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出差有多危险?【神奇组织35】
本篇为神奇组织特别篇之苏联大案调查。 参考资料: 卡利尼琴科1998年出版《1400亿的案件,或调查员的7060天》 亚历山大·萨金采夫2018年出版《网与剑之下》 尤里·索洛维特斯基2019年出版《矛盾的正义》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孤独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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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卡利尼琴科1998年出版《1400亿的案件,或调查员的7060天》 亚历山大·萨金采夫2018年出版《网与剑之下》 尤里·索洛维特斯基2019年出版《矛盾的正义》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孤独相伴》】,相关的动态介绍是【本篇为神奇组织特别篇之苏联大案调查。】。
鱼案疑云
1980年6月的一个深夜,在大多数苏联人都进入梦乡时,一列火车正在从莫斯科去往索契的铁路上飞驰。 在车厢里,苏联总检察院重大案件调查员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正在惆怅地望着窗外。 从1979年接受鱼案开始,卡利尼琴科就一直十分忙碌。 然而,检察官们不辞辛苦的工作却没能换来一个好的结果。锁定了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后,检察院又发现了一笔两万卢布的赃款,与渔业部部长伊什科夫有密切关系。 但当检察院深入调查时,却被勋宗强行按了下来。 对于专案组的同志们来说,这种政治打压让大家顿时没了士气。卡利尼琴科明白,从此以后,鱼案无论审判多少罪犯,缴获了多少赃款,都不能被完全视为破案,因为案件的真相永远被掩埋了。
然而,还没等卡利尼琴科纠结多久,苏联最高检察院副总检察长,兼侦查部长维克多·纳伊德诺夫却下达了一条紧急命令:莫斯科需要成立一个的新的调查组,由检察官阿列克谢·奇鲁克带队,卡利尼琴科参与,赶快前往索契。 那里的鱼案调查组把人给逼自杀了!
(背景音乐响起) In the harshness of thunder is swallowed by moon. I came walking with the wind to watch the cactus bloom. The strange home that made only shadows dance. I fell down to a thorny brush and fell to trembling hands.
索契之行
1980年6月18日下午,卡利尼琴科跳下火车。调查组的成员们来不及舒缓一下舟车劳顿,就急匆匆地前往一家酒店。 进入大堂,一个中年人恭候已久。他看到进门的调查组后赶紧迎了上来:“你们终于来了!” 组长奇鲁克打量着四周说:“别在这儿说,去会议室,把你的人都叫上。”
两组人马很快在会议室集合,双方坐定后,奇鲁克开门见山:“罗森塔尔,你们到底怎么回事?都是老检察官了,查海洋商店为什么会查到索契市委头上?居然还闹出了人命!” 听了这句话,鱼案索契调查组组长米哈伊尔·罗森塔尔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这话我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卡利尼琴科同志在吗?” 正在一旁记录的卡利尼琴科心头一紧:“这里还有我的事儿?”他赶紧向罗森塔尔示意。 罗森塔尔说:“你还记得吗?2月7日夜间,你给我传真来一份口供。” 卡利尼琴科点了点头:“有这事儿,是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的口供,他交代索契海洋店长普鲁伊泽曾经向他行贿。” 罗森塔尔点头:“其实之前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普鲁伊泽的不法事实,加上这份口供,很容易突破他的心理防线。所以,我就交给了戈尔基·艾芬巴赫同志负责审讯,他是20多年的老检察官了,从未出过错。” 奇鲁克看了一眼艾芬巴赫说:“艾芬巴赫同志的能力和人品我们都清楚,你接着说。” 罗森塔尔叹了口气:“可人命偏偏就出在他身上,你让他自己说吧。”
