员们震惊了。在这间不大的仓库里，储存着堆积如山的红酒、伏特加、香槟、鱼子酱、香肠，甚至还有窗帘和窗单，简直没有这群蛀虫不偷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在仓库里，调查组还找到了一份相当清晰的出入库记录，而且，有一个人的名字在物资的去处中频繁出现：瓦伦蒂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是的，就是索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的妻子。 1975年之前，这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四号疗养院的负责人。 既然有实证就没啥可说了。调查组很快传唤了四号疗养院的负责人彼得·邦德列茨。 当接到调查组传唤时，这位风度翩翩的哥萨克人毫不犹豫，非常礼貌地到案了。与调查组员一死握手后，邦德列茨礼貌地坐下。 卡利尼琴科直入主题：“东郊那个仓库是你的？” 邦德列茨苦笑了一下：“准确地说，是疗养院的。憋在心里很久了，能允许从头说起吗？” 卡利尼琴科点头：“可以，我也很想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 邦德列茨的眼里闪过一丝迷茫：“其实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履历。毕业后我就参了军，退休后到阿德勒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当时我的领导就是瓦伦蒂娜，她真的很漂亮，也很有能力，把餐厅管的井井有条，所有领导和贵宾都喜欢她。而且瓦伦蒂娜很照顾我，大约是看我老实听话吧。跟着瓦伦蒂娜，我来到四号疗养院，这很正常，毕竟她丈夫也在索契。很快四号疗养院也变得井井有条，无论省里还是中央的领导们都很喜欢来。” 1975年初，瓦伦蒂娜告诉我，她要出任市公共餐饮服务部门负责人，指定我来接替四号疗养院的工作。 “那天我真的欣喜若狂，觉得老实本分也会有出路。” 卡利尼琴科说：“难道这不是一项好差事吗？” 邦德列茨冷笑了一声：“好差事？你了解接待工作吗？曾经，我因为跟一位高级领导人握了手，就被严厉警告，让我再也不要有这种僭越行为。事到如今，我依然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高级领导的喜好都很古怪，疗养院的标配物资很难匹配，这是个大难题。” 卡利尼琴科似乎明白了些，他故意问道：“之前在瓦伦蒂娜手里没问题吗？” 邦德列茨苦笑：“是啊，我也是虚心请教后才知道方法的。” 卡利尼琴科追问：“什么方法？” 邦德列茨叹气：“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就是那个仓库啊，把疗养院的标准物资拿出去，到黑市上卖掉，换成钱，特殊接待的时候，再用钱去黑市上买需要的物资。” 卡利尼琴科摇头：“不对，这种方式只能低卖高买，也无法持续。” 邦德列茨说：“压低普通的接待标准就好了。接待普通客人时，食量配少一点，质量差一点，平时再把损耗经费高一点，这样就可以挤出物资，又来当做接待贵宾的经费。你知道吗？即使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的招待他们，但他们还是会提出各种古怪的要求。有一次，我们仅仅因为上菜慢了几分钟就被破口大骂。餐厅里有蟑螂，他们要求我亲自去打。经历这些事情后，我确实再也难以尊敬他们。” 卡利尼琴科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说你自己的问题吧，倒卖物资来的钱，你有装进自己的口袋吗？有给上级行贿吗？” 邦德列茨摇了摇头：“说不清楚的，不是推卸责任，我不能说自己一点没拿，家里吃的用的也都是疗养院的东西。但确实没攒下，都打点出去了。” 卡利尼琴科问：“所谓打点是指什么？针对谁？” 邦德列茨说：“上级和有关部门呗，也不能什么都在黑市买吧？贸易、物流、审批，哪个部门的领导都不能怠慢，不然有的是办法为难你。” 听到这里，卡利尼琴科都不得不苦笑一声：“跟鱼案一样，从上到下都烂透了。不过，鱼案的人行贿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利益，而眼前的这个邦德列茨行贿，居然只是为了能正常履职。” 卡利尼琴科接着问：“索契其他疗养院的情况也跟你一样？” 邦德列茨点头：“都差不多，也包括度假小镇、酒店、餐厅等所有部门。” 卡利尼琴科点了根烟：“说说你跟瓦伦蒂娜的利益输送吧，除了定期送东西，给过钱吗？” 邦德列茨连连摇头：“绝对没有。最初我是我给一些，但她不肯收，还把我骂了一顿，就不敢再送了。” 卡利尼琴科追问：“对瓦伦蒂娜的丈夫，你了解多少？” 邦德列茨撇嘴：“莫兹利，大能人，朋友多后台硬，手段高，人品差，也不知道瓦伦蒂娜是怎么看上他的。” 卡利尼琴科抓住重点：“后台？是指乌隆科夫吗？” 邦德列茨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应该不是，他俩关系不好，乌隆科夫有点看不上莫兹利，莫兹利也眼馋乌隆科夫的位置。其实所谓索契三巨头，加上另一个副书记特罗诺夫，他们仨之间关系都不好。” 卡利尼琴科追问：“那莫兹利的后台是谁？” 邦德列茨说：“不太清楚，这不是我能接触到的，估计是省里或中央的领导吧。” 卡利尼琴科说：“你连是谁都不知道，就确定人家有后台？” 邦德列茨笑笑：“这不明摆着吧？你听谁家共青团干部直接进市委班子的？怎么也得到基层锻炼几年吧。” 看看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卡利尼琴科决定收尾：“以目前的情况看，盗窃国有资产的罪名你肯定跑不了了。不过其他罪行都有商量的空间，主要看你的个人表现了。” 邦德列茨坦然地说：“其他几个招待所、疗养院的仓库位置我都知道，莫兹利的私人别墅地址我也知道。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随后的几天，调查组根据邦德列茨提供的线索，查封了好几个仓库，逮捕了多名索契餐饮、招待系统的负责人。这个密不透风的系统终于被打出了一个缺口。 然而，正当卡利尼琴科乘胜追击时，1980年8月，奇鲁克突然传来了消息：“罗森塔尔的事儿，联合委员会有结论了！”

库班之王

1980年8月2日，奇鲁克把调查组员们召集到一起宣布：“先说坏消息，联合委员会认定，罗森塔尔组调查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职，所以决定将罗森塔尔、艾芬巴赫、索契市检察院科斯季克和索契内务部副局长乌达洛夫全部免职，并开除党籍。” 卡利尼琴科震惊不已：“其他人我都能理解，那个内务部的乌达洛夫什么情况？他咋了？” 奇鲁克苦笑着说：“他算意外发现，艾芬巴赫收到的那封匿名举报信来源搞清楚了，就是乌达洛夫放的。” 实际上，经过克格勃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果然如卡利尼琴科猜想的一样。索契出现的乱象并不是一股势力在做局。那封举报信与索契侦探毫无关系，而是来自莫兹利之外的另一个市委副书记特罗诺夫。作为莫兹利的政敌，特罗诺夫一直与莫兹利明争暗斗。听说了调查组来了后，特罗诺夫也想来个借刀杀人，因此指示内务部副局长放了这封匿名信，结果引来了艾芬巴赫之后的调查，导致出现了自杀事件，把事情彻底搞大了。 好在经过联合委员会调查，确认了艾芬巴赫与罗贡索夫的自杀事件没有关系，好歹摆脱了牢狱之灾。

介绍完坏消息后，奇鲁克接着宣布：“下面是好消息，我们组的嫌疑完全排除了。那个举报我们的工人在问话中改了说辞，我们的走访程序合情合理，可以继续调查。但是，联合委员会不会离开索契，我们的所有行动必须提前通报他们，取得同意才能做。这已经是副检察长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说说你那的情况吧。” 卡利尼琴科赶快讲述了近期成果：“目前餐饮和服务系统已经打开突破口，逮捕了十多个人，但向上关联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像我们之前说的，违纪问题不少，但找不到违法的铁证。” 奇鲁克敲了敲桌子：“你就直接说办法吧。” 卡利尼琴科再次推出祖传大白板，在上面贴了一张标签纸：“目前案子的脉络已经清晰，我们的直接对手很明确，索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这个人能量很大，周围围绕着不少腐败官员，拿下他我们就能取得重大突破。” “但是……” 卡利尼琴科在莫兹利上方又贴了一张标签，在上面画了个问号：“种种迹象表明，莫兹利是有保护伞的。这方面的证据很多，比如异常的升迁履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等等。不然他区区一个市委副书记，怎么可能连累着咱们的副总检察长，在中央挨骂？” 奇鲁克很赞同：“没错，以我对索契市委的观察中也发现，连市委书记乌隆科夫都对他很忌惮，这不是对下属的态度。” 卡利尼琴科在问号处画了个大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或者这伙人究竟是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谁知道他再不在那个委员会里，如果真在，咱们啥也干不成。” 奇鲁克说：“我们要怎么查出他呢？” 卡利尼琴科点了一下莫兹利的标签：“还得靠莫兹利。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们碰他，对方都会有大动作。我们干脆激进一点，我已经带人监视了莫兹利带人狂欢的别墅，有大量他出入的照片，还有他违法占用公交车，交通肇事的证据。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直接向联合委员会提出，要求同意追究莫兹利的刑事责任。” 说到这里，卡利尼琴科顿了一下：“如果我们获得同意，那就可以证明，这个委员会里没有莫兹利的保护伞，至少不受那个保护伞的影响。” 奇鲁克皱着眉，都问了句：“如果申请被驳回呢？” 卡利尼琴科冷冷地回答说：“那保护伞是谁，就基本明确了。毕竟委员会就那么几个人，有莫兹利的保护伞在，我们以后的工作恐怕就很难做喽。” 奇鲁克站了起来：“我去打电话，你们先休息一会。”

几天以后，奇鲁克接到了莫斯科的电话，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的称音在听筒对面响起：“奇鲁克，你们的申请被联合委员会驳回了。” 奇鲁克心凉了半截：“是谁驳回的？” 纳伊德诺夫沉默了几秒后，慢慢地说：“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 虽然提前有过心理准备，但奇鲁克依然打了个寒颤。因为在苏联，梅杜诺夫这个名字并不时常有人提及。当人们提及这个人时，大家一般会称呼他那个大名鼎鼎的外号： 库班之王。 （背景音乐响起）

2005年，欧美各大银行开始推出了一项新业务：绿色贷款。从名字不难看出，这种贷款与环保息息相关。具体的说，绿色贷款的主要目的是为具备可持续性的环保项目提供融资，助力全球环保事业，绝对算是一件好事。

遗憾的是，从绿色贷款面世以来，这种贷款的利用率一直不高。原因倒也不复杂，申请难度太大。按照银行要求，所有申请绿色贷款的企业需要不断进行苛刻的环境评估。只要环评有一点问题，就会惩罚性地提升利率，导致大多数创业企业都对这种以环保之名义为纲的贷款望而却步。

所以，从业务推出以来，这种绿色贷款一直不愠不火，单笔贷款很少超过10亿美元。

然而，2024年1月，北欧国家瑞典却传来了一则爆炸性消息。一家创业企业，居然从欧洲投资银行、北欧投资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里，一次获得了足足50亿美元的绿色贷款。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绿色贷款，即使放眼全球也十分罕见。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家获得绿色贷款的公司，居然还是一家环评风险极高的化工厂。一家化工厂居然能获得如此巨额的绿色贷款，这则新闻迅速引来了广泛讨论。然而，面对媒体的质疑，出资的各家银行却对此表示情绪稳定。他们表示，贷款发放的对象绝对完全符合绿色贷款的标准，因为这家企业就是：

~~欧洲学系的天命之子，瑞典创业的北境之王，新能源时代的璀璨巨星，重化工产业的环保清流，平权主义的不朽不幺蛾，融资领域的史诗奇迹，迎合欧洲各国全村的希望之你绝对不会赔的超级创业项目，瑞典北孚电池工厂。~~

卡尔森的创业之路

多年以后，面对着内华达州热闹的超级工厂建设工地，特斯拉供应链经理彼得·卡尔森再一次想起了他认识马斯克的那个下午。

1970年，彼得·卡尔森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从很小开始，这孩子就登上了马斯艾必杀榜。作为远近闻名的学霸，卡尔森几岁时就染上了独瘾。他成绩极佳，爱好广泛，是本地著名的别人家的孩子。

除了热爱学习外，卡尔森还拥有一切的非主流特质。他热情开朗，敢于创新，家乡父老贤称精能。准确地说，直到2024年前，卡尔森的人生都是一个完全的成功的故事。

1989年，19岁的卡尔森顺利考入吕勒奥理工大学。1995年，卡尔森入职电信巨头爱立信。在工作中，卡尔森以大胆创新、敢打敢拼而著名，做出过许多亮眼成绩。

2008年，卡尔森以供应链采购经理的身份跳槽到飞利浦。很快，其特色鲜明的工作风格就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埃隆·马斯克。

2010年，特斯拉工厂启动。由于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特斯拉急需一位具有开拓思维的采购高管。大胆创新的卡尔森由此进入了马斯克的视线。经过马斯克亲自邀请后，卡尔森最终于2011年加入特斯拉。随后的四年里，卡尔森为特斯拉重新设计并铺设了全新的供应链物流链，为特斯拉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劳累的工作后，身体的放松也很重要。长期伏案工作，肩颈肌肉都会酸痛到不行。我们的老朋友妙界金颈按摩椅可以帮助你缓解劳累，恢复能量。我就深有体会，最近格外累，正好它来帮我按摩回血，放松身心。妙界本人也没少来关心我。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屏都写着上工，就知道妙酷猴子没好事。没办法，只能扣上按摩椅开干。不过呀，在鸡立一砍再砍的当下，也都亏了这双大手一直推着我走下去，甚至不计成本顶住压力，就为了多给大家挣点电子榨菜。最重要的是产品质量也过硬，我才愿意给大家推荐。这可是我用过最像人手的按摩椅了，八地按摩头，上能包住肩颈家揉，下能提拉斜方肌。一戴上它，肩不酸了，手不抖了，精力条也越来越持久了。我用了两年多下来，效果真的挺明显，淤堵淤通开，连体态也跟着改善，肩背都包成薯片了。怪不得人家能稳居热销好评回购榜三榜第一。享受过了妙师傅的服务，真想问其他按摩椅一句，立威犯否？朋友们也别跟没事儿人似的呀，出去检查，是不是正低着头，恨不得钻到手机里去呢？外加空调冷风对着脖子猛吹，快摸摸肌肉关节都僵成啥样了，肩膀结节也快打成中国结了吧？要是发展成严重的颈椎病，上医院都来不及。妙界的两档热敷，搭配按摩，就能很好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肌肉痉挛、僵直引起的疼痛。肩颈舒缓了，还能再揉揉腰，捏捏腿，手脑过载了也能拿它放松。像我忙起来的时候，也特别庆幸有妙师傅贴身照料，随时随地往肩上一扣，写稿子刷视频都不耽误。比按摩店经济方便，此一胜。操作简单，力度随心调，此二胜。爸妈也能跟着享受，大获全胜。妙界还是按摩椅销量的操盘手，放心买不出错。现在领券下单，保价一年，买贵随时退差价，还送运费险和两年质保，自用送人都OK，早买早享受。~~

另起炉灶

然而，在辉煌的背后，卡尔森与马斯克却并非没有局。在特斯拉工作期间，卡尔森已有了不臣之心。2015年，他在加州和伦敦成立了两家咨询公司，作为自己创业的试水。随着两家公司愈发成功，卡尔森为特斯拉工作的经历也越来越少。

几次出差后，马斯克对卡尔森失去了耐心。最终两人的合作以卡尔森离职告终。虽然结局有些尴尬，但卡尔森并不沮丧。离开了美国后，卡尔森回到了老家瑞典。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终于验证了自己内心的想法，确定了新的创业方向：新能源再聚电池。

作为特斯拉前高管，在2015年，卡尔森已经十分确信，未来的世界必将是电动汽车的天下。特斯拉的成功已经证明了电动汽车未来的巨大潜力。然而，卡尔森却不敢成立欧洲人的特斯拉。原因很简单，在欧洲搞电动车既要跟特斯拉这种新兴巨头竞争，又要面临奔驰、宝马这种传统企业围剿。腹背受敌之下，这个方向是瘌矮生儿子，肯定赢不了。

所以，自己既然做不了成品，那不如就做点配套。电动车造不出来，我可以造配件啊。那么，电动车里最核心的配件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电池。

卡尔森发现，在电动车主流使用的锂离子电池领域，传统的欧洲车企居然完全是一片空白，甚至连特斯拉所在的美国都不太行。新能源汽车电池的霸权完全属于亚洲，更准确地说是中日韩，由宁德时代、比亚迪、三星、松下、LG等公司领先。东亚人完全垄断了全球的电动车电池市场。

欧洲电池工业的困境与机遇

面对着窘迫的现状，卡尔森思索良久。堂堂欧洲百年汽车工业，居然造不出一块电动车电池。没迟到时代红利，竟吃到了时代尾气。堂堂老欧洲上三级的欧罗巴尼们，居然只能仰亚洲人的鼻息来造车。这不是倒反天罡吗？这玩意难度有这么大吗？

经过仔细调查，卡尔森认为，自己找到了欧洲人失败的症结。大体上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规模。相比中北这种超大单一市场，二战以后失去了殖民地的欧洲没有了培养巨头的土壤。大量企业小富即安，创业环境完全无法与中北相比。虽然从理论上讲，身为同一体的欧盟可以举洲之力，但实践中他们从来都不举。

其次是成本。在欧洲搞实业的成本实在太高了。除了超高的土地、用工、税收成本外，平权小将和绿色教廷也不是好对付的。不幸可以看看英国高铁2号线，HS2好歹是个政府项目，拖个三五十年也不在乎。如果是个人企业，随便停工一年半载，谁受得了？

第三是技术。锂离子电池的技术原理虽然是公开的，但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专利。如果不想付专利费，就得自己研发。而欧洲在这方面毫无技术底蕴。而且，就算有技术，还有最后一个难题：供应链。就算欧洲人搞出了专利，也不可能轻而易举拥有全套的供应链。生产电池所需要的材料、零件，欧洲几乎毫无配套。如果千里迢迢的把亚洲的零件和原料运到欧洲加工，这种脱裤子放屁的行为实在毫无必要。

总之，在洞察了各方面因素后，几乎所有有志于此的欧洲豪杰们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作为过来人，我劝你别过来。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着四座大山，肯定就放弃了。然而，作为一位能进入通辽宇宙的狠人，胆大创新的卡尔森在综合了各方面因素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欧洲造电池，我行！

卡尔森的破局之道

首先，关于规模，卡尔森认为，不能光看到欧洲的富，也要想想欧洲的苦。虽然欧洲这些年浑浑噩噩，废拉不堪，但是在中美的压迫下，欧洲人早已有了危机感。民意可用。卡尔森认为，今日的欧洲形势是：中日韩搞产业，包我三面，美利坚假封商，独技中堂，叙利亚苦难民，冲破希腊，俄罗斯举大兵，虎踞东方，尼日尔起非洲，溃四法意，土耳其也想要裂土封疆。周周拿一点，我还有份。这欧盟原是个名存实亡。

卡尔森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欧罗巴是国事日窘，纷纷乱，东亚、北美皆难战，民贼蠢蠹，殃国本，奸臣侍卫，但素餐。上午宫中体国之士，下午勤谨恳劳之民。山河日垂，社稷倾危。此时，如果自己能成立一家堪比东亚巨头的新行业创业公司，抵挡衰颓之气，重振中兴之吕，州内有识之士岂不迎粮景从？各国政客官僚孰不箪食壶浆？不要说什么欧洲稀碎，难以整合。只要我们PPT足够亮，噢不，只要我们的梦想足够响，就一定能够得到全欧洲的支持。

至于成本，卡尔森认为同样不是问题。西欧的土地确实已经没多少开发空间，但东欧呢？北欧呢？土地有的是。尤其是自己的老家瑞典，那是经济富裕人够少，水电充沛风景好，不怕开发成本贵，只要舍得用心找。

你说人工成本高？没问题。欧洲人佣不起，穷国人咱们还佣不起吗？咱们从第三世界招工，包吃住就行呗。特斯拉就是这么干的。

至于最麻烦的环保和平权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卡尔森也想出了办法。也有一招，可以让全欧洲的环保平权团体都对我无法宣战。卡尔森如何搞定环保平权问题，咱们暂且不表。

在技术方面，卡尔森也打听过。欧洲早就有了锂离子电池新的专利注册，只是苦于没有投资而已。咱们把发明人拉进来，再搞个实验室就行了。如果先期没法投入生产，就先买点亚洲电池芯做做拼装，把摊子支起来，再慢慢研究呗。

至于供应链的问题，作为做了20年供应链的专家，卡尔森自信，内华达的荒地爷都能搞定，在欧洲我还能失手？

确定所有难题都能解决之后，卡尔森决定开启这项伟大的事业。然后他终于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难题：钱。虽然多年高管生涯让卡尔森颇有家资，但距离开厂显然还差得远。

在确定创业方向后，很快就有一批定策元勋慕名而来。比如卡尔森曾经的手下保罗·塞洛蒂，就愿意倾尽家财以成大业。也比如前巴士夫集团的工程师安野康夫，也带着自己的电池心专利技术入股了。

2015年11月，由卡尔森注册的SGF能源公司在斯德哥尔摩正式成立。然而，虽然几位从龙功臣颇有豪杰之姿，但奈何钱的问题还是没解决。直到2016年末，卡尔森也只忽悠来了一位瑞典健身房老板投资。距离建成工厂的目标不说是近在咫尺吧，至少也可以说是遥不可及。

由于进展实在太慢，终于，在沉默中变态的卡尔森使出了最终手段：也要吹个大的。

宏伟蓝图与瑞典的响应

2016年末，在一次瑞典媒体的采访中，卡尔森表示，我们公司第一阶段预计投资1亿克朗。这个数字把记者吓了一跳。记者赶紧问，这么大的投资有前景吗？卡尔森自信满满地表示，如果整个汽车产业要向电动化转型，那就需要大量电池。至少也得100到150个超级工厂才能满足。这是巨大的转变，但欧洲现在还没有任何动作，你说有没有前景？

卡尔森没想到的是，这位记者居然还懂点技术。他接着问，电池加工的技术壁垒森严，莫非您的企业已经掌握了新配方专利？天哪，这需要很庞大的研发团队吧，怎么之前没听说过？面对这个问题，卡尔森也不好说自己只有一份还没验证过的专利，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目前有六个人，但计划组建一支由25到30名最优秀工程师构成的团队。鉴于瑞典这方面人才匮乏，我们会重金在国际上招募，比如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不排斥本地的佼佼者。事实证明，卡尔森的策略是成功的。对于瑞典这种孕妇早产都能上新闻的国家来说，卡尔森的豪言立刻引来了广泛的关注。好家伙，咱们瑞典还有这种创业豪杰，还做的是这么高端的产业，他早现在哪看？怎么看？

2017年3月，卡尔森终于拿出了PPT。列位请看，鄙人不才，打算在瑞典建一家超级电池工厂。技术我们有，早已完成了专利注册。现在我们只差些许资金就能启动。一切顺利的话，它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全产业链再聚电池企业，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这是改变历史的时刻，打破亚洲技术霸权，重振欧洲荣光的机会来了！

当消息传出后，半个欧洲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瑞典。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老爷们苦东亚，尤其是中国的产业升级久矣。至于瑞典，连沃尔沃这种民族品牌都成了中国的子公司了。其中自然有些难以言说的情势。现在居然有人敢说推翻东亚垄断，荣光重回瑞典，那我还说啥了？卡大帅，带着弟兄们冲一次吧！

于是，在西欧的老爷们还在观望时，瑞典政府已经行动起来。2017年3月，卡尔森将公司改名为Northvolt，正式开始大规模募资。然后，瑞典能源署就直接给了1900万克朗，不是投资，不是贷款，就是单给你做可行性研究的。几天以后，瑞典气候和商业部又给了1000万克朗。我们知道在欧洲搞实业必须得买环保赎罪券。所以，环境评估的钱我们出，相关手续我们也一定配合，兄弟，看你的了！

这一切来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北孚直接进入了执行阶段。在瑞典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北孚工厂的选址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卡尔森每天坐车到处考察，各地政府也紧着供营。一个个被学院支离的王国都慷慨。

不过，这倒不是瑞典官员热情好客，单纯是卡尔森的计划太诱人了。在他的PPT中，仅仅一个工厂就需要50公顷土地，3000名雇员，上百亿克朗的投资。这么宏伟的计划，无论落到哪个城市，都足以让当地不堪重负。

当然，在这个皆大欢喜的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杂音。比如，在北孚的计划公布后，一位瑞典的技术专家就发出过警告：我看过北孚的那项电池专利，它似乎还存在瑕疵，未来可能会影响产品品质。卡尔森耐心地进行了回复。技术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生产也是。我们北孚从不好高骛远。所以，我们公司旗下的全球最先进的研发实验室会与超级工厂同时开工，面积接近2万平，雇员超过500人。

由于二者的体量差距，实验室建成时间会远远早于工厂。因此，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提前解决技术瑕疵，根本不必担心技术问题。这个说法合情合理，专家也没有继续纠缠。很快，实验室的选址工作也被卡尔森提上日程。

2017年9月4日，当选址中的卡尔森又来到一座叫做谢莱夫特奥的小城市考察时，他在车里看见了一块路牌：谢莱夫特奥。下面还写了一行小字：欢迎来到北孚。

选址谢莱夫特奥

当看到这行小字时，卡尔森在惊喜之余有了一丝感动。这行小字代表着这则瑞典北部小城满满的诚意。进入市政厅后，卡尔森更加感动。因为谢莱夫特奥市议会给他开出了难以拒绝的条件。

首先，北孚提出需要的50公顷用地，我们可以提供100公顷。工厂周围所需要的一切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不用你管，市政厅全部会解决。未来的港口公路我们都会升级，保证你们的货物顺利进出。

其次，我们为北孚规划的厂址就在克拉夫特水电站附近，光水电就足以满足工厂需求。因为输送距离短，我们可以给予最低的电价。

第三，无论其他城市提供多少税收减免，我们都愿意继续减20%。在所有政府相关的事物上，我们会尽全力让步，保证你们办啥啥快。

最后，本市也有一家市属电池公司，只不过一直在生产日用电池。只要北孚愿意选择谢莱夫特奥，这家公司可以直接向工厂投资1000万欧元，谢你出资哦！

说实话，别说在欧洲，哪怕放眼全球，这种级别的招商优惠也是很罕见的。当听完谢莱夫特奥的条件后，卡尔森受宠若惊，很快开始实地考察。两周之后，卡尔森确信，这正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在瑞典，谢莱夫特奥有黄金之城的美誉。这里矿产储备极其充沛，能提供大量电池所需原料。而且，谢莱夫特奥邻海近海，水运非常便利。不仅交通成本低，水力发电也极其充沛。这省下了一大笔能源成本。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环保小将敢说水电不环保。

既然条件这么好，那就没啥好犹豫的了。2017年10月，卡尔森宣布，北孚公司超级工厂选址正式确定，地点：谢莱夫特奥。

对于这座新工厂，卡尔森将其命名为北孚一厂。这个名字颇有赢雪豪情。一厂的意思就是还会有二厂、三厂，直到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在超级工厂确定后，卡尔森也宣布了实验室的选址。两处场所总投资将超过400亿克朗，雇员将超过4000人。一期工程设计年产能为16吉瓦时，足够为30万辆家用汽车提供电池。

写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卡尔森手里啥时候有了400亿克朗呢？答案很简单，卡尔森手里根本就没有克朗。除了几位定策元勋的家底和健身房老板提供的一点天使轮，加上瑞典政府给的几千万克朗外，北孚公司的总资产连1亿克朗都没有。

然而，没钱并没有丝毫没有影响卡尔森的信心。他确信，现在没钱只是因为欧洲的老爷们没看到实际动作，想见钱，得演开。

融资与建设的狂飙

我们不得不说，作为纵横欧美商场多年的老牌高管，卡尔森对欧美商业的套路是十分了解的。2018年4月，北孚工厂的实验室大楼举行奠基仪式。短短不足一个月后，谢莱夫特奥电池厂的1000万欧元投资就顺利到账。靠着这笔钱，超级工厂的奠基仪式于2018年夏季举行。随后施工企业就开始轰轰烈烈地进场平整土地。超级工厂这就要开建了。

直到此时，卡尔森几乎都没掏自己的钱，完全是白手起家，就把北孚的架子搭了起来。果然，看到北孚如火如荼的大干场景，整个欧洲备受鼓舞。2019年5月，欧洲投资银行下场，上来就给北孚提供了35亿克朗的贷款。兄弟，一看你就是干实事的人，这钱你先拿着，咱们跟亚洲佬干了！

有了欧洲投资银行的认可，资本巨头群贤毕至。2019年6月，宝马、大众、高盛等资本集团开始对北孚进行大规模投资。瑞典最大的保险公司Folksam，甚至连国家养老基金都砸了进去，一举让投资总额达到了惊人的8.8亿欧元，建个工厂绰绰有余了。

随着融资陆续到账，卡尔森自然要把精力放在经营上面。现在钱也有了，厂也建了，是时候开始招聘了。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前面的话题，卡尔森打算如何解决环保和平权团体的找茬呢？答案很简单：环保霸帅，平权为纲，我们跌BUFF。

在招聘员工时，卡尔森充分考虑了性别、种族、民族、肤色、国籍、性取向等所有因素，对各种因素进行全面配平。多元文化一抓就灵，哪怕小动物都得找上一公一母。放眼整个欧洲，谁敢对这套班底说个不字？哪怕美国民主党中常委跟我们比，都得送个红脖子三弟。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孚公司拥有了德国女同性恋自动化工程师，日本男异性恋机械设计工程师，中国女异性恋电池评估工程师，法国男同性恋热处理工程师，挪威女异性恋首席环境官，韩国男异性恋先进材料研究员，瑞典的女技术招聘员，俄罗斯的男软件工程师，刚果女矿业工程师和巴基斯坦的叉车操作工。

在第一期生产线中，他们足足招聘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后期更是扩大到了126个国籍，连清洁工都是从厄立特里亚找的。我问你，联合国是不是有点不够多元了？

同时，为了确保多元化，北孚公司力争创造新颖安全的工作氛围。举行专业培训来构筑对少数族裔群体和LGBTQ群体的友好内部环境，并且要求全员培训，人人过关。这种态度让平权组织都自愧不如，从来不敢挑北孚的刺。

平权小将败走后，为了迎战绿色教廷，北孚做出了一个令各大环保组织都目瞪口呆的愿景：消灭碳足迹。

所谓碳足迹，指的是人们生产生活行为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北孚公司表示，在我们公司进行建设时，要力求减少乃至消灭碳足迹。比如，北孚公司的实验室办公楼就必须是一座可持续性的建筑。

按照北孚公司的看法，一座建筑如果使用钢筋，那显然是不够环保的。因为钢筋的熔炼会产生碳足迹。但是，如果不使用钢筋的话，一座五层的建筑要麻啥盖呢？答案很简单：木材。

按照北孚大贤们的解释，木材属于可再生资源，虽然再生得有点慢，但显然是可再生的。它就是比钢筋环保。别跟我扯什么砍树会不会影响温室气体吸收，这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但是，木材做房子有两个问题：其一是不够结实，其二是没有防火呀。万一发生了火灾，木质房子有巨大的消防风险。难道到时候要搞一个柏林机场瑞典版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孚公司也有自己的办法：生物碳改性混凝土。所谓生物碳改性混凝土，是一种既能保证强度又能适度阻燃，同时还减少碳足迹的环保材料。它将生物材料融入混凝土中，除了成本超高外，基本没有缺点，完美解决了木质建筑的问题。

既然材料都如此环保，那功能系统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环保，北孚公司在实验室大楼楼顶铺满了太阳能发电板。在比莫赫尔纬度高七度的地方，北孚公司毅然决然地准备使用光能发电。你甭管碰见极夜怎么办，总之我们就是要清洁能源的草，不用肮脏火电的苗。这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电能都如此环保了，肮脏的空调自然也是不能装的。为了环保，北孚公司在办公楼后面挖了一个上百米深的井。夏天热了，就把井里的空气抽上来制冷，冬天冷了就相反。整个系统完全靠电机驱动，原理类似于水泵空调。你甭管这个过程耗费了多少电能，你就说我是不是没装空调吧。再说一遍，这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实验室的大楼都如此设计，工厂就更不用说了。北孚公司宣布，本公司的愿景是生产全球最环保电池。整个生产过程完全符合环保规范，碳足迹只有同业三分之一，所有副产物全部无害化处理，产品50%以上的材料全部可回收。

根据这个宏大愿景，北孚公司设计了一系列的复杂材料和公式。除了每种材料的单独处理流程外，他们甚至打算把已过滤的水都冷却到自然温度后，才向河流中排放，以避免影响河流微生物生态。

而且，在工厂生产时，所有电力都确保100%来自水电和风电这种清洁能源。火电这种脏电是绝对不能用的。总之，格蕾塔来北孚都一丝有点不环保了。

至此，北孚公司成功克服了欧洲建厂的所有难关，土地、税收、环保、平权全部解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挠他们的计划了。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意外就来自于卡尔森精挑细选的那个地址：谢莱夫特奥。

意料之外的困境

当北孚一厂真正在谢莱夫特奥开工时，施工者发现，这地方哪哪都挺好，就是有一个小缺点：它位于北极圈附近，有点冷。哪怕在瑞典，谢莱夫特奥都属于北方城市。这地方冬天既长又冷，历史极寒记录是零下45.6度。

然而，谢莱夫特奥夏天却挺短和，对流还比较多，降雨降雪都不少。总之，这不是个正常人类生活的地带。

所以，当北孚雇来平整土地的施工企业进场后，他们就傻眼了。本来他们以为，清理了地表植被和碎石后就完活。实地一干才知道，所谓的碎石其实是冰碛物。这是一种由冰川运动而形成的沉积物，内部大小不一，对机械磨损极大，且极易出现垮塌。而在冰碛物下面，则是坚硬的岩石。

因此，在重新勘探后，施工单位给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数字：想在这里打地基，至少要清理60万立方米的岩石和150万立方米的冰碛物。这个土方量超过上海中心大厦地基的三倍不止。绝对是个大坑。

除了清理难度大外，为了避免激怒环保小将们，施工方还必须将清理出来的土方运到远处处理。这又是一笔巨额支出。面对这个意外局面，卡尔森也有点发懵。但好在他此时50亿美元的融资在手。因此，虽然出了点小风波，但整体上问题不大。不就是多花点钱嘛，干吧，咱们北孚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

事实证明，在超能力的加持下，北孚的工程果然顺利。2019年秋季，土地平整工作完成。2000名大猛子开始顶风冒雪地抠地基。2019年末，实验室竣工。超过500名雇员入驻办公，围绕着电池心专利展开研究。

2020年1月，在谢莱夫特奥全年最冷的时候，北孚一厂的车间在风雪中开始砌墙，有力地打破了欧洲人不吃苦的刻板印象。望着这远超大区匹配机制的施工进度，几大资方热烈应和。大众集团直接增加了9亿欧元投资。老卡，太出活了，我们必须要当大股东，亲自参与欧洲电池产业的崛起。宝马公司也不落人后，直接给北孚开出了20亿欧元的订单。错过了你的青春期，就不能再错过你的更年期。2024年，2024年能把成品交给我，就行。

在宝马公司之后，欧洲各大汽车企业纷纷跟进。在北孚没有出产过任何产品的情况下，欧洲各大车企就累计盲订了超过550亿美元的订单。北孚只要能出货，就完全不用愁销路。什么叫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除了深度布局的汽车企业外，欧洲投资银行同样仗义，又拿出了4.5亿欧元的贷款。老卡，厂房眼看着建完，该买设备了吧，这笔钱拿去用。咱们老欧洲一定团结起来。对了，你准备买谁家的生产线？新闻子，博士，你只要说个名，我去跟他们谈。

面对整个欧洲的支持，卡尔森感激涕零。贷款到账后一再表示，生产线方面我们早有布局了。2019年就给中国下订单了，诸位金主不必费心了。

听了这话，欧洲投资银行负责人欣慰地笑了。果然是干实事的。生产线这么早就订了，而且是在中国。那边东西确实。

等会，中国？你不是要打破亚洲技术霸权吗？咋买中国的生产线呢？卡尔森微微一笑，表示你们不懂。要玩就玩得漂亮啊。咱们欧洲起步太晚，得学习先进经验。我要是弄个德国展线，像个欧洲老哥，谁理我呀？我们要学习中国，超越中国，最后再干掉中国。我在这方面早有计划，而且奥奥阴险。

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只订购了两条展线，而且要求必须完成本地调试，彻底达到生产需求，我方人员能熟练操作后，才付尾款。这样中方就必须派工程师出来培训，而我们则可以故意拖延，不停派技术人员实操学习，直到彻底吃透生产线的一切细节，变成属于北孚自己的东西。

也就是说，只花两条生产线的钱，我们就能享受无限次的培训，得到一大批成熟人才。这还不算阴险？这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啊！

听完卡尔森的计划，几大资方纷纷表示，你要这么说那还说啥了，兄弟，你能成大事，老哥就跟你干了！

然后，这个故事就又一次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疫情下的挑战与扩张

按照北孚的预定期限，那条生产线交付期限定在了2020年。而2020年，地球上还发生了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新冠大流行。

所以，当新冠病毒爆发后，北孚别说派技术员去中国偷师，就是连最基本的本地测试都没法进行了。这下卡尔森真慌了。他十分清楚，北孚能从无到有，靠的就是超强的执行力。一旦自己承诺的时间点无法兑现，立刻就会有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因此，卡尔森把心一横，别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生产线运到瑞典再说。至于调试和验收，只能让中方专家来瑞典搞了。不就是几百万的差旅费嘛，老子出的起。另外，材料和配件也得赶紧运来，在港口租仓库，多少钱都行。

应该说，卡尔森这个决策非常果断。2020年10月，第一条生产线送到了瑞典，大量的材料和配件也开始储备。多头并进之下，整体效率大大提升。2021年7月，一号车间彻底竣工，市政厅配套设施也全部完成。在卡尔森超高效率的协调之下，到2021年末，北孚一厂的第一块方形汽车电池在生产线上完成装备，现场性能测试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卡尔森做到了！

当消息传出后，整个欧洲都陷入狂欢。家人们，终结亚洲霸权的时代到了，仰人鼻息的日子结束了。

随着2022年3月，第一批成品准时发货，连北美都振奋不已。海量资金再次涌入北孚。2022年4月，北孚公司宣布，他们再次从瑞典商业银行、国家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获得14亿欧元的贷款。这笔钱将用来在整个欧洲建设全套产业链。

在无限超能力的支持下，北孚开始了一段堪称壮丽的扩张。2022年春季，位于波兰的北孚二厂动工。与此同时，德国的北孚三厂也开始建设。2022年5月，瑞典哥德堡的北孚四厂动工。一个月后，瑞典博伦厄的北孚五厂开始规划。

时间到了2023年，在加拿大人豪掷12亿美元融资后，位于加拿大的北孚六厂奠基。2024年元旦，北孚获得了文章开头的，那笔5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至此，他们获得的现金融资已经超过了百亿美元。这样的创业任劳，卡尔森看爽文都得看出泪了，说见不得人间疾苦。

然而，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一场悬案却改变了整个故事的画风。

迷雾笼罩的工厂

2024年1月4日晚，北孚一厂的清洁工马哈里·巴利卡打卡下班。作为厄立特里亚移民，巴利卡十分珍惜这个钱多事少的工作。回到宿舍后，巴利卡跟妻子打电话抱怨厂区温度有点低。时间半夜左右，在室友的抗议下，巴利卡挂断了电话。

然而，当第二天白天，室友换班回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巴利卡居然还没起床。室友用手一摸，巴利卡死了。很快，警方到达了现场。然后，巴利卡把瑞典法医整不会了。经查，他的血液中没有任何酒精毒品的痕迹，身上没有致命伤，没有任何严重疾病。简单地说，他不是他杀，不是自杀，不是事故，不是疾病，他就是死了。

这场悬疑的死亡让瑞典警方大惑不解。然而，恐怖的巨凶还没有停止。一个多月后，另一名厄立特里亚操作工下班回家后，也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床上。这可就要了亲命了。两起不明原因的死亡让整个北孚公司笼罩在了恐怖的氛围之中。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有人说是新纳粹种族歧视，有人说是中国企业恶意投毒。偏偏瑞典的废友警察还查不出个结果。

2024年6月，又一起死亡发生了。一个在北孚工作的瑞典本地人莫名其妙地死亡。至此，警方终于开始怀疑，这三人是不是在北孚一厂里摄入了某种致死物质。

按理说，此时的北孚高层应该赶快澄清谣言，以安人心。然而，包括卡尔森在内的北孚高管们却什么都没做。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因为更大的危机已然来临。

订单取消与财务困境

2024年6月，宝马公司宣布，因北孚公司无法按时交付电池，之前下定的20亿欧元订单不得不取消。宝马公司表示，我们可以理解北孚公司的产品质量稍微差一点，毕竟追赶行业先进水平需要过程。但是产品质量再差，也不能没有产品，你什么都不交我怎么生产？

而在稍早一些时间，瑞典每日工业报也披露出一份机密文件。称北孚公司在2023年的短短9月里，就亏损了足足10亿美元。他们不停贷款并非因为形势大好，而是已经惊慌不及。

虽然卡尔森赶紧辟谣，说亏损是因为扩张速度过快，公司依然有大量订单等等。但这依然无法解除公众疑虑。大家最好奇的是，为什么北孚拿着上百亿美金融资，雇佣这几千名员工，却无法按时交货呢？

面对蜂拥而来的质疑，卡尔森赶紧甩锅说，北孚失去了宝马的订单，原因是北孚与宝马的合同中承诺过，产线必须使用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生产，但由于电机等原材料进口自中国，是中国人的能源不够清洁，所以才导致我们的交货能力不足的。我们宁要产量差，不能路线歪。今日的局面，恰恰是因为北孚主动承担了责任。

宝马没有否认这个说法。但是，与北孚合作的各家资方心里可就没底了。因为除了宝马的订单，各家欧洲车企都给北孚下了巨额合同。这可是关乎很多企业的身家性命。不管你找什么理由，到时候交不出货可是糊弄不过去的。

于是，各大资方赶紧找来了一群专家，要求进驻北孚一厂实地考察。经过一个月的详细调查后，专家团得出结论，跟北孚公司一比，柏林机场都算是没清没秀的。

想把北孚公司的错误全部理清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所有的因素都恰到坏处，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究竟哪个才是导致北孚失败的主因。从宏观角度讲，北孚的管理团队就有一些瑕疵。

比如，在北孚四不像四不像，完全配平的高管团队里，有卡尔森这样的供应链专家，有处理工业废料的专家，有汽车零部件专家，也有健身房老板介绍来的财务专家。唯独缺了一样：没有一个懂技术的电化学专家。

由于完全不懂技术，北孚的管理层很容易被中层欺上瞒下。实际上，由于高层两眼一抹黑，北孚的那座研发实验室根本就没啥作为。只弄出了一堆貌似高端的概念做宣传，真正的问题根本没解决。

由于专利配方本身有问题，量产自然无从谈起。2021年他们能拿出产品绝对堪称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如何达成的呢？靠，掏100多名中国和韩国工人。

由于北孚公司那令联合国汗颜的多元化程度，在北孚一厂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几千名工人不仅语言不通，连度量衡和技术标准都完全不统一。而且，在本就堪比巴别塔的公司里，北孚管理层还设置了厂卫部门：环境专员。由一位女首席环境官直接指挥，专门负责抓环保促生产。监督生产环境中的非环保行为。在巅峰时期，环境专业人数一路超过了一线工人。

由于极度困难的沟通环境，北孚一厂连基本的交接班都无法顺利完成。言不通导致安全生产培训也无从谈起。工人们敢随手把杂物扔进静止电池用的设备箱，搞得整条流水线报警。而由于现场工人不知道那是报警音，驻场的中国工程师只能拿着谷歌翻译，挨个告诉他们，赶紧撤离。

废旧电池产生的金属粉尘，有工人敢直接用大功率吸尘器往布袋里抽。也就是多亏了鸡魂大月才没酿出爆炸事件。由于几乎没有安全生产培训，黑人比例达到30%的工人中，有很多人上岗时连口罩都不戴，自由呼吸电解质蒸汽，徒手接触电解液。开工短短一年就酿成40余起安全事故。这应该就是三名工人莫名死亡的原因，因为他们肯定接触了某种致命物质。

然而，除了管理乌方生产乱，技术落后，没法看，两眼一抹黑，工人外行瞎捣蛋外，北孚还有一个致命问题：生产线不适配。他们从中国订购的生产线根本没按计划完成测试验收，匆忙拉进瑞典就直接开干了。

由于北孚车间能令人眼前一黑的管理能力，中国生产线的零件只要进场就会大量丢失。北孚公司生产的成品更能把10米的料带上干出七八个大洞。而车间负责人认为，这都是中国设备的问题，要中国工程师去解决。你们就是故意在生产线上搞鬼，怕欧洲电池工业崛起，想要低价收购我们的公司，这都是China的阴谋啊。

这套阴谋论至今在欧洲仍有市场。基于此种考虑，北孚依然在生产线上下游配套设施上，采用了其他国家的产品，完全不考虑与中国产线的对接问题。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实际上，北孚工厂从没有过真正的生产能力。只不过为了手臂交货，北孚高层一咬牙，直接从中国和韩国雇了100多工人，总算把前期的小额订单糊弄了过去。然而，到了宝马的大额订单交货的时候，这窟窿就实在补不上了。

破产与反思

终于，当专家组的调查报告公布后，这场持续数年的狂欢终于结束了。北孚公司再也融不到任何投资，账上的现金迅速消耗。不久之后，北孚一厂的生产线发生爆炸，炸死了一名工人。这个本就是假装工作的产线终于彻底停工了。

2024年9月，北孚公司宣布大规模裁员，实验室所有研发全部暂停。当然，这也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2024年11月，北孚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此时他们账上的现金仍然高达3000万美元，而负债只有区区58万美元而已。至此，这个公司已经彻底没有了拯救价值。

2025年3月，北孚公司在瑞典申请破产。一系列的丑闻被完全曝光。有工人透露，北孚所谓的全产业链加工、纯瑞典生产、绝对符合环保标准的电池，其实都是采购准成品材料，自己做点组装贴片工作而已。就这还没贴明白。柏林机场再失败，好歹还填补了德国没有效法的空白呢。北孚究竟带来了啥，把这个公司钉在耻辱柱上，都是耻辱辱骂耻辱。

2025年5月，在前北孚员工写到北孚内部证词中证明，其实早在2022年，北孚高层就知道了公司财务和生产过程中的严重问题，但他们选择了刻意隐瞒。此书一出，针对卡尔森能北孚高管的诈骗指责汹涌而来。卡尔森不得不出来解释，表示自己并非诈骗，而是真心想做好公司。自己股权套现出来的钱也都用来拯救公司和帮助员工的等等。

不过，无论卡尔森如何解释，这家承载着全欧洲的伟大宏愿的明星公司，都已经彻底完结。2025年6月，北孚公司彻底破产。在花费十年，消耗上千亿人民币后，欧洲在电池领域第一次努力就此彻底宣告失败。

北孚破产之后，其所有资产都进入了待售状态。有瑞典官员警告，不要让中国企业接手谢莱夫特奥的北孚一厂，因为那会是危险的。虽然我严重怀疑，地球上究竟有多少企业愿意接受那个在北极圈附近的工厂。但显然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北孚一厂和其它欧洲人拥有的一切一样，依然是求之不得的优质资产。北孚公司虽然失败了，但那只是欧洲创业过程中的一次小小失误。在未来，北孚一厂必然会重新崛起，等待着又一个属于欧洲人自己的宏大梦想。

1977年2月1日中午，苏联黑海沿岸的度假城市索契的气温只有零上5度。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零上5度的温度堪称寒冷，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在2月份有这样的温度可谓热在天堂了。

身处于天堂之中，卫国战争老兵，退休工人弗拉基米尔·巴祖佐夫的心情十分畅快。他吹着口哨走到了商店，买下了一个番茄飞鱼罐头。所谓罐头就酒，越喝越有，巴祖佐夫准备给自己加个餐。

回到家后，巴祖佐夫在餐桌上把酒杯倒满，然后用小刀撬开了罐头。几秒钟后，老爷子用力揉了揉眼睛。自己确实岁数大了，这还能把飞鱼看成鱼子酱呢？他赶紧尝了一口，哎，还真是鱼子酱。

巴祖佐夫赶紧查看了一下外面的标签，没错，是番茄飞鱼罐头啊。再看看罐头里面，居然真的是鱼子酱。只要不傻，谁都知道鱼子酱和飞鱼的价值有多大区别。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坦然接受了这番命运的馈赠。可是，作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巴祖佐夫当即大怒。

罐头厂怎么回事？居然能搞出这种错误来，这不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吗？带着这瓶罐头，巴祖佐夫怒气冲冲地走进了警察局。我要举报，有人玩忽职守，浪费国家财产。

警察虽然对巴祖佐夫的较真行为十分惊讶，但既然人家占理，就只能跟着出了一次警。好在水产商店态度十分诚恳，他们在警方到来后当场道歉，为巴祖佐夫现场更换了错售商品，并且表示，十分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展开内部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请您不要介意，这只是一次工作意外而引发的小失误而已。

考察西班牙

1977年3月，苏联渔业部长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正在马德里的街头闲逛。伊什科夫的步伐散漫得像个游客，但这并不是他的摸鱼划水，而是因为这次出访确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作为重要的水产大国，苏联和西班牙的渔业都十分发达。两个国家的渔获都完全能满足国内需求，对彼此都没啥出口空间。除了鱼子酱外，西班牙基本不需要苏联的任何水产，但鱼子酱会愁销路吗？所以，伊什科夫在西班牙只能采用成都工作法，成天摸鱼，什么都不干。

然而，在这一天的散步中，他在路过一家商店时突然问随行的西班牙官员：“那是什么？”西班牙人定眼一看，那是一家著名的水产商店。里面的虾兵蟹将、大肚熬油、冷冻柜也成排陈列，生意异常火爆。

于是，官员回复道：“这是我们这的新型水产超市，捕捞时就会进行分类处理，上岸后专列直达零售店。很多还是活的，所以生意不错。”伊什科夫顿时来了精神：“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西班牙官员痛快地说：“当然可以，您里边请，南滨一位！”

随后的几小时中，伊什科夫可谓大开眼界。经过数天的调研后，他得出了一条结论：资本主义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简单的说，这种新型水产超市是西班牙人对水产的最终解决方案。捕捞队在海上对渔获进行分类处理，将高价值水产冰鲜或会养殖，低价值水产则直接冷冻。上岸之后，有专列将新鲜水产迅速运往内陆，而冷冻的水产则用冷链运输或做成罐头。加工剩下的边角料则做成鱼丸鱼饼，连骨头都用来磨粉做饲料，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敲骨吸髓。

在零售商店里，商家除了销售水产外，还提供现场加工。在商店里设有餐厅和咖啡厅，可以把购买的水产现场做成菜。这种一站式服务广受市民好评，因此生意非常火爆。

当伊什科夫深度了解了这种经营模式后，身为渔业部长的他深感震撼。他认为自己有可能通过这种模式，解决那个长期困扰苏联的魔咒——肉食品供应不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学习知识和互通有无都还有很多限制，但现在的我们在网上一搜就可以学到新东西了。而长时间网上冲浪，难免遇到流量不够用的问题，每次稍微一用超，话费就要上百。真心疼，和我一样有流量焦虑的朋友，不妨试试这种超大流量卡吧。月租最低只要29元，每月就有上百G流量。像我经常出差在外，随便看看视频，十几G就没了，所以每次都只能临时加流量包。虽然有些是无限流量，但却是超过20G就直接限速了，那速度慢得让我痛彻心扉。像这种超大流量卡，一个月上百G流量，干啥都够了，再也不用临时买流量包还被限速了。话费一年还能省的1000多块，拿着钱去干啥不香啊？关键都是四大运营商直接发货的正规手机卡，用会期还很长，不用担心中期话费变贵。如果不想用了，也可以随时线上注销退费。网速方面呢，更是没得说，最高测速500兆，甚至比家里的WiFi网速都要丝滑。除了上面说的超强配置之外，咱们还特地给朋友们安排了首月免费试用的福利，包邮到家，不花一分钱。但卡的名额有限，点开链接能看到的，就是目前还可以申请的。月租超29元的朋友抓紧时间，快去置顶评论领一张吧。流量经常不够用的小伙伴们，如果想要及时得知类似的优惠消息，还可以搜索关注流量卡大忽悠，他是流量卡测评领域的头部阿虎，是四大运营商的官方授权，找他家客服可以了解更多详细优惠。

苏联的肉食危机

在冷战前，苏联经历了艰难的工业化和毁天灭地的大战，普通百姓能吃饱饭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吃肉了。可是，随着战后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70年代，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当肉类消耗迅速攀升时，苏联的供应能力开始跟不上了。

简单的说，作为一个能制造空间站和核潜艇的超级大国，苏联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国内的食品供应问题，以至于常年需要消耗大量外汇来进口粮食和肉类。无论苏联政府怎么改革，苏联的肉食供应都不够完善。

除了肉类不足外，由于调配不灵，很多时候商店里供应的也都是盘古小时候嚷着要吃的那种超长期冻货。恨不得一看标签上写着：进口地，韩国，这几年，张良。

改革的开端

面对这种现状，作为渔业部长，伊什科夫一直有个想法：肉不够，拿鱼凑。相较于禽畜肉，鱼虾绝对算是优质蛋白。苏联漫长的海岸线虽然通航能力不太行，用它来打鱼都还不错。1970年的渔获已经接近800万吨，数量相当可观。

然而，如此丰富的渔获却没有解决苏联的肉食供应问题，原因在于俄罗斯人不太会吃鱼。在没有冷链运输的年代，沙俄境内的广大地区只能吃一点淡水鱼，对海鱼的做法基本一无所知。其次，由于国土面积太大，高昂的物流成本让海鱼进入内陆的成本太高。如果把损耗算进去的话，很可能最终鱼的价格比肉还高。

然而，西班牙这种综合海鲜超市，让伊什科夫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你不会做没关系，餐厅帮你加工好。物流成本高也没关系，专列运输拉低成本。将边角料回收后还能摊平成本，肯定让老百姓买得便宜。

回国以后，伊什科夫直接找到总理科西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科西金听得心旷神怡，当即上会讨论。很快，总理下达了指令：干，先找试点，成功后就推广。

得到中央的许可后，伊什科夫立刻找来了苏联渔业部第一副部长雷托夫。小雷啊，这是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我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是时候给你加加担子了。

雷托夫当然听得出老部长的言外之意，他立刻站起身：“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弗拉基米尔·伊利希·雷托夫，苏联渔业部里的实干家。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雷托夫多年以来以勤勤恳恳、疾恶如仇而闻名。在捕捞队当水手时，他就敢于公开批评船队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当上捕捞队长后，雷托夫的船队总能以管理完善、效率奇佳而著称。靠着过硬的工作能力，雷托夫节节攀升。身为渔业专家的他，熟知整个行业现状。靠着常年和一线人员交流，雷托夫的工作总是计划详实、执行合理，因此被一路提拔为渔业部副部长。

海洋商店的成功与谣言

在接下任务后，雷托夫堪称雷厉风行。从组织架构到人员货品，从制度确立到零售定价，雷托夫全都亲力亲为。短短一年后，1972年11月，苏联第一家海鲜综合超市在索契开业。伊什科夫将其命名为“海洋商店”。

当海洋商店出现后，面对着新颖的销售方式，物美价廉的商品，索契居民们很快汹涌而至。在开店的三个月里，海洋商店几乎天天卖脱销。看到索契的红火局面，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请愿，强烈要求中央把海洋商店赶紧开过来。

1975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伊什科夫表态：目前海洋商店的试点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具备了推广条件，但这种新模式需要多个部委协调工作。起码贸易、工业、渔业、交通四部门必须参与进来。我建议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这样方便管理。

经过一番讨论后，1975年末，中央形成决议：渔业部全面改组，成立新年渔业生产总局，全面主管水产捕捞和商品生产，而海洋商店贸易公司则归渔业生产总局全权管理。

1976年初，第二家海洋商店在莫斯科开业。这一次更是进行了全面升级。除了产品比索契更加丰富外，商店装修还完全设计成了海洋风格。美轮美奂的新商场，更加吸引了市民们的热捧。

同时，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叶菲姆·费尔德曼也是个人才。他设计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提供大量廉价套餐，更加让海洋商店宾客盈门。由于效果实在太好，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1977年春季，全苏联的海洋商店已经超过了300家，极大的缓解了苏联肉食品的供需矛盾。

然而，就在海洋商店大获成功时，一则传言却开始在莫斯科流传：有人说，在米拉街的海洋商店，购买30戈比的番茄飞鱼罐头，可能或有幸运大奖。罐头里，可能会装着昂贵的鱼子酱。

谣言的调查

当这个神秘的传言在莫斯科流传后，市民们立刻涌入了海洋商店，把飞鱼罐头一扫而空，连带着鳕鱼、鲑鱼罐头也全部脱销。随着传言不断扩大，疯狂的抢货甚至造成了多次小规模踩踏。在首都地区出现这种Guan Luàn，不可能不惊动克格勃。

很快，克格勃第二总局A部门二处处长尼古拉·诺维科夫得知了此事。“为什么莫斯科会突然出现这种谣言？好好的咋还抢上了？海洋店关乎国计民生，别是有境外势力暗中使坏吧？”

于是，诺维科夫叫来了手下的干将尼古拉·博亚洛夫。“听说飞鱼罐头里有鱼子酱的事儿了吗？”博亚洛夫点头：“听说了，不过我估计是海洋店自己搞的花招。海洋商店贸易公司的那个费尔德曼和米拉街的店长费什曼都是犹太人，他俩就好整这事儿。”

诺维科夫哈哈一笑：“还是去查查吧，尽快平息谣言，别因为这点小事儿整出踩踏来。”博亚洛夫点头：“我这都去办。”

初步调查

虽然接下了命令，但博亚洛夫依然没太重视这事儿。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各种谣言在流传。飞鱼罐头鱼子酱算个啥？勋宗午夜兑大货，那才叫刺激呢。

所以，博亚洛夫也谈不上调查，他直接去找了米拉街海洋商店店长费什曼：“搞促销差不多得了啊，飞鱼罐头装鱼子酱，亏你想得出来，赶紧澄清一下。”

费什曼欲哭无泪：“大哥，真不是我搞促销，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这段时间我们都快被折磨疯了，无论怎么解释市民都不信，每天人多得正常生意都没法做了。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针对海洋商店。”

当听到这个解释时，博亚洛夫开始认真起来了。“既然不是促销手段，那这个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不对，有预谋，有人指使！”

深入调查

回到卢比扬卡后，博亚洛夫开始组织人手，细查传言来源。很快，他们找到了源头：索契。

是的，这则离谱传言的开始就是来自开篇的老兵巴祖佐夫。当巴祖佐夫抱怨后，索契的海洋商店很快就问得了罐头生产基地——索契208号工厂。听过复查后，工厂以错误灌装、工作失误为由，处罚了车间主任和工人，并且将处理结果通报了警方和公众。

然而，这次事件却意外启发了当地群众。试想一下，以苏联工人的风格，他们会仅仅只装错一罐吗？根据乌千张理论，当有一罐飞鱼罐头里开出鱼子酱时，代表着一定有更多的命运的馈赠在等待着我们。

于是，从那天开始，索契的市民开始扶老携幼的冲进海洋商店，将货架上的飞鱼罐头一扫而空。

这里说句题外话，早些年我不懂事的时候，曾经买过瑞典远教纸飞鱼罐头。我深深的震撼于这种罐头为什么没被联合国列入生化武器名单。苏联的飞鱼罐头应该是发酵的没有瑞典罐头那么充分，不然如果全城一起吃飞鱼罐头的话，效果恐怕堪比切尔诺贝利。

随着事件逐渐闹大，索契的传闻最终飘到了莫斯科，由此引来了克格勃的调查。在索契走访了一圈后，1977年5月，博亚洛夫将调查报告交给了诺维科夫。

“处长，罐头这事儿我查明白了，严格说不是谣言，是罐头厂确实装错了。咱们让渔业部出个公告就行。”

打开报告，诺维科夫点了点头：“渔业部这帮家伙真是没溜了，这么点小事儿搞这么大动静。行了，我会尽快跟他们沟通一下，辛苦了。”博亚洛夫敬了个礼，离开了办公室。

然而，几分钟后他就被薅了回来。诺维科夫一边看报告，一边皱着眉头说：“不对，这事儿不对劲。”博亚洛夫很诧异：“还有没调查清楚的地方吗？”

诺维科夫敲了敲桌子：“你动脑子想想，什么样的工厂会把飞鱼和鱼子酱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灌装？那是水产，不是工业品。如果切换产品，需要对整条产线进行清洁，会严重影响效率。”博亚洛夫恍然大悟：“所以这压根不是疏忽，而是盗窃！”

诺维科夫点头：“对，而且应该不是一个工人，而是有团伙，至少是两条流水线上的人相互配合。”博亚洛夫立刻起身：“我再去一趟索契，把这帮蛀虫挖出来！”

诺维科夫摆摆手：“算了，交给索契那边的警察吧，这属于经济案件，咱们不好过多的插手。”

博亚洛夫明白诺维科夫的意思，由于苏联计划经济无奖无罚的僵化体制，很多人都以厂为家，经常从家里往家里拿东西。这种事太普遍，追责起来也不过是法不责众，交给警察办是最合理的。

令克格勃感到意外的是，索契警方的效率相当高，当月就发来了回执。

“经查，208生产基地里存在一个盗窃团伙。他们的盗窃手段也不复杂，就是在工人灌装鱼子酱的时候，手上难免会沾上一些。这个团伙就把沾上的鱼子酱刮了下来，再送到有勾结的飞鱼生产线的工人那里，装到飞鱼罐头里偷偷带出去。好在他们偶然装错了，被我们发现。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所有的涉事的四名工人，不日就会提起公诉。感谢克格勃的同志提供线索。”

至此，这起案件正式完结。诺维科夫处长在记录上签字存档，就如常继续工作了。

然而，几天以后，诺维科夫就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在办公室后面，第二总局负责人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把报告甩了出来：“这案子还是不对，你们继续查！”

看着诺维科夫懵懂的眼神，格里戈连科严肃地说道：“用手沾鱼子酱，总共能沾几克？一盒罐头多少克？四个人得多长时间才能凑出一盒？换成你，你会把这么珍贵的成品疏忽卖掉吗？克格勃是拿人的，你凭什么就把这个案子给定论了？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接着查！”

腐败链条

就这样，在局长的指示之下，博亚洛夫于6月初又一次回到了索契。由于已经引来高层关注，火大将黄的博亚洛夫毫不客气，直接进驻208号水产品生产基地，当天就发现了大问题。

进厂检查一圈后，博亚洛夫喊来厂长，指着捕捞队送来的渔获箱开始怒道：“箱子标重20公斤，实际称重却都是21到23公斤，而入库记录还是20公斤。解释一下吧，多出来的重量哪去了？是不是你们盗窃国家财产？”

厂长大惊失色：“同志，绝对没有，这是个无奈之举啊！”博亚洛夫冷冷地问：“怎么着？你们还是被迫贪污的？”

厂长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同志。捕捞队多装渔获是惯例，因为海上风浪大，颠簸起来称重很难准确。如果严格按照20公斤装货，那么上岸可能会发现只有18公斤，他们就会被质疑缺斤少两。所以为了避免麻烦，通常都会多装两三公斤。”

博亚洛夫点头：“那好，捕捞队暂时排除嫌疑，那责任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为什么要按标重入库？多出的地方让你们偷偷卖了吧？”

厂长连连摆手：“我们哪敢呢？都用来抵损耗了。”博亚洛夫大怒：“放屁！海洋商店连边角料和鱼骨头都利用上了，哪来的损耗？”

厂长赶紧解释：“还是会有损耗的，虽然船上有冷冻机和蓄氧舱，但也不能保证打上来的鱼完全不死不腐烂。这玩意儿看运气的，但布里把合理损耗率定的极低，只有千分之一，真的不够。我们只能拿多出的部分抵，就这还不一定够呢。”

博亚洛夫想了想：“只有208厂这样吗？”厂长叹了口气：“据我所知，大部分都这样，虽然不合规，但也是真没办法。如果您一定要追究，那由我来承担责任吧。”

博亚洛夫说：“这件事情暂时放在一边，我问你，飞鱼罐头装鱼子酱到底是怎么回事？”厂长苦笑：“就是警察说的那样，但人数更多。”

博亚洛夫火了：“为什么不都处理？”厂长继续叹气：“抓不完的，捕捞队送来的鱼子酱需要工人手工装的罐头里，根本无法杜绝工人手上有残留。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严格追究的话，整个生产线的工人都得抓。”

博亚洛夫问：“所以你们法不责众了？”厂长说：“是啊，工人的薪水一般，就算换了一批也还是一样。我们只能抓几个最过分的。厂里也尝试过严管，但这帮人都是烂族屁，知道临死抱佛脚。只要严管，他们就会收手，放松了就照常。我们总不能每个工人都单独找人盯着干活吧？”

听了厂长的回答，博亚洛夫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

调查报告与困惑

接下来的几个月，博亚洛夫又走访了车队和海洋商店。终于在1977年9月，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报告中指出：从黑海捕捞队到莫斯科海洋商店，整个水产的生产销售流程都存在着重大问题。

捕捞队未按标准称重装货，加工厂管理不善，工人存在大范围盗窃。车队管理极为粗放，物流环节中有大量不知去向的损耗。零售店也有以次充好、倒卖商品的情况。比如米拉街的海洋商店，柜员们竟会给冻货泼水进行二次冷冻，多出来的重量全都成为了计划外收入。在餐厅里，店员们经常拿劣货糊弄顾客，完全是欺负苏联消费者没法给差评。

当处长诺维科夫看完报告后，这一次他再也不敢贸然上交了。斟酌了好一会儿后，诺维科夫问博亚洛夫：“看起来都是工人和店员的个人行为，要么是法不责众，要么是已经处理。但我怎么还是觉得不对呢？”

博亚洛夫也很纠结：“我也觉得不太正常，一切都太顺利了。那个厂长很主动的承认了问题，也坦然接受了处分，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这案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每次都好想查清了，但又不是真正的真相。就像是：天青色等烟雨，好像调楼机。约瑟被打捞起，油渍酥落地。”

感觉非常诡异。诺维科夫皱了皱眉头：“你只查了一条线，那么其他地方呢？会不会也一样？”博亚洛夫叹了口气：“全国几百家零售店，25支大型捕捞队，93个生产基地，100多条运输专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查，但我个人倾向都一样。”

