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乌兹别克的可汗？【神奇组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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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暴的序曲

1974年6月的一天，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勋宗前夕的三驾马车之一，波德戈尔内的地位足以主持这场会议。而且，按照苏联惯例，级别越高的会议异议越少，一切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会商只不过走个确认流程而已。

讨论了一些议程后，波德戈尔内宣布下一项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民族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即将结束。纳斯里季诺娃同志多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里有份推荐其继续担任民委主席的议案，大家表决吧。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几分钟后这个议案将又一次全票通过。但是，在通辽宇宙中不出意外那是不可能的。

当波德戈尔内宣布开始投票时，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响起：“加盟共和国反对。”波德戈尔内十分意外，很快又有些恼火地说：“为什么会这样？纳斯里季诺娃的工作相当出色，有尊严地代表了各民族。”还没等波德戈尔内说完，发言的人说：“有干部和群众指控，她在履职期间存在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到了莫斯科也并未停止。在彻底查清之前，加盟共和国不会认可她的连任。”

被打断的波德戈尔内十分恼火，他质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对面的回答非常合理：“整理资料需要时间，我也刚拿到不久。”对于这个回答，波德戈尔内当然知道对方在装傻，他没好气地追问：“具体举报什么内容？”那人微笑着说：“她有贪污腐败、受贿嫌疑。”当这句话说出，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们全都震惊不已，乌兹别克的“地方权斗”居然敢把火烧到中央来了。而之所以政治局成员们都将这次举报视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举报内容有问题，反而是因为举报人的名字叫做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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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得志

1917年11月6日，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出生于俄罗斯共和国萨马尔罕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在短短的一个籍贯上，拉希多夫就有两个亮点。首先，在寿比昙花的俄罗斯共和国历史上，拉希多夫是赶在关服的前一刻注册了账号，因为在他出生的第二天，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其次，虽然生在俄罗斯共和国，但你可能会惊讶于拉希多夫出生的地区——萨马尔罕。

作为著名的千年古城，中国人对萨马尔罕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萨马尔罕一直都被认为是中亚文化的核心之地。然而，1868年沙俄攻陷萨马尔罕后，沙俄当局居然把这座中亚的圣城划给了俄罗斯直辖，其别扭程度不啻于把麦加划给美国。毫无疑问，这种操作必然会引来本地乌兹别克人的极大不满。然而事实证明，只要子弹够得上，绝对没人敢抬杠。在沙俄军队的纯粹物理性批判下，萨马尔罕一直被俄罗斯直辖到1924年，才被看不下去的苏共划给了新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然，对于这些宏大叙事，小拉希多夫是没空关心的。在老家，拉希多夫老爹的地位十分“安稳”。他当过兵、扛过枪、马路街头站过岗、送过货、经过商、回到老家进农庄。总之，拉希德是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人”。作为日子人，拉希德对儿子也没有多大的期许。1924年，他将小拉希多夫送进了附近的学校，然后很快就引来了学校老师的强烈愤慨：“这孩子你从哪弄来的？”

从入学开始，小拉希多夫就以惊人的记忆力震惊了所有老师同学。他几乎过目不忘，且对文学和诗歌有异常天赋，14岁就能在报纸上发表作品、赚稿费。

除了独饮机重外，拉希多夫还是本地人中少有的“亲苏派”。作为乌兹别克族，拉希多夫对于苏联政府非常忠诚。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中学毕业后拉希多夫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文学院，而是选择了师范学院，于1936年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在参加工作后，拉希多夫依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时常给报社投稿。由于文笔太好，两年后这位萨马尔罕的著名报社《列宁之路》相中，钦点去当起了编辑。1940年，拉希多夫成为报社副主编，同时还入了党。

战火与仕途

如果美有卫国战争的话，拉希多夫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然而，此时已经毫无波澜的世界，注定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波澜。在1941年的那个下午，当广播中听到德国偷袭的消息后，拉希多夫坚定地走进了征兵站。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24岁的拉希多夫来到了莫斯科。在零下40度的低温下，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事实证明，严寒并没有冻住拉希多夫的爱国热情。在战斗中他一直冲锋向前。1942年2月，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坚守一个小村庄。身为连长的拉希多夫哪怕被炮弹炸成重伤，都不放弃指挥，血流满地的打退了德军四次反攻。