艾芬巴赫颤颤巍巍地说:“当时我很感激组长给我这个机会,快退休了,需要份实打实的功劳,所以我很注意程序流程。2月8日上午,我在索契内务部的协助下逮捕了普鲁伊泽,没有任何虐待,吃过午饭才开始审讯。” 奇鲁克说:“你给他上什么手段了?” 艾芬巴赫说:“没有任何手段,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足够判他了,所以将问话重点放在了检举其他人上。这小子也知道跑不了,为了减刑咬出了不少人。” 奇鲁克说:“你就直接说但是吧。” 艾芬巴赫顿了一下:“但是,普鲁伊泽交代说,他为了跟地方政府打好关系,曾经向索契市委书记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乌隆科夫行贿,对方收了。”
现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几秒钟后罗森塔尔说:“从到索契以来,我们跟地方干部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侦查工作严格限制在渔业系统内部,地方干部一直与我们零接触。” 奇鲁克问:“所以线索指向地方官员后,你们直接展开调查了?” 罗森塔尔连连摇头:“当然不会。说句实在话,艾芬巴赫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是真不想管。我们受命调查的是鱼案,本来就无权调查地方官员。如果要去调查乌隆科夫,就必须向省级检察院申报立案处理。但我们这次是秘密调查,无权把阶段性成果进行申报。但是,如果不查乌隆科夫,将来一旦查出他参与了鱼案,我们就是渎职。” 奇鲁克听完摇了摇头说:“这确实是个难题。或者你们可以请示一下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同志。” 罗森塔尔叹了口气:“我就是这么干的,直接让副总检察长做决定。” 奇鲁克问道:“他同意调查了?” 罗森塔尔摇头:“同意了,但也完全没同意。他让我们先问问乌隆科夫本人。” 奇鲁克说:“所以呢?” 艾芬巴赫接过话茬:“所以,出于谨慎考虑,罗森塔尔同志和我共同约了乌隆科夫过来谈谈。在谈话中,乌隆科夫很惊讶,但并不愤怒,他表示自己根本不可能受贿。其实我也这么认为。” 奇鲁克很奇怪:“为什么?” 艾芬巴赫说:“我查了一下乌隆科夫的履历,这人名声很好,在乡下期间成绩出色。卫国战争时主动从军,战后以优异成绩成为了土木工程师。1949年被派到索契搞基建。在索契期间,他的工作非常出色,每年都建造了大量的住宅、酒店、度假村等等。可以说,索契有今天旅游圣地的地位,乌隆科夫居功至伟,所以他才能成为市委书记。” 奇鲁克说:“这就能代表他不收贿了?” 艾芬巴赫说:“通共长都有水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作为主管负责人,乌隆科夫如果想捞钱,一个月工资5000,一年杂七杂八到手七八个亿也不是啥难事儿。海洋商店那点钱他恐怕看不上。” 奇鲁克点了点头:“有道理。那乌隆科夫的基建工作怎么样呢?” 艾芬巴赫说:“看不出什么。60年代末他主持了全市的天然气入户,在民间颇有威信,老百姓很支持他。” 奇鲁克问:“那你们之后怎么办了?” 艾芬巴赫苦笑着说:“看他挺好说话,我就提了个要求,要求检查一下他的住所。毕竟这是最快、最直接洗脱嫌疑的办法。乌隆科夫同意了,在他家里我们只发现了一万多卢布的存款,没什么特别的。可以说,乌隆科夫至此已经洗脱了嫌疑。” 奇鲁克疑惑地说:“那就奇怪了,既然已经洗脱嫌疑,为什么还会出人命呢?” 艾芬巴赫眼神迷离地说:“从乌隆科夫家出来后,我去了一趟索契内务部。结果,在内务部给我们的办公室的桌上,我发现了一份文件,一份检举索契市委副书记亚历山大·莫兹利的职务犯罪的匿名举报信。”
谜团重重
奇鲁克一下坐直了身体:“举报信?还是在内务部大楼里?有意思。” 此时,一旁的罗森塔尔说:“何止有意思。就在艾芬巴赫同志收到举报信的同一时刻,我在路上被几个人拦住,对方声称,索契地方官员存在大量的不法行为,要求我介入,将坏人绳之以法。” 此时,卡利尼琴科提出了问题:“既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是不是协调过?你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罗森塔尔说:“我当然不可能同意,我根本没有授权!可无论我怎么跟对方解释自己是专案组,他们就是不听,非说我是打机关枪,算是把我赖上了。他们说,国家的举报程序有问题,就算去莫斯科上访也依然会发回地方核查,最后变成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之前的举报一点用都没有。” 奇鲁克大惊:“所以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了?糊涂!” 罗森塔尔连忙否认:“我哪敢呐,但也确实被绕晕了。跟他们拉扯一个多小时,我真有点着急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一般的举报流程没用的话,可以试试找内务部或者克格勃高层。” 对方领头的那叫阿杜耶夫的人说,自己没有路子,求我写封介绍信。当时我急于脱身,就写了一封给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的信,大意是请求内务部按程序发起对索契的调查。 