诺维科夫点了点头：“那问题就来了，这么大的规模，罪犯全都是工人和店员，管理人员只是失职，一点没参与，你信吗？”博亚洛夫摇了摇头：“没证据啊，被抓现行的都是工人。对方很狡猾，我只要发现一点端倪，嫌疑人立刻就被处理了，线索直接断掉了。”

诺维科夫笑笑：“你是说，有对方？”博亚洛夫点了点头：“我觉得有，但没有证据，这结论没法下。而且我的调查应该已经打草惊蛇了。”

对于这个胳肢生饭，第二总局负责人格里戈里·格里戈连科并不失望。A部门二处是个小部门，调查成这样不错了。

很快，格里戈连科重新安排人手展开监听，包括莫斯科四家海洋商店店长、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几个物流车队和生产基地的领导都被纳入了监视名单。

但两个月后，格里戈连科也糊涂了。他倒不是没有线索，而是有个环节始终扣不上：主犯。

在克格勃经手的所有经济犯罪里，都必然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主犯，比如皮萨诺夫、多纳耶夫、钻石联盟的老爹等等。按照克格勃的逻辑，如此重大的经济犯罪肯定得有个核心。然而，经过长期监听，特工们却只发现了一堆小团伙各自为是的作案。

加工厂存在盗窃行为，车队会把上好的货物直接报损，零售店长参与了以次充好。但他们每个负责人都各管一摊，互相毫无联系，根本看不出有一个核心。

如果说有谁比较可疑的话，那就只有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和米拉街海洋店店长费什曼。因为这俩犹太佬经常出国，两人出国究竟是干嘛呢？

眼看调查逐渐走上歪轨，最终，格里戈连科还是推开了那间办公室的大门。“安德罗波夫同志，我需要协助！”

案件升级

当格里戈连科汇报完后，安德罗波夫当时就来了精神：“哦？集体腐败、跨国交易，我很有兴趣。”有安总下令，自然没有查不清楚的事情。

1978年春季，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发来报告：费尔德曼和费什曼在当地大肆用卢布采购珠宝，又偷偷卖成美元存进银行，很可能或有叛逃的企图。到了这会儿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得到安总首肯后，格里戈连科直接把这俩人逮了起来。然而令他郁闷的是，特工们连一指头都没动上，哥俩直接招了。

众所周知，克格勃在苏联的作风向来十分粗鲁。面对着克苏鲁恐惧，费什曼连一秒都没犹豫，直接承认自己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将结余的商品卖往黑市，还拿出一大笔钱贿赂直属上级费尔德曼。两人这次去捷克斯洛伐克倒腾珠宝，也确实是因为被调查惊动后害怕了。哥俩都是犹太人，当时苏联允许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两人就是打算攒够美元直接开润的。

而费尔德曼也痛快交代，从当上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狠薅社会主义羊毛。对手下店长各种索贿，还侵吞国家舞弊款等等。

看完审问记录后，格里戈连科怒火中烧：“这两个亡国蛋，酒足是两年内里买的！”瞧，比他们俩有时都不多。

不过，他很快又意识到不对。这俩人只是负责零售环节的，那生产和物流呢？他们根本插不上手，哥俩是在这儿无实权表演呢。

所以，这俩人只能算渔业犯罪集团的头目，但依然算不上是主犯。至于他们上面的人，到了这个层级其实已经不难猜了。是渔业生产总局的局长尤里·罗戈夫？还是渔业部的第一副部长雷托夫？又甚至是渔业部长伊什科夫？或者他们仨都参与了，直接是夫唱妇随。

思前想后，格里戈连科又一次推开了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大门，将情报汇报一遍后，格里戈连科提出了顾虑：“再往上查，就都是中央部委直属机构的负责人了。没有上级授权，我们不好轻动。”

安德罗波夫沉吟一会：“能不能从其他环节继续调查？物流和生产不是没审究吗？怎么也要有点证据啊。”

格里戈连科叹了口气：“就怕查完还是现在的情况，抓个小头目后卡住。而且之前的行动不可能不惊动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扫尾了。”安德罗波夫想了好一会儿：“这样吧，你们让费尔德曼指认出名字，我来想办法。”

格里戈连科沉默了一会说：“要不咱们算了吧，我把其他两条线深挖一遍，主要头目都抓了，咱们结案吧。”安德罗波夫断然摇头：“不行，别说对国家和人民，这样哪怕对我们自己的职责都交代不过去。按我说的办！”

听说要继续审问，卢比扬卡的记忆恢复师们热烈盈眶。祖传手艺终于还是用上了。经过肘击打开呼吸道，电棍找回你心跳后，费尔德曼供出了名字：渔业生产总局局长尤里·罗戈夫。

自己曾经给罗戈夫大量贿赂，以换取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宽容。但罗戈夫并未直接参与犯罪，对具体细节一概不知。

看完口供后，格里戈连科屏住了呼吸。如果罗戈夫没有参与犯罪的话，那么只代表着一种可能：其协调整个犯罪集团的人，比罗戈夫级别更高。

当看完报告后，安德罗波夫沉默了。他用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这样吧，咱们找机会邀请罗戈夫过来，咨询问话，注意不是审问。如果他承认，那就签字放人，后面的事只能由中央处理了。”

1978年8月4日，罗戈夫被请到卢比扬卡。当看到安德罗波夫拿出的审问记录时，罗戈夫冷汗直流。他哆哆嗦嗦地承认自己确实收受了贿赂，但并没有违规给下手任何便利，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见罗戈夫愿意配合，安德罗波夫也没有多为难，让他在记录上签字就当场释放了，随后又安排扩大调查。

然而，安德罗波夫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自己居然被人摆了一道。在卢比扬卡签完字后，罗戈夫回到家后蹲了几天，直接去法院起诉了克格勃。声称自己被骗到卢比扬卡，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不得不屈打成招，我无罪，安德罗波夫陷害我呀！

对于罗戈夫的做法，安德罗波夫毫无准备。由于克格勃多年来的刑讯逼供早已恶名远扬，罗戈夫这么一指控，导致他签过字的口供可信度骤然下降。克格勃一下陷入了被动之中。

被罗戈夫这么一搞，安德罗波夫心态崩了。他也不顾什么级别不级别了，直接下令逮捕了罗戈夫。

但是，此日之后，安德罗波夫在思考一个问题：以罗戈夫之前的表现，他完全不像是能搞出这种反击手段的人。出去这几天，怎么就金非昔比了呢？究竟是谁在指点他？

然而，在逮捕之后，克格勃对罗戈夫的审讯却极不顺利。进入卢比扬卡后，曾经怂到冷汗直流的罗戈夫仿佛换了一个人。他面对审讯一言不发，绝口不提自己背后有什么人。除此之外，各地特工对于物流生产方面的调查也很不顺利。比如说高管了，小虾米都没抓住几只。

此时，克格勃对于一个政府高管的长期拘禁，已经引来了总理科西金的关切。被逼到墙角后，安德罗波夫召集手下开会。经过重新梳理后，克格勃得出了两个结论。

首先，罗戈夫背后一定有人，而且能量极大，水平很高。其次，如此大规模的调查依然无法取得突破，除了主犯是个大能外，很可能克格勃内部也出了问题，大概率有特工被收买，一直向他们通风报信。

案子查到这里，克格勃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由于调查规模过于庞大，克格勃无法保证不会泄密，但也不知道谁可以信任。向警察求助是不可能的。那么，谁可以来搭把手呢？

散会之后，安德罗波夫思索良久，还是操起了电话。“鲁登科同志，我需要你的帮助。”

检察院介入

罗曼·鲁登科，苏联总检察长。打通了鲁登科的电话后，安德罗波夫开门见山：“能把新毕业的那批调查员借调给我吗？另外还需要几位重案调查员。”

面对着老友的求助，鲁登科颇为惊讶：“你克格勃有几十万人，还需要我手里这点人？”

在苏联，检察院的存在感远没有内务部和克格勃强，主要负责司法领域的监督和公诉。但是，检察院同样有刑事调查的权力，但一般只调查高官和高级执法人员的犯罪，可以说只要出手没小事儿。1977年后，检察院的调查权得到扩大。为了适配职责，检察院新培训了一大批刑事调查检察官。而安德罗波夫看中的就是这批人，原因很简单：新人不会被收买。

当听完安德罗波夫的困境后，鲁登科当即表态：“借调人员没问题，甚至检察院直接参与都可以。”

在鲁登科的协调下，120名新毕业的检察官开始参与案件调查，分成若干调查组奔赴各地。到达指定地点后，调查组入住酒店，非工作严禁外出，客房内通讯设施全部撤掉，连地方克格勃都不知道这帮人在干什么。

在莫斯科的酒店里，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卡利尼琴科的检察官被关起来，每天胡思乱想。作为一名出生在扎波罗热的检察官，卡利尼琴科丝毫不擅长哥萨克人的纯粹物理性批判，反而早早染上了独瘾，对于法律工作十分精通。

在工作中，卡利尼琴科敏锐的发现了克格勃和内务部查案中的共同弊病：重口供，轻实证。一旦嫌犯招了，就不怎么找物证了。由于重口供的氛围，行为艺术自然越来越普遍。卡利尼琴科十分反感这一点，他非常注重物证和犯罪过程的还原。几年下来，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因此成为了明星检察官。

在封闭酒店里详细看过案卷后，卡利尼琴科笑了。原因很简单，他发现克格勃忽略了最重要的环节：钱。

无论是集团犯罪也好，贪腐窝案也罢，无论有没有主犯，总有一样东西能把线索串联起来：赃款。人的口供可以骗人，但赃款的去向不会骗人。只要抓住钱的脉络，就一定能锁定核心。

所以，卡利尼琴科提出了破案思路：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罪犯，而是账本。不是各单位的名账，而是小团伙的暗账。我们要做得很简单，继续审问那些犯人，逼他们交代账本在哪，抓会计。

在卡利尼琴科的指点下，克格勃犹如醍醐灌顶。很快将赃款去向作为核心重点，将各小集团的会计抓了起来。

“我警告你们，关某的大刀不斩无名之辈，但关某有的是小刀。”

在提兰桥警告下，赃款的去处很快被查明。1979年3月，由小舅子丈夫受贿的罗戈夫被彻底锤死。紧接着，渔业生产总局大案账也被找到，整个犯罪网络都开始瓦解。

随着调查逐渐扩大，办案人员开始看得心牛肉跳。他们几乎每天都能找到新的贪赃受贿的证据。整个渔业部几乎没有无辜之人。而且，很多案账都提到了有一位只收现金和食物的高官：水手长。

按照级别推测，这位水手长的身份几乎可以二选一：渔业部长伊什科夫，或主管第一副部长雷托夫，甚至两者都不干净。

但是，从政治角度讲，这起案子已经极其棘手。仅仅一个渔业生产总局的局长罗戈夫，就已经引来了巨大的政治风暴。动部长和副部长，没有过硬的证据怎么行？

然而，经过调查后，雷托夫和伊什科夫本人和身边人的银行账户都非常干净。此时，卡利尼琴科又指出了一点：既然两人银行如此干净，又都没有海外巨额消费的机会，那么想找证据很简单，他们的家里一定有大笔现金。

1979年7月28日，克格勃特工和检察官一起，偷偷潜入了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家中，在保险柜和床下找到了超过30万卢布的现金。

苏联赵德汉，石锤了！

在层层上报后，苏共中央在1979年8月传唤雷托夫，将其训诫一顿。

然而，调查组瞬间丢了士气。就算不劈不，这事也不能就自花三倍吧？

因此，9月11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安德罗波夫直接将雷托夫的腐败证据公开。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做出了批捕雷托夫的决定。1979年10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受命，公开传唤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

雷托夫坦然接受传唤，这让负责问话的检察官颇为意外：“你就这么来了？”雷托夫非常镇定：“我又没犯罪，为啥不能来？”

这话把检察官都整无语了：“不是，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

然而，随着问话的深入，检察官们发现，雷托夫似乎真的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

1970年2月，雷托夫一家四口，揣着多年积攒的5000卢布，来到莫斯科赴任。结果刚报道完就遇到个大麻烦。渔业部是个穷衙门，在首都没有宿舍，他得自己找地方。布里只能每天报销一点点住宿费。

无奈之下，雷托夫只能住酒店，但莫斯科的酒店太贵，他的钱很快花光了。堂堂渔业部副部长，只能找了个罐头厂的空置房黑了下来，蹲了足足两年，布里才分了一套公寓。

然而，这依然不是幸福的开端。新家安这要花钱，莫斯科的社交经费也不便宜。七七八八的花销下来，雷托夫的工资很快见底。

然而，此时的雷托夫却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加上水手出身的他本就十分豪爽，因此自然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朋友自然有通财之义。

据出，雷托夫的朋友们给他带来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礼物。比如某年五一，渔业生产总局局长罗戈夫就给他带来了糖果、伏特加等礼物。这能算贿赂吗？当然不是，都是朋友，下次去他家也带礼物就是了。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雷托夫家的礼物也越来越多。大家都是正常交往，谈什么受贿呢？

1974年秋天，雷托夫终于得到了第一笔钱。那天，萨哈林渔业局的老哥们儿来莫斯科出差。雷托夫与老朋友们频频举杯。酒酣耳热之后，萨哈林渔业局局长费多尔·金科勾肩搭背的跟着雷托夫上厕所。在卫生间掏出了一个信封。

“刚刚才知道你在莫斯科混得这么惨，拿着，老兄弟们凑的，一点心意，不许拒绝，以后每月都有。”

这是贿赂吗？当然不是，真兄弟情谊啊！雷托夫满含深情地收下信封，回到酒桌后，费多尔·金科开始大倒苦水：“你离开以后，兄弟们也大不如前了。海鲜包值保量的往上捞，但交通部门就是卡着不给运，船队的维修款也不及时给。再这么下去，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雷托夫大怒：“他们怎么敢？这是严重渎职！我明天就彻查！”

在雷托夫的认知里，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下面送的钱和自己的批款速度没有任何关系，和自己的调货方案也没有关系。一码是一码，都是正常履职，没有向钱看，谈什么受贿啊？

听完雷托夫的话，检察官的鼻子差点气歪：“正常履职？整个渔业系统里大量贪污欺诈、倒卖国有财产的罪行你看不见？你不知道？你不管？”

雷托夫慢不经心的说：“其他部委也这样啊，工业部、农业部乃至贸易部，哪个系统里的工人不偷东西？中层不靠山吃山？好歹我没让国家赔钱，还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如果这都能定罪，那你们要传唤的人可就多了。”

这句话把检察官给怼没电了。此时，一旁的卡利尼琴科接过话茬：“那走私呢？别人可没像你们这样大规模走私。”

雷托夫一脸震惊：“走私？什么走私？”

事实上，随着调查的深入，飞鱼罐头案终于水落石出。他的死忠同伙就是渔业生产总局局长罗戈夫。当觉得受贿来钱也太慢后，罗戈夫开始琢磨来钱更快的方法。

守着渔业生产局，自己手里最值钱的货物不用多想：鱼子酱。作为渔业生产总局的一把手，罗戈夫不仅管鱼子酱的生产，甚至还管出口和销售。在他的协调下，大量捕捞队开始多装，那些合理损耗的鱼子酱被偷偷集中到索契208号生产基地，由厂长带着心腹悄悄灌进飞鱼罐头的盒子里，再送到出口仓库存放。

然后这些鱼子酱就被以飞鱼罐头的价格卖给海外的批发商。对方只需要以飞鱼的价格向苏联付费，就可以获得真真正正的鱼子酱。

当然了，差价自然得返还一大部分给罗戈夫和他的同伙们。

本来，这一套走私系统环环相扣，极其隐秘。但1977年初，208号厂的工人们犯了个和我一样的错误：品控不严。他们将200盒装着鱼子酱的飞鱼罐头放入了内销仓库，直接被送到海洋商店卖掉了。由此才引发了这一切的故事。

实际上，这张鱼子酱走私网的规模之大，根本难以想象。虽然罗戈夫是渔业生产总局的负责人，但苏联在制度设计上也是有层层牵制的。在这条走私流程上，涉及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内务部乃至克格勃和军方的多个部门的职责，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当卡利尼琴科为雷托夫讲述了全部的走私世纪时，雷托夫哑口无言。曾经满不在乎的雷托夫瞬间颓丧了下来。思考良久后，雷托夫低声说：“如果我认罪并检举的话，能不能减刑？”

案件的结局

关于雷托夫检举了谁，说了哪些话，我们不得而知。在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向勋宗申请，对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发起调查，但没有获得批准，只能罢手。这场渔业大案就此告终。

对于高层腐败案件，勋宗的态度跟汉弗莱一样：不能真往下查呀，万一查出来点啥呢？

当然，不查并不代表完全没事。不肖出了如此规模的大案，渔业部长伊什科夫难辞其咎。很快被勒令退休。身为历经三朝的老臣，就此以极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

在司法系统，渔业案的罪犯陆续被审判。1980年，米拉街海洋店店长费什曼被判有期徒刑12年。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被判15年。罗戈夫则直接无期徒刑。

1981年8月，苏维埃最高法院判处雷托夫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这是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判决。有人说是为了报复他攀咬他人，有人说是为了杀他灭口。总之，这个曾经政治中肯的干部，最终还是死于了自己的私欲。

在渔业案后，海洋商店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一场利国利民的善政最终以一地鸡毛告终。安德罗波夫对此也只能一声叹息。

然而，还没等他感慨多久，桌上的铃声就又一次响起。安德罗波夫拿起听筒，对面传来了气急败坏的声音：“报告主席，在索契收尾的调查组，把一个重要嫌犯给逼得自杀了！现在地方当局要求调查组停止工作，并对他们发起纪律审查！”

1914年6月1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挽着一个面容和善的老人，在克里姆林宫幽深的走廊里前行。在热络的攀谈中，两人来到船长舱门前。那是一间级别很高的餐厅，只有在特殊时候才会开放。

安德罗波夫轻轻推开房门，一阵欢呼声传来。在餐厅里，勃列日涅夫等一众苏共高官在此迎候。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一群政治局委员们开始合唱：“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

伴随着歌声，勋宗将老者安排在自己的右手边落座。然后，勋宗起身端起酒杯：“同志们，我提议，我们向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的好同志、好朋友致敬干杯！”

满座的宾客再次起立鼓掌，大家纷纷向老人敬酒。酒酣耳热之际，勋宗再次站了起来，深情地对老人说：“值此您75岁生日之际，我代表苏共中央，代表苏联人民和在座诸同志，向您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说完，勋宗从服务员端上的托盘中拿起了一枚红旗勋章，郑重地别在了老者的西服上。

“莫里斯·柴尔德斯同志，生日快乐！”

在晚年，莫里斯·柴尔德斯的记忆力十分糟糕。他经常会忘记自己最初的名字，也会忘记自己出生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在他的童年印象里特别清晰，就是躲避同袍子。

1902年，莫尼斯·约瑟夫·维奇·奇洛夫斯基出生于沙俄帝国中基辅远郊的一处小村庄。他的老爹约瑟夫是本地著名的鞋匠。在老家，约瑟夫以用料扎实、手艺精湛而著称。他是个温和友善的人，只在提及一个人时情绪不太稳定——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沙俄末期，由于沙皇的统治愈发抽象，沙俄民间有大量的革命力量存在，约瑟夫就是其中之一。而小爸爸对此的态度也很简单，就是纯粹物理性批判。在莫里斯的童年，他记住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母亲常喊的那句：“约瑟夫，同袍子又来了！”

几年之后，莫里斯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听到这句话就知道抱起弟弟夺门而出，几小时后再回去照顾鼻青脸肿的父母。时间来到1908年，在又一次躲避同袍子后，莫里斯没有再见到父亲，约瑟夫被沙俄警察逮捕，流放西伯利亚了。

本来，摊上这么个结局，约瑟夫基本是交代了。但约瑟夫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第二年春天，他靠着积攒的烤土豆逃出营地，一路向西穿越了大半个俄罗斯到达了黑海，然后巴上了一艘货轮，于1910年3月抵达美国。

上岸之后，约瑟夫流浪到了芝加哥，找了家鞋店打了半年工后，约瑟夫自己开了店。没过多久，他就把家人接到美国团聚了。

1911年末，莫里斯来到了美国。为了适应美国生活，父亲将他的名字改为莫里斯·柴尔德斯。约瑟夫对儿子的要求很简单：努力学习，学本事，将来咱们家还有笔账要找沙皇算算。为了父亲的这个远大目标，莫里斯开始努力读书。他很快掌握了英语，开始疯狂阅读，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芝加哥艺术学院。然后，正当莫里斯踌躇满志准备报复祖国时，远方传来消息：十月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上台，沙皇全家“毕业”了。

革命之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辛辛苦苦十年磨一剑，仇人突然说再见。祖国的巨变给莫里斯一家整不会了。没有了复仇目标后，莫里斯突然陷入了空虚之中。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出于好奇，莫里斯决定了解一下帮自己出了口气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是群什么人。

于是，莫里斯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且和很多左派同学成为了朋友，没事就在一起讨论那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究竟该是什么样”。这样一段时间后，结果相信大家也可以想到：耶，压根没共可以投。

说起来，在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极其坎坷。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几轮互开左籍后，美共逐渐形成了以劳工党和社会主义党为主的两大左翼党派。然而，虽然名义上同属一个阵营，但两大政党之间基本水火不容。双方竟会互相向警察局举报，都不愿意让对方开会。矛盾大到共产国际都无法调和。由于内讧过于严重，美国的左派青年根本无法将两个政党视为可以依靠的组织。

在校期间，莫里斯也只能跟同学们讨论讨论。1918年，毕业后的莫里斯找了份送奶工的工作。除了跟几个工友弄了个小工会圈地自萌外，莫里斯没有加入任何组织。

转眼到了盛夏，工作的枯燥加上心里的苦闷，让莫里斯几乎每晚都在床上烙饼。

老这么闷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撒把芝麻吧。

~~啊不是，要不试试神奇小路小冰被吧。亲测，这是我睡过的最凉快、最透气的夏被。叔叔和它相亲相爱，亲了两年头，还是那么如胶似漆。小路听了可高兴了，给我空投了小冰席。这小席一铺，小被一裹，熟窝变沙滩，熏风变海风，直接给我的CPU大降温。前段时间被高温和暴雨做局了，脆弱的大身板光荣病倒，本就山大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多亏了小路的呼呼之声，每天打着关心的旗号催促我上工，感动的我眼泪和灵感都稀里哗啦的。立马披上小冰被，爬起来赶稿。说起来这个质感真不像才168的呀，说是商场搜百的货我都信。它填充了生物巨聚乳酸纤维，天然材料，透气性特别优秀。就很适合咱们这种热血青年，彭松排汗，怎么睡都干爽。熟脑过载时全靠A面降温，自带凉意，真的比裸睡还凉快。困了就裹上B面，披身控温能睡三季，特安心。不像老棉被又闷又沉，上午我前半宿踹被，后半宿着凉，越睡身上还越痒。好锅配好盖，好被也得配好席。很多朋友吐槽竹席闷热还夹肉。那么本台特邀凉席改革委员会代表神奇小路，提出解决方案，小冰席足足三层结构，上层科技凉感Q-Max值高达0.33是国标凉感值的2.2倍，AKA天生小空调。5毫米的中间层又软又弹，还做了4D散热层加三明治网，就像十个小风扇围绕叔叔，超级轻朗透气。细节设计更是到位，我躺在小冰被里，手机眼镜塞到小口袋里，一套都是抗菌除螨的A级面料，更适合敏感肌宝宝体质。脏了，通通丢洗衣机，怎么搅都不变形。推荐大家给自己和家人都换上，对螨虫和异味说拜拜，对清凉的美梦说嗨嗨！两款都有大中小尺寸选，单买或者打包也都能用券，还能享受大促价和运费险，两年内有问免费换。别错过哦！~~

好在到了1921年，共产国际实在对美国共运的状况忍无可忍，硬按着头合并了各个左派组织，共同成立了美国共产党。除了两大政党外，美共还吸收了各个左派工会，其中也包括莫里斯的小工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莫里斯也是美国共产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然而，在入党之后，莫里斯才直到美国共产党有多奇葩。在一个以英语为主流的国家里，以英语为母语的党员不足5%。每次开会时，会场里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横飞。如此松散的政党自然很难有什么建树。所以，入党后的莫里斯还是每天起早贪黑地送牛奶，偶尔参加游行也绝不动用暴力。但是，莫里斯很快发现，自从加入了美共后，警察对他的态度就大变了。之前游行被抓，不过是训诫罚款，现在则开始全新全意。为了不牵连他人，莫里斯决定租个房子出来单住。

在不拼则已，一拼入血的美共党员里，有单间的莫里斯显得极为突出。很快，莫里斯的家迅速成为了同志们的据点，大量的美共同志在他这里聚会，甚至蹭住。莫里斯从来都很热情地接待他们。很快，莫里斯“五大湖胡伯鲍伊”“芝加哥及时雨”的名号就远近闻名。

1923年8月，又一位远方来客拜访。那是一位身材修长、面容英俊的男子，他拖着三个硕大的行李箱敲开了门。

“柴尔德斯先生，我是厄尔·拉塞尔·白劳德，来自德克萨斯。”

莫里斯打开房门：“您有什么事吗？”

白劳德笑笑，递过一本证件：“我是《劳工先驱报》的记者，来芝加哥工作。报社经费有限，听说你这边可以借住，我就来碰碰运气。”

《劳工先驱报》是美共出版的月刊。莫里斯赶紧接过对方的行李箱，把白劳德请进屋。“抱歉，我常被警察和暗探骚扰，不得不谨慎一些。欢迎你，白劳德同志，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白劳德也不客气，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白天他到处去溜达，晚上就回住所写稿。薪水发下来后，白劳德就一把全塞给莫里斯。“房租、伙食费，咱们可以吃点好的啦！”

偶尔空闲时，两人就在客厅里谈天说地。莫里斯发现，白劳德是共产党里的江湖派，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规章趣闻都如数家珍，对共产主义理论也十分熟悉。两人在交谈中相见恨晚，很快，年长11岁的白劳德就成为了莫里斯的导师。身为美共中央委员的他，帮莫里斯补全了理论上的漏洞和盲区。手把手地教莫里斯如何组织罢工，如何摆脱警察，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926年冬季的一天，下班的莫里斯刚买了瓶酒回家。推开门，却看到白劳德在收拾行李。他大惊失色：“厄尔，发生什么了？你要离开？”

白劳德说：“受组织委派，我得去一趟中国。听说那边正在打仗，可能会比较危险，之前去的同志们一直没有消息。”

莫里斯非常不舍：“为什么让你去？你根本不懂中文，压根没法开展工作啊！”

白劳德边收着行李边说：“没事，不是我一个人去，还有英法两国的同志。他们有人懂中文，据说不少中国同志也懂英语。”

莫里斯知道没法挽留，他举了举手中的酒瓶：“好吧，那就用这瓶酒为你送行吧！”

白劳德指了指角落里的两个行李箱：“那是我多年积攒下来的书籍、文件和笔记。如果我没活着回来，就归你了。如果时间允许，就帮我整理出来。”

在担忧和不舍中，莫里斯送走了白劳德。然而，白劳德走后，莫里斯的组织生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原因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太好，导致美共的社会环境太坏了。

我们都知道，在一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咆哮的二十年代”。在这段克利之繁荣中，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工人待遇也节节攀升。巨大的发展红利让美国社会矛盾极大缓解，各大工会成员人数锐减。美共的宣传根本没人感兴趣了。在共运的低潮中，美共内部又开始了互开左籍，组织形势更加恶化。

莫里斯也遭到了警方的通缉。躲在安全屋里，莫里斯一筹莫展。他娘的，组织怎么到了这个地步？难道美国注定没有革命的土壤吗？

莫斯科之行：理论与实践的升华

然而，正当莫里斯陷入愁怅时，他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他打开房门一看：“厄尔，你回来了！”

是的，在莫里斯在美国挣扎的时候，白劳德结束了在中国的任务。在芝加哥，他为莫里斯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讲到租界的公园门口画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讲到中国人民身陷饥饿，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并未放弃，依然在不停拼搏。可惜1927年4月，他们迎来了一场背叛和屠杀，革命陷入低潮。不过中国同志并未放弃，相信他们还能站起来。

莫里斯听得心旷神怡，赶紧表示：“厄尔，我身上背的通缉令在美国暂时也没啥作用，要不让我去中国支援吧？”

白劳德摇了摇头：“组织对你有其他安排。通过中国革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妥协换不来和平和生存，想实现理想就必须做流血牺牲的斗争。很遗憾，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技能，需要有人补上这个短板。”

莫里斯指了指自己：“让我去？”

白劳德点头：“是的。回来之前我跟苏联沟通了，他们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学校——国际列宁学院。那里有最先进的理论和最完善的斗争技巧，全世界的同志都可以去学习。我年龄太大了，人家不收，所以我向中央委员会推荐了你。”

就这样，在白劳德的推荐下，莫里斯前往了莫斯科。在学校上了一个月课后，莫里斯深深地感慨：“这学校，不愧叫列宁学院，教的东西太狂野了！”

在这座列宁学院里，除了基本的共产主义理论外，学校还教授游击战、敌后破坏、枪械使用、爆炸物制作、加密通讯、潜伏技巧等一系列小妙招。除了学习技能外，莫里斯也交了不少朋友。比如，他跟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理论教员关系很好。在他的帮助下，莫里斯的理论水平飞速提升。后来，当这位教员陷入困境时，也是莫里斯出手帮他度过难关，两人结下了终身友谊。多年以后，这位教员将在苏联获得一定的地位，因为他叫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除了同龄人外，莫里斯在长辈眼中也颇受欢迎。学校中教授秘密颠覆的老师奥托·库西宁就十分看重莫里斯，经常单独指点他，并且预言：莫里斯将来会成为自己成就最高的学生。不过这一次库西宁老师走眼了。因为莫里斯并没有成为他成就最高的学生。在莫里斯的同一届学生里，成就最高的是莫里斯的同门大师兄，名叫尤里·安德罗波夫。

跟老师都处得这么好，同学们就更不用提了。由于白劳德的原因，莫里斯与学校里的中国同志们关系极好，交下了包括董必武、钱瑛等多名中国朋友。在众多同志的关爱下，1932年，莫里斯完成了全部课程，在老师、同学们的一一不舍中离开了苏联。在回国前，莫里斯做好了开展激烈斗争的准备。然而，莫里斯刚刚回到芝加哥，美共的形势就让他震惊不已。

“我离开的这几年，革命形势已经这么好了吗？”

竞选与挫折：大萧条时代的浮沉

当莫里斯回到美国时，白劳德已经成为了美共的重要领导人。然而，此时的美共已经不再是人少力微的地下组织，而是公开竞选公职的重要政党了。美共能有如此局面，除了白劳德工作能力的突出外，主要还是因为1929年全球大萧条。在大萧条开始后，无数美国百姓一夜返贫，美共党员迅速从不足6000增涨了6万多人。随人员力量的扩大，加上白劳德表态拥护罗斯福，美共一举实现了合法化，正式开始参与选举。

所以，莫里斯回来的正是时候。回国之后，莫里斯立刻获得了公职候选人的角色，开始竞选议员。在美国金钱政治的游戏中，莫里斯成为了一个异类。他生活简朴，风度翩翩，极具亲和力。相比于坐着豪华汽车的议员老爷，莫里斯总是徒步或搭便车前往集会地点，跟普通民众交流。无数的选民被他所征服，将其称为“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1939年初，莫里斯正式拿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就业、维护安全、加强民主、促进和平、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切断与他们的关系。这主张是莫里斯和美共党员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对外紧跟苏联，对内也让美国民众可以接受。果然，莫里斯的主张很快受到了各方欢迎。

然而，这年8月末的一天，就在莫里斯演讲时，台下突然传来了连声倒彩。莫里斯非常惊讶，演讲结束后赶紧一打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虽然从后世的角度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有其中的现实考量。但在当年的人看来，这个条约让共产主义阵营一切的反法西斯主张变成了笑话。而且，苏联从未将此事提前与美共沟通，大伙儿全被“撞”进去了。由于这场意外，莫里斯的选举形势瞬间逆转。他赶紧给白劳德打电话：“我们已经在道德上破产，必须得想出个办法了！”

然而，白劳德对此只能苦笑，因为在此刻，莫里斯的选举失利已经不算个问题了，真正的危机是：美国共产党还能不能存在？

1939年9月，随着世界毫无波澜，美共的事业从此有了波澜。苏德瓜分波兰后，一大批党员失望而去，美共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同时，美国政府的打压也接踵而至。1940年，警察直接将白劳德扔进了监狱。重重压力下，本就人数不多的美共已经濒临崩溃。然后，1941年，一个老好人挽救了他们——希特勒发动了偷袭。

随着巴巴罗萨行动的开始，苏联变成交战国。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苏成为了同一阵营。美共自然也变成了可团结对象，白劳德就这样被释放了。被释放后的白劳德小心翼翼地前往纽约，代任美共总书记。他又一次把莫里斯叫到了身边，并且提出了美共的最新目标：尽快促成美国开辟欧洲第二战线，尽早结束战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美共开始大力支持战时经济。

在二战中，白劳德和莫里斯发现，美国和苏联是可以合作的。共产主义在美国并非毫无生路，美共未来也许真的可以成为一支代表工人的参政力量。然后，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了。为了缓解与西方盟友的意识形态争议，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而代之以所谓的苏共国际部。而这一次的“属中奉献”真的让美共破防了。

虽然，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不复当年的活力，虽然共产国际早已变为苏联的一言堂。但是，只要共产国际还在，那个“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的信念就没有消亡。它始终能吸引无数的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他们来说不啻于灭顶之灾。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白劳德的信仰崩塌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出卖？瓜分波兰不跟我们商量，解散共产国际还是不跟我们商量。难道美国共产党是什么用来交易的商品吗？永远只能跟着苏联打哪指哪？不就是现实主义吗？我也会！”

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白劳德很快提出了“白劳德主义”，主张阶级调和，并且指出：既然阶级斗争已无必要，美国共产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944年5月，白劳德直接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当白劳德宣布要解散美共时，台下的莫里斯受不了这么大刺激，当场心脏病发作，昏了过去。

消息传出后，全球兄弟党派一片哗然。但白劳德依旧故我，还带走了一大批党员。这种分裂行为让美共再次瘫痪。无奈之下，上一代的美共领导人威廉·福斯特顶着病体站了出来，重组了美国共产党。

由于心脏病发，莫里斯是躺在病床上听到了美共重组的消息。他欣慰于组织尚能瓦解，同时也痛心于老友的偏执。在病榻上，莫里斯做出了表态：“不管白劳德如何做，我永远属于美国共产党！”

重建与使命：冷战时期的卧底生涯

出院之后，莫里斯立刻去新的中央委员会报道。经过投票，莫里斯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席位。但此时的美共已经无力再参选，莫里斯只好去《每日工人报》做主编。

1945年12月，莫里斯离开了生活多年的芝加哥，一路搭便车前往纽约履职。在报社里，莫里斯的工作十分出色，仅仅一年多，就让本来亏损的《每日工人报》小有盈余。

时间来到1947年2月，莫里斯接到了美共中央的一个新任务：“3月份，莫斯科要召开共产主义阵营外长会议，他们点名要你去报道。自从白劳德分裂后，我们就在阵营中很被动，莫斯科那边对美共也有很大疑虑。你算是白劳德的头号门徒，身份比较有代表性，希望你能借机跟兄弟党派多沟通，争取大家的谅解。”

于是，1947年3月，莫里斯重返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他刚一下飞机，就看到了熟悉的面孔。“米哈伊尔，真的是你！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瘦！”

在廊桥下，一向严肃的苏斯洛夫笑容满面：“正好我在中央国际部当外交策略部长，在名单上看到你是真吓了一大跳！走，去我家！”

虽然此时的苏斯洛夫还没有后来“灰衣主教”的地位，但协调一下各方关系还是很容的。所以，莫里斯的任务非常顺利。包括苏共在内的兄弟党派都接受了美共的解释：白劳德的风波已经过去，美共并无解散政党的打算，愿意与其他兄弟党派继续奋斗下去。

圆满结束任务后，莫里斯于1947年6月赶回美国。简单的汇报了工作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出发之前，你不是说自己有心脏病，回国后要休养一段时间吗？你的病假被批准了，而且是超额批准的，从此可以开始无限期休假了！”

莫里斯当然知道无限期休假意味着什么，他只能苦笑：“我这个白劳德嫡系还是无法被信任啊！”

“也罢，那就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然而，莫里斯没想到的是，美共中央居然比资本家还狠。病假是批了，但工资也不给发了，不止报社工资，连党内津贴都停了。多年以来，莫里斯一直将全部精力投入在组织工作中，从来没有私产，也没有任何积蓄。现在美共停掉了他的补贴，莫里斯一下子别说治疗费用，连吃饭住宿都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莫里斯只能一边打零工，一边搬进了贫民窟里。

又一次心脏病发作后，莫里斯失去了工作能力，卧床不起。妻子也走投无路，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半生为信仰奋斗的男人只能孤独地等死。

好在弟弟杰克很快听说了他的遭遇，立刻从芝加哥冲到纽约，开始亲自照顾莫里斯。杰克此时经营着一家电器公司。他先替哥哥偿还了欠下的费用，又出去打听了一圈。很快，杰克带回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莫里斯并非绝症，有个叫梅奥诊所的地方可以治愈。坏消息是他们的收费特别高，杰克手里的钱不够。为了筹钱，杰克很快想出了办法：募捐。向纽约和芝加哥的同志们募捐。

很快，杰克就筹到了治疗费用。事实上，这次重病也让莫里斯因祸得福。在他治疗的同时，随着冷战的开始，杜鲁门开始了全面反共政策，大批美共党员被捕。而莫里斯因为病重，幸运地躲过一劫。在这波打压后，美共党员人数从1947年的巅峰近8万人，下降到不足5000人，组织再一次崩溃。

时间来到1954年春季，莫里斯的身体终于逐渐恢复过来。他开始给一些报社投递简历，希望能获得一份编辑的工作。

某天傍晚，莫里斯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邀请他去一个酒店里面谈，却神神秘秘地不愿透露身份。起初，莫里斯以为是面试，但挂了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对面是美共的同志。

虽然离开党务工作已经8年，但他依然关注着组织的一切。面对已经陷入绝境的组织，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

按照电话的指示，第二天，莫里斯敲开了酒店的房门。一个健壮的男子把他请了进去。“身体怎么样？据说你已经康复了？”

莫里斯笑笑：“没那么容易，还在逐渐恢复之中。”

那人点头：“我是格斯·霍尔，之前也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现在嘛，或许算个侥幸逃生的漏网之鱼。”

莫里斯点头：“我知道您，总书记的助手。”

霍尔示意莫里斯坐下。“梅奥诊所的收费很高吧？作为模范布尔什维克，你哪来的钱？”

莫里斯平静地回答：“我的弟弟承担了大部分，纽约和芝加哥的同志们又慷慨解囊，总算活了下来。不过，必须出来工作了，上周刚投了几份简历。”

霍尔盯着他一会才开口：“你还愿意回《每日工人报》工作吗？依然当主编？”

莫里斯笑了笑：“《每日工人报》都快停刊了，哪还需要主编？无非是想知道我之前对之前的经历是否还有怨恨罢了。”

低头想了片刻，莫里斯说：“主观上我是愿意的，但客观上我的身体并不允许。如果是普通编辑工作，应该能够胜任。”

此时，霍尔在第一次露出微笑：“那么，您愿意做一些地下工作吗？”

莫里斯疑惑地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霍尔推然地说道：“哪里还有组织？一切都糟糕透顶，必须有人出来收拾局面，否则组织就全完了！”

莫里斯叹了口气：“你就说我还能做什么吧。”

霍尔挺直身体：“两件事。首先，必须重新把组织的架构搭起来。我仔细想过，目前的局面是危机也是转机。之前整个党都有很大问题，没有核心纲领，没有明确路线，人员混乱，不停内讧，根本就不像个政党，连工会都不如。所以，这次抓捕给我们提供了进步的机会。意志不坚的人离开，信仰牢固的人留下。只要明确党纲党纪，美国共产党就能重生，而且会更强大！”

莫里斯点头：“确实如此。不过我要提醒你，留下的人也未必全都是因为信仰坚定，还有可能是政府的密探。”

霍尔大惊：“不会吧！”

莫里斯叹了口气：“这方面我在苏联受过专业训练。很遗憾地说，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组织剩下的人里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卧底。”

霍尔重重地点头：“之前的领导人真是太荒唐了，居然把您这样的同志弃之不用。我相信只要有您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更团结，甚至能发挥比战争中更大的作用！”

恍惚之间，莫里斯似乎又回到跟白劳德初遇的时光。只不过这一次，他是更年长的那位。两人一直聊到深夜，霍尔才想起还有第二件事。

“莫里斯，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组织的经费已经用尽，我们没钱了。经费、经费，经常不够消费。你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没钱什么都干不了。”

莫里斯愣了一下：“确实。没有钱，我或许已经死掉了。也许在纽约的病床上，也许在莫斯科的暴雪中。”

霍尔听得脸前一亮：“莫斯科？对，莫斯科！或许他们愿意提供帮助！”

莫里斯摇了摇头：“那我们就很难保证独立性，斯大林时代的故事，殷鉴不远啊！”

霍尔说：“斯大林已经去世，新的领导集体可能有变化，我们试一试吧！”

就这样，霍尔和莫里斯开始重组美共。在剩下的党员里，大量的政府密探被甄别出来。信仰不坚定、纪律性差的党员也被劝退。经过一番整肃后，美共真的恢复了几分元气。

然而，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重组的美共。时间来到1958年，在美共的经费已经山穷水尽时，莫里斯终于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飞机。无论苏联人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为组织奋力一搏。

传奇落幕：忠诚与背叛的终章

在莫斯科机场，迎接莫里斯的依然是老朋友苏斯洛夫。此时的苏斯洛夫已经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在苏斯洛夫的引荐下，苏共国际部负责人波诺马廖夫接待了莫里斯。

波诺马廖夫说：“你来的有点晚，今年的预算已经落实下去了。目前我们最多可以支援美国同志7.5万美元，明年单独申请预算，20万美元可以保证。”

这个结果让莫里斯又喜又忧。喜的是苏联老大哥没提啥条件，给钱挺痛快。但忧的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这点钱熬不过下半年。

离开了国际部办公室，苏斯洛夫邀请莫里斯去吃饭。老友重聚，两人都打开了话匣子。一向谨慎的苏斯洛夫对莫里斯什么都不隐瞒。他坦诚地说：“目前我们对国际局势整体持乐观态度，但中国例外。”

莫里斯很惊讶：“出什么问题了吗？”

苏斯洛夫叹气：“很复杂，最近关系恶化的厉害，我有点担心。”

但莫里斯却突然眼前一亮：“对呀，我在中国也有朋友，要不要顺路去趟中国争取支持呢？”

于是他赶紧接话：“正好我也有计划去中国一趟，或许可以撮合一下，都是社会主义兄弟，有啥根本矛盾呢？”

苏斯洛夫点了点头：“也好，我先带你见见赫鲁晓夫同志。他七月末就要访华，你提前跟那边通通气也是好的。”

次日下午，莫里斯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碎宗”。碎宗表现得相当亲热，但是一提起中国，赫鲁晓夫明显激动了起来。他将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矛盾的内容和盘托出。中苏两党关于如何看待斯大林、是否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党的阶级属性等多个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

在赫鲁晓夫的言语中，莫里斯也看出，赫鲁晓夫无意与中国搞僵，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调停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莫里斯到达北京时，中方也给予了他高度礼遇。得知美共的困境时，王稼祥表示一定予以帮助，但中国也很穷，只能保证尽力，无法保证数额。莫里斯了解中国的情况，激动地表达了感谢。

在招待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带着莫里斯跟第一代领导人会面。于是，莫里斯把中苏矛盾之处又从中国视角听了一遍。当然，最终的结果也很简单，莫里斯无法弥合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分歧，调停工作失败了。

但是，虽然和事佬没当成，但莫里斯却收货了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认可。两个月后，中苏的援助资金到位，美共破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在重整组织后，美共的新纲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为主，在全美声望迅速提升，党员人数也重新多了起来。

此时，莫里斯已经是美国共产党二号人物。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莫里斯率团参加。为了表达对莫里斯的尊重，赫鲁晓夫特意提名他担任大会记录秘书，并在克里姆林宫内安排了一间带保险库的办公室，任其自由出入。只不过，由于操作不熟，第二天晚上，莫里斯就在关保险库时把自己的左手食指夹断了。医生被紧急找来缝合，准备打麻药时，莫里斯断然拒绝。“明天的会议还要继续，我的工作也要继续，不能受麻药影响出差错，直接缝吧！”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赫鲁晓夫大为震撼。他在会上举起莫里斯的手说：“我们中有一位真正的硬汉！”

手术剔除的那块残骨，将被埋在克里姆林宫墙前。“柴尔德斯同志，值得这样的荣誉！”

这次事件之后，赫鲁晓夫对莫里斯愈加亲近，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尤其在中苏矛盾上，赫鲁晓夫迫切地想得到美国同志的认可。莫里斯在之后又几次试图调停中苏矛盾，但也都以失败告终。时间来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惊闻巨变的莫里斯赶紧来莫斯科探探风向。好在他发现，碎宗的倒台并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他的密友苏斯洛夫地位更高了。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也依然对奋战在敌人中心的莫里斯礼敬有加。

也就是在勋宗任上，莫里斯见证了中苏的全面交恶。莫里斯身在局中也只能叹气。

时间来到1977年，美共已经在白衣布切、勋多多多的支持下完全恢复元气。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成为了美国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回顾自己大半生的事业，莫里斯感慨万千。这年6月，他在莫斯科伤感地对勋宗表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拜访各位，我已经75了，也该退休了。”

听了这句话，满座的苏联高官相对无言。也许是知道是来日无多，几天以后，勋宗在克里姆林宫为莫里斯庆祝了75岁生日，用一枚红旗勋章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友谊。属于他们的时代也要结束了。

回到美国后，莫里斯逐渐淡出了美共的活动，最终在1982年彻底退休。缺少了他的润滑后，美共和苏共的关系迅速恶化。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直接切断了对美共的一切赞助，美共又一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不过，此时年过80的莫里斯已无可奈何。他在苏联的老朋友都已去世，戈尔巴乔夫也不是很喜欢这位“模范布尔什维克”。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

1991年6月，在美共的传奇人物，与三代苏联领导人相交莫逆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莫里斯·柴尔德斯病逝。在他逝世的6个月后，红色帝国轰然坍塌，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了。

1991年12月27日下午，在埋葬莫里斯的纽约西郊的公墓里，莫里斯的一双儿女和几个男人一起来到坟前。为首的男人为莫里斯的墓前敬献了一束鲜花，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如果让我来安排你的葬礼，那会是一场国葬。调查局的特工和军队会在阿灵顿公墓的山脊列队，覆盖国旗的马车将在军乐队的哀乐中前进。你的成就值得美国总统为你致辞。可惜，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局里销毁了你的记录，我们要继续保密下去。但是，我的朋友，今天我唯一可以告慰你的是，我们赢了，彻彻底底地赢了！苏联解体了，你可以安息了。”

秘密行动：双面间谍的真相

1948年元旦，在纽约一间小诊所的病床上，莫里斯·柴尔德斯茫然地睁开了眼睛。他的左胸还在隐隐作痛。很快，一个护士掀开帘子。“先生，您感觉怎么样？真的非常危险，再晚送了几分钟您就没法抢救了！”

莫里斯努力地笑了一下：“还好，就是没力气。”

护士说：“当然没力气，您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长期静养。”

莫里斯艰难地说：“是哪位好心人把我送来的？我得去感谢一下。”

护士说：“是马福警官，他是个好人，很热心的。”

莫里斯苦笑一声。因为身份的原因，他跟警察历来不太融洽，没想到还欠了一个警察救命之恩。几小时后，他挣扎着回到公寓，仰躺在床上发呆。

“发作越来越频繁，我应该是快要死了吧。”

莫里斯觉得有必要写封遗书，但却连提笔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他也无人可以告别。在美国，他在党外都是敌人，而党内又因为白劳德的问题排挤他，自己要向谁告别呢？

回顾半生，虽然很不情愿，但莫里斯不得不承认，他每次倒霉似乎都跟一个地方有关——苏联。

1939年，如果不是苏德瓜分波兰，自己很可能会选上议员，美共可能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1944年，解散共产国际给美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堂堂的共产主义革命核心直接解散，考虑过我们这些兄弟政党的感受吗？

1947年，如果不是苏共国际部突然又提起白劳德的事情，自己也犯不上跑一趟解释，长期休假或许能够避免。

突然之间，莫里斯似乎有点理解了白劳德。今日他又开始思考：“苏联的道路就真的那么正确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把兄弟政党出卖了个干净。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把中国出卖个干净。自己要如何相信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

就在莫里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弟弟杰克哭着冲了进来。“天哪，哥哥，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与莫里斯不同，杰克的性格冲动鲁莽，他与哥哥的感情极深。为了追随哥哥，杰克也曾经加入过美共，被白劳德留在身边做助理。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被美共清除了组织。好在杰克有手艺，靠着做电器工程师收入颇丰。听说哥哥病倒后，杰克立刻赶来。

在莫里斯的床前，杰克哭着说：“到头来谁管你？还不是我这个亲弟弟！这么多年受你恩惠的人有多少？有一个过来探望的吗？”

莫里斯摇了摇头：“我身上贴着白劳德的标签，大家要避嫌的嘛。”

杰克反问道：“你叫白劳德吗？而且，就算你是白劳德的人，难道就可以置你的生死不顾吗？”

望着沉默不语的哥哥，杰克只能叹气。他为了莫里斯跑遍了各大医院，可医生们几乎都束手无策。时间来到1952年初，梅奥诊所给出好消息：莫里斯的病可以治愈！

作为世界顶级医院，梅奥诊所的水平不用怀疑。可梅奥诊所的缺点是特别贵，杰克根本付不起医药费。此时，杰克突然有了个主意：募捐！这可是救命的大事儿，莫里斯帮助过这么多同志，大家每人回馈一点，自己再出一些，凑够5000美元应该不难吧？

莫里斯同意了这个想法。几天以后，杰克前往芝加哥募捐。又过了几天后，杰克脸色铁青地回来了。“我在两个城市同时发起了为你治病救命的匿名捐款，一共募捐了184美元。几乎没人靠近那个募捐箱，但每个人都说自己捐出了一大笔。”

听了杰克的话，莫里斯呆愣半晌，突然他爆发出一阵狂笑。

“我这一生真是个笑话！本应是敌人的警察送我去医院，号称同志的人却看着我死无动于衷！哈哈哈！”

在这一刻，莫里斯多年来的委屈、愤怒、不甘、痛苦全都爆发了出来。曾经坚定的信仰，完全转为了反面。

两天以后，一个高大的男子来到床前。已经极度虚弱的莫里斯微笑：“嘿，伙计。虽然我确实想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任何一个美共高层的下落，别费力气了。”

来人也笑了笑：“果然是反情报专家，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了。不过我来不是为了那几条杂鱼的下落。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一切治疗费用，我们FBI全都付过了！”

莫里斯苦笑一声：“那你们要学本无归了，我对你们没用了。”

对方摇了摇头：“得看怎么用。有兴趣了解一下‘受灾行动’吗？”

几个小时后，莫里斯大致明白了FBI想干什么。简单的说，美国政府很清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哪怕在美国也是杀不绝的。无论怎样打压，它终将重新生长出来。于是，他们决定换一个思路：既然杀不绝，那不如加以引导控制。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向美共中插入卧底。但由于卧底都是新成员，很难受到信任。因此，FBI迫切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能进入高层的人。莫里斯此时就进入了他们视野。

为了劝降莫里斯，他们提前拿下了杰克。杰克痛快地答应了FBI的招募，也同意侧面劝说莫里斯。不过，那次捐款并不是杰克编出来的谎话。事实就是那次捐款几乎没人出钱，但每个人又都说自己捐了一大笔。

目睹莫里斯崩溃的杰克，因此向FBI的计划负责人卡尔·弗里曼提出：“如果你想劝降我哥，现在是时候了。只要你们能出钱，救我哥一命，我保证我们哥俩的命都卖给你们！”

弗里曼立刻答应了这个条件。而且，他很有格局地在付清治疗费用后，没有向莫里斯提出任何要求。这种态度更加感动了莫里斯，让他从此专心为FBI办事。

时间来到1954年，当霍尔提出要重组美共时，莫里斯极为兴奋，立刻跟弗里曼联系。对方交代的也不多：“接触着吧，不用特意做什么，我们会配合你，争取早点进入决策层。”

果然，在FBI的配合下，莫里斯的重组工作极为顺利，本人也成为了美共的核心领导。随着莫里斯之后重返苏联，1958年，从莫斯科回来的莫里斯要求与弗里曼立刻见面。两人一碰面，莫里斯就严肃地说：“我打探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苏之间有矛盾！”

弗里曼一脸无语地表示：“你的情报也太重要了吧，电视上就只才报道了一年。”

莫里斯连连摇头：“不，你们根本不懂。你不是共产党，不知道他们分歧的严重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实际上，早在中苏论战初期，美国就已经对中苏矛盾有所耳闻。但是，美国决策层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跟苏联翻脸，两国的国力差距太大了。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里必然是说一不二。“至于什么意识形态之争嘛，这玩意儿有啥可辨的？中国肯定会因为现实利益而妥协。”

但是，莫里斯以一个老共产党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根本不明白意识形态问题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的重要性。中苏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绝不会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妥协。社会主义阵营必然分裂，而这正是美国的机会！”

当听完莫里斯的解释后，弗里曼立刻将此事汇报给FBI局长胡佛，同时连带了莫里斯的建议：“跟苏联打中国牌，跟中国打苏联牌。”

事实证明，莫里斯的建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高层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对未来的中美建交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事之后，FBI立刻将莫里斯的密级提高到最高，行动代号“独奏”。为了保密，整个联邦调查局只有四个人知道莫里斯的真实身份。而莫里斯则在每年出访莫斯科后，将苏联最高层的思想动态及时汇报给美国。

由于这种潜伏工作，莫里斯才在莫斯科夹断了手指都不敢打麻药，因为他怕自己被麻醉后，泄露了真实身份。在FBI的不严格保密下，莫里斯的身份始终没有外泄。七任领导人甚至被超期反聘了十几年。最终，在莫里斯75岁那年，他正式结束了对苏卧底任务。此时，他已经出访莫斯科52次。

1982年6月10日夜，在芝加哥的一间公寓里，一场宴会正在秘密举行。这天白天，莫里斯已经在美共彻底退休，带着美共中央委员们的忠心祝福，潇洒离开。这天晚上，莫里斯同样在FBI退休，与他相处了20余年的秘密同僚们告别。

在宴会上，莫里斯端起酒杯：“真遗憾啊，这段美好的旅程我没有享受够。”

而弗里曼则大笑着打断：“算了吧，你知道我们都超期反聘多少年了，你再不退休就要把大伙儿熬死了！”

就这样，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一场FBI史上最成功的卧底行动悄悄结束了。在去世之前，弥留之际的莫里斯握住了弗里曼的手，说出了他的最后一句话：“真遗憾啊，我没能等到那一天。”

1987年5月9日夜，奉总统里根指令，莫里斯和妻子被秘密接到了白宫。为了表彰莫里斯的重大贡献，里根总统宣布要授予莫里斯“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非军职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白宫内，里根亲手将自由勋章挂在了莫里斯胸前。

在那一刻，在“模范布尔什维克”莫里斯·柴尔德斯胸前，这枚象征着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做出突出贡献的勋章，以一种格外刺眼的光芒，熠熠生辉。

1976年1月，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行了流行歌手鲍勃·迪伦的第17张专辑。这部名为《欲望》的专辑收入了9首歌曲，全部都是迪伦式的民谣摇滚。作为殿堂级歌手，鲍勃·迪伦的新作已经上市就好评连连，不仅在当年的媒体评选中广受赞誉，甚至在2003年还被《滚石》杂志收入进史上最伟大专辑500强中。

至于销量，除了在全美拿下超百万销量外，《欲望》在欧洲各国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如果不是当年盗版太过横行，这部专辑的销量很可能会创下记录。不过，虽然专辑极为成功，但这不专辑也并非没有争议。比如，当粉丝们听完专辑中那首长达11分钟的《乔伊》后，一场大讨论开始了。

“天呐，鲍勃·迪伦什么意思？他想干什么？这曲子里歌颂的不是个黑手党吗？迪伦，你要是被威胁了就眨眨眼。”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迪伦丝毫不错。“我没有被人威胁，这首歌就是我想说的话。我一直认为乔伊·加洛是个英雄，他是个与自然抗争的勇者。”

权力更迭

1951年4月19日，纽约黑手党大佬卡洛·甘比诺看着会议桌上的三个空位，焦虑地挪了挪屁股。家族领袖的弟弟今天早上被人扔海里喂了鱼，领袖本人又失踪了一天。看来这曼加诺家族是要变天了。

果然，没过多久，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家族二把手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走了进来，径直来到主位坐下，环视一圈后说：“整个纽约都找不到文森特的影子，他失踪了。目前的情况是老大失踪，家族已经群龙无首，必须有人站出来主持大局。说说吧，你们觉得谁合适？”

甘比诺心里一声冷笑：“你都已经坐在了椅子上了，还何必多此一举呢？现在看老大死在谁手里也不用猜了吧。”

此时，甘比诺的问题是：要不要阻止阿尔伯特上位呢？经过认真考虑，甘比诺决定放弃。放弃的原因很简单，他干不过阿尔伯特。

此时的阿尔伯特不仅掌握着码头工人协会，还是黑手党委员会谋杀公司的负责人。这个组织堪称全美黑道第一战力，手下杀手无数。除此之外，阿尔伯特本人也是出了名的能歌善舞。早年的他经常亲自出手，有着“刽子手之王”、“一人成军”等大名，活脱脱的美利坚第一把手，实在是不好对付。

所以，既然没办法对抗，那就做个顺水人情行吧。打定主意后，甘比诺抬起头：“我郑重投票给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先生。老板不在，拥护理事是惯例。”

看到甘比诺表态，其他头目也纷纷跟进。阿尔伯特十分满意。在三辞三让后，新老板正式上位。

1951年5月，纽约黑手党曼加诺家族正式更名为阿纳斯塔西亚家族。阿尔伯特成为了新的纽约五大佬之一。

然而，在阿尔伯特新朝雅政短短不到两年之后，大伙就后悔了。原因是，阿尔伯特太疯狂了。作为一名行动上的巨人，阿尔伯特的行为完全不受控。他的杀戮行为毫无底线，甚至可以单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某个人不爽就派人干掉他，哪怕这个人是刚为警方立下大功的著名侦探。

他可以讲黑手党委员会的名额明码标价售卖，哪怕对方只是一群毫无逼格的小混混。在他的折腾下，家族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短短两年后，阿尔伯特家族就基本是黑道同行人人嫌，白道围剿出重拳，都是满街盟友少，敌对家族搞串联。

眼看着要被老大给坑死，不想当黑道炮灰的小弟们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把这疯狗给做了吧？咱们兄弟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当黑社会，谁也不是谁的代后，犯得着跟全世界为敌吗？”

然而，对于阿尔伯特家族的小头目们来说，在下克上这件事情上，思想关显然不是最大的难点。真正的困难在于：阿尔伯特本就是杀手出身，在刺杀方面属于专业对口，站着可查。本身战斗力就跟赛亚人似的，而且平时随身还带保镖，啥人的高手能搞定啊？

更大的困难在于：干这事的人不好找。虽然家族内的头头脑脑们都有小弟，但是有小弟不代表就能用。就像军情六处里也有很多传奇的功，但都不是自己家的。阿尔伯特的根基很深，在家族内找杀手很容易被察觉。如果找其他家族帮忙的话，那等于找董卓借兵，只会引火烧身。

然而，正当大伙陷入纠结时，有一个人却保持了清醒。家族二把手甘比诺认为：此时正是干掉阿尔伯特的好时机。

首先，阿尔伯特的个人战斗力确实强，但他是1902年生人，此时都50多岁了，身体机能下降严重，再加上多年来的狂嫖烂赌早没拦了，还能剩下多少战斗力？

其次，在找杀手这事上，谁说不找小弟就只能找其他家族了？纽约黑道作为一片不务正业玩物警察的热土，多的是想靠干大活扬名的愣头青。就算不想出名，找个小挣钱的狠人，搞一次偷袭还不型吗？一旦阿尔伯特死了，将来这家族就姓甘比诺了！

所以，在谨慎思考后，甘比诺打定了主意：由自己出面，在五大家族外找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对阿尔伯特发动偷袭。

所谓想吃肉就来枕头。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甘比诺成功找到了一个狠人。据说，此人嗜血成性，极其残暴。曾经一边高声朗诵诗歌，一边将欠自己高利贷的人的母亲绑在轮椅上，从台阶上推下去，反复多次后直到老太太的摔死。这已经属于撒旦要把它闻的神魂撞到耳的程度了，端的重拳打老灯，处处入生生啊。

听说了这个“人形活畜”的故事后，为表礼贤下士，甘比诺直接上门，亲自请对方出山，许以重金，下达了谋杀阿尔伯特的订单。在留下预付款后，甘比诺表示：“一旦这单完成，除了尾款外，兄弟你还会名震纽约，将来开宗立派，前途大大地啊！”

听完甘比诺的叙述后，对方冷冷一笑，将手中的钢球抛在桌上：“回去等消息吧，那家伙死定了，耶稣都留不住他，我说的。”

带着对“壮士”的赞许，甘比诺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房间。出门时，他的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要为他实现梦想的“壮士”的名字：约瑟夫·加洛，是条好汉。

传奇诞生

1929年，约瑟夫·加洛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在家族的三兄弟中，加洛排名老二。他的小名叫乔伊，上面的哥哥叫拉里，弟弟也叫阿尔伯特。

在布鲁克林，加洛家族的业务横跨金融业和实业。简单的说，他们家是既贩私酒，也放高利贷。作为一个兼职放贷的私酒贩子，加洛的父亲翁贝托，自然没有什么道德追求。身为社区道德地花板的他，很早就让加洛的两个兄弟参与到家族生意里来。

哥俩是偷鸡摸狗、兼放贷、走私烈酒来贩卖、狂嫖烂赌，缺德低，打架斗殴，拉帮派，活脱脱一对社恐分子。但是跟两个兄弟相比，老翁贝托发现：自己的二儿子加洛与众不同。原因是：这孩子居然爱读书。

从很小开始，加洛就是个叛逆少年。他不仅不像父兄一样本本分分的混黑道，反而成为了一个好学生。小加洛不仅喜欢看书，甚至敢于尝试文学和绘画。

在当时的加洛，学习知识的条件有限。而现在的我们，动动手指在网上就能搜到更多。看得多了，难免遇到流量不够用的情况。

~~我以前的电话卡就是流量太少，根本不敢在外面刷视频打游戏，因为一用超就是上百块话费，真的真心疼。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有流量焦虑，那不妨试试这种超大流量卡，月租只要29元，每月就有上百G流量，平均一G只要一毛钱。平时临时加流量包，美帝最少要两元，还有时间限制，咱这张卡一个月直接省出100多。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性价比这么好的号卡会不会用两天就涨价呀？完全不用担心，优惠期最少两年，到期还可以续。网速更是没的说，激活后自动开通5G畅享速率，最高速率500兆。我现在都放在副卡槽专门用来上网了。现在在家玩游戏，我都直接开流量，比WiFi丝滑多了。这张卡是我的大粉丝流量卡大忽悠推荐给我的。他是流量卡测评领域的头部大佬，有四大运营商的官方授权，正规专业，已经帮助上百万人实现流量自由了。有问题可以随时找他家客服，反正首月免费申请，免费试用，没有合约期。不想用可以随时线上注销退费，没有任何试错成本。三大运营商随机发货，包邮到家。免费领一张当副卡申请享的，申请链接我放置顶评论了，名额有限，领完就会下架。月租超29元的朋友赶紧去领一张吧。~~

长久的叛逆后，老翁贝托绝望了。他放弃了让加洛过黑道安稳生活，而是放手让他攻读中学。从此，加洛走进了学习的深渊。他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在高中当上了模范学生。

然而，1945年的一天，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一切。1945年，随着二战胜利，纽约城中到处都是疯狂庆祝的人群。那一天，16岁的加洛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刚刚过马路时，一辆吉普车突然冲了过来。加洛当场被撞飞，脑袋还撞到了一根电线杆上。

虽然在抢救之后，加洛活了下来，但这次车祸对加洛的大脑造成了严重创伤，让他成为了物理意义上的脑瘫。由于伤势过重，加洛经常出现头痛、抽搐等诸多状况，连性格都变得怪异了起来。

不过，所谓塞翁失马，回头是岸。终于，加洛不得不休学，放弃了做题生涯。这让老翁贝托十分欣慰：“这就对了嘛，学习有啥用？上一次温哥生的就业春天还是宋朝呢，还是得走黑道。这孩子虽然在成长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但好歹结局是好的。”

“加一石，必增打气。”

在休学之后，加洛的两个兄弟时不时就带他出去玩。结局大家自然也可以想到：在两个“物以恶小而不为”的黑二代带领下，加洛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混混的转型。只不过，作为前读书人，加洛还是看不上这群抬轿爷的普通流氓。“小爷我是在高中深造过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跟这群俗人一样？”

因此，在混黑道之余，加洛依然会大量阅读小说和看电影，还经常给弟兄们读两段。只不过内容都与黑帮相关。“我干坏事，我说点坏话，还不型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洛脑部创伤的后果开始显现。简单的说，他开始从朗诵派变成了沉浸派。在阅读黑帮作品的同时，加洛的代入感越来越强。他开始认为，他就是作品中的主角了。

1949年2月的一天，加洛替哥哥跑腿，从一个小贩那里收了货款。然而，在回家路上，加洛开始愈发魔怔。等他到家之后，他就开始逢人便说：“自己刚刚是去收高利贷了，但是借钱的小子没在家，只有残废老娘在家。我进去检查，发现那家伙果然已经跑路。于是哥们就弄了根电线，把那老不死的捆上，顺着台阶就推下去摔死了，真好玩，哈哈哈哈。”

其实吧，加洛所说的这个桥段，来自于1947年上映的电影《死亡之吻》。但是，由于“道上兄弟人均抬轿爷”的文化素养，我看电影的众流氓们，没有一个人发现加洛只是在致敬经典，纷纷把这事当真事去传。“听说了吗？咱们这出了一活畜生啊！听听他办的事，那是撒旦直接升天堂，人间从此有阎王啊。”

在加洛绘声绘色的描述下，他“活畜生”的美誉很快声名鹊起。然后，警察就找上门了。开玩笑，美国虽然治安不算太好，但也不至于放着这种反人类的疯子不管吧。

纽约警政局长西德尼听说了布鲁克林出了这么个大能后，吓了一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黑帮分子了，必须要出重拳。

1950年2月7日，西德尼亲自带队实施抓捕。趁加洛在台球厅玩耍，警察破门而入。“哪个是乔加洛？你被捕了！”