几个月后，因为炮弹炸进了他的胸膛，因此引来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认定拉希多夫已经不适合前线，必须退伍回乡了。无奈之下，拉希多夫只能回到乌兹别克。然后，他居然又把之前的履历复盘了一遍：先当老师，后进报社。只不过，这次拉希多夫在《列宁之路》报社当上了主编。由于业务纯熟且性格圆滑，拉希多夫把报社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很快让报社的影响力大增。

在战争期间，由于大量精英被调到了军队，地方机关人才严重匮乏。眼看着拉希多夫如此突出，1944年，萨马尔罕的地方党委钦点，直接把拉希多夫拽了过去，让他当了主管人事工作的党委书记。实际上，此时的拉希多夫基本无意仕途。我一个搞文学的，怎么就突然从政了呢？因此，虽然拉希多夫的党务工作做得十分出众，但他一直申请回到文化领域。1947年，随着战后干部的回归，拉希多夫成功转任乌兹别克斯坦日报的主编，继续写稿、去也。

然后拉希多夫发现，想要安安静静地写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转任主编之后，拉希多夫居然莫名其妙地遭受了很多攻击。有人批斗他犯了意识形态错误，有人说他跟反苏分子交往过密。这场突如其来的集火搞得拉希多夫一头雾水。我一个报社主编，权力都比不上停车场的保安大，就算挑软柿子捏也没必要找我麻烦啊。软柿子急了还要人呢。

由于实在弄不清情况，拉希多夫决定请教高人。他找到了乌兹别克党委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领导，我实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应该辞职吗？”尤苏波夫摆摆手：“不用，一些人在搞事而已，翻不了天，你安心工作就是了。”一头雾水的拉希多夫回去了。很快，他在尤苏波夫的安排下，转任为了乌兹别克作家协会主席。拉希多夫更加感到困惑。他此时还不知道，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他，即将迎来真正的命运转折。

权力之路

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虽然身处边疆地区，但乌兹别克政坛同样有自己的江湖。在苏联时代，乌兹别克传统部族的影响力依然没有消失。具体来说，依照出身，乌兹别克的干部形成了四个派系：塔什干派、费尔干纳派、布哈拉派和萨马尔罕派。多年来，四大派是既合作又竞争，关系比中东局势都复杂。对于乌兹别克的内斗，莫斯科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想看清。虽然中央明白乌兹别克存在派系斗争，但也实在没有办法。民族地区总要依靠本地干部来治理，既然内讧不可避免，中央能做的也只能是维持派系平衡。

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任书记出身萨马尔罕，上台后习惯地提拔老乡，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平衡，不久就被判了死刑。首任书记被调走后，中央一边打压萨马尔罕派，一边提拔了塔什干出身的新书记。结果，新书记上来后依然疯狂提拔老乡，很快于1937年也毙了。连续两次清除民族主义余毒后，费尔干纳派的尤苏波夫脱颖而出。由于政治立场过硬，并且在卫国战争中亲力支援战场，尤苏波夫终于在萨格拉岛的乌兹别克站稳了脚跟，成为了集共和国第一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于一身的“土皇帝”。

时间来到1948年，斯大林觉得尤苏波夫的权力似乎过大，准备动一动他。不过好在尤苏波夫的人望不错，因此没有被物理清除，而是准备明升暗降，把他升到中央任职。当慈父有了这个心思时，乌兹别克各派势力纷纷闻风而动。大家都准备登上混乱的阶梯。本来，这场政治风暴与毫无权力的拉希多夫没啥关系，毕竟一个报社主任实在太不起眼。然而，此时乌兹别克却莫名其妙地传出了一个谣言，说中央和尤苏波夫本人都有意恢复之前被长期打压的萨马尔罕派。放眼乌兹别克官场，出身萨马尔罕，跟尤苏波夫关系好的，级别最高的人，就只有拉希多夫了。

为了避免萨马尔罕派重新上桌，各派力量准备提前让拉希多夫上桌。拉希多夫就这样成为了众矢之的。然而他还不知道，这场无妄之灾将给他带来多么丰厚的回报。实际上，那个扶持萨马尔罕派的谣言其实是真的。在尤苏波夫的支持下，拉希多夫很快转任为了乌兹别克作家联盟主席。虽然依然没什么实权，但这好歹级别上去了。

