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总统的原因可以有多离谱？【硬核狠人49】

离谱的开始

1979年8月12日深夜，美国加州都柏林市郊外的麦当劳正在正常营业。 都柏林市是个只有三万多人的小城市，餐厅又在郊外，因此夜间基本没有顾客。

就在店员汉克斯正在报纸上血恨般的摸鱼的时候，门轴的声音响起，汉克斯头都不抬的说了句：“欢迎光临。” 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说：“给我一大杯可乐，还有双层汉堡。”

汉克斯抬起头，愣住了。眼前这位女顾客的打扮着实让人震惊。 这位大姐看起来50出头，长相看不真切，但汉克斯很确定的是，她穿的是橘色的囚服。

敢在美国职业班，汉克斯也不是一般战士。他神色不变的把汉堡交给了这位大姐。 看到了大姐手上在流血，汉克斯还递上了一叠纸巾。

对汉克斯的贴心，女人笑了笑说：“谢谢，刚才翻墙的时候，铁丝网上的倒刺有点多。” 此时汉克斯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他壮着胆子问了一句：“女士，您因为什么坐牢？”

女人潇洒的说：“嗨，也没啥大事，就是给了总统两枪。”

古怪的莎拉

1930年，莎拉·简·卡恩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格格不入的通识家庭里。 她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工程师，作为德国移民，莎拉的家庭是一个标准的中产家庭，全家人都谦逊礼貌，如钟表般严谨的生活。

直到莎拉出生之前，卡恩家族在本地的评价都很高，但莎拉改变了这一切。 自从莎拉上学之后，无论是她的同学老师还是社区邻居，都对她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她比较古怪。

莎拉所谓的古怪并不体现在智力上，事实上，莎拉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她学习成绩极好，小学连跳两级，还擅长小提琴、芭蕾舞、歌剧等一系列特长，属于马斯克看了直龇牙的小作题家。 但是，大家之所以认为她古怪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莎拉的情商与智商是完全的负相关。

在别人看来，莎拉是个以自我为中心到了病态的人，她十分渴求别人的关注，却又不屑于和人交往，属于要饭都能让人求着吃的那种人。 无论别人帮她做什么，她都不会说声谢谢。如果她和别人说话，她基本都是毫无边际的吹牛，什么家里祖上是德国皇后，自己跟欧洲贵族有书信往来等等。

与她相比，龙应都算是谦虚谨慎的。 体现在行为上，就是莎拉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比如在姐姐的生日聚会上，莎拉强行要求所有的来宾必须在看完自己的小提琴表演后才能吃蛋糕，气的姐姐直接把她赶了出去。 几年以后，莎拉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就基本定性了，这就是个无症状精神病，没有为什么人愿意与她做朋友。

1947年，高中毕业的莎拉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去学医。” 在40年代的美国，女医生是极其少有的，父母竭力劝阻莎拉无效，最终父亲决定曲线救国，让莎拉去读个护理学校，毕竟护士也算是半个大夫不是。

对于这个计划，莎拉同意了，然后一年以后她就不念了，没有什么理由，就直接辍学回家。 无可奈何的父母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最终他们决定让她学学规矩，送去当兵吧。

1949年，莎拉成功参军，成为了女子陆军的一名二等兵。 在部队里，莎拉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很快精通了各种军事技能，文化考试也成绩优异。

此时的上级还没有参透莎拉的本质，觉得这种人才必须培养，因此果断推荐莎拉参加了后选军官培训班。 只要通过了培训，就是军官了呀，边挺人一到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岂不快哉。

然后上级就后悔了，因为在培训阶段，莎拉晕倒了。 按说晕倒不算啥大事，但问题是，莎拉晕倒的地方叫白宫草坪。

1950年春季，莎拉报了个旅行团去白宫参观，然后在参观过程中公然脱队，独自走到了白宫草坪上，在一众特工的注视下晕倒了。 对于这种突发情况，特勤局特工们如临大敌。

在以战术队形包围莎拉后，莎拉醒了。醒了后的莎拉声称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失忆了。 一连懵逼的特工们把莎拉送到了医院。