此时，桌边传来一阵尖利的笑声。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七，瘦小枯干的青年狂笑着站了出来：“我在这。但是先生们，你看这是什么？”

西德尼吓了一跳，赶紧看向加洛的右手，然后愣愣的说：“这，这不就是个台球吗？”

加洛冷冷一笑：“错，这是我精心设计的炸弹。只要往地上一摔，这条街都不会有一个活人。”

西德尼都气笑了。爷带部队混了多少年，啥炸弹没见过，你唬谁呢？他上去就是一个飞踹，直接把加洛扔进了警察局。

不过，经过这次接触，西德尼已经严重怀疑加洛脑子有毛病。于是他根本没有审讯，而只是手下：“找个精神科大夫鉴定一下这小子，估计用不着起诉。”

果然，经过鉴定后，医生很快做出判断：“加洛是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加妄想症，已经发展到无法区分现实的地步。拿什么罪行啊，赶紧送医院吧。”

就这样，加洛在1950年5月被移送到国王县精神病院。由于病情过于严重，他在里面足足蹲了两年才放出来。然而，加洛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自己这次精神病之旅，居然被废吾利用了。

在加洛入院后，他在外面的两个兄弟到处跟人说：“你听说过我二弟吗？顶尖杀手，纽约警政局长亲自带队，布下天罗地网才勉强抓住。不过由于活干得太漂亮，没留下证据，所以哪怕抓到人依然无法起诉。用不了多久就能放出来，等他一出来你们就知道，我二弟天下无敌啊。”

其实，黑道上很多故事都是无限人传人。经过黑道讲武堂的放大器后，加洛的故事已经被传的神乎其神。没过多久，就有一批闲散混混慕名而来。而加洛的大哥拉里又颇有些组织能力，一段时间后，这个新兴的加洛帮居然攒出了20来人。

因此，等加洛出院时，他惊讶的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帮派的精神领袖。

“好家伙，小老弟，你听说过我哥的故事吗？没听说过吧？那我可就要开始讲了哦。”

就这样，靠着每天对小弟们讲故事说歌谣，加洛居然坐实了自己黑帮老大的身份，将武地位直线飙升。因此才会让甘比诺来找他帮忙。

然而，甘比诺完全不明白：对面这位顶尖杀手的真正水平是：“我的能量，全靠你的想象。”

刺杀阿尔伯特

在甘比诺下订后，加洛很快进入角色。根据电影的情节，他认为刺杀应该是这样的：自己通过长时间跟踪目标，找到阿尔伯特落单的时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正当阿尔伯特孤身走暗巷时，自己带着匕首悄悄靠近。“阿尔伯特，你的死期到了！”

在脑海中规划了行动方案后，加洛立刻开始跟踪阿尔伯特。然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想简单了。作为黑道大佬，阿尔伯特对刺杀早有防备。日常只要出门，身边至少跟着两个保镖，连上厕所外面都有人守着。

除此之外，阿尔伯特虽然不隐藏行踪，但他每天的行程非常随机，完全没有规律，想提前打埋伏都不行。在跟阿尔伯特足足几个月后，加洛居然连一个机会也没找到。眼看着订单要超时，加洛急得不行。

1953年8月22日傍晚，在又一天的尾随后，加洛眼看着阿尔伯特走进一家餐馆吃饭。此时，他的肚子突然有些波涛汹涌。考虑到阿尔伯特吃饭得花点时间，加洛决定先去拉坨翔子。

然而，十几分钟后，当加洛叼着烟回到街上，隔着玻璃一看那家餐馆，“哎，阿尔伯特呢？”

跟丢了的加洛赶紧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其实，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加洛跟丢了也就跟丢了，反正阿尔伯特又没搬家，大不了明天接着跟呗。但是，几个月的徒劳下来，加洛已经性情变得很坏，偶尔带点变态。他那天晚上魔怔般的到处绕圈，大有找不到阿尔伯特不罢休的架势。

就这么一直走到天黑，加洛又饿又累。又转过一个路口，进入一条小巷后，他抬头一看：“哎？这不是阿尔伯特吗？身边还没带保镖。天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阿尔伯特，你死定了！”

加洛一个箭步冲了上去，邪魅一笑后，他从上衣里掏出匕首，说出了那句在脑海中彩排了无数次的台词：“先生，你知道今天是你的死期吗？”

阿尔伯特被吓了一大跳：“啊？什么情况？”

加洛不跟他废话，抬手就是一刀，一点白芒闪，半片银光寒。“兄弟，听话，咱不活了。阿尔伯特，拿命来！”

“啊！”

刹那之间，加洛感到一阵劲风扑面而来，然后自己的右脸仿佛被火车撞了一下，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加洛刚刚着陆，就看到对方追杀过来。加洛毫不让步，对着对方的拳头就上去，咣咣就是几连。紧接着，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拳头砸了下来。

在昏暗中，加洛看不清对方的脸，却能感受到拳头上的恐怖力量。他隐约听到打他的人说：“我都已经说过，利斯顿绝不会打假拳。你们还他妈敢威胁老子？去死吧！”

“左勾拳！右勾拳！上勾拳！下勾拳！猴油根！”

加洛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被碾碎了。在剧痛之中，他勉强思考了一下对方说的话：“利斯顿？桑尼·利斯顿？不对啊，利斯顿是黑人啊。”

桑尼·利斯顿，美国著名重量级拳王，拳头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1956年的一场比赛中，利斯顿在带着拳击手套，对方带着护齿的情况下，曾经一拳打裂了对手16颗牙，被媒体形容为拥有炮弹般的拳头。

不过，好消息是：加洛遇到的不是利斯顿。坏消息是：他遇到的是利斯顿的教练约翰尼·托克。至于托克的水平嘛，这么说吧，除了利斯顿外，托克后来还知道过另一个学生，叫迈克尔·泰森。

所以，当托克的拳头砸下来时，加洛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托克足足把加洛殴打了五分钟，最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不知过了多久，加洛终于苏醒过来。此时的天已经放亮，加洛试着起来，却感觉身体像是被卡车压过一样，浑身上下全是剧痛。他也咬牙爬到了一个报亭，打通了急救电话。在医院里足足躺了一个月才勉强出来。

出院后，加洛刚回到家，甘比诺就找上门来。“你怎么样？这都过去小半年了，你咋一点动静都没有？不是骗我钱吧？”

加洛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认错人，让人打住院了。只能说：“那家伙实在行动不定，不好提前埋伏。我得多跟踪一段时间。作为顶尖杀手的我必须谨慎，你不懂。”

甘比诺想想也是，于是决定主动给点线索：“其实也还是有据可循的。那家伙每年冬天都会和家人去迈阿密度假。今年定的是10月30号上午9点45分的飞机。这个信息对你有用吧？”

加洛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这么重要的信息你咋不早说？我至于遭这么大？啊不是，没什么。”

“行，既然有了情报，阿尔伯特他死定了，你回去等通知吧。”

就这样，甘比诺又回去了。可是，10月30号过去了，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眼看着阿尔伯特在迈阿密待到了11月，什么都没发生。此时，甘比诺不得不产生了疑问：这位顶尖杀手会不会是个骗子？这咋还群里天天发收到，执行一点不可靠呢？

然而，还没等甘比诺细究，加洛的电话打了过来。“你给的什么破情报？我在机场里等了三天都没见人影，差点给老子冻死。”

甘比诺十分疑惑：“怎么可能呢？你在机场应该可以，哎，冻死？迈阿密怎么会冻死呢？”

加洛暴怒：“什么迈阿密？不是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吗？10月30号9点半就那一趟飞机啊。”

这下甘比诺真疯了。“我说是9点45分，去佛罗里达迈阿密的！不是你耳朵瞎了，咋听的呀？谁有病啊大冬天带全家人去挨冻？”

加洛沉默了几秒：“嗨，这巧不巧，我以为那家伙喜欢滑雪呢。误会，都是误会。”

甘比诺此时已经非常无语。“哥们你到底行不行啊？实在干不了我换人办这事，你再没有攻击性，我可就要攻击你了。”

加洛赶紧保证：“别呀，这不都是误会嘛。等那家伙回纽约，我一定给他个痛快。之前有点不想伤及无辜，没用我最擅长的手段。如今为了完成绩效，我也顾不上许多了，就让你看看爆炸的艺术。”

甘比诺已经很难再相信加洛。他只能十分心累的表示：“你最好能做到。目标三月份回纽约，多做点准备吧，我不希望再有任何意外。”

加洛再次保证：“放心，阿尔伯特他死定了。”

所谓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这一次，为了应付残酷的形式，加洛不惜血本。他通过小弟联系上一个军火贩子，出重金买下了足足一公斤的军用高爆炸药。

等货收到后，他又翻阅了数本杀手小说。在借鉴头部有伤经验后，加洛终于确定了刺杀方式：邮件炸弹。

1954年3月初，阿尔伯特回到纽约。加洛的行动也随之展开。经过一番调查，加洛确定了对方的住址、邮寄信息等等关键信息，然后把出手的时间定在了4月2日。那天是星期五，阿尔伯特通常都会回家过夜。

上午10点，加洛套上邮递员制服，对着镜子中的自己低吟：“狮子的獠牙沾血前总会隐藏起来。今夜，烟花将让纽约绽放。”

带着义无反顾的决绝，加洛出发了。他来到曼哈顿的一处公寓前，礼貌地敲开门。“你好，有快递，是布鲁明戴尔百货的周年礼。”

送完快递后，加洛转身离开，随后就给甘比诺发出了预告：“今天不要去阿尔伯特家里。5月1日，你将见证一场盛大的烟花。”

甘比诺皱着眉头说：“不会再出什么岔子吧？”

加洛冷冷一笑：“不会，我的计划无懈可击。阿尔伯特是布鲁明戴尔百货的长期客户。最近这家商场周年庆，会给登记客户邮寄礼品。而我的炸弹就在礼盒里。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代表着一击毙命，代表着没有奇迹。等高爆炸药一爆炸，整个公寓都将化为废墟。”

甘比诺一听这个计划确实靠谱，就满怀憧憬的等待5月降临。果然，过了一夜后，什么都没发生。

这一次，甘比诺真是肚欲明便尽，绷不住了。爷虽然不是老大，但也不是能让人随便耍的。什么传奇杀手？闹了半天这小子完全是做骨放屁，自吹自擂啊。敢跟老子开玩笑，把你的门牙全打掉。

第二天清晨，甘比诺带着一群小弟冲进了加洛的家。这顿打呀！“你那盛大的烟花呢？你血腥的锄杀呢？老子足足一宿没睡，敢骗我，今天噎死打死你！”

被从床上揪起来的加洛十分懵逼：“不能啊，我亲手把炸弹送了东14街42号的。”

甘比诺痛苦的闭紧双眼，随后一个大逼兜打了过去。“阿尔伯特住的是西14街42号！谁让你往东街送了？再说，昨晚纽约东街也没发生爆炸呀。”

加洛瞬间瞳孔地震：“不可能啊，我重金买的军用炸药，老巴斯拿他老大的荣誉给我发誓的，一定有什么误会。”

这下轮到甘比诺瞳孔地震了。“老巴斯？黄曼高地的那个弗兰克·巴斯？”

加洛点头：“对呀，纽约头号军火贩子，信誉杠杠的。”

甘比诺抬头望天良久，然后狠抽了自己一耳光。他叹了口气说：“行吧，这事也不能全怪你。老巴斯其实是我手下的一个骗子。他敢拿我的名誉来保证，回去我饶不了他。行了，这事我还是自己搞定吧。定金也不用退，以后也别再联系。记住，管好自己的嘴。”

甘比诺没想到的是：当他说完这些话，加洛反而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出来混，讲究的就是出来。定金还给你，阿尔伯特我也杀定了，为了我的荣誉！”

甘比诺十分心累的摆摆手：“随便吧，与我无关。”

甘比诺回去后如何操作全解不表。荣誉荡然无存的加洛可真破防了。他决定继续跟踪阿尔伯特。这次是哪话不是落单机会也要出手了。“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不能还活着呀。”

1954年8月9日，加洛再次看到阿尔伯特走进餐馆。由于之前拳击教练的教训，这次他绝不脱肛，而是跟进餐厅也点了一份意大利面。这时一个灵感突然涌了上来：“我是不是可以下毒呢？”

然而，还没等加洛想出下毒办法，阿尔伯特就带着保镖离开了。加洛也只好继续跟踪。几个小时后，加洛感觉情况有点不对。“这怎么胃里一个劲的倒气，还有点辣嗓子呢。”

紧接着，一阵强烈的腹痛让他开始呕吐，继而括约肌也被突破收容。很快，放屁如闪电，拉屎如射箭的加洛只能放弃跟踪，赶紧就近找了个卫生间。

当第二天，小弟推开卫生间的门时，加洛已经倒在地上几乎休克。他用最后的力气说：“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快送我去医院。”

就这样，经过黑街任作弊拳击，南辕北辙冻懵逼，伪劣军火没爆炸，食物中毒至昏迷后，加洛的精神彻底崩溃。所谓人心中的成都，是一座四川。反复缩说后，加洛开始进行自我催眠。

面对医生，他坚称自己是个超级杀手，手上有几十条人命，马上就要干掉一个黑帮大佬等等。医生哪见过这阵势，果断选择报警。20分钟后，侦探局长西德曼察到，看了一眼急救车后十分无语。“这不是拿台球当炸弹的小子吗？没事，不用逮捕，你们送精神病院就行，应该又犯病了。”

面对着二进宫的加洛，国王县精神病院的医生们也麻了。一番检查下来，除了精神分裂和妄想症，居然还测出了早发性痴呆。“完了，你这病已经转移了，你也要跟着转移吧。”

“你们往哪转？”“当然是去更高级的医院啊。”

那么，全美国最好的精神病院是哪呢？对，就是你想的那个通辽指定医保单位：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文化符号

事实证明，作为通辽定点医疗单位，圣伊丽莎白确实有独到之处。经过一番操作，加洛居然于1956年出院了。而且，除了有点健忘外，他已经几乎是一个正常人了。

回到家后，加洛也不再纠结啥杀手荣誉了，而是专心给家里的生意帮忙。经过哥哥的多年努力，加洛帮的规模此时已经达到30余人。除了垄断了几条街的高利贷及赌博业务外，加洛帮还帮本社区修建了公共泳池和排污系统，因此在本地的名声出人意料的不错。

时间来到1957年夏季，正在喝酒扯淡的三兄弟迎来一个陌生人。对方言简意赅：“堂想见你们一面。”

加洛没太当回事，大哥拉里却十分激动。他立刻跳起来：“现在吗？我们马上出发！”

加洛十分不解：“这个堂是谁呀？大哥你激动什么？”

拉里激动地说：“兄弟，乔普罗法奇你总听过吧？我们加洛帮要被承认了！”

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纽约黑手党的结构。在纽约，黑手党是有个最高机构的，名叫黑手党委员会。但这个组织是一个行业工会式的心理压组织，它本身不具备约束力。主要权威来自于纽约五大家族。而新兴的小帮派如果想挤入委员会，必须得挂靠在五大家族中某一家的名下，签入加洛家族后走内推程序。从此才算是有牌照的流氓。

想到苦心经营的帮派即将混上事业编，拉里当然很兴奋。见到教父普罗法奇，拉里的彩虹屁更不要钱似的招呼。普罗法奇被舔的十分受用，于是直接提出了条件：“你们加洛帮没什么问题，很快就能签约。只不过按规矩还得那投名状，这个活还得免费干，没问题吧？”

拉里一拍胸脯：“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普罗法奇哈哈大笑：“痛快！其实任务也不算难，你帮我杀个人就行。而且有内应配合，对方想借咱们这手除掉自己的老大。”

当听完这句话时，加洛心里一紧。“这剧情有点熟悉啊，莫非……”

几秒钟后，甘比诺推门而入。两人四目相对，加洛的眼神分明在说：“How are you？怎么是你？”而甘比诺的眼神也在说：“How old are you？怎么老是你？”

一股尴尬的气息在办公室里蔓延。两人不约而同的装作初次见面。是的，当接下来达成协议时，加洛和甘比诺对视了一眼，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两人都对前途感觉一片黯淡。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1957年10月25日上午，阿尔伯特乘车来到曼哈顿的喜来登酒店。在酒店里，阿尔伯特路过了一家理发店。他决定进去刮个胡子。几个人一路溜达进理发店，阿尔伯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理发师殷勤的将热毛巾盖在了阿尔伯特脸上，阿尔伯特舒服的闭上了眼睛。

由于毛巾隔绝了视线，阿尔伯特并未发现保镖已经悄悄离开。两个持枪的蒙面人慢慢靠近，其中比较矮的那个把食指竖在唇边，示意理发师安静，又摆摆手，让理发师离远一些。

阿尔伯特不愧为杀手之王。在理发师推后的一瞬间，感到不对的阿尔伯特一把抓下毛巾，朝着凶手直扑过去。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阿尔伯特倒在了血泊中。此时，矮个杀手悠悠的走上前去，朝他的脑袋补了最后一枪，这才扬长而去。

就这样，一代强人阿尔伯特死于了侵入性同种族。阿尔伯特遇刺的消息传出后，纽约黑道一片欢呼。由于老大毕业，甘比诺顺利成为新一代教父。大名鼎鼎的甘比诺家族从此走上舞台。

虽然没有实锤证据，但大家都认为其中那名矮个杀手就是加洛。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他本人都承认了。这次刺杀后，加洛声明大噪。能干掉杀手之王的人是谁？必须是杀手王中王啊。

经过一番天妖加速的宣传后，各路黑道人士纷纷涌向加洛帮的地盘，就为了一睹“王中王”的风采。眼看着蹭蹭长粉，加洛也来了精神。各种金句、格言层出不穷。很快，连文艺圈的人也纷至沓来。整条街被挤得车水马龙，加洛帮盛况空前。

然而，王中王这种虚名并不能真的让加洛帮提升级别。很快，由于金钱分配问题，加洛帮与家族教父普罗法奇闹翻。当大哥拉里跟加洛抱怨老教父太吝啬时，身为王中王的加洛毅然决定：“武装讨薪！老家伙不给咱们涨工资，咱们就去找他捅得厉害！”

其实，与整个普罗法奇家族相比，加洛帮的势力微不足道。但是，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加洛的掀桌子打法。

1961年2月27日，加洛带着帮派所有精锐跳上汽车，直扑南布鲁克林的家族老巢。由于对方毫无防备，这场偷袭极其成功。除了普罗法奇本人成功跑路迈阿密外，整个家族的所有高层全被活捉。

当消息传出后，整个纽约黑道又一次被震惊了。黑帮内讧几千次，武装讨薪第一次。翻脸翻到这个程度，就为了涨点工资？

其实，当绑架结束后，加洛也懵了。你说行动成功吧，最重要的教父跑了。可要说不成功吧，其他高层都在这啊。于是，大哥拉里当机立断：“咱们去找老教父谈谈。”

1961年4月，加洛三兄弟飞往加州。很快，双方达成妥协。加洛帮释放所有人质，拥护普罗法奇继续当教父。普罗法奇则给予加洛帮大笔经济补偿。加洛帮就这样奉旨大还了。

我们无法指望美国人知道张学良的故事。果然，回到纽约几个月后，普罗法奇就重新对加洛帮寻仇。双方杀的血流成河，短短几天时间就造成数十人死伤。由于影响太坏，加洛帮也来了黑白两道联手镇压。很快，加洛被警察逮捕，判刑14年。

就这样，继圣伊丽莎白后，加洛又来到了通辽宇宙中另一座思想圣殿：监狱。到了这分上，不务正业是不可能的了。

入狱之后，百无聊赖的加洛开始看书打发时间。可是，由于监狱中藏书有限，加洛的阅读范围很快就不再局限于黑帮小说。大量的文学、哲学书籍被捡起来。什么王尔德、叔本华、伏尔泰、萨特等等，加洛常常整夜不睡，疯狂翻阅。

几个月后，他甚至开始做起了笔记。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各种阅读和人生感悟。终于，加洛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他悟出的一条真理：人生来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以种族、出身和职业来定义，我们不应该歧视黑人。

然后，这次悟道就给加洛惹了麻烦。在60年代初，美国的种族歧视还相当严重。当狱中的3K党听说加洛到处宣传人人平等时，他们趁夜间用磨尖的牙刷捅进了加洛的肚子。而加洛则直接咬掉了对方的耳朵。

在这一战后，加洛得到了黑人们的大力拥戴。在收了不少黑人小弟后，加洛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啥黑人总是难以进入上流社会？为啥明明加洛帮的诉求很合理，却从来得不到满足和重视呢？同样是被压迫者，这其中是不是有点联系？

1966年3月，在自己的黑色笔记本中，加洛郑重其事的写上了一句话：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是的，在这本被加洛称为“东方伟人”的巨著的书中，加洛将中国的阶级观点套入了黑帮内战。虽然完全偏离了初衷，但加洛认为：教父就是这个残酷的剥削者，自己这种小帮派就是被家族剥削的打工人。我们是无产阶级啊！

所以，家族的内战其实是一种阶级革命。这种革命绝不会只在家族中、在纽约市、在美国发生，它必将席卷世界。

从那以后，加洛开始从一名纯粹的马基维利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思考者。他开始变成一名模范囚徒，甚至在1969年监狱暴动的时候，他还救下了一名狱警的性命。作为报答，典狱长决定给他一次假释的机会。

1971年4月，加洛出狱。出狱后的他全面接管了加洛帮。然而，此时的加洛却根本不在想深耕黑道，反而开始一门心思往文化圈钻。由于精力传奇，口才流畅，很多节目都邀请他做嘉宾。

借着这样的机会，加洛居然开始输出革命思想。在那个左翼文化风靡美国的时代里，加洛居然在文艺圈里收获了不少粉丝，其中有很多作家、演员和歌手等等。其中也包括鲍勃·迪伦。

只不过，媒体虽然能成就人，但也能害人。由于出狱后的加洛太过高调，因此吸引了很多目光。他宣传黑人平等的事情，就也来很多道上兄弟的质疑。

在纽约，黑手党的生态位几乎全被意大利人占据。加洛居然跟很多黑人帮派合作，这不是坏了祖宗章程吗？而众所周知，白老会经典话剧《咖啡馆》中曾有句名言：“Who are you dance to change the anastasia rule，we will lose their hide。”

1972年4月7日凌晨，加洛正在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曼哈顿的一家店里庆祝他34岁生日。突然，四名枪手闯了进来开火。加洛大怒，拔枪还击。这一次，在生死时刻，加洛终于展示了自己的真本事。在双方交火中，他一枪都没有打中，自己身中20多枪，死了。

加洛的葬礼非常隆重，共有200余名社会名流前来悼念。总统街边站满了人。至此，那个黑帮头目、媒体明星彻底死去。他的罪孽和理想皆被埋葬。

然而，比较幽默的是：虽然圣贤兴微受降战力成名，但由于极为高调的作风和极为特别的觉悟，加洛成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手党之一。在他死后，他的形象被教父、爱尔兰人等多部影视作品搬上荧幕，甚至被鲍勃·迪伦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位经过圣伊丽莎白的“别脚杀手”，成为了美国人心中的一个来自黑道的奇妙的文化符号。

神秘组织：光荣会

2023年6月，国际刑警组织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宣布为应对犯罪组织不断迭代的犯罪手法，国际刑警组织将成立一个新部门，全球综合创新中心。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目前各国刑警的执法面临着巨大挑战，新型的跨国犯罪组织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各国政府的合作打击。

这次发言让与会记者们十分好奇，在21世纪随着各国执法部门配合越来越严密，跨国黑帮的生存空间应该越来越小啊，怎么还能有巨大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秘书长于尔根·斯托克解释到，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跨国犯罪集团也一直在进步。比如我们最近发动的一次打击行动，就是针对一个遍布五大洲，42个国家，年收入近千亿美元，拥有400多个下级帮派的超级犯罪集团，光荣会。

在21世纪还有规模如此恐怖的黑帮，现场记者们都震惊不已。斯托克补充说，说来我自己都感觉难以置信，澳大利亚的好几个市长都是光荣会的同伙。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被他们直接买下了几个街区，连德国的很多产业都是他们洗钱的投资。

哦，你说这么庞大的组织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形成历史很复杂。比如你有没有听说过1973年那次世界首富孙子的绑架案？

光荣会的起源与转型

1972年的平安夜，萨维利奥·马尔莫里蒂悄悄打开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安全屋的大门。终于摆脱追杀的他直接瘫倒在了床上，在睡着之前，他只剩下一个念头：巴波罗家族，你们等着，光荣会早晚要我做主。

光荣会，听起来像是老欧洲那种历史悠久、逼格极高的神秘组织。然而这个判断只对了一半，光荣会的历史确实悠久，但至于逼格，虽然称不上是高不可攀吧，至少也算是“low”穿地心。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里，意大利有什么事能做到欧洲之冠的话，那么其巨大的地域差距确实让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时至今日，北意大利的富裕程度比起德国、瑞士都不遑多让，而南意大利的发展程度甚至很难算作发达国家。

意大利的地域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距。比如亚平宁半岛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在意大利人眼中就属于化外之地。这里是除了山地就是丘陵，一年四季啃石头，交通闭塞，受教育差，黑奴看了都摇头。由于耕地太少，本地游手好闲的青年组成了该地区的联盟，以欺男霸女，经营妓院为业。长久下来，卡拉布里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松散的黑社会联盟，他们被称为光荣会。

所以，虽然光荣会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霸气，实际上这个组织单纯是个只能窝里横的乡土黑社会，既不光荣也不算个帮会。由于天高皇帝远，光荣会几乎主导了卡拉布里亚的秩序。在意大利统一后，这个恐惧之城的荒蛮故事吓得外省人称目结舌，将它称之为欧洲最后的野蛮人，阿尔·卡彭来了都算良民。

不过，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公路的铺设，卡拉布里亚的社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面对着行业新生态，以萨维利奥家族为代表的光荣会成员决定适应新环境，迭代新打法。他们认为，是时候开始从服务业向新零售转型了。简单地说，也不开妓院，改贩毒了。

然而，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变推变说浪一浪，一个组织中有改革派，自然也就有守旧派。在光荣会中，势力最大的巴波罗家族对这种转型极为不满，表示：“咱们就本本分分的当黑社会不行吗？贩毒那是坏蛋才干的事儿。”

对于一群行动上的巨人来说，有了分歧后，打成一片也就不意外了。很快，萨维利奥的老爹毙业，他本人也遭到敌方追杀，手下越来越少，眼看着就混不下去了。然而，在逆境之中，萨维利奥却颇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他此时已经发现了一条新赛道。他发现，意大利政府在焦亚陶罗建立了一个货运港口，这是一块尚未开发的蓝海市场。如果自己将来能垄断港口的货运业务，那岂不是金票大大地，等有了钱之后自己携金援攻势反攻大陆，巴波罗家族那真仇归仇，岂不谈只可灭。

然而，虽然萨维利奥的商业蓝图十分清晰，但他却有一个现实的麻烦要解决：没钱。无论是垄断运输买卡车，还是气行霸市当大哥，都需要有人有钱，可他自己现在穷得只搓牙，没有启动资金呢。

也许命中注定，正当萨维利奥走在人生的表扬子路口时，1973年1月，吃早饭的萨维利奥突然在报纸的头版上看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世界首富之孙因参与非法集会被罗马警方逮捕。

绑架案的执行与交涉

当看到这则新闻时，萨维利奥当时就不困了。文章中说，被捕的这小子叫约翰·保罗·盖蒂三世，他爷爷叫约翰·保罗·盖蒂，是美国著名的石油大亨，资产超过15亿美元。这么有钱的富三代居然在罗马，这要把这小子给绑了，这哪是天使轮，这不上帝轮吗？萨维利奥越想越觉得这事可行。

于是，他很快找来了手下的一个叫辛昆达的小头目，指了指报纸上的照片：“你，带几个兄弟去罗马，把这小子绑回来，咱们找他爷爷要点钱花。”

辛昆达仔细看了一遍报道，说：“老大，这属于绑架吧？我之前干的都是抢劫盗窃这种本分买卖，绑架有点超纲了，我没干过呀。而且世界首富的孙子呀，人家能不带保镖吗？万一我打不过咋办？”

萨维利奥踢了辛昆达一脚：“废话！老子又没让你抢银行，怂什么？就算这小子有保镖，他还没有落单的时候吗？你到时把我的车开过去，找个机会把他往车上一扔，拉回来不就得了。”

辛昆达欲哭无泪：“老大，罗马离这600多公里，那是个大活人，不挣扎吗？万一他路上求救咋整？要不咱还是再研究研究吧。”

萨维利奥摇了摇牙，搂着辛昆达的肩膀：“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出手吗？”

辛昆达摇头：“不知道。”

萨维利奥十分亲切地说：“因为你跟其他文盲不一样，你识字，会动脑子。老大我是拿你当心腹培养才给你加担子。虽然你没干过绑架，但这行有大量的有上成功案例可以参考，多看点报纸书籍啥的，不会干你还不会看吗？干中学呀！”

就这样，辛昆达不情不愿地接了这单绑票的业务。他带着两个手下去了罗马，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后，辛昆达让手下出去寻找那孙子的下落，自己则一头钻进图书馆，开始认真研究绑架业务。

长期伏案看书对眼睛和腰都不好，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妙界按摩护腰坐姿椅，这可是小妙创新的养护装备。护腰按摩脚姿若夫四合一，连我都是第一次见。普通座椅挺多护腰，而它不仅帮我端正了体态，也能随时放松。像我几小时下来，虽然就码了三行字，但腰杆还是非常轻松笔挺的。对了，说到挺，其实这些建议我都挺满意了。可惜正当我蠢蠢欲动，试图拖更，还是被妙界抓了个正着，按在了护腰坐椅垫上，从此打响了6月更新第二枪。当然大家也千万别错过618大促的立减优惠，这么舒服的座椅，不能超低价入手那就太可惜了。它专人设计了六大科学分区，和加宽加大的承托面来分散压力，搭配上53度黄金支撑角，靠着就像有一双大手稳稳托住了我的后腰。腰背不累，进度加倍。同时，也让我本就不富裕的身材更翘上二郎腿。以前我的椅子直上直下，靠着总是空落落的，工作一会就胀得不行。中间想过换工学椅，一看还要上千，钱包压力瞬间比腰背还重。还是在按摩类掏万的大牌子，考虑周到，性价比高又是科学舒适，35度后的高密度海绵坐垫，长伴我出没于沙发、地上、床上，不管怎么坐都很有支撑，哪儿都成了我的舒适区。就是除了日常脚姿养护，搭配按摩热敷，还能更轻松。妙界的三大律动按摩，精准围绕腰背穴位，交替放松。最近天热开着空调，我后腰特紧绷，就经常打开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而且坐姿端正了，还能预防近视。一想到接下来四个月都没有假期，每月工作学习时间还如此饱和，我是真心劝大家一句，一定多注意久坐后的腰背酸痛，一旦发展成颈椎疾病，严重起来可是要动手术的。现在新密活动又赶上618大促，领券叠加优惠就是全年低价，还送运费险，一年内有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店里还有三种颜色可换，心动的小伙伴赶紧领券试试吧。

很快辛昆达发现，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图书馆就是人类进步的云梯。在看了大量犯罪小说后，辛昆达轻易迭代了思想模型：如何让肉票不挣扎呢？靠绿纺。所谓绿纺是一种麻醉剂，只要把它粘在毛巾上，往人脸上一扣，效果堪比大麻。此即所谓拍花子。

正当辛昆达找到任务道具时，两个手下也传来了消息：“大哥，那孙子找到了！但是，这孙子好像不是那孙子呀。”当手下报告了目标的行踪时，辛昆达认为他们肯定找错人了。“啥？你说堂堂世界首富的孙子，16、7的小孩居然不上学？还跟两个朋友一起合租？合租的房子还在罗马的城中村里？扯犊子吧，是不是重名啊？谁家富二代住他妈棚户？”

手下挠了挠头：“应该没错，他身边的人都叫他约翰，名字对得上呢。”

辛昆达攥人摇头：“约翰是个很常用的名字，不能作数。”其实约翰是这个世界上用得最多的名字，他在英语里叫约翰，在俄语里叫伊万，在德语里叫汉斯，在西班牙语里叫胡安，在法语里叫让，在意大利语里叫乔瓦尼。可以说，天下处处是约翰，看名字没法做判断。

当然了，辛昆达并没有这样的知识量。他感到疑惑的原因是，堂堂世界首富的孙子，如果就这排面，连个保镖都没有，西西里的大哥们早就把他绑一百回了，能把这抱金币的机会留给咱？

对于辛昆达的疑虑，手下也很费解：“您说的有道理，可我们确实也找不到其他目标了呀。”

那一夜，辛昆达思考良久，终于在想明白了这一切。真相只有一个，这群有钱人都沾点大病，他们很可能是来贫民窟找刺激来了。保镖一定有，只是你们没发现。

于是，辛昆达开始了跟踪之旅，力求找出背后的隐藏Boss。然而，跟踪一直跟到了6月末，这打一点看不出隐藏保镖的影子呢。辛昆达发现，这位首富孙子每天昼伏夜出，平时就靠卖点漫画，当群众演员挣点小钱。没有工作的时候，这孙子就天天去廉价舞厅蹦迪，出来后舍不得打车，就腿着走路回家。这生活条件连个普通人都不如，说他是世界首富的孙子谁相信呢？

在罗马，辛昆达跟踪是越跟越没底。然而，老家的萨维利奥却天天打电话来催，责问他怎么还不动手。被折磨到7月初，辛昆达突然悟了：“不对呀，我一个打工人，搞这么负责干嘛？当初老大在报纸上指的就是他，我直接绑了，微信入会就得了呗，我管你是不是首富孙子，爷今天就绑你了！”

打定主意后，辛昆达立刻行动。1973年7月10日凌晨，在男孩离开舞厅走回家的路上，辛昆达和小弟们悄悄跟在他身后。确定周围没人后，辛昆达悄悄走到男孩身后：“保罗·盖蒂先生？”

男孩脚步一顿，边扭头边说：“是我。请问您有什么……”

保罗话还没说完，一个大毛巾就扣在了脸上。辛昆达迅速装车：“起程！”几个小时后，绑架小队就轻松带着人质回到了大本营。将保罗关到一个松闭仓库里后，辛昆达赶紧去找萨维利奥：“老大，事成了，您要不要去主持一下谈判？”

萨维利奥大喜：“我就知道你一定行！但谈判要赎金这种小事，何须老夫出马，全权交给你了！记住了，这可是世界首富的孙子，赎金不能少于100亿里拉！”

作为全权绑票大使，辛昆达只能返回小院。进仓库一看，男孩已经醒了。被蒙着眼睛的保罗一听到有人来，赶紧大喊：“谁？救命啊！”

辛昆达蹲下身来，用正宗的意大利语说：“小逼崽子，别喊了！别跟我在这装犊子啊，再敢哔哔我整死你！赶紧把你那首富爷爷的电话号告诉我，我要跟他聊聊。”

保罗愣了一下，然后说：“我也不知道我爷爷电话呀。”

辛昆达大怒：“你个小嘎巴在这扯犊子！你爷爷电话你不知道？”

保罗真哭了：“先生，我是真不知道啊，我去见他都得提前预约的，已经两年多没见过他了呀！”

对于一个重视家庭的意大利农村大哥而言，辛昆达完全无法理解保罗说的话：“啊？怎么可能呢？当爷爷的都不疼孙子？”

男孩举起右手：“真的，我发誓！”

辛昆达沉默了几秒：“嗯，行吧，那你把你的电话告诉我。”

男孩手都没放下：“我发誓，这个我也不知道。”

辛昆达一个大逼兜扇过去：“你爹电话你不知道？骗谁呢？老子整死你！”

男孩倒在地上哇哇大哭：“我真不知道啊，我爹跟我妈几年前就离婚了，他又给我娶了个后妈。就是他们俩嗑药的时候我后妈嗑死了，我爹怕摊事就直接跑到英国去了，警察都找不着他，我哪知道电话号啊！”

辛昆达用了足足五分钟才消化掉这巨大的信息量。然后他默默地扶起了男孩，揉了揉他的脸：“不好意思啊，叔叔有点着急了。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你们家简直是曾今鹅呀。那你在意大利就没有能联系的亲人吗？”

男孩哭哭啼啼地回答：“我爹跑路以后，我的监护权全转给了母亲，但她已经嫁给了一个意大利演员，我不喜欢那家伙，这才搬出去自己住。”

辛昆达真疯了：“也就是说你连你妈的电话也不知道？”

男孩连连摇头：“不，这个我知道。我告诉你她的电话，但我妈只是个退役运动员，根本没啥钱。”

辛昆达微微一笑：“没关系，她能联系上你爷爷就可以了。”

为了确保绑架的可信度，辛昆达特意等了一天。辛昆达估计，罗马那边应该也发现保罗失踪了，就打通了那个号码：“请问是盖尔·哈里斯女士吗？”

一个女生从听筒里传出：“这是我娘家的姓氏，请问您是哪位？”

保罗母亲的淡定让辛昆达非常感慨：“看看这富人的格局，儿子丢了都这么淡定，要不咋说人家能嫁入豪门呢。”

辛昆达严肃了语气，平静地说：“您的儿子现在跟我们在一起，他叫，呃，约翰·保罗·盖蒂三世。”

盖尔女士愣了一下：“什么意思？你是他的朋友吗？”

辛昆达这才明白，合着冷静是压根没发现儿子丢了是吧？这啥妈呀？他气急败坏地说：“不，夫人，我是个绑匪，我把你儿子绑了，他现在暂时安全，也可以释放。但想让他回家，你们得交很多钱。”

盖尔有点结巴：“啊？可我并没有多少钱呀。”

辛昆达说：“没关系，你可以找你前公公要啊，不是说他是世界首富吗？”

盖尔这才意识到对方不是在开玩笑，她非常生气地问：“别闹了，我儿子究竟在哪？”

辛昆达真的是抓狂：“谁跟你闹呢？”他对着电话大喊，“我们就在罗马抓的你儿子，别他妈废话，赶紧准备钱，也不准报警，否则老子撕票！”

然后，辛昆达听到话筒对面传来了“咣当”一声，隐隐还听见有人喊：“夫人，你怎么了？不好了，夫人晕过去了！”

沉默了几秒，辛昆达无语地挂断了电话：“嗯，从这个反应来看，对面应该是信了吧。给他们点时间冷静冷静，明天晚上再联系吧。”

第二天傍晚，辛昆达再次拨打了那个电话，结果号码刚一拨出，听筒就传来：“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Sorry, the number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辛昆达看了看听筒：“啊？这个时候，电话占线？”他过了几分钟再拨，还是占线。等半小时再拨，还是占线。“啊？什么情况？”

辛昆达不知道的是，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此时的罗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在盖尔送医后，她第一时间就打给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孩子她老爷。保罗的老爷是美国联邦法官，听说外孙子被绑，老头在震惊中赶紧给了三个建议：第一，立即报警，意大利警察再没溜也是专业团队，比咱们自己胡乱应对强。第二，绝不能让媒体知道保罗被绑架的事，那是一群为了新闻眼球，没有底线的家伙，一旦事情被炒热，绑匪极有可能会撕票。第三，立刻联系孩子他爹尤金，赶紧准备钱。绑匪一般都要不连号的旧钞，得提前准备。如果警察找不到孩子，就赶紧交赎金，这是最后的办法。

应该说，保罗老爷给的三条建议是十分专业的。奈何在意大利这么个倒霉地方，盖尔第一步就踩进了坑里。在挂掉电话后，盖尔赶紧报警，但慌乱之下，她居然拨通了最近的宪兵站的号码，全然忘记了罗马宪兵最不喜欢两种人：外国人、有钱人，而他们家全占。

这里咱们得解释一下，在意大利，警务系统的编制非常复杂，除了正常的国家警察外，还有宪兵系统，其性质类似于内卫，虽然也管刑事案件，但并没有警察专业。而盖尔就偏偏找了宪兵站报警。在报案足足一个小时后，宪兵上尉科克尔才带着一队人姗姗来迟。围着盖尔问了足足五个小时问题后，科克尔上尉做出了判断：“我听说过你的儿子，著名戏痞是吧？这种小富家子弟肯定不是真被绑了，八成是想骗点钱，指不定自己藏在哪呢。”

实际上，科克尔完全误解了保罗。虽然名义上出身名门，但保罗的家庭非常不幸。他的父亲尤金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很早就染上了毒瘾。因此，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由于缺乏关爱，小保罗在学校里非常自闭，15岁就彻底辍学。1971年初，父亲跑路出国，母亲也没什么钱给保罗，导致爹不亲娘不爱的他只能自己打工养活自己。1973年1月初，保罗在街上遇到了一群抗议人群，他很有礼貌地给他们让路，结果他啥都没反应过来，高压水枪就呲过来了。紧接着，三清教义棍就抡了上来。警察莫名其妙地逮捕了他，这才有世界首富之孙因抗议被捕的新闻。

然而，媒体一听说首富孙子被捕后，纷纷开始了胡编乱造，说保罗是戏痞是左派激进分子等等。所谓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还会给你打开没几扇窗。完全无辜的保罗因此被视为一个叛逆少年。所以，科克尔上尉想当然地认为：什么绑架？肯定是这小王八犊子没事找活呢。

由于这个判断，科克尔上尉完全无视了盖尔媒体静默的请求，随后就把这事告诉了记者。于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欧洲各大媒体群起秘制。采访的电话几乎打爆了盖尔家的座机，这才导致电话一直占线。

那么，为什么媒体会对这起绑架案如此感兴趣呢？原因是，由于光荣会这些乡巴佬根本不看英文媒体，导致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绑票对象。因为他们但凡了解一点，都不会选择绑架保罗。因为在美国，保罗那位首富爷爷有一个响亮的外号：20世纪最吝啬的人。

吝啬的盖蒂家族

让·保罗·盖蒂，一个可以有效治疗别人低血压的超级富豪。1892年，让·保罗·盖蒂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石油富豪家庭。多年以来，靠着独到的眼光和奇佳的运气，老盖蒂在石油行业大获成功。到1966年，盖蒂已经拥有了12亿美元的资产，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首富。

然而，老盖蒂在美国的名气却与他巨额财富无关，而是因为全美国都知道，跟他一比，葛朗台都算是慷慨大方的。作为全球首富，老盖蒂直到1959年都没有任何一套住宅，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天天出差住酒店，如果买房，空置着太浪费了。但是，天天住酒店并不意味着盖蒂很慷慨，实际上，他是全球酒店业的一个噩梦。即使日赚数十万美元，但盖蒂在入住酒店时依然要无孔不入地讲价。

在入住前，盖蒂会要求酒店把所有的服务细分：“你提供热水？我不要了，凉水就行，便宜多少钱？你有洗衣服务？我也不要，折现还给我。至于什么擦鞋、夜床、早餐、搬行李等服务统统不要，总共能给我折多少钱？”

若不是床搬不走，盖蒂恨不得那酒店把毛坯房给自己。他的秘书向媒体证实，为了省每天两美元的洗衣费，世界首富先生一直是自己亲手用凉水洗衣服的。若不是怕拒绝客人影响不好，各大酒店早就把他拉进黑名单了。

老盖蒂对自己都这么狠，对公司员工就更不用说了。在他的公司里，什么信纸正反页必须写满，一次性物品统一回收等都是基本操作了。但是，盖蒂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作为世界首富，他哪怕对自己的名流朋友，都能吝啬出段子。

某一次，老盖蒂带着一大群富豪朋友去了伦敦看展览，在机场降落后，为了省车费，他居然以锻炼为名，硬带着大伙走到了展会现场。然而，到了现场后，盖蒂却不急着进去，而是硬生生带着大家在外面转到了五点，原因是五点以后，那张售价5000令的门票会半价出售。

1959年，在把原主人砍价砍到精神崩溃后，老盖蒂以600万英镑的超低价格买下了英国的一座豪华庄园。然而，有了房子的盖蒂却陷入了痛苦，因为他发现房子里有很多座机电话，万一庄园里的仆人趁自己不注意，偷偷用自己的话费打电话可怎么办呢？于是，盖蒂毅然给庄园里的每个电话都上了拨号锁，没有自己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打电话。如果有人因私事要打电话，电话旁边还设置了投币装置，无论是仆人还是客人，想打电话都需要自费哦。

在乔迁之后，由于英国社交的规矩，盖蒂极不情愿地办了一场乔迁派对。在派对上，面对各路达官显贵，盖蒂甚至连免费的香槟都不提供。宴会牛奶是超市里买的，大桶临期牛奶。为了防止宾客们在卫生间里消耗备品，盖蒂特意将庄园里所有的卫生间锁住，在草坪上搭了个临时棚子做厕所。当然了，其实这些客人也没必要不平衡，因为在吝啬这件事情上，盖蒂是没有内外之别的。

他跟第五任妻子的儿子生下来后有绝症。孩子确诊之后，孩子他母亲都没敢要钱，而是拿自己的生活费维持治疗，结果被盖蒂大骂：“你的医疗支出太多了，反正也救不活，延长还受罪干什么？”

最终，当这个可怜孩子去世的消息和《纽约时报》涨价一美分的消息同时传到盖蒂面前时，他对前者无动于衷，却对后者无比激动：“该死！那么粗制滥造的报纸还敢涨价？简直不可理喻，纸出油耗增加了！”

当然了，如果说盖蒂对所有事情都吝啬，那也是不对的。在某些方面，盖蒂是非常慷慨的。比如，他重金维持着一个实验室，给自己研发春药。作为全球知名色鬼，盖蒂光结婚就结了五次，情妇更是无数，唯有在这一方面，首富先生才显得异常慷慨。

所以，辛昆达根本不明白他的对手是谁。对于找老盖蒂要赎金的难度，通了《韩国日报》社报道的。

世界杯上国足碾压，大力神杯中国拿下。内蒙古建吉爱精酒店，避暑胜地首选三亚。海地经济全球第一，孟加拉国地广人稀。沙特抱怨洪涝灾害，香港担忧房价太低。拉姆化身好运之神，龙金万豪沉默男人。劳蒙波多两袖清风，特鲁希略不贪分文。

谈判的拉锯战

虽然感觉老盖蒂很难出钱，但为了救儿子，盖尔还是拨通了前夫尤金的电话。知道儿子被绑后，尤金也很崩溃，表示自己会尽快找老头要钱。但是，成功的几率很渺茫。盖尔只能哭诉：“那可是他的亲孙子呀，怎么能如此放弃呢？”

尤金一声冷笑：“咱俩家几十年交情了，你还不了解他？搞不好他都会怀疑是咱们见钱眼开，联手做局骗他。”

在另一边，完全不知道这些内情的辛昆达，几天后终于打通了电话：“盖尔女士，是我，哎对，我是绑匪辛昆达。我们这边的赎金定的是100亿里拉，给您一个月的时间筹款，请您这边保持电话畅通哦。不过，为什么您的电话总是占线？”

盖尔十分崩溃：“你不看报纸吗？消息泄露了，这几天记者疯狂给我打电话，刚消停一点。”

辛昆达大怒：“你报警了？”

盖尔早就想好了说辞：“被媒体曝光后，警察能不知道吗？”

辛昆达想想也对：“行吧，那就赶紧筹钱，等我电话。”

盖尔赶紧拦住他：“等等，你最好看看报纸，大家都不相信保罗被绑架了。”

辛昆达：“啊？”

挂掉电话后，辛昆达赶紧去买来了一张罗马的信实报。一看标题，上面写着：玩笑还是绑架？辛昆达浏览了一下文章，然后发现，保罗曾经跟女友开过一次玩笑，说自己现在拍张自拍就是全家福，拿起筷子就是团圆饭，爹妈都不管我，想发财只能靠绑架自己了。结果这句话被宪兵队抓住，他们坚称绑架是假的。

辛昆达撂下报纸后怒了：“这小嘴儿，那麽欠呢！”他回去把情况一说后，保罗欲哭无泪。为了证明绑架是真的，辛昆达拿来纸笔：“你写一封信给你母亲，自己孩子的笔记她总认识吧？”

就这样，辛昆达将保罗手写的信寄了出去。收到信后，盖尔已经完全相信儿子是真的被绑架了。但问题是，钱在老盖蒂手里，自己信不信没有用啊。老盖蒂也许是听到了风声，连孩子他爹的电话都不接，自己根本掏不出钱呢。

在绑匪这边，辛昆达隔几天就给盖尔打电话催收。其实，在那个有限电话的年代，但凡意大利警察上一点心，他们都能很轻易地抓住嫌犯，但就是没人去管。

很快，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辛昆达打来电话：“夫人，我们不可能一直等下去的，事情该有个说法了。”

盖尔颤颤巍巍地说：“先生，请您一定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们正在积极联系孩子他爷爷，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依然不相信保罗被绑架了啊。”

听到这里，辛昆达是真怒了：“不是，这一个月来你们究竟在干什么？怎么感觉一点都不着急？我也有老婆孩子，如果他们被绑架了，我绝不会如此麻木，你们有钱人没有人性吗？”

盖尔叹了口气：“首先，先生，我并非有钱人。而且，我那个公公身上的人性也确实很有限。先生，您也有家人，何必要如此为难一个可怜的母亲呢？放过保罗吧，我求你了！”

回顾着一个多月来奇葩经历，辛昆达也十分无语：“盖尔女士，请你尊重一下我们黑道好吗？不见钱我是不可能放人的。我可以再等几天，但是我再声明一次，我们是黑社会，不是蚂蚁花呗，在我们这逾期是有代价的！”

在之后，为了证明保罗是真的被绑架，辛昆达试过电话解释，试过拍照录像，可无论他怎么努力，媒体都认定，这就是保罗自导自演。花这么多心思，不就是为了制造自己被绑架的假象吗？你们都是串通好的。

在仓库里，已经被关了一个月的保罗也崩溃了。虽然辛昆达没虐待他，给他收音机听，还给杂志看，甚至还给他买了个豪华床垫，但是，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对谁都是巨大的折磨。何况辛昆达也说了，自己上面还有一个老大，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其实，无论是辛昆达还是保罗，俩人都知道那个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从保罗身上取点零件下来，瞬间就能证明他是真的被绑架了。但是，俩人都默契地回避了这个选项，长期的接触下来，辛昆达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颇为同情，作为一个黑道大哥，他还有点良心，虽然不多。

又僵持了一周后，盖尔实在坚持不住了，她又给孩子他老爷打了电话：“爸，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了，老盖蒂先生完全不理我们，您得想想办法吧。”

听了盖尔的讲述后，保罗的老爷是真怒了。他直接把电话打到了老盖蒂的办公室，对秘书说：“你给我转告那个老顽固，我当了一辈子联邦法官，跟国税局也有点交情，如果他再不处理我外孙子的事，就等着国税局上门吧！”

接到警报的第二天，老盖蒂就有了行动。不过，他的行动并不是拿钱，而是找了一个叫弗莱舍·蔡斯的勤工警局探员，去意大利调查。弗莱舍·蔡斯，一个标准的美国红脖子，甚至连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说。到达意大利后，蔡斯在整个罗马嫖了一圈后，把各路小道消息打包了一下，然后给老板上交了一份报告：“全意大利都说您孙子是自导自演，经过本人专业谨慎的调查，绑架案大概率没有发生。”

虽然从行文上看，蔡斯的调查似乎心不在焉，但其实人家才是真正抓住了甲方的核心需求：想让老盖蒂为了救冰冷的大孙子而付出账户里温暖的数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家要的根本不是真相，而是为了能跟亲戚交代过去。

果然，收到报告后，老盖蒂立刻转发给了保罗的老爷：“不是我不救孩子，而是他根本不需要救，您就别再管了，我会妥善处理的。”

随后，老盖蒂宣布要举行新闻发布会，亲自回应孙子被绑架的事。在听到消息后，辛昆达和保罗激动得不行：“两个月了，知道这两个月我们是怎么过的吗？老家伙终于要赎人了！”

次日早上，俩人早早打开收音机。很快，老盖蒂的声音传来：“诸位，我正式宣布，我不会支付一分钱赎金。原因很简单，首先，我是个遵纪守法的人，而意大利法律明文规定，给绑匪支付赎金也是犯罪。其次，我有五个儿女和14个孙辈，如果这次为了保罗支付了赎金，那其他人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目标。所以，为了家族的稳定和大家的安全，有些牺牲不可避免，虽然我也非常痛苦，但我决心不向绑匪妥协。”

当听完老盖蒂的讲话，辛昆达都傻了，他呆滞地自言自语：“不是人啊。”保罗慢慢点头：“太不是人啦。”

辛昆达摇了摇头：“畜生啊。”保罗也摇了摇头：“太畜生啦。”

辛昆达看向保罗：“这他妈比我们还缺德呀，相比之下你简直是天使。你怎么才能生出这么个爷爷？”

“这我也没得选啊。”

辛昆达长叹一声，他摸了摸保罗的头顶：“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办法了。我估计，很快我们老大就会接受，这是自作自受吧。”

几天之后，一个新的声音在保罗耳边响起：“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既然贵爷这么绝情，那就不要怪兄弟手狠了。”

当萨维利奥接手后，保罗的境遇果然急转直下。收音机没了，报纸杂志也别看了，蒙上眼罩待着吧。但是，做完这一切后，萨维利奥依然余怒难消：“好端端的一次绑架，怎么就要不着钱呢？对方也太奇葩了，要不降降价？”

1973年9月，萨维利奥第一次拨通盖尔的电话：“既然你们不给钱，那也没关系，尸体到时候会给你送过去的，我们还包邮，到时候你们记得签收哦。”

盖尔吓得瘫在地上，赶紧哀求：“老盖蒂先生和我是两回事，求你千万不要这样！”

看到好好差不多的，萨维利奥画风一转：“当然了，你的困难我们也了解一些，钱不够可以商量嘛。这样吧，我破例一次，1000万美元，一口价！”

盖尔赶紧T00：“先生，您真是个好人，像辛昆达先生一样的好人！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您也应该了解我的财务状态，很抱歉，1000万美元我们也拿不出来。”

萨维利奥叹了口气：“哎，行吧，你就直说，你最多能凑出多少？”

盖尔小声说：“目前我手里差不多是10万美元。”

萨维利奥勃然大怒：“死娘贼！你这鸟妇人好生无礼，竟敢小觑萨家！”

挂掉电话后，萨维利奥直接冲进仓库，用空包弹给保罗来了一次俄罗斯轮盘赌。然后把录像寄给了盖尔：“夫人，录像看过了吧？这只是次小小的惩戒，现在也给你个跳楼价，500万美元！如果你们还敢还价，我就让你儿子跳楼！”

看了录像后，盖尔吓得魂飞魄散，她只能疯狂联系前夫。时间进入10月份，两人又再次做出妥协。萨维利奥降价到了400万美元，而尤金承诺会说服老盖蒂出钱，如果实在不行，他就用家族信托的份额换。

然而，到了赎金交接的日子，事情果然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尤金根本说服不了老盖蒂，任凭他嘴皮磨破，老家伙都坚称绑架根本不存在，就是资本在做局。在满心期待地去取赎金，结果空跑一趟后，萨维利奥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本营。辛昆达知道，那件他极力回避的事情肯定要发生了，他做了最后的努力：“老大，别断他手指头行吗？那孩子太小，搞残废了以后怎么生活呀？”

萨维利奥一脚踹过去：“想当好人你混什么光荣会啊？滚！”

趴下来的辛昆达决定换个思路：“老大，我不是给他求情，主要是那孩子不禁折腾，万一弄死了就没法要赎金了。切耳朵吧，效果没啥区别，我亲自下手还不行吗？”

次日清晨，辛昆达带着买来的手术刀、纱布、酒精、青霉素走进仓库，一进来就说：“保罗，头发有点长了，剪剪吧。”

虽然眼睛被蒙上，但保罗已经猜到了真相，他苦笑着说：“能不能轻一点？”

辛昆达点头：“我尽量，你咬着这块毛巾，别伤了舌头。”在涂好酒精后，辛昆达一刀切了下去。保罗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辛昆达赶紧用酒精棉按住。一旁的萨维利奥则把耳朵装进了一个灌满福尔马林的瓶子里。

随后萨维利奥找了个邮局，将瓶子寄给了《信实报》的报社：“你们不是不相信绑架是真的吗？这回信了吧？”

当然，此时的萨维利奥也已经被折磨得没了心气，所以在附带的信纸里，他给出了最后报价：320万美元，只有10天时间，否则我肯定让保罗回家，回老家。

萨维利奥之所以将耳朵寄给媒体而非盖尔，其实是花了一些心思的。这几个月的沟通让他明白，老盖蒂是个极品，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掏钱，耳朵收到了也会装没看到，但报社不一样，他们一定会报道出去，到时候可以用舆论逼老东西就范。带着对自己智商的自信，萨维利奥得意洋洋地回了家，然后他惊讶地得知，保罗突发高烧，好像已经肺炎了。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个16岁的男孩，禁闭了三个多月，免疫力严重下降，哪经得住这种折腾？看着高烧的保罗，辛昆达赶紧给他喂了点青霉素，结果这孩子居然越喂越痛苦，到了第六天已经昏迷了。没想喂弄醒后，保罗奄奄一息地说：“大叔，要不你给我个痛快吧，活着太遭罪了。”

辛昆达也急得不行：“别说啥话，我一定能治好你！是不是觉得冷？来，上好的白兰地，喝也去去寒火！”几口烈酒进肚，保罗直接休克了。辛昆达看这么下去保罗肯定没命，他冒险找来了乡村医生，结果医生到了后震惊了：“这他妈纯纯医学奇迹，这孩子青霉素过敏，居然能活到现在，这都可以写论文了！”

靠着医生抢救，保罗终于活了下来。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半个月过去，罗马那边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萨维利奥抓狂不已，开始考虑切掉保罗的另一只耳朵。

此时的保罗已经彻底绝望。某一次，辛昆达扶着他出去透风时，保罗淡淡地说：“大叔，你说财富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大家都说我爷爷是首富，坐拥数十亿资产，但他却对我的生命一毛不拔。我的父亲有很多豪车，还有不少不动产，卖掉的话应该能凑够钱，但至今无动于衷。我想，很快我的另一只耳朵也保不住了吧，这就是财富带给我的东西，失去耳朵，失去亲情，失去健康。说真的，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财富的任何好处，这点你也很清楚。”

辛昆达叹了口气：“我会尽量说服老大晚些动手，但也只是晚些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结局与影响

那么，为什么保罗的耳朵被寄出了这么多天，他的家人毫无反应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萨维利奥寄出包裹的第二天，意大利邮政系统进行了全国大罢工，那个包裹根本就没送走。

1973年11月10日，在被割耳朵足足三周之后，包裹才被送到报社。当盖尔看到儿子的耳朵时，她当场就晕了过去。更要命的是，此时10天期限已过，绑匪很可能已经撕票了。

次日，《信实报》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意大利舆论一片哗然。此时，各大媒体似乎忘记了他们四个月来对保罗自导自演的嘲讽，而是将枪口对准了一切可以甩锅的对象。意大利警察无能！如此残酷的绑架案发生了四个月，你们居然什么都没做。宪兵队无耻！明明盖尔夫人已经报警，你们居然说人家是自导自演。美国政府也是混蛋，自己的公民失踪了四个月都不闻不问，就这德行还跟苏联竞争？

当然，被集火最多的，肯定是老盖蒂这个吝啬鬼。报道发生后，老盖蒂迎来了全球级别的讨伐骂声，连企业的股价都蹭蹭下跌。到了这一步，有关方面终于不装死。美国大使紧急会见罗马市长，要求对方全力营救：“我们美国政府的原则向来是不放弃一个公民！”

宪兵队和警察全国大搜所，在被绑四个月后，意大利警方终于开始真抓了。当然，指望他们破案是不可能的，最后还得靠交赎金。在潮水般的骂声中，老盖蒂终于同意拿钱了。但是，他坚持自己只能出220万美元，原因是再多就超出免税额度了。听完这句话，连跪地生我都已经无语了。记者只能提问一句：“绑匪要的是320万，那剩下的100万怎么办？让你儿子出？可他没钱呢。”

老盖蒂微微一笑：“这事好办呢，我已经跟孩子他爹谈好了，剩下的钱算我借给他，写个借款盒子就行了。毕竟是亲生儿子，我吃点亏也无所谓，利息就按4%算好了。”

当老盖蒂说完这句话，现场的记者们一片死寂。终于，老盖蒂达成了空前绝后的成就，他凭借一己之力，成功让一群最优秀的语言工作者，在他的面前词穷了。

虽然老盖蒂答应出钱，但他依然不放心自己的家人，而是坚持这笔钱只能由他雇的探员蔡斯去交。1973年12月12日，蔡斯成功把钱交到了绑匪手里。然而，直到第二天，盖蒂依然没有接到儿子的任何消息。直到12月14日晚10点，辛昆达终于打来了电话：“赎金已经确认没问题，我们几小时后就会释放保罗，他会出现在交赎金那个路口附近的山坡，但只能你一个人去接。”

本来到了这一步，整个绑架案就算是大结局了。奈何意大利警察却突然来了主观能动性，四个月毫无动作的他们，居然监听了盖尔的电话，提前去那个山坡埋伏了起来。由于各种原因，绑匪直到12月15日下午才决定释放保罗。当天下了大雨，辛昆达给保罗蒙上眼罩，穿上毛衣，披上他毛毯才上车。

可是在接近预定地点时，萨维利奥远远就看出了有埋伏，所以他直接一脚刹车：“保罗，下去，穿过围栏，往那个山坡走就行，有人会接你。”

辛昆达也祝福一句：“到了地方后把毯子垫地上再坐，免得着凉。”

带着眼罩，保罗蒙头转向地走下车。辛昆达轻轻挥手：“再见，哦，还是别再见咯。”

终于自由的保罗吓到了，他叫了一声：“再见！”汽车再次发动，并扬长而去。几分钟后，保罗摘下眼罩，然后他就傻了：“这是在公路上，这哪有围栏，去哪个山坡？不是哥们，我刚才蒙着眼睛呢，你给我指的是哪个方向啊？”

于是，保罗只能沿着高速公路往下走。在七分苦雨中，保罗足足走了将近五个小时才被发现。然而，宪兵完全不顾保罗已经被浇成落汤鸡，直接把他薅进了审讯室，对保罗问了一堆关于绑架的问题，这让保罗几乎崩溃。他愤怒地说：“跟你们一比，绑匪都人道一些，能不能给我换件干衣服，让我休息一会？”

宪兵的回答很干脆：“不能！”

直到12月16日，在盖尔和记者们的强烈要求下，保罗才被释放。母亲建议他给爷爷打了个电话致谢，保罗打了，老盖蒂不出意外地不接。

至此，这场震惊世界的首富孙子绑架案终于结束。三年以后，老盖蒂去世。在遗嘱中，那些陪伴他的情人只得到少的，可怜的赡养费。作为苍蝇横飞，放下英雄本色，老家伙成功将吝啬保持到了最后一刻。

在绑匪方面，靠着这笔赎金，萨维利奥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用这笔钱买进了大量卡车，成功垄断了焦亚陶罗港的运输业务。几年以后，萨维利奥就获得了光荣会的主导权，开始带动整个组织向现代黑帮转型，建立起了轰轰烈烈的国际贩毒业务。其组织形象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体现，比如《007》。

然而，这场绑架案是光荣会的洗礼，却也给保罗带来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在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身心折磨后，保罗的健康已经被彻底摧毁。在之后的日子里，痛苦不堪的他也染上了酗酒和毒瘾。而他的父亲也不愧他祖父的基因，借机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2011年2月，饱受疾病折磨的保罗病逝，年仅54岁。

然而，相比于生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绝望更是无法言喻。经过这次风波后，保罗已经很难再相信亲情。1974年，在伊势电台采访中，保罗对记者说，当他在广播中听到他爷爷拒绝支付赎金时，那一刻他觉得，绑匪才更像是他的家人。

在与辛昆达的那次放风的最后，面对着远方的山丘，保罗对辛昆达说：“也许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穷人。不同的是，他们的贫瘠来自于精神，他们才是一群值得同情的可怜虫。”

1973年6月22日夜，在美国加州的一处名为和平之家的豪宅内，两个老头正在相坐对饮。

酒过三巡之后，左侧的男子摇了摇头问道：“您的家人子女怎么样？”

在翻译耳语了几句后，右侧的老头说：“不怎么样。儿子愚蠢到外派时，军情六处试图招募他。女儿的婚姻也是一塌糊涂。您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左侧的男子叹了口气：“也没好到哪去，两个女儿跟我都不太亲近，也许父亲是个永远都难以理解的角色吧。”

唉。在了解了彼此的处境后，两个老头共同叹了口气。

但是，我们似乎也很难认为他们正陷于老年危机之中，毕竟左侧的老头叫做尼克松，而右侧的老头叫做勃列日涅夫。

转过话头，勋宗突然惊奇：“水门大厦的事情怎么能拖这么长时间？我们都觉得你很快就能搞定啊。”

尼克松继续叹气：“美国跟苏联的体制不同，我对国内的控制力很有限。说到这我就比较羡慕你了。”

听完这句话，勃列日涅夫突然激动了起来：“羡慕我？朋友，你是不知道我那群同事们有多糟糕。柯西金永远是一张尸体般的脸，一看就是个阴谋家，什么事都跟我唱反调。经济、外交、裁军，你知道吗？所有！”

“还有波德戈尔内那个蠢货，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嘛，嘴巴大得能装下你送我的汽车，什么蠢话都敢说。在地方讲话时，他能公开批判他参与决策的工业政策，这得多蠢的人才能干出来。”

“对了，还有苏斯洛夫，就知道强硬、强行、必须，满脑子都是理论，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古板的人了。”

面对口若悬河的勋宗，尼克松一脸懵逼。他不知道勋宗在说什么，但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说什么重要的东西。因此，他直接看向了旁边的人：“苏霍德列夫先生，他说什么了？”

第二章 翻译之路

在13岁之前，苏霍德列夫一度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我有爹吗？

1932年，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苏霍德列夫出生于苏联城市考纳斯。自从记事以来，苏霍德列夫就几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依稀记得自己是有个爹的，因为曾经见过某个男人自称是他的父亲，但这个男人与自己联系极少，直到1939年彻底失联。

相比父亲，母亲亚历山德罗夫娜倒是没那么忙，她也需要每天去贸易委员会上班。所以，缺爹少娘的苏霍德列夫从五岁开始就进入了放养时代。

1939年，母亲告诉他：“我们将会去另一个城市生活。”那个城市叫伦敦。

对于小苏霍德列夫来说，他不明白国与国的区别，只记得在伦敦没多久，天上就开始飞过各种各样的飞机，兼而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对于小朋友苏霍德列夫来说，他并不明白什么叫害怕，但飞翔的战斗机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有了第一个理想：要不以后我就当飞行员吧。

在天天躲空袭中，时间来到了1941年。妈妈告诉苏霍德列夫：“他们的外派期即将结束，我们可以回家了。”