1950年8月，尤苏波夫调入莫斯科，成为棉花种植部长。然后，他则提名拉希多夫接任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个33岁的作协主席，直接转任共和国政府一把手，这属于写在网文里都会被骂弱智的剧情。然而堪称玄幻的是，苏共中央居然答应了。

实际上，如果从派系斗争的角度看，很容易看出这种布局的原因。对于尤苏波夫来说，他走之后，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当然是要留给自己的费尔干纳派的。但是，二把手的政府主席如果落到了塔什干或者布哈拉派手里，就会形成严重掣肘。而政坛新人拉希多夫虽然属于萨马尔罕派，但却是自己的亲信。对于莫斯科来说，他们乐得多一些派系来平衡乌兹别克政局，自然也不会反对。对于塔什干派和布哈拉派而言，虽然这项任命让他们失望，但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只要不是对方上台，自己这派就不算失败。拉希多夫要声望有文采，要能力有文采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威胁。上台了也只能是“无实权”的表演，好官我自为之。

1950年8月，一切尘埃落定。费尔干纳出身的阿明·尼亚佐夫当选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派和塔什干派也各有斩获。然而，拉希多夫很快发现，自己这个二把手上任后，虽然称不上是权势熏天吧，至少也可以说是“人厌狗嫌”。虽然名义上是政府主席，但乌兹别克的所有官员几乎都将拉希多夫当成了橡皮图章。这个政府，有了他是“团建”，没了他是“加宴”。各派官员各有各的小圈子，没人尊重他的意见，翻黑料找事的人倒是不是。而拉希多夫对此只有一个策略：忍。

也许是听说过德山加康的成功案例，拉希多夫深谙什么叫“活到最后就是老艺术家”。无论外界如何攻击，他就是咬死不辞职。而且，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特殊的统战价值。各派虽然对自己不满，但都无法容忍其他派系占据这个位置。所以，只要能忍，就没人能轻易打倒我。

这份隐忍很快获得了回报。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5年，赫鲁晓夫在中央罢黜了尤苏波夫，费尔干纳派失势，塔什干派上台。而拉希多夫依然屹立不倒。1959年，塔什干派失位后，拉希多夫借着中央整顿的机会，收编了已经失势的布哈拉派，一举登上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的宝座。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死敌出现了。

亚达亚尔·萨迪克夫娜·纳斯里季诺娃，1920年出生于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的浩罕市。哪怕在“工农遍地”的苏联干部里，纳斯里季诺娃也是出身最苦的一批。她在孤儿院长大，连念书都只能去职业学校。然而，就这么个天崩开局，居然被她成功逆袭了。在职业学院毕业后，纳斯里季诺娃就在铁路上当起了工人。作为一名女工，纳斯里季诺娃干活比男人还强。由于技术出色且性格豪爽，很快就受到了同事们的拥戴。18岁成为工头，19岁成为经理。之后甚至作为劳模受到了斯大林接见，并被斯大林称赞为：“这才是东方女孩该有的样子。”

从此，纳斯里季诺娃一飞冲天。她很快成为了全国标杆，被塔什干铁路工程师学院录取。1941年，纳斯里季诺娃毕业，立刻进入共青团工作。之后一路平步青云，1955年成为了共和国副主席。跟拉希多夫不同的是，纳斯里季诺娃的履历十分清晰。她一步一个脚印，执政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1955年的纳斯里季诺娃身兼两派支持，既有自己出身的费尔干纳派，也有丈夫所代表的塔什干派。

本来，拉希多夫升任第一书记时，已经安排好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人选。但纳斯里季诺娃硬生生挤了上来，而拉希多夫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给纳斯里季诺娃站台的人，叫做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于这个决策，拉希多夫虽然有些不满，但依然可以理解，无非是中央搞平衡嘛，不耽误他的施政就行。对于乌兹别克的未来，拉希多夫的心中早已有了宏大规划。

可汗之路

对于乌兹别克的未来，拉希多夫的总路线其实只有一个：让乌兹别克斯坦全面追上现代国家的脚步。自从沙俄征服之后，沙俄和苏联对乌兹别克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开发得很不彻底。在拉希多夫之前，乌兹别克虽然是个农业地区，但耕地面积非常有限。拉希多夫上台后，争取到中央的支持，将大量的草原转化为了耕地，彻底改变了乌兹别克的农业生产情况。