在对她进行检查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在莎拉的内衣上挂满了她的自拍照。 在场的特工和医生们立刻得出了结论：这不是探及身份能整出来的活，这姑娘应该是疯了。

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特工们决定寻找莎拉的家人。 莎拉的母亲露丝得到消息后，赶忙到了华盛顿，看到女儿后老太太差点也晕过去。 因为在莎拉病房前有个男人，这个男人说自己是莎拉的丈夫。

混乱的人生

在经过混乱的对话之后，莎拉的丈夫安德森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自己号称父母双亡的老婆还有一对大哥活爹妈。 而莎拉的母亲露丝更是震惊的知道了，原来莎拉背着家里结婚了。

知道真相的安德森坚决的提出了离婚，他无法忍受这样的欺骗。 而莎拉的部队在搞清楚这一切后，也坚决要求莎拉退伍。

你这究竟有什么大病？你的脑子是进过水、游过鱼、还是跳过蛤蟆、蹦过驴？ 令人欣慰的是，离婚家失业的双重打击并没有击垮莎拉。仅仅两个月后，她就重燃了爱情。

1950年11月，她嫁给了比自己大17岁的空军上尉西德尼·摩尔。 第二次结婚后，莎拉正常了一段时间，陆续生下三个孩子。

然而几年以后，莎拉就因为家庭矛盾和摩尔离婚了。 经过父母的调解，两人重新复婚，然后又在1955年再次离婚。

当莎拉的母亲再次尝试调解时，摩尔涕泗横流的对表示：“您的女儿现在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时不时就管我叫大狼。我虽然人生在世不如意，但我暂时还想在世呢，您老就放过我吧。”

莎拉第三次离婚后，母亲露丝忧心忡忡的回了老家，除了担心女儿外，还担心三个孙辈过得好不好。 1966年底，露丝接到莎拉的电话，女儿在电话里沮丧的说自己太累了，想带着孩子回老家住一阵。

对于这种要求，露丝怎能拒绝，赶快收拾屋子跟老伴去机场接人。 可是在飞机降落后，老两口看到了自己的几个孙辈从飞机走了出来，可就是没见到莎拉。

露丝两口子震惊了，他们确信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这莎拉肯定是出意外了呀。 他们疯狂打电话联系莎拉，屡屡碰壁后终于明白，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甩锅，莎拉是把孩子甩给咱们，自己跑了。

那么，莎拉在接下来又干了什么呢？答，她又结婚了，而且这次的对象是一个名人。 在甩掉孩子后，莎拉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春，她来到了洛杉矶，在好莱坞的一家音平工作室找到了工作。

并且在这里认识了好莱坞著名调音师约翰·奥尔伯格。 提及约翰·奥尔伯格可能大家没听过，但他是当年好莱坞的顶级调音师，曾经产出过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品，比如公民凯恩。

奥尔伯格本人获得过14次奥斯卡提名。 见到奥尔伯格后，莎拉当时就决定：“这个比我爹大两岁的男人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宝贝儿了。”

确定目标后，莎拉开始频繁向约翰暗送秋波。 已经68的奥尔伯格哪见过这个，很快就被莎拉征服。

1965年，两人高调结婚，莎拉的父母没有参加婚礼，不然就算来了，恐怕奥尔伯格也得跟莎拉他爹各论各的。 “岳父老弟别急，将来你管我叫哥，我管你叫爸就行。”

对于这场婚姻，奥尔伯格非常欣慰，很快就在没有外人帮忙的情况下，让莎拉怀孕了。 然后，莎拉要求离婚了。

对于离婚的原因，莎拉也没解释太多：“没什么原因，你适合更好的，但不适合我这种最好的。” 奥尔伯格苦求不过，最终只能在付出一大笔育儿经费后与莎拉离婚。

第四次离婚后，莎拉跑到了旧金山。 在这里，她又慷慨的展示了自己的社交技能，给旧金山的邻居们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多年以后，莎拉的邻居韦恩太太曾经回忆道：“莎拉长得很漂亮，颇有魅力，就是太目中无人。她闯入我的生活，好像我除了听她说话外没有事可做。某天早晨，她出现在我的门口，不假思索的参加我的日程安排，走进我的厨房不停的聊天，直到我去看医生迟到。我不得不把她扔出去，除了自己，她根本不关心任何人。”