然而，一场小变故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切。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偷袭，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家回不去了。

由于轰炸愈发严峻，九岁的苏霍德列夫只能跟着其他儿童被转移到乡村。对于这个外国小朋友，接待他的英国家庭对苏霍德列夫十分照顾。

温馨的家庭让他终于能睡上好觉，就算天再炎热也不用担心。

现在有神气小鹿玻尿酸星空被陪你度过。AB双面两感，加薄荷醇，防螨抑菌，加玻尿酸护肤，不仅清凉冰爽，天然抑菌还特别细腻润肤。而且这超高的星空颜值，不仅让我想起一副小学课本名画，吓得我立马就开始更新。不知道是谁传的谣言，害得叔叔彻夜都难眠，只好把星空被披身上。 6月第一更就死大想，正好赶上现在618大促立减，叠加我的专属优惠就可以超值入手。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AB双面两感设计，A面Qmax值高达0.33，是国标凉感值的2.2倍。叔叔亲测躺进去了就像泡进了泳池一样冰爽，B面软糯糯，凉而不冰，喜欢裸睡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亲肤细腻。 你们都知道我肝起视频来就不知天地为何物，有时候半夜都在想主题，翻来覆去睡不着，结果被子不透气，捂着一身汗，开着空调都嫌热，睡久了还容易发黄，有不可名状的味道。星空被就不会这样，它整床都是黄金锦氨配比，内填充莱赛尔纤维，摸起来像瑜伽服一样顺滑，出了汗能立马排出，还添加了天然薄荷醇，自带降温buff，还能有效抑菌，不会粘粘腻腻的滋生细菌螨虫。咱们男子汉一觉醒来也能清清爽爽。 更惊喜的是，它还添加了美容院同款玻尿酸保湿因子，让被子滑溜溜的，睡觉就像做了全身保湿，连我熬夜肝稿冒出来的痘都消了。A级抗菌防螨加A级母婴面料，挑剔B和老B都能放心睡。脏了直接丢洗衣机，赠送洗衣袋，搅完不会变形结团。这么一条高颜值高舒适度的星空被，真的很值得大家给自己和家人投资一下。晚上睡得好，白天精神也足。有星空蓝，紫星灰双色可选，还有两种尺寸。大家赶紧趁着新品活动领券叠加，大促直接抄底入手。运费险和两年质保都有，一起睡个清凉的夏日好觉吧。

就这样，苏霍德列夫在英国一直待到二战结束。

众所周知，儿童学习语言是特别快的。在六年时间里，苏霍德列夫完美的熟悉了英国的风土人情，甚至会说各地的方言。但回到苏联时，他已经连俄语都说不利索，俨然像一个英国小孩了。

回到莫斯科后，苏霍德列夫的母亲被调任外贸总局工作，而苏霍德列夫则开始重新适应起了祖国的生活。很快，他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苏联人。与同学们唯一的不同是，他可以早退一节课，因为他的中学最后一节课是英语，他可以完全不用学。

在莫斯科，平淡的生活一天天过去，直到1949年夏季，苏霍德列夫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爹回来了。

在此之前，苏霍德列夫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一个幻想中的爹交往，完全没想到自己居然真有一个爹。而且，自己不仅有爹，这个爹还当上了上校，每天在莫斯科招摇过市，还无人敢惹。这让苏霍德列夫十分不解。

这个疑问他在两年后才有答案。

1951年，当苏霍德列夫高中毕业时，内务部长找上门来，说：“组织现在急缺你这种家世清白，素质过硬的自己人，来我们情报学院吧。”

苏霍德列夫听得一头雾水：“家世清白，素质过硬我能理解，最后那个自己人是什么意思？难道说？”

内务部大哥点头：“对，就是你想的那样，你爹妈都是特工。”

苏霍德列夫人傻了：“你说我爹我信，我妈也是特工？”

内务部大哥说：“贵爹之前在美国待了十年，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带回了几项核武器的绝密资料。你母亲在伦敦期间则一直从事情报中转工作，贸易委员会的身份只是掩护而已。”

苏霍德列夫挠了挠头：“我妈是间谍，为啥我都没发现？”

内务部大哥一挑大拇指：“因为够专业。”

实际上，对于当特工，苏霍德列夫并不抗拒。他觉得这项工作够刺激，甚至还有点向往。然而，正当他准备答应时，老爹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你敢？除非从老子尸体上跨过去，否则别想当特工。”

内务部大哥没敢吱声，苏霍德列夫赶紧表示：“我也没说一定要去情报学院，其实我更想当个飞行员。”

这时候，母亲的声音响起：“你敢？除非从老娘的尸体上跨过去，否则别想干这种危险的职业。”

完了。在短短一分钟内，苏霍德列夫的两个理想职业都被否了。他摊着手说：“那我总得干点啥吧？我不能就待在家里当大学生吧？”

说来也巧，这时家里居然来了客人。一个30多岁的男子恰巧来做客，在听说了这个情况后，男子哈哈一笑：“这事简单，正好过阵子我要去国立外国语师范学院读书，大侄子可以一起啊。”

苏霍德列夫疑惑了：“特里扬诺夫斯基叔叔，你都这个年纪了还念啥大学呀？”

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里扬诺夫斯基，老苏联正红旗的官二代，父亲是苏联第一任驻美大使，本人是斯大林的翻译员。这次去学校里是深造语言。

苏霍德列夫没想到的是，当特里扬诺夫斯基提出这个建议时，自己的父母居然立刻同意了：“去，就学外语，将来当个翻译挺好，别玩啥前途不前途的，至少这行压力小，没有生命危险。”

第三章 翻译生涯

对于当翻译，苏霍德列夫倒是不抗拒。作为一个纯日子人，苏霍德列夫没啥职业追求，既然父母同意，那就去吧。

但是，既然要学外语，英语肯定是没必要再学了。让我学英语，那好比是路易十六治头疼，他根本没有必要；罗大总统买跑鞋，他完全不用走道；霍金收看广播体操，他纯属消耗时间；夏侯惇戴双片眼镜，他确实浪费物料啊。

由于英语没必要学，苏霍德列夫决定挑战一下法语。

三年以后，苏霍德列夫正式提交了结业报告：我的法语生涯，从入门到放弃。他认为法语简直就不是人学的，光从一数到一百就能把人难死。被法语暴捶的苏霍德列夫终于决定切换赛道，当转回英语系后，一个英语专家原地诞生。

1956年，苏霍德列夫作为英语翻译顺利入职外交部翻译局，并且起手就接了个大活儿：为即将访问苏联的沃尔特·李普曼担当翻译。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甚至现代新闻学之父。不要觉得这个名声很夸张，说个直接的证据：刻板印象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

这样的大人物愿意来访问，苏联政府自然要夹道欢迎。在对赫鲁晓夫专访之前，李普曼要求游览一些苏联的小城市。当苏联各地方政府听说有国宾要来访问，纷纷拍着胸脯表示：“绝对尽全力把老爷子招待好。”

当苏霍德列夫听到各地如此表态时，他当时就感觉要坏事。果然，当他跟着李普曼到达第一站加拉格时，市委书记已经携全体领导班子在火车站迎接。老爷子连行李都没放下就被薅进了宴会厅。

面对着丰盛的酒席，李普曼受宠若惊。然而菜都没吃一口，市委书记就端着碗大的酒杯走了过来：“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健康，干了这杯！”

苏霍德列夫赶紧给老爷子翻译，李普曼眼珠一转：苏联人祝自己家的总统身体健康，这可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啊。不喝不是美国人呢？于是老爷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谢谢，干杯！”

喝完之后，老爷子把杯放下准备来口菜，但在惊诧的发现酒杯又被倒满。市委书记再次举杯：“为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健康，干杯！”

自家总统都喝了，难道人家的领导就不祝福了吗？李普曼只得再次一饮而尽：“非常感谢，干杯！”

然而，当老爷子再次坐下时，酒杯又被满上了：“为了全体美国人民的健康，干杯！”

总统都喝了，难道美国老百姓不陪喝一杯吗？为了不自绝于人民，李普曼只得颤颤巍巍的举起酒杯：“来吧，干！”

一分钟后，酒杯又被倒满：“为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健康，干杯！”

李普曼都傻了，但他同样不敢自绝于苏联人民：“行吧，干！”

“来，为了美苏人民的友谊，干！”

“不是哥们儿！”

“好吧，干！”

“为了您夫人的健康，干！”

“等等，我老婆她……”

“干！”

“为了我夫人的健康，干！”

当老爷子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在了火车上：“马上就到阿布哈兹了。”

李普曼此时已经无法思考：“我去过加拉格吗？怎么感觉什么都没发生过？啊？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

然而，李普曼的悲剧之旅才刚刚开始。在阿布哈兹的酒店里，市委班子将老爷子团团围住，而且祝酒理由已经完全的放飞自我：“李普曼先生，为了阳光，干！”

“为了大海，干！”

“为了今天是星期二，干！”

“为了现在是9点16分，干！”

在李普曼旁边，苏霍德列夫已经麻了：你们就算想灌酒，也好歹找个像样的理由吧。什么叫为了9点16分干杯啊，这玩意有他妈啥好干的呀？

由于这个理由实在太过没溜，苏霍德列夫只能将其翻译为：“为了此刻的美好时光。”

一天以后，当老爷子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到第三站苏呼米了。本地的官员还专门为他安排了歌舞表演，但李普曼此时已经几乎是半昏迷状态。一周之后，李普曼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下来。

苏霍德列夫决定结束这场闹剧。抵达皮聪大后，他提前找到了当地官员：“求求你们了，做个人吧，老爷子都60多了，在火车上都已经跟我打听医院在哪了。过两天还要拜访总书记呢，堂堂国际名流，别你们喝死在路上。”

其实苏联的地方官员并非有意整人，而是单纯的用自己的方法热情招待，但苏霍德列夫实在看不下去了。因此，他冒着违反外事纪律的风险提醒李普曼：“苏联人民都比较质朴，但并非不懂人情，如果您实在喝不下去，可以直说的，没人会觉得被冒犯。”

老爷子的眼泪都下来了：“那你为啥不早说？”

就这样，靠着苏霍德列夫的提醒，李普曼老爷子总算逃得一命。

这事很快传到了最高领导人耳朵里。赫鲁晓夫表示：“年轻人很有眼力见儿啊，可以给他加加担子嘛。”

送走李普曼后，苏霍德列夫开始频繁出现在外交场合。由于业务过硬，长得也比较保像庄严，苏霍德列夫很快得到了一致好评。

1959年11月，他又接了个大活儿。波兰大使馆要举行招待会，最高领导人和各个外交官都会出席。为了锻炼新人，外交部安排苏霍德列夫做最高领导人的随身翻译。这是他第一次为最高领导人服务。因此，苏霍德列夫专门跑去找特里扬诺夫斯基求教，说：“您当年不是给斯大林当过翻译嘛，这个岗位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当特里扬诺夫斯基听说苏霍德列夫要给赫鲁晓夫当翻译时，老前辈愣了一会儿，然后什么都没指点。他拍了拍苏霍德列夫的肩膀，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孩子，你自求多福吧。”

带着一种不详的预感，苏霍德列夫跟着赫鲁晓夫来到了波兰大使馆。前期的对话他都可以轻松应付，可是当讲话环节到来时，苏霍德列夫突然发现：赫鲁晓夫没带演讲稿，空着手上台。

一般来说，对于这种招待会，领导人的讲话内容都会提前写稿，苏霍德列夫也早就做了翻译内容。就算领导人到时候在现场有一些临时改变，他也可以轻松应对。可如今最高领导人空手上台，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准备自由发挥。

随着最高领导人开始讲话，苏霍德列夫汗都下来了。他绷直身体认真聆听，大脑飞速运转，将最高领导人的每一句话都完美的做了翻译。然而，赫鲁晓夫那天居然越讲越激动，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任何收工的迹象。

此时，苏霍德列夫已经汗流浃背，然后他就听到了一段炸裂的内容：“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存在与否和你们无关。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就不要接受我们的邀请，也不要邀请我们去看望你们。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历史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会埋葬你！”

是的，这就是苏联外交史上著名的埋葬事件。

其实作为苏联人，苏霍德列夫知道，赫鲁晓夫的意思大概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周期性经济危机，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核心思想类似于历史站在我们这边。但是，他无法确定现场的西方外交官是否能理解这层意思。

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苏霍德列夫很慎重的选择了bury，而非更激烈的ruin。能在短短半分钟内想到这么多，苏霍德列夫充分展现了他的专业素养。

然而，现场的西方外交官显然没有理解到这层意思。当赫鲁晓夫的话翻译完后，13个西方国家的大使当场退场抗议。

第二天，全球舆论都在热炒：“赫鲁晓夫说要埋葬我们，这是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啊！”

事情闹得这么大，自然需要有人出来背锅。没人敢说最高领导人话讲得不对，因此有人提出：“一定是现场的翻译水平不行，没能领会最高领导人深意，这才造成严重的外交事故，苏霍德列夫全责。”

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叫停了追责，表示没啥大不了的。西方媒体断章取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就是想搞个大新闻，把我批判一番嘛。我们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同志，苏霍德列夫同志的水平很高，调来给我当私人翻译吧。

多年以后，苏霍德列夫对于赫鲁晓夫的评价依然很高。他说赫鲁晓夫为人直爽真诚，信仰坚定，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架子。虽然脾气暴躁点，但依然是个好同事、好长辈、好朋友。但是，不是一个好领袖，至少对于翻译来说，绝对不是。原因很简单，赫鲁晓夫太有活儿了。

在特朗普之前，世界大国的所有领导人里，赫鲁晓夫毫无疑问属于最有活儿的一位，名场面层出不穷。那是联合国里，脾气鞋拖，导弹更比香肠多，美国农场局玉米，厨房辩论，把你输了。

担任他的翻译，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实际上，在波兰大使馆的脱稿演讲并不是赫鲁晓夫无法控制时间，而是最高领导人的日常。任何人都无法提前预测赫鲁晓夫的讲话内容。而且，除了卡扎菲外，世界上基本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够再讲话时长方面挑战赫鲁晓夫。那是一个小时基本起手，两个小时越聊越有，三个小时渐入佳境，四个小时还不走。

由于讲话时间太长，苏霍德列夫不得不每次都提前穿好纸尿裤才能给赫鲁晓夫当翻译。

然而，如果仅仅时间长还都罢了，偏偏最高领导人还有一个跟通辽元老克列库一样的习惯：爱说格言。

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使用一些格言成语可以很好的修饰语言，但对于翻译来说，由于文化差异，针对格言成语的翻译很容易翻车。

比如在60年代的中苏边境谈判中，中国代表谴责苏联“得陇望蜀”。苏方翻译把这个成语给直译后，苏联外交部吓得赶紧解释，苏联对甘肃和四川没有任何领土要求。

自从跟了最高领导人后，类似的翻译挑战成为了苏霍德列夫的日常。更重要的是，外交场合的用语并非简单的生活用语，而是大量涉及军事、经济、文化、哲学等各个方面的专业词汇。作为翻译，苏霍德列夫必须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博物学家。

在辛苦工作三年之后，苏霍德列夫的面相成功从胡啸不得变成了紧急集合。

然而，当时间来到1959年9月，苏霍德列夫终于迎来了一个终极挑战：赫鲁晓夫访美。

当得到通知时，苏霍德列夫天都塌了。因为他是在英国学习的英语，跟美国口音有很大差别，自己对在美翻译根本没有把握。而且，这最高领导人的脾气，万一美国佬给最高领导人上眼药，到时候小嘴一张就是管制刀具，自己怎么应付啊？

所谓千里马常有，千里牛马不常有。带着上坟的心情，苏霍德列夫跟着赫鲁晓夫来到了美国。

作为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有一些紧张。在落地当天，最高领导人表现的非常正常，连演讲都照着稿念。艾森豪威尔的欢迎也比较热情，直到晚宴结束前，苏霍德列夫都比较轻松。

然而，在晚宴结束后，当美苏元首讨论要做什么飞机完成后续的访问时，第一次冲突发生了。两位大佬各执己见，艾森豪威尔要求坐波音，赫鲁晓夫坚持坐图波列夫。两人像学前儿童一样自说自话，两边的翻译绞尽脑汁的将他们的话翻译成外交语言。在临别前，两位翻译用同情的眼光对视了好久。

然而，这次争执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行程里，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电视台的直播访谈。赫鲁晓夫对这种形式并不抗拒，原因是它坚信自己可以把共产主义理念传播给美国人。

但当年的最高领导人明显不知道啥叫“援交”资本主义国家，哪怕是在共产党总书记的直播节目中，美国电视台也是要打广告的。

早在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美国电视台就已经把植入广告位卖出了天价。人家管你讲什么政治理念，到了广告时间，哪怕台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滔滔不绝，导演也直接切到了广告画面。

苏霍德列夫只得暗戳戳的启示他：“您现在已经切了广告画面了，您说的话都没传出去。”

这下最高领导人可真怒了，他倒不是不能接受美国电视台打广告，而是愤怒于你进广告之前主持人难道不提醒吗？我堂堂苏联一把手的台长还说话呢，你就这么直接进广告？小约翰进广告前都多少有个过渡呢。

由于被电视台当成了小丑，最高领导人也不顾体面了，当场把主持人一通狂喷。然而，由于过于激动，最高领导人完全忘了翻译的事，甚至没给苏霍德列夫留个气口。苏霍德列夫只能抽冷的才把话翻译过去。主持人连连道歉，整个采访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从这开始，赫鲁晓夫就一路压着怒火。到了西海岸，差的就更多了。在很多段子里，都说赫鲁晓夫十分想见玛丽莲·梦露，在访美时点名要见梦露，见到本人后还又亲又摸什么的。这其实完全是谣言。

实际上，赫鲁晓夫根本不认识梦露。在洛杉矶之行中，20世纪福克斯公司负责接待。其老板斯库拉斯为了讨好赫鲁晓夫，特意询问了一下，问最高领导人有没有什么想见的明星，自己可以安排坐的离他近一点，比如梦露。

最高领导人是个正派人，对于这种提法非常恼火。他脱口而出：“我为什么要见那个婊？”

苏霍德列夫一听坏事，赶紧把话接过来，总算没让那个“婊”发出来。他对斯库拉斯说：“十分荣幸接到这样的邀请。”

最高领导人意识到差点失言，感激的看了苏霍德列夫一眼，顺势表示：“不必做任何特别安排。”

抵达宴会场地后，最高领导人非常淡定。他不好色，也不怎么看电影，因此对一众好莱坞的明星们基本无感。在晚宴演讲上，主人斯库拉斯深情回忆了自己的过往。他说自己当年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在若干年后却成了娱乐大亨，这就是美国梦的可贵。看我们美国的奋斗故事，苏联可有？

在很多说法里，赫鲁晓夫都是用自己的经历做了反驳：“媒体大亨算个屁啊，您现在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可俺当年放过猪。”

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如此反驳，反而很客气的赞扬了斯库拉斯一番，继而指了指桌上的季洪诺夫：“像你这样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你看看他，当年是个烧锅炉的，现在他管理的农场规模碾压一大半的欧洲国家，但他个人依然一无所有。”

赫鲁晓夫“忍中带硬”的回答博得了满堂喝彩，但斯库拉斯依然没有放弃给最高领导人继续再来一点资本主义震撼。

随后他邀请最高领导人一行跟他一起去看康康舞。这是一种非常开朗的舞蹈。在好莱坞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这艺术形式有点过于通俗了。

在舞蹈现场，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苏霍德列夫看得出来，最高领导人已经相当尴尬，他只是礼貌性的鼓掌。跟导演和演员握手时，最高领导人一句没提舞蹈的事，反而问起了伴奏的曲名。

也许世界上确实有宿命这种东西。导演告诉赫鲁晓夫，这首曲子叫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赫鲁晓夫低声跟苏霍德列夫说：“这个名字很好。”

其实，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相当尴尬，但偏偏一大堆记者涌了进来，非要问他对康康舞的看法。既然给脸不要，那最高领导人就有话直说了。他当场表示：“在苏联，我们更喜欢欣赏演员的脸，而不是屁股。”

这句话差点把苏霍德列夫噎死。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翻译，苏霍德列夫不能歪曲领导人说话的原意，但最高领导人的话实在太粗鲁了。他想着要不要翻译成“苏联更重视艺术深度，而非简单的肢体表达”，但这就有了歪曲原文的嫌疑，而且配合现场最高领导人的表情，谁都能看出有问题。由于时间紧张，苏霍德列夫最终选择了直译。

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洛杉矶文化界纷纷感觉受到了冒犯。在之后的招待会中，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带头发难，表示：“我们会誓死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赫鲁晓夫先生，你无法埋葬我们！”

在市长发言之后，赫鲁晓夫开始反唇相讥，表示：“我真是没想到，美国的市长居然不看报纸吗？我早就屡次解释过了，我当初说的埋葬根本不是威胁，我指的是竞争关系，这一点我已经在报纸上反复解释过了。要知道在苏联，即使工人也要识字读报，而美国的市长居然连报纸都不看吗？”

在讲话之后，赫鲁晓夫的回答赢得了普遍赞许，苏霍德列夫也深感领导还是有水平。然而他还没有高兴几秒，就听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句新的格言：“在此我要送给诸位一句乌克兰谚语：洗澡的时候觉得眼睛酸，想爬出来就先吃点东西吧。”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逻辑，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其实，这是乌克兰的一种俏皮话，用毫无逻辑的语言讽刺对方不着调。但是，跨越语言想让人理解这种梗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大脑飞速运转后，苏霍德列夫想起了一句英文谚语：“咆哮的河水中不会有鱼。”意思是讽刺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

如此金句一出，全场掌声雷动。最高领导人爽了，昂然走下讲台，苏霍德列夫如释重负。

此时，他已经深恨自己当年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一职业。谁说这行压力小的？这都比特工刺激多了呀。

在洛杉矶之行后，下一站是旧金山。在这里，赫鲁晓夫得到了高度礼遇，尤其是当接见当地工会时，深感亲不亲阶级分的最高领导人丝毫没拿工人们当外人。他开始跟旧金山的工人们疯狂吐槽康康舞：“善良诚实的女孩们，竟然被迫表演淫秽舞蹈，撩起裙子露出屁股，以满足消费者堕落的品味。像这样！”

说完，赫鲁晓夫把椅子往后一推，撩起西装下摆，就开始扭起屁股。现场的工人们全麻了，随行的苏联人也纷纷掩面。反而是苏霍德列夫很轻松，因为最高领导人这次就算翻车，也是因为肢体语言，绝对不是翻译的锅。

在高度紧张中，地狱般的12天结束了。苏霍德列夫想给自己放个假。然而，他刚回到办公室，就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好消息：“总书记非常满意你的工作，决定让你当他的长期私人翻译。”

第四章 职业生涯的巅峰与落幕

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信任，苏霍德列夫感激的直搓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跟着赫鲁晓夫，苏霍德列夫几乎把全球政要见了遍：戴高乐，肯尼迪，纳赛尔，连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他也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还是对其他政要，苏霍德列夫都有细致的观察。虽然工作十分辛苦，但苏霍德列夫认为，赫鲁晓夫对手下人并不挑剔，虽然言语粗鲁，脾气暴躁，但最高领导人绝对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因此，当1964年那则政变的消息传来时，苏霍德列夫的心情十分复杂。

1964年10月，苏联发生政变，赫鲁晓夫被苏共高层集体推翻，勃列日涅夫上台。苏霍德列夫一方面庆幸自己的工作终于轻松了，一方面也为老领导的境遇感到惋惜。赫鲁晓夫下台后，苏霍德列夫还专门探望过他。

他认为，最高领导人肯定不会再用他当翻译，自己估计之后也就是干个闲职的。塞翁失马，无藏俱全，这个结局对自己来说也不算坏。

实际上，一直到1967年6月，苏霍德列夫一直处于半赋闲状态。偶尔给总理柯西金、外长葛罗米柯等高官打打下手。苏霍德列夫发现，这些高官各有各的性格，比如柯西金。虽然柯西金看起来是个古板严肃的技术官僚，但其实私下里颇具幽默感。

在外交场合，柯西金经常会照顾苏霍德列夫，去跟各国的翻译闲聊。苏霍德列夫对此十分不解，问总理为什么要这么做。柯西金回答说，他发现西方国家的翻译地位很低，尤其是美国。翻译只是打工人，不算外交官。由于地位低，因此他们经常气不顺。偏偏这些人还日常接触大人物，因此“故意”跟他们套套话，往往很有收获。

事实上，也正是柯西金再次改变了苏霍德列夫的命运。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美苏之间需要紧急沟通。好在此时莫斯科-华盛顿的红线电话已经打成。问题是，这可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电话，谁来负责做翻译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翻译局所有的手指都指向了苏霍德列夫。于是，他只能跟着柯西金拿起了那个电话，打给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由此，苏霍德列夫达成了一个新成就：他是第一个使用红线电话的人。

在这场载入史册的对话中，苏霍德列夫充分体现了他优秀的翻译水平。此事之后，勋宗也注意到了苏霍德列夫，直接下令把他调为了自己的私人翻译。

其实，苏霍德列夫很久之前就认识勋宗。彼时的勋宗还没有成为后来的大佬勋。相较于“不懂老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长相英俊，思维敏捷，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所以人缘出奇的好。苏霍德列夫也对他印象颇佳。

在担任勋宗的私人翻译后，起码在工作方面，苏霍德列夫对勋宗十分满意。因为他发现，勋宗并不是那种掌声和枪声必须响一个的领导。他脾气很好，情绪稳定，最重要的是没活儿。

勋宗永远只会照稿子念，也不会动不动说些什么格言谚语，给苏霍德列夫省了很多事。

然而，在1968年的一次会议中，当讨论出兵捷克的问题时，本来谈笑风生的勋宗突然开始有些异常。他的反应有些迟钝，说话也越来越含糊。

坐在旁边的苏霍德列夫第一个发现不对，赶紧提醒旁边的柯西金。然后一屋子人惊讶的发现：勋宗的手突然垂了下来。大家吓得会也不开了：“来人，快穿担架呀！”

对于勃列日涅夫的突发状况，医生的解释是由心脏病和安眠药导致的神经衰弱，但苏霍德列夫则认为是中风。从那以后，我们熟悉的勋宗开始出现了。他开始体态臃肿，反应迟缓，别说自由发挥，连能不能念完稿子都成问题了。

当然了，勋宗虽然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的生活习惯还是十分糟糕的。在身体的下坡路上，勋宗一直在猛踩油门。相比于赫鲁晓夫的枯燥生活，勋宗是抽烟喝酒、观影、飙车、打猎、宴会，样样不落。

其他爱好或许还可以，但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抽烟可就太要命了。在战争年代，勋宗染上了烟瘾。碰巧苏霍德列夫也是烟民，因此几个人经常一起吞云吐雾。

对于医生控烟的警告，勋宗的态度也很简单：“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您的评论很有价值，但我选择忽略。”

最终，为了勋宗的健康，苏联医生出了个邪招：他们给勋宗专门设计了一个带计时锁的烟盒，每45分钟才能开一次，每次只能弹出一根，用物理的方式实现控烟。经常把勋宗急得抓耳挠腮。

有一次，勋宗实在憋不住了，在讲话中直接转过身来说：“苏霍德列夫，带烟了吗？给我一支。”

苏霍德列夫吓了一跳：“不好吧，时间还没到。”

勋宗大手一挥：“没事，我就不信医生敢打断我讲话。”

其实从原则上说，苏霍德列夫是不能给烟的，但当和原则本人开口了，苏霍德列夫只得递上一根。

后来，随着健康的恶化，勋宗终于被医生彻底下了禁烟令。克里姆林宫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警告一遍，绝对不能再给老头一支烟。

然而，困难打不倒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从此之后，无论是开会座谈还是活动接见，只要有机会，勋宗都会要求一群老烟民坐在自己旁边：“都给老子抽起来，不让爷抽，我吸吸二手烟还不行吗？”

作为在外事场合离他最近的人，苏霍德列夫从此也多了一项任务：当总书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可以奉旨朝勋宗的脸上吹二手烟。

然而，这些小事影响不了苏霍德列夫对勋宗的看法。他始终认为给勋宗的工作比较轻松。直到1972年，苏霍德列夫发现：勋宗绝没有看上去那么憨态可掬，跟他混，有生命危险。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几年前讲过的勋宗飙车事件。

1972年4月，基辛格访苏。在双方达成军控协议后，勋宗心情十分舒畅。此时的他正好身体不错，因此勋宗一激动：“小基呀，我亲自开车送你去码头。”

当勋宗提出这个建议时，基辛格还挺高兴，以为勋宗重视自己，完全没注意到旁边的苏联高官没有一个人附和。只有甩不掉的苏霍德列夫跟着上了车。

上车之后，勋宗直接油门踩死，在蜿蜒的山路上疯狂甩尾，一路打着哈欠的狂奔。据苏霍德列夫回忆，在这次死亡飙车上，多年老油条基辛格完全丧失了体面。他一边抓紧把手一边狂呼：“嘎达！嘎达！”

抵达码头后，苏霍德列夫和基辛格足足缓了五分钟才下车。由于这次经历给基辛格带来了阴影太深，以至于美方在之后严格审查了尼克松的访问行程，需要确保让勋宗没有开车的机会。

当然了，是福不是祸，是祸来两个。

1973年6月，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次戴维营惨案发生了。在勋宗的访美旅程中，尼克松赠送了勋宗一辆顶配的林肯轿车。勋宗非常激动，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对，一把把尼克松按进了副驾驶。作为翻译，苏霍德列夫也抱着必死的心情坐进了后排。

紧接着，尼克松和苏霍德列夫就见识了大佬勋的王者车技。在完全不熟悉的戴维营山路上，勋宗全程保持80迈以上的速度，路过的山路急弯连刹车都不点，把尼克松几乎甩吐了。在后座上，苏霍德列夫听到了尼克松连飙脏话，一个劲用英语说：“慢点，慢点！”

当勋宗停好车后，尼克松下车时几乎站不稳了。劫后余生的苏霍德列夫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同时也想跟爹妈解释：“谁说翻译工作没有生命危险的？”

不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一次的飙车奇遇只是一次小风波，很快他就要迎来人生中最大的职场危机。

1973年6月22日晚，尼克松举行私人晚宴，宴请勃列日涅夫。

说来也是该着出事。本来作为正球级领导，两位大佬的宴会，是要有主陪次陪的。基辛格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也应该出席宴会。不过，由于两位大哥在白天的谈判中已经耗尽精力，因此，最后桌上只剩下了三个人：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和翻译苏霍德列夫。

由于是纯粹的私人宴会，尼克松也比较随意。拿出了之前苏联赠送的红牌伏特加，还提前冰了一下。一见到酒，勋宗来劲儿了：“伏特加，伏特加，伏特来了就是加呀！”当即吨吨吨干到了几瓶。

眼看着勋宗杯子见底，尼克松赶紧让继续上酒，老哥俩开始踩箱喝。所谓苦酒入喉心作痛，随着越喝越多，老哥俩感情上来了。虽然做到了正球级，但两位大佬依然有很多共同的忧愁：家庭，子女，孙辈，身边的朋友同事，乃至家长里短的闲话。

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两位老年男性在这一刻仿佛找到了知己，话题越聊越散。不知不觉中，勋宗喝大了。

人一喝醉，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了。在话赶话中，如我们开头所说，勋宗开始痛骂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竟然把整个苏共政治局给喷了一遍。

然而，苦水倒完，勋宗爽了，身后的苏霍德列夫血都凉了。当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什么后，苏霍德列夫只恨爹妈给自己生了耳朵：这是我一个翻译能听的吗？别他妈明天勋宗酒醒了，让克格勃给我灭口了吧。

最重要的是，对面的尼克松明显感觉到了勋宗的情绪变化，这边还紧着问：“苏霍德列夫先生，他说了什么了？”

面对这种地狱般的职场环境，苏霍德列夫的大脑飞速运转。在把CPU烧干后，也许是马克思保佑，在那一瞬间，苏霍德列夫想到了他的回答：

“总统先生，俄罗斯人是热爱文学的民族。总书记喝醉时喜欢朗诵，他刚才背诵了俄文诗歌，也有他的回忆录，其中并没有实际要对您说的内容。”

尼克松就算再不懂俄语，别人跟没跟自己说话还看不出来吗？但是，既然苏霍德列夫这么说了，尼克松也不好细究，只能意味深长的说：“他喝酒后演讲还挺有激情的哈。”

第二天，苏霍德列夫将晚宴的情况对外长葛罗米柯和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紧急汇报。

从此之后，苏联废除了领导人外交场合必须录音存档的规定。

这件事情后，经受住风浪考验的苏霍德列夫更加受勋宗信任。他又为勋宗服务了近十年，直到1982年这个老人在睡梦中去世。

此时，苏霍德列夫已经快50岁了。虽然他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但他的精力和心力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担任一线翻译工作了。他很快于1983年转入辞职，成为苏联外交部美加司副司长。

在这之后，他又短暂的为戈尔巴乔夫做过翻译，并得到撒切尔夫人的赞赏。但是，此时的苏霍德列夫已经目睹了苏联的种种乱象，他的心已经淡了。

1989年，经时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推荐，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邀请，苏霍德列夫转入联合国秘书处，担任特别助理。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苏霍德列夫没有亲眼目睹祖国的崩溃，但他却亲手将一个又一个苏联加盟国送入了联合国，其中的滋味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1994年，这位由苏联任命的外交官终于退休，回到了他的新国家俄罗斯，直到2014年去世。而他的儿子，至今仍是著名翻译家。

在晚年，苏霍德列夫的生活相当平静。这个老人的工作看似简单，却让他在历史的核心位置见证了几乎整场的冷战风云。

很多媒体都对苏霍德列夫的经历很感兴趣，采访者络绎不绝。然而，虽然苏霍德列夫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但他几乎从不点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说：“对于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自己也看不清楚，更没有资格点评。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历史的旁观者，最多也就是离得更近一些而已。”

2020年1月27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突然宣布，他将于次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公布七位重要特工的解密信息，以表彰他们以英勇的工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做出的重大贡献。

由于类似的会议已经开过多场，消息传出后，俄罗斯各大媒体普遍热情不高。在发布会现场，记者的喧嚣声甚至盖过了纳雷什金的讲话声。事实证明，对外情报局的这次发布会也确实没什么猛料。在记者的喧闹中，纳雷什金公布了第一个名字——米哈伊尔·瓦森科夫。

切，人家老爷子2019年都接受过专访了，用你来解密？第二个名字，伊瑟根·尼金，1987年的苏联英雄，照片和事迹满天飞，用得着你给我们科普？

随着纳雷什金照本宣科地念，直到第六个名字出现，记者们才有了些兴趣。尤里·舍夫琴科，这位的事迹虽然2017年就曝光了，但是一直没有照片，这次算是补上了这一环。

也许是注意到了记者们的热情，此时纳雷什金终于开始进入正题。他清了清嗓子，提高了音量。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参加过2017年的那次解密发布会。相信有不少记者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在这次发布会上，我们提到的柳德米拉·努伊金娜女士的丈夫究竟是谁？他又有哪些壮举？”

“现在我终于可以很荣幸地为大家介绍，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功勋上校，维塔利·努伊金。”

努伊金的童年与教育

如果说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大同理想的话，那这个理想是注定无法完全实现的，因为人类永远无法弥补基因上的巨大差距。由于人类天赋的不同，无论社会如何改进，这个世界上也注定是有人BZY，有人法拉利。

1939年，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努伊金出生于苏联阿尔泰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阿列克谢是个半文盲，和同村的所有人一样，努伊金家基本是发展全职，懂“靠腰”，天文地理不知道，边疆地区纯牛马，老乡邻居瞪眼瞧。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边疆小村，努伊金的生活没有任何波澜，直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了。

随着卫国战争的开始，努伊金的父亲阿列克谢也应征入伍，留下妻子和两岁的努伊金在家。母子俩全靠村民的帮助才活了下来。所以，作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努伊金很小就感受到了同胞们的温暖，深深爱上了这片养育他的土地。

1945年，满身枪痕的阿列克谢回来了。从炼狱中生还的父亲被分配到哈萨克斯坦当公务员，小努伊金于是只能泪别小伙伴，跟着父母搬到了城市里。

然而，进入城市学校后没几天，小努伊金就郁郁了。某一天，小努伊金哭着向父亲倾诉，说自己被同学嘲笑，大家说我穿得太破，一看就是乡巴佬儿。

实际上，此时的阿列克谢虽然是公务员，但由于阿列克谢是个极有同情心的好人，所以他的薪水大半都被拿去帮助困难的群众了，自己家的生活反而很窘迫。

面对儿子的抱怨，阿列克谢毫不回避。他义正辞严地跟努伊金说：“孩子，有件事你必须清楚。穿旧衣服并不可耻，无论多少人嘲笑你，都是他们的错。真正可耻的是虚荣浪费和不够整洁。如果老师教的并非这样，那我就去找他理论。”

小努伊金想了想，老师确实没说过穿旧衣服可耻。阿列克谢摸摸他的脑袋：“对吧？所以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错。你的衣服虽然旧，但妈妈也洗得很干净。皮鞋虽然不好看，但老爹也一直保养，这没什么不体面的。挺起你的胸膛，只要确定自己没错，那你就要坚持。你可以用正确的事情打败他们，比如说你的成绩。”

家长多夸孩子，孩子的社交上也就更自信了。真正的知识从不止于口头。 ~~现在，咱们的老朋友，笑容家带着新产品Y30来了。和口腔大佬公认，用医学级方案给大家实打实的助力。上次推荐后我就一直在用它家产品，趁着618再推荐也是因为看了无数好评反馈。新品Y30更是一直稳居好评榜和热销榜第一，主打AI无脑刷牙，实测报告清洁效率是普通牙刷的四倍，口臭改善效果提高3.6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明明每天刷牙却感觉刷了个寂寞，巴氏刷牙法搞不懂，牙黄、口臭还是反复出现。笑容家Y30的解决方案是给你配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一对一私人教练，哪里发黄有味，就在APP上标记色素结石，它就生成专属清洁计划，怎么刷都安排好了。门牙容易黄，扫动加大，一次上下扫到上下两排。换到后槽牙容易卡菜叶残渣的地方就加强震动频率，跟指挥震的电动牙刷一下就拉开差距了。再搭配上他们家新一代的缓震刷头，软胶包裹，不会震的牙疼。还有创新的三阶关节设计，能灵活深入死角，残渣异味通通清干净。要哪漏了没刷到，还有及时语音提醒：~~

~~“哎，别忘了补刷哟。”~~

~~你要懒得听指挥，它还每七天根据漏刷习惯自动优化方案，跟开外挂似的，越用这牙越健康。不管是体验还是性价比，笑容家都是我的首选。毕竟是十年国货老品牌，一直都是关注口腔领域这些事。有四个专业医学实验室，专门研究国人的刷牙习惯。每款产品的清洁耐用能力都要经过上百次的测试，才寄到我们手里。现在与新买传统欧美大牌溢价，不如支持咱们的本土企业，品质售后都非常有保障。618一顿火锅钱就能带回家，点击评论区置顶领取大额券就可以盖特我的同款了，这次真的闭眼入。~~

努伊金的青年时期与爱情

虽然很多家长都会说出“咱跟他们比学习”之类的屁话，但阿列克谢的教育明显更有效。在他的鼓励下，努伊金从不因为生活简朴而自卑，反而开始全方位展示他逆天的天赋。

从小学开始，努伊金就是成绩一年级全班第一，跑步回回拿第一，游泳比赛刷记录，能把对手气哭。由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伊金很快成为了全校的学生明星。总的来说一句话，这男人简直完美的，让我都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1955年，16岁的努伊金由于偶然踩到钉子，决定去诊所打一针破伤风针。在诊所里，由于大夫太忙，他被建议去找一名叫柳德米拉的女孩。虽然她不是大夫，只是个产科实习护士，但是很漂亮。

一瘸一拐上了楼，努伊金边走边抱怨：“这什么狗屁诊所？虽然我就打个针，但至少也给我找个大夫吧？直接让我找护士可太……”

好了。

在病房门口，努伊金看到一个大爷正在跟一个小美女抱怨：“小姑娘，你这水平也不行啊！前几天我来这儿耳朵疼，你给我开的药粉，灌进去不止更疼，还有点听不见了！”

小护士愣了一下，然后尖叫说：“谁让你把药灌耳朵里了？那是口服的，赶紧去急诊！”

听完这段对话，努伊金不由得捧腹大笑，完全无视了小护士惊恐的眼神。然而，看着这个凤眼圆睁的小美女，努伊金突然有了一种心动的感觉。

“哟，是，滑姑娘的哟。”

在接下来打针时，努伊金直接冒出一句：“小姐姐，你有没有男朋友？没有的话介不介意处一个？有的话介不介意换一个？”

一小时后，小流氓努伊金被扭送到当地警局。老爹阿列克谢把他捞出来后，抽得跟陀螺似的。当天晚上，努伊金被老爹押送着去给这名叫柳德米拉·努伊金娜的护士当面道歉。

得知柳德米拉也是苦出身，而且要经常下乡工作时，阿列克谢顿生同情之心。他当即表态：“孩子，你一个人下乡太苦。深山老林里指不定有什么危险。这样吧，反正我们家这浑小子学习压力也不大，让他给你当个跟班吧，有啥当苦力活让他干就行。”

我们无法知道阿列克谢的这番表态是真的为了照顾柳德米拉，还是曲线救国。总之，16岁的努伊金从此成为了19岁柳德米拉的小尾巴。之后的一切，也是理所当然。

1956年，17岁的努伊金高中毕业，也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已经与柳德米拉陷入热恋的他，临行前与女朋友约定，自己毕业就回家结婚，我们从此再也不分离。

努伊金的间谍生涯开端

在苏联的众多名校中，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比较特别。这所专为培养外交官而创立的学校一直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地球上能教授最多语言的学校。也许是为了印证这一点，在四年的大学生涯后，努伊金精通了英、法、德、意、希腊、西班牙、荷兰、塞尔维亚、阿拉伯、印尼、马来等十种语言。而且，在学习这些语言的同时，深感学习压力太小的努伊金也发展了不少其他爱好。他多次夺得了莫斯科大学生运动会的长跑和游泳冠军，参加了大量兴趣俱乐部。四年下来，全校师生一致认为，除了生孩子，没有什么事是努伊金搞不定的。

面对如此突出的表现，努伊金的去处自然也不用怀疑了。1959年末，还没毕业的努伊金就被招募进了克格勃，1960年夏季转入了101情报学院。为了争取他，克格勃各大总局几乎刺刀见红，几个司长气得要拉出个单练。

然而，此时的努伊金却突然哭着汇报说：“我父亲病危，现在我必须回家！”

在医院里，努伊金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多年之后，战争造成的创伤终于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在最后一刻，阿列克谢表达了他的心愿：“儿子，你和柳德米拉去登个记吧，让我活着看到你成家。”

于是，1960年7月，努伊金和柳德米拉结婚了。是的，在这一次，努伊金的承诺在不出意外的出意外这事上，也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他当年立下的FLAG成功兑现。

与柳德米拉一起包了饺子后，两人在病房里与父亲吃了顿团圆饭。一周以后，阿列克谢去世。努伊金带着妻子来到莫斯科。柳德米拉很快在医院找到了工作。

此时，卢比扬卡抢人大战也打出了结局。第一总局C处胜出。副处长巴列什尼科夫亲自向努伊金讲解了工作：“你熟练多门外语，长相又没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未来需要长期在海外活动，收集祖国需要的情报和物资。”

听到要出国，努伊金沉默几秒后说：“巴列什尼科夫同志，我本人是不挑活的，但是我这边有个特殊情况，我爱人怀孕了，实在不希望分离，您看这……”

没等努伊金说完，巴列什尼科夫就一拍桌子：“蠢货！一个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这种事也敢说？愧对组织培养！”

努伊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想赶紧说服从组织安排。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巴列什尼科夫就气呼呼地说：“这也叫个事吗？把你媳妇招进来，将来一起出任务啊！”

努伊金都傻了：“不，克格勃招人这么随意吗？”

巴列什尼科夫哈哈大笑：“这有什么难的？海外工作步步陷阱，有个能绝对信任的搭档是好事啊！”

就这样，努伊金一头雾水地离开了办公室。他不知道要不要拉柳德米拉入局。回到家后，努伊金决定先试探一下：“亲爱的，你想用别人的护照工作吗？”

柳德米拉莫名其妙：“我为啥要用别人的护照？我自己有啊。”

努伊金意识到妻子根本没听懂，于是直说到：“我指的不是在国内工作，而是出国。”

柳德米拉惊呼一声：“天呐！你是克……”

努伊金赶紧捂住嘴：“对，就是你猜的那样。这项工作风险很大，可能一辈子回不来，你明白吗？”

柳德米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抱住努伊金：“我们发过誓，一辈子都不会分开，所以我愿意加入，无论生死都要在一起！”

就这样，努伊金发展了自己的第一个下线——他媳妇。柳德米拉很快到101情报学院报道，开始从头学习特工技巧。而努伊金则奉命去电视厂学习电器知识。由于工作过于出色，电视厂领导甚至力求克格勃把努伊金留下做工程师。

1964年，就在柳德米拉的培训即将结束时，某一天，C处处长突然像疯了一样向全体同志：“所有人，去咱们的秘密俱乐部集合，把所有香烟碗儿都端出来，老子不过了！”

努伊金不明白处长为啥如此激动。稍微一打听，哦，戈登·朗斯戴尔回来了。是的，这个让克格勃陷入疯狂的人，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克伦·莫洛迪。

莫洛迪的教导与努伊金的成长

当听说莫洛迪的名字后，努伊金赶紧叫上媳妇，带着份自己的礼物冲进礼堂。两小时后，一位风度翩翩的帅哥在克格勃高官们的簇拥下走进俱乐部。礼堂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莫洛迪举起酒杯跟大家喝成一团。

领导把莫洛迪带到努伊金夫妇面前介绍道：“这是我们处全力培养的新人，我把话扔在这儿，假以时日，他的成就不会比你差！”

莫洛迪笑着举起酒杯：“敬我们人才辈出！”

努伊金激动得不行：“欢迎您回家！”

说完，努伊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东西递给了莫洛迪：“我自己做的，不值钱，希望您喜欢。”

莫洛迪接过一看：“哎，汽车点火锁，比我当初获奖那个精巧多了。”

“不对，是看我的图纸改进的。”努伊金点头，“我现在还在电视厂上班，看您获奖的图纸手痒，自己做了下。”

莫洛迪仔细打量了努伊金一会，突然用英语询问：“入行几年了？”

努伊金用流利的英语回答：“1960年加入情报学院，毕业两年了。”

莫洛迪切换成法语：“为什么还没出外勤？”

努伊金也用法语回答：“等我的搭档毕业，她是我的妻子。”

莫洛迪哈哈一笑，拍了拍努伊金的肩膀，转身继续跟其他人寒暄。

但两年之后，C处处长就敲响了努伊金公寓的大门：“小子，莫洛迪同志问你，有没有兴趣跟他学习学习英语？”

努伊金懵了：“我英语很好啊！”

但是转念一想，他顿时明白了莫洛迪的意思。莫洛迪肯定有更重要的东西要亲自交给我。

“我同意！我当然同意啊！”

第二天傍晚，莫洛迪准时来到努伊金的公寓。刚坐下就开门见山：“打扰了，努伊金同志。我知道你有点奇怪，明明英语已经很好了，为啥我还要教，对吧？”

努伊金点点头：“我知道，您教的不完全是语言。”

莫洛迪断然摇头：“不，我教的就是语言。”

说完，莫洛迪说了一串又急又快的英语，把努伊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似乎是骂人的话。

莫洛迪点头：“伦敦地区的脏话，无法自面直译，约等于我们的‘苏卡不列’。”

然后，莫洛迪又说了一长串英语：“这是南部沿海地区的脏话，意思和前面差不多，但单词构成完全不同。”

努伊金明白了：“您是说学校教的英语太片面了，缺乏本地特色，跟当地人交流会露破绽。”

莫洛迪笑了笑：“对，之前我们有过统计，外勤间谍被捕原因占比最大的有两个：叛徒出卖，或者日常生活露马脚被举报。其实这很合理，学校教得再好，也不可能教会一个人地方特色，这根本不现实。”

努伊金好奇地问：“那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莫洛迪耸了耸肩：“我不需要处理。我们这代特工非常幸运，战争炸烂了半个地球，所有国家都乱得不行。以我的身份为例，戈登·朗斯戴尔，加拿大出生，波兰成长。我有斯拉夫口音怎么了？两个大强国伺候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回避。”

努伊金追问：“现在这样的掩护身份没有了吗？”

莫洛迪叹了口气：“基本没有了。20年的和平让世界各国的户籍制度都趋于完善。我建议你将来自己创造几个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

就这样，努伊金开始接受莫洛迪的名师一对一指导。很快，努伊金就惊异于莫洛迪超人般的能力。他为努伊金讲授了英、美、加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讲授了各国上层间的人物关系。除了特工技巧外，他还将自己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赚钱妙招也全教，对努伊金倾囊相授。

在长时间的培训后，师徒俩终于开始研究起了出外勤的事。努伊金表示：“我学了这么多对英的知识，还是去英国吧。”

莫洛迪摇头：“不行，你也知道，咱们对对英的侦查，已经很完善。前几年特工把情报收集到90年以后了，再多你一个人也没啥意义。”

努伊金说：“可是您教我的都是英美加相关知识，不去带英，难道去美洲吗？”

莫洛迪摇了摇头：“这段时间我也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现在西方国家的人口管控上还是有漏洞的，前殖民地滞留人员。二战以后，各国的殖民地迅速独立，很多宗主国平民滞留在远地。这些人的户籍管理非常混乱。所以，你的目标应该是……”

努伊金脱口而出：“法国！”

莫洛迪笑了：“没错！法国这种殖民地移民很多，而且法国的反情报机构，咋说呢？跟他们一比，军情五处绝对算精兵强将了。潜伏难度不大，只要你能够在法国站稳脚跟，将来去哪个国家都方便无比。到时候再多创建几个身份，根本就无法翻车。”

看着连连点头的努伊金，莫洛迪很欣慰：“到了这一步我就没啥能再教的了。以后自己多小心吧，争取活着回国，我在这里等着给你们庆功。”

努伊金赶紧拦住：“别呀！去法国之前，我想再好好学习学习法语。另外，如果我要多重身份的话，北欧国家我也考虑，您能不能帮我找找人，教教丹麦语？”

莫洛迪表示：“这事不难。”

一周以后，莫洛迪还真给努伊金找了两个非常优秀的法语和丹麦语老师，并且表示这两个同志也都是咱克格勃老人了，教你肯定绰绰有余。

对于两位老师的身份我们之后再讲。又经过一年的努力后，努伊金和柳德米拉终于学成了完全体，具备了出外勤的资格。在即将出国前，处长对他们说：“你们的先期任务是站稳脚跟，取得合法身份。五年内不必勉强回传任何情报，可以等身份完全落实后再展开工作。至于具体提供什么情报，完全由你们自由发挥。”

1966年8月11日清晨，努伊金夫妇在警卫的护送下来到机场。夫妻俩将分别飞往非洲的不同国家。在登机前，来送行的莫洛迪给了努伊金最后一个建议：“去那边，可以像我一样利用业余时间经商。一来能提高生活质量，二来也容易跟西方政客接触。资本主义国家都认钱，只要你思前想后，你就能当座上宾。”

努伊金的海外任务与早期成功

根据目前解密的资料，我们无法知道努伊金夫妇究竟去了非洲哪些国家。根据柳德米拉的说法，两人几乎走遍了非洲大陆。很快，两人的身份变成了二战中父母双亡的法裔遗孤。

回到法国后，努伊金以卡尔·迪普雷的身份进入索邦大学读研究生。几年以后，他在巴黎街头偶遇了跟自己经历相似的金发美女——艾丽卡·达索。艾丽卡也是殖民地后裔，刚回法国不久，正在一家航空公司当文员。

经过这次偶然的邂逅后，夫妻俩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两周后闪电结婚。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努伊金夫妇终于在法国正式落脚。然而，即使基本搞定了身份，两人却依然有很多容易出错的细节。

比如说，某一天，努伊金夫妇去超市采购，各自推了一辆购物车后，决定过半小时碰头。然而，当再次见到柳德米拉，努伊金冷汗都下来了。望着购物车里满满的卫生纸，努伊金赶紧低声说：“别装了，放回去！这不是苏联，法国人根本不缺这玩意儿，没人会大量囤积，会暴露自己！”

事实证明，莫洛迪当初的安排无比正确。由于法国优秀的反情报能力，虽然暴露了很多漏洞，但努伊金夫妇终究还是没被发现。度过鸡飞狗跳的适应期后，努伊金终于开始了工作。

在索邦大学里，努伊金被一位工业智能领域的教授相中，带入了实验室研究油气钻机。此时这种设备正因为钻头强度不行而让设备寿命卡在瓶颈上，而这，正是困扰苏联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苏联是个油气资源很丰富的国家，但偏偏他们在钻机领域上落后很多。钻头寿命顶天只有四小时，严重影响了油气开采的成本。西方的钻机虽然寿命长至10到16小时，但被美国严格封锁，比如说技术，连成品都在禁运名单的头牌。所以，当进入教授的实验室后，努伊金立刻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他居然靠着大脑将整个钻机结构和钻头材料的比例公式给背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在深度研究了钻机的知识后，努伊金居然直接找到了钻机的改进思路，并且第一时间传回了苏联。

这让苏联的油气钻头寿命从四个小时陡然提升到四天，这直接促成了苏联油气产量的迅速增长。整个70年代苏联的石油红利都与努伊金的发明极大相关。

1968年，顺利毕业的努伊金被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公司相中，成为道达尔的技术高管。有了身份后，努伊金可以成功游走于法国政商两界。然后他就接到了一个令他哭笑不得的任务：公司希望他加入法国贸易代表团，去苏联，商量一下钻机进口的事，最好能实地研究一下他们的产品，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把技术借鉴回来。

1969年夏季，努伊金以法国人的身份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装作不懂俄语的他还是抽空去见了莫洛迪，想跟老师炫耀一下自己的成就。然而，两人一见面，莫洛迪就怒斥了努伊金：“谁让你坐经济舱回来的？这是破绽懂吗？”

努伊金不解：“啊？我给公司省钱有什么不对？这算是表达对公司的忠心呢！”

莫洛迪无语了：“我他妈白教你了！你要用西方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节俭并非美德，你的衣食住行代表着公司形象！坐经济舱，道达尔要破产了吗？”

被莫洛迪训了一顿后，努伊金有些讪讪。此时莫洛迪终于和善了一些，给他布置了下一步任务：技术科研方面，不要再盯着能源领域了，我们已经足够先进。多关注航空、火箭和军工。法国达索公司的战斗机、北方航空公司的弹道导弹等技术都值得下手。政治和军事情报也要扩大搜索范围，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都注意些。

努伊金郑重点头：“明白，回去我就开始着手。您还有其他吩咐吗？”

莫洛迪笑了笑：“还是之前提的那个，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搞个企业。商人身份是最好的掩护，你是我教出来的，试试吧，肯定会取得成功。”

回到法国后，努伊金立刻从道达尔公司离职，于1970年创建了一家精密配件公司。短短半年后，他的公司就实现盈利，并且跟几家法国航空和军工企业达成合作，可以一边赚人家的钱一边偷人家技术。虽然道德上比较无耻，但确实完美地实现了莫洛迪的规划。

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努伊金十分高兴。他准备向莫斯科汇报，听听老师对自己的评价。然而，正当努伊金琢磨着怎样留言时，柳德米拉魂不守舍地打开了房门：“刚收到的消息，10月11日中午，莫洛迪突发脑出血去世了，才48岁。”

这个晴天霹雳让努伊金顿时愣住。半晌之后，他将脸埋进双手，无声地痛哭起来。从这一天开始，努伊金失去了一种支撑自己的力量，他真正的孑然一身了。

努伊金的全球情报网络

莫洛迪去世后，努伊金的节奏开始快了起来。随着企业在法国的稳定运营，努伊金带着柳德米拉前往了西班牙。大约一年之后，又一个掩护身份落实。紧接着是意大利、荷兰、英国、非洲、东南亚。整个70年代，努伊金夫妇至少跑了18个国家，创造了多个掩护身份。由于掩护身份极多，努伊金甚至可以让出一部分身份给克格勃的晚辈们做封面。

与此同时，努伊金夫妇还建立了大量企业。为了避免高调，努伊金的公司规模都不大，但往往盈利能力很强且领域关键。所以，从1975年开始，努伊金就完成了跟莫洛迪一样的，不领经费的成就。由于经济极为阔绰，努伊金甚至可以赞助其他克格勃特工。鼎盛时期，努伊金在欧洲赞助了50名以上的克格勃特工，几乎独立支撑着一个情报网。

然而，与莫洛迪不同的是，即使在发财之后，努伊金也紧记着父亲的教导，他从不重视物质享受。除了必要资金外，企业的所有盈利都被他上交给了组织。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超强的自我复制能力，努伊金成功让他的情报来源从零售变成了批发。靠着手下的企业，努伊金可以定期获取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政策战略、科学技术、军事部署调动方面的信息，以月为单位回传。

由于档案并未完全解密，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努伊金究竟带回了哪些情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方法非常粗暴。根据柳德米拉在采访时所说，他们都是把现场的材料、设备装进大麻袋里，扔车上运走。连超级计算机都是这么处理的。

叛徒的出现与努伊金的困境

时间进入80年代，随着阿富汗战争让苏联深陷泥潭，努伊金决定离开欧洲去亚洲。1981年秋季，努伊金夫妇抵达东南亚。然而离谱的是，努伊金刚下飞机，居然在机场碰见了一个自己当年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同学也看见了努伊金，然后他就直接在机场用俄语大喊：“努伊金！维塔利·努伊金！还记得我吗？”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努伊金神色不变地用法语说：“先生，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您看起来很急切。”

努伊金认为，老同学好歹也在国际关系学院混过，怎么也得有点警惕性，能听懂自己的暗示吧？然而，这位淳朴的同学却一把拉住他的袖子，用法语说：“你装什么犊子？出了国连母语都不说了？老同学都不认了？”

努伊金气得想掐死他。这小子上学的时候就是个傻X，这么多年还是没长进。他只能硬拽过袖子：“先生，我确定您犯了个大错，我不是您要找的人。如果继续骚扰我，我只能报警了。”

按理说都到了这分寸，但凡知趣点也该走人了。然而这位同学却异常执着：“你就是我的同学努伊金！就算认不出你，我还认不出你媳妇吗？你当年去偷窥她的事我还记得！”

努伊金是真崩溃了。柳德米拉绝对听到了！而且，什么叫做“认不出我，还认不出我媳妇”？电锯媳妇多少年了吧？气急败坏的努伊金狠推了对方一把，总算摆脱了纠缠。在如此恶劣的开局后，努伊金的潜伏果然进行得极不顺利。

几天以后，他们租的房子就莫名其妙地遇到了政府安排的上门除虫。除虫之后，柳德米拉果然发现了隐藏的窃听器。紧接着，对门住着的英国夫妇开始不怀好意地邀请努伊金夫妇做客，还在桌上摆了本俄文的《战争与和平》，偷窥他们的反应。

虽然在努伊金的高度警惕下，这种试探没有成功，但努伊金已经意识到，这次意外暴露让自己被盯上了。他的工作更加小心翼翼。

然而，时间到了1982年1月，克格勃却突然下达了紧急指令：立刻切断跟法国的一切联系，那边出大事了！

这次大事的原因，出在努伊金的法语老师身上。莫洛迪当年为努伊金找的法语老师，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维多洛夫。是的，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对苏联杀伤力最大的克格勃叛徒——告别。

此时的维多洛夫已经向法国输送了很多情报。克格勃虽然还没有确定叛徒是谁，但已经感受到了血脉。于是，直接给努伊金下了禁窝令。

由于这种谨慎，1983年，当北约拿着告别档案进行大搜捕时，人在东南亚的努伊金才成功躲过了这次行动。

围剿结束后，克格勃在欧洲的情报网被搅了稀巴烂。上级出于谨慎考虑，要求努伊金立刻回国：“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特工，不能再失去你了！”

然而，努伊金对此坚决反对：“组织在欧洲的布局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必须有人站出来收拾残局。如果我们够快，尚可挽回一些。若拖的时间太长，孤立无援的卧底只会暴露得更多。到时候，骂十年都无法恢复元气。我必须尽快赶回欧洲！”

最终，上级同意了努伊金的请求。1984年秋季，努伊金夫妇以新的身份去了英国，毕竟这里的克格勃特工最多，需要完善的情报线也最多。

时间来到1985年，由于成长在法国的儿子安德烈完全无法适应苏联的生活，努伊金不得不让柳德米拉回国带孩子。在送妻子上飞机时，努伊金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对机场偶遇有心理阴影的他赶紧转身离开，一直在回想，这个人究竟是谁？

实际上，努伊金没有看错，他确实在机场看到了熟人。而这个熟人是他当年的丹麦语老师，名字叫做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基耶夫斯基。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还记得，原老街的头号狠人，程序狂魔贝塔尼先生。如果你还对贝塔尼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就应该记得，贝塔尼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克格勃内部，有个叫戈尔基耶夫斯基的家伙叛变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莫洛迪在看人方面的天赋。除了自己之外，他总共就给努伊金找了两个老师，偏偏两个都是克格勃历史上的重量级叛徒。

实际上，虽然有身厚渊源，但此时的努伊金还算安全，因为戈尔基耶夫斯基虽然在1974年就投靠了军情六处，但一直在北欧工作，跟努伊金不在一条线上。

然而，由于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赏识，戈尔基耶夫斯基在1985年担任了克格勃的代理伦敦站长。在努伊金送柳德米拉上飞机时，戈尔基耶夫斯基刚好新官到任。

1985年3月18日上午，努伊金造访了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待他的正是戈尔基耶夫斯基。此时的努伊金根本没意识到对方可能是叛徒，还热情地跟老师寒暄了好久才离开。

1985年3月18日午夜，浅睡眠的努伊金突然被楼上传来的巨响惊醒。他瞬间反应过来，那是特警在破门。努伊金没有任何犹豫，抓起手边的公文包夺路而逃。勉强平复了心情后，努伊金开始思考，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暴露？要不是自己租了一间一家两个住处，这次肯定栽了！

首先被他怀疑的，就是戈尔基耶夫斯基。老子从来没翻过车，刚跟他联系就被抓捕，问题肯定在他身上。但要命的是，由于跑得太仓促，自己没带通讯设备，已经没法跟总部联系了。大使馆和克格勃伦敦站的人也无法信任。军情五处接下来肯定会全城搜捕，自己该怎么办？

思考到天亮后，努伊金下了决心。事到如今，只能冒点险了。当年莫洛迪给的伦敦地下管网的分布图我还记得，现在只能靠它了。

1985年3月20日凌晨，靠着伦敦地下管网，努伊金进入伦敦的利河，一路向北，游出了伦敦。此时的努伊金玩了个逆向思维，因为作为岛国，如果要离开英国，势必要从伦敦出发向南或者向东找机会出海。但努伊金选择了向北。

跳出搜捕圈后，努伊金偷了一辆车，开始向东北狂奔。天还没亮，他就来到了内河港口，会合货。此时这里正好有一辆苏联货船要出发。努伊金赶紧下海，用湿盘爬上了货轮，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一蹲，也要回家了！

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努伊金发现，这艘苏联货船咋还不往东去，反而一路向南跑呢？几天以后他才明白，这破船的目的地不是苏联，而是越南。

就这样，货轮走走停停，折腾到四月末才进入泰国湾。结果在某一天深夜，船只突然遭遇了一场恐怖的暴风雨。此时的努伊金正在甲板上透气，结果直接被扔到海里，差点被个淹死。好在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努伊金总算被救了上来。仔细检查了一遍随身物品，公文包还在，小工具也都在，唯独钱包不见了。这下老子拿啥买机票啊？

努伊金的最后岁月

1985年5月14日上午，柳德米拉依然愁郁满面。自从3月份上级通知她努伊金失联后，柳德米拉就彻夜难安。做间谍的人不怕牺牲，就怕这种无声无息的失联。她坚持正常的生活节奏，每天照顾孩子，但控制不住的焦虑已经写在脸上。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柳德米拉抓起听筒，熟悉的声音传来：“亲爱的，来谢列梅捷沃机场接我，另外，带些失落过来，我没钱交电话费。”

柳德米拉的眼泪瞬间涌出了眼眶。她光速来到了机场，然后就看到了在5月份的莫斯科穿着热带短裤的努伊金。是的，为了凑机票钱，努伊金把他的名牌西装给卖了。

回到家后，两口子也来不及详谈。一小时后，处长德罗兹多夫带着几个克格勃高层来到了努伊金家里，开门见山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努伊金把详细经历一说，德罗兹多夫拍了拍他的后背：“辛苦你了，我个人是愿意相信的。但问题是，你的话只有自己能证实，戈尔基耶夫斯基不久前已经被正式任命为伦敦站长，他是总书记的红人，我们不能凭一面之词就抓他。”

这下努伊金是真怒了：“把他叫回来，老子跟他对质！刚碰完头就被盯上，那个混蛋绝对是叛徒，不能放任他！”

德罗兹多夫叹了口气：“查肯定是查的，但你不能出面跟他对质，甚至不能参与调查。”

努伊金连声质问：“为什么？凭什么？”

德罗兹多夫横了他一眼：“你有实质性证据吗？万一他反咬一口咋办？人家是总书记关注的。”

1985年5月19日，戈尔基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名义上是总局要对未来的工作进一步指导，但秘密调查已经展开。与此同时，克格勃在美国的线人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也传来消息，确认戈尔基耶夫斯基已经被六处收买，但还是没有确凿证据。

这一通折腾下来，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后来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怒了：“他妈的！克格勃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抓个叛徒还要证据了？给老子打！”

“啥？总书记的红人不能打？”

“那就上土政策！”

不得不说，作为精英特工，戈尔基耶夫斯基确实很有水平。5月27日，在经过五个小时的土政策审讯后，戈尔基耶夫斯基依然咬死自己没被叛。由于没有证据，在戈尔巴乔夫的面子下，克格勃依然没有抓捕，但还是将戈尔基耶夫斯基调到了疗养院工作，将他限制在了国内。

此时，带英难得的干了件人事。1985年7月19日，军情六处跟戈尔基耶夫斯基取得了联系，居然帮他铺了条逃跑的路。7月20日，戈尔基耶夫斯基突然出逃，经芬兰溜回了伦敦。

这下可真打脸了。无论维多洛夫破坏力多么惊人，终究还是伏法被枪毙了。但戈尔基耶夫斯基出卖组织长达十年，被按在了国内还能出逃，这个真让克格勃成为了国际笑柄。

听到消息，努伊金暴怒了：“内卫是干什么吃的？监控组是干什么吃的？在莫斯科，在克格勃自己的疗养院，居然能让叛徒给跑了！我们组织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如果说什么好消息的话，就是在纸功被证实后，努伊金的军衔被提拔为上校。负责之后，努伊金在处长办公室里，将他九死一生保护的公文包推给了处长德罗兹多夫：“这里面是我多年经营企业的信息，重要文书和银行账户密码。我将来出不去了，这些东西还有大用。”