奇鲁克点了点头:“写了封介绍信虽然不太合规矩,但也不算大错。艾芬巴赫呢?那封匿名举报信你怎么办的?” 艾芬巴赫窘迫地说:“我犯错了。拿到那封举报信后我仔细看了看,写了很多,都是举报市委副书记莫兹利的,但没啥具体证据。我想着,既然副总检察长允许我们进行问话,这事儿我还是查一查吧。” 于是我在4月12日走访了索契市霍斯丁斯基区区委书记罗贡索夫。 奇鲁克打起精神:“死者?你单独去的?” 艾芬巴赫点头:“是的。” 奇鲁克将本子合上说:“在场的都是自己人,你给我说实话,你究竟问了什么?有没有上手段?是不是一逼监控,二关门,三大甩棍,四大人了?不然那家伙为什么会死?” 艾芬巴赫都快哭了:“我对着天发誓我啥也没干!我只是问了问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副书记莫兹利的关系,以及对俩人的看法等等。对方的回答也很平常,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总共不到20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 奇鲁克有点难以置信:“那罗贡索夫怎么会死?” 艾芬巴赫无语地摊开手。 罗森塔尔说:“具体情况我们真不清楚。艾芬巴赫走后,那家伙给他儿子留了一封信,然后用电线把自己缠起来,一边大声控诉检察院逼他去死,一边接通电源,活活把自己电死了。” 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艾芬巴赫在旁边补充说:“我一个检察官的荣誉起誓,我真啥都没做,真不知道他为啥自杀,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呀!” 奇鲁克烦躁地敲了敲桌子:“我们相信你有啥用?现在索契市委已经把状告到中央了,说检察院刑讯逼供,将人活活逼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用我多说吧。” 整个会议室一片死寂。几秒钟后,奇鲁克冷静了一点说:“现在,鱼案的索契调查组必须停止工作。你们所有人要立刻返回莫斯科。至于我们,则必须想办法还你们清白。” 罗森塔尔和艾芬巴赫站起身来:“明白,我们这就去收拾。另外,拜托诸位了,还我们个清白。” 奇鲁克也站起来:“放心,只要你们没问题,这份清白就能找回来。”
送走了罗森塔尔等人后,奇鲁克又把组员们召回会议室。 “这案子迷雾重重,卡利尼琴科,你鬼点子多,你先说说。” 卡利尼琴科摸了摸下巴,站起身,在白板上贴了一张红色标签纸:“好。” “首先,我们的推理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罗森塔尔他们所说的离奇故事全是真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整个故事的核心问题在于罗贡索夫的自杀。但是,如果我们只想证明艾芬巴赫的清白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查清罗贡索夫的自杀动机,我们只需要证实两件事:一,艾芬巴赫对罗贡索夫只是走访,不是调查,因此不需要授权。二,艾芬巴赫在问话过程中没有不当举动。” 奇鲁克点了点头:“怎么证明呢?” 卡利尼琴科在白板上画了个圈:“证明第一件事其实不难。审问必须记笔录,受审人必须签字画押,而艾芬巴赫根本没给罗贡索夫记笔录,只在笔记本上简单记了几句。这可以证明艾芬巴赫根本不是正式审问。” “至于第二点,想要鉴定是不是刑讯逼供也有办法。死者是触电身亡,可以对他进行尸检。如果没有其他伤痕,至少可以证明他没有受刑。同时,如果我们能确认艾芬巴赫的行程,就可以证明他总共跟死者都没聊2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哪怕用精神攻势也很难逼死一个人的。” 听完卡利尼琴科的话,调查组里的其他同事们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第二天,调查组集体出动,很快拿到了证据。尸检证明,罗贡索夫身上没有伤痕。同时,酒店管理员和出租车司机都可以证明,艾芬巴赫和死者最多只谈了不到20分钟,基本排除心理攻势的可能性。
整理好所有证据后,奇鲁克赶快给莫斯科寄了一份。 随后他带着证据来到了索契市委书记乌隆科夫的办公室,想跟索契方面解释一下:“我们检察官真的没搞刑讯逼供,罗贡索夫的自杀与我们没有关系,能不能撤回投诉?” 乌隆科夫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奇鲁克,认真听完了他的解释,然后,坚决拒绝撤回投诉。 面对着惊讶的奇鲁克,乌隆科夫说:“奇鲁克同志,你来索契时间较短,可能还没全面了解情况。你似乎完全不知道,你的前任罗森塔尔私下违法授权一群对现实不满的社会闲散人员,恶意骚扰索契各级干部的情况。抱歉,这事儿关乎索契全体领导同志的名誉,我无法同意你的请求。”
对手是谁?