没过多久，莎拉就成为了旧金山有名的社恐分子，社交界的恐怖分子。 然而，在如此荡气回肠的社交环境下，莎拉居然又结婚了。

1967年，在一次聚会上，莎拉遇到了刚刚离婚的维拉德·卡塞尔。 两人一见钟情，再次结婚。

应该说，卡塞尔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对于非亲生的儿子视若己出，甚至跟孩子的亲爹表示：“不用再给抚养费，我可以把孩子养大并教育好。” 见到丈夫如此慷慨，莎拉果断的跟丈夫说：“既然你这么喜欢孩子，那孩子给你，咱俩离婚吧。”

莎拉说的这句话把卡塞尔的CPU都干烧了。 （广告音乐）

经过漫长的离婚诉讼，最终两人于1972年离婚，当然孩子也没有判给卡塞尔。 第五次离婚后，莎拉略显浮躁的感情之路告一段落，因为在这个时候，她要发力新赛道了。

混乱的卧底

坦帅的说，虽然莎拉的感情之路有些坎坷，可是结合当年的美国时代背景来说，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在莎拉成长的年代，正是美国保守思想和激进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那种波波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而在6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中，莎拉已经属于破坏力最强的一群人了。 在第二次离婚之后，莎拉进入了加州大学学习会计。

而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大学生，莎拉跟人家都不是一个level，不配跟人掰头。 在50年代的清规捣矩之后，60年代的美国青年们致力于挑战权威，各种集会辩论成为日常，经常走上街头表达意见。

在校园里，美式新左派不断崛起，学生们普遍主张反战反权威的思想，总之那个年代的美国校园是个“人均反贼”的年代。 而在这个环境中的莎拉，势必也要受到影响。

在加州大学期间，莎拉就主动要求加入了一个地下读书会，由于她的军事履历很快就被接纳。 但是在美国，有激进团体的地方，必然也就有美式朝晖。

在莎拉加入的团体里，早就有了FBI的内线，因此莎拉刚刚一进组织，FBI就上门了。 60年代的FBI还是艾德加·胡佛掌权的年代。

FBI上门后直接对莎拉表示：“局长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您能够投降FBI，我就保证您能够活到死。” 面对FBI的威胁，莎拉怂了。

在美国，艾德加·胡佛的威名无人不晓，人人都知道，那是给路过狗子扇耳光，鸡蛋抓了摇散黄，蚯蚓竖着切两半，飞禽走兽毛拔光的人。 那是别人身上纹撒旦，撒旦身上纹个他呀。

FBI一威胁，莎拉当时就怂了，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交代了。 按莎拉的身份就完了，莎拉的那个读书会中也不算什么核心成员，你不让人家加入，人家退出就得了呗。

但当年的FBI实在过于缺德，见到莎拉如此胆小，他们决定得寸进尺，要求莎拉继续在组织中潜伏，充当内线给自己提供情报。 要知道，当年的美国左派可不是现在摆烂，手里沾血的团体比比皆是。

莎拉一方面害怕卧底身份暴露，另一方面也怕FBI把她竖着切两半。 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开始了卧底生涯。

其实对于FBI来说，莎拉只不过是无数线人中不起眼的一个而已，胡佛当然不可能知道她。 FBI对她的要求也不高，就是定期报告下小团体的动态，看看有没有人要组织游行罢课而已。

但是，就这样的KPI，莎拉也很难完成。 由于她的社恐特性，很快就被各个学生团体集体排挤，根本没人把什么信息分享给她。

但莎拉又偏偏要求关注，所以每次给FBI上交的报告里都充满了大量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主观臆测，根本没有价值。 此时FBI还不知道莎拉的威名，以为报告写得如此烂是莎拉在敷衍，所以就时常吓唬她：“再把这种废话交上来，信不信我们弄死你。”