德罗兹多夫说：“这是你多年的心血，舍得吗？”

努伊金淡淡地说：“连我的生命都属于祖国，有什么舍不得的？如果贪财怕死，我还能叫克格勃吗？”

德罗兹多夫长叹一声：“像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也知道会发生什么吧？为了这些东西还能继续用，你必须继续隐姓埋名，你的一切都不会被提及，也不会有任何荣誉。”

努伊金笑笑：“无所谓。”

就这样，努伊金夫妇默默地回归了组织。本来身家丰厚的两口子又开始靠工资过活。然而，将近20年的外勤生涯后，柳德米拉几乎连俄语都快忘记了。曾经，她非常骄傲地说自己哪怕做手术打全麻，都没有说过一个俄语单词，绝不暴露任何破绽。

而这种谨慎，却在今日变成了代价。有一次，柳德米拉去银行办事，当柜台人员让她填写娘家姓氏时，柳德米拉愣住了。她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姓什么。无数的掩护身份从脑海中翻过，却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在柜台前，柳德米拉嚎啕大哭，哀悼那个已经迷失的自己。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终于抹平了一切皱纹。又十年之后，努伊金夫妇重新变成了一对普通的俄罗斯夫妇。曾经的苏维埃祖国已经轰然崩塌，克格勃也改组成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那个让努伊金夫妇甘愿牺牲一切来效忠的国家，终究还是变成了泡影。

1997年1月，努伊金照常开车上班。突然，他的左胸传来了一阵剧痛。努伊金立刻反应过来是心梗发作。凭借着难以置信的意志力，他把车开到了医院，冲进去后才失去意识。在送上手速台时，努伊金已经停止呼吸心跳五分钟，可以被定义为临床死亡了。但赶来的对外情报局领导不肯放弃，坚持要求医生把手术做完。与《战争与和平》的导演邦达尔丘克一样，手术之后努伊金居然被救了回来。他超强的身体素质救了他一命。但心脏破损已经不可逆转，医生给出了一个谨慎的判断：大约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等待死亡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在最后的时间里，努伊金停止了一切工作，安心陪伴家人。在人生的最后，他只说过一件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戈尔基耶夫斯基那个混蛋被抓了回来，在枪毙他之前，替我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老子什么都能原谅，但绝不宽恕叛徒。”

1998年2月13日，维塔利·努伊金病逝，享年58岁。事实证明，间谍是一项极其耗心力的工作，他们的经历也许传奇，但长年的精神重压让其中鲜有长寿者。与同行相比，努伊金是幸运的，他从未身陷囹圄，最终在自己祖国的领土上，在亲人的陪伴下，安然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不过，由于在努伊金去世后，他记录的东西依然不能解密。所以，努伊金的故事依然不为人所知。出于补偿心理，对外情报局将柳德米拉的军衔提升为上校。直到2017年，柳德米拉率先被解密。一位女性拥有如此传奇的经历，让整个俄罗斯瞬间轰动，无数媒体蜂拥采访。但无论记者怎么问，柳德米拉都是讲一些工作中的小段子，对于丈夫的一切信息依然只字不提，因为努伊金留下的东西依然没有彻底失效。

2020年，开篇的那次新闻发布会举行了。努伊金的姓名和生平被正式公开，但其中有的企业信息依然不予解密。当记者们对此表示疑问时，柳德米拉说：“不管你信与不信，至少其中一家公司还在运营，并且依然保持着盈利。”

1920年6月，一名意大利记者在路过米兰的洛雷托广场，目睹了一起悲剧后，悲愤地写下了一篇报道。 意大利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能与洛雷托广场的恐怖相提并论，哪怕是食人部落也不会对死者施加如此残忍的暴行。那些凶手代表不了进步，只是一种退化的兽性。

这名记者之所以如此愤慨，是因为他目睹了一场残酷的惨案。 在米兰市民的罢工游行中，一名宪兵军官路过此地。本来与此事无关的他却被愤怒的罢工者打死，而且尸体还被侮辱。目睹了这一切后，他愤怒地将自己的文章刊登在了自己的《意大利人民报》上，谴责着起令人发指的暴行。

当时的这名记者没有想到，当现代的人们提及洛雷托广场时，已经没人记得这场惨剧。 25年后，这座米兰的广场将会因为自己而名满天下，只不过是一种自己绝没有想到的方式。他的尸体将在这里被吊起，被人枪击，被人侮辱，成为历史永久的笑柄。

是的，这名记者就是年轻的墨索里尼。 而在25年后，当自己成为另一场暴尸的主角时，在洛雷托广场的人群中，也将有一个人为他的命运而感到悲愤。他的名字叫做多梅尼科·莱切西。

莱切西的崛起

1920年，多梅尼科·莱切西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小城莫尔费塔的一个法学世家。 所谓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很遗憾，莱切西不用人劝就主动学了法。

在20年代的意大利，莱切西的家庭条件是相当不错的。 他的父亲是火车站站长，因此莱切西很早就可以进入大城市接受教育，从而接触到了那个男人——墨索里尼。

也许是命中注定，莱切西的求学和成长履历完美地契合了墨索里尼的崛起过程。 生活在法治国家，墨子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了莱切西，让他将墨索里尼视为偶像、童年偶像。

虽然以现在的角度看，老墨的意识形象比较滑稽，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海纳百川的时代，老墨绝对堪称全球的政治明星。 他魅力非凡，口才一流，其形象塑造的技巧至今仍然影响着很多现代政治家。而且如果以内政能力而言，墨索里尼的管理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希特勒。

从20年代掌权开始，老墨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他推动了富肯计划，安置了大量贫困农民，发展卫生事业，让意大利传染病防治水平几乎冠绝欧洲，修建了大量高速公路和铁路，为工人提供保险，为女工提供强制产假等等，让意大利的社会形势明显好转。

实际上在二战之前，哪怕在国际上，老墨也是相当有地位的。 他跟英国人分割了地中海的权力，在埃塞俄比亚扫荡打飞，连希特勒都对他颇为崇拜，国际风头一时无两。

所以，在二战之前，莱切西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崇拜老墨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莱切西酷爱读书，还颇有运动天赋，完美地符合老墨对意大利新一代青年的要求。这让他更加相信自己是老墨的法家传人，准备为墨子勾画的那个平等、富裕、安全的意大利奉献终身。

1936年，莱切西在2万多法西斯青年团员中脱颖而出，拿下首席百夫长荣誉称号，获得老墨的亲自接见。 多年以后，莱切西依然记得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他跟同伴一起走上主席台，看着脑袋大脖子粗的墨子，莱切西热了眼眶。老墨用他宽大的双手握住了莱切西：“继续努力，意大利的未来需要你们。”

得到领袖鼓励后，莱切西的学习愈发勤奋起来，也在之后目睹了老墨走向人生巅峰。 直到那个转折点，二战爆发了。

战争的残酷

应该说墨索里尼用自己的一辈子完美地印证了我们之前讲过的那句阿拉伯谚语：不要轻易使出真本事，这样别人就会知道你没有本事。 实际上，对于二战中意大利的参战，老墨一开始是不情愿的。然而现实因素让老墨不得不绑上德国的战车。

在二战之前，德国是意大利的主要投资来源，而英法对老墨相当冷淡。 而且1940年德国对法国的大胜也极大地刺激了老墨，让他错判了战争形势，认为再不下场就捞不着了，这才导致意大利卷入战争。

然而，意大利本就不是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军力与德国根本没法相比。 由于参战仓促，意大利本身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更重要的是，老墨对国内的掌控力远不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头顶上还有一个国王，其执政也极大程度依赖他调和各方能力的“和稀泥”水平，领袖的权力与元首根本没法比。

虽然理由众多，但当年的法家子弟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随着战争开始，自信程度远不如印度的意大利人破防了。

面对军队小丑般的表现，连莱切西都感觉“七尺黄打拳忙，赢不动”。 但是对于莱切西这种铁杆粉丝来说，他认为意大利军队打不好，那肯定不是老墨的锅，领袖的本意是好的，是下面人执行坏了。

作为通辽狠人，莱切西在执行力上自然也是杠杠的。 既然祖国已经陷入危难，那我就不能再走读书人这套弯路了，我要把精力放在军事上面，去为领袖拼杀。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 ~~这时候就需要咱们的老朋友妙捷健颈按摩仪出手，保证让他的状态快速恢复。不信看我月月多更，超越自我，就是靠妙师傅在背后亲手提携，顺便帮我放松身心。用了这么久，我终于发现，健颈按摩仪它不是姨，是身体第二更新第一。妙捷的催更也不是催，是兄弟问的众望所归。但比起更新，更令人期待的应该还是现在618大促期间，直降叠加优惠券。这么像人手的按摩仪超低价就能到手。正好带回去感受感受好评如潮，销毁购三冠王的实力。想趁端午父亲节送礼的也别错过。八帝按摩头比普通按摩仪更紧扣脖颈，下手抓揉斜方肌、富贵包也很精准，能够一直围绕着酸痛点，重揉轻放，手法和力道都是专业按摩师傅级别的。坐着按个一轮，淤堵被揉开了，感觉生锈的关节都润滑多了，连打字的手都像开了倍速。马上就到年中了，正是像我一样拼成绩冲业绩的时候。大家每天低头对着屏幕和资料，健颈腰背一直弓着不动。等缓过神才发现脊椎已经发酸发痛，千万别觉得年轻能忍，发展成严重的脊椎病，上医院就来不及了。现在可以通过妙捷的热敷软化和按摩强化，帮咱好好预防。我这么久坚持下来，肩背也真的感觉非常放松。年轻小伙的腰背也立正了，平时只要靠上就能用，还不耽误手头上的活。带回去也能给爸妈捏捏腰捶捶腿。比起出去花钱花时间，有妙捷全家随时随地按真的划算。而且妙捷还是按摩椅销量的Top 1，这可是大家一个一个真实反馈顶上去的。需要的领我的专属券，叠加立减，底价就能入手，有运费险和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自己用或是送长辈，实实不吃亏。~~

1942年末，高中毕业不久的莱切西入伍，跟随意大利军队前往南斯拉夫，先拿铁托的游击队练练手。 没过多久，莱切西就哭了：“谁家正经游击队有坦克啊？”

在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暴揍下，莱切西是三炮打算墨家魂，掌管墨子日子的那个人。 莱切西参军时的豪情完全消散。而更让他沮丧的是，1943年，后方传来消息：老墨下台了。

1943年，深陷危机的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迫下台并被逮捕。 然而还没等莱切西消化完这个消息，一个更震惊的消息传来：老墨被德国人给救出去了。

是的，这次救援行动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奥托·斯科尔兹内那次解救行动。 被德国人捞出来后，老墨被德军带到意大利北部重整河山，建立了所谓的萨罗共和国。

此时的莱切西面临一个选择，是跟随领袖还是国王？ 作为铁杆的法家子弟，莱切西的回答毫无疑问：“我要一直追随领袖。”

理念的坚持

1943年12月，跟随着领袖的脚步，莱切西回到意大利，在米兰驻扎了下来。 实际上，莱切西虽然是法家子弟，却并不是完全的蠢痴。虽然很多人提到法家子弟，都认为要么心肠很坏，要么精神变态，但莱切西不在此列。他属于智力不详，心地善良。

他之所以追随老墨，是因为他真的认为墨索里尼能带领意大利国富民强，实现社会公平。 莱切西认为，领袖的宏伟蓝图之所以没实现，都是因为过去有坏人掣肘。现在在德国盟友的帮助下，领袖已经摆脱了那些混蛋，意大利的春天就要来了。

因此，从1944年开始，莱切西就不停在法西斯媒体上发表文章，为墨索里尼在萨罗共和国的各种内政措施摇旗呐喊。 由于过于积极，高层很快就委派给了他一个新工作——公共食堂监督员。

所谓公共食堂监督员，听起来似乎是个大爷大妈干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如此。 其实到了1944年，哪怕是个瞎子都能看出来，法西斯没几天蹦跶了。老墨在这个萨罗共和国里也根本没啥实权，下达的指示也都是类似于食堂里一定要有食品，商店里一定要有货之类的。战争时期，物资极其紧张，这种不咸不淡的屁话自然不可能得到执行。

但萨罗政府还需要给民众一个交代，因此莱切西被推了出来。 “恭喜以后你就负责米兰的食堂供应了，如果食堂里没有吃的，那你就负责哦。”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背锅岗位。 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对墨家思想过于忠诚，莱切西在上任后心潮澎湃。他真的带领一群工人到处抄家，将大企业的食品拿出来供应市场。

如是几个月后，米兰市民满意了，可德国太君不干了。 被抄家的企业很多都有德国背景，而且你一个意大利人居然敢到处抄家？这萨罗共和国究竟谁说了算了？

因此，1944年6月，莱切西的纠察队就与德国太君爆发了严重冲突。 米兰市长听打算把莱切西抓起来给太君出气。关键时刻还是老墨救了莱切西一命。他召见了莱切西，握住他的手说：“有听说过你的传言，谢谢你的应援，请继续支持我哦。”

此时老墨虽然是个傀儡了，但保个人还是做得到的。 在老墨的安排下，莱切西离开了食堂业务，加入了媒体——法西斯共和报做记者。

对于领袖的安排，莱切西感激涕零。他发誓要继续为领袖摇旗呐喊。 他将老墨的思想总结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词——法西斯左翼思想。

这个炸裂的词汇让老墨本人听到后都傻眼了。 当然了，无论莱切西发明多少新词，对于现实世界都是毫无影响的。

1945年4月，随着盟军势如破竹，萨罗共和国的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 老墨被迫逃到米兰，莱切西数次要求觐见老墨未果。直到老墨逃离米兰时，莱切西还在为法西斯共和报撰写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是这个伪政权的最后一篇报道。

文章刊载两小时后，米兰解放，城市一片慌乱。 在惶惶不安中，1945年4月29日清晨，打开房门的莱切西突然听到了一个天崩地裂的消息：墨索里尼死了，尸体就在洛雷托广场。

宿命的轮回

关于老墨的死亡以及接下来的事情，不得不让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也许确实有宿命的存在。 1920年，当记者墨索里尼见证了洛雷托广场的暴行后，他写下了我们开头讲到的那篇文章。

然而，在墨索里尼自己掌权后，洛雷托广场却成为了他处决反对者的重要场地。 从1943年开始，数十名平民、游击队员以及老墨的政敌在这里被处死。在处决游击队员时，法西斯还将他们的遗体悬挂在旗杆上侮辱。而这一切都是那个当年谴责他人暴行的记者做出的。

在犯下了如此多的血债后，意大利想要将墨索里尼碎尸万段的人多得都要摇号了。 当他的政权垮台时，等待他的结局其实已经是必然的了。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在逃亡路上被游击队员抓到。 游击队将他枪决后运到洛雷托广场示众。这种做法一是为了泄愤，更重要的是也是为了警告其他法西斯分子：“你们的领袖都吊路灯了，还不赶紧投降？”

然而，游击队明显低估了老墨的影响力。 当墨索里尼被暴尸后，大批的米兰市民涌向广场，用各种手段攻击死去的墨索里尼。一位女士甚至对其连开五枪，以为自己的五个儿子复仇。

当时间来到中午时，场面已经完全失控，守卫、民兵、宪兵都无法控制疯狂的人群。 最终在消防队的帮助下，游击队员才把已经不成人形，污秽不堪的墨索里尼尸体抢了出来。

无论是在当时和事后，对于墨索里尼的尸体的处理都引来了不小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对老墨这种刽子手怎么祸祸都是应该的，但也有人认为，老墨就算再坏，弄死后暴尸也就算了，侮辱尸体实在是太过野蛮，连路过的美军摄制组都有些不忍，站到了很多照片。

在狂怒的人群中，莱切西目睹了墨索里尼的最后一幕。 面对偶像的结局，莱切西不由得泪流满面：“领袖，您没走完的路会有我继续走下去，法西斯思想必将重新照耀意大利。为了重振法家，我要先迈出第一步，先活下去。”

是的，以当时的形式来看，莱切西的处境未见得比老墨强到哪去。 他之所以还没有上路灯杆，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目标比较小，暂时还没人针对他而已。

但是这种安全只是暂时的。 由于多年血战，意大利游击队与法西斯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随着法西斯政权垮台，游击队对法西斯开始了疯狂清算，未经审判的私刑达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

在二战后期，意大利的国内局势走到了打字路口。 北方的萨罗共和国全靠德国太君，南方的王国政权紧抱盟军大腿。两边都差不多是傀儡政权，国内的管控能力都极差。

1945年，随着盟军攻入北方，意大利北方进入了权力真空。 王国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权力相当有限，因此各路民间武装群雄并峙。

所谓对外战争我唯唯诺诺，内部斗争我绝不放过。 在多年仇怨下，法西斯分子开始被普遍私刑清算。而且由于局势过于混乱，乱世中浑水摸鱼的力量非常多。

比如意共在调查中发现，当时米兰城内搞私刑最严重的是一支叫做“红色飞行小队”的力量。 听名字像是个左翼武装，但其实其组织跟意共基本没有关系。他们于1945年5月成立，其成员完全由一群城市流氓组成，以清算法西斯为名搞绑架勒索，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让米兰城内的前法西斯成员深感恐惧。

所以，在洛雷托广场，莱切西虽然为老墨的命运感到哀叹，但他更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保命问题。 思千想后，莱切西做出了跟其他法家余孽相同的选择——抱团取暖吧。

在这个乱世劫，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对抗暴力，用枪来保护自己。 作为通辽狠人，莱切西自然不缺执行力。很快他就找来了自己当食堂监督员时期手下的两名大将——毛罗·拉纳和安东尼奥·帕罗奇。

对峙一堆卧龙凤雏，莱切西表示：“兄弟们，现在局势乱得厉害，也不晓得哪天清算小队就会弄咱们，咱们应该重新把队伍拉起来。” 对于莱切西的想法，哥俩倒是认可，但是帕罗奇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不比当年，领袖毙了，咱们拉队伍没有名目，万一说大招风，咱俩反而凉得更快呀。”

这个问题莱切西早就想过：“没事，咱们先暗中搞起来，等人头足够再出后句，没准将来咱也来个进军罗马，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吾领袖不丈夫。”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想拉人得有名目，既然要搞组织，咱叫个啥名呢？ 莱切西大手一挥：“这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你们知道我在1944年曾经有幸受到领袖的接见吧。在那次会面后，我对领袖的政策有过新的思考——法西斯左翼思想。”

我们无法想象莱切西是怎么抽象到把这两个词结合到一起的。 反正他的理解中，法家思想肯定不能丢的，但现在右派失微，左派当道，所以我们必须应对新形势，迭代新打法。

他果断在左派右派之间选择了“派”。 “咱们党要把法西斯和左派思想进行有机结合，咱们就叫做法西斯民主党。”

是的，莱切西要成立的，就是一个以左翼为主导，法西斯思想为指导的民主党派。 就这三样元素结合到一起，希特勒来了都得当机。

1945年12月2日，法西斯民主党正式成立。 建党三巨头在莱切西家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大会。而这次法民一大的一题其实只有一个——想活命，要抱团。

“咱现在已经建党了，得赶紧传人，壮大力量啊。”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虽然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统治极其松散，但公开宣传法西斯肯定还是不允许的，可不宣传怎么会有人加入呢？

对于这个问题，法民党三大巨头很快想出了对策。 “既然不让宣传，那咱就做点吸引眼球的事，让民众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要活，得我活。”

荒诞的行动

哪怕在1945年，法西斯民主党的三大巨头也轻易悟出了直播时代的真理——没活，谁给你刷礼物？ 在法民一大上，拉纳提出了个想法：“咱们的第一个活必须够狠，我建议直接找红色飞行小队练练，炸死他们几个人，这样不愁没有同志投靠。”

旁边的帕罗奇一把拦住：“你想死不要连累我，那帮家伙各个能歌善舞的，咱俩枪都没有，咱们没必要以卵击石。” 莱切西很想谴责帕罗奇的懦夫思想，但有鉴于自己也怕红色飞行小队，他还是默默地闭上了嘴。

由于这种一般惹事一般怕事的现实，莱切西在琢磨好久后决定先整一个安全的活。 “我听说罗西里尼那个叛徒有部新片又在米兰上映，叫什么《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那家伙前年还给领袖拍电影呢，现在又他妈反法西斯了，咱们拿他开刀如何？” 罗伯特·罗西里尼，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在二战前就已经名满天下。老墨上台后，对罗西里尼的事业依然大力支持。

在二战结束后，罗西里尼迅速与法西斯完成切割。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就是他表态的重要作品。这部电影在后世好评如潮，但莱切西不管这些，在他眼里，罗西里尼就是个背叛领袖的叛徒。

对于莱切西的这个想法，拉纳当场表示认同：“对，应该拿他开刀，咱们怎么整？首要就是除掉他。” “可是没有枪啊。”

莱切西无语：“除个屁，人家身边成天有盟军士兵跟着，拿什么除？” “我是说，咱们趁半夜没人注意，在剧场门口把他的电影海报烧掉，再留张纸条，宣布我们法西斯民主党对此负责，证明号不就打出去了？”

帕罗奇说：“行吧，倒确实挺安全。” 1945年11月5日深夜，莱切西和索摩三大巨头潜伏到了米兰奥迪恩电影院门口。

莱切西一声令下，拉纳放置纸条，帕罗奇点火。 两分钟后，电影的海报就被付之一炬。三大巨头扭头就跑，就等着明天名声大噪，四方群雄过来投靠了。

然后哥几个等啊等啊，一直等到1946年，这咋没人有反应呢？ “我们的行动如此宏大，手段如此残暴，咋没人来投靠呢？”

于是莱切西突然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在火灾现场，米兰警方没有看到任何纸条，因此被当做意外失火处理了。 莱切西蒙了：“不可能啊，我明明安排留纸条的环节了呀。”

他赶紧召开了法民党二大，当面质问拉纳：“那天晚上你到底放没放纸条，为啥警察那边没看到？” 拉纳激动的表示：“我对灯发誓我绝对放了，而且放得非常妥善，一眼就能看到。”

莱切西说：“那就奇怪了，你放哪了？” 拉纳说：“我用图钉按在海报上了呀。”

莱切西破防了：“你特么脑子是不是批发来的呀？我们去烧海报，你把纸条定海报上，那不一起被烧了吗？领袖，您老要是在天有灵，求求赐我几个聪明点的手下吧。”

破防之后，两位小弟赶紧安慰莱切西，表示这活虽然整得烂，但好在由于烂到没人知道，所以党的声誉还是毫发无损的。 “咱们可以另整新活，搞点更大的动静出来。”

面对眼前的局势，莱切西的心里五谷杂粮。 沉默了一会儿后，莱切西说：“其实吧，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肯定是发传单，但咱们穷啊，也没钱印传单。本来呢，我也不打算使用暴力，但现在形势到这了，拉纳，敢不敢和我整个狠活？”

拉纳狠狠点头：“只要能将功赎罪，我干了。” 莱切西摊开地图，手指指向某个地点：“看这里，你们应该也都知道，这里有个私人印刷作坊，周围也没啥住户，过几天咱俩带上家伙，冲进去，挟持住负责人，逼他们开工帮印传单，印好了找机会撒到街上，一定会有同志投靠的。”

帕罗奇插话：“要是对方反抗，你们打不过了咋办？” 莱切西大手一挥：“不用怕，负责人是个女的。”

1946年1月11日，法西斯民主党第二次团建开始。 集中了全党三分之二的力量后，莱切西和拉纳直接闯进了那家小型印刷作坊。负责人布鲁尼尔·坦奇正在里面调油墨，抬头就看到了两个手持铁锤的青年。

看着蒙圈的小姑娘，莱切西也没有直接动粗。 他一把把坦奇拽到身边，把手写稿扔到对方面前：“给老子开工，印一万份，少一张纸我锤死你。”

面对着铁锤，坦奇哆哆嗦嗦地开始排版。 突然她眼前一亮：“哎？你不是当初那个食堂餐厅监督员吧？我是你的队员啊，不认识我了？”

莱切西：“啊？” 仔细打量一番，莱切西发现，还确实是过去的老同事。手里的铁锤顿时放了下来。

旁边的拉纳说：“现在咱们是法西斯民主党了，别套近乎。” 坦奇的大眼睛忽闪几下：“那我也加入，这批东西就算党费了。”

坦奇的这句话把莱切西彻底整不会了。 就这样，法西斯民主党意外收货了第四个党员。莱切西尴尬地支吾着：“你这事儿怎办？哎呀，老墨别怪我，实在逼得没办法了。”

坦奇倒是蛮大度：“没事，现在世道乱的厉害，我也怕那帮清算小队，以后还得靠大哥保护呢。” 随着印刷机的轰鸣，传单被一份份印了出来。

时间来到深夜，莱切西又搓着手来到坦奇面前：“那个，老妹儿啊，我看你这家伙事挺齐全，印啥不是印呢，要不，再帮哥印点钱吧？你知道，组织新创，实在没经费，唯一能拿得出手得只有手了，穷啊。”

于是坦奇又给莱切西印了20万里拉的假钞。 之所以没多印，是因为怕印太多引人注意。

有了20万假钞后，莱切西感恩戴德：“老妹儿，啥也不说了，以后如果大哥建朝称帝，高低给你安排个内政部长当。” 当天晚上，铁锤二人组就开始满大街撒传单。事实证明，在离谱这件事上，意大利人始终都是靠谱的。

也许是出于对清算的恐惧，在莱切西撒了传单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法西斯民主党就发展到了20余人。 面对着大好形势，莱切西心潮澎湃：“领袖，我对着您老的提携，如今也小有名鼎了，现在是时候提出我们的主张了。”

1946年4月，莱切西以法西斯民主党主席的名义，跟米兰市长艾索雷·特洛伊勒写了封信件。 有一说一，虽然莱切西的建党大业比较抽象，但这封信写得确实是很有水平。

在信中莱切西向市长提出：“如今左右两派的疯狂杀戮，只会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世界大战都结束快一年了，意大利的暴力却还在继续，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政府态度暧昧。你们既不严格限制私刑，也不拿出清算前朝的章程，单纯放任两派恶斗，这样的不作为会让国民们陷入无穷的苦难，整得咱意大利人跟韩国军队一样，天天拿着平壤去读是练，次次实战都是首尔，所有的武德都用在了自己人身上。实际上，无论左派右派都是同胞，大家有什么不能谈的呢？政府应该在两派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成双方的妥协，总好过米兰城里血案连连吧。”

“当然，和解必须有条件，我方的要求是：释放所有被囚禁的法西斯主义者，举行弥撒，悼念萨罗共和国战死的将士，恢复我等的名誉，恢复领袖的历史地位，否则法西斯民主党将保留发起斗争的权力。”

在莱切西自己看来，自己这封信有理有据，言辞恳切，是很有说服力。 但市长看到信后唯一的感受是：“他娘的，几个前朝余孽居然还敢炸刺，还保留斗争的权力，反了叫了你。转给内政部长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法西斯了，必须重拳出击。”

刨坟风波

在莱切西上书后，米兰市政厅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效率。 警察们开始全城清查地下法西斯团体。要不是莱切西他们人少目标小，光这次严打他们就栽了。

然而，虽然没有被捕，但莱切西还是愤怒了。 “上书上出了这个效果，官老也是听不懂人话是吧？等着，老子一定想方设法逼着政府放弃对我们的清算。”

“如何才能逼迫政府呢？” 在这件事上，一般惹事一般怕事的莱切西始终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直到有一天，在乘坐公交车闲逛时，他突然路过了一个著名景点——穆索科公墓，墨索里尼的埋葬地。 应该说，对于墨索里尼葬事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意大利人的特点。在把老墨从广场上抢救出来后，意大利政府终于明白了老墨的影响力。虽然他人凉了，但他依然没凉。人虽然整不活了，但可以用来整活。

所以，对于老墨的尸体的处理，一定要尽可能的谨慎。 因此，意大利高层的方案是：命令米兰的官员，把老墨秘密掩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地点。

接到命令后，米兰的官员不敢怠慢。 在一个深夜，当地官员带着人把老墨悄悄埋了。第二天就向罗马报告：“老墨已经被秘密下葬，放心，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标识物，绝对不可能有人找到。”

大概一周以后，整个米兰都知道了墨索里尼被埋在穆索科公墓的167号坑里。 “啥？你说大家咋知道的？”

“因为那个公墓里所有的墓地都立着碑，只有那一个坑埋了土又没有墓碑，在整个墓园里贼扎眼，不是墨索里尼还能是谁？” 因此，在下葬之后，老墨的墓地很快群贤毕至。意大利左右两派天天过来整活，你献花来我泼粪，你踩他来我松土。

然而，由于罗马那边以为坟墓的位置非常保密，因此压根就没派人看守。 在路过穆索科公墓时，莱切西突然有了个想法。他很快召开了法民党三大，对另外两大巨头说：“如今米兰政府不作为，对我们步步紧逼，本主席准备搞把大的，迫使他们妥协。”

拉纳一头雾水：“咱们没被抓住就不错了，还想整啥大的？” 莱切西摊开地图，胸有逸计：“看这里，你们应该也都知道，领袖就埋骨于此。如果我们把领袖遗体挖出来藏好，王国政府还不跟咱们妥协？”

帕罗奇小心翼翼地说：“万一人家就是不肯妥协呢？” 莱切西一摆手：“无所谓，如果政府不妥协，咱们就把领袖的遗体妥善安葬，总好过现在这样不停遭人亵渎，咱也算为领袖尽最后一分力了，如何？”

拉纳一拍大腿：“整。” 就这样，三大巨头开始讨论拯救老墨遗体的方案。

由于意大利政府完全没派人守卫，因此其方案也比偷贝当棺材要容易的多。 无非就选个黄道吉日动手就行。

最初，莱切西选择的是4月29日老墨倒吊一整年。 然而，1946年4月21日，出事了。

这一天，莱切西突然得到消息：圣维托雷监狱的犯人暴动了，正在跟警察和盟军激烈交火，眼看要镇不住了。 说起来，意大利人的抽象操作真是无穷无尽。在二战结束后，接手北方的王国政府管理极其混乱，把各种他们看不爽的人一股脑地关进了监狱。

在这个圣维托雷监狱里，意大利政府把法西斯、游击队、黑手党、刑事犯全都关在了一起。 把这群行动上的巨人放在一起，不出事是不可能的。

1946年4月21日，圣维托雷监狱的犯人发生暴动。 囚犯们抢夺了狱警的武器，占领了监狱军械库。由于很多犯人都是战场上下来的老炮，因此战斗经验极其丰富。赶来镇压的警察与犯人们激战三天，警方毫无进展。

莱切西突然意识到：“如果全城警察都去镇压暴动，那我们现在行动岂不就可以更加从容了？” 低头一查日历，4月23号，正好是复活节。

“我们就在这天开干。” 1946年4月23日凌晨，法西斯民主党三大巨头推着独轮车来到了穆索科公墓墙边。

至于为什么是独轮车，原因很简单，太穷了。 后世被当做盗墓小队是有金主赞助的，而莱切西这哥仨连生活都成问题，自然买不起车，只能实现生物机械化，靠手推车了。

领着生化部队，把车停好后，莱切西压低声音叮嘱另外两人：“一人一把镐头，翻墙进去，到了167号坑就开挖，动作轻一点，把浮土刨开，咱仨把棺材抬过来装车，明白吗？” 拉纳和帕罗奇气声大喊：“明白。”

很快，三人来到了167号坑。 其实，虽然意大利政府没有给老墨的墓地派守卫，但公墓本身是有两个守夜人的。但由于意大利人端正的工作态度，两个守夜人当天都嗝儿了。因此三大巨头的盗墓行为没有遭到任何干扰。

到了墓地后，哥仨就地开刨。 然而，刨了半小时后，气喘吁吁的哥仨傻眼了：“这土咋这么硬，有点刨不动了。”

实际上，老墨的墓之所以如此难刨，原因是抽象的。 简单的说，由于下葬之后各派人马天天来此共襄盛举，有人撒尿，有人踩，有人泼粪，有人拜，反复耕耘之下，老墨墓的土都已经被板结了，靠几把镐头根本刨不开。

眼看着挖了半天，连个坑都没挖出来。 到凌晨两点左右，拉纳实在不耐烦了。他后退几大步，一顿助跑后，一个大跳：“雷霆八月斩！”

随着“咚”的一声闷响，好消息是拉纳成功破开了夯土。 坏消息是，他一击用力过猛，直接把棺材板劈碎，拉纳掉棺材里了。

随着一股辣眼睛的恶臭弥散开来，莱切西气疯了。 “我特么不是告诉你轻一点吧，你把棺材给劈碎了，咱还怎么抬？”

拉纳也很无语：“我没想到啊，这意大利政府太不是人了，埋得太浅了呀。” 帕罗奇此时也崩溃了：“先别说这个，咱们下一步怎么办？以后就钱给活我也不干了，我要被熏晕了。”

眼看着重见天日的老墨，哥仨也没啥好主意。 此时拉纳提出：“反正来都来了，棺材也刨碎了，咱们瞻仰一下领袖遗容如何？”

于是几个人很快把棺材板挪开。 老墨几乎白骨化的遗体出现在眼前，莱切西当时就哭了：“呜呜呜，看看，咱们领袖到底遭受多大罪啊，我太伤心了。”

帕罗奇非常抓狂：“别哭了，赶紧想办法，没棺材咱们抬不走啊。看领袖遗体这个状态，硬拽的话肯定散架子。” 冷静一会儿，莱切西灵机一动：“对了，咱们的独轮车上不是还有块帆布吗？拿过来，咱们把领袖兜在上面，这不就能抬走了吗？”

几分钟后，帆布被取来，莱切西开始安排：“拉纳，你兜腿，帕罗奇负责头和肩，我拖着腰，喊一二三，咱一起翻身，明白吗？” 强忍着恶臭，哥仨跳下坑里。

一番努力后，果然把老墨给兜在了帆布上。 帕罗奇怕夜长梦多，跟莱切西说：“再加把劲，赶紧抬走。”

莱切西摇了摇头：“当然不行，这可是领袖，咱们怎么能如此随意？把领袖立起来，行个礼再抬。” 帕罗奇快疯了：“你有病吧？领袖都这状态了，你给他老人家弄散架子了咋整？”

莱切西说：“轻点就不怕，不行，咱必须得有点仪式感。” 就这样，哥仨又把老墨给立了起来，两个扶着，轮流敬了几个法西斯礼。

然后哥仨一起兜着，一路把老墨抬到了独轮车上。 天亮之前，三大巨头总算推着老墨到了藏尸地点，那是一座山里的废弃院子。

放松下来后，莱切西解开了老墨身上的帆布，然后就傻了：“领袖，您老左腿呢？拉纳，你他娘的敢把领袖的左腿弄丢了？” 拉纳当时就不干了：“你还有脸说我，翻身的时候哥们确认过，领袖的零件俱全，要不是你非得立那一下，根本丢不了。”

莱切西大怒：“你还敢犟嘴，把领袖变成瘸子你还有理了？” 拉纳也大怒：“那你看右手，还缺俩手指头呢，这部分是你负责的吧？”

说到这里，哪怕是我，也不禁落下了一把同情之泪：“老墨太惨了。” 即使墨索里尼是个法西斯战犯，人都埋了，还被人偷出来祸祸，也确实过分了。

此时，虽然哥几个才发现老墨身上掉了不少零件，但由于天已经亮了，哥仨也不敢回去找，只能先把他藏了起来。 当天早上，穆索科公墓看守终于回到了岗位。当看到墓地里空空的大洞后，守墓人呆立半晌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嗷”的一声冲出去报警。

正在镇压监狱暴动的米兰警察，知道后更加震惊，在百忙之中赶紧抽调人手赶到现场，然后立刻跟内政部长汇报：“不好了，老墨被人偷走了。”

命运的终章

接到电话后，意大利内政部长洛米塔崩溃了。 “米兰这地方简直有点说法，不是广场血案就是左右仇杀，不是余孽组党就是监狱暴动，如今老墨尸体又被人偷走，这破地方可比罗马热闹多了呀。”

由于事情太大，当天下午，罗马的专案组就赶到了现场。 米兰警察局长文森佐·阿格尼西纳开始了汇报：“坟墓是用镐子刨开的，非常暴力。棺材都被劈碎了，坑底留下一条左腿，西墙附近还有其他人机组织。两名守卫全部脱岗，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

专案组长皱起了眉头，赶紧追问：“罪犯有留下线索吗？” 阿格尼西纳用手一指：“棺材旁边有一张纸条，内容是‘领袖啊，您终于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将用玫瑰将您覆盖，但您美德的芬芳终将压过玫瑰’。”

专案组长大喜：“所以是法西斯分子干的？” 阿格尼西纳摇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不像是法西斯分子的手法。”

专案组长不解：“那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纸条？” 阿格尼西纳说：“为了混淆我们的思路，嫁祸。”

专案组长说：“为什么你认为是嫁祸呢？” 阿格尼西纳说：“原因很简单，罪犯的刨坟方法太粗暴了，棺材干碎，腿弄丢，刨坑直接抠，这种手法毫无顾忌，看不出对墨索里尼的任何尊重。如果是法西斯信徒，他们会这样对待自己的领袖吗？”

专案组长点头：“有道理，这么说很有可能是左派分子嫁祸，你就继续追查下去。” 就这样，由于阿格尼西纳的误判，警方一开始的侦捕方向就错了。

在媒体上，老墨去哪很快成为了一场竞猜游戏。 警方每天接到上百个电话提供线索，有说被火化的，有说正在运往罗马的，有说藏在某修道院的，最离谱的还有说军情六处出手，老墨已经到了带英的。

这种错误线索严重干扰了警方的办案思路。 在另一边，意共和几左翼也傻眼了：“这事真不是我们干的呀。”

但他们百口莫辩：“这么粗暴的过程，除了你们外，谁能下得去这样的狠手？” 然而，正当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时，4月29日，米兰警方突然宣布：“我们抓捕了一名罪犯，毛罗·拉纳。”

抓捕拉纳的过程并不是米兰警方有多大本事，而是完全的双向奔赴。 在藏好老墨后，三巨头各自回家，莱切西临走时叮嘱两人：“这事肯定小不了，咱们近期不要碰面，大家都低调一些。”

然而，对于盲流子拉纳来说，让他低调，比让特朗普不赢都难受。 因此，强忍几天后，拉纳开始在酒吧里吹牛：“说就是自己创立的法西斯民主党出手，偷走了老墨，老子亲自参与的行动。”

到了这个程度，警察要是不抓人就不礼貌了。 一顿大G回复术后，拉纳全招了。米兰警方开始全城搜捕法西斯民主党员。

然而，由于莱切西警惕程度极高，他居然带着帕罗奇提前跑路了，而且抢在警方之前转移了老墨的尸体。 在扑空之后，无奈的米兰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然而他们根本没想到，莱切西其实把老墨就藏在了米兰城内的修道院里，玩了一手漂亮的灯下黑。

除了警方搜捕外，之前被冤枉够呛的意共和几左翼也行动起来。 红色飞行小队公开要追杀莱切西。眼看着遭受黑白两道的共同追杀，莱切西这下真怒了：“行，不给老子活路是吧，咱们看看谁能玩过谁。”

虽然莱切西在南斯拉夫打得不咋地，但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 在绝境之中，莱切西的潜能爆发了。利用对米兰的城的熟悉，莱切西故布疑阵，不断调动追兵的同时，还总能整出新活。

1946年5月30日夜，在把追兵骗到城南后，莱切西跑到教堂广场，用霓虹灯照出一行字：“领袖墨索里尼万岁。” 6月2日，在把追兵又调走后，莱切西公然出现在威尼斯门，给行人发了一堆传单，然后又消失了。

屡屡整活之后，莱切西声名鹊起，会有有点超级英雄的感觉。 这让莱切西在民间的声望迅速上涨。如此嚣张的造型，让意大利政府也破防了。

进入6月，米兰市政厅足足组织了1300多名警察，进行地毯式搜捕。 莱切西只能躲在一座废弃建筑里隐藏了下来。

然而，时间来到6月22日，莱切西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意大利公投结束，王国变成共和国了。 让莱切西震惊的倒不是王国的倒台，而是共和国新政府颁布的“特赦大赦法”。

在改朝换代之后，新政府宣布，除非在战争中犯有严重的屠杀、酷刑等罪行，否则意大利人无论在战争中属于哪一派的力量，全部予以赦免或者减刑。 简单的说，就算莱切西不去偷老墨的尸体，以他手位沾血的状态，也不会遭到任何清算。

而且这次大赦特赦就是意共领导人帕罗米尔·陶利蒂主持的。 人家本来就打的搞大赦，只不过之前形势太乱，没来得及公布而已。

折腾一圈忙了个寂寞，莱切西心态崩了，逃亡也不再积极。 1946年7月31日，莱切西和帕罗奇被捕。

几天以后，流浪四个月的老墨被找回。 意大利政府甚至都不敢再埋，直接扔进修道院，注明“暂管”。

由于活整得太狠，莱切西不被起诉是不可能的。 但莱切西很快发现了一个bug，哥们虽然盗窃尸体，但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也没有伤人，完全是政治犯的，所以适用于大赦条款，应予无罪释放吧。

检察官嘿嘿一笑：“起诉还是要起诉的，但是否符合大赦，法官说了算。” 1946年10月14日，莱切西信心满满地走进法庭，然后他就傻眼了。

由于政治犯很可能会被大赦，因此检察官并未对莱切西盗窃尸体、非法结党等罪行提起诉讼。 他们只告莱切西一条：制造假币。

由于当年印了20万假币有实锤证据，莱切西百口莫辩，法官当庭宣判了他六年。 莱切西对此心服口服：“还是你们狠，我不上诉了。”

1951年11月，莱切西刑满释放。 出狱后的他依然在法西斯圈子混，还担任过两任众议员。然而由于莱切西还在坚持他的法西斯左翼思想，与意共来往密切，因此之后又被法西斯圈子开除，被踢出了组织。

1963年，离开政坛的莱切西回到了米兰，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 直到2008年去世，享年88岁。

尾声

相比较于莱切西，老墨就没那么幸运了。 由于被这此刨坟的事整出了阴影，意大利政府彻底失去了安全感。对老墨的家人如何恳求，都不肯归还老墨的尸体，连代为安葬都不允许。

直到1957年，有政坛大佬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为老墨说情。 意大利政府这才将墨索里尼的尸体归还给其家属，并安葬在了今日的墓地。

至此，这位曾经搅动风云的墨索里尼，才在他离开人间的12年后，终于将他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1956年3月29日上午，瑞典首相塔格·艾伦德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

作为第一个访问苏联的瑞典领导人，艾伦德肩负重任。近几年瑞苏关系急转直下，他必须站出来缓和两国的敌对状态。

当看到红毯尽头的苏联领导人时，艾伦德赶紧快步迎了上去。简单寒暄后，艾伦德主动开腔：“先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我国前驻匈牙利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的下落。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攻入布达佩斯时是你们抓走了他。”

赫鲁晓夫有点惊讶于他的直率，但还是采用外交辞令回复：“相关情况我会过问，很快就会给你答案。”

艾伦德摇头：“沃伦伯格不是法西斯，他拯救了很多犹太人。这样吧，我们私下说，他还活着吗？”

赫鲁晓夫叹气：“如果你公开问，那我回答红军没有抓他。但如果你私下问，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确实被抓了。当时的施法均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同志亲自下了令。不过1947年沃伦伯格就因心脏病去世了。”

艾伦德大惊：“不可能！有人说1951年还见过他！”

赫鲁晓夫笑笑：“私下说话我没必要骗你。比如我会告诉你1952年那架DC-3确实是我军击落的。可公开场合我绝不会承认。”

艾伦德感受到了苏方的真诚，决定偷偷报里。那需要我这边关照一下报复行动牵连的贵方成员吗？或许我们可以交换一下。

听完这话，赫鲁晓夫一头雾水：“你们报复了？”

艾伦德也蒙了：“报复了呀！”

赫鲁晓夫说：“怎么报复的？”

艾伦德说：“我们将以恩博姆为首的苏联间谍集团一网打尽了呀！”

赫鲁晓夫：“啊？！”

吹牛皮的人生开端

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关于龙金·阔扎乌的节目的话，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吹牛是一种生活的刚需。

1918年，约翰·弗里德约夫·恩博姆出生于瑞典北部城市吕勒奥的一个小富裕家庭。父亲是家乡附近城市博登火车站的后勤主管。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小恩博姆和兄弟姐妹们都享受了良好的教育。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很多人都将北欧国家视为人间天堂。实际上，高纬度地区的人们的性格往往比较极端，要么如我一样沉默寡言、自闭内敛，要么是滔滔不绝、完全相反。很遗憾的是，恩博姆属于后者。

从很小的时候，小恩博姆就荣获了诺贝尔“一直奖”。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走马牛吹得清新脱俗。每次张嘴都有一群小伙伴围上来。跟他一比，龙金都算是嘴笨舌拙的。

在恩博姆的记忆里，他的童年非常幸福。直到1932年，一场巨变改变了他的生活。

据说，在恩博姆母亲那边一直有家族性的精神病基因。1932年，恩博姆的哥哥在经历一场高烧后开始胡言乱语，很快被诊断为精神失常。次年，这个剧情在妹妹身上重演了一次。家庭的巨变击垮了恩博姆的父亲，他于1934年去世。

父亲死后，家里的经济形势一落千丈。恩博姆不得不南下打工，另谋出路。

在打工生涯中，恩博姆是伐过木、起过砖、餐馆里面洗过碗、扛过活、搬过包、工地里面抡铁锹。他手脚勤快，可是每份工作却都干不长久，原因很简单：太能吹牛了，天天小嘴巴巴的，说的能脑浆都快沸腾了，实在是有点招人烦。

瑞典共产党与情报工作

一路吹到1937年，恩博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找了个活，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组织——瑞典共产党。

在今日的北欧，很多人都称赞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这种模式其实高度参考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在苏联之外的另一种实践。

19世纪末期，随着选举权的扩大，瑞典逐渐形成了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主张以社会主义原则塑造国家，但并不提倡以暴力革命来改善换代，而是通过渐进式发展来改造社会，属于社会主义里的温和派，因此各方接受度一直不错。

不过1917年以后，情况急转直下。俄国革命的胜利刺激了社民党内的不少同志，有些人很想复制一下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这导致社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其中一小部分主张武装革命的人就单独出去组建了瑞典共产党。

然而，瑞典共产党的主张太过激进，群众基础远不如社民党。再加上在之后受苏联影响，经过几轮互开左籍后，瑞典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少，已经成为了瑞典政坛的一股可以忽视的力量。

在恩博姆在大街上闲逛的时候，瑞典共产党正在街上为西班牙内战中的难民募捐。这一下子就吸引了恩博姆。

不过，恩博姆之所以会被吸引，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而是因为他觉得瑞典共产党这个组织太小众了，够叛逆，够神秘。这我要是能加入，将来吹出去多有逼格啊！

由于实战缺人，恩博姆顺利加入了瑞共组织的难民后援会。靠着超强的口才和过剩的热情，恩博姆还在组织内混得相当不错。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作为芬兰的邻国，瑞典上下纷纷痛斥苏联的侵略暴行。受此波及，瑞典共产党瞬间成为反派，很多人选择离开，但恩博姆没有。我要是别人走了我就走，那简直毫无逼格的。

大家听着，将来不仅芬兰要进苏联，咱们瑞典也要进。只有加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咱们才有出路。

现在的我们知道，恩博姆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口嗨，但当年的瑞典人可不这么想。随着苏芬战争开始，瑞典政府紧急扩军，恩博姆也被征入部队。虽然在1941年他就被裁员退伍，但瑞典政府还是非常做人的给他分配了工作，让他在博登火车站当铁路工人。

事实证明，恩博姆对瑞共确实是有一定忠诚度的。到去铁路报道后，他立刻开始寻找党组织。然而，铁路上的瑞共组织却不愿意搭理他，原因很简单：他嘴太碎了。

在苏芬战争开始后，瑞典共产党在瑞典的地位非常微妙，因此平时行事务求低调谨慎。然而，恩博姆身上所有特质都跟瑞共的要求完全相反。他留着奇怪的长发，穿炸眼的服装，说起话来宛如三峡泄洪，每天喝完酒就抓人吹牛逼，这不活脱脱的人形炸弹吗？

可是，有些人并不是你想不理就能不理的。作为诺贝尔“一直奖”获得者，恩博姆每天薅着铁路上有数的几个党员不撒手，把他们折磨到半死。其中最惨的就是他的工友芬格尔·拉尔森。这老哥跟恩博姆在一个站上班，连躲都躲不开。每天被恩博姆拽着偏偏起舞，今天要上街游行，明天要联名上书的，搞得他心里压力极大，只能向博登支部反映：“求求你们了，管管那个傻子吧，我要疯了！”

对此，博登支部也是麻得不行。瑞共不是苏共，没有那么强的组织度，更何况恩博姆连党籍都没有，根本没法管啊。

就在一群人挠头的时候，苏联驻瑞典大使馆秘书谢苗诺夫听说了此事。他出了个主意：“这小子既然那么闲，你们就给他找点事做呗。就找那种听起来高大上，非常费时间还没啥大用的事，消耗光他的精力不就没法再给你捣乱了？”

听了谢苗诺夫的话，博登的党员们拍案叫绝：“这主意太好了！可问题是，上哪找这种活给他呢？”

谢苗诺夫微微一笑：“巧了，我手里就有一件。最近德军在东部调动很频繁，虽然概率很低，但还是不排除有进攻苏联的可能性。鉴于他们去年进攻挪威时曾经通过铁路借道瑞典，大使馆希望同志们能帮忙留意一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我们。”

博登支部书记吓了一跳：“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恩博姆，不合适吧？”

谢苗诺夫笑了：“当然不合适。所以真正做这项工作的另有其人。但这个任务也不需要特别保密，可以用它搪塞那小子呀。”

送走了谢苗诺夫，博登支部的党员们深感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第二天他们就委派拉尔森找到了恩博姆。

“恩博姆同志，目前组织上有一项秘密任务，需要精明强干且信仰坚定的人，你有没有兴趣？”

恩博姆一拍胸脯：“只要能为共产主义事业效力，刀山火海咱也不皱眉头！”

拉尔森一拍他的肩膀：“好，事情是这样的，咱们需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再那样那样那样。现在你就是秘密战线的情报员了！每天把详细记录的报告交给我，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成败就靠你了！”

听完这些话，恩博姆心潮澎湃：“保证完成任务！”

一天之后，恩博姆红着眼睛把报告交了上来。拉尔森草草浏览一眼，然后面色严肃的抬起头：“同志，这样的内容是不行的！你只记录了列车的通过信息，但里面装载的东西写得太模糊了！是人吗？有多少？是武器吗？什么类型？我们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怎么能做得这么敷衍？”

恩博姆毕竟还年轻，哪经过这种职场PUA，当场表示：“是我错了，辜负了组织的信任，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又一天过去，眼圈发黑的恩博姆再次呈交报告，足足40多页。铁路线上传过的列车事无巨细都罗列了出来。拉尔森这才满意：“看，我就说你行吧！保持住这种态度，我立刻把报告交上去！”

事后，拉尔森走出了房间，直接把恩博姆的报告扔进了垃圾桶：“太好了，世界终于安静了！”

间谍案的开端

然而，拉尔森没想到的是，恩博姆虽然说话没溜，悟性却挺强。在干了一段时间后，恩博姆居然熟能生巧，很快又有了空闲时间。

拉尔森见势不妙，赶紧加大了PUA的力度：“对于你的报告，组织上总体还是很满意的。但是，数据有了，但缺乏分析啊！你的思考在哪？抓手在哪？你比别人的优势在哪？如果不能在海量资料中分析出核心，下次的3月25就你一杯！”

好吧，这下恩博姆真没时间了。为了做出一份合格的报告，恩博姆是白天做表格，晚上搞情报，在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里差点把自己卷死。

然而，在连续卷了两个月后，一个小小意外的发生改变了一切。1941年6月22日，德国真的进攻苏联了！

当然，巴巴罗萨行动的发起基本与瑞典没啥关系，博登支部做的都是无用功。但问题是恩博姆他不知道啊！连续两个月高强度工作，德国还真发动了偷袭，这能说我一点功劳都没有吗？

于是，恩博姆开始反复折磨拉尔森，强烈要求组织认可自己这番苦劳，让自己跟苏联同志见一见。“为什么不公开我们的关系？就因为我们没有关系吗？”

拉尔森都傻了，实在不知道怎么跟恩博姆解释他做的其实是无用功。

另一方面，随着苏德开战，瑞典的形势也变得非常复杂。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苦大仇深的芬兰也下场参战。从地理上讲，瑞典等于已经被法西斯势力四面包围。纳粹要求瑞典允许德军士兵自由过境，瑞典政府根本不敢拒绝。另一方面，瑞典也不敢得罪盟军，所以只能转着圈的鞠躬。一方面他们允许德军过境，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跟盟军共享这些情报。

苏联政府无法相信瑞典提供的这些情报的真实性，因此，瑞共的侦查工作就真的变得重要起来。恩博姆的地位迅速看涨，死了想去，那就让斯莱去吧！

因此，1942年，博登党支部批准了恩博姆与苏联同志直接会面的请求。两边真的接上线了。

吹牛大王与老夫妇

对于跟苏联同志的首次会面，恩博姆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是1942年夏季的一天，我驱车前往盖利瓦雷车站，又坐了火车，终于见到那位同志。那是个非常圆的斯拉夫人，圆滚滚的身材，圆滚滚的脸，穿一件灰色西装。

这种形象在当年的苏联很常见，说白了和饮食关系很大，就像现在人左手奶茶右手炸鸡，除了容易长胖外，殊不知还会引起身体的炎症反应。很多人腹胀、暴痘、睡眠差，其实都是体内的慢性炎症在作妖，时间久了还会变成脂肪肝、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可得引起重视。

刚好海力生高纯度鱼油里的Omega-3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有人不明白为什么Omega-3和慢性炎症能有关系？先上干货，这篇Nature上的文章已经证明Omega-3能通过减少有害因子、促进细胞恢复等方式加速消退。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有些关节炎、心脏病的病人要补充鱼油。其实体内有炎症就需要补充了。

但说实话，市面上鱼油产品太参差不齐了，特别是假洋牌一大把，稍不注意就容易中招。都是国产的，我还不如支持本土老企业，不让外人赚差价。看看这些年国货有多卷，比如海力生为了做出高纯度鱼油，不仅建立了管华诗院士工作站，还和浙江海洋大学合作，通过五年技术攻关，把这瓶小蓝瓶的Omega-3检测含量干到98.5%。要知道，平常药店买到的鱼油含量通常只有30%，这差距相当大。说白了，鱼油的关键成分就是Omega-3，而且是含量越高越给力。

可能有人会问，那我多吃几颗低含量的行吧？真不行。有人实验过，都是吃够450毫克的Omega-3，吃两颗50%含量的也抵不过一粒海力生。更关键的是，海力生坚持用非常先进的RTG结构做鱼油，把吸收率提高了三倍，相当于只花一份钱，请三队人给你的身体灭火。

此外，Omega-3还可以降血脂。根据血脂管理指南，现在每五个人就有两个血脂异常的，提前预防准没错。去年评测方做完的海力生鱼油到手后，我给朋友分了一些，好评如潮。我在大厂干PC的兄弟，以前总说失眠整夜睡不着，靠咖啡续命。现在身体轻松了，咖啡都换成了鱼油，还解决了它多年的顽疾高血脂。我自掏腰包下单才发现，人家首月回购量已经两万多了，口碑好才放心。要说贴心还得看本土产品，溯源透明方便用着踏实。

现在买三瓶还送一瓶旅行装，吃够Omega-3每天不到一盒牛奶钱。评论区有粉丝专属优惠，现在608已经开始了，双重优惠错过可就没了！

看到恩博姆走来，苏联同志很快上来对暗号。确认身份后，苏联同志紧紧的握住他的手：“辛苦了！连莫斯科都对您的成绩有所耳闻，请再接再厉！”

受到当面表扬后，恩博姆倍感鼓舞，他愈发勤奋起来，连带着生活都规律了许多。

1943年，恩博姆结婚了，铁路上的差事也晋升为小主管。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一个字：正常。

其实，那段时间是告诉恩博姆真相最好的机会。因为苏联已经不需要他收集情报。经过核实后，苏联人确信瑞典政府分享给盟军的情报都是真的。但是，由于对恩博姆的破坏力实在心有余悸，博登支部这帮家伙决定继续忽悠傻子。

他们不仅让恩博姆继续收集情报，还给了他一个代号：迈克尔。就这样，恩博姆直到二战结束才停止了他繁忙而无用的工作。

然后，闲下来的他迅速恢复本性，开始不分场合的科教式吹牛，自称自己是反法西斯英雄，曾经斯探了无数情报给盟军等等。

实际上，在博登本地，大家都知道恩博姆是啥人，也没人拿他的话当真，就说恩哥人老话又多，斗嘴又行，谁来他都赢。

可是吹牛固然无所谓，酗酒可是会耽误工作的。眼看着恩博姆上班上的三心二意的，铁路公司终于忍无可忍，直接把他开除了。

也许出于对于前几年忽悠傻子的愧疚，博登支部这回终于做了一回人。眼看着恩博姆已经失业，他们决定拉他一把，给了他一份党刊《挪威号》的编辑的工作，好歹让他养活自己。

遗憾的是，报社的工作并没有改变恩博姆的恶习，反而因为接触的人层次更高，让他吹牛的质量直线上升。

在新一轮的吹牛中，他已经成为了二战顶级特工。多尔克·加西亚在他面前都算是业余选手。而在发表的文章中，恩博姆还在经常号召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推翻瑞典反动统治。

由于言辞过于极端，无奈之下，报社编辑部只能停发恩博姆的文章。这种感觉无异于给川普封号，让恩博姆奇伟痛苦。

然而，他很快在报社里发现了另一个跟他一样的失意者——前国防部雇员安德斯·于格尔特。于格尔特比恩博姆小两岁，曾经是名国防部文员，由于心向共产主义被国防部开除。被开除后于格尔特开始酗酒，时不时也会给《挪威号》投递文章抨击政府。

因此，于格尔特和恩博姆很快成为酒友。两个酒蒙子凑在一起，说起话来自然不着边际。

在某一次的酒后吹牛中，恩博姆表示：“咱们兄弟必须抛开胆小而蠢的瑞共单干，再单独拉出一支队伍。等苏联天兵打过芬兰时，咱们就占领博登要塞，迎接王师啊！”

听了这个话，于格尔特非常激动：“哥，不愧是经过二战考验的精锐特工，这想法的水平杠杠的！可就是有个小问题，仅仅凭借咱俩，想要拿下博登要塞，这事还是有点难度。咱应该再拉点人。”

此时，恩博姆大手一挥：“人不由的是！你看啊，我在铁路上的好哥们拉尔森，只要我言语一声，他能不出力？我亲弟弟马丁，能不听我的话？还有报社里我的铁子维克斯特伦，那也是一句话的事。”

于格尔特频频点头：“必须的！”

恩博姆志得意满：“看看，有咱这五大金刚在，这事不就成了？过几天咱就动手！”

对于吹了一辈子的恩博姆来说，这只是他人生吹过无数的牛中不起眼的一个。周围人对他这种白嘴瞎说的事见多了，也没有人在意。然而就这样吹着吹着，1949年，报社来了个新人。

间谍案的爆发

1949年夏季，刚毕业不久的女孩莉莲·赛德入职《挪威号》的记者。这小女孩出生于1921年，家世优渥，青春年少，多少有点不谙世事。

对于这样的新人，自来熟的恩博姆当然不能放过，冲上去就是一顿吹牛逼。对于这种讨好型人格，其他同事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小女孩莉莲不知道啊，“精锐特工啊！战争英雄啊！”莉莲把恩博姆吹牛的话都当了真，一来二去，俩人居然睡在一起了。这可就突破了底线了。

1950年初，报社负责人阿图尔·卡尔松实在受不了了：“你个王八蛋，酗酒吹牛也就算了，居然把婚外恋搞到了自己同事身上！再这样下去，党的名声都让你败光了！开除！必须开除！”

就这样，恩博姆再次失业了。回到半年后，他的积蓄基本就荡然无存了。想要再次找工作，但本地人基本都知道他是啥德行，谁敢用他？

时辰到秋天，穷的只呲牙的恩博姆心一横：“南下！去斯德哥尔摩打工吧！”

当然，对于吹牛大王来说，恩博姆肯定不能说自己是去打工。他对外说的话是：自己准备把前半生的传奇经历写成鸿篇巨著，要出去一趟找找灵感。

恩博姆走后，于格尔特变得寂寞起来。失去了酒友，于格尔特很快停止了酗酒，老老实实当起了铁路工人。一句话，他变成正常人了。

于格尔特正常了，但小姑娘莉莲却走不出来。在恩博姆南下并失联一年后，莉莲决定去斯德哥尔摩寻找情郎。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不幸的是，在找到的那一刻，她的梦就破碎了。

在斯德哥尔摩，莉莲足足用了两周都没有找到恩博姆。最终，一个警察提醒她：“如果按照你的描述，这个人可能没啥收入。城外的树林里有个流浪汉营地，也许你可以去那碰碰运气。”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莉莲前往了流浪汉营地。结果，她到那后一眼就看到了帐篷外晒太阳的恩博姆。他衣着破旧，身上散发着难闻的奇味。莉莲直接惊叫了出来：“天哪！你怎么弄成这样？！”

看到莉莲后，恩博姆也有点尴尬。好在他多年的吹牛经验，锻炼了他的应变能力。他一把将莉莲拉进帐篷：“嘘！小声点！我在执行任务！”

莉莲就算再痴情，毕竟也不是弱智，她尴尬的说：“你不是说出来找灵感？又执行哪门子的任务？”

恩博姆展示了一根收音机天线：“看到没？电台的发射器，跟苏联同志联系的！东西方阵营终有一战，日子不远了！我是受命潜伏来收集博登要塞的情报的！”

莉莲都气笑了：“你为了收集博登要塞的情报跑到斯德哥尔摩干啥？”

恩博姆只能狡辩：“特工的事你不懂！总之，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很危险，别把自己卷进来！”

莉莲狠狠的掐了一下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看上这货的？但是，虽然不想再跟恩博姆有瓜葛，但莉莲还是不忍心看他沦为流浪汉。

于是，莉莲硬拉着恩博姆回到斯德哥尔摩，带他洗了澡，吃了顿饱饭，又帮忙租下市中心的一间公寓，付好了半年房租后才跳上火车返回博登。临走前，她还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留给了恩博姆。

从任何角度讲，莉莲的行为都证明着这个女孩有着善良的品质。然而，莉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这次仗义的举动，在未来将会带来一场怎样的弥天大祸。

吹牛大王与老干部

1950年，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头英格瓦·洛丁过得有点闹心。本来，作为外交部雇员的洛丁收入一直不错，妻子简在市政厅工作，老两口一直没啥经济压力。然而，1950年初，夫妻俩双双退休，收入一下子断崖式下降，这就有有点难受了。

为了补贴家用，老两口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间卧室出租，反正子女都不在身边，闲着也是闲着。可是过了整个夏天，这间卧室都没有租出去。所以，当秋天终于有了个租客时，老洛丁如同见到了亲人。

他热情的接待了恩博姆，并且表示：“小伙子看着有点瘦弱呀，做啥工作的？”

见到对方如此热情，吹牛大王自然不能把话撂地上，也没啥，我就是个作家，正在构思写点谍战小说啥的，等出版了送你一本，我亲笔签名的。

出于对这个难得的租客的维护，洛丁夫妇对恩博姆相当照顾，时不时就邀请他一起吃饭，双方关系处的相当不错。

时间来到1951年平安夜，老太太弄了一大桌子美食，老洛丁也搬出了一堆好酒。对于房东的热情招待，恩博姆也是从来不客气。几瓶酒下肚后，恩博姆就有点喝高了。

无论古今中外，酒后吹牛一直是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固定节目。虽然年纪大了，但老洛丁依然有一颗指点江山的心。跟恩博姆聊着聊着，洛丁就聊到了当时震惊一时的安德森间谍案。

“小伙子，听说了吗？那个可恶的间谍恩斯特·安德森，可能要被判终身监禁了！”

所谓的安德森间谍案是当年瑞典轰动一时的大案。二战以后，瑞典政府虽然名义上中立，但整体立场偏向欧美，经常让本国军机去偷拍苏联军舰。苏联政府由此开始质疑瑞典是否已经投靠西方。

1951年夏季，苏联大使馆武官联系了瑞典一名叫做恩斯特·安德森的工程师，请他打听瑞典高层的动向，还给了4500克朗的经费。

实际上，苏联武官知道自己是被瑞典特工监控的，但他觉得自身为外交人员，安德森也是公开的瑞共党员，托对方打听点高层动向也不算啥机密，应该没啥大事。

但问题是，瑞典政府此时十分心虚，生怕被苏联抓住啥把柄，因此立马把安德森以间谍罪逮捕，说他要偷拍军舰。

其实以苏联人给的那点钱，连个正经相机都买不起，但瑞典政府咬死了这就是间谍大案，因此成为了一时的热门话题。

然而，当洛丁提起此案时，恩博姆却不屑的说：“切，净扯淡！那安德森也配当特工？不过瑞典政府借机发挥罢了。”

洛丁有点诧异：“这么说他不是间谍？不对呀，报纸说本人已经认罪了呀，还有他跟苏联人的照片。”

恩博姆冷冷一笑：“认罪？大饥荒恢复术下什么罪不能认？至于照片，那玩意有点技术就能改，改成安德森和斯大林合影都行。”

洛丁此时也来了兴致：“你的意思是安德森是被冤枉的？”

恩博姆摇头：“他倒也不冤，帮苏联外交官做事应该是真的，但偷拍军舰应该是假的。咱们瑞典有啥技术可让别人偷的？”

不得不说，虽然恩博姆是在吹牛，但由于在这套赛道上深耕多年，恩博姆吹得十分有理有据。因此，洛丁顺利被说服。

细想起来，审判过程确实有点不合理。小伙子不愧是谍战小说作家，这推理能力就是厉害！

恩博姆一挑眼眉：“谁告诉你我写的是小说？那是自传好不好！”

洛丁：“啊？！”

恩博姆邪魅一笑：“没错，小职我就是个特工！”

这下洛丁不敢说话了。于是，恩博姆又把那根收音机天线丢在桌子上：“看看！微型电台！不遇到我的话，大使您这辈子都见不到如此尖端玩意儿！”

洛丁完全蒙了：“啊？这不就是普通的收音机天线吗？”

恩博姆嘿嘿一乐：“所以说您不懂！间谍工具能不能不作伪装吗？”