听完乌隆科夫的话,奇鲁克目瞪口呆,赶紧追问乌隆科夫具体情况。 乌隆科夫不清不愿地解释道:“索契近些年有一个自称索契侦探的小团体。他们纠集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闲散人员,到处说索契存在黑幕,还去莫斯科上访等等。这些指控完全是捕风捉影,好在没造成恶劣影响,市委宽宏大量,也没有处理这些人。但是,你们那个调查组来后,却莫名其妙地给了他们书面授权,还声称可以对所有干部调查问话。那帮家伙拿着这封信到处骚扰,屡次进逼各部门的负责人审问。罗贡索夫就是最严重的那一个,所以,他的死亡与检察院调查组有很大的关系。” 听完这些话,奇鲁克脑子“嗡”的一声。他马上想起了罗森塔尔说过的,那封写给内务部长的介绍信,以及突然出现在艾芬巴赫办公桌上的文件。很显然,调查组把事情给想简单了,这很可能是有所做局。
匆匆赶回酒店后,奇鲁克再次召开会议。 “同志们,现在的局面更加险恶。一个针对调查组的阴谋很可能已经展开。罗森塔尔他们已经掉入了陷阱,但我们却连对手是谁都没法确定。从艾芬巴赫发现举报文件,到罗森塔尔被索契侦探拦截,再到罗贡索夫自杀,环环相扣。这些线索让我们的调查陷入了达子路口。这恐怕不是什么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了。” 想到这险恶的处境,奇鲁克再次把目光投向卡利尼琴科。 卡利尼琴科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不擅长刑侦之外的事儿,但是我知道一个基本事实,规模越大的阴谋,往往程序上越简单,因为参与人数越多,出意外的可能性越大。所以,阴谋不能设计的太复杂。而若针对调查组的局里,居然出现了三条线,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尤其是自杀了的罗贡索夫,如果他真想栽赃调查组,死了就死了,还给儿子留啥遗言?直接留一封信控诉调查组不就行了?” 奇鲁克点了点头:“你的意思,这是巧合?又或者,背后不是一伙人?” 卡利尼琴科笑笑:“我也不知道真实情况,需要调查。” 说罢,卡利尼琴科拿出了三张标签纸:“罗贡索夫自杀案,我们已经查无可查。艾芬巴赫接到的那封举报信是在内务部的大楼里,牵连太多,我们不好查。现在唯一能查的,就是罗森塔尔的这封介绍信。只要能拿到原件,我们就可以证明他当初有没有违法授权。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伙索契侦探,找到那封信。” 于是调查组再次出动,在索契到处寻找索契侦探的踪影。
两天以后,组员们在会议室会合。 奇鲁克拿出了内务部给的档案:“索契侦探们的履历都查清了,是以阿杜耶夫为首的一群人。不过,这群人并非什么社会闲散人员,而是一群退休的卫国战争老兵。这群人生活简朴,作风正派,我不认为他们会设局坑罗森塔尔。他们不断地进行举报,应该是对索契的一些现象看不过去。而索契市委不处理他们,也不是因为什么宽宏大量,但惹着这群老兵个个功勋赫赫,在军队里人脉很广,他们不敢乱动而已。” 在奇鲁克讲完后,组员们也进行了汇报。结论也很简单:索契侦探们都是正派人,不像是阴谋家。但是,找不到人,这群人现在仿佛人间蒸发了,在哪儿都找不到。 人找不到,信就更找不到。调查再次陷入了达子路口。 就在调查组集体沉默时,卡利尼琴科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但这招风险很大,很可能把我们也装进去。” 奇鲁克猛然抬头:“都这样了你还有招?说说吧,总归不会比现在更糟吧。” 卡利尼琴科说:“那可不一定。” 随后,卡利尼琴科又一次走到白板前,贴上了一个红色标签,写了个单词:目标。 “同志们,我们组来索契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帮助罗森塔尔等人证明清白。” 随后,卡利尼琴科又贴上了三张标签:“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有三条线索:罗贡索夫自杀、艾芬巴赫的匿名举报信,和罗森塔尔给内务部的信。现在这三条线索全部断掉,我们的调查已经走上了末路。” 拿起了笔,卡利尼琴科在白板上画了个大圈:“现在,我们需要跳出这三条线。我们回忆一下,罗森塔尔组进驻索契,最早是来查鱼案的。他们的工作本来进行的很顺利,所有的麻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调查组员异口同声:“索契干部!” 卡利尼琴科点了点头:“对。从口供涉及了索契的地方干部后,调查组的麻烦就一件接一件。其实,经过这一系列的纷争,我们可以把怀疑范围缩小到两个人身上:口供牵扯到的,索契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那个被匿名举报信举报的,市委副书记莫兹利。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怀疑一下,是不是罗森塔尔的调查组触及了这两个人的利益,才导致他们产生了应激反应,无论如何也要把调查组搞走。而如果我们想要确定设局的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继续针对他们俩。如果我们也感受到了还击,那就可以确定,搞鬼的是他们二人之一。当然了,如果我们也被人家设局套住,下场可能会比罗森塔尔还惨。” 当卡利尼琴科的话说完,会议室鸦雀无声。 奇鲁克摇了摇头说:“这太危险了。” 卡利尼琴科说:“不然我们就只能慢慢找新线索,罗森塔尔他们等不起。只要我们组也遭到陷害,起码我们的对手明确了。大不了莫斯科再派第三组为我们善后,总比这样糊里糊涂,真相大黑一下。” 几小时后,奇鲁克拨通了莫斯科的电话。 “纳伊德诺夫同志,我需要一份针对索契官员犯罪的正式调查授权。” 当听完奇鲁克的详细汇报后,苏联最高检察院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沉默了很久,最终说了一句话:“授权可以给,压力我来扛。”