除了农业外，拉希多夫也没放下工业建设。作为一个中亚的共和国，拉希多夫为乌兹别克挑选了最赚钱的产业——飞机制造。靠着前几任书记打下的机械加工的底子，乌兹别克居然发展起了飞机制造业。除了重工业，拉希多夫对食品工业和轻工业也有大笔投入，让乌兹别克逐渐成为了一个工农并进的共和国。当然，要发展工业得有能源电力。为了解决能源问题，拉希多夫招来了不少勘探专家，大规模开发油气资源，建成了苏联最大的火力发电站。而且，这次勘探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专家们找到了一个储量惊人的金矿。经过几年的开发后，乌兹别克每年能产出上百吨黄金，以至于从中央的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助理，成为了中亚的绝对明星。

除了内政外，作为地方官的拉希多夫甚至还深入掺和到了外交领域。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拉希多夫出访古巴，以援助农业机械的名义悄悄把导弹运了过去，其机敏的表现深得赫鲁晓夫的赏识，还和卡斯特罗成为了好朋友。然而，大好局面没过多久，拉希多夫居然跟“穗宗”掰了。其原因也很有穗宗特色——玉米。

1963年，对玉米情有独钟的穗宗找到了拉希多夫，要求乌兹别克每年要种50万吨玉米。而拉希多夫则表示我们这气候条件不允许，不适合种苞米。两边越说越僵，最终不欢而散。得知拉希多夫惹得穗宗大怒，纳斯里季诺娃大喜，赶紧驱使塔什干派上下活动，想把拉希多夫整下台。然而，正当形势一片大好时，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了。

1964年，一场完全意外的政变彻底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生态。赫鲁晓夫下台后，勋宗立刻着手清理穗宗余毒。而为了玉米敢去跟穗宗硬顶的拉希多夫，一下子就成为了天然的政治正确。除了政治原因外，勋宗私心上对拉希多夫也多有偏袒。因为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因为政治妥协才得以上位，都在一把手的位置上饱受掣肘，甚至都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等等。有了政治正确和勋宗赏识，拉希多夫的地位再次稳定下来。然后，乌兹别克就迎来了一场地震——物理意义上的地震。

1966年4月26日凌晨5点，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突发地震。震级不算很大，只有5.2级，但震源位于市中心且深度不到10公里，所以地表晃动非常猛烈。幸运的是，这场地震的死亡人数很少，作为一个百万人级别的城市，塔什干的死亡人数只有十余人。但是，由于猛烈的晃动，塔什干的建筑几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震中，整个塔什干市中心几乎全毁，200多栋行政大楼、上百家公共事业单位和无数居民楼被夷为平地，超过30万人无家可归。

地震发生后，拉希多夫立刻拨通了中央的电话。而1966年的勋宗还绝对算是个工作狂人，他没让任何人打前站，几个小时后就顶着余震和总理柯西金一起飞到了塔什干。抵达塔什干后，当地人的从容和乐观给勋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下飞机后不久，勋宗发现，塔什干郊区的公交居然如常运行，市区的剧院和电影院也没关门，甚至原定于体育场举行的足球比赛都没有取消。乌兹别克人的坚强态度让勃列日涅夫十分感动。

当和拉希多夫谈起了灾后重建问题时，深受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的勋宗，此时就是一个字：“给钱！”社会主义讲的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钱可以各加盟共和国募集，重建标准也要提高。其实，对于重建问题，拉希多夫早就有所准备了。他一直苦于塔什干的城区老旧，趁着勋宗心情好，拉希多夫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成本足够的话，可不可以允许我们建条地铁？”听到这句话，勋宗感到十分意外：“你们的地质条件符合吗？”拉希多夫说：“我们早就考察过，各方面条件完全满足。”

就这样，塔什干开始了史诗级的灾后重建。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出钱出力，因此塔什干也被称为“友谊之城”。地铁也在中央的支持下，真的修成了。在这段特殊的经历后，拉希多夫和勋宗的感情开始升温，两人颇有点惺惺相惜这感。眼看拉希多夫的地位越来越稳，塔什干和费尔干纳派的人急得直呲牙。再这样下去，拉希多夫恐怕要一统江湖啊。“不行，必须找机会搬倒这傢伙！”