在FBI的威胁下，莎拉更害怕了。 时间来到了1974年2月，著名的帕蒂·赫斯特绑架案发生，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FBI要求莎拉进入一个名为People In Need的团体中充当卧底，看看有没有共生解放军的成员在里面。

所谓共生解放军，是一个在当年的美国赫赫有名的极左组织。 在众多的左派团体中，有人造反靠文笔，有人造反靠武力。

共生解放军就是这样一群主张纯粹物理性批判的城市游击队，热衷于绑票、抢劫等线下团建。 而赫斯特绑架案就是他们最出名的行动。

帕蒂·赫斯特是美国出版大亨威廉·赫斯特的孙女。 1974年，上大二的帕蒂被共生解放军绑架，起初他们是打算用帕蒂来交换两个在狱中的成员。

遭到警方拒绝后，共生解放军退了一步，接着要求赫斯特家族出钱赎人。 不过这个钱不是给他们的，而是要求赫斯特家族为加州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70美元的食物，也算是一种物理上的逼捐吧。

帕蒂的老爹计算了一下，要达到共生解放军的要求，至少也需要4亿美元，他没有这么多钱。 可是为了救孩子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帕蒂的父亲借了笔贷款，组织了一个叫做People In Need的组织，简称PIN。 努力筹款购买食品发放，希望用诚意换回女儿。

对于这件事，FBI高度关注，他们从芝加哥调来了资深探员查尔斯·贝茨，潜入了PIN。 为了帮助贝茨，也让莎拉进入了组织，配合贝茨收集情报。

多年以后，贝茨回忆起这段潜伏经历，依然认为这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页。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社交恐怖分子。

在莎拉刚进入PIN总部的时候，大厅里集合了著名的社会团体负责人。 但莎拉一进门就认为，必须迅速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作为一个卧底，她一进门就对着众人大喊：“我是上帝派来帮忙的！” 对于这位天使，PIN不敢怠慢，在简单了解一下以后，他们发现莎拉拥有会计资格证。

因此领导给了她一份工作，让她当财务书记员，大概就是个记账的活，每天记录一下购买了多少食品，发放给了哪些人等等。 然而在莎拉听来，这任命变成了另一个意思。

什么叫做财务书记员？这不就是首席财务官吗？这不是CFO吗？这是高管呀，这必须得体现一下高管的存在感呀。 从莎拉一进入组织后，PIN的成员们就意识到了，噩梦来了。

在办公室里，如果莎拉心情好，她就会到处找人聊天，根本不管对方的工作有多忙。 如果她心情不好，她就会立起电话尖叫，一整天都会对着电话大喊，比如什么“我很忙，你不要骚扰我！”“我正在拯救生命，你赶紧滚蛋！”等等。

同事们实在忍无可忍，切断了电话线，但莎拉依旧如故。 这時候大家才明白，根本没人给她打电话，她完全是在单方面输出。

而最糟糕的是，只要有新闻媒体过来采访，莎拉都能立刻以前进四的速度出现，把所有人挤走，单独接受采访。 而且，讲的话随心所欲，相关的、不相关的都敢说。

到了这一步，本来一直在潜伏的贝茨探员实在做不住了。 本来他是打算老老实实的进澡堂，一言不发站着健身的。

但是为了任务，贝茨找来莎拉，告诉她自己就是她的上级，并且委婉的提醒她：“让你来是来收集情报的，不是为了把人家的组织搅合黄的。” 在后来，贝茨十分后悔自己的婉转，因为在莎拉的理解中，自己的话完全变了个意思。

莎拉认为：“我也知道你们对我心动，我也看出了你的欲擒故纵，我也的确是才华出众，哎，有魅力真是让人头痛，单独找我谈话不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吗？放心吧，我会更努力的。” 从此以后，她在组织里更加职了。

这年4月初，由于PIN的财务管理一塌糊涂，PIN的总负责人梅茨先生带了幾个人过来查账。 就在幾个人正在查账本时，一声尖叫响彻了整个办公室。

“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动我账本的？” 就在大伙愣住的时候，莎拉闪现过来，一把抢过账本：“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动这些账本，如果有任何检查都必须由我亲自来做，你们不准碰，现在滚出我的房间，马上！”