拨云见日
1980年6月28日上午,奇鲁克走进会议室。
“授权书我申请到了,我们开始干活儿吧!现在有两个关键人物,索契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市委副书记亚历山大·莫兹利。”
“乌隆科夫我们没有新的线索,至于莫兹利,我看了艾芬巴赫他们的调查记录,这是个有办法的人。”
奇鲁克所谓的“有办法”,指的是莫兹利的“先兵”作风。与学霸乌隆科夫不同,莫兹利是典型的江湖派。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差,但情商却极高,在老师和同学中人缘非常好,所以一直活跃在共青团组织中。
50年代初,退伍后的莫兹利被分配到索契团委。此时正逢当地在搞大基建,人缘好、办法多的莫兹利就派上了用处。到处都稀缺的钢筋、混凝土,只有他能搞来。
两厂院极缺的鱼子酱、香槟,他总能足额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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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功劳打底,莫兹利节节攀升。60年代中期,他从团委直接被提拔进了市委,一路升为市委副书记,与市委书记乌隆科夫和另一位副书记弗拉基米尔·特罗诺夫并称为索契三巨头。 总之,这是个有办法的人。 面对这样有办法的人物,调查组决定,不要再像艾芬巴赫一样找下属去走访了。万一再次自杀一个,专案都得完蛋。既然要走访,我们不妨安全一点,先走访几个群众看一看。 就这样,调查组开始下到工厂、商店、疗养院走访。内容大体都是了解一下莫兹利的风评。 几天以后一汇总,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去群众们反映,莫兹利的生活作风极为放荡,跟多名疗养院女服务员不清不楚。也有人控诉,莫兹利的家庭管理非常糟糕。他老婆瓦伦蒂娜本是个厨娘,仗着他,升为了公共餐饮部门负责人,为人十分嚣张,号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下属非打即骂,没人敢惹。 最具体的指控来自索契汽车厂的一位工人,他有明确证据证明,莫兹利长期占用两辆公交车。他这个级别明明不配专车,却长期占用国家财产。 在看完所有资料后,奇鲁克摇着头说:“莫兹利这些事儿虽然恶劣,但属于游走在违法和违纪的边缘,很难追究刑事责任,顶多是个纪律处分。” 卡利尼琴科笑了笑说:“没关系,这不还没开始正式调查嘛。咱们调查的动静够小,如果对手真是莫兹利,估计他很快就会有反应。” 果然,卡利尼琴科猜的没错。不到一周以后,调查组走访过的一名工人就向索契市委投诉,控诉自己遭到调查组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强迫他诬陷领导。 随后,索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正式发起提议,要罢免索契市检察院负责人科斯季克。 紧接着,索契市内务部、克格勃、档案局等各部门纷纷对调查组闭壁大门。要不是招待所是检察院直属,老几位恐怕都得睡大街了。 对于莫兹利的反击,调查组早有心理准备。然而,7月8日,莫斯科就传来了一个意外消息,一个“恶毒攻击苏维埃的犯罪团伙”落入法网,这帮人自称“索契侦探”。 据莫斯科通报,这群人一直在攻击索契当局。就在上周,他们居然联系上了西方媒体,造谣索契市存在重大黑幕,且向西方记者展示了一封,据称是检察官罗森塔尔的亲笔书信。 但接到通报后,奇鲁克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罗森塔尔的那封介绍信成为了西方舆论攻击苏联的工具,那就全完了。 他很快向莫斯科请求,要求参与对索契侦探的审问。 得到允许后,奇鲁克立刻返回莫斯科,终于见到了那位索契侦探的首领阿杜耶夫。这是个腰杆笔直的老汉,虽然身陷囹圄,依然气场十足。 奇鲁克开门见山:“你为什么要框骗罗森塔尔写那封信?” 阿杜耶夫笑了一下:“也不能说是骗吧,索契的那帮混蛋玩意儿确实有问题,我们只是借一下虎皮方便调查。” 奇鲁克鼻子差点气歪:“还说不是骗?你知道他被你们坑成啥样吗?索契市委告他滥用职权,搞不好要坐牢的!” 阿杜耶夫满不在乎地说:“哎呀,还以为是中央下来的大官呢,原来也干不过那帮混蛋呢,没事儿,我会给他澄清的。” 奇鲁克气得站了起来:“你现在澄清还有个屁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随着阿杜耶夫的讲述,奇鲁克总算搞清楚了全貌。 所谓索契侦探,大多数都是卫国战争老兵。这群人作风正派,对腐败官僚十分不满,而且有一定的调查能力。 比如,索契侦探们早就看不惯一些触目惊心的乱象,比如疗养院常年对高官们超标服务,据传还有耸人听闻的色情招待。而面对一般民众,招待部门却上下其手,吃拿卡要,用远低于国家要求的标准接待普通百姓。 随着调查深入,官员们违规建设别墅,占用公交车,涉嫌贪腐等现象也被发现。 几个老头曾经向中央举报过,但所有材料全部被石沉大海。虽然慑于军队威信,索契市委不敢公开报复,却也在私下各种打压索契侦探们。 打过仗的人都脾气火爆,这帮老爷子们遇挫愈勇。 