1969年4月，重建后的塔什干迎来一场足球比赛，乌兹别克队对阵白俄罗斯队。众所周知，苏超想办好，靠的就是天时地利人不和。江苏如此，苏联也是一样。在这场比赛中，乌兹别克队输给了白俄罗斯队，而两方的球迷则在比赛后直接打起来了。这场球迷骚乱持续了三天，最终才在警方的镇压下平息。拉希多夫的原则是尽量不抓人，大事化小。而以纳斯里季诺娃为首的其他派系不答应。他们直接找到了拉希多夫的命门——民族矛盾。

通过自己的靠山波德戈尔内，纳斯里季诺娃向中央上书：“拉希多夫放任乌兹别克的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偏袒极端民族主义者，欺压其他民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强烈建议中央将其罢免并且追责。”这次上书彻底激怒了拉希多夫。实际上，这场叛乱背后确实有一定民族因素，但这种事是不好公开说的。毕竟在名义上，苏联各民族都必须亲密无间、团结一致。纳斯里季诺娃拿这种事情当做攻击的借口，这属于不顾大局，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因此，之前一直比较温和的拉希多夫选择了坚决反击。他也给中央上书一封，内容是举报。1969年7月，纳斯里季诺娃的儿子结婚了。婚礼规模多达几千人，而这么庞大的活动，花的居然都是国家经费。对于这场内讧，勋宗再次体现了他的执政风格——和稀泥。在势同水火的两人中，勋宗果断在A或B中选择了“或”。他把纳斯里季诺娃上调中央，担任苏联民委主席，而拉希多夫原地不动。距离产生美，把两人分开了也就罢了。

在勋宗的和稀泥下，乌兹别克的一场政治风波似乎这样消弭于无形。直到开篇时的1974年，拉希多夫突然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发起了偷袭。

大案调查

在拉希多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后，波德戈尔内也只得公事公办地宣布：“这样的话，纳斯里季诺娃同志的连任表决暂停，责成总检察院核实举报材料，查明事情真相，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散会。”几天以后，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叫来了内务机关侦查监督部长格尔曼·卡拉克佐夫。“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举报线索是拉希多夫同志提供的，带几个调查员去核实清楚，别搞砸了。”

对于这项任务，检察院著名“愤青”卡拉克佐夫有些不爽。“这是在干什么？他们乌兹别克人内斗，平时拿我们检察院当工具。老子是维护国法的检察官，不是政治打手！”鲁坚科摆摆手：“以后不要再再说这种话，政治博弈也不排除有犯罪行为吧？难道因为背后有政治色彩，我们对违法行为就视而不见了吗？”被领导贴脸教育后，卡拉克佐夫不敢再抱怨。离开了办公室后，卡拉克佐夫带了两个助手，一起上了火车。而这两个助手大家也不陌生，高级调查员奇鲁科和艾芬巴赫。

是的，苏联虽大，但由于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总检察院的高级调查员人数很少。因此，在《所希案》中出现过的哥俩，现实翻场。抵达塔什干后，卡拉克佐夫等人先去找了本地的检察院。结果当地检察院连连表示：“这案子由内务部主管，跟我们没关系，请你们去找内务部长海达尔·亚西亚耶夫同志去了解。”

很快，卡拉克佐夫就见到了乌兹别克内务部长亚西亚耶夫。这是个礼貌干练的中年人。双方简单寒暄后，卡拉克佐夫直入主题：“您应该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吧？事关联盟部长级干部的清誉，我们不得不慎重。”亚西亚耶夫点头：“明白，其实加盟共和国内务部也没完成调查，我们级别不够，你们能来实在太好了。”卡拉克佐夫此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看履历，您出生在萨马尔罕地区，跟拉希多夫同志是老乡啊。”亚西亚耶夫微微一笑：“出生在哪里，不都是国家的干部不是？”卡拉克佐夫笑着点点头：“那好，说案子吧。”

1973年秋季，塔什干一个叫穆米诺夫的工程师接到上级电话，让他出差去北部小城穆伊纳赫一趟，那边的罐头厂设备出了问题，得抓紧过去维修。由于是临时命令，穆米诺夫抵达穆伊纳赫时已经黑天。此时已经不能去厂里，于是他决定找个招待所住一宿。结果刚进门，他就看到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训斥前台小姑娘：“太不像话了，居然上班时间打瞌睡！”小姑娘连连道歉：“经理，昨天家里出了点事，以后不会再犯了。”穆米诺夫及时插话解围：“你好，还有空房吗？”前台小姑娘如蒙大赦：“有的，请在这边登记。”见到有客人，招待所经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回身冲穆米诺夫一笑，就走回了办公室。然而，当看清对方的脸时，穆米诺夫却惊呆了：“这不是穆尔佩佐夫吗？不对啊，他应该已经死了呀！”