洛丁还是不敢相信：“可是看起来也没啥特别的呀！”

恩博姆淡淡的说：“您一直在阳光下工作，根本不了解里面的门道。知道非法团体是如何组织的吗？知道苏联情报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吗？你们不知道吧？咱家我大姨也不知道吧？那既然你们俩都不知道的话，那我知道。”

洛丁依然没法相信：“可你怎么可能接触这些呀？你岁数也不大呀！”

恩博姆猛灌了一口酒：“今儿高兴，小职就给您仔细说说。咱实话实说啊，事情还得从30年代我第一次来斯德哥尔摩说起。那时我都还没满20岁，西班牙内战刚开打，各方势力都在瑞典拉人。小职我早早就去了共产党的募兵处。不吹牛逼的说啊，别看小职体格不大，但也是有武学渊源的。我爹是武学大师，所以从小就训练我，几乎是刀枪不入的水平，那是黑白无常不敢近屋，阎王见了都得夸夸酷！”

到了募兵处，我随便亮几手，那负责人都吓傻了，跪求我加入国际纵队，说西班牙人民就需要我这种意识拯救，只要我答应，至少也是排长起步。

洛丁听得目瞪口呆：“所以你就去西班牙了？”

恩博姆断言点头：“当然畔带呀！小职都没有用再训练，不到一个月就去了西班牙。哎呀，那几年浴血厮杀呀！干死老鼻子法西斯了，光德国鬼子我就杀了四个！”

洛丁难以置信的说：“这么厉害？！”

恩博姆叹了口气：“哎，可惜啊，咱们国际纵队的装备和后勤都不行，还是打输了。撤退时又被法西斯不停追杀，好多同志都是在我的掩护下才成功脱身的。”

回国以后，咱这一身本事肯定是藏不住了。很快就有一个苏联上校找我，名字我也不能告诉你。反正他高低要求我出山，出任秘密情报官，就地收集德国鬼子的情报。我一想，这不就送上手的事吗？可能我天生适合干这个吧。

反正那些过境的德军连几岁娘们都瞒不住我，老鼻子情报都被我亲自送到莫斯科去了。

洛丁惊呆了：“你还去过苏联？！”

恩博姆哈哈大笑：“什么叫去过？常来常往好吧！斯大林同志都接见过我！去那边您随便打听，就问代号迈克尔的特工认不认识！牛不牛逼？”

洛丁实在很难相信：“就给点过境德军情报，不至于吧？”

恩博姆大怒：“哎呀！老爷爷您是真硬啊！行，今儿个就拼着犯剧律我也得说得说得！光是送点过境德军情报，确实不至于。但如果加上在路过芬兰时，顺手把德军特工头子抓住送去莫斯科呢？那可是战时！小职我穿越整个战区，浑身浴血，把那厮生擒送到了卢布尔雅那，问出的绝密情报，老鼻子了！”

洛丁：“啊？！”

恩博姆冷笑：“当然了，这也不至于让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但要是加上美国原子弹的设计图呢？”

洛丁：“啊？！”

恩博姆摆摆手：“其实也不算啥大事，就是我一个好大侄儿在美国弄到了原子弹的设计图，被美国特工们一路追杀到挪威。小职亲自去挪威接他，追兵几乎全被我弄死了。我把他连人带设计图安全送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同志笑得都能看见卫星门了，这才亲自接见我！”

此时，洛丁已经被吹得快晕了。恩博姆愈发兴奋，他进行了吹牛总结：“所以，大使知道我为啥门清了吧？我就是顶级特工，至今还带着一批人呢！”

洛丁此时脑子已经完全乱了，胜女问了句：“所以安德森是你手下？”

恩博姆摆摆手：“我说了他啥也不是了！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是我的手下，根本就不可能被捕！因为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里全都是我们自己人！不信你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说有我大间谍叫恩博姆，立刻派人来抓！去！现在就去！你看谁敢抓我！吹牛逼！没这底力还能当上头号特工？”

洛丁被吓得连连摇头：“那不成，那绝对不能！”

恩博姆狂笑：“不报警就对了！否则你都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洛丁讪笑着转移话题：“干这行收入一定很高吧？”

恩博姆不屑的摇头：“小职卖命是为了信仰，谈什么钱！俗！不过吧，有时候确实压力很大。”

洛丁追问：“怎么的呢？我看你挺开朗的呀！”

恩博姆语气低落下来：“哎，忠义难两全呐。悄悄跟你说，不要告诉别人。作为要解放全人类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很快就会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邪恶统治。很不信，瑞典算是比较靠前的。”

洛丁此时已经麻了。恩博姆接着说：“近期我就受命率领同志们收集北方防线的情报，上百人忙活到现在终于搞定，很快就能送过去。一旦军事准备完成，红军必然是要进军欧洲的，芬兰之后就是瑞典，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想到20万同胞可能会因我丧命，我这心里啊就总不是滋味儿。哼哼哼哼。”

一通牛逼吹完，恩博姆爽了，回到房间倒头就睡。但洛丁可完全傻了，当晚老两口彻底睡不着觉了。

荒诞的结局

其实，长时间接触下来，洛丁夫妇也知道以恩博姆的性格他肯定是在吹牛。但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阿伯韦尔对龙金的判断一样，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觉得，就算吹牛也总得有点事实依据吧？恩博姆说的这么有鼻子有眼，万一他真是苏联间谍，那咱老两口可就说不清楚了。

当天晚上，老太太简辗转反侧，就心一横，压低声音跟老伴说：“要不咱报警吧！知情不报可算是包庇！”

洛丁赶紧捂住她的嘴：“说什么疯话！那小子可说了，警察局里全是他们的人！万一撞枪口上，那就不是坐牢的问题，咱俩命都保不住！”

老太太都快哭了：“让他继续这么住着也害怕呀！搞不好整出点枪战爆炸什么的，咱俩还是没命！”老两口研究了一宿也没个主意。

第二天，俩人带着黑眼圈走出卧室。就要抬头一看，恩博姆已经完全忘记了昨天的事，云淡风轻的问啥时候开饭。

从那天开始，压力转移到洛丁夫妇身上。老两口怕死了恩博姆，好吃好喝伺候着不说，连下一期的房租都不敢再问。老洛丁每天急得团团转，这个咋整啊？不能再这么下去，否则下一要吓死了！

这时候老太太突然灵光一闪：“对了！我之前认识一个叫罗兰·克莱尔的人，他好像是社民党的高层，也许能给出个主意！”

当接到电话时，克莱尔蒙了：“我一个党务负责人，也没政府职务，这属于超纲了呀！”

但是，有人求他，他又不意思不管。于是他把瑞典国防部长托尔斯滕·尼尔森介绍给了老两口，并且表示：“这个级别的高官肯定不会是间谍，你们放心说吧！”

在国防部长办公室里，尼尔森部长叫来了瑞典国家安全局局长埃里克·伦。两人一起听了洛丁夫妇的故事。

当老头讲完后，伦局长傻眼了。作为瑞典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伦局长震惊不已：“不能吧！我承认我们瑞典安全局确实水平有限，但也不至于废物到对上百人规模的间谍网都毫无察觉吧？会不会那小子就是纯吹牛？”

但是，当着国防部长，伦局长也不好直说，他只能表示：“这样吧，先外围调查，我派人先跟踪这个恩博姆。另外，帮他租房的女孩叫啥？莉莲·赛德？行，我也叫人问问。”

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的莉莲被安全局给叫走了。瑞典特工问他：“您是不是跟一个叫恩博姆的先生很熟？最近还在斯德哥尔摩帮他租过房子？”

莉莲如实回答：“是的，我们俩本来是恋人，已经分手了。”

审讯人员追问：“能讲一下你俩相识到分手的详细过程吗？”

莉莲于是如实讲述。审讯人员听完后问：“也就是说他跟你承认过自己是间谍？那你为什么不报告？”

莉莲很无语：“那家伙满口谎言，谁会当真呢？不过其他人倒是说他战争期间确实调查过德军的入境信息，也跟苏联外交官碰过面。”

好，既然有侧面证据，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1952年2月11日，安全局直接逮捕了恩博姆，将他带回问话。

如果是个正常人，此时应该赶紧解释清楚。但作为一个通辽狠人，恩博姆此时却异常开心，原因是他终于有人愿意认真听我吹牛逼了！

于是，对着审讯的特工，恩博姆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间谍。他表示整个苏联情报网都归我指挥，规模上百人，防线信息早送莫斯科了，你们等死吧！

这下瑞典安全局吓傻了，赶紧上报。瑞典首相听完后更是震惊：“国内有这么大的一个苏联间谍网，你们居然今天才发现？！”

于是，首相艾伦德紧急下令，要求伦局长亲自主持全面调查，一定要将恩博姆的间谍网斩草除根！

得到授权的伦局长也不客气，直接开始给恩博姆大饥荒恢复术：“说！同党是谁？组织在哪？！”

这下恩博姆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没想到瑞典安全局是新君子后小人。几轮杀威棍拳脚齐后，恩博姆是三棍打灭苏联魂，掌管我是瑞典人！赶紧交代：“大哥！大哥！别打了！我之前都是吹牛的！压根不是啥特工！真没名单呐！”

安全局大哥狰狞一笑：“到这种地步还想抵赖吗？哦，知道了，舍身取义是吧？不想出卖同志是吧？没关系，咱有的是时间！你今天招了，是苏联间谍！不招，是训练有素的苏联间谍！给我打！”

就这样，在严刑拷打下，恩博姆只能开始编名单。当年的酒友于格尔特，他的弟弟马丁，铁路上的工友拉尔森，报社领导卡尔松，全都被供了出来。

在恩博姆的胡乱攀咬下，瑞典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间谍行动拉开了帷幕，陆续有上百人被安全局拎了进来。最缺德的是，恩博姆居然还把帮助他的莉莲给咬出来了，说她也是自己的临时通讯员。这就使他太过分了。

在看完恩博姆的口供后，瑞典首相破防了：“好家伙！苏联人表面上不愠不火，背地里居然做了这么大的局！安全局之前不是怀疑两个苏联外交官吗？找这口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驱逐出境！”

瑞典这种脱裤子来的敌意把苏联搞得莫名其妙，为了反制瑞典，1952年6月，苏联直接击落了两架瑞典军机。这种行为反过来更加刺激了瑞典。

“好哇！他们一定是咱们破获了间谍网后恼羞成怒了！那也就该好好收治这些苏联间谍了！”

然而，尴尬的是，到6月份瑞典安全局已经完全意识到所谓的间谍网根本就不存在。原因很简单，经过对上百人的调查，恩博姆的所谓间谍网根本没找到任何支持依据，完全就是吹牛。

但问题是，此时的瑞典国内已经沸反盈天，咱总不能说是搞错了吧？

无可奈何之下，瑞典安全局和检察官开始绞尽脑汁罗织罪名。最终，还是有六个人被送进了法院。主犯恩博姆肯定跑不了了。他的前女友莉莲，弟弟马丁，酒友于格尔特，工友拉尔森，报社领导卡尔松也都没躲掉。

1952年7月，庭审正式开始。然而，哪怕是陷入反苏狂热的瑞典民众也发现，这案子也太糙了吧，全是口供，一点儿正经物证都没有吗？控方拿出了什么电台天线，这不就是普通的收音机天线吗？还展示了什么情报文件，这不都是报纸的公开内容吗？

而在辩护过程中，律师给出的理由则十分有力。恩博姆有家族精神病史，在博登本地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吹牛有瘾的人。而且，根据恩博姆自己交代，他曾经多次前往苏联、西班牙等国家，但我就说一个事，他这辈子连个护照都没有，从没有任何出境记录。请问他是怎么出的国？空间折跃吗？

然而，虽然整个案子都是旁观者清，奈何这是场政治案件。瑞典政府铁了心把他定成铁案。1952年7月末，恩博姆间谍案正式宣判。主犯恩博姆和酒友于格尔特无期徒刑。原因：当年的酒馆里很多人听到这哥俩要组队造反，这属于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必须无期。至于弟弟马丁，判个七年吧。工友拉尔森也判五年。报社领导卡尔松一年八个月。哦，还有前女友莉莲，我知道你最冤，但也没办法，毕竟要凑指标的，轻判八个月算了。

判决结果出来后，除了恩博姆外，所有被告全都疯了：“冤枉啊！”大家纷纷上诉。

然而，在政治压力面前，六个上诉的只有拉尔森一人成功。倒霉的卡尔松还被加刑到三年。

但是，这一套操作下来，瑞典政府也有点害怕：“我们这么大声势，会不会把苏联得罪死？要不要把关系拉一拉？”

说来，瑞典的运气还真不错。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共上台后，苏联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变。接着这个机会，瑞典首相艾伦德就不说啥了，于是有了开篇那次访苏。

跟苏方当面确认后，瑞典政府终于确信这是个乌龙事件。知道办错事的瑞典政府虽然不愿意公开认错，但很快释放了除恩博姆外的几人。

至于恩博姆本人，他则在十年后被释放。出狱之后，恩博姆终于闭嘴了。他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终身不再接受任何采访，直到1974年病逝。

但是，如果说恩博姆是咎由自取，其他人则是完全被这场飞来横祸毁掉了生活。有了前科后，涉案的几人职场生涯彻底被毁。他们终生都在为平反而不停申诉，可惜直到去世也没有成功。善良的女孩莉莲被彻底毁掉了生活，出狱之后，瑞典唯一女间谍的名号深深困扰着她。

在接受过的唯一一次采访中，莉莲说：“我爱上了恩博姆，我承认他很有魅力，这是我的不幸，我愿意承担后果。”

在回家之后，莉莲改名换姓，开始了隐居生活。她终身没有嫁人，也终究没有过上她本应有的正常人生，成为了这场由小国的安全焦虑所引发的，被称为瑞典的麦卡锡主义的冤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

1985年7月10日晚11点48分，新西兰的奥克兰港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一团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爆炸发生后，附近的居民们惊慌失措地走出家门，此时码头上已经一片火海。11点51分，又一声巨响传来，显然是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在听到爆炸后，奥克兰警察局的值班警员蒂姆·史密斯一路踩死油门，终于在午夜10分赶到了现场。史密斯一进港口，就看到了如同地狱般的场景。港口附近的海面上到处都是碎片，船舱里泄漏出的燃油还在疯狂燃烧，一艘船已经完全侧翻，岸上还有几个人在疯狂尖叫。

史密斯警员顾不得许多，他赶紧抓过一个男子问话：“怎么回事？这条船为什么会沉？”

男子一把握住史密斯的手：“警官，快救人啊！费尔南多回去了，刚上船就又爆炸了。上帝啊，真是一场噩梦！”

史密斯很崩溃：“冷静一点，消防队和救援队马上就到，你得提供点有用的信息。”

男子狠狠捶了捶脑袋，又深呼吸几次：“这艘船是我们绿色和平组织的旗舰——彩虹勇士号。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爆炸。第一次爆炸后，全船12人都逃上岸了，但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斯又返回去取器材，结果他刚一上船，第二次爆炸就发生了。”

听完男子的描述，史密斯警员两腿发软。绿色和平组织，旗舰，爆炸案。完了，这回可真出大事了。

绿色和平组织

史密斯警员之所以腿软，并不是因为这起爆炸案，而是因为这艘船的主人——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全球最知名的非盈利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组织一直以财大气粗狠人多、美苏英法干翻车、观点激进难缠判、花样迭出能整活而闻名。其组织的日常就是以各种角度折磨各国政府。在业界可谓响当当的响当当。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阿拉斯加附近的一个火山岛上搞地下核试验。在当年，人们对核武器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很多阿拉斯加居民认为核试验会威胁到自己，因此他们经常组织抗议。1970年，12名抗议者筹款租用了一条船，将其命名为“绿色和平号”，直接开去了核爆区，表示有种你就炸死我。虽然这次抗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但抗议者的行为却引来了美国和加拿大民间的广泛支持。

从此之后，绿色和平组织一炮打响。时间来到1977年，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在全球拥有了20多个分部，总部也搬到了荷兰，成为了环保组织中的扛把子。

~~组织的迅速发展，平时要处理的工作问题也会变多，不管是伏案工作还是外出调研都会很累。这时候就需要妙界肩颈按摩仪来给身体放松下。我家这个已经用了一年多，这期间只要是肩颈酸痛，我立马就会套上开按，分分钟揉松肌肉，帮自己找回最舒服的状态，不然这妙界的夺命三连催我哪能顶得住。而且上次推荐也已经是年前中间，其实有很多小伙伴早就在催我返场。现在离母亲节还有好几天，大家要想拿去送妈妈还来得及。这可是连我妈妈那群老姐妹都认可的用过的最像人手的按摩仪。它的8D按摩头上能扣紧脖子推揉经络，下能对准我们斜方肌往深处拉开酸痛，这种把肉都揪起来的酸爽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么久用下来，我的肩上已经没啥压力了，就连胸腔也感觉有被打开，呼吸都顺畅多了。妙界的配置和技术真比我以前用过的都要好，难怪能一直稳居热销好评回购三榜第一。屏幕前很多朋友可能每天低头时间也很久，如果觉得肌肉酸痛，一定要记得多活动活动。我们后颈的黄金三角区非常脆弱，肌肉如果长期紧绷还不放松，未来很可能发展成颈椎病。之前有个小伙伴跟我分享过，他的颈椎问题就严重到了连轻声咳嗽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早按摩早预防真的很有必要。平时咱可以多拿它按肩揉腰捏捏腿，全面放松一下身体。而且现在赚钱不容易，出门按摩一次大几百太奢侈，备一个它在家里、寝室里要用的时候扣上，玩手机、学习、工作也都能按按，还能打开热敷促进血液的循环，缓解酸痛特别有效。妙界还是按摩类销量的TOP1，母亲节送妈妈也放心。如果我们不能经常陪在身边，可以让妙界替我们尽下孝心。需要的评论领券，保价送运费险，一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现在下单还能联系客服带写贺卡哦！~~

凭心而论，从动机上讲，绿色和平组织所追求的目标绝对是好的，包括减少海洋污染、减少有毒物质污染、保护森林、保护珍稀动物、减少核污染等等。而且其组织还有一条原则，绝不接受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只向一般民众筹款，堪称一个不忘初心的环保组织。

在多年努力下，绿色和平组织取得了很​​多成就，不少国际条约因它而签订。只不过，在不断的行动中，其行为方法愈发激进。这个号称非暴力的组织，经常硬闯禁区，逼别人对自己使用暴力。在岸上，绿色和平组织也是狠活不断，他们激烈抗议修建核电站，还经常爬上几百米的高塔上拉横幅，搞得各国政府十分头疼。

彩虹勇士号

1978年，绿色和平组织的荷兰总部收购了一艘二手的英国渔船，并将其命名为“彩虹勇士号”。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人的神话预言，意思是当世界生病时，彩虹勇士将保卫动物，治愈大地。从彩虹勇士号下水后，这个船就无愧于它的名字。为了保护海洋动物以及抗议核试验，它开始全球出击。那是海中战过加拿大，浪里怼过西班牙，抗议美苏核试验，干扰冰岛和英法。

时间来到1985年初，彩虹勇士号正在船长彼得·威尔克斯的带领下，在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附近抗议美国核试验。本来这只是一次常规抗议，但在当年3月，船上的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斯意外发现，马绍尔群岛上有几百名居民是被美国政府给骗回来的。美国政府骗这些居民回到环礁上居住，完全隐瞒了环礁上依然有核辐射的事实。于是，佩雷斯立刻提出建议，彩虹勇士号应该帮助这些居民们转移。

威尔克斯船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彩虹勇士号接下来帮助几百名居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由于居民转运耽误了时间，彩虹勇士号的下一个任务就比较仓促了。当年7月，法国也要在太平洋的环礁上搞试验，绿色和平组织自然也要去抗议。在抗议之前，船长威尔克斯先给法国总统密特朗发了一封讨贼檄文，并且准备先去新西兰补给一番，然后再去跟法国佬对线。

1985年7月6日，彩虹勇士号抵达新西兰奥克兰港，船员开始上岸休整。按照计划，他们将于7月10日下午回船集合，然后就出发去跟法国佬共襄盛举。然而，7月10日当晚，彩虹勇士号的右舷突然发生爆炸。威尔克斯赶紧组织船员上岸避难，本来所有人都已经逃到码头上，可摄影师佩雷斯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摄影器材没带，打算回去拿。威尔克斯不同意：“太危险了，别去！”

佩雷斯摇头：“那些东西太贵了，重新采购要花不少预算。船彻底沉没怎么也要半小时，时间来得及。”

说完，佩雷斯就扭头冲进了船舱。可是，佩雷斯刚进去都不到一分钟，第二次爆炸就发生了。整艘船被炸得完全侧翻，佩雷斯凶多吉少了。

调查与线索

在了解过情况后，史密斯警员做出了决定：上报吧。环保组织连环爆炸，你这事儿我说白了你白说了。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权限，必须得请领导。

对于这起爆炸案，新西兰警方极为重视。他们很快把曾在英国受训的艾伦·加尔布雷斯警司调了过来。你不是学过爆炸案处理吗？你来成立专案组。

事实证明，加尔布雷斯警司果然非常专业。赶到现场后，他立刻指挥搜救，很快在事发地点1.5公里外找到了佩雷斯的遗体。同时，对爆炸痕迹的检查也很快完成。基本确定，第一次爆炸在右舷，第二次在轮机室。两次爆炸的洞口破片一致向内，所以炸弹应该安放在船体外，基本可以确定是人为破坏。

在汇总信息后，加尔布雷斯心中一紧，完了，这下案子不好破了。原因如我们之前所说，在成立的十几年里，绿色和平组织是花样迭出狠活多，美苏英法翻过车。联合国五大善人，他得罪了四个，更别说还有其他国家。万一这次袭击是中情局或者克格勃出手，以咱新西兰警察的实力跟人对线，确实也略有差距。

但问题是，怼着新西兰最大港口玩爆炸，如果这事一点后果都没有，以后哪个国家的船只还敢停在这？这关乎国家安全，新西兰政府必须有个交代。因此，天亮之后，加尔布雷斯直接越级向新西兰总理戴维·朗格请示。目前情况十分复杂，敌人极其强大，我们必须以举国之力来应对，也许还能有点机会。

于是，新西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警察动员开始了。7月11日，新西兰全国的上千名警察和海军全部动员起来寻找线索。然而，即使在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下，专案组依然一无所获。由于绿色和平组织得罪的人太多，专案组甚至不知道该怀疑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凶手使用了军用高爆炸药，行动干净利索，肯定是专业特工去干的。

一直折腾到11日午夜，加尔布雷斯实在扛不住了，他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上午，一阵铃声吵醒了他。加尔布雷斯赶紧拿起听筒，对面的声音有点急促：“长官，我是之前向您汇报过港口爆炸案的警员蒂姆·史密斯。”

加尔布雷斯说：“史密斯警员，你是想起新的细节了吗？”

史密斯说：“不是，是有新情况。在爆炸发生前，我在追查港口仓库失窃案，盯上了一辆面包车。今天早上才抓住了两名嫌疑人。在问话过程中，他们交代事发当晚，他们在港口海滩上见到过可疑人员，还搭手帮忙了。”

加尔布雷斯大喜：“他们人在哪里？”

史密斯答：“都是外国人，我把他们软禁在市中心酒店了。”

半小时后，加尔布雷斯赶到酒店。史密斯警员赶紧上去介绍情况：“最近这段时间，奥克兰码头仓库里的货物经常失窃，所以我们就发了个通告，请附近居民发现可疑情况立刻报警。7月10日晚10点左右，我在值班时接到帆船俱乐部报警，说码头停车场有一辆面包车很可疑，车窗的帘子都拉着，还有几个黑影在进进出出，似乎在搬东西，怀疑就是仓库小偷。”

“接到电话后，我立刻出警，大约10点10分赶到码头。此时那辆车已经开走，好在报警人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昨天我去查了一下，这辆车属于一家租车公司，前几天被一对姓普里厄的瑞士夫妇租走。今天上午9点，租车公司打来电话，说普里厄夫妇还车了，我赶紧带人把他们控制住。丈夫阿兰·普里厄交代说，他们两口子都是瑞士人，他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妻子多米尼克·普里厄是文员。两人6月下旬来这边度假，我查了一下入境信息，符合。”

“随后我又具体询问了丈夫7月10日的行程。他说那天他们就是用租的面包车到处溜达，到了晚上，他想把车开到码头上，去跟他老婆做点小游戏。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普里厄先生说，他看到沙滩上有四个人乘皮划艇搁浅了，他过去帮着将皮划艇抬了出来，隐约似乎看到对方穿着潜水服。”

加尔布雷斯听完后大惊，这确实是个重要线索。他们的护照呢？史密斯翻出了护照递过去。检查了，确实是瑞士护照，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然而，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一个警员突然跑了过来：“那女人用房间电话拨了组奇怪的数字，不是任何国家的号码，也没拨通，你们看看。”

加尔布雷斯一看号码，很混乱的数字，还带星号和井号，似乎是某种代码啊。我在苏格兰场的老​​师提高过类似的东西。我操，紧急呼叫代码，他们不会是特工吧？

史密斯有点懵：“不能吧？这两口子入境后就到处玩，酒吧夜总会都逛遍了，不像特工啊。”

加尔布雷斯摇头：“别大意，快，给伦敦发电报，让六处派人帮鉴定一下。另外也给瑞士政府发函，让他们帮忙验证护照。”

几个小时后，一个男人来到酒店里，直接亮出证件：“军情六处的，正好在这边度假，刚接到电话让我过来帮忙。”

加尔布雷斯说：“这可真是太巧了，酒店里那两位也说是来度假的。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这串代码是什么？”

六处的大哥笑了笑：“什么代码呀？我看看。欸？这不是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紧急代码吗？”

加尔布雷斯大惊：“能确定吗？真的是法国特工？”

六处的大哥赶紧拦下：“停停，虽然代码没错，但这串代码上次见到还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呢，已经过去30多年了。难道法国人30多年没换过代码？而且，电话上一共就12个键，也不完全排除是误触的可能性。”

于是，加尔布雷斯先暂停了行动，准备等核实护照。7月14日，瑞士政府终于回复，护照是假的，编号完全对不上，但其材质和工艺与真的毫无差别，肯定是国家级势力仿制，但无法确定究竟是哪方制作。唯一能排除的是苏联，因为如果是克格勃出手，他们肯定会用真护照。

这下加尔布雷斯彻底确认，国家级势力，不是克格勃，还拨通了紧急代码，错不了，肯定是法国佬！来人啊，把这两个间谍给我抓起来！

法国特工的介入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四个月前，彩虹勇士号发给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那封檄文说起。按理来说，作为国家元首，每个总统每天收到的奇葩信件肯定不少。如果是一个正常国家，这些信件肯定会经过秘书幕僚的层层过滤，只留下最有用的信息，才会被成交给总统。然而，事实证明，法国显然不是什么正常国家。这封缺德信件居然被秘书们直接保送到了密特朗的案头，生怕总统不知道有人在骂他。

在这篇惊世奇文中，绿色和平组织袖口一吐就是半个扎波罗热。在信里把密特朗骂了个狗血喷头。密特朗，你这个苍髯匹夫，皓首老贼，你吃人饭拉狗屎，当初是谁给你开的出生证明？你是不是偷过老头相机子，一脑袋都是泡啊你？你青了斜八的脸，蒙了猪腰的心，长个挨揍的脑袋，放的欠打的屁。你非得到处搞核试验污染地球，赶紧自己找个坏日子走了，把它变成好日子。如果你今年7月还要搞核试验的话，我们就开着彩虹勇士号去创死你！

~~人生啊，能不能放过这一宿？下辈子我只想做个不会长大的孩子。有人极端，有人低调，不会有害国行事，松随简单的身体就能擦出生活的真挚。人生啊，能不能放过这一宿？有时候命运很悲切，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仓促的决定，让那几岁的心灵紧张的颤栗，踏遍人类罪恶极致的旅程，你可曾了解？~~

在读完信后，毫无心理准备的密特朗真的破防了。他娘的，美国欺负我认了，苏联欺负我认了，现在你他妈一个狗屁的环保组织也敢蹬着我鼻子骂了，太不拿我当人了吧！

在破防之后，密特朗立刻找来了法国国防部长查尔斯·艾尔努。作为堂堂一国总统，密特朗倒是不好说自己是被人骂破防了。于是他找了个万能理由：“据可靠情报，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要破坏7月份的核试验。目前有证据显示他们接受了苏联人的资助，其目的甚至不止会破坏实验，还可能会窃取我们的成果，必须采取断然行动，弄他！”

密特朗敢说，艾尔努也是真敢信，完全忘记一年前苏军强行登上彩虹勇士号抓捕九人的壮举。得到总统指示后，艾尔努直接下令给海军，要求他们在实验期间加强警戒，如果有人敢闹事就直接撞上去。

接到命令后，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拉克斯特一脸懵逼。对付个环保组织，也值得军舰出手？还是总统本人下的令？拉克斯特感到难以置信，于是直接向密特朗求证。拉克斯特找来后，密特朗十分心累，于是解释说：“我确实授权了针对彩虹勇士号的行动，但也没必要太粗暴，设法不让他们出海捣乱就行，都是为了国家安全，手段不重要。”

一听这话，拉克斯特非常高兴的说：“那海军出手就显得动静过大了，还是让情报部门干吧，他们专业，我可以去传达。”

密特朗一把拉住拉克斯特，无比心累的提醒：“你忘了，你不就是DGSE的负责人吗？”

拉克斯特愣住了，他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密特朗，几秒钟后，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总统放心，这次我绝对把事办明白！”

拉克斯特之所以会如此反应，是因为这个由他管理的DGSE一直是国际情报界中一个大名鼎鼎的神奇组织。1982年，拉克斯特接手了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这个机构由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的情报机构整合而来。作为法国的国家情报机构，DGSE在拉克斯特手里很快打出了极高的知名度。

1983年10月，驻扎在贝鲁特的多国部队营地突然遭到袭击，两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几乎同时冲进了美军和法军的营地，炸死了241名美国士兵和58名法国士兵。这场袭击被认为是有伊朗势力在幕后指使。堂堂五常天兵遭受如此重创，美法两国自然要报复。而法国的报复行动则被交给了DGSE。拉克斯特发誓要整个狠活，亲自部署了报复行动。

1983年11月7日，一辆装满600公斤炸药的吉普车冲到了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馆外墙。“伊朗人是吧？炸弹卡车是吧？都还给你们！”然后吉普车撞上了大使馆围墙，啥也没发生。炸弹之所以没爆，是因为法国负责执行任务的特工过于激动，吉普车速度起来后，两个特工先后跳车，就没有一个人想起来要给引信点火。

在中东这么个间谍大舞台，这次壮举第二天就传遍了全球。法国特工白送伊朗600公斤炸药，一直成为了国际情报界的美谈。本以为要整个狠的，没想到是拉坨大的。为了找回面子，拉克斯特立刻着手准备第二轮报复行动。整个DGSE在中东地区的特工全部行动起来，法国军方也全力配合。吾都这么用力了，你们不能还活着呀！

1983年11月17日，八架法军飞机从航母上起飞，直扑贝卡谷地的一处兵营。那里驻扎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战机在此连扔了30多枚重磅炸弹，也就不信炸不死你，感受法兰西的愤怒吧！伊朗人有没有感受到法兰西的愤怒我们不得而知，但死了肯定是没死的。由于DGSE在行动前极为高调，伊朗人早有所准备，这边飞机一升空，那边就疏散了，法军飞机炸了个寂寞。更惨的是，由于行动前DGSE搞出的动静太大，导致他们大量在中东的特工被曝光，很快就被追杀得十不存一，侥幸活下来的也不得不整容改名，否则根本没法继续出任务。

两次神操作后，这种自己头破血流，敌人安然无恙的碰瓷式打法，让DGSE彻底沦为了国际同仁的笑柄。大家都笑你，偏偏你最好笑。反复射死之后，拉克斯特的心灵已经非常扭曲，这也是他会被密特朗感动哭的原因。因为在屡次失败后，DGSE已经完全失去了高层信任。拉克斯特根本没想到密特朗会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

当然，密特朗之所以选他，其实也跟信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废物利用。密特朗认为，DGSE再菜，好歹也叫情报机构，对付个环保组织的破船总该没问题，吧？

“撒旦行动”

总之，在得到总统授权后，拉克斯特欢欣鼓舞：“同志们，一雪前耻的机会终于来了！干，必须干他们！”

拉克斯特一路狂奔回办公室，立刻召集DGSE的所有骨干：“先生们，总统已经下令，要求我们对彩虹勇士号采取行动。大家必须以坚定的政治站位，深刻体会本次行动的战略意义，主动创新，力促发展，聚焦行动的部署、承接、配套落实等各个环节，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立足解决环保组织下半自问题，以政治部署为核心，行动纲要为统领，深抓严打，落地落实，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下一次总统指示。现在大家都说说，我们要怎么行动？”

听完拉克斯特的讲话，DGSE的人都傻了。局长常年混海军，在情报工作上完全是外行。但底下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说什么苏联资助绿色和平组织完全是扯淡，这完全就是总统自己想搞那条破船。

虽然这命令十分的扯，但奈何命令在这，大家也只好装模作样的开始讨论。折腾了一周后，DGSE众豪杰上交了五种方案。

一是悄悄投病毒，特工潜入找水壶，撒点药末全干躺，深藏功名玩潜伏。二是偷偷毁燃料，找准油箱就下药，特殊细菌繁殖快，半路柴油全吃掉。三是直接毁动力，工程师们显长技，这边搞坏螺旋桨，那边弄炸发动机。四是间接造意外，暗算船员使点坏，钓鱼执法要拘留，立竿见影见效快。五是干净炸丫挺，影响最大能清净，潜入水下安炸弹，破船直接给干沉。

听完建议后，拉克斯特十分满意。果然凡事不能只怪自己，也要找找大环境的原因。之前的失败只不过是运气不好，咱DGSE的专业水平一直都是在线的。我决定了，就用第五个！这可是总统关注的行动，咱们要干就干个最狠的！

1985年3月25日，拉克斯特将行动构思成交艾丽舍宫。三天后，总统批复：同意，转交国防部审阅。

密特朗之所以转给国防部，意思有两层。其一是他想证明这事不是纯粹的个人恩怨，而是国家大事。其二是密特朗实在不太信任DGSE的水平，想让国防部帮着把把关。然而，密特朗虽然贵为总统，但显然还是对法国官僚的作风缺乏了解。在总统批示后，法国国防部长看都没看，就直接在计划上签字批准，还大笔一挥，批了足足150万法郎的预算。

见到总统和国防部如此支持，拉克斯特热泪盈眶，发誓一定把这活干好。哥们这次必须下狠手，我宣布行动代号“撒旦”！

咱也不知道炸个环保组织的破渔船为啥起这么个宛如炸歼星舰的代号，而且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么简单个事为啥能批出150万法郎的预算，只能说资本主义的小免确实让人。总之，1985年3月30日，“撒旦行动”正式展开。按照惯例，在行动前，DGSE必须开始前置任务：侦查情报。

具体到这次行动，委员长重视，拉克斯特着重强调，DGSE必须获得一切情报，包括彩虹勇士号的技术参数、详细图纸、船员情况、行动轨迹等等。如此苛刻的情报要求，势必只有靠打入敌人内部才能获取。于是，拉克斯特把心一横，决定派出王牌。当初在中东被追杀的女特工卡邦中尉呢？调她去吧，女性比较适合去环保组织潜伏。

接到电话后，克里斯汀·卡邦都怀疑，这是不是个笑话？老娘好不容易摆脱了法塔赫的追杀，你现在让我去一个环保组织做卧底，还就为了获得一条破船的情报？

吐槽归吐槽，卡邦中尉还是听从了命令。1985年4月初，她以地理学家的身份抵达奥克兰，在一名法国环保人士的内推下申请加入绿色和平组织。作为一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背景审查。新西兰分会的会长伊莱恩·肖当场宣布接纳美女卡邦。

成功打入内部后，卡邦开始争取对方信任，表示自己可以做一点宣传工作。请问咱们组织有没有固定的工作场地呢？最好是能住的。

听到这个话，伊莱恩一拍胸脯：“当然有啊，咱们在那格尔大厦里就有个套房，一直用作办公室，您可以直接住在那。”

就这样，卡邦顺利完成潜伏。她白天参加活动，晚上则趁大厦没人收集想要的情报。然而，短短一周后，卡邦中尉抑郁了。卡邦的崩溃来自两方面。首先，她太专业了。作为职业特工，卡邦中尉在任何时刻都会保持冷静和严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强敌环伺中生存下来。之前她在军队、游击队中的卧底风格都是如此，但奈何他这次去的是环保组织。众所周知，太正常的人其实是干不了环保的，能干这行，有活是必备素质。可卡邦当了一辈子特工，他的信条是整活就等于作死啊。所以，当绿色和平组织带着卡邦到处撒欢，今天爬电线杆子抗议，明天光屁股游行时，卡邦明显表现出了抗拒。除了作为特工，卡邦没学过整活外，也因为她常年在中东大区混，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光屁股大哥呀。

相较于整活，更让卡邦崩溃的是第二方面。在入住办公室后，卡邦利用夜晚把整个新西兰分会的办公地点都翻遍了，却连半点有用的情报都没找到。保险柜密码全破解了，墙壁、地板、天花板全检查了，完全没有暗格。挂画、家具挨个过筛子了，一无所获。他妈的，一个环保组织反侦察能力这么强吗？难道背后真有克格勃？

一路被折磨到5月中旬，身心遭受极大折磨的卡邦实在扛不住了，她决定冒点风险。某次，在和伊莱恩会长的一次晚餐后，卡邦中尉开始套话：“这段时间我们都忙够呛，其实你也看过推荐信了，我还是个不错的税手，咱啥时候能去海上转转？”

伊莱恩一拍胸脯：“没问题，我有条小船，明天咱们就去南边的群岛抗议海上倾倒垃圾去。”

卡邦十分无语，小船也不需要水手啊，有没有那种大船？

伊莱恩想了想：“过阵子咱们总部的旗舰彩虹勇士号会来，然后去抗议法国核试验。不过船员名单已经确定了，我没办法把你加上去。”

卡邦立刻坐直了身体，赶紧追问：“能详细说说吗？据说那条船特别传奇。”

伊莱恩看了一眼手表，然后随手递过去了一本书：“时间有点来不及了，这是荷兰总部新寄来的会刊。关于这艘船的一切信息以及活动日程全都发布在会刊里，你想要了解啥，自己要一本就行了。”

我操！他妈的拉克斯特，你他妈大傻！什么他妈狗屁情报局他妈让我来找，你们他妈的都是一群废物！

在这份公开要发布的免费会刊里，记载着DGSE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包括彩虹勇士号的技术参数、图纸、行程、船员信息等等。会刊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彩虹勇士号将在7月6日在奥克兰入港，船员休息四天，于7月11日出海去阻挠法国核试验，一切都是完全公开的。

道心破碎后，卡邦中尉打电话把巴黎总部一顿狂喷，直接落荒而逃，连招呼都没打就回了中东。老娘就是被阿拉伯人打死，也再不跟环保组织打交道了！

接到报告后，拉克斯特指示：“把这段删了啊，报告里不要写。不管怎么着，反正情报还是到手了嘛，没啥说的，行动组，全军出击！”

为了摆平彩虹勇士号，DGSE派出了多达八人的庞大团队，他们将其分为了后勤、掩护、接应和实施四个组。计划不能太简单了，要不然显不出专业素养，咱们这次非得给行业同仁们树立一个标杆，看看我们DGSE的实力！

国际风波与后续

1985年6月2日，两名后勤组的法国特工先到了，他们携带了20公斤炸药，用特殊渠道进入新西兰。入境之后，后勤组租下一辆货车，把所有东西往车上一扔后，一头扎进酒吧就嗨了起来。开玩笑，离行动还有那么久，150万的预算呢，这样公款度假的机会不玩还有天理？

随后登场的是掩护组，同样是两名特工。6月12日用假护照入境后，两人干脆连酒店都不订，直接在夜总会里包宿了。

第三个登场的接应组为一男一女，男的是行动指挥官阿兰·法马斯，女的是多米尼克·梅尔。两人化身为一对来度假的瑞士夫妇，持假护照入境。6月20日入境后，这两口子表现得异常专业。既然掩护身份是一对来度假的夫妇，那必须度假呀，都是为了工作，咱就辛苦一点多跑跑吧，周边能玩的地方都玩一遍吧，咱不能让别人看穿呢。

在四组人马中，实施组是最惨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海上待命。在行动时，他们会乘皮划艇靠近岸边，去掩护组那里拿炸药，然后再潜水安装炸药。由于全程不在岸上，因此痛失了这次公款旅游的机会。

一路爽玩到7月6日，三组人马才举行了第一次碰头会。在一家昏暗嘈杂的酒吧里，指挥官法马斯对队员们宣布：“咱接到的命令是把船炸沉，那就别见血了。炸药分两步装，往右舷放5公斤，先起爆，这样不会直接把船炸沉，让绿色和平那帮家伙有时间上岸逃命。5分钟以后，把剩下的15公斤炸药放在轮机室外侧起爆，直接把船炸沉。大家意见呢？”

对于行动方案，还在回味度假生活的队员们没有任何异议。法马斯果断拍板：“那就这么定了，7月10日晚8点开始行动，大家各自准备吧，散会！”

一听到散会，队员们扭头扎进了夜总会，再也没出来过。开玩笑，还有四天就行动了，不抓紧玩等啥呢？

时间很快来到7月10日，上午10点，接应组的法马斯夫妇租下了一辆面包车，两人开着车闲逛了一整天，直到晚上7点45分才来到港口停车场。他俩的任务很简单，在这等着，等到实施组那俩特工干完活上岸，把他们送到安全屋就行。在此之前，掩护组已经接管了后勤组的卡车，停在了一处隐蔽的海滩上。实施组乘皮划艇上来后，会从他们那里拿到炸药和装备，干完活后再把装备送回来。

7月10日晚8点40分，实施组的皮划艇出现了，他们顺利的跟掩护组接头，然后穿好潜水服，背上炸药，出发！由于彩虹勇士号没有任何警戒，因此这活毫无难度。晚上9点15分，炸药全部安装完毕。9点32分，潜水员爬上皮划艇，开始向掩护组的滩头开拔，先去还装备。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皮划艇划出去没多久，两名实施组特工发现，这水咋越来越浅，咋还有点刮沙子呢？抬头一看，离掩护组那片沙滩还很远，啥情况？两人琢磨了半天，然后才发现，应该是退潮了。是的，DGSE的三组特工们，在上岸半个多月以来，没有一个人考虑到最基本的水文潮汐问题，导致实施组搁浅了。

眼看着皮划艇沉底，哥俩没办法，也顾不上还装备了，只能背着潜水设备，扛着皮划艇，直接奔向更近的接应组。等到了岸上时，哥俩差点没累死。看到他们后，接应组的法马斯都傻了。不对呀，你们咋直接就过来了？不是应该先还装备吗？我这小面包车装不下这么多东西啊。

已经累得半瘫的俩潜水员话都说不利索：他妈的你们一群废物，九点钟退潮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搞清楚，我们哥俩差点累死知道吗？

看到已经躺下的实施组，法马斯夫妇只能往面包车里搬东西。然而，这一切全看在了附近的守夜人眼里。这几个黑影鬼鬼祟祟的忙上忙下，这不就是小偷吗？赶紧报警。好在在警察到来之前，几个人已经各自撤离。

临分别时，两名实施组的特工还劝法马斯：“这次出来实在不顺，要不咱们都连夜撤吧，别耽搁了，我总觉得要倒大霉。”

法马斯大手一挥：“不能够，虽然出了点小插曲，但行动很顺利，你们按计划撤，我这面包车是租的，有押金，我得去退押金，不能白白便宜了新西兰人呢。”

于是，接应组的两人又在7月11日开着车足足玩了一整天，到12号才去还车，然后就被新西兰警察给抓了个正着。

其实，直到此时，问题依然不大。因为抓他们的警察只怀疑他们是小偷，并没有往爆炸案上去想。他们俩也确实没偷东西，坦白交代就行。果然，在警察问话之后，两人很快洗清了嫌疑。然而，在问话基本结束的时候，史密斯警员按惯例，各自问出了一个问题：“还有什么特殊情况能想起来吗？”

这时候，要命的就来了。对于这个问题，女特工梅尔耸耸肩，表示没啥情况。而作为指挥官的法马斯，果然是老仙先放屁，不同凡响啊。他作为高级特工，立马修了一下特工思维。法马斯心想，当晚发生了爆炸，新西兰警察肯定很在意，要是回答说啥情况没有，显得太假了，不如略施小计，误导一下他们。

于是，法马斯故意做出轻松的姿态说：“我知道发生爆炸案了嘛。”

史密斯警员眼前一亮：“哦，你有发现？”

法马斯摆摆手：“谈不上发现，一些可疑之处罢了。话说当晚在小游戏之后，在海滩上溜达着透透气，然后就看到几个黑影扛着皮划艇往岸边走。”

史密斯大喜：“真的？能记住他们的特征吗？”

法马斯说：“天太黑，长相看不清，但我这个人比较热心，就过去询问需不需要帮忙。对方的回答有些特征，他们说英语的时候舌根偏硬，又习惯发弹舌音，基本是……”

史密斯一惊：“俄国人？”

法马斯微笑：“我也不确定，对方话不多。”

在法马斯的脑海里，这一手移花接木，不仅能洗刷自己的嫌疑，还能把警方的调查导向克格勃。我们DGSE实在太专业了！

然而，他根本不知道的是，面前的史密斯警员只是个普通警察，人家根本不负责爆炸案。因此，非但没放他走，还作为重要线索汇报给了加尔布雷斯，而且把两人分开软禁了起来。于是，第二个抽象的事发生了。在另一边，女特工梅尔根本不知道法马斯自作聪明的举动，她发现自己突然被软禁了，这显然是出现了意外情况。于是，她赶紧用客房电话拨了DGSE的紧急代码。

然而，常住酒店的朋友都知道，客房电话是没有直线的，都是通过总机转出去的。所以，梅尔的紧急代码根本呼不出去，反而被新西兰警方逮了个正着。这下，那法国佬彻底走不脱了。

在另一边，就在法马斯两口子还车的时候，拉克斯特上将也自豪地向密特朗汇报：“总统阁下，在我们DGSE专业严谨的策划下，‘撒旦行动’已经取得全面成功，那艘彩虹勇士号已经被我们炸沉了！这是整个行动流程，请您过目。”

所谓孩子静悄悄，肯定在作妖。密特朗看两眼报告后，当场就疯了。不是，你炸个破船搞这么大动静干嘛？足足八个人提前一个月去，为啥要分这么多组？潜水员行动完直接回船上不行吗？为啥还要在岸上转运一圈？

拉克斯特讪讪一笑：“您不懂，我们专业情报机构做事就是这样的，手段确实繁琐了一些，但结果还是好的，这不是把船弄沉了吗？”

密特朗有点无语：“行吧行吧，没留下什么破绽吧？这事干得有点损，可别被人抓住把柄。”

拉克斯特一拍胸脯：“总统放心，行动执行的天衣无缝，我方特工安然无恙。”

然而，1985年7月16日，新西兰媒体开始大篇幅报道，彩虹勇士号爆炸案是法国特工所为。是的，在六处老哥的大记忆恢复术下，法马斯连一天都没挺过去，他直接招了。此时，新西兰政府的处境比较尴尬。一方面，国小力微的新西兰不想得罪法国，但另一方面，家门口港口爆炸实在太打脸，他们一句话不说也不好。因此，朗格总理指示，先让媒体把消息漏出去，点一下法国，意思是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赶紧派人过来拼外交。为了确保法国人能看到，新西兰还特意请来带英媒体跟进。7月18日，整个欧洲都知道了法国特工在新西兰炸船的事。

密特朗立刻喊来拉克斯特：“什么情况？你不是说没留把柄吗？”

然而，即使到这个时候，拉克斯特甚至都还不知道接应组被捕了，还以为他们在澳大利亚躲风头呢。所以他一拍胸脯：“不能够，咱们DGSE何其专业，绝不会留把柄。带英媒体的操行您也知道，他们就是没事找事，我马上发动舆论反击。”

7月19日，法国媒体也燃了起来，咬死了彩虹勇士号这事不是我们干的，谁也别想抹黑光荣的法兰西。在法国佬的这种态度下，新西兰政府真急眼了。咱本来也不想把事闹大，既然你给脸不要，那就别怪我们了。

7月22日，新西兰政府直接以谋杀、纵火和阴谋破坏起诉了被捕的两名法国特工。同时，总理朗格也公开发表讲话，明确就是有外国势力参与了这次恐怖袭击，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这回，拉克斯特终于知道自己还有俩手下没跑出来了，密特朗总统也破了大防：“娘希匹，拉克斯特无能，丧权辱国，滚，滚出我的办公室！”

但事已至此，法国就算想认也来不及了。所以，法国政府也咬死了两人就是一般的法国公民，根本不是特工。这下带英不干了，新西兰再不济好歹是带英嫡亲的儿子，打狗也得看主人吧。于是，军情六处连夜整理出了所有彩虹勇士号案的调查资料，连卡邦在以色列的信息都查了出来，发给泰晤士报，明天安排头版。

有了带英撑腰，新西兰也支棱了起来。他们于7月24日下午给以色列发去通告，要求逮捕恐怖分子卡邦，同时发出全球通缉令，请求各国缉拿在逃的其他法务特工。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法国那张部长不得不站出来，宣布会进行内部调查，如果确实跟我们有关系，正义的法兰西政府不会姑息等等。这种缓兵之计显然于事无补。在中东，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以色列居然真的把卡邦抓了起来。在澳大利亚，当地警员也抓捕了一名实施组成员。

其实到了这一步，整个事情在大家眼里早就已经是日俄战争，旁观者清。但法国人确实不能认，毕竟总统因为一封信就对环保组织进行恐怖袭击，这事能把拿破仑臊的拒绝投胎啊。沉默了一个月后，法国政府决定还是嘴硬到底，你们证据不够充分，全都是口供，老子不认。

面对撒泼打滚的法国佬，朗格总统想去国际法庭告状，但此时戴英指点了他，国际法庭没什么威严，联合国有啊，你得去联合国告。这下可真顶死学上了。在冷战时期，联合国的权威远比今天大，尤其是针对英法这种老牌殖民帝国，一直是美国治标，苏联治本，美苏合作治商标本。眼看着事要闹大，密特朗赶紧服软：“别别别，我处理，我处理还不行吗？”

1985年9月，法国政府宣布，解除DGSE负责人皮埃尔·拉克斯特的一切职务，法国国防部长也主动辞职。高层责任人我都处理了，总该可以了吧？答案是不可以，早你干啥去了？联合国告定了！

1986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拿出了最终裁决。首先，法国必须向新西兰、荷兰、绿色和平组织公开正式道歉。其次，法国必须赔偿绿色和平组织700万美元，赔偿新西兰113万美元，赔偿遇难者佩雷斯遗孀83万美元。而且，已经被捕的法国特工全部移交新西兰审判，法国禁止以任何形式干预。

至此，身无可恋的法国政府终于放弃了挣扎。1986年8月，法国总理向三方代表正式致歉，并且如数进行了赔偿。几年以后，经过各种外交操作，几名特工最终还是被法国偷偷救了回来。

得到赔款后，绿色和平组织为佩雷斯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他应该算该组织第一个环保烈士。1989年，他们购买了另一艘旗舰，同样以彩虹勇士命名，被称之为彩虹勇士二号，目前其舰已经更新到三号了。

至此，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们基本都各回各家，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就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阿兰·法马斯。从新西兰出狱后，法马斯转入了军队服役，于1994年退伍。退伍之后，法马斯居然迷上了野生动物摄影，他不停穿梭于山林给动物们照相，水平还非常不错。

2014年，绿色和平组织按惯例推出了一本国际日历，免费给各地支持者发放。但仅仅两个月后，其荷兰总部就发出呼吁，大家把日历寄回来，给你们换新的。如此离谱的要求让各地的粉丝们一头雾水，你这日历价值都不够邮费的，有啥可回收的？因此，他们纷纷找出日历来认真翻阅。但不了解内情的粉丝们不会知道，绿色和平组织要收回日历的真正原因是，在日历中，一幅野生动物的摄影作品下，一个与绿色和平组织颇有积怨的男人——阿兰·法马斯的名字，正在摄影师的署名框里，以一种刺眼的光芒熠熠生辉。

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正式当选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四位总统。作为法国首位左翼民选总统，在当选后为了感谢法共的鼎力支持，密特朗为法共在内阁中留下了四个职位，其中还包括法国总理一职。

消息传出后，整个西方世界倒吸一口冷气，尤其美国总统里根。堂堂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理是共产党？这不妥妥的通敌吗？

因此，在任命发出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发表声明：将共产党人纳入政府将严重影响美法同盟关系的基础。

为表不满，美国副总统布什亲自赶到爱丽舍宫，要与密特朗痛陈利害。

然而，密特朗对此也很无奈，自己能够胜选，法共是出了大力的，内阁分配也是之前就谈好的，自己实在没法反悔。

所以，密特朗只能安慰美国人，虽然共产党人入阁了，但法国的外交军事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这种承诺，美国人信他才怪。一个月后的七国首脑会议，里根再次单独拉住密特朗，警告如果法国执意要让共产党入阁，那美国就必须要考虑美法同盟是否还要延续了。

如果是戴高乐时代，里根的这种威胁可能还真的吓不住谁。可密特朗时代的法国早已今非昔比。

于是，密特朗赶紧向里根解释，他递给了里根一张信纸，但密特朗的英语实在太差，里根什么都没听懂。

双方鸡同鸭讲了半天，里根狐疑地低头看了看信纸，这上面是14个人的名单，全都是美国各个领域的重要人物。里根看得一头雾水。

然而，直到里根看到最后一行字，他才恍然大悟，这是法国人给自己的投名状！因为在名单的最后，密特朗清晰地写了一行英文：“他们都是克格勃的鼹鼠。”

天才少年的成长与初步接触

1932年10月，弗拉基米尔·伊波利托维奇·维特罗夫出生于莫斯科。虽然身在首都，但维特罗夫的父母都是普通人。父亲伊波利特是个餐厅帮厨，母亲玛利亚是一名服务员。两人过着恩爱的小日子，直到这场蛋崽派对改变了他们平淡的生活。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维特罗夫有什么不好，相反的是，这孩子的表现让父母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基因彩票了？

从懂事开始，小维特罗夫就表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素质，基本是成绩碾压全监基，考试回回拿第一，体育天赋强爆表，冠军红旗随便批。

除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外，小维特罗夫还有特殊天赋，他对电子器械异常精通。

五岁那年，他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居然还能原样复原回去，让父母啧啧称奇。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了。在维特罗夫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灰色的时光，他和母亲无时无刻都在担心在前线的父亲。

从那时开始，一种爱国感情开始根植在维特罗夫心中。

他发誓，自己长大后要为祖国效力，绝不让同胞们再经受这样的折磨。

1951年，维特罗夫高中毕业，他以极高的成绩考入了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这是苏联最顶级的理工学校。维特罗夫在这所学校里一路读完了研究生，顺便还迎娶了学妹巴拉斯科娃。

1958年，毕业的维特罗夫成功获得了通辽宇宙事业编，他被卡尔梅科夫计算机研究所选中，成为了一名电子工程师。

这是一所密级极高的研究机构，就连守卫都不是一般军人，而是克格勃。

能以自己喜欢的事业作为职业，维特罗夫自然心满意足。

除了工作能力出众外，维特罗夫还是个罕见的社交牛。与一般畏克格勃如虎的同事们不同，维特罗夫与单位的警卫们关系相当不错，甚至还组织了个跑友团一起训练。

更离谱的是，他的运动成绩还甩了这些特工几条街。

由于混得太熟，维特罗夫成功加入了克格勃等军警部门的运动协会。1958年秋季的莫斯科运动会上，维特罗夫将一众克格勃选手PK了下去，成功夺取了200米赛跑冠军。

这样的谢琳娜，克格勃第一总局少将谢尔盖·茨维特里奇尼的注意。他兴奋地问身旁随员：“这小伙子是哪个部门的？太强了！冲刺时像火车一样！”

随员说：“他不是我们的人，在计算机研究所上班，名叫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

茨维特里奇尼心中一动：“搞科研的？把他的履历调来给我，尽快！”

次日上午，维特罗夫的档案资料就出现在茨维特里奇尼的案头。

工人家庭、帝都户口、成绩优异、技术全优、政治坚定、立场保守、心理素质稳如老狗，这正是克格勃要寻找的人才啊！

因此，茨维特里奇尼立刻让秘书联系维特罗夫。

“请他来我办公室，下午就来。”

接到卢比扬卡的电话，维特罗夫愣了一会儿，他实在想不出克格勃找他有啥事，但还是坦然前往。

“同志，我是维特罗夫，您找我有事？”

茨维特里奇尼示意他坐下：“维特罗夫同志，我刚刚看过你的履历，很清楚你的技术水平，但目前有一项宏伟的长期行动需要你的帮助，我必须征求你本人的意见。”

维特罗夫想了想：“能告诉我具体需要做什么吗？”

茨维特里奇尼摇头：“目前能告诉你的是，如果加入，就很难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也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

维特罗夫追问：“对国家很重要吗？” 茨维特里奇尼点头：“非常重要。”

维特罗夫沉默了几秒，郑重地站起来：“为了苏维埃祖国，我愿意！”

茨维特里奇尼于是站起身，伸出右手：“欢迎你的加入，维特罗夫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克格勃的一员了。”

克格勃的征召

1959年8月，维特罗夫开始进入克格勃第101情报学校进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学习了大量特工技能和英语、法语。

在毕业仪式后，茨维特里奇尼把维特罗夫叫到了办公室。

“这两年有什么发现吗？”

维特罗夫微笑：“几批学员都有科研背景，我们的任务应该和这方面有关吧？”

茨维特里奇尼非常欣慰：“没错，总局内部代号为X线计划，主要任务是到海外获取所在国相关领域的情报。”

“一来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二来也可以借鉴他们的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的特工也不能是门外汉。”

维特罗夫追问：“我的个人任务呢？”

茨维特里奇尼递上一盒资料：“你的目标是法国汤姆逊CSF电子公司。”

“这家公司在广播、雷达和无线电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出手。”

“这里面是相关资料，你要尽快熟悉。”

1962年9月，维特罗夫被调入国家电子技术委员会，担任外联部高级工程师。

在这个岗位上，他可以合法接触不少外国人，随时随地练手，来为将来外派出国做准备。

1965年8月，维特罗夫被正式派往苏联驻法国大使馆。

身份则是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外联技术工程师，与之前的职务完全匹配。

除了职务合理外，克格勃还有其他掩护。

彼时的维特罗夫拥有一个公开的任务，是他作为工程师可以与法国企业公开合作，比如汽车制造领域等等。

受戴高乐主义的影响，冷战中的法国一直强调自主自觉。

虽然大体上属于西方阵营，但法国的政治独立性极高。

除了与苏联的经济合作外，他们还经常暗中向苏联销售禁运物资。

所以，对于苏联外交人员的活动，法国负责反间谍的国土监控局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过分，基本不管。

在公开任务之下，维特罗夫最核心也是最绝密的任务，自然是窃取法国的科研和技术资料，尤其以航天、国防的尖端研究为主。

抵达巴黎后，维特罗夫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他的法语非常流利，加上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很快在巴黎交了不少朋友。

其中与他关系最铁的，是一个叫皮埃尔·布尔迪厄尔的工程师。

他经常帮维特罗夫找购买禁运物资的门路，对他的生活也颇为照顾，两人很快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于布尔迪厄尔的帮助，维特罗夫在感激之余也有些奇怪。

有一次，维特罗夫试探着问：“皮埃尔，你跟我的友情不会惹上麻烦吧？”

布尔迪厄尔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作为共产党员，你觉得那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可能实现吗？”

维特罗夫耸耸肩，坦率地说：“我也不是很确定，但它值得去尝试。”

布尔迪厄尔点头：“是啊，那是个太过美好的理想，但总要有人去试一试的。”

“你知道阿丽亚娜项目吗？”

维特罗夫说：“法国的太空火箭计划？据说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你就是开发者之一。”

布尔迪厄尔点头：“给我派个通讯员吧，我定期更新进度和技术资料，有些东西应该比你们更先进一些。”

维特罗夫愣住了：“为什么？为什么帮我们？”

布尔迪厄尔微笑着说：“如你所说，那个梦想值得去尝试一下。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看到，但愿孩子们可以吧。”

维特罗夫郑重地伸出手：“感谢你，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在财务方面，我们会尽量满足。”

布尔迪厄尔摇头：“理想是无价的。要说报酬的话，带些美味的鱼子酱来吧，我可以用最好的香槟交换。”

就这样，维特罗夫起手就做出了重大成绩，法国太空领域的绝密资料被悉数送往莫斯科。

卢比扬卡喜出望外，直接把维特罗夫提拔为少校，希望他再接再厉。

得到提拔后，维特罗夫自然也备受鼓舞，他又把目标瞄准了汤姆逊公司的高管雅克·普雷沃斯特。

几番接触下来，两人很快成为朋友。维特罗夫顺势给出需要帮点小忙之类的暗示。

只不过，这次维特罗夫实在有些鲁莽。相比于布尔迪厄尔这种左派知识分子，普雷沃斯特是纯粹的大资本家，怎么可能为苏联效力？

但是，普雷沃斯特非常狡猾，他并未明确拒绝维特罗夫，而是打个哈哈过去了。

这边敷衍着维特罗夫，那边普雷沃斯特立马跑到了DST去举报。

“有苏联贸易代表团那个维特罗夫，应该是克格勃特工，他要招募我！”

作为专业情报机构，DST一听说有人要举报苏联间谍，立刻回复说：

“啊，情况我们了解了。行，你继续跟对方应付着，有进一步消息就通知我们。当然了，不能让你白干，授予你个荣誉通讯员吧，爱牛！”

得到这样的回应后，普雷沃斯特都懵了。苏联特工啊？窃取情报啊？不是，你们不管吗？

随着时间推移，普雷沃斯特终于明白了DST的心态。这帮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

他们压根不在意克格勃，实行的完全是江苏工作法：江就上班，苏苏摸鱼。

苏联人派间谍？他爱派不派。泄露给克格勃有啥了不起？没泄露给军警六处就行。

因此，虽然名义上让普雷沃斯特监控维特罗夫，但DST根本没有人真的想管这事。

普雷沃斯特的报告递上去被无视，不交报告也根本不追，完全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在这种放松下，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维特罗夫在法国购买了大批北约的禁运物资，窃取了巨量的绝密资料，获得了卢比扬卡的六次嘉奖。

1970年，维特罗夫的外派期即将结束，准备跟法国朋友们告别。

苏联人的告别方式大家也能想到，那是低头铺开小酒桌，除了喝来就是喝。

当年2月的一天，维特罗夫在连喝三场后，大半夜还要自己开车去喝第四场。

又困又累加酒驾，不出事是不可能的。

维特罗夫没开出多远，就把那辆标志404给怼到水泥桩上了。

他本人倒是没受伤，挣扎着下车一看，汽车前脸怼稀碎。

维特罗夫当时又瘫在地上，这下出大事了！

这辆车是苏联大使馆的公车，私下开出来，只要不出事咋的都行。

但一旦出事，性质就不一样了。公车私用都算小事。

主要问题是，作为克格勃特工，深夜出行，酒驾肇事，往轻了说是松散懈怠，得开除出队伍；往重了说，算被资本主义腐蚀，判上几年也不是不可能的。

坐在路边，维特罗夫的酒一下醒了。由于不敢找任何同事帮忙，思来想去，维特罗夫颤巍巍地拨通私人好友普雷沃斯特的电话。

“雅克，是我。很抱歉深夜打搅，你能帮我找个信得过的修车行吗？很急！”

普雷沃斯特一下精神了：“什么情况？你被人陷害了？在哪？” 维特罗夫赶紧否认：“没有没有，只是出了交通事故，车是大使馆的，我得修一下。”

作为企业高管，普雷沃斯特瞬间就想通了其中的缘故，于是他赶紧说：“你等着，我这就帮你联系，现在你位置在哪？”

放下电话后，普雷沃斯特立刻联系DST。

“那个克格勃特工维特罗夫，他违规开公车弄出事故了，我们要不要趁机逼一把，把他争取过来？”

被半夜叫醒的DST的大哥嫌弃至极：“不就抓住苏联间谍的把柄了吗？这点小事也值得大半夜打电话？让你修车你就给人家修呗，整这些幺蛾子干啥？”

“行了，我有点急事，先睡了。”

就这样，普雷沃斯特帮维特罗夫找了个修车行，把事情遮掩了过去，还没提任何要求。

修好车后，维特罗夫感动的涕泪横流，一再表示：“哥，你是我亲爹呀！以后有事你说话，老弟我一定帮忙！”

蒙特利尔的功勋与信仰崩塌

1970年7月12日，维特罗夫回到了莫斯科。此时他的军衔已经被提拔为中校，妥妥的前途无量。

按照克格勃的规矩，特工在两次外派后就可以进入总部提拔。

出于照顾维特罗夫，上级茨维特里奇尼很快为他安排了第二次海外任务：苏联驻法国马赛领事。

本来，一些安排都很顺利。

但当领事馆名单传到法国后，DST不干了：“大哥，我们确实很怕麻烦，但也不至于让已经查明的特工反复跳脸吧？不行，不能给他签证！”

由于法国禁止入境，克格勃只能为维特罗夫另选个目的地。

众所周知，世界上法语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刚果金沙萨，其次是法国巴黎，那么法语人口第三多的城市是哪呢？ 答：加拿大蒙特利尔。

作为加拿大曾经的经济中心，蒙特利尔在航空、电子、生物等产业上极为发达，同样是克格勃的重点攻略地区。

将熟谙法语的维特罗夫派过去非常合适。

1974年4月，维特罗夫再次以贸易代表处工程师的身份被外派到苏联驻蒙特利尔领事馆。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一次维特罗夫的工作依然非常顺利。

他仅仅用了两个月，就把加拿大航空巨头庞巴迪公司打开缺口，大量的图纸资料被传回卢比扬卡。

对于维特罗夫的成绩，卢比扬卡非常认可，屡次嘉奖之后，维特罗夫也更加卖力。

他又把手伸进石油巨头阿特金斯集团，尤其是电子产品研发领域。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维特罗夫成功拿到了大约150份尖端计算机结构、器件等相关资料，再立新功。

带着绝密资料回家后，维特罗夫非常兴奋，有了这么多成绩，提拔上校是妥妥的了。

跟妻子小酌一番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有点睡不着。

“要不看看搞来的玩意儿吧？当初我也是从事这个的，十几年过去了，看看最新技术发展成啥样了。”

于是，维特罗夫走进书房，开始阅读那些文件。

几分钟后，维特罗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当年我们研究的东西比这个先进，而且已经快出成果了呀！明明我们当年是全球领先的，为啥如今要从别人手里偷这种破玩意儿？”