1980年初,随着鱼案的爆发,阿杜耶夫意外得知索契也来了一个调查组,以为是中央下来大官,要收拾索契当局了。这才找机会把罗森塔尔给拦了,也就得到了那封介绍信。 得到信后,索契侦探们以调查组的名义到处折腾腐败官员。结果,没几天他们就发现,调查组的联络号似乎完全下不来人。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去莫斯科兜最后一波,所以卡利尼琴科他们才没找到人。 但到莫斯科后,所有的举报流程也都跟之前一模一样,结果自然也一模一样。几个老头越想越生气:“娘的,正规渠道走不通,只能来点境外势力了。” 于是他们一激动,把这事儿捅给西方媒体了。 果然,引起了国际舆论后,这事儿彻底闹大。苏联高层将几人视为反苏分子抓了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听完阿杜耶夫的介绍,奇鲁克十分无语:“好了,介绍信的事儿搞清了。内务部办公室里的匿名举报信,也是你们放的?” 阿杜耶夫愣住了:“举报信?还内务部?我确实当过警察,但如今就是退休老头,怎么可能进得去?” 奇鲁克惊讶地问:“不是你们干的?” 阿杜耶夫摇头:“真不是,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有啥不敢认的呀。” 奇鲁克递上一根烟:“老爷子,你给我说句实话,你举报那些事儿是真的吗?你应该知道,索契的经济、治安、文化、基建,都是全国模范的。” 阿杜耶夫不屑地撇了撇嘴:“那就可以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财产?” 奇鲁克说:“证据呢?” 阿杜耶夫怒了:“我看见的,听见的,经历的,实实在在发生的!” 奇鲁克摆摆手:“法治时代,你得拿出证据。说贪污,东西在哪儿呢?说受贿,钱在哪儿?说盗窃国家财产,赃物在哪儿?空口白话可不行啊。” 阿杜耶夫一点没犹豫:“那得你们来调查呀!我一个退休老头,哪有能力啊?” 奇鲁克点头:“行,那你给我点线索吧。” 阿杜耶夫想了想:“索契东郊有个小仓库,在村子边缘,白色屋顶,很显眼。那里是四号疗养院负责人邦德列茨放赃物的地方,但他不会亲自去,一般是司机去那里。你们去那里查,一准儿能找到证据。”
拨开迷雾
带着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奇鲁克敲开了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的办公室大门。 一进去就发现,纳伊德诺夫的脸色十分难看。 奇鲁克赶紧问:“领导,您这是咋了?身体不舒服?” 纳伊德诺夫摆摆手:“没事儿,正好要找你呢。听我说,今天上午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咱们检察院在索契的行动,已经有了决议。” 奇鲁克心里一紧:“不会把我们也停止审察吧?” 纳伊德诺夫摇了摇头:“那倒不是,但中央会派一个由克格勃、内务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领导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到索契,对你们的行为进行全面调查。你们之后的行动,也必须向委员会报告。” 奇鲁克点头:“所以我们头上又多了个爹。行,我给您汇报一下针对索契侦探的审讯。” 简单汇报后,奇鲁克做出总结:“目前的证据还是无法帮罗森塔尔他们证明清白,但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索契的地方干部肯定有问题,罗森塔尔应该就是他们陷害的。想要洗清冤屈就得继续查,把这些蛀虫揪出来。” 纳伊德诺夫想了一会儿:“那你接着查,核心只有一条,保住继续调查的权力,其他的你们可以自行其事。” 奇鲁克站起身:“继续查?我们检察院可就真要和地方官僚对着干了。” 纳伊德诺夫严肃地说:“是有些蛀虫在和法律对着干,我们没有私敌,你抓紧回索契吧。” 走出了办公室,纳伊德诺夫的秘书在送奇鲁克下楼时悄悄地说:“你们能快一些吗?领导现在压力非常大,上午开会被吉里林科给骂了,说他在收集政治局成员黑材料,是阴谋家。” 奇鲁克大惊:“不至于吧。” 秘书压低声音:“真的,领导不想把压力甩给你们,一直硬扛着,所以你们必须加快行动。”
回到索契后,奇鲁克立刻召开全体会议。 “现在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应付那个新成立的委员会,这个由我负责。二是继续调查,这个工作交给卡利尼琴科吧,你鬼点子多,说说吧,你打算怎么查?” 卡利尼琴科说:“从餐饮和贸易部门入手,我先抓物证。只要抓住赃物和赃款的去向,就能确定谁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思路立刻得到了批准。散会之后,卡利尼琴科直奔阿杜耶夫提及的那个郊区仓库。 当打开大门时,调查组的成员们震惊了。在这间不大的仓库里,储存着堆积如山的红酒、伏特加、香槟、鱼子酱、香肠,甚至还有窗帘和窗单,简直没有这群蛀虫不偷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在仓库里,调查组还找到了一份相当清晰的出入库记录,而且,有一个人的名字在物资的去处中频繁出现:瓦伦蒂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是的,就是索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的妻子。 