简单地说，在60年代的塔什干，穆尔佩佐夫是本地的著名恶霸。据说家里跟市领导有关系，因此从未被铁拳打击。在塔什干是“七横八竖，人人躲，好勇斗狠，谁敢惹”，偷鸡摸狗、赚黑钱，从来不进派出所。不过，穆尔佩佐夫虽然在生活中有些混蛋，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十分无耻的。1966年，塔什干地震发生时，穆尔佩佐夫带了一堆小弟，将灾区商店里的物资偷出来，然后加价几十倍转给灾民。更缺德的是，在卖出去后，他还要找机会再把物资偷回来，搞循环利用。带英格兰的一比都算是道德标兵。由于过于“亮眼”的表现，穆尔佩佐夫很快被灾民举报。新上任的内务部长亚西亚耶夫直接拿他当了典型。1968年，穆尔佩佐夫被判死刑，成为了塔什干本地人的一大乐事。

在那之后，穆尔佩佐夫就消失在了塔什干人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直到在这座小招待所里，工程师穆米诺夫居然意外看到了他。在认出对方后，穆米诺夫很有定力。他没有当场指认，而是在之后的几天里反复确认后才回塔什干报警。这则奇闻很快传到了亚西亚耶夫的耳朵里，他赶紧派警员过去核实。很快，警员回报：“确实是穆尔佩佐夫，长得一模一样。”

听到报告后，亚西亚耶夫大怒。但转念一想，他又感觉有些可怕。作为内务部长，他从未接到过穆尔佩佐夫越狱的报告。那么作为一个死刑犯，他是如何脱身的？是谁帮了他？亚西亚耶夫赶紧把监狱系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你是不是活腻味了？死刑犯也敢往外放？”监狱负责人顿时蒙了：“啊？部长，绝对是误会，这怎么可能啊？”亚西亚耶夫甩出警员拍的照片：“看看这是谁？穆尔佩佐夫，我亲自督办的案子，1968年就判死刑了，为什么现在还活着？”监狱负责人都傻了，他看了照片半天后说：“我真不清楚怎么回事，能让我回去查下档案吗？”

半小时后，这老哥兴高采烈地回到办公室：“部长，真不是我干的，您看，穆尔佩佐夫是特赦出去的，文件在这里。”这下轮到亚西亚耶夫傻眼了。根据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对判刑犯人实行特赦的权利。而特赦一个死刑犯，必须要一个人签字：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查案查到了顶头上司，亚西亚耶夫赶紧去找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商量。反正共和国内务部是不敢再查下去了。听到这里，专案组长卡拉克佐夫发出了疑问：“你们就没私底下偷偷查查特赦的原因？”亚西亚耶夫一声冷笑：“特赦的申请者是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的理由是：在“大地震”中积极参与救灾，拯救了大量群众生命，有重大立功表现。”卡拉克佐夫听完后大怒：“无耻！”亚西亚耶夫说：“这案子的后续调查就交给你们了，文件稍后移交，需要抓捕通知我们一声就行。”卡拉克佐夫很直接地说：“对于你们内部的派系斗争我没有兴趣，但这个案子我绝对追查到底！”

见到卡拉克佐夫已经怒发冲冠，亚西亚耶夫赶紧又讲了另两个“无畏”的案子。1973年，塔什干出现了一堆“幼奸少女”的案子，有人在别墅里拉皮条。警察抓住了罪犯，但犯案地点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纳斯里季诺娃的亲信库尔班诺夫的别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背后是否还有人。另一起案件是一起强奸案，嫌疑人是一个有手好闲的青年。警察高度怀疑他是真凶，但调查却异常艰难。因为其母亲是高级干部，纳斯里季诺娃的闺蜜。

卡拉克佐夫虽然脾气暴躁，但哪怕是个傻子也看得出对方想拿自己的调查组，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卡拉克佐夫并不在乎，他直接表态：“我不管你们胡乱地打的什么算盘，检察院不会成为你们派系斗争的工具，但只要有人触犯法律，我们绝对会一查到底！”