陛下梅茨先生也被激怒了：“你算老几啊你！” 他喊来两个壮汉把莎拉架了出去，并且明确表示：“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马上离开。”

在被架出去的过程中，莎拉依然尖叫着抗议：“我是首席会计师！这里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就是一群白痴，是你们需要我留在这里！放开我！我要见市长！我要见市长！” 贝茨探员全程围观了这场闹剧，他把脸深深的埋进了手掌。

究竟是哪个天才把莎拉找来当线人的？上报吧要不，是不是科科科卧底把它找进来的呀？ 然而，就在贝茨无可奈何的时候，他的任务却意外结束了。

因为这场震惊美国的赫斯特绑架案，居然也以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结束了。 好消息是，赫斯特小姐没有被撕票，她安全了。

而坏消息是，人们之所以发现赫斯特小姐是安全的，是因为1974年4月，旧金山的一家银行遭遇抢劫，银行监控拍下了一女两男三名劫匪。 而领头的女孩就是帕蒂·赫斯特小姐，也不枉人质了，也加入绑匪了。

对于这个结果，FBI也非常无语。 1974年10月，贝茨探员的任务正式结束。

在离行之前，贝茨正式给上级打了个报告：“我郑重的提议，把那个叫莎拉的大姐放生吧，把她踢出FBI就是她对FBI最大的贡献。” 对莎拉的行为早有耳闻的FBI听取了贝茨的建议。

由于莎拉的这种社恐特性，极度嫌弃的FBI甚至都没有正式通知莎拉她已经不用再当线人了，而是直接中断了与莎拉的一切联系。 这是一个后来让FBI后悔的直龇牙的决定。

刺杀总统

在FBI切断了与莎拉的一切联系后，莎拉慌了。 慌的原因是，联想起之前FBI与自己的交往，过去连我的工作没有成绩，他们都威胁要宰了我，现在我的工作毫无结果，他们却不理我了，为什么？

苦思多日后，莎拉决定找PIN中的另一位成员杰克逊先生请教。 对于莎拉的请教，杰克逊一个字都懒得听，打着哈哈就过去了。

然后，杰克逊死了。 1975年6月8日早上，杰克逊在自家门口被两名枪手伏击，当场死亡。

其实这件事的凶手是另一个极左组织，与莎拉毫无关系。 但在经过莎拉的脑补，她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FBI要灭我的口！

得出这个可怕的结论后，莎拉吓傻了。 “我20不浪，30浪，我40正在浪头上，我还没活够啊，我不想死啊！”

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莎拉也开始了自我的悟道，如何在FBI的威胁下保住性命呢？ 莎拉在复盘过往经典案例，沉淀行业头部打法，串联深耕思想模型，打通引爆关键路径后，最终得出结论：我应该弄死总统。

这听起来是个完全无厘头的事情，但在莎拉看来，这是个逻辑自洽的决定。 首先，当时的总统梅代宗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完全没有经历过选举的总统，他的副总统和总统地位都是递补和任命得来的，因此被称为意外总统。

福特总统根基不稳，他死了，政坛必然陷入混乱。 其次，福特的副总统就是那位把莫里斯伯格派到美洲的纳尔逊·洛克菲勒。

作为美国政坛著名的老风流，纳尔逊在美国政坛一直以老外温和而文明。 如果纳尔逊接班，那势必会美式奇楼天下英灵共主，天下大乱之后，FBI就顾不上我了吧？那我随便再跑个几年不就安全了吗？计划通呀！

但后世的人知道莎拉这个逻辑后，大家集体沉默了。 这就好比说我挑起全球核大战，只为了下个月不还蚂蚁花呗一样。

你说你有这个格局，干点啥不好？ 但莎拉不管这些，打开格局后，她立刻开始了行动。

1975年6月，莎拉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300发子弹，开始练习射击，很快重拾了当年的手感。 继而她开始寻找时机，准备给福特总统一次偷袭。