1975年之前,这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四号疗养院的负责人。 既然有实证就没啥可说了。调查组很快传唤了四号疗养院的负责人彼得·邦德列茨。 当接到调查组传唤时,这位风度翩翩的哥萨克人毫不犹豫,非常礼貌地到案了。与调查组员一死握手后,邦德列茨礼貌地坐下。 卡利尼琴科直入主题:“东郊那个仓库是你的?” 邦德列茨苦笑了一下:“准确地说,是疗养院的。憋在心里很久了,能允许从头说起吗?” 卡利尼琴科点头:“可以,我也很想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 邦德列茨的眼里闪过一丝迷茫:“其实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履历。毕业后我就参了军,退休后到阿德勒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当时我的领导就是瓦伦蒂娜,她真的很漂亮,也很有能力,把餐厅管的井井有条,所有领导和贵宾都喜欢她。而且瓦伦蒂娜很照顾我,大约是看我老实听话吧。跟着瓦伦蒂娜,我来到四号疗养院,这很正常,毕竟她丈夫也在索契。很快四号疗养院也变得井井有条,无论省里还是中央的领导们都很喜欢来。” 1975年初,瓦伦蒂娜告诉我,她要出任市公共餐饮服务部门负责人,指定我来接替四号疗养院的工作。 “那天我真的欣喜若狂,觉得老实本分也会有出路。” 卡利尼琴科说:“难道这不是一项好差事吗?” 邦德列茨冷笑了一声:“好差事?你了解接待工作吗?曾经,我因为跟一位高级领导人握了手,就被严厉警告,让我再也不要有这种僭越行为。事到如今,我依然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高级领导的喜好都很古怪,疗养院的标配物资很难匹配,这是个大难题。” 卡利尼琴科似乎明白了些,他故意问道:“之前在瓦伦蒂娜手里没问题吗?” 邦德列茨苦笑:“是啊,我也是虚心请教后才知道方法的。” 卡利尼琴科追问:“什么方法?” 邦德列茨叹气:“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就是那个仓库啊,把疗养院的标准物资拿出去,到黑市上卖掉,换成钱,特殊接待的时候,再用钱去黑市上买需要的物资。” 卡利尼琴科摇头:“不对,这种方式只能低卖高买,也无法持续。” 邦德列茨说:“压低普通的接待标准就好了。接待普通客人时,食量配少一点,质量差一点,平时再把损耗经费高一点,这样就可以挤出物资,又来当做接待贵宾的经费。你知道吗?即使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的招待他们,但他们还是会提出各种古怪的要求。有一次,我们仅仅因为上菜慢了几分钟就被破口大骂。餐厅里有蟑螂,他们要求我亲自去打。经历这些事情后,我确实再也难以尊敬他们。” 卡利尼琴科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说你自己的问题吧,倒卖物资来的钱,你有装进自己的口袋吗?有给上级行贿吗?” 邦德列茨摇了摇头:“说不清楚的,不是推卸责任,我不能说自己一点没拿,家里吃的用的也都是疗养院的东西。但确实没攒下,都打点出去了。” 卡利尼琴科问:“所谓打点是指什么?针对谁?” 邦德列茨说:“上级和有关部门呗,也不能什么都在黑市买吧?贸易、物流、审批,哪个部门的领导都不能怠慢,不然有的是办法为难你。” 听到这里,卡利尼琴科都不得不苦笑一声:“跟鱼案一样,从上到下都烂透了。不过,鱼案的人行贿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利益,而眼前的这个邦德列茨行贿,居然只是为了能正常履职。” 卡利尼琴科接着问:“索契其他疗养院的情况也跟你一样?” 邦德列茨点头:“都差不多,也包括度假小镇、酒店、餐厅等所有部门。” 卡利尼琴科点了根烟:“说说你跟瓦伦蒂娜的利益输送吧,除了定期送东西,给过钱吗?” 邦德列茨连连摇头:“绝对没有。最初我是我给一些,但她不肯收,还把我骂了一顿,就不敢再送了。” 卡利尼琴科追问:“对瓦伦蒂娜的丈夫,你了解多少?” 邦德列茨撇嘴:“莫兹利,大能人,朋友多后台硬,手段高,人品差,也不知道瓦伦蒂娜是怎么看上他的。” 卡利尼琴科抓住重点:“后台?是指乌隆科夫吗?” 邦德列茨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应该不是,他俩关系不好,乌隆科夫有点看不上莫兹利,莫兹利也眼馋乌隆科夫的位置。其实所谓索契三巨头,加上另一个副书记特罗诺夫,他们仨之间关系都不好。” 卡利尼琴科追问:“那莫兹利的后台是谁?” 邦德列茨说:“不太清楚,这不是我能接触到的,估计是省里或中央的领导吧。” 卡利尼琴科说:“你连是谁都不知道,就确定人家有后台?” 邦德列茨笑笑:“这不明摆着吧?你听谁家共青团干部直接进市委班子的?怎么也得到基层锻炼几年吧。” 看看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卡利尼琴科决定收尾:“以目前的情况看,盗窃国有资产的罪名你肯定跑不了了。不过其他罪行都有商量的空间,主要看你的个人表现了。” 邦德列茨坦然地说:“其他几个招待所、疗养院的仓库位置我都知道,莫兹利的私人别墅地址我也知道。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随后的几天,调查组根据邦德列茨提供的线索,查封了好几个仓库,逮捕了多名索契餐饮、招待系统的负责人。这个密不透风的系统终于被打出了一个缺口。 然而,正当卡利尼琴科乘胜追击时,1980年8月,奇鲁克突然传来了消息:“罗森塔尔的事儿,联合委员会有结论了!”