次日上午，卡拉克佐夫召集了组员，共同讨论这场特赦案件应该怎么查。作为一名谨慎的检察官，艾芬巴赫直接说出了重点：“这场案件中，我们不可能从当事人嘴里获得什么有价值的口供。因为对方是个死刑犯，招供特赦不合法就等于自杀。所以，我们必须脱离传统的审案思路，必须要违法特赦的犯罪事实，抓个现行。”当艾芬巴赫说完这句话时，几个检察官面面相觑，然后异口同声的，说出了办法——钓鱼。

很快，调查组翻出了过去20年加盟共和国的特赦名单，然后发现，除了死刑犯穆尔佩佐夫外，至少有12次特赦比较可疑。这显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背后有一整条的利益链条。几天以后，塔什干出现了几个新面孔，他们主动跟过去几年被特赦的犯人们接触，话说很统一：“我家有亲人犯了事被判刑，兄弟您有没有门路能帮着办特赦，只要能把我家人放出来，中介费大大地。”

果然，一个月后，就有一个特赦犯给出了线索：“犯了事不怕，已经判了也没关系，准备10万卢布，哥帮你找人摆平，人绝对好模好样的出来，而且合法，警察都管不着。”有了这个线索，剩下的事就简单了。很快，调查组顺着中间人查到了塔什干法院，再到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几个月后，调查组统一收网，利益链条上的31人陆续被捕，只有一个“瞎子”——关联不上纳斯里季诺娃。虽然有些口供指向她，但无法核实。在特赦案侦案后，少女幼奸案也有了结果，的确有人利用那座别墅进行非法活动。别墅的主人库尔班诺夫虽不知情，却坦然接受了高于市场价的房租。最终被奇鲁科以受贿案起诉。至于最严重的谋杀案，在调查组介入后，卡拉克佐夫得知，那个神通广大的母亲买了张去往莫斯科的机票，目的很简单，肯定是去找在中央的保护伞。

卡拉克佐夫赶紧买票跟上。经过几天的接力式跟踪，调查组果然得出了毫无意外的结论：这位母亲的保护伞，就是已经是民委主席的纳斯里季诺娃。就在这次跑动之后，乌兹别克内务部长亚西亚耶夫向卡拉克佐夫通报：“来自上级的压力太大，内务部实在扛不住，那名嫌疑人已经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了。”这次事件终于彻底激怒了卡拉克佐夫。1974年10月，卡拉克佐夫正式向上级递交申请，要求对纳斯里季诺娃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他来说，他对乌兹别克的任何政治斗争都没有兴趣，但死刑犯被特赦，谋杀凶手被释放，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已经完全突破了法律底线，自己作为检察官无法容忍。

然后，申请就被驳回了。但卡拉克佐夫毫不放弃，马上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申请。经过打听，卡拉克佐夫很快知道了是谁在庇护纳斯里季诺娃。第一次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第二次是勃列日涅夫。当然了，这些大人物并不会公开拒绝申请。只不过，会在申请流程、权责分配等方面挑毛病。被激怒的卡拉克佐夫的回应也很简单：“你缺啥我就补啥，继续申请，我倒要看看，最后是谁敢公开包庇犯罪分子。”

事实证明，卡拉克佐夫天真了。1974年末，总检察长鲁坚科亲自对他下令：“检察院调查暂停，所有文件先封存。原则上我们应该继续查，但原则们的意见是别再查了。”实际上，对于纳斯里季诺娃的包庇并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从亲疏上讲，纳斯里季诺娃跟波德戈尔内的关系很好，但和勋宗的关系相当一般。但是，两位大佬之所以愿意联手保她，原因并不难猜——平衡。

进入70年代，乌兹别克的四派力量已经变成了两派。如果放任拉希多夫击垮纳斯里季诺娃，那政治平衡就将彻底被打破，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基于这种考虑，纳斯里季诺娃被保住了。检察院强行中止调查后，纳斯里季诺娃没有连任中央民委主席，而是去建筑材料工业部，当了副部长。然而，中央没想到的是，保住了纳斯里季诺娃并不代表可以继续维持乌兹别克的政治平衡。虽然卡拉克佐夫在中央的调查申请被驳回，但他在乌兹别克的行动却可以继续。

回到乌兹别克后，憋了一肚子火的卡拉克佐夫开始大开杀戒。超过300名涉案官员被定罪。虽然主观上没有特别针对，但卡拉克佐夫却实际对塔什干派的官员完成了一次大清洗。1975年初，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改组，塔什干派彻底垮台。拉希多夫在检察院的帮助下，终于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彻底一统了江湖。