而福特此时可能也是死催的，当年9月，他就在加州有一个长行程。 当你了解过1975年9月福特总统的经历后，相信谁都会感慨：梅代宗福特，他是个苦命人啊。

总统的苦难

在美国，刺杀总统并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是能在同一个月份在同一个州里被两个女人刺杀两次，也只有福特一个人。 当莎拉得知福特的行程后，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然而莎拉做梦也没想到，搞刺杀这事，居然还能被人截胡。

1975年9月5日上午，福特在萨克拉门托的加州议会大厦门口对围观群众招手。 此时在人群中，一名女子突然掏出手枪，发动了偷袭。

这名女枪手名叫利奈特·弗罗姆，是美国著名邪教组织曼森家族的成员。 遗憾的是，这群搞邪教的对物理手段显然不甚精通。

在利奈特掏出手枪后，她的枪居然卡壳了。 在狂扣扳机之后，利奈特无法接受枪支卡壳的耻辱，只能对着枪支做法，她一边扣扳机一边大喊：“它不会压火！它不会压火！”

直到这时候，特勤局的饭桶们才反应过来。 其实此时利奈特已经没有威胁，但总统身边的保镖第一反应就是薅着总统的脖领子就往大楼里跑。

福特总统年轻的时候是个运动员，身高1米83，体重180多斤。 危机时刻，保镖根本抱不动他，只能拽着脖领子就往前猛冲。

跟着福特总统根本没反应过来又被拽着，瞬间失去了平衡，上半身被拽着脖领子，下半身居然就这么被拖着走了100多米。 拖行了100多米后，老总统都快背过气去了，不停的跟保镖喊：“放我下来！快把我放下来！”

又一阵混乱后，福特总算被放了下来，简单整理后继续跟加州州长会晤了30分钟。 州长也努力的不让自己注意到总统已经被拽歪的脖领子。

按说发生这么一起事件后，总统就应该赶快回华盛顿了。 但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总统，福特觉得区区小贼何足挂齿。

美国总统在一个月内遭遇两次刺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已经遭遇过一次了，所以我是安全的，所有行程不变，咱们继续。 1975年9月21日，福特如期抵达旧金山。

然而在此时，莎拉却并没有去刺杀福特，因为她被捕了。 在总统到达后，警察加大了巡逻力度，然后莎拉就因为携带枪支坐车而被发现了。

警察很快把她抓了起来，然而进了局子的莎拉流泪对警察表示：“我一个单身女性，购买枪支自卫很合理吧？随身携带113发子弹也是必要的自卫需要啊！” 警察一想也是，在扣押了莎拉的枪支弹药后，教育教育就把她给放了。

第二天早晨，莎拉又购买了一把手枪，在中午时分抵达了福特下榻的酒店。 等待了一会儿，总统车队就出现了。

很快，人们看到了福特总统走下车来跟大家招手。 让我们看一下这段历史影像。 （视频片段）

在看到总统后，曾经的训练瞬间苏醒，在距离福特12米的地方，莎拉果断开枪，但子弹却意外的打空了。 莎拉很快调整了弹道，重新瞄准后，她准备开第二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她的右臂被猛拉了一下，旁边一名叫做奥利弗·西普尔的越战老兵冒着生命危险扑向了莎拉。 子弹再次打空，击中不远处一名倒霉的出租车司机。

可能是上一次被薅脖领子的阴影太大，这一次的福特在向下看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蹲下，避免被拖走的可能。 而一旁的特工们也不负众望，在总统蹲下之后，两个特工按住总统的肩膀，同时发力：“走！快把总统塞回车里！”

在特工的助推下，福特总统被按着肩膀猛冲，可是在混乱之中，却没有一个人去把总统座驾的车门打开。 等老总统发现的时候，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60多岁的老同志被特工们按着肩膀，直挺挺脆生生的用头撞到了车门上，差点没当场撞死。 在用总统当了一次攻城锤后，几个特工赶快把车门打开，架起了已经撞晕了的总统：“一二三，走你！”