次日上午，维特罗夫拨通了原来研究所领导的电话：“伊万，是我。当初我们研究的新型计算机进展到啥地步了？”

“不涉密的情况下，能跟我说说吗？”

“啥？我走后项目就取消了？为什么？都快出成果了呀！”

“基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社会主义大团结，经费得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放下听筒后，维特罗夫轰温了。研究所的同志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确：把一部分军工搞得太狠，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许多科研经费都砍了。

科技进步要靠克格勃满世界去偷。

面对摆在眼前的事实，维特罗夫陷入了沉思。

从勋宗大撒币开始，他想到了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想到了苏共高官们日益腐败的生活，也想到了基层群众们累积许久的不满。

一个疑问开始在维特罗夫心中产生：“现在的苏联还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吗？”

作为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居然能让原本领先的技术严重落后？堂堂社会主义祖国居然要从资本家手里偷技术？这是何等荒谬和屈辱的事情？我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从那一天开始，维特罗夫的信仰开始崩塌了，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都严重动摇。

信仰崩塌后，维特罗夫倒是不敢叛逃，但他选择了堕落。

堕落、回归与权力核心

从1974年末开始，蒙特利尔领事馆的同事们发现维特罗夫变了。

他不再积极参与工作，每天狂饮暴食，时不时还醉醺醺地去上班。

对此，上级十分不满，领事找到他谈话：“你这种状态在海外非常危险，必须立刻改正，否则我会向卢比扬卡建议把你调回去。”

维特罗夫很无所谓地耸肩：“随便。”

两人不欢而散，维特罗夫继续维持这种浪荡生活。

为了维持开销，维特罗夫开始干起了走私联盟的生意，向海外出售苏联国内的地下钻石。

然而，维特罗夫的运气很不好，他第一次寄售钻石后，那家珠宝店当晚就被劫匪洗劫一空。

警察为了确认损失，按照名单找到了领事馆。得知此事的总领事大为震怒，将维特罗夫训斥了一顿。

而维特罗夫却满不在乎地说：“你不也去卖过？咱俩谁也别说谁。”

总领事气得脸色发紫，直接打通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电话：“赶紧把维特罗夫调回国！这王八蛋已经让加拿大警察找上门了！明星都没有这么高调的，何况特工！”

当了解到详情后，第一总局的茨维特里奇尼是震惊的。

他立刻下达命令：“维特罗夫马上回国！3月20日之前必须抵达莫斯科，否则严惩不贷！”

回到莫斯科后，克格勃立刻解除了维特罗夫的全部职务。维特罗夫自己都觉得，这下是彻底完蛋了。

然后他发现，在勋宗之下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党纪懈怠已经间接的影响了克格勃。即使惹出了这么大乱子后，克格勃也只不过是取消了维特罗夫的外勤资格而已。

出于爱才的心态，茨维特里奇尼找来维特罗夫长谈了一次。

感激涕零的维特罗夫从此戒掉酒瘾，又开始认真工作。

看到他已经回头是岸，克格勃也不计前嫌。于1976年3月取消了他的党内处分。

到1977年8月，维特罗夫被正式任命为了克格勃第一总局T部门二把手。

所谓T部门，正式名称是科学技术情报局，克格勃所收集的所有科技情报均向其汇总，组织专家核实后，再向各部门分发。也就是说，维特罗夫掌控了苏联所有科技情报的核心位置。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维特罗夫还被授予了一项连总局领导都不具备的特权：为了鉴定科技情报的可靠性，维特罗夫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克格勃的所有资料和档案室的文件。

此时，得到重用的维特罗夫志得意满。

所谓“活不苦，薪不堵，人人再挣三千五”。虽然谈不上重拾信仰，但至少自己还可以尝试着争取更高的位置，然后，再去做除改变。

致命的背叛与代号告别

时间来到80年代，维特罗夫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

事实证明，他在加拿大的行为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在努力工作几年后，维特罗夫在克格勃依然原地踏步。

军衔还是中校，职务也还是一动不动，毫无晋升的意思。

让维特罗夫焦虑的是，自己马上就要50岁了。根据克格勃的潜规则，50岁前升上校是个分水岭。

能晋升的人有机会去总局乃至总部，而如果不能晋升，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边推边说让一让。这一步如果跨不过去，基本就终身无望了。

除了工作不顺外，维特罗夫的生活也变得一塌糊涂。

人到中年，维特罗夫的双亲相继去世。

他的儿子也越来越叛逆，时不时就会爆发家庭战争，连妻子都站儿子那边，不断控诉维特罗夫是个暴君，就只知道苏维埃祖国，一点都不为家人着想。

知道自己不受欢迎的维特罗夫只能减少回家次数。

他有时去找驻莫斯科的法国工程师聊天，有时则会回到母校，蹲操场边发呆。

1980年4月的一个周末，维特罗夫照例开车来到学校门前。

他正准备下车，突然看到一对恋人簇拥着钻进马路对面的汽车。

那个女的似乎是……我老婆？！

暴怒的维特罗夫刚要上前提论，那辆汽车已经发动。

维特罗夫赶紧起车追赶，结果由于过于激动，他的车被一辆出租车给别到沟里去了。

之后，维特罗夫回到局里。作为情报部门，查个人还是非常轻松的。

很快，维特罗夫查到，妻子确实出轨了，出轨对象是个小鲜肉飞行员。

维特罗夫颓然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低头看着自己不逊于勋宗的肚皮，维特罗夫破防了。

“我也曾是运动健将啊！我也曾是一代天骄啊！我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工作生活，怎么混成了这个德性啊？”

在办公室里，维特罗夫一直呆坐到天黑，一股强烈的挫败感席卷了他。

“我向生活投降，生活向我投降。累了，毁灭吧。”对于这糟烂的人生，也许堕落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起码不用这么累。

从那天开始，维特罗夫又捡起了酒瓶，并且开始跟女下属勾勾搭搭。

虽然身材已经走形，但毕竟地位在那儿，维特罗夫很快就跟部门里的西班牙语翻译柳德米拉·奥什金娜勾搭在一起。

这场婚外恋让维特罗夫重拾了生活的乐趣，中年危机的苦闷也在奥什金娜的疏解下消解大半。

维特罗夫重新快乐了起来，除了一件事：他有点缺钱了。

正如孔子曾经说过：“谈钱不一定伤感情，但谈感情一定伤钱。”由于这场婚外恋，维特罗夫的开销指数级增长。

眼看着自己即将随心所欲，缺钱的维特罗夫终于做出了那个决定：是时候赚点外快了。

一个特工想要赚钱，方法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出卖情报。

但是，维特罗夫的问题是：向谁出卖？

此时正值冷战交锋最激烈的时候，之前的克格勃叛徒大部分都会向美英叛变，但维特罗夫经过谨慎考虑，最终选择了法国。

选择法国的原因很简单：美英固然能给个好价钱，但危险系数极高。作为主要对手，克格勃在美英间谍极多，叛投美英翻车几率很大。

而法国则不同，克格勃的重点不在这儿，保密难度很低。

而且，自己对法国足够熟悉，也有大量人脉。更重要的是，自己多年来一直负责对法联络，就算经常跟法国人见面也不惹人怀疑。

作为通辽狠人，维特罗夫自然不缺执行力。

决定向法国出卖情报后，维特罗夫立刻行动。

1981年2月，趁着莫斯科的一次国际博览会，维特罗夫托人给当年帮他修车的普雷沃斯特带去了一张纸条。

“老朋友，好久不见，我是维特罗夫。”

“有重要事情需要面谈，能来莫斯科一趟吗？”

“如果可以，请于下周四到这个地址。”

收到纸条后，普雷沃斯特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能去！

普雷沃斯特不敢去是非常正常的：“你这家伙当年就想拉我入伙，现在又让我去莫斯科，万一设个套把我装进去咋整？”

所以，他赶紧又向DST请示：“当年那家伙又联系我了，咋办呢？”

DST的回答很干脆：“你自己看着办。”

思来想去，普雷沃斯特决定折中一下：他本人肯定是不能去莫斯科的。

所以，他把电话打给了公司驻莫斯科的工程师。

“老板我已经决定了，你来替我接头！”

维特罗夫不知道普雷沃斯特的心理斗争，他依然按自己的节奏在做准备。

为了展示诚意，他决定向法国人纳一份投名状。

而最好的投名状，自然就是供出克格勃在法国的卧底。

这时，维特罗夫能自由查阅档案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他一头扎进档案馆，疯狂翻阅资料。

在足足找了两天后，维特罗夫破防了：“天呐，克格勃也太不重视法国了吧？找了半天居然只找到了在法国的一个卧底？这怎么行？”

眼看着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维特罗夫只能凑单，投名状也不拘泥于法国了，只要在西方关键岗位上工作的人都算。

他努力凑齐了16个人，列出了名单交给了普雷沃斯特派来的接头人。

收到名单后，普雷沃斯特大吃一惊，他又找到了DST：“老爷们，求求你们，多少看一眼吧！那苏联特工给了咱们这么长的卧底名单呐！”

得知此事后，DST漫不经心地说：“真给了东西啊？行，那就留着。”

“你继续跟他接触吧，需要资金就写申请，没事就应付着，有事别说话啊。”

本来呢，这事儿几乎就算吹了。DST根本懒得收集苏联情报，更懒得去给美国人报信。

然而，1981年是法国大选年。

面对新上台的密特朗总统，DST主任马塞尔想赶紧在新领导面前刷刷存在感，可是自己手里又实在没什么成绩。于是，他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总统。

“总统先生，经过我部呕心沥血的努力工作，在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后，我们终于艰难地在克格勃内部发展了内线，取得了对苏侦查的重大成绩！”

“这是线人给的绝密情报，您请过目！”

看完名单后，密特朗大为惊讶：“好家伙，你们本事真不小啊！连这种情报都能弄来！辛苦了！”

“行，名单上那个在法国的卧底重点监视起来。至于在其他国家的卧底嘛，他活不活谁儿子，严格保密。你继续努力吧！”

有了总统批示，DST终于对维特罗夫重视起来，他们派遣联络员与他对接，代号“克里度”。既然成为正式线人，按照惯例就得定个代号。DST想了想，维特罗夫的代号就用英语“Farewell”吧。

“啥？为啥不用法语？” “这你就不懂了，万一克格勃那边查到蛛丝马迹，看见代号是英语，一定怀疑不到咱们头上。你们去找带英交接去吧！”

双面间谍的巅峰与毁灭之路

直到此时，由于法国人的保守态度，维特罗夫叛变的影响依然有限。

然而，如开篇所说，为了取信美国人，当密特朗把这份名单拿给里根时，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无法知道维特罗夫供出的全部卧底名单里有谁，但是仅仅在部分名单里，就有美国多家企业的技术负责人、以色列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副主任、南非海军造船厂总指挥、德国莱茵金属的总工程师等等。

据说当里根看到这份名单时，他的脸都绿了。回到华盛顿的一路上，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当维特罗夫跟DST正式接触后，他得到了第一笔酬劳：一件女士毛皮大衣、一对金耳环。

说来讽刺，维特罗夫连卖国都没能卖出好价钱。凭他提供的名单，其价值根本难以估量，但他跟DST居然谈的是年薪制。DST每年提供2到3万卢布的报酬，他则每周四提供一次情报。

从那天开始，维特罗夫的汇报就如同小约翰更新，是按时按点啊。来自克格勃的绝密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向法国送。

其中包括克格勃特工从各国偷来的技术图纸资料。

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高层的会议记录、克格勃内部组织架构情况以及海外特工名单和掩护身份资料等等。

拿到名单后，里根也不再提什么共产党入阁了，而是直接拿出筹码，要求法国共享维特罗夫提供的情报。

1981年8月，当新一批情报送达美国时，白宫上下都震惊了。

克格勃知道白宫的安保密码！克格勃有所有美国海外大使馆的解密卡！

克格勃掌握了北约所有前哨的参数和行动信息！

克格勃在美国各大重要科研机构全都有大量卧底！咱在这儿叭叭叭笑话带英单向透明呢？咱比带英强在哪儿啊？

但是，知道这些情报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该怎么办？

对于这份绝密情报，美国的情报头子们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最下策是立刻按名单抓人，终止克格勃的窃密，但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而更高明的办法是先放着不动，他们不是想偷吗？让他们偷！让他们接收我们下了毒的情报，就算苏联体量再大，吃多了毒药也会死！

很快，维特罗夫知道了DST已经与中情局合作的消息。虽然对被出卖感到愤怒，但维特罗夫也无可奈何。

在接下来九个月的时间里，维特罗夫出卖了近500名克格勃特工，交出了4300多份绝密文件。

其中还包括1979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这让北约第一次清晰地掌握了苏联的军工实力。

然而，情报外泄并非维特罗夫造成的最大破坏。

作为甄别科技情报的负责人，由于维特罗夫的配合，大量暗含玄机的假科技情报被苏联采用，导致苏联整个80年代在航空、微电子、汽车、军工等诸多领域的生产事故频频，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最惨痛的案例发生在1982年，由于特工窃取来的计算机芯片被预置了后门，苏联新铺设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刚刚启用就出现了大爆炸。

这场爆炸导致苏联损失了每年8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而苏联政府根本没意识到这是被人做局了，还以为是施工工艺不规范导致的。

在叛变这条赛道上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维特罗夫却一点都开心。这并不是出于对祖国的愧疚，而是他的婚外情爆雷了。

实际上，维特罗夫的情人奥什金娜对他是有真感情的。

她不止一次地逼维特罗夫离婚来娶自己。

但维特罗夫虽然口头答应，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行动。而奥什金娜越逼越紧，两人的关系眼看着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时，维特罗夫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后果：自己之所以叛变，养情人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年以来，自己在情人身上花的钱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工资。奥什金娜也是克格勃特工，难免不会猜出端倪。万一她去举报，我就没命了呀！

最后的疯狂与审判

时间来到1982年初，夹缝中的维特罗夫越来越恐惧。

而由于他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越来越少，中情局和法国人终于图穷匕见，开始少量抓捕被出卖的克格勃卧底。

1982年1月8日上午，在实验室如常工作的布尔迪厄尔被几名大汉围住。

为首的人掏出了证件：“DST的，你涉嫌出卖国家机密，跟我们走一趟吧！”

听完这句话，这个维特罗夫亲自发展并亲手出卖的工程师浑身颤抖。

但他还是尽量维持住自己的体面，他说：“稍等，我把一些器材收起来，不然可能发生危险。”

特工同意了这个请求。布尔迪厄尔开始收拾器材，在不经意间，他接近了高达八层的窗户。当DST特工反应过来时，他已经纵身跳下。这个法国工程师就这样为自己的信仰殉葬。

幸运的是，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谁出卖的。

与此同时，在西方各国，抓捕行动纷纷展开。

当消息传到卢比扬卡时，维特罗夫震惊了。这么大规模的抓捕，克格勃必将开始内部审查，到时候自己将避无可避。

偏偏此时奥什金娜还跟着起哄，他妈的，事儿全赶一起了！

2月22日傍晚，奥什金娜再次走进维特罗夫的办公室，撒娇般地说：“亲爱的，我弄到了一些顶级鱼子酱，一会儿出去尝尝啊？”

心烦意乱的维特罗夫只能顺着话说：“正好我也弄到几瓶真正的法国香槟。”

“走，咱们好好快活一下！”

很快，两人开车来到了莫斯科郊外，卢布廖沃森林附近。

在一阵互动之后，奥什金娜旧事重提：“亲爱的，你啥时候离婚过来娶我？”

“跟你说啊，你再这么搪塞，我就去找局长评理！”

维特罗夫依然老套路：“这么高兴的时候提他干嘛？来，接着喝，下次再说。”

奥什金娜喝了不少酒，真有点急的了：“维特罗夫，你觉得我是傻子吗？真以为这么耍我没后果？”

心虚的维特罗夫被吓得一激灵，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起酒瓶子就往奥什金娜的脑袋上抡：“逼我？你也敢逼我？想让我死？咱们谁都别活着！”

实际上，如果当时酒是满的，估计这一下就能要了奥什金娜的命。那可维特罗夫此时手里攥的是个空瓶，因此奥什金娜只受了伤。虽然工作是翻译，但奥什金娜也是克格勃职员，是受过训练的。清醒过来后，她勃然大怒，也操起酒瓶开始跟维特罗夫对打。有道是拳怕少壮，维特罗夫一来年龄大了，二来酒喝的也比较多，他居然被奥什金娜反杀，头上挨了几下后晕了过去。

讲道理，如果奥什金娜此时上去补刀，维特罗夫必死无疑。但奥什金娜根本没有杀人的打算，所以在维特罗夫晕过去后直接跳车逃跑了。

几分钟后，维特罗夫醒了过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他赶紧从车里翻出一把螺丝刀，跳下车就追了过去：“今天老子非整死你不可！”

这时候男女的体力差异就体现出来了。两人一路狂奔到附近的停车场，奥什金娜到底被追上了。

维特罗夫二话不说，照脖子就一螺丝刀，奥什金娜当场倒地。维特罗夫赶紧上去补刀，操起螺丝刀开始乱扎。

此时，50岁的后勤警察尤里·克里维奇正好路过，看到两人打架，他还以为是两口子打架，于是赶紧上去劝：“别打了，有啥过不去的事啊？非得……啊！”

克里维奇话音未落，维特罗夫照他胸口就是一刀，克里维奇当场死亡。

被喷了一脸血的维特罗夫则继续对奥什金娜补刀，直到对方彻底没了气息才罢手。

杀人之后，维特罗夫深呼吸片刻，扭头将凶器扔在一旁，又返回车里向莫斯科开。他在路上将奥什金娜的东西全扔掉后才回到宿舍，换了身衣服后倒头睡去。

然而，维特罗夫离开后不久，奥什金娜挣扎着爬了起来。是的，奥什金娜没死！她拖着重伤的身体找来了救援，最终成功幸存了下来。

到了这一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当天晚上，维特罗夫就被警察逮捕，很快交代了全部犯罪过程。

交代完毕后，司法流程如常开战。

1982年4月，检察官向莫斯科军区医院提起公诉，要求判处维特罗夫死刑。理由：一死一重伤，行为极其残忍，影响非常恶劣，这不枪毙能过年？

此时，维特罗夫也开始为生存斗争。

他一方面求妻子在外面运作人脉，另一方面则咬死自己并非预谋杀人，而是醉酒后激情犯罪。

随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此时的苏联在死刑上已经相当慎重，加上克格勃的强势，最终，法院在1982年11月做出了一个离谱之极的判决：有期徒刑15年。

虽然在听说判决结果后，已经残疾的奥什金娜立刻上诉，可惜上诉无效，维特罗夫很快被送往监狱服刑。

1982年11月10日，勋宗驾崩。这一天，维特罗夫杀人案的资料被送往克格勃内部调查科。本来这个步骤也就是走过场。

但是，由于时处特殊时节，内部调查科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杜哈宁谨慎了一些。

他认真翻起了案卷，然后越看越觉得不对。

首先，维特罗夫是有几十年经验的老特工，怎么可能对物证的处理这么随意？凶器、血衣就往窗外一扔？这不等于直接给警方留线索吗？

其次，维特罗夫被捕后的行为很奇怪，别的杀人犯都千方百计地搪塞，而维特罗夫毫不争辩，爽快地承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这正常吗？

第三，为什么奥什金娜没死？你说维特罗夫水平不行？他杀克里维奇警官可是一刀毙命。而在奥什金娜已经昏厥的情况下，他居然捅了几十刀都没致死？他是什么描边大师吗？

种种蹊跷之处，最终让杜哈宁有了一个大胆的怀疑：维特罗夫是故意犯罪的！

事实证明，杜哈宁的猜测完全正确。维特罗夫并非激情杀人，而是精心策划的入狱。由于因刑事犯罪而入狱，克格勃的内部清查自然扫不到他头上，跟DST也可以合情合理地切断联系。靠着这样一起刑事案，自己的叛国大罪不就可以完美脱身了？

可惜的是，由于杜哈宁的怀疑，克格勃开始对维特罗夫进行详查。此时，一个好人帮了克格勃一把——美玲宗里根。

得知那位“Farewell”已经无法再提供任何情报后，中情局建议，是时候把已知的所获克格勃全部收网了。

里根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什么？你说会不会导致那位Farewell的暴露？”“他死不死谁儿子？反正也没法再提供情报了。”

1983年3月，大规模抓捕开始了。苏联在美国的科技间谍几乎全灭。

这次抓捕彻底毁灭了克格勃在该领域的多年布局，直到苏联解体都未能恢复。

由于这次抓捕，维特罗夫的暴露也就不可能避免了。克格勃轻易锁定了他是泄密者。

1983年12月，苏维埃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叛国罪、间谍罪判处维特罗夫死刑。

1985年1月，维特罗夫被处决。这位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苏联精英，曾经功勋赫赫的传奇特工，就这样顶着冷战中对苏联破坏最大的间谍的名头，就此彻底告别了他曾经发誓效忠过的祖国。

对于汉斯约阿希姆霍恩在90年代以前的生平，历史的记载虽然称不上事无巨细吧，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1960年，霍恩出生于西德黑森州北部的卡塞尔市。这是片风景优美的富裕地带。在童年时期，霍恩的生活非常幸福，他的父亲收入颇丰，经常给小霍恩买礼物。1966年，霍恩的父亲还购买了一个大件——大众甲壳虫。从此以后，一家人就可以周末外出游玩了。然而，这辆车永久地改变了霍恩的人生。一年以后，在又一次远行中，这辆甲壳虫暴露了他的短板，它撞不过逆行的货车。在这场惨烈的车祸中，霍恩的父母全部遇难。母亲在最后时刻用后背死死护住了霍恩。最终，小霍恩幸运地得以生还，从此成为了孤儿。

虽然在西德，孤儿不至于衣食无着，但这长剧变确实让霍恩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他的生活条件显著地被同学们拉下。好在霍恩是个开朗的孩子，倒不至于自卑自闭。没钱要离花钱，霍恩决定自力更生。他发现，马路两边的排水沟是一处宝地。只要用心寻找，经常能在里面找到好看的明信片、陈旧的玩具、能使用的钢笔等等，甚至有一次他还找到过足足五马克的巨款，让小霍恩开心不已。

~~寻找宝要有犀利的眼神，但长时间的专注也让霍恩感到眼酸疲惫，这会儿我们的老朋友妙界雾化点阵润眼仪就能派上用场了，集雾化、热敷、点阵、按摩四合一的妙界护眼仪，雾化由内滋润眼球，按摩从外放松眼周，这段时间用下来不仅眼睛清亮，晚上睡觉也踏实很多，第二天脑子清醒精力满满，更能让我专心去做新视频了。毕竟妙界品牌方一出现就少不了喊我快更新，他说为了感谢大家上期的支持，连续催更一定安排上，最后还叮嘱我多注意身体。嘿，取之于妙用之于术，果然润眼仪一点没白用，现在眼干，我再家随时都能润眼，它的出雾量又细又密，搭配热敷促进循环和泪液分泌，眼睛就像在泡温泉，吸满了水，一会儿就变得水灵灵的。平常早起我还会加水冷敷消肿，最近连眼底血丝都淡了。有了它，真帮我省下了很多开支和时间来给大家安心更新。怪不得年纪轻轻就登上了多个榜单第一，小伙伴们也可以来试试。我们每天几乎有1万时间面对着电脑手机，不要觉得成年了眼睛就定型了。像我上回的朋友不仅视力产生了不可逆的下降，未来还面临着干涩酸胀发展成干眼症、青光眼的风险，倒不如戴上妙界给眼睛下场及时雨，何况它还能帮咱们按摩放松呢。升级的14颗点阵按摩头，能按到眼周的所有穴位，甚至太阳穴还有额外的气囊单独按压放松，就好像有人在帮我们做眼保健操，一轮下来眼睛又润又有活力，眼前豁达灵感也跟着涌现出来。我现在午休就爱带着它边按摩边听听音乐，马上五一出游出差也能带上。续航持久还能静音，还有五种模式可调节，母亲节送长辈也不错。像我妈妈闲下来也会经常刷小视频，其实用眼时间也不少，让妙界这个按摩类top one的品牌去照顾她，我会更放心。有需要的评论领券，这一个等于雾化仪加眼罩加护眼仪，绝对比月月囤蒸汽眼罩划算，售后质保很靠谱，自用送人都不错。~~

只不过，哪怕在捡破烂这个行业里，也是有行业内卷的。在霍恩下海之前，城市里的下水道早就被各路破烂王们分区域占了大片。由于行业竞争过于激烈，霍恩只得开辟蓝海，反正也是捡，不如去油水大的地方捡吧，比如工厂里的材料堆。在改换赛道之后，很快小霍恩在工厂里捡得风生水起。当然了，相信大家也猜得到，霍恩这种行为早就已经不是捡，而是偷。只不过厂区保安看他是孤儿，不愿意管他而已。然而，作为一个小孩子，霍恩捡一点工厂的东西，保安可以不管他。可随着年龄的增大，尤其是为了攒高中学费，霍恩开始用板车去工厂里捡东西时，保安就实在无法视而不见了。他果断将霍恩拿下，扭送警局。

卡塞尔的警察倒不至于为难一个孩子，只是留下了档案记录。然而，这次经历却并没有让霍恩长教训。在上高中后，他依然坚持捡东西，而且还捡到了同学身上。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从此开始，霍恩真正变成了一名他人财务转移师，也就是小偷。由于偷同学的东西，霍恩在学校迅速被孤立。为了挽救一下人员，霍恩只能去校外去偷，然后就进了少管所。就这么跌跌撞撞地混到中学毕业，霍恩和其他同学一样进了厂。然而，有了收入的他依然坚持财务转移工作，而且因为在工厂里，他转移得特别顺手。

实际上，无论在哪国家，小偷小摸也不是大罪过。但再小的罪过也架不住总来，当霍恩成为累犯时，他的行为性质就变了。1989年秋季的一天，即将下班的霍恩发现隔壁操作台上有个猎奇工具——电动千斤顶。这种新奇工具一望而知的挺便宜。霍恩一时技痒，就把它给转移了。本来，霍恩的这次偷窃也只不过是他漫长生涯中的普通一次。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第二天的工作中，由于技工不知道千斤顶已经丢失，直接推闸送电，导致整个操作台上的精密器件全部报废。这可就惹大祸了。

此时正是两德统一的关键时期，发生事故后，工厂立刻报警。警察光速抓捕了霍恩。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法官以盗窃罪判处霍恩有期徒刑五年，押送布斯巴赫监狱。

就这样，秋锤泽水的霍恩被送进了布斯巴赫监狱。当判决下来后，大家都意识到，霍恩这次算是得不了好了。在德国的众多监狱中，布斯巴赫监狱的规模不算大，只有七八百人。但其关押的犯人却非常特别，只有千科满满或者长期吸毒的豪杰才会被关进去。一般来说，像霍恩这种小毛贼是没资格进入这种群贤毕至的监狱的，但由于他破坏工厂的情景实在太过恶劣，以至于被恨得之斯牙瓦联邦政府送了进去。

实际上，从入狱第一天开始，霍恩就领教了这个监狱的厉害。在办完入狱流程后，迎到了午饭时间。由于狱警不知道霍恩是个菜鸟，以至于直接让他去吃饭。这可就坑死人了。得到指示后，霍恩很快来到食堂，他找了张桌子，就开始暴风骤雨地干饭。然而，正在霍恩埋头苦吃时，旁边却突然坐下了一名大汉。霍恩扭头一看，这人应该是个新纳粹，大光头、长胡子、一身纹身，属于光凭长相就能判无期的那种人。大汉死死地盯着霍恩，看得霍恩心里发毛。他赶紧弱弱地说：“大哥你好，有啥需要帮忙的吗？”

大汉不吱声，依然死盯着他。霍恩咽了口口水：“没啥事我就先吃午餐了哈。”

然而，就在霍恩低头时，大汉却一把抓住了他的餐盘，直接拽到了自己面前。霍恩十分懵逼：“大哥，这饭是我的，您要是懒得动，要不我帮您打一份？”

大汉还是不吱声，依然盯着他。霍恩觉得对方应该算默许了，慢慢地把自己的餐盘拽回来。然而，还没等霍恩反应过来，大汉一个大巴掌就把他打翻，直接倒在了地上。被打得又痛又懵的霍恩躺在地上，这时狱警也赶了过来，用脚点了点霍恩：“不要给我们找麻烦，否则你整个星期都不会舒服。”

霍恩一头雾水：“大哥，是他打我！”

狱警撇了他一眼：“你不惹事就不会挨打。”

那一夜，霍恩想破脑袋也没明白自己到底怎么惹的事。实际上，霍恩挨打并不是大哥针对他，而是因为他不懂规矩。菜鸟霍恩不知道的是，监狱也是个小社会，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按照德国监狱的惯例，入狱新人的第一顿饭是拜码头的机会。新人打完饭后，需要端着餐盘，等待哪个老犯人看得顺眼，来邀请他坐下。从此以后，就相当于有人罩着了。而像霍恩这种打完饭直接自己坐一桌的行为，在监狱里只有一个意思——“爷要立棍，不服来战呢！”

在布斯巴赫监狱里，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拽的新人了，所以大光头才会直接对霍恩动手。更重要的是，由于没人教导，霍恩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大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监狱里的各路馋货开始拿霍恩当NPC耍。基本是上午抓，下午打，晚上大树上边嘎，白天揍，夜里殴，新老犯人轮流瞅。经过全新全意的教育后，霍恩很快被打得生无可恋，困难像弹簧，我弱它朝强。好不容易熬到1989年某一天，又是集中洗澡的日子。下午刚被围殴的霍恩正打算洗去一身征尘。此时帘子一掀，那个大光头又来了。

经过数月的殴打，此时霍恩已经轻车熟路。他身子一蹲，脑袋一冒：“爱谁谁。”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大光头居然意外的友好：“兄弟，看不出啊，眉清目秀的还挺俊。听哥一句劝，别硬扛了。弟弟，你看这肥皂挺滑哦。”

霍恩当时就怒了：“小爷虽然挨打，但绝不靠接力下来求保护！”

他开始拼命反抗，只是反抗哪有那么容易。随着大光头一套连招搓完，霍恩被彻底控制。眼看着就大局已定，此时突然传来一声断喝：“住手！把那小子放开！”

大光头听完浑身一颤，赶紧站了起来。他后退几步说：“鲁夫特，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别多管闲事！”

霍恩翻身望去，好一条水缸状汉。此人约50岁，身体结实，满脸横肉，一望而知的不好惹。进入淋浴间后，鲁夫特看了一眼霍恩，然后对大光头摆摆手：“我托监狱长查过这小子了，第一天入狱的生瓜蛋子，不是故意挑衅，真啥也不懂。别动他了，交给我带吧。”

大光头有点不服气：“你说不动就不动了？”

鲁夫特冷冷地说：“怎么着？想跟我练练？”

大光头犹豫片刻：“行吧，我给你这个面子，但这小子以后不能再犯规矩了。”

说完，大光头离开了。这时霍恩才记起这个救己恩人的身份。他私下是在厨房干活的犯人，平时不怎么跟其他人交流，但地位很高，连狱警都给几分面子。大光头离开后，鲁夫特伸手拉起霍恩：“小子，以后跟着我吧，不然你很难活着出去。”

霍恩立刻紧紧靠墙：“不，我绝不搞基！”

鲁夫特哈哈一笑：“说什么胡话，我岁数都能当你爹了。给你上的第一课你记住，在监狱中有很多关系，不只有基友、兄弟、上下级，还有师徒。现在，我是你的导师了。”

就这样，菜鸟霍恩成为了鲁夫特的学生。作为导师，鲁夫特堪称尽职尽责。他给霍恩讲了许多牢里的规矩和技巧。一段时间后，霍恩终于被其他犯人接受。曾经急急可危的大光头也不再找他麻烦。混熟之后，耐不住好奇的霍恩问大光头：“我的导师似乎挺厉害？”

大光头耸了耸肩：“厉害？何止。别人进来的原因，无非是抢劫、打人，这狠的像我，也不过就是纵火。就你那导师，他的罪名是杀人，而且连杀了仨。要不是还有点法律争议，他根本不可能关这里。谁敢跟他作对？左右一辈子出不去的人，再杀几个结果也一样。”

霍恩很懵逼：“不会吧，我看老头挺合气的呀。”

大光头摇头：“那是跟你。那老家伙心思很深，不知道为啥对你另眼相看。你记住，除了蚊子外，没人会平白送给你红包的，自己多个心眼，别被卖了。”

霍恩觉得难以置信：“不能吧，我是奶油小生，他是黄油老头，我也没啥值得出卖的呀。”

霍恩话音未落，大光头立刻用手指封住了他的嘴唇：“别那么说自己，其实，其实你真的挺可爱的。”

打了个冷颤后，霍恩落荒而逃。但接触的时间越久，霍恩越发觉得，鲁夫特是真心对自己好。他不止教会了他监狱的生存技巧，还教导了他很多人生的道理和感悟。那种感觉只有他记忆中的父亲曾经给过。在长期的相处中，鲁夫特教授霍恩如何不卑不亢地与人相处，如何巧妙地讨好狱警。而且，鲁夫特指出了霍恩身上的致命缺陷——不懂计划，做事随性，没有条理。这样很容易误事，更容易自误。鲁夫特手把手的教授霍恩如何制定计划。在言传身教之下，充满感激的霍恩终于问出了那句一直不敢问的话：“老师，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为啥能得到您另眼相看如此照顾呢？”

鲁夫特的眼神黯淡下来：“你应该知道我进来是因为杀人吧。”

霍恩点头：“知道，杀了三个。”

鲁夫特问：“知道都是谁吗？”

霍恩摇头：“不知道。”

鲁夫特叹了口气：“我的妻子、岳母和情人。”

霍恩震惊了，赶紧问道：“为啥呀？”

鲁夫特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原来的生活还算富裕，差点买下游艇那种，但是男人嘛，总会犯点错，有了点钱后我就有了外遇，最终情人逼婚，妻子闹着分家产，搞得鸡飞狗跳，真特么不值。”

霍恩还是不解：“那也不至于杀了他们吧。”

鲁夫特眼睛出神说：“1985年的时候，我唯一的儿子死了，警察说是误食了花生，严重过敏造成的。但我不觉得，因为我发现我儿子身上居然有两张保单，一张受益人是我的妻子和岳母，而另一张居然是我的堂弟。哦，他妻子就是我情人。”

由于信息量过大，霍恩彻底懵了。他捋了捋几分钟后才说：“所以你认为，可能是他们为了骗保杀人？”

鲁夫特垂了垂脑袋：“当时我真的气疯了，我爱我的儿子，他是我一手带大的，所以我就杀尽那些可能害他的人。算了，无论对错我承担后果，而你，长得很像我儿子。”

听过这些故事后，霍恩轻轻地拍了拍鲁夫特的后背：“别难过了，都已经过去了。”

就这样，一个幼年丧父的儿子，和一个中年丧子的父亲，在孤岛般的监狱里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然而，正当一切即将平静下来时，按照从良宇宙的惯例，这个故事就该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就在霍恩逐步适应监狱生活的时候，狱警带来了一个爆炸性消息——鲁夫特要转监了。前面我们说过，鲁夫特只是因为法律问题才被关到布斯巴赫监狱。如今法律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处理掉，鲁夫特就应该去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了，也就是齐根海恩城堡监狱。

齐根海恩监狱，你可以理解为德国的恶魔岛。这是德国最高级别的监狱，一般只关押300名囚犯。其中的任何一个放在外面都能呼风唤雨。由于这种特色，齐根海恩监狱采用全封闭管理。它处于一座山顶城堡之上，周围有护城河环绕，唯一的出口被三道钢门堵住，防御能力极强。在人间方面，监狱中狱警与犯人实行一对一管理，确保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因此，从1832年设立该监狱以来，从未有犯人从此真正的逃离过。

被转移到这样一座监狱，鲁夫特的日子一望而知的不会好过。原因很简单，在布斯巴赫，鲁夫特这样的杀人犯可以让囚犯们敬畏，但在齐根海恩这么个阿猫阿狗来了都得挨个敬礼的地方，50岁的鲁夫特就只有受欺负了。

1991年春季，鲁夫特的转运工作正式完成。与霍恩从此只能靠书信往来。好在在鲁夫特的教育下，内外兼修的霍恩已经学会了如何生存。即使在鲁夫特走后，他也mei被欺负，甚至跟典狱长处得不错。因此，当夏天到来时，典狱长心一软，就把霍恩列入了假释人员的考察名单。

听说自己可能被假释后，霍恩非常激动。他立刻给鲁夫特写信：“导师，狱警跟我说我上了假释观察名单，过一阵子就要跟假释官面谈，我到时候应该怎么说？”

几天后，鲁夫特的回信就来了。在信里，他教授了霍恩技巧。首先是仪态，仪表整洁是基本的。其次是情绪，千万别痛哭流涕的忏悔，这只会让假释官认为你情绪不够稳定。你得拿出对罪行的深刻认识，郑重其事的承诺不会再犯。最后是语言技巧，你得不着痕迹地对典狱长和假释官表达感激。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成功的几率更高。

在收到信后，霍恩开始认真学习。果然，到了假释官面试时，霍恩轻易地获得了批准。在服刑接近两年后，霍恩成功获得了自由。出狱之后，霍恩几乎立刻就跑到齐根海恩去探望鲁夫特。结果，刚到探视间他就傻眼了：“老师，短短半年不见，您咋憔悴成这样？”

在霍恩面前，鲁夫特不止神情憔悴，脸上还带着明显淤青。看到霍恩过来，鲁夫特非常高兴。坐下说：“看来你假释成功了。”

霍恩点头：“全仗着您的教导，我现在自由了，但您看起来可不太好。”

鲁夫特叹了口气：“年纪大了嘛，谁都拼不过了，这边的情况跟布斯巴赫也不同，我还得继续适应。”

霍恩心痛不已：“这次换我帮您，看看能不能担保您也假释出来。”

鲁夫特笑笑：“谢谢，但别费事了。我的罪行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边情况也有点复杂，以后写信详细说吧。”

霍恩一把握住鲁夫特的手：“无论如何我都要试试，等我，一定要等我。”

没过多久，鲁夫特的信就送到了霍恩手里。在齐根海恩，鲁夫特果然过得非常惨。面对狱警行动上的巨人，老头连自保都十分勉强。更倒霉的是，在刚入狱第一天，鲁夫特就得罪了一名叫洛塔尔迪克的狱警，处境从此更加艰难。除了经常挨打外，迪克狱警还给他安上了一个越狱倾向严重的罪名。

背着这种罪名，鲁夫特是不可能获得假释的。所以，霍恩在监狱外的努力注定是徒劳。但霍恩却来了倔劲儿，每次他听鲁夫特申请假释失败，他就再次重新申请，总想靠量变带动质变。

就这么一路折腾到1992年冬季，霍恩手里的钱花光了。他不得不找了个工厂打工。1993年3月12日上午，霍恩如常在工厂大门附近工作。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巨响。扭头一看：“我操，工厂大门怎么飞起来了？”

伴随着咣当一声巨响，工厂几百斤的铁门轰然落地。在工厂门口，一头钢铁巨兽赫然出现在眼前。在大门口，一辆六七米长、三米来宽、两米多高的巨大装甲车停在那里。车辆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装甲，轮胎几乎跟成年人的身高一样高。在工人们震惊的目光中，装甲车上的几名军人屁滚尿流地爬了下来：“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抱歉，我们出来训练，寻思顺便取点东西，结果把油门当刹车了，我们会赔偿，不要闹太大哈。”

凝视着门口的装甲车，霍恩镇定了：“这是啥东西？怎么这么大力量？”

几秒钟后，霍恩突然反应过来：“哎，这不就是营救鲁夫特的方法吗？”

霍恩赶紧上前，在下车的军人们套话。军人告诉他，他们是附近霍伦瓦尔德兵营的驻军，开的这东西叫福克斯装甲车。这是一种德国国防军装备的第二代全地形轮式装甲车，可以承担运输、侦察等多种任务。霍恩看到的这辆是装甲运兵车，总重量超过了17吨。除了装甲极厚外，连挡风玻璃都能扛得住子弹射击。

听完军人的介绍后，霍恩心潮澎湃。之后的周末，他果断带上了望远镜，开始趴在兵营外面的草丛里观察。经过长达半个月的侦察后，霍恩给鲁夫特写信：“老爹，我想到营救你的办法了。4月4日下午放风时，你尽量离大门近些，我将如天神般出现在你面前。”

1993年4月3日深夜11点，带着拯救恩师的决心，霍恩出发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做好冲突的准备——一把大号钢丝钳。午夜11点15分，霍恩开着自己的二手大众高尔夫来到了兵营西侧的铁丝栅栏前。他熄火下车，拎着钢丝钳就开始剪铁丝网。事实证明，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快反部队，驻扎在霍伦瓦尔德兵营的德军装甲141营果然防守严密。面对着兵营外围的高压电网，霍恩足足剪了半小时才钻了进去。

是的，德国快反部队的兵营外围，高压铁丝网没通电，报警装置没安装，固定哨和巡逻哨发现不了剪了半小时铁丝网的霍恩。实际上，哪怕兵营里养条狗，霍恩都不可能进去，但德军的警戒水平显然离狗还有很大的距离。

爬进兵营后，借着月光，霍恩分辨了方向。午夜时分，士兵们都在睡觉，霍恩轻松地到达了操场，然后发现，兵营里的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都公然地停在操场上。也许你会好奇，作为堂堂国防军部队，装甲载具居然不入库？其实这一波，人家德军可能在大气层。快速反应部队嘛，当然得快速，连车都不入库，谁能比我更快速？

在操场上，霍恩轻易地找到了那辆福克斯装甲车。抚摸着装甲车那高大的轮胎，霍恩心潮澎湃：“老爹，我马上去救你了！”

霍恩随手一拉车门，直接钻进了驾驶室。是的，快反部队的装甲车能上锁吗？影响快速。坐在装甲车宽大的座椅上，霍恩大喜。他发现，这玩意儿的操作似乎跟汽车没啥区别呀。有方向盘、刹车油门、离合器，连后视镜都有。

实际上，如果霍恩选择的是一辆真正的履带式坦克的话，他是绝对开不走的，因为那需要专业的训练。但福克斯装甲车的操作与民用汽车十分相像。霍恩上下倒鼓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装甲车跟汽车确实很像，所以，它需要车钥匙才能打火。

霍恩没有车钥匙，只能到处寻摸工具，看看能不能撬开操作台，对接火线。然而，霍恩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任何工具，只有自己的大众高尔夫车钥匙。用钥匙别了半天操作台后，霍恩急得满头大汗。情急之下，霍恩无意识地把手里的钥匙直接插进锁孔，狠狠一拧，然后——“发动机打火了！”

是的，德国国防军的装甲战车就是这么智障，随便拿把车钥匙都能平替。打火成功后，霍恩毫不犹豫，一脚油门踩下去，直接撞开兵营侧面靠近黄山的护栏就冲了出去，然后开始朝齐根海恩监狱猛冲：“亲爱的导师，我来救你了！”

然而，40分钟后，霍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不行啊，自己没到凌晨就把装甲车偷走了，开到监狱用不了三个小时，到达的时候天都没亮，鲁夫特要到下午才放风，自己到的太早了呀。”

想到这里，霍恩决定开到离监狱最近的小镇，先眯一觉，等时间差不多了再继续前行。开着装甲车，霍恩很快抵达了目的地。在将装甲车停在一家披萨店门口后，霍恩倒头就睡，这大半夜折腾的够呛，霍恩睡得十分香甜。

1993年4月4日中午12点，齐根海恩监狱狱警克里斯托夫跟女朋友走出了餐馆。一出门，他就看到了路边的装甲车。克里斯托夫赶紧叫俩女友：“看，我在国防军开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家伙贼猛，啥地形都能冲起来，别说，几年没摸还挺怀念的。”

女友微笑着说：“真奇怪，一辆装甲车为什么会停在这儿呢？”

克里斯托夫兴奋地说：“应该是训练任务，统一之后训练少了很多，之前我们几乎每周一次，也会像这样停下来买点吃的。”

女友的装甲车，俩人儿的交谈，吵醒了车里的霍恩。醒来的霍恩赶紧看了眼手表：“妈呀，都中午了，得赶紧行动！”

霍恩立刻跳下装甲车，跑进店里买了一份外卖披萨。这让克里斯托夫震惊不已：“现在国防军的纪律已经这么差了吗？就算训练也得穿军装吧？”

霍恩买完披萨，很快就重新爬上装甲车扬长而去。下午1点25分左右，霍恩来到齐根海恩监狱外的山坡下，啥也不说了：“冲啊！”

此时正是放风时间，一直看鲁夫特不顺眼的狱警迪克正在操场上发呆。这天中午，迪克心情不错，正在盘算着下班后要干点什么。突然，迪克对讲机里传来了一声气急败坏的怒吼：“警报！警报！一辆坦克冲进来了！”

迪克听了不屑地一笑：“别胡扯，愚人节都过去三天了。”

迪克的话音未落，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迪克的脑子嗡的一声，赶紧转头去看。对讲机里的声音愈发急促：“这不是玩笑！这不是玩笑！确实有一辆坦克冲了进来！马上要……”

对讲机里的话还没说完，迪克就看到，监狱的第三层大钢门像片羽毛一样直接飞了出去。一辆钢铁巨兽带着滚滚浓烟冲进了操场，它还来了个甩尾漂移，停在了自己面前。由于场面过于震撼，在操场上，囚犯带狱警全都傻眼了。这时迪克终于反应了过来：“装甲车自己管不了，但犯人不能丢！”

他立刻狂喊：“都往楼里跑！操场上很危险！”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冲击，犯人们根本不知道装甲车是来救自己还是杀自己，以至于纷纷抱头鼠窜。而迪克则赶紧和其他狱警去武器库拿枪。此时，装甲车的后门打开了，霍恩在车里大喊：“老爹！鲁夫特！快上车！”

实际上，此时的鲁夫特也处于巨大的震撼之中。他完全没想到霍恩这小子居然能用这种方法劫狱。在大钢门飞起来时，还差点把他拍在地上。直到看见装甲车时，他依然没想到这是霍恩跟自己有关系。直到霍恩朝他招手，他才明白，这孩子是来救自己的。

看清楚霍恩后，鲁夫特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爬上了装甲车，然后对霍恩说：“赶紧开车冲出去，我来关门！”

霍恩立刻掉头，油门踩死就开始往外冲。在一群守卫震惊的目光中，装甲车扬长而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全程甚至不到五分钟。又过了五分钟后，守卫们才从巨大的心理冲击中缓了过来：“这，这应该算是一场劫狱吧？”

“对，这就是劫狱啊！赶紧汇报典狱长！”

“不对，直接汇报司法部长！出大事了！”

当黑森州司法部长听完监狱的汇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因为监狱太没溜儿了吧，开玩笑开到长官头上来了。当监狱反复声明这是件真事后，司法部长更愤怒了：“你们狱警手里拿的是油条吗？开枪啊！出去追啊！怎么还没把人抓回来？”

面对上级的指责，典狱长十分无语：“别闹了领导，我开枪有用吗？对面开的那特么是步战车，原来用来扛苏联红军的！我们狱警的火力跟洗车有啥区别？要说追，你猜我们为啥叫黑森州？到处都是森林啊！警车又没有装甲车那样的越野能力，人家钻进树林就没影，上哪儿追啊？”

所以，典狱长只能说：“我们依然在追捕，但森林面积太大了，人手严重不足。而且，对方那可是军火，我们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武器，万一打起来我们不是对手啊。这事在军队上才行，这本身就是他们的东西啊！”

司法部长顿然醒悟：“对呀，这锅我们不能背！你军队出了这么大篓子，必须得负责呀！”

因此，司法部长马上给国防军指挥部打电话，通报了事情经过，要求排查是哪个部队搞丢了装甲车，并要求协助抓捕。接到电话后，国防军指挥部也懵了：“不能吧！我联邦军队堂堂纪律部队，管理规范军纪严明，那么大个装甲车能弄丢了？”

这时候，某位熟谙历史的老兄给他提了醒：“领导，你知不知道咱当年丢响尾蛇导弹那事？咱的导弹都能让人发快递邮到莫斯科，丢个装甲车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啊。”

“行吧，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于是，国防军下令各装甲部队，尤其是黑森州的驻军开始排查，有没有装甲车辆丢失。事实证明，军队的通讯果然通畅。不到两小时后，各地的驻军信息就汇总完毕。国防军指挥部向黑森州司法部回复说：“请查，我国防军未丢失任何武器载具。”

司法部长这回真疯了：“你听听，这是说人话吗？照片在这儿呢！那么大一辆装甲车，不是军队丢的，难道是他自己揣的吗？德国手工耿吗？”

国防军慢不经心地回答说：“福克斯装甲车又不是只有我们德国列装，这玩意儿卖得挺好，挪威、英国、以色列、沙特都有装备，谁知道到底哪儿来的？”

司法部长气得公公撞墙：“来来来，你摊开地图，就上面那几个国家，你给我规划一条把装甲车运进德国的路线，有这个本事，他劫什么狱呢？直接去端了总理府多好啊！”

就这样，国防军和州司法部开始了漫长的口香糖体操。同时，警方也对越狱二人组发了布了通缉令。到当天傍晚的时候，霍伦瓦尔德兵营突然传来消息：“不好意思啊，领导，看了电视新闻才发现，那辆装甲车好像是我们丢的。”

是的，作为德国国防军的精锐快反部队，第141装甲营，在霍恩潜入时没发现，装甲车被开走时没发现，在一整个白天里，铁丝网被剪断，栅栏被撞倒也没发现。在接到清查命令后，他们连看都没看，就直接上报一切正常。直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士兵们才发现：“哎，这装甲车看着有点眼熟啊。”

这下对线一下午的国防军和司法部全麻了：“行吧，先别管责任在谁，好歹确定了装甲车来自哪儿，好在装甲车上没有武器，赶紧组织围捕吧！”

其实，当军营里乱成一锅粥时，越狱二人组过得也不太舒服。刚甩开追兵后，鲁夫特还挺兴奋：“儿子，你出师了！这种办法都想得出，还能办得到，牛！”

霍恩被夸得飘飘然：“是吧，都是您教得好，您来开会儿过过瘾。”

鲁夫特说：“咱爷俩就别客气了，还是你来吧。”

俩人就这样有说有笑，一直在森林里穿到天黑。鲁夫特觉得有点不对劲了：“那个，儿子，下一步你是怎么安排的？”

霍恩微微一笑：“您的教诲我都记着呢，当然早有准备。从这儿开始，咱们一路向北，去冰岛。我都打听过了，那里地广人稀，还是个孤岛，找个小村躲起来，谁都发现不了。”

鲁夫特瞬间瞳孔地震。震惊了几秒钟后，鲁夫特说：“儿子，你都说冰岛是个岛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装甲车开不上去呢？”

霍恩猛地一踩刹车：“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没事，咱开到海边坐船去。”

鲁夫特的血压有点上来了：“那个，从这到海边，怕是得几百公里，要是燃料不够呢？”

霍恩猛踩一脚刹车：“对，真快没油了！不过也不怕，不是有加油站吗？”

鲁夫特十分心累：“去加油站警察抓我们呢！”

霍恩有点懵，迟疑地问：“那就不去冰岛了？”

鲁夫特一拍他肩膀：“对呀，咱……”

霍恩及时打断：“咱们去慕尼黑！我有个姑妈在那边生活，可以去投靠。放心，实在亲戚，应该也不会管我们要钱。躲一阵子咱们就想办法出国。”

鲁夫特沉默了几秒后说：“儿子，老爹有点三急，我去灌木丛那上个厕所，你等我会儿啊。”

目送鲁夫特钻草丛后，霍恩就在装甲车后面坐着等。可是左等不见人，右等没有影。突然，发动机还挺转了。霍恩趴驾驶室一看：“我操，刚才忘记熄火，彻底没油了！”

无奈之下，霍恩赶紧去远方的灌木丛去寻找鲁夫特。但春季的森林乱七八糟，霍恩不仅人没找到，自己还迷路了。一通瞎钻之后，又累又饿的霍恩抬头一看：“哎，不远处有建筑，正好过去吃顿早饭加个油，回去跟老爹会合继续干路啊。”

就这样，霍恩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法兰克福。他不知道的是，此时自己的通缉令早已经人尽皆知。于是，就在霍恩在餐馆里大快朵颐时，两只黑洞洞的枪口顶上了脑袋：“汉斯约阿希姆霍恩，你被捕了！”

1993年4月4日清晨7点45分，霍恩正式落网。被豪杰审讯时候，气急败坏的德国警达这顿扒呀。在沙威棍传奇后，霍恩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交待了一遍，却唯独不肯透露鲁夫特的下落。任你咋打，就是一句不知道。一直扛到中午，审讯人员换了。一个金发瘦高的警官走了进来，冷笑着坐下：“行啊，看不出来你还挺讲义气些，父子情深是吧？那如果我告诉你，鲁夫特压根就没有儿子呢？”

霍恩：“啊？”

警官甩过一份档案：“看好了，鲁夫特跟妻子结婚多年，根本就没有孩子，这也是他出轨的原因之一。”

霍恩：“哦。”

警官继续冷笑：“如果我再告诉你，杀人骗保的不是他的妻子、岳母和情人，而是他本人呢？”

霍恩：“啊？”

警官甩出一份卷宗：“看清楚，是他为了买游艇，才伙同情人骗保，杀死了妻子和岳母，事后又干掉情人灭口。这王八蛋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他从头到尾一直在骗你，你被耍了。”

听了这些，霍恩非常惆怅。警官问：“到这种地步，你还不肯说出鲁夫特的下落？”

霍恩很诚恳地说：“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说来神奇的是，在抓到霍恩后，警察立马进行了拉网式搜查，很快找到了装甲车，可就是没有发现鲁夫特的踪迹。事已至此，德国警方也顾不得面子，很快在全欧洲范围内重金悬赏，也由此成为了全球笑柄。那么，鲁夫特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答：法国。

在发现霍恩完全不靠谱后，鲁夫特下定决心甩掉他，单独跑路。所以，钻进灌木丛后，他很快就掉头向南摸了过去。其实，从有越狱的念头开始，鲁夫特也在模拟逃亡。由于他想不到如何离开监狱，所以就琢磨，离开后怎么逃避追捕。他的想法是，利用森林的掩护，一路向南，逃到法国阿尔萨斯地区。

由于两国接壤处是覆盖密林的沙地，国境管理非常松散。在阿尔萨斯地区，德语也能交流。只要在山区找到小木屋落脚，慢慢跟当地人混熟，不难改名换姓登记成法国人。按照这个计划，当晚，鲁夫特开始向南逃窜。靠着高超的技巧，他在一周后顺利抵达法国，而且成功找到了一个狩猎人小屋住了下来。

在足足躲满三个月后，夏季来临。鲁夫特觉得追捕自己的热度已经下降，可以开始下一步了。所以，他果断露面，帮附近一个小村的女人去寻找走丢的孩子，试图慢慢接近人群。实际上，鲁夫特的计划非常缜密，成功概率相当高。然而，也许世界上确实有报应一说，那天鲁夫特帮助的女士并非本地人，而是跟丈夫过来度假的。而她的丈夫是一名巴黎警察。所以，在偶遇鲁夫特后，这名警察立刻就觉得鲁夫特有点面熟，回去一番通缉令，得，一笔悬赏到手了。

1993年7月22日，鲁夫特被法国警察抓捕，次日被移交给德国。移交时还狠狠地嘲笑了德国佬一番。这下德国警察可真破防了。抓到鲁夫特的德国警察也顾不上什么国际观瞻了，直接执行了盖世太保的古法审讯。当然，其实也没什么好审的，因为鲁夫特本来就是无期，再加多少刑也没啥意义。但是，德国警察实在气不过。为了报复鲁夫特，他们想了个好主意：偷车那个霍恩不是还没判的吗？关哪儿了？跟鲁夫特也关这儿！他不是背叛霍恩吗？这下给他俩关一起，看他们怎么打！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呀！

1993年8月7日，正在吃午餐的霍恩一抬头，顿时惊呆了：“天哪，老爹，您也被抓了！那晚到底咋回事？我等了您好久都没回来，找也找不到。”

鲁夫特讪讪地说：“那个，其实吧，我方便完迷路了，找不到你。”

霍恩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可真倒霉，不过也是，树林太黑了，我去找您都迷路了。”

鲁夫特频频点头：“是啊是啊，太黑了。”

霍恩说：“没事老爹，我早来三个月，跟大伙儿可熟了，一会儿给你介绍，他们都夸我厉害呢。”

在食堂外，一群等着看戏的狱警都傻了：“这小子是个傻子吧？这就信了？”

然而事实是，这对师徒父子立刻又重归于好，上演了一场感人的重逢大戏。

事实证明，作为一名合格的从良犯人，即使到了如此境地，霍恩的执行力依然不减。几天以后，他又勾结鲁夫特，尝试利用叉车越狱。可惜由于只顾着翻墙，忘了怎么落地，最终在霍恩摔了个半死后，宣告失败。这次越狱失败后，狱警们是彻底怕了这俩卧龙凤雏，赶紧将二人分开。

1994年2月，法庭完成审理。霍恩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依然在最初的布斯巴赫监狱服刑。鲁夫特在无期徒刑上追加30年不得假释，接着在齐根海恩蹲。就这样吧。不过，你要说一切就此回到原点，显然也不是。在霍恩的这次劫狱后，黑森州司法部在齐根海恩监狱门口，足足起了18个混凝土反坦克锥。这次哪怕你真把坦克开来，也冲不进监狱大门了。然而，即使到这一步，两个监狱的高墙依然没有阻止两人的感情。在出狱后，霍恩和鲁夫特一直书信往来不断，并且时常去探视。

2012年5月，鲁夫特的身体垮掉了。医生断定他活不到冬季。霍恩决定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为了重新入狱，霍恩拎着一把大管钳子上街，在一天之内连续犯下抢劫、盗窃、猥亵妇女等好几重罪。没办法，罪名轻了进不了齐根海恩。在如此努力下，6月中旬，霍恩终于如愿来到了齐根海恩监狱。然后他就傻了。狱警告诉他，由于鲁夫特已经卧床不起，转去市里的临终关怀医院了。你要是没犯事，应该真能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2012年10月，洛塔尔鲁夫特病逝，享年72岁。至于霍恩，由于德国的隐私保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下落。不过我们能知道的是，现在的他应该已经心无挂碍，不必再期待着再次如天神般拯救他那个如师如父的朋友了。

1963年6月11日，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尼古拉斯·卡森巴赫带着三名不畏强权的黑人学生，手持法院强制入学的判决书，在大批法警的陪同下来到了亚拉巴马大学门前。今天这个学老子还非上不可了。 然而，卡森巴赫刚一下车，就看到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士堵在了学校礼堂门口。不让进，有种你从老子身上踏过去，周权不低于联邦，肯尼迪算老几，老子不怕他。 消息传到华盛顿，肯尼迪龙颜大怒，立刻下令给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你们是要跟联邦走还是跟州长走？如果跟联邦走，就赶快把那个混蛋赶出去。 几个小时后，大批国民警卫队冲进学校，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华莱士光速转进，三名黑人学生顺利入学。 虽然以现在的角度看，乔治·华莱士的行为属于十足的种族歧视，但在当年却有广泛的支持者。这起堵门事件为他赚得了不少政治声望，甚至让他有机会冲击一下总统宝座。但是，此时的华莱士还不知道，他靠这样的名声铺垫的竞选之路，究竟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

在通辽宇宙的诸多豪杰中，亚瑟·赫尔曼·布雷默有一个十分令人同情的特点：命苦。跟他的人生相比，丁美师都他妈算甜饼。 1950年，布雷默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普通的蓝领家庭。他的父亲威廉是个大车司机，母亲希尔维亚是全职家庭主妇。父母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希尔维亚还带来了三个孩子。 在冷战初期，美国蓝领过得相当不错，布雷默的父亲一个人打工就可以养活全家。实际上，作为一个德裔移民，老威廉具有德意志男人的特性，他固执的认为，赚钱就是老爷们的事，宁可夜里出去兼职累个半死，也绝不容许妻子出去工作。但是，你不要由此认为威廉就是个好丈夫。事实上，在他的观念中，除了赚钱之外，自己对家庭就不再有任何责任。每个成员还得听自己的，必须得夫唱妇随儿女孝，不然就搞小家暴。 能嫁给这样的丈夫，布雷默的母亲希尔维亚自然也不是啥进步女性。她本就对工作毫无兴趣。但是，在不工作之外，希尔维亚对家务也没有任何兴趣，家里每天乱的耗子进去都得开导航。 希尔维亚唯一大爱好是赌马，每当丈夫发工资之后，希尔维亚就只留下只够勉强生存的生活费，将剩下的钱扔进赌场里挥霍一空。 在这样的富贵人家，布雷默的生活可想而知。在小布雷默的印象里，父亲常年出差，而母亲常年赌马，俩人偶尔相遇也是以打架为主。由于战况过于惨烈，布雷默的哥哥姐姐们很快离家出走。在空荡荡的家里，小布雷默别说玩伴，连找个说话的人都难。 ~~而现在的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了，再配上一张大流量卡，聊聊天刷视频都非常不错。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大流量卡，反响就挺不错的，如果还有流量焦虑的小伙伴，真的可以尝试入手一张了。像我平时就把它放在副卡槽专门用来上网，完全不用担心流量用超，话费扣到破产了。这种卡月租最多是29元，每月都有上百G的流量。相比那些上百块只有几十G的套餐，一个月直接省出100多块。关键都是四大运营商直接发货的正规手机卡，优惠期很长，不用担心到期话费变贵。要是不想用了，还能随时线上注销退费，没啥试错成本。网速更是没的说，最高速能到500兆，拿它给电脑开热点，或者自己刷刷视频打打游戏都挺丝滑的，再也不用因为家里WiFi不给力而难受了。这张卡是我的大粉丝，的流量卡大忽悠推荐给我的，他是流量卡测评领域的头部傲入主，有四大运营商的官方授权，正规专业，大忽悠一直致力于用实测帮大家避坑筛选好卡，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能帮助上百万实现流量自由了。流量经常不够用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搜索关注他，有问题还能随时找大忽悠客服。除了前面的超强配之外，咱们还给安排了免费申请免费使用包邮到家的福利。申请链接我放评论区了，月租超29的小伙伴抓紧去评论区领一张吧。~~

然而，孤独却不是布雷默最痛苦的记忆。相比于孤独，他更讨厌的是母亲。作为一个赌狗，希尔维亚没有任何社交能力，她不跟人接触，也没有朋友，即使在最热的夏天，她也永远紧闭房门拉下窗帘，隔绝任何视线。但是，虽然自己生活过的稀烂，但希尔维亚却极其擅长对儿子PUA。只要她在家，她就不停的指责布雷默是个怪胎，从不出去玩，连个朋友都没有，就是个废物。对此，布雷默极其无语：是你把我锁屋子里的，我怎么出去？出不去我拿什么交朋友？你自己就是个铁废物，还敢指责别人。 所以，从六岁开始，布雷默就烦透了这个女人，不愿意听他说哪怕一个字。如果母子俩在一个房间，只要希尔维亚一张嘴，布雷默就会立刻离开。这种极度窒息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58年。

这一年，布雷默开始攻读小学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学校里，老师对布雷默的评价相当高。原因很简单，虽然家庭不幸，但布雷默并没有成为那种网吧毒子，性格反而像我一样，沉默寡言自闭内敛。他总是规规矩矩，永远保持安静，以至于老师都担心，这孩子不会有自闭症吧。 好在老师们慢慢发现，布雷默并不是真的自闭。相反，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作文写的也相当出色。他沉默寡言只因为太过敏感。由于矮小近视，走路姿势也比较奇怪，布雷默非常自卑。这种沉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 这一年，布雷默上高中了。在入学第一天，布雷默迈着他鸭子般的步伐往礼堂走。突然他头顶出现了一片黑影，抬头一看，一个铁塔般的大汉站在面前，挥舞着激动的说：兄弟，是入学的新生吗？布雷默点了点头，壮汉大喜：太好了兄弟，有兴趣打橄榄球吗？我觉得你天生就适合干这个。布雷默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看上自己，大汉解释说：我是咱们学校橄榄球队的队长马丁。兄弟，相信我，你天生就是打橄榄球的料，日常走路都是标准的冲阵姿势。这种姿势可能生活中不太美观，但到了球场上，你就会像孙悟空一样，看起来他是吃素的，但你可别以为他是吃素的。 几分钟后，布雷默第一次看到橄榄球比赛。这种充满力量感的运动让他迅速着迷。他接受了马丁的邀请，然后布雷默惊讶的发现，自己在橄榄球上很有天赋，很快就成为了主力前锋。更重要的是，在球队中，布雷默找到了被需要被信任被尊重的感觉。马丁手把手的教他规则和技术，队友们对他的胜利报以祝贺。这种情谊让布雷默正常了许多，那段时间里，布雷默确信自己能在世界上有一个位置，作为一个运动员，自己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然后，他的母亲用一张纸条毁掉了这一切。在给校长的信中，希尔维亚写道：我很熟悉自己的儿子，他太过虚弱，根本无法从事激烈的运动，必须让他离开橄榄球队，否则学校无法承担后果。 被强制退队后，布雷默认命了。摊上这么个妈，自己这辈子是得不了好了。他又一次活成了透明人。 高中毕业后，布雷默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找工作离开这个操蛋的家庭。然而，财貌双全的他，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只能于1969年在一家餐厅当起了服务员。但即使这么个工作，布雷默也没干好。1971年，布雷默因为被客人投诉，被迫辞职了。 在辞职那一天，布雷默沮丧的回了家。一进门才发现，希尔维亚居然也在家。布雷默不想搭理这个灾星，默默朝卧室走去。但希尔维亚居然嘲讽他：宝贝儿，你真漏脸，工会的悔函都送到咱家邮箱里了，连个服务员都干不下去，真有本事啊，哈哈哈。 要是在平时，布雷默根本不会搭理他妈，那呵这天他已经一肚子火，吃的苦中苦，心里会更苦。布雷默抄起了桌上的茶杯，狠狠砸在地上，怒吼一声：闭嘴。看着满地玻璃碎片，两个人都愣住了。几秒钟后，希尔维亚反应了过来：小杂种，你要造反呢？没教养的东西，不会说人话的怪胎，反了你，给我道歉。 面对着歇斯底里的母亲，布雷默被吵的脑袋发胀。他想起了离家出走的哥哥姐姐，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这个破家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也走。 布雷默立刻将行李衣物之类打包，他将希尔维亚推到一边，提着行李箱扬长而去。在他身后，母亲的呵骂不绝于耳：滚，滚了就别再回来。走出了家门，布雷默一身轻松。终于，在21岁这年，他摆脱了这个深渊。