尾声

一统江山后，拉希多夫终于可以尽情实现自己的计划。他的工农业建设上均有亮眼成绩。除了经济建设外，作家出身的拉希多夫还很重视文化产业。地震后重建的塔什干，兴修了大量的文体设施，影视行业也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由于拉希多夫相对宽松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乌兹别克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在宗教方面，拉希多夫执行了宽松的宗教政策，他将民间的伊斯兰教传统习俗视为地方文化而容忍，得到了百姓的普遍支持。

总之，在拉希多夫的领导下，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苏联在中亚最亮眼的明星共和国。他不仅不拖联盟后腿，甚至还能做出巨大贡献。而在乌兹别克一统江山的拉希多夫，也被俗称为了“可汗”。至此，乌兹别克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支配权。

不过，跟春风得意的拉希多夫相比，卡拉克佐夫可就没那么舒服了。调查申请被强行中止后，卡拉克佐夫有了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当初是我不愿意介入政治情谊，而你，说要维护法律尊严。如今我想要维护法律尊严，而你却因为政治情谊，而让我放弃调查。那么我们检察院的一切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卡拉克佐夫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和自我怀疑，渐渐变得偏执。什么法律尊严，什么程序正义，执法者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坏人受到惩罚，手段和过程没那么重要。

1979年，斯摩棱斯克发生了连环奸杀案。在巨大的恐慌中，总检察院成立了专案组，卡拉克佐夫负责指挥。在这些案件的调查中，卡拉克佐夫注意到了一个长脸鹰钩鼻的中年调查员，他身上有着与自己一样的特质——愤怒。他对犯罪分子异常强硬，眼中同样有燃烧的火焰。所以，破案后卡拉克佐夫决定给这个叫泰尔曼·霍伦诺维奇·格德良的调查员一个机会：“这里还有个案子，如果能办好，我可以举荐你成为总检察院重大案件调查员。”格德良很振奋：“我一定能办好！”卡拉克佐夫点头：“一会把资料给你，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只是嫌疑人身份有点敏感，是个发明家。”

约翰尼斯·辛特，苏联顶级科学家和发明家，一生发明了近百项专利，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科学家，辛特除了学术素养超强外，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战期间，他亲自指挥过空降撤退，自己却被纳粹逮捕，在集中营中被判了死刑，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实际上，辛特被调查纯属因为“小人找事”。1974年，辛特创建了一家实验性质的企业。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发明创造。这种企业自然会有大量的失败实验。然而，此时却有人举报辛特，说他的原料和产出对不上账，搞贪污腐败。

为了以正视听，爱沙尼亚当局立刻引入了总检察院调查组。本来他们的目的大概是为辛特洗刷冤屈。遗憾的是，他们碰上了格德良。1981年9月，格德良递交了调查结果：辛特盗窃国有资产，建议重判。这种指控自然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可。总检察院文书监督员当场提出异议，表示证据不足，辛特顶多算是滥用职权。关于罪名问题，两人爆发激烈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卡林金科恰好路过，文书监督员直接把材料交给了卡林金科，问他的意见。卡林金科的结论也很清晰：最多也就是滥用职权，盗窃国有资产绝对够不上。

此时，连办数场大案的卡林金科已经很有名气，是公认的天才检察官。然而格德良却根本没拿卡林金科当盘菜，他当场暴起：“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实体法，连个人盗窃和职务行为都分不清。告诉你们，辛特的问题特别多，盗窃国有资产已经是最轻的指控。根据我的调查，他所谓的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经历根本不可信，很可能已经被纳粹吸收，他的行为是法奸之绝唱！”

面对着歇斯底里的格德良，卡林金科也无可奈何。事后证明，在格德良锲而不舍的努力下，1982年，他终于还是以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的名义，把辛特足足重判了15年。这个让同行们都瞠目结舌的结果，让格德良顺利进入了苏联最高检察院。当格德良春风得意地前往莫斯科时，他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中亚，一场影响深远的对话正在发生。在未来，这场对话将通过他的努力，无限发酵，最终影响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

此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个眉毛粗壮的老者，正对一个中年人说：“拉希多夫同志，明年的棉花产量就不能再多一些吗？600万吨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在老者对面，那个中年人顿了一下，然后似乎有些缺乏底气地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全体乌兹别克人民，都会努力完成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