库班之王
1980年8月2日,奇鲁克把调查组员们召集到一起宣布:“先说坏消息,联合委员会认定,罗森塔尔组调查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职,所以决定将罗森塔尔、艾芬巴赫、索契市检察院科斯季克和索契内务部副局长乌达洛夫全部免职,并开除党籍。” 卡利尼琴科震惊不已:“其他人我都能理解,那个内务部的乌达洛夫什么情况?他咋了?” 奇鲁克苦笑着说:“他算意外发现,艾芬巴赫收到的那封匿名举报信来源搞清楚了,就是乌达洛夫放的。” 实际上,经过克格勃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果然如卡利尼琴科猜想的一样。索契出现的乱象并不是一股势力在做局。那封举报信与索契侦探毫无关系,而是来自莫兹利之外的另一个市委副书记特罗诺夫。作为莫兹利的政敌,特罗诺夫一直与莫兹利明争暗斗。听说了调查组来了后,特罗诺夫也想来个借刀杀人,因此指示内务部副局长放了这封匿名信,结果引来了艾芬巴赫之后的调查,导致出现了自杀事件,把事情彻底搞大了。 好在经过联合委员会调查,确认了艾芬巴赫与罗贡索夫的自杀事件没有关系,好歹摆脱了牢狱之灾。
介绍完坏消息后,奇鲁克接着宣布:“下面是好消息,我们组的嫌疑完全排除了。那个举报我们的工人在问话中改了说辞,我们的走访程序合情合理,可以继续调查。但是,联合委员会不会离开索契,我们的所有行动必须提前通报他们,取得同意才能做。这已经是副检察长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说说你那的情况吧。” 卡利尼琴科赶快讲述了近期成果:“目前餐饮和服务系统已经打开突破口,逮捕了十多个人,但向上关联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像我们之前说的,违纪问题不少,但找不到违法的铁证。” 奇鲁克敲了敲桌子:“你就直接说办法吧。” 卡利尼琴科再次推出祖传大白板,在上面贴了一张标签纸:“目前案子的脉络已经清晰,我们的直接对手很明确,索契市委副书记莫兹利。这个人能量很大,周围围绕着不少腐败官员,拿下他我们就能取得重大突破。” “但是……” 卡利尼琴科在莫兹利上方又贴了一张标签,在上面画了个问号:“种种迹象表明,莫兹利是有保护伞的。这方面的证据很多,比如异常的升迁履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等等。不然他区区一个市委副书记,怎么可能连累着咱们的副总检察长,在中央挨骂?” 奇鲁克很赞同:“没错,以我对索契市委的观察中也发现,连市委书记乌隆科夫都对他很忌惮,这不是对下属的态度。” 卡利尼琴科在问号处画了个大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或者这伙人究竟是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谁知道他再不在那个委员会里,如果真在,咱们啥也干不成。” 奇鲁克说:“我们要怎么查出他呢?” 卡利尼琴科点了一下莫兹利的标签:“还得靠莫兹利。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们碰他,对方都会有大动作。我们干脆激进一点,我已经带人监视了莫兹利带人狂欢的别墅,有大量他出入的照片,还有他违法占用公交车,交通肇事的证据。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直接向联合委员会提出,要求同意追究莫兹利的刑事责任。” 说到这里,卡利尼琴科顿了一下:“如果我们获得同意,那就可以证明,这个委员会里没有莫兹利的保护伞,至少不受那个保护伞的影响。” 奇鲁克皱着眉,都问了句:“如果申请被驳回呢?” 卡利尼琴科冷冷地回答说:“那保护伞是谁,就基本明确了。毕竟委员会就那么几个人,有莫兹利的保护伞在,我们以后的工作恐怕就很难做喽。” 奇鲁克站了起来:“我去打电话,你们先休息一会。”
几天以后,奇鲁克接到了莫斯科的电话,副总检察长纳伊德诺夫的称音在听筒对面响起:“奇鲁克,你们的申请被联合委员会驳回了。” 奇鲁克心凉了半截:“是谁驳回的?” 纳伊德诺夫沉默了几秒后,慢慢地说:“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 虽然提前有过心理准备,但奇鲁克依然打了个寒颤。因为在苏联,梅杜诺夫这个名字并不时常有人提及。当人们提及这个人时,大家一般会称呼他那个大名鼎鼎的外号: 库班之王。 (背景音乐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