应该说，在美国的黄金年代，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是十分惊人的。虽然布雷默只是个餐厅服务员，但他依然有自己的私家车。将行李扔在车上后，布雷默决定先租个房子。好在上班这一年来，布雷默攒了点钱，他很快找到了心仪的寓所。安顿下来后，他又开始到处找工作。最终，他在一所小学门口当起了保安。虽然当保安心有不甘，但布雷默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早到迟退，还把自己打扮的保家卫国英武不凡。原因很简单，他单方面坠入爱河了。之所以是单方面，是因为布雷默甚至不是舔狗，舔狗至少有接触，而布雷默对于那位叫玛丽的美女老师则是纯暗恋，连句都不敢说。属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在下面撑着瞧，你千万不要摔倒了，呜呜呜。

然而，玛丽老师是一个聪慧开朗的姑娘，她居然发现了布雷默的暗恋。更有趣的是，她居然还真的对布雷默产生了兴趣，决定试着交往一下。也许是幸福来的太突然，总之，因为一些不便多说的原因，没过多久，玛丽就和布雷默分手了。 这次分手让布雷默极度抑郁。然而，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他，此时却又迎来了一次暴击。 1971年11月22日，密尔沃基爆发了一场反战游行。布雷默所在的学校正好在游行线路上。当游行队伍走到学校门前时，突然有人投掷了几发燃烧物，队伍瞬间大乱，很多人试图往学校里面冲。关键时刻，布雷默赶紧出去阻拦这些人。但阻拦很快变成了撕打，被赶来的警察按了个正着。警察把布雷默带回了审讯室：你在搞什么？知不知道自己犯法了？ 在审讯室里，布雷默矮小的仿佛问鼻屎，低声又下气。他赶紧解释：这不是我惹的事啊，那群人冲击学校，我是看门的，我得问心无愧啊，能不管吗？警察说：管没问题，但你注意什么？抓住了你的地方已经出学校范围了，你拎着棍的嗷嗷乱我把人打成重伤了，这算故意伤害知道吗？布雷默懵了：不是，现场乱七八糟的，我真没注意出去那么远吧，他们也打我了呀。警察叹了口气：这事我做不了主，已经闹大了，这趟法庭你是跑不了了。布雷默十分抓狂：为什么呀？我就是正常工作，难道要让这群人冲进校园？万一伤了孩子咋着？警察也很无语：你说的我信，但检察官信不信谁知道？司法得讲证据，现在的证据就是你离开了学院致人重伤。 这下布雷默是真慌了，赶紧恳求警察：您能帮帮我吗？我真没想伤人，完全是为了保护孩子呀。警察沉默了片刻：这样吧，我稍后写一份报告交给法院，就说抓捕过程中发现你情绪很不稳定，申请一次精神状态鉴定。医生找你的时候你表现的令人一点。只要给你定成精神病，就不用负刑事责任了。布雷默拿小得清重，立刻统一了这个办法。 果然，经过一阵表演，医生很快给出了结论：判定他有点精神分裂，但病情还算稳定，不用脱离社会，可以继续在社区生活。于是，布雷默免于刑责，交点罚款了事。然后布雷默才发现，自己麻烦大了。

简单的说，当精神病确实比较容易脱罪，但却不好找工作。布雷默回去之后，学校光速将其开除，谁敢雇个精神病看大门，万一发起彪来伤了学生咋着。带着这么一个标签，布雷默已经很难再找到工作。就这样，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里，布雷默是失业失职又失恋，同事邻居人人厌，五姑受冤天兵力，社交圈中白眼线。 眼看着生活逐渐走向末尾，布雷默每天只能在小房里伤春悲秋。所谓安慰别人一套一套，想想自己三二一跳。实际上，虽然从小就极度倒霉，但布雷默其实不算个奇葩，他的内心依然有普通人的梦想，对名望爱情都十分憧憬，也会有些写作唱歌之类的小爱好，并不是萨拉和约翰辛格利那种天赋型选手。但是，极度糟糕的原生家庭毁掉了布雷默的命运。他从小缺乏社交能力，基本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无人扶我林云志，偏偏我也上不去。回首20年人生路，布雷默扪心自问：难道我注定在无人关心的失败中度过一生，最终在角落里默默无闻的死去吗？ 思考许久后，一股强烈的挫败感席卷了布雷默。难道我的人生注定就毫无意义，让所有人遗忘吗？布雷默心中一下子燃起了一种怒火。他也许没听过主会掩那句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得五鼎烹。但布雷默同样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不行，我必须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反正我现在是拍张自拍就是全家福，拿起筷子就是团圆饭，没啥可牵挂的。哪怕一兽万年，至少我不必默默无闻的死去，我要让历史记住我。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美国什么事能惊天动地呢？答案非常简单：我去刺杀总统。

当有了这个想法后，布雷默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不是击杀林肯，谁知道约翰·布斯是谁？如果不是开枪肯尼迪，谁又知道奥斯瓦尔德呢？想要名垂青史，弄死总统是最简单的途径啊。所谓只要征信不想管，额度就是我存款。 当确定了这个想法后，布雷默有了一种奇妙的通透感，他顿觉豁然开朗。转念一想，布雷默又想到了自己的结局：刺杀总统，到时候肯定是上午抓下午杀晚上火葬场里拉。不行，在出手之前，我还要为自己活一把。自己这20多年来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不甘心，我要去纽约，我要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布雷默盘点了一下手里的资金，还剩1743美元。杀个总统，500美元绰绰有余，剩下的钱都是可以挥霍的。 1972年1月13日，布雷默跑到枪店，买下了一支全新的点38左轮手枪，又把汽车大修了一番。全部准备完成后，布雷默开始记日记。布雷默认为，自己做的事即将改变历史，自然得全程记录，不然后人怎知小爷我刺王杀驾的心路历程，与其别人污蔑，不如我自己写。 1972年3月1日，布雷默写下了第一篇日记：我决定用手枪崩了尼克松，或许等他来威斯康星州搞集会时是个好机会，应该是在四月下旬，时间不多了。 此时的美国总统正是听宗尼克松，此时水门事件尚未爆发，尼克松名声还没那么臭。但布雷默管你这个那个的，刺杀你与你有何相干。 下好决心后，布雷默决定奢侈一把，直接坐飞机去了纽约。3月4日，布雷默出现在了纽约街头，好家伙，大城市就是不一般，我这一米六八大高个还没纽约路边的野草高。 是的，由于对纽约毫无了解，布雷默逛的地方叫布鲁克林。来回转了四个小时后，街上的流浪汉都被他整毛了：哪来的傻子，围着我们转啥？一看就是活在蛋门前卖榴莲的臭外地的。 流浪汉的敌意深深刺伤了布雷默：纽约人聊不起，纽约人就可以瞧不起我吗？我现在是无敌之人，我还能受你们欺负？ 感觉到被鄙视后，布雷默扭头就联系了一家租车公司，花巨款租了一辆劳斯莱斯，还配了司机。布雷默乘坐劳斯莱斯在布鲁克林转了十几圈，在流浪汉懵逼的眼光中怡然自得。两小时后，司机实在受不了了：先生，咱们还是去市中心吧，这贫民窟有啥逛头？布雷默如遭雷劈：啥？这是贫民窟？ 在司机的指导下，布雷默终于知道了哪是旅游景点。第二天，他把中央公园帝国大厦自由女神都逛了一圈，还坐了圈直升机，晚上甚至还去做了按摩。这次纽约之行让布雷默非常受用。3月21日，完成了所有心愿的布雷默跳上了重返密尔沃基的飞机。尼克松，我来了。 然而，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让他崩溃的消息：尼克松取消了威斯康星的初选机会。由于行程有变，尼克松取消了行程。坐在机舱里的布雷默麻了：老子枪也买了，钱也花了，你他妈说不来就不来了。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手里就剩下500块钱，远门已经出不起了呀。 下了飞机后，布雷默赶紧又去查总统的最新行程，然后他就笑了出来：果然，天无绝人之路。4月6日，尼克松要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这地方离密尔沃基不算远，布雷默的盘缠够用。而且，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尼克松从来都不是个谨慎的人，他酷爱冒险，二战的时候放着后勤不干，非要上前线，所以在当上总统后，尼克松对安保工作也不是很配合。出于安全考虑，他往往不佩戴任何安全设备，去了国外机会反而更多。 得知尼克松的出访计划后，布雷默立刻开始查阅听宗的访问流程。最终，布雷默将刺杀地点放在了渥太华的麦克唐纳卡蒂埃国际机场。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此处是听宗行程的开始，布雷默经费有限，没法一直跟着他，早崩了早利索。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经常刺杀总统的朋友都知道，开枪容易接近难。尼克松的安保就算是在松懈，让布雷默靠近总统专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布雷默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总统车队从机场去酒店的路上发动偷袭。

1972年4月5日，布雷默开始自己的小福特出发了。三天以后，带着手枪的布雷默顺利抵达渥太华，尼克松，我来了。

到渥太华安置好后，布雷默4月9号就开车到机场踩点，然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想简单了。虽然主观上不太配合，但作为政球集领导，尼克松的安保依然十分严密。在机场外围到处都是巡逻的警察，几条公路全都有警察把守，强行埋伏等于赵光印负面摩，白送。 见到偷袭无望，布雷默又想到：电视上看到总统出访，在下飞机时总会发表简短的讲话，自己能不能混进去呢？于是他来到出口，把车停到一个警卫旁边，摇下车窗就问：您好，我后天能来听美国总统讲话吗？警卫懵逼的一愣，然后说：你是部队的人？布雷默摇头：不是啊。警卫断然拒绝：机场讲话现场不对民众开放。布雷默这才明白，原来所谓的机场讲话，那些围观群众都是军人装的。 在痛斥美帝官僚虚伪后，布雷默掉转车头，又转了几圈后，实在找不到伏击点位的他，此时居然想到：有困难找警察。他把车停到了一条小巷里，步行出来咨询一个执勤的胖交警：老兄，哪里是看总统的好地方？胖交警素质相当过硬，急人民之所急，大手一指：那边有个空加油站，在坡上，可以俯瞰公路，别说看总统，枪击他都没问题啊，呵呵，开个玩笑。 对于胖警察的坦诚相告，布雷默感动的不行：看看人家加拿大，人家就不打机关枪，这才叫服务型政府。布雷默千恩万谢的离开，果断来到加油站踩点。这里确实是个好狙击位。更重要的是，特勤局似乎没发现。 次日上午10点，布雷默来到加油站，压满子弹的手枪被他塞到了袜子里，只等总统车队一道，布雷默就发动偷袭。布雷默死盯着下面的公路，全身绷紧，等待着命运时刻的来临。10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路上过了一辆又一辆车。哎，总统车队呢？不对呀，总统要经过的地方不封路吗？那个胖警察骗我。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的气候跟我国东北类似，四月份的小风也相当刺骨。在漫长的等待后，布雷默已经冻麻了：不行，得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布雷默定眼一看，不远处正好有个咖啡店。他果断下山隐蔽。 然而，在咖啡馆里取暖时，布雷默全然没注意到，身后已经开始封路了。所以，当半小时后他慢悠悠从咖啡馆里出来时，他只看到了一辆林肯大陆的尾灯。卧槽，车队来了。布雷默赶紧伸手掏枪。哎，拽不动。靠，隔着裤腿呢。左手提裤腿我再掏。哎，卡袜子上。老子硬拽，总算掏出来了。尼克松，你死定。哎，车呢？ 是的，就在布雷默跟裤子斗智斗勇的时候，总统车队已经开远了。尼克松安然无恙。布雷默懊悔的拍了拍脑袋：尼克松，算你运气好，没关系，老子在路上杀不了你，在城里一样杀你。 开车回到市区后，布雷默打听了一下，尼克松已经进入国会山庄了，据说要跟加拿大总理会晤。布雷默果断跟了上去。到地方看了一圈后，布雷默笑出声来：尼克松，你这次真的死定了。 加拿大国会山庄位于渥太华市中心，但处于临水的高地，所以进出建筑只有一个南门。更妙的是，建筑面前的广场向公众开放。尼克松进入建筑时，手枪射程绝对够得到。 在布雷默赶到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停在建筑门口的总统专车。也就是说，尼克松出来的时候必须走下台阶才能上车，这段路特别适合开枪刺杀。为了展示良好的精神面貌，布雷默在车里好好装扮了一番，他刮掉胡子，换上深色西装。吉小日前的教训布雷默也没忘，为了防止卡住，他把手枪插在了后腰的皮带上：这次一定能顺利掏枪。 确定万事具备后，布雷默徒步来到了国会山庄前的小广场。此时已经有不少记者和群众聚在隔离带外，场面稍显混乱，正适合刺客发挥。布雷默面带微笑的往前挤，边挤还边喊口号：尼克松，我爱你。 在寒风中，布雷默足足等了40分钟，尼克松依然没有出来。但是，这一次，布雷默不会再找地方取暖，也就在这死等。 1972年5月15日下午3点17分，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尼克松出来了。隔离线外的人群出现了小骚动。此时听宗似乎心情不错，边下台阶边向人群挥手。随着尼克松走下台阶，他来到了布雷默面前不到10米的地方。此时正是完美的狙击位：尼克松，拿命来。 电光火石之间，布雷默弓腰紧背，右手一撩向后腰伸去：尼克松，我，哎，我枪呢？布雷默低头一看，自己腰间的枪套里空空如也：我的枪呢？他妈的加拿大，小偷太过分了，居然敢当着总统面偷东西。还有王法吗？还有规矩吗？还有敬畏之心吗？ 失去了武器的布雷默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尼克松越走越远，最终总统专车开走了。尼克松安然无恙。 第二次刺杀失败后，布雷默扭头去黑市买枪。他以125美元又买了一把点38左轮手枪。结果枪一到手他发现：这不是我白天丢的那把吗？ 回到房间里，布雷默复盘了白天的行动。虽然两次刺杀失败了，不过没关系，自己还有机会，尼克松接下来的行程尽在我掌握，只要死磕到底，尼克松必死无疑。 在之后的4月11日和12日，布雷默连续出击。他每天早上5点就出发，跟着尼克松逛了美国领事馆、国家美术馆、湖边度假屋等一系列景点。应该说这些行程很好的增长了布雷默的见识，除了找不到机会出手外，一切都很完美。 1972年4月12日夜，又累又饿的布雷默回到了旅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今天的心得：早餐一定要吃饱，车里要准备些快餐，喝到一定程度会星光，加拿大上厕所还挺方便。 由于4月13日听宗的行程都集中在下午，第二天布雷默也没起太早，他9点多才晃荡出旅馆，准备去斯帕斯街吃顿好的。10分钟后布雷默发现自己迷路了，足足转了半小时后才找到那个路牌。在路牌下，布雷默漫无目的的四处张望，突然他发现，路边怎么停着一辆林肯大陆？仔细一看，卧槽，这不是总统专车吗？好家伙，天堂有路你不走，不走你就算滞留。尼克松，你死定。 布雷默再次弓腰紧背，他潇洒的一撩衣摆，身向后腰：哎，我枪呢？我那么精致的一把男生自用九成新的二手左轮呢？卧槽，加拿大的小偷时代。哦不对，我这是出来吃饭，没带枪。 所谓轻舟已过万重山，低头发现没上船。发现没带枪的布雷默扭头就跑，狂奔着回到旅馆饭店。找到手枪后，他杀气腾腾的回到了那条街道：尼克松，你死定了。我，哎，车呢？ 是的，在布雷默回去找枪的过程中，总统专车已经离开了这条街道。至此，尼克松结束了全部出访任务，布雷默的刺杀行动失败了。

1972年4月14日，布雷默的情绪崩溃了。经历这场波澜壮阔，一事无成的刺杀后，布雷默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笑柄。最重要的是，由于加拿大的缺德小偷，他这次刺杀行动严重超支，没有破碎感，只有破钱感，他已经没钱去追杀尼克松了呀。 在漆黑的房间里，布雷默真的抑郁了：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杀掉尼克松会出名，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杀。在极度沮丧之后，布雷默回到了密尔沃基，他对这次刺杀行动进行了复盘。梳理了每个细节后，布雷默认为自己的行动没什么问题，只是意外太多。但一次意外是小河，两次意外是奇迹，三次意外是什么呢？最终布雷默的结论是：尼克松指定信点啥。 在查阅尼克松的简历时，布雷默发现，尼克松的爹妈都是所谓贵格会成员。这一教派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杨秀清派，酷爱天赋上真之类的把戏。布雷默认为，尼克松家这个教派指定有点说法，自己三次刺杀失败非战之罪，是上帝他老人家不让尼克松死。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既然上帝不让我杀尼克松，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此时，由于经济上已经炸锅卖铁，不贫则已，一贫如洗的布雷默已经丧失了生死的勇气。刺杀行动一定要继续，出名是必须要出的。既然上帝不让尼克松死，那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换个目标呗。有没有名声很臭又影响很大的人呢？ 经过一周的寻觅，布雷默刺杀日记终于在1972年5月4日恢复更新，他找到了新目标：乔治·华莱士先生。 是的，实际上，布雷默对于华莱士这个目标不是很满意，选他的主要原因是手里实在没钱了，杀别人预算不够。作为一个又老又顽固的种族主义分子，华莱士的名声臭比毛蛋拌大葱。他在70年代依然坚定的逆着历史潮流，宣扬隔离但平等，不骂他的媒体少之又少。然而，虽然华莱士名声很臭，但他的影响力却不算大，在当年不过是个州长，兼民主党总统初选候选人。虽然名字叫华莱士，但比起尼克松，那是不知道低到哪里去了。但是，虽然目标不够理想，但由于布雷默的现金马上见底，时间紧任务重的他也，没法再犹豫了：华莱士就华莱士吧，今天就杀你了。 说来也是该着华莱士倒霉。1972年5月，华莱士的拉票活动都集中在密歇根州，跟密尔沃基非常近。1972年5月9日，布雷默乘船前往密歇根州卢丁顿。这一次，布雷默为了防止意外，他的第一步居然是：潜伏，打入敌人内部。 到达密歇根后，布雷默就立刻跑到华莱士的竞选办公室报道。进去就表示：我可找到组织了，你们是不知道，华莱士先生是我家祖孙三代的偶像啊，我能不能留下打把手，不要钱当志愿者也行，我太爱乔治了，想一直追随他。 面对免费的劳动力，竞选的工作室怎会拒绝，布雷默立刻被留下。这方面是因为他用爱发电不要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也确实需要志愿者。我们平时看起来美国那些竞选演说总是很热闹，其实不年不节的，谁能保证那么多去听啊。所以，很多政客都是自带气氛组，布雷默这样的人去当托儿正合适。 在打入敌人内部后，布雷默相当卖力一些，他在之后的两天竞选活动中撒了欢儿了，把竞选办公室的人感动的不要不要的，果断决定以后让布雷默站前排，领喊。 所以，5月13日夜间，华莱士在卡马祖拉的餐馆演讲就成为了布雷默的第一个机会。当晚六点，布雷默进入集会餐馆，手枪就揣在了怀里，就等著华莱士出场了。 实际上，自从听宗肯尼迪成为车技将领后，美国政客们的安保手段整体上提升了一个级别。华莱士虽然不是总统，但作为总统候选人，华莱士演讲时也是有防弹玻璃的。因此，布雷默只能等待华莱士自己离开防弹玻璃的保护范围。 果然，在5月13日的这次演讲中，手舞足蹈的华莱士几次脱离了防护，最严重的一次整个身子都探了出来。布雷默都已经伸手掏枪了。然而，电光火石之间，布雷默突然发现，华莱士身后有一扇玻璃窗。当然，打碎玻璃窗不算啥，但窗户旁边那个15岁男孩却是问题。如果布雷默此时开枪，子弹大概率会将玻璃击碎，继而伤害到那孩子。布雷默虽然不怕一兽万年，但伤到小朋友就不好。 于是，布雷默放弃了这次机会：没关系，反正已经打入内部，这王八蛋跑不了。 5月15日，布雷默跟着华莱士来到了马里兰州。在当天中午的演讲前，布雷默已经准备齐全，他把手枪揣在兜里，就等着发动偷袭了。 然而，当布雷默来到演讲现场时，他震惊了。在现场，马里兰州的黑人们举行了集体抗议。华莱士被黑叔叔们打的抱头鼠窜，布雷默根本没找到机会。 两次刺杀失败，布雷默真的破防了。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成功怎么他妈六亲不认呢。如果说尼克松可能信点啥，你华莱士个狗种族分子我杀不成吗？憋着一股邪火，布雷默跟着华莱士来到了下午的集会场地：劳雷尔购物中心。不行，今天也必须整出点动静出来。 好在，在这次集会中，黑叔叔大军没来捣乱。现场的1000多人安静的听完了演讲。这次成功的演讲让华莱士备受感动：劳雷尔的人民太给面子了，我就好好感谢一下。 于是，华莱士跳下讲台，准备到人民群众中去。结果旁边的保镖一把拉住：不行，可能发生意外。华莱士大义凛然：什么意外？美利坚人民难道会伤害我吗？不可能，我信任他们。 推开了保镖，华莱士在欢呼声中跳下讲台，开始跟前排的听众握手寒暄。当然，这一套流程其实也有预案，华莱士会跟每个人说一句：一份钱换你的想法。前排的群众都是老演员，一般都会热烈回应。 此时的布雷默心中狞笑一声：我等的机会终于来了。布雷默迅速打定了计划，等华莱士走到跟前，自己就一边跟华莱士握手，另一只手掏枪干他。对了，为了有点镜头感，布雷默决定喊句口号，可是自己又没啥政治主张，说点啥呢？有了，他不是一份钱换想法吗？那我就来一句：这个创意你喜欢吗？到时候再摆个拉风的pose，那感觉真是张作霖坐火车，帅爆了呀。 一切计划确定，布雷默等待着华莱士的到来。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也许是布雷默实在太不惜儿，也许是他伸出左手有点不礼貌，总之，华莱士完全无视了他，跳过了布雷默去握了其他人的手，越走越远。 这下布雷默是真破防了：他娘的，你个狗种族分子，你他妈也敢瞧不起我？老贼，吃我一枪。 让我们回看一下这段历史名场面。 在人群中，布雷默一个箭步挤了出来，掏枪就打。他几秒钟内就把子弹全部打光，其中四颗正中华莱士。另外还误伤了两个保镖加一名志愿者。布雷默开枪后，现场一片大乱，华莱士扑倒在血泊中呻吟。布雷默正想摆个造型，特勤局特工就冲了上来，七手八脚的就把他按住。华莱士则被送往医院抢救。 在被制服时，布雷默并没有反抗，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他妈的，太激动了，忘喊口号了。

在刺杀案发生后，布雷默确实引起了轰动。一群记者嗷嗷叫的冲向警察局，布雷默相当得意：我也终于成功了，有人关注我了。 然而，第三天，布雷默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听说，由于四枪都打在腹部，华莱士没有致命风险，人家没死。当然，死不了也不代表能好，由于被子弹伤到了脊椎，华莱士被搞得下身瘫痪，直接变罗斯福了。 在华莱士遇刺后，反应最快的是尼克松，他光速跑到了医院探视，赌咒发誓的跟华莱士保证：哥，我发誓，真不是我干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没有动机啊。你想想，你名声那么臭，我巴不得你代表民主党的，把你弄下去，万一换上个能打的咋办呢。 被尼克松补刀后，华莱士十分破防。然而，尼克松的目的其实不止于此。作为著名老阴逼，尼克松在探望华莱士之前就嘱咐手下特工：赶紧趁着警方搜查之前，去布雷默的家里，再在他家里放点乔治·麦克文的竞选资料，证据来个一箭双雕，把他俩都弄下去。 然而，尼克松没想到的是，就这么个缺德买卖居然还被截胡了。中情局的反应比总统还快，早在总统下令之前，中情局就在布雷默的公寓里放了不少左翼文学，打算把这事往苏联身上扯。 遗憾的是，无论是尼克松还是中情局，他们最终都白忙活了。由于布雷默用日记详细的记载了自己的所有心路历程，导致所有的栽赃都成为了笑话。 当华莱士知道了自己只是尼克松的替死鬼后，老头在病房上更破防了。 到了这一步，结局就没啥悬念了。1972年7月31日，马里兰州法院开始对布雷默进行庭审。由于没有老约翰那样超能力的爹，布雷默被重判53年。 在庭审期间，布雷默基本没怎么发言。他最后的总结陈词是：马塞尔先生提到希望社会能保护大家免受我这样的人的伤害，回顾一生，我也曾希望得到保护。 随后布雷默被送往监狱服刑，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华莱士没死，再加上本来知名度也有限，布雷默引发的舆论热度不到一个月就彻底平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无人再意的状态，一兽万年也失败了。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起刺杀却让布雷默有了一个意外收获。在他被判刑后，他的父母并未放弃布雷默，而是每周都去探望，两代人居然在铁窗边完成了和解。 时间来到1995年，在遇刺20多年后，受害者华莱士终于决定原谅凶手。他给布雷默带去了一封信，表示老夫已经宽恕你了。 实际上，虽然这次遇刺的原因非常荒唐，但却完全改变了华莱士的人生。在遇刺之后，华莱士认为，这次枪击是上帝对自己的警示，在告诉自己做错了。所以，他在这之后不再大谈种族隔离，反而强调爱与宽恕。他向黑人运动领袖们道歉，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华莱士已经完全不是种族分子，反而为种族平权而努力。1998年9月，与世界和解的乔治·华莱士病逝，享年79岁。 至于布雷默，在华莱士病逝前的1997年夏季，布雷默获得了假释。他在听证会上声明自己已经忏悔，表示自己依然有基本的是非观。在假释期间，布雷默没有任何新闻，他默默的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城里当清洁工。在2025年5月15日，这个曾经的刺客就将获得彻底的自由。 看起来，这是个各取报应的故事。但哪怕布雷默自己都没想，他当年的行为居然会引起蝴蝶效应。 在入狱之后，布雷默那本刺杀日记引起了一个FBI警员的兴趣，他认为布雷默的心路历程十分好玩，于是约定和布雷默一起改编润色那本日志。最终，这本被定名为刺客日记的作品被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官员，最终于1973年末出版。只不过，由于书里的内容太过意识流，刺客日记的销量很少。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一个新手编剧保罗·施拉德看到了这本书，对那段意识流文字的感觉印象颇深。在1974年，施拉德陷入了痛苦的创作瓶颈期，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接近当初的布雷默，只能深夜乘出租车闲逛排解。1975年的某个夜晚，在凌晨三点邂逅了一个女孩后，施拉德突然有了灵感。他想起了布雷默的故事，赶快提起笔，创作了一个新的剧本。 1976年2月8日，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上映，以160万美元的成本斩获2860万美元票房。而女主角朱迪·福斯特更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至于这部电影后来会引发什么样的风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通过这部电影，那颗由布雷默当年射出的子弹，终于在多年以后，被一个叫约翰·辛格利的小伙，打入了另一个总统的胸膛。

1974年8月14日，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罗马宣布，经参众两院讨论决定，并提交总统审批，我国针对海洋法的第359号修正案已正式通过执行。

自今日起，意大利的领海范围从基线外6海里延伸至12海里，与南斯拉夫的边界划定问题也已提上日程。

消息传出后，各国媒体都心领神会。哦，冰岛去年又对带英完成了一次霸凌，意大利这肯定是心有戚戚焉，接着联合国刚开完海洋法会议，这是在抢跑呢。

也难怪他们搞这种偷袭，毕竟海对面的南斯拉夫也真不是软柿子。

然而，在意大利国内，广大民众却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拉倒吧，就我们这些废物政客，他们还能做什麽提前规划？他们这个法条确实是有针对性的，但不是针对南斯拉夫，而是防止再出一个效仿者。

你说效仿谁吗？就是那个亚得里亚海的自由领地、乔治·罗萨的主权国家、自由贸易的避税天堂、黄赌俱全的色情赌场、铁托元帅的前进基地、霍查同志的海上堡垒、苏联核潜艇的补给中心、美国中情局的长波电台、纯天然零添加的人工制造的海上国家——玫瑰岛共和国！

主角：乔治·罗萨

对于自己的家庭，出生于1925年的乔治·罗萨不愿聊太多。主要原因是，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在众多没溜的意大利人里，罗萨的父亲尤里西斯是个少数派，因为他是个坚定的墨家弟子。

从20年代开始，尤里西斯就是墨索里尼的死忠粉，全身心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法家事业之中。跟着老墨，尤里西斯的足迹遍布整个意大利。哪怕在1943年老墨垮台后，尤里西斯还跟着去傀儡政权萨罗共和国里混了两年，可见政治站位之坚定。

有这样立场坚定的老爸，小罗萨的日子可想而知。他的整个童年都颠沛流离，十几岁时父亲将罗萨送入军校管理的高中，毕业后就立刻入伍，希望他能为墨家事业添砖加瓦。

然而，这种培养激起了罗萨强烈的逆反心理。相比于父亲这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罗萨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平到了在参军以后，当他率领2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行军，碰见了三个人的游击队时，他毅然的选择给人家买路钱。

作为一个打了几年二战的老兵，罗萨在整个军旅生涯中只开过一枪，还是为了打一窝偷吃的披萨的死耗子。

据罗萨自己说，由于童年受法西斯压迫太深，导致成年后的他开始了报复性的享乐。他一生只爱三样东西：美食、美女和美元。

出于对法治国家的痛恨，长大后的罗萨成为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意大利人。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永远不要有人来管自己，让自己在美酒和艺术中度过自由的一生。

1945年9月，二战结束后的意大利人生活重回正轨。罗萨为自己确定了一条清晰的通辽狠人之路——工程师。

他考入了博洛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校期间，罗萨浪的出奇，那是醉酒狂歌路边尿，不务正业把妞泡，挂科也必加敦级，成绩绩点没眼瞧。由于成绩较差，罗萨在1950年才毕业，成为了一名半吊子工程师。

然而，事实证明，凡事都需要看大环境。在50年代，意大利经历了一波强劲的战后复苏，到处都急缺工程师。连成绩不好的罗萨也被很多企业疯抢。毕业以后，罗萨先加入了杜卡迪公司，成为了摩托车工程师。继而又由于作风太浪过于缺钱，罗萨又干起了兼职，比如在大学里当讲师等等。

然而，这样的兼职生涯依然收入有限。终于在1954年，罗萨决心下海，决定跟着好大哥包点工程。

~~每天加班加点工作的罗萨需要在休息时间里好好的补充下睡眠，这时候如果有一床好睡的神奇小路小冰被，就能给身体更快回血充电。我从去年就开始盖着它，爽滑贴身睡的翻身都少了，醒来身上也一直清清爽爽的。最近我看很多地方温度直逼30，建议大家提前备上，免得太热手忙脚乱。我这条只要168，大家也可以入手试试。以前我也是每次被子捂到要出痱子才想起换，结果前段时间气温温差太大，半夜热醒凌晨冻醒，这被子盖不是不盖也不是，差点给我弄感冒。每天睡醒身上都黏糊糊的，精气神没了，写稿时脑子也是一团浆糊，这才下决心把它给换了。里里外外真研究了不少，终于让我找到了高性价比的小冰被，店里好评就不少，我妈盖过也说好。睡过就知道，它完全不比市面上四五百的夏凉被差。里面采用了生物基巨乳酸纤维，天然植物原材料，贴肤健康，特殊的结构还保证了它良好的透气性。像我非常容易出油出汗，现在被窝和我每天都很干爽。它还有贴心的双面设计，A面清爽，这天气钻进去都不用开空调了，大家可别觉得悬，凉不凉一试就知道。小路的面料通过改良层次结构来不断提高通透感，叔叔我亲测是真的凉而不冰，干爽丝滑。要是担心换季忽冷忽热也可以试试小路的B面，软糯的亲肤棉贴身供温能帮助我们快速进入深度睡眠。而棉被太暖且吸湿性强，咱们一盖就是好几年，难免滋生细菌出现异味。换上小路安心不少，A类面料还经过抗菌除螨处理，对我们的皮肤健康更有保障，敏感肌和小宝宝都能放心贴贴。弄脏了就直接塞进洗衣机，我这一年多洗过好多回，一点不变形，还跟新的一样。像我一样自己睡168买个小的就好，有对象送爸妈可以选大尺寸，有了它一年三季都不用换被子。小路还保证两年内有问题免费换，评论区领我的专属优惠券，赶紧享受大促加和运费险，大家赶紧换上吧。~~

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彼时的意大利重建工程到处都是，罗萨的工程队赚得人才辈出。

然而，在赚钱的过程中，罗萨却跟意大利政府结下了梁子。干过工程乙方的人基本都知道，这行挣的其实并不是手艺钱，而是窝囊费。那是天天受气心中憋，一听年检就全是爹。

在罗萨包工程的过程中，意大利政府天天来刷存在感。国土局、立项处、消防安全审批部、街道办、治安委、环保电力和供水，哪路神仙都得罪不起。而且，由于意大利政府一直以摸鱼不作为和官僚主义著称，导致罗萨干个工程要的手续比美国的性别都复杂，每天恨得直呲牙。同时也开始思考一个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为啥世界上一定要有政府这种东西存在呢？

1955年，在一次散步中，罗萨意外结识了一位短发美女。这个姑娘有着干练的身形和英俊的面容。虽然那个年代还没有中性美这个说法，但这位叫基耶里奇的哥们姐瞬间吸引了罗萨。

一番搭讪之后，罗萨了解到，基耶里奇是一名企业高管，社交能力极强。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且溺水。基耶里奇帮助罗萨做了很多GR工作，让罗萨的企业效率大大提高。

然而，富裕的生活很快压得罗萨喘不过气来。望着账户里冰冷的几千万，罗萨依然觉得不够自由。对于每天狂歌痛饮的他来说，罗萨始终还是渴望着能找到一个无人管理、绝对自由、不用理那些狗屁官僚的地方。这本是一个学员值得蛤蟆都不该有的非分之想。然而，当时间来到1958年的时候，命运还真的给了罗萨一次机会。

构想：公海上的自由之地

1958年2月，罗萨在结束一次在博洛尼亚大学的授课后，浑身轻松地走出教室。在校园里，他正好撞见个熟人。“午安，塞雷尼教授。”

安杰洛·皮耶罗·塞雷尼，世界法学界大拿。作为曾经的墨家子弟，塞雷尼和罗萨关系一直不错。两人很快决定一起吃个午餐。在餐桌上，罗萨又开始倾诉他的怨气：意大利政府不作为、尸位素餐、官僚主义等等，太压抑了！当然我指的是房管局价啊。

总之，老兄，你说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绝对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吗？

应该说，罗萨确实选对了时间。彼时塞雷尼刚接的邀请，要去参加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听了罗萨这句话，塞雷尼哈哈一笑：“当然有啊！公海！那里处于所有国家主权管辖之外，不受任何规则束缚。弄条船过去蹲着，干啥都没人管。”

罗萨讪笑：“您这是说笑了。一艘远洋轮船的价格，我这种身家怎么玩得起？”

塞雷尼耸耸肩：“那就没办法了。自由是免费的，但享受自由需要巨款，呵呵呵。”

两人一说一过，随心所欲的罗萨也没往心里去。几个月后，罗萨和女友出去度假，两人决定去110公里外的海滨城市里米尼冲浪。

1958年7月15日上午，罗萨站在海上劈波斩浪。可是还没冲多久，前方的牵引摩托艇就停了下来。罗萨很不爽地跟驾驶员喊：“接着开呀！”

驾驶员摆摆手：“出领海了，先停停。你们在这先潜个水，然后咱们再返航吧。”

罗萨回头扫了一眼，岸边硕大的灯塔还清晰可见。他十分疑惑地说：“领海才这么点？”

驾驶员说：“你以为多大呢？欧洲国家的领海主张只有6海里，就这还比过去大了一倍呢。”

罗萨看向岸边，确实距离也就十公里左右。他也没多想，很快背上氧气瓶准备潜水。然后他刚下去就发现，这地方也太浅了吧！十多米就到底了。

罗萨立刻上浮，怒冲冲地对驾驶员说：“你是不是在坑我？才十几米深，这也叫潜水？这不是趟河吗？”

驾驶员赶紧解释：“大哥，咱亚得里亚海就这样。别以为沾个海字就是深水，这里夹在两个半岛之间，水深很浅的。”

当驾驶员说完后，塞雷尼教授的话突然闪过罗萨的脑海：公海，浅水。欸？我好像找到办法了！

既然公海离海岸这么远，水又这么浅，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吹沙的方法，在公海上吹填出一片陆地来？它的成本比购买远洋船只低很多，舒适性也更强啊！

更妙的是，一旦这片自由的土地建成，我完全有可能回本。岛建成后就能盖房子，盖了房子不就能干买卖？小一点当住宅出租，大一点当店铺招商，酒吧舞厅商店都可以安排上。里米尼是个旅游城市，每天有无数游客出海。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海上最无法无天的小岛，那不得起飞啊！

罗萨越想越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上岸之后，罗萨买来了六分仪，次日中午又乘摩托艇来到那片海域。他很快在离海岸11.5公里的距离找到了一片土地。这里的深度不足14米，海床上的藻类锁住了沙子，完全可以作为地基，是一片天选之地啊！

欣喜若狂的罗萨上岸后立刻发动人脉，找来了几个著名的海事工程师咨询：在亚得里亚海上填个人工岛出来，技术上可不可行？

几位工程师研究了一会儿说：“可行倒是可行，但是海上工程不同于陆地，有两点要注意。首先是工期，亚得里亚海虽然水浅，但风浪比较大，沙子吹吹去去后流向不确定，工期的长短不一定能保证。其次是成本，水下作业的成本远高于陆地，哪怕只弄个千平左右的小陆地，费用也得至少数亿里拉。”

罗萨傻了：“这么贵？我以为几千万里拉足够了呢。这个价格我负担不起，有没有便宜点的办法？一两千万就能搞定的那种。”

工程师们又商量了一会儿说：“有倒是有，只不过完成后条件会差很多。那边海床不是特别浅嘛，其实不用吹填法，直接打桩。在露出水面的桩子上铺设钢板，焊接以后再次固定，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海上平台。虽然跟填海造陆没法比，那好歹也能盖房子不是？”

罗萨一拍大腿：“我要的就是它！你们谁能接下这个活？”

很遗憾，在场的人都摇了摇头：“我们比较擅长土木，这种平台用的金属模块更多一些，你得去找造船厂。”

作为通辽狠人，罗萨自然不缺执行力。他很快找到了里米尼造船厂，跟负责人咨询了这件事。在听完他的描述后，对方愣了好一会儿才表示：“从理论上讲，这个计划是可行的，不过你需要拿出详细设计来。毕竟在海里的东西要考虑各种因素，我们只能管制作和安装部分。”

对此罗萨早有准备：“没问题！我就是工程师，设计不用你们操心，我弄好了就下单。”

有生意上门，造船厂老板当然很开心。他亲自送罗萨离开，一边走还一边叮嘱：“别忘了去港务办公室办批文，不然可开不了工。”

罗萨毫不在意地摆摆手：“我施工的地点不在意大利领海内，没必要办批文。”

负责人瞠目结舌：“那怎么行？没批文我们开不了工的！”

罗萨不解地说：“都说了，不在意大利领海内施工，他们管不着我们，为什么需要批文？”

这回负责人终于确定他是真不懂了，只能耐心解释：“哪怕你在大西洋中间施工，批文也必须有。这个工程需要运输大量材料出港，没有批文谁知道你用这些材料去干什么？之所以需要港务局批文，是为了防止贩毒和走私。”

这下罗萨傻眼了，就他这个计划，意大利政府再没溜也不会批准的。想到宏大计划即将搁浅，罗萨十分郁闷。

这时候，女友基耶里奇想出了个主意：“亲爱的，其实想要获得批文，办法是有很多的。”

建造：从蓝图到平台

过完假期后，罗萨推掉了大部分工作，跑到了里米尼注册了一家名为“混凝土集成灌注公司”的新企业，由女友基耶里奇出任总裁，自己当技术总监。在之后的一年里，他俩开始认真地经营这家企业。

在这一年里，罗萨的行为空前的拟人。他一改以前的浪人形象，每天西装革履，从不找政府机构的麻烦。在当地的官僚圈名声颇为不错。

1960年4月，罗萨走进了里米尼港务办公室，向负责人马里奥·安杰卢奇递交了一份申请：“我司正在进行一项专利研究，内容是海水环境下的全新模块混凝土浇筑安装系统，特来申请海上实验。”

安杰卢奇根本没心思详细阅读厚厚的一摞文件，扫几眼就放在一边：“需要在哪搞？别离海岸太近，万一有人抗议很麻烦的。”

罗萨微微一笑：“放心，都出了咱领海范围了，肯定没啥影响。就是材料比较多，货运码头的仓库可能要多租一段时间。”

安杰卢奇大手一挥，一边盖戳一边说：“行！你说了我也不懂，咱哥们有啥信不过的，只要不是走私就行。整吧！”

就这样，在没进行任何考证的情况下，罗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港务局批文。

他很快去隔壁城市的一家私人造船厂，以建造海上收音塔的名义定制了一批金属组件。

搞定了组件后，罗萨又找来了几家海上施工单位，依然以海上收音塔的名义进行工程发包。看了罗萨的设计图纸，几家施工单位也没产生怀疑。

1960年夏季，罗萨顺利开工了。

事实证明，当初给罗萨建议的工程师们的警告非常正确。开工以后罗萨发现，自己可能像莱特兄弟一样属于海的仇人。

开工以后，由于海风过大，自己的建筑材料损失相当严重，人工成本也迅速飙升。折腾到1962年7月，九个承重柱虽然全部安装完毕，但罗萨手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所谓先帝创业未半，蹦迪花光预算。

由于资金告急，罗萨只能暂时停工，回到老家博洛尼亚卖了几处房产。直到10月份，他刚回到公司就收到了港务办公室的公函。公函的内容很简单：“你的破实验到底还做不做？不做就赶紧把柱子拆掉！不少水手来投诉，说你那玩意有点影响航道。”

其实，但凡港务办公室能去看一眼就知道，罗萨那九根柱子岂止是影响航道，而是对齐了灯塔，正卡在航道上。

罗萨生怕露馅，赶紧去找港务办的安杰卢奇解释：“做做做，实验肯定要做，只不过最近储存物资的仓库紧张了才耽误的。放心，我们一定能克服。”

这话把安杰卢奇感动坏了，咱意大利有个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容易，罗萨这小伙子也是稳重可靠。安杰卢奇立刻表示：“不要紧，仓库的问题我来协调，你安心做研究吧！”

几周以后，罗萨拿到了港务办的批文，批给了他额外的几个港口。同时港务办也发出了公告，提醒过往船只避让，别给人家工地碰坏了，耽误人家做实验的正事。

在港务办的大力支持下，1965年初，罗萨的平台终于盖出点模样了。预制钢板铺设后，整个平台成长方形，面积为400平方米。在罗萨的设计里，它可以以此为基础继续起高，理论上可以盖五层，得到2000平米的空间。

按理说都到这一步了，罗萨的计划绝对是曹操醉马，瞒不住了。但在平台周边，几个城市的港务办公室、附近的数百海警全都对此无动于衷。

由于平台已经初具规模，很多好奇的游客都会过去参观。罗萨毫不避讳地给游客们讲述了自己的未来图景，以至于里米尼满城上下都知道有个人要在海上盖个法外之地，但意大利政府还是无动于衷。

1966年10月21日，意大利埃尼集团的一艘海洋勘探船为躲避暴风雨，驶入亚得里亚海。在寻找靠岸地点时，船长意外发现：“欸？这怎么对齐灯塔的地方建了个平台呢？都阻碍航道啊，咱们公司是怎么办事啊？”

埃尼集团原名意大利国家钢铁公司，是意大利的国营实业巨头，业务涉及石油化工等多领域。意大利东海岸是埃尼集团的特许经营范围，所以船长非常奇怪，以埃尼集团的业务体量怎么会弄出这么个小平台呢？

带着疑惑，船长赶紧上岸打听了一下，然后他立刻拨通了公司的电话：“不好了！有人在海上盖违建了！”

对峙：与意大利政府的冲突

1966年11月15日，埃尼集团法律专员闯进了里米尼港务长办公室：“你们搞什么？东海岸是我们公司的经营范围，怎么突然多出一个平台来？谁建的？谁允许建的？”

安杰卢奇十分不解：“平台？什么平台？哪里有平台？”

法务专员都疯了：“你在望远镜拿个办公室就能看见的，你眼睛聋了吗？”

安杰卢奇大惊，赶紧借个望远镜。看完之后他反而平静了：“哦，你说的那个呀，那是本地一家工程公司搞的，老板叫乔治·罗萨。人家是为了研究专利搞海上实验，临时搭建，用完就拆走，走过正规审批的。”

法务专员哐哐捶桌子：“谁家临时搭建上九根支撑柱还做防腐处理的？这明显是永备工程！你这计划跟实践根本不是一回事，咋跟马斯克似的生而预语的呢？你这就算政府违约你知道吗？”

安杰卢奇赶紧来圆：“别别别，不至于，都是小事情，我来解决，我来解决。”

那么，安杰卢奇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一周以后，安杰卢奇又给罗萨发了一封公函，表示你的工程整太大了，已经超出了授权范围，赶紧停工，别再盖了。

是的，没有限期拆除，没有取消授权，更没有禁止工人和材料出港。这样的公函效果可想而知，罗萨全当没看见。在意大利混了大半辈子，我还不知道那帮官员的尿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公函？我说白了你白说了。

果然，无视公函后，罗萨也没有被任何人找麻烦，平台继续施工。

直到1967年1月23日，在过往船只的反复投诉下，四个海警终于乘船而至。此时，整个一层平台已经完全完工，都开始在二楼盖客房了。

在参观了一大圈后，四个海警啧啧称奇。领头的大哥问：“你这个平台有港务办批文吗？”

这话问得罗萨差点哭出来。六年了！老子诈骗港务办公室足足六年了！这个破批文终于派上用场了！他赶紧从公文包里拿出批文，海警拿过来看。“好家伙，六年前？没有期限吗？”“还真没有。”“海上实验？”“话说海上实验为啥盖房了呀？”

罗萨眼珠一转：“实验嘛，还是需要稳定一点的环境，遮沙避风啥的。”

海警追问：“那为啥还要起二层？”

罗萨说：“单层面积不够啊，还有好多材料呢，得有临时仓库。”

海警点头表示认同：“没毛病，非常合理。回头你给海警办公室发个证明，证明你这海上实验就是实验，省得总有人投诉。你别说还整挺好，以后拆掉怪可惜的。”

海警走后，罗萨果断地无视了这件事，没有上交任何证明。海警果然也没有再来找他任何麻烦。

到了7月中旬，平台一层的设备房、商铺、二层的别墅、客房、水边的船屋都已竣工。罗萨此时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拼命跟围观的游客表示：“很快就能开放使用了！”

其实，按照原计划，罗萨应该把五层都盖好再开业的。可是几年的工程下来已经让他的家产告罄，只能提前开业回回血。最终，他把开业时间定在了1967年8月20日。在平台一层，罗萨建造了商店和酒吧，其他的空间准备用作舞厅和招商。而在平台二层，他为自己一家人盖了住宅，还设置了不少客房以供租用。

1967年8月18日夜，罗萨望着灯火通明的平台心潮澎湃。在足足花费七年光阴、耗资近四千万里拉后，自己儿时的梦想终于要实现，我要有一块真正的自由空间了！

实际上，虽然罗萨建平台的过程有点不太体面，但他的创意是非常厉害的。他的平台卡在航道上，又离旅游区非常近，完全不用发愁客源。

所以，从开放之日起，罗萨的平台就宾客盈门，往来的参观者几乎挤爆了这里。而罗萨也不停地向大伙宣传：“在这里，大家拥有绝对的自由，只要不影响他人，你们无论是基友遛鸟拼刺刀、社会团体搞传销、吸毒酗酒飞叶子、裸奔跳水海上漂，都无所谓！这是真正的Freedom Country啊！”

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如此的自由圣土怎能不让人向往？罗萨立刻赚得盆满钵满。有个德国冲浪者甚至一次性支付了一年的房费，留在这不下去了。

然而，就在罗萨和乘客们纷纷为这个自由国度的建立而狂欢时，在意大利海岸上，一群人破防了。

建国：玫瑰岛共和国的诞生

首先破防的，自然是一直宽宏大量的港务长安杰卢奇先生。“罗萨！你这个两面三刀、卑鄙小人！说好的海上实验呢？说好的用完就拆呢？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呢？”

1967年10月18日，安杰卢奇亲自带人冲上平台。看到诈骗分子罗萨，港务长二话不说，一摞禁令糊脸上：“立刻停止一切运营，拆除全部设施！孙贼！你摊上大事了！”

众所周知，意大利人不要突然上门，对四个人都不好。安杰卢奇满以为自己的偷袭必将让罗萨束手来降，没想到罗萨却微微一笑：“对不起，您无权在此下达任何命令。”

安杰卢奇勃然大怒：“老子是港务长，有权处理一切沿岸相关事宜！”

罗萨继续微笑：“但此地距海岸线11.5公里，并非意大利领海范围。请问贵国政府有什么权力对我下命令呢？”

安杰卢奇懵了：“可是你建这地方的批文是在我手里获得的呀！”

罗萨还是微笑：“但是这地方已经不属于意大利主权管辖了呀！”

安杰卢奇说：“你建平台的材料是从意大利港口运来的呀！”

罗萨笑得愈发猖狂：“可它们用在了意大利管辖范围之外呀！”

最终，罗萨成功说晕了港务长。安杰卢奇哭着上岸找帮手去了。罗萨由此更加确认自己的平台属于法外之地，准备进一步扩大建设。

而且，听说此地是法外之地后，里米尼的游客们更加来了精神，乌央乌央的前去消费。罗萨甚至不得不雇佣一对夫妇分别管理酒吧和商店。

时间很快来到1968年1月。某一天，罗萨正在自己房间里画图纸，新雇的酒吧小妹敲开了房门：“老板，里米尼的税务官找您，在酒吧等着呢。”

“税务官？爷爷连港务局都不怕，我避他锋芒？”罗萨大摇大摆地走下去：“请问有何贵干？”

税务官嘿嘿一笑：“没什么，找你核实一下税款，得尽快交哦。”

罗萨心说又一个找嘴的，他挑衅般地说：“不好意思，您的恶意我心领了，可我这地方不在意大利领海内，没有交税义务。”

税务官笑嘻嘻地说：“是我不好意思才对，因为你真的需要交税。既然你跟塞雷尼教授很熟，应该听说过毗连区吧？”

罗萨：“啊？”

是的，由于当年没有互联网，加上罗萨也没有系统的了解海洋法，导致他误以为领海之外就是公海，但这完全是错的。

实际上，按照1964年生效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各国在沿海基线的6海里内为领海，但在领海向外的12海里内，各国虽然没有主权，却拥有四个领域的执法权，分别是：海关、移民、污染以及税收。

由于海洋法实在太过小众，以至于港务局当初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被糊弄走。现在，意大利税务局可是合理合法的过来收税。他把税收催缴单交给了罗萨，并且悠悠地说了一句：“安杰卢奇港务长向您问候。”

罗萨低头一看上面的数额：“啥玩意？咋这么贵？”他赶紧叫住税务官：“你这数字不对吧？都跟我营业额相等了！”

税务官微笑着说：“多长时间没回地上了？我们里米尼的税收是按月度缴纳的，你总滞不交，都跨年了，自然会产生不少滞纳金和罚金的。放心吧，全都合法合规哦。”

这话收完，罗萨的汗都下来了。税务官赶紧再补一刀：“对了，海关部门正在调查你走私货物出境的问题，应该很快就来。内政那边需要调查的比较多，分别是毗连区污染和非法经营问题，他们不如我这样好说话，应该会让法院下传票。”

罗萨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税务官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个人非常欣赏你的勇气，敢跟市政厅这么玩。安杰卢奇港务长哭着找到了市长，大伙研究好几个月了。我们也不是为难你，而是难为你。总之，你多保重吧。”

此刻，罗萨终于知道啥叫软柿子急了也要人了。他满以为找到了漏洞，却被人家随手碾压。但问题是，如果自己现在收手，那不就老太太离婚——前功尽弃了吗？

罗萨赶紧上岸找媳妇商量，两人商量了几天毫无办法。2月份，海关稽查上岛，直接给罗萨来了个两头堵：“你这平台归不归意大利管辖？”“你说不归？好，那日常经营的酒水饮料花生毛嗑就是走私，我们会查扣。”“你说归意大利管辖？好，那你就是无证经营，处以巨额罚款。想清楚了认哪个，来海关办公室找我们哦。”

3月，内政部环境办公室上岛，表示罗萨因大量违规使用建筑材料，严重污染环境，限期罚款50万里拉。

4月，埃尼集团将罗萨告上法庭，表示罗萨侵占我司特许经营地区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要求拆除侵权建筑并巨额索赔。

比较讽刺的是，虽然针对罗萨的投诉一个接一个，但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来查封罗萨的平台，平台依然正常营业。

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罗萨恶向胆边生：“行！不是拿法律针对我吗？也让你知道啥叫只要真心不想管，额度就是我存款！既然违法，我就违法到底好了！”

建国：玫瑰岛共和国的诞生

1968年5月1日，意大利的旅游季再次来临。不少游客娴熟地爬上罗萨的平台，打算喝上一杯。但这一天，他们感受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在一层的室外公共区域，罗萨摆了一条长桌，麦克风音响等设备一应俱全。这把整的不像娱乐活动，像新闻发布会呢。

一小时后，看到游客上满，罗萨带着几个人走出来，在长桌后就坐。

罗萨拍了拍麦克风：“喂喂？大家安静一下，我有重大消息宣布！”

游客们安静了下来。罗萨继续说：“本人乔治·罗萨，有幸建立了这个自由的美丽岛屿，也很荣幸能与诸位共享自由。但是，为了获取更纯粹、更完全的自由，就必须确保这片土地永远属于我们。那么，如何才能让它不被侵占呢？我查遍文献资料，只有一个办法——拥有自己的主权！所以，今天在此我宣布：玫瑰岛共和国今天正式成立！我们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拥有真正的主权！大家快乐吗？”

一群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游客们哪管许多，纷纷跟着起哄：“快乐！快乐！”

罗萨接着说：“大伙要不要独立？”

游客们：“要！要！”

罗萨说：“好！我已经感受到了你们的期望！下面将为大家展示我们的国旗！往那看！”

顺着罗萨的手指，一块围布被拉了下来。一面橘黄色三色旗出现在眼前，旗上绘着一面盾牌和三枝红玫瑰。望着这个绝世好活，游客们越发兴奋：“国旗！国旗！”

罗萨此时终于体会到了当年老墨的感觉。他拎着麦克风继续吼道：“既然独立建国，那自然就得有人领导。在下不才，愿为第一任总统，大伙同意吗？”

游客们山呼海啸：“同意！同意！”

（此处有迪斯科舞曲）

独立宣言后，罗萨说：“下面我将为大伙介绍我们的内阁成员：总理安东尼·马洛西阁下、财政部长阿尔维尼亚女士、内政部长卡洛·基耶里奇先生、外交部长梅基尼女士。”

大风群臣后，罗萨又宣布：“玫瑰岛是世界人民的自由之地，我们绝不以民族人种区别对待。我们的官方语言是世界语，货币叫米拉，汇率与意大利里拉一比一。”

“邮局也已经建立，就在二层西北角，由工业和商业部长卢西亚诺·马尔凯蒂暂管。邮票也已印发完毕，只不过由于部长大人的裤兜容量有限，因此本国邮局暂不接受体积大于裤兜、重量超过20公斤的业务。”

“国家广播电台也在积极筹备中，会用世界语进行播报。如果某天你们听到歌剧《漂泊的荷兰人》，那就是对的频率，因为它已经被定为玫瑰岛共和国国歌了。”

“总之……”在这一天，罗萨是一句口号定乾坤，二竖先祖盖宗庙，三计设计用学母，四乘国瓦披龙袍。

那么，对于这样裂土建号的反王，意大利政府会是什么反应呢？答：根本没有反应。

这是非常正常的。虽然罗萨的登基仪式观众不少，但每个观众都以为罗萨在整活。拿一个面积相当于0.00000000007T的平台成立国家，但凡是人谁能干出这事来呀？

但是，罗萨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之后在面对海关税警等人催税时就明确声明：“玫瑰岛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国体上与意大利是平等的，不存在纳税义务，争端需要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

几回合下来，连里米尼的政府官员都开始有了负罪感：“唉，这老罗虽然做事没溜，但并不是个坏人。都怪咱们下手太狠，把一个好好的人给整疯了。”

自觉理亏之后，里米尼当局放缓了节奏，生怕逼得罗萨走极端。然而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罗萨居然郑重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申了玫瑰岛共和国的主权合法性，并打算向意大利政府递交国书。

这把热闹可真大了。面对如此劲爆的新闻，意大利媒体倾巢出动，铺天盖地的报道把玫瑰岛共和国推成了顶流。法学专家们则开始对玫瑰岛共和国的主权合法性展开激烈辩论。而更多的意大利人就开始猜测：罗萨为什么要这么干？

普通群众不理解罗萨的自由情结，他们只看到的是：罗萨一个年过四旬的富豪，花费这么多金钱和时间搞这事，他究竟图啥呀？这种行为离神不算很近，但离人确实很远了。你说为了赚钱吧，他的酒吧舞厅什么的确实能赚点钱，但是很难覆盖建设成本啊。更何况开酒吧哪不能开呀？为啥非要在海上开呢？

或者是他想模仿安道尔做个免税天堂？可是这地方太小了呀。

随着更多群众下场参与，事情变得越发离谱起来。有人认为，以玫瑰岛的体量，开小店肯定是赚不回成本。罗萨想要挣钱，只有一个可能：这王八蛋想开赌场！要不他怎么总提自由呢？

但这种观点很快就遭到了反驳：“开赌场？先不说政府啊，咱意大利最大的特产是啥？黑手党啊！没有黑道支持敢开赌场？是你罗萨心态飘了，还是教父拿不动刀了？”

“开赌场不靠谱。”又有人说：“是不是罗萨想开妓院呢？黄赌不分家呀。”“那开妓院为啥要在海上呢？他是不是想整点未成年？甚至是小男孩？”“对了！梵蒂冈！破案了！破案了！罗萨想要赚主教老爷们的钱呐！”

然而，相比于这几个猜测，更多的人认为，罗萨联盟带骗顶着风险盖的这个平台，肯定不是为了区区挣几个钱，他绝对有更大的阴谋！

说来也巧，此时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通辽元老霍查同志正在闹腾得紧。因此有人猜测，会不会是碉堡狂魔霍查同志在岸上盖碉堡还不过瘾，想把碉堡修在海上？这样就能西控亚平宁，东震巴尔干，非常符合霍查同志的风格啊！

这种猜测被好几家报纸刊登后，瞬间激活了大家的思路。很快有人说：“说霍查纯属扯淡，阿尔巴尼亚没那个能力知道吧？看看新闻吧，你们没发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乱起来了吗？”

此时正值布拉格之春期间，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么改革下去，苏联早晚得干他。怎么干？坦克平推飞机炸，海上潜艇导弹吓呗。苏联核潜艇这么多，想要炸布拉格从哪发射最近？亚得里亚海呀！所以玫瑰岛看起来是整活，其实是苏联核潜艇的补给基地！指不定哪天“嗖”一声导弹就出去了！

这种对于兵事地理极度无知的说法，虽然听着可笑，却让很多意大利人信以为真。进而有人发现：“不好！苏联人的阴谋不止这么简单！那玫瑰岛贴着我们领海，一旦飞出去个导弹，咱意大利可就说不清楚了！他们可能要借机栽赃意大利！苏联人要打过来了！”

就在意大利人开始热议苏联阴谋论的时候，又有人提出：“列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玫瑰岛上的超长天线？记不记得罗萨说过要搞电台？大家想想，世界上谁最爱玩宣传战？谁最喜欢架设非法电台？美国之音呐！咱亚得里亚海对面一堆华约国家，靠着这个平台搞广播宣传战，这不纯纯美国人的心灵控制塔吗？”

罗萨万万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开了个发布会，就在几天之内成为了走私犯、逃税者、黑手党、赌场妓院老板、阿尔巴尼亚苏联美国三重间谍。

终于，当事情闹到这一步，意大利高层不得不关了。

覆灭与回响

当看到玫瑰岛共和国的消息时，刚上任的意大利总理乔瓦尼·利昂纳震惊不已：“怎么着？我身边多了个主权国家？”

然而，他和内阁还不好直接出手，连回应都不行。原因很简单，如果随便一个人盖个破平台宣称主权，中央政府就予以回应，那就太给他脸了，很可能会引来群起效仿。因此，总理希望，能让里米尼地方当局赶紧把罗萨收拾了了事。

乔瓦尼等啊等等啊，足足等了一个月还没动静。派人一打听，好家伙，里米尼政府内讧了。

在里米尼市政厅，围绕着玫瑰岛问题，两派开始激烈辩论。一派认为，罗萨的玫瑰岛共和国既没有违反国际法，还能提升旅游收入，应该保留。而另一方则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建国，将来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对于里米尼政府的辩论，乔瓦尼总理十分心累。他只能让手下暗示一下市政厅：怎么处理那破岛是将来的事，你们能不能先把罗萨按住了？先把那破岛封锁起来呀？先让岸上那些物资进明镜开封，别送来了呀？

于是，1968年6月25日，在罗萨发表独立宣言的足足55天后，意大利执法部门终于有了动作。海警、税警、海关稽查队倾巢出动，乘坐十几条船将玫瑰岛团团围住，宣布封锁此海域，禁止任何人登岛。

比较搞笑的是，由于这帮大哥是半夜出发的，此时玫瑰岛上只有两个值班的，连罗萨都没在上面。

次日清晨，精通文书起草与设计的罗萨以玫瑰岛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意大利总统发出国书抗议：“贵国的军事封锁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并对我国的旅游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你们必须立刻停止野蛮行径，否则我方保留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目前尚不清楚这封国书是否被送达总统办公室，总之它被无视了。

愤怒的罗萨于是决定诉诸武力。在那位损失半年房费的德国冲浪者的帮助下，罗萨决定御驾亲征，乘坐快艇偷偷上岛。可遗憾的是，罗萨的龙舟一出发，就因为误触翻转沉默了。

然而，正当玫瑰岛共和国军民离心离德之时，意大利中央也在进行激烈辩论。

1968年7月，议会中有议员质询：“政府为什么能允许意大利境内出现一个新的国家？为何至今没有剿灭？咱境内已经有梵蒂冈和圣马力诺俩袖珍国家了，咱对这事真就李世民上床——躺平了呗？”

有人逼政府下手剿灭，就有人为玫瑰岛共和国辩解。进而双方又统一战线，一致认为必须问责意大利政府：罗萨那王八蛋批文是骗的，施工队是糊弄的，溜溜在港务局眼皮子底下干了七个年。你们政府但凡能干一点人事，他也玩不了工啊！

由于吵得过于热闹，从1968年7月下旬开始，各路好杰纷纷开始登岛，开始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罗萨也被允许重新登岛。关于议员们上岛后的盛况，通辽韩国日报社报道道：

这边是上天入地，翻箱倒柜寻罗力；那边是御空排气，上下搜索寻人机。一个是搜查潜艇，谴责苏联极左翼；一个是侦测广播，声声来把美帝批。这个说颜值糟糕，临近客源开赌场；那个讲信誓旦旦，瞅准教廷爱搞基。前人说污染生态，使得海岸无净土；后人讲搅乱市场，破坏税源扰经济。借机发挥，执政党只顾捞金币；因小见大，伪政府已把国民弃。

总之，在老爷们搜完后，意大利商船部、警务总局、检察官办公室等各部门纷纷起诉罗萨，要赔钱的、要强拆的、要判刑的。虽然诉求不一，但有一件事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拆！罗萨的建国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1968年11月8日，意大利政府派出大批工程师上岛，开始进行现场评估，准备拆除。很快，工程师们表示，罗萨盖这玩意太结实了，没有大型机械根本拆不动。但海上作业的成本太高，不行上炸药吧。

听了这个结论，罗萨大喜：“那就别拆了，留着多好，还能当个旅游景点。大不了我交税还不行吗？”但坚定拆除的国务委员会表示：“当然不行！这是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伪朝领土绝不能留！炸！”

1969年1月22日，意大利海军的蛙人出动，在每个承重柱上安装了75公斤炸药，总共675公斤。就是这么专业！意大利海军，永不负人民所托！

2月11日凌晨2点，起爆！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现场人员发现，在爆炸后，玫瑰岛的平台一层被炸出个洞，但柱子岿然无恙。

现场的海军指挥官目瞪口呆：“这玩意咋这么结实？”事已至此，退缩也不可能了。“给老子加大药量！”

两天以后，每个柱子上120公斤，总共1080公斤炸药安装完毕。“别废话了！起爆！意大利海军，不负所托！”

随着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平台被毁了半边，柱子有些变形，但整体结构还是安然无恙。

这下海军大哥真哭了：“咱意大利啥时候有过这种工匠精神呢？”“行！继续加大药量！意大利海军！不负……”这时候，边上潜水兵也哭了：“长官，带来的炸药用光了……”

就这样，海军灰溜溜地返航。不久后，意大利海军三征玫瑰岛，在对方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惨败而归的消息传遍了全球。

目睹了自己十年心血毁于一旦，罗萨心痛不已。他立刻上法庭状告意大利海军，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全部损失。而海军则反诉罗萨，要求他赔偿炸药钱。

就在两边唇枪舌剑的时候，1969年2月26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亚得里亚海。雨过天晴后，一艘途经的货轮发来了报告：玫瑰岛已经彻底坍塌，毁灭于暴风雨之中。

覆灭与回响

关于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至此就告一段落了。它于1967年5月1日独立，于1969年2月26日亡国，国祚共302天。

在玫瑰岛亡国后，意大利政府终于对罗萨网开一面。虽然理论上面临着叛国大罪和间谍嫌疑，但罗萨并未被抓。虽然诉讼使得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在之后的日子里，妻子基耶里奇也依然不离不弃。两人通过辛勤经营还清了债务，甚至重新富裕起来。

在余生中，罗萨一直痛惜玫瑰岛的毁灭，对意大利政府疯狂吐槽。晚年的罗萨住在一所宽大的别墅中，经常有人去采访他。玫瑰岛共和国的故事也被不停地写成小说、拍成影视作品。主题无一例外都是关于乌托邦、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

但实际上，现实中的玫瑰岛并没有一个浪漫的结局，它反而用一种壮烈的方式来证明，哪怕是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超脱飞扬的思想也同样会怦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在这里也依然沉重。

2017年3月2日，玫瑰岛共和国前总统乔治·罗萨病逝，享年92岁。两年后，他的妻子也蒙主召唤。在离开玫瑰岛之后的人生里，罗萨家庭完满，事业有成。但他从始至终从未放弃过自由的理想。对于罗萨来说，在那场暴风雨中消失的，只是玫瑰岛现实中的投影，但在他的灵魂里，他永远记得，至少在他人生中的某个时刻，他曾经真正的拥有那片由他自己创立的自由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