直接把总统扔在了汽车后排的空地上。 然而，此时特工仍怕不够安全，总统刚一落地，后面一个特工一个飞扑就砸在了总统身上，用身体掩盖总统不要受到子弹的伤害。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在现场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意识到机会来了，为了表达自己对总统卡卡无限忠诚，献身的时候到了。 他以野兽的心境一个飞扑，把自己压在了特工的身上：“有我们两个人的掩护，总统阁下应该安全了吧！”

可怜的梅代宗福特，60多岁的老同志，先是被撞得眼冒金星，然后又被满身大汉压得差点背过气去。 上了车后，总统专车立刻狂飙到了旧金山机场。

福特总统直接上了空军一号回华盛顿了，到维吉尼亚是怕刺杀。 两次刺杀里，枪手都没有伤到总统分毫，但是刺杀带来的次生灾害实在是太可怕了。

余波

在打完第二枪后，莎拉立刻被擒，旧金山的警察抢过了她的手枪，一群特工蜂拥而上，刺杀失败。 莎拉被抓后的故事乏善可陈，由于她没有老约翰那样的爹，家里自然也不会救她。

而且即使被抓了，莎拉也没忘了刷存在感，她对检察官说：“如果我拿的是熟悉的点44手枪，那第一枪绝不可能打偏，总统肯定没命。” 检察官一连不可思议的表示：“好好好，你放心，法庭上我一定会告诉法官这点的。”

由于没有超能力，莎拉想去圣伊丽莎白都不可能。 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1976年1月15日，莎拉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加州都柏林联邦女子监狱服刑。

这场刺杀案改变了很多事情。 在莎拉被捕后，她的孩子本就因为家庭不幸而过得糟糕透顶，成为罪犯后代后又过得更糟糕了，所以孩子们也很少去探望母亲。

1979年，莎拉成功越狱，徒手翻越了监狱的围墙，出去吃了麦当劳，然后在溜达了几个小时后被抓了回去。 莎拉自己说她越狱的动机不是为了逃跑，而是因为自己太无聊了，想吃个汉堡安慰一下自己。

那位被莎拉的流弹击中的出租车司机并无大碍，只受了点轻伤。 勇扑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叫做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就是后来那位五角大楼的军阀，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对于拉姆斯菲尔德这种战争贩子来说，这可能是他一辈子少有的救人事迹了。 至于福特总统，相比于里根在遇刺后原谅了约翰·辛克利，福特则始终没有原谅莎拉。

2004年接受采访时，他还痛斥莎拉是疯了，可见当初给老爷子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2006年，福特总统去世，再关莎拉也没啥意义了。

2007年，77岁的莎拉在服刑32年后被假释。 出狱时莎拉表示：“我很高兴我没有成功，我现在清楚当时的尝试是错误的。”

2019年，她因为违反假释规定而重新被捕。 如今她已经93岁，依然活着。

不过，那些被莎拉真正伤害到的人，已经看不到这些结局了。 在这场荒唐的刺杀案中，受伤害最深的是救了总统性命的奥利弗·西普尔。

在事发之后，西普尔不顾个人危险去阻止莎拉的行为，很快传遍了美国，成为了全国皆知的英雄。 可是，在媒体毫无原则的窥视之下，很快西普尔的同性恋身份被媒体曝光，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70年代的美国，主流社会的风气还相当保守，同性恋是绝对被排斥的群体。 西普尔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只想平静的度过一生。

在成名之后，他不断的给媒体打电话请求不要报道自己，但毫无用处。 很快，西普尔被美国同性恋团体推为了代表人物，身处舆论的漩涡之中。

在刺杀案之后，福特总统只写了一封极其简短的感谢信来感谢西普尔。 而西普尔本人却在苦海中挣扎，他的亲人朋友纷纷与他断绝关系，母亲郁郁而终，而父亲居然不让西普尔参加葬礼。

在遭到所有人的背弃后，西普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几度尝试自杀。 最终在1989年孤独的死在了家里。

在他去世后10天才被邻居发现。 在去世之前，西普尔曾经跟人表示过，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救了总统，如果知道是这个下场，我当时就不会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