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组织能在苏联和克格勃斗法？（上）【神奇组织17】

跨越铁幕的会面

1974年11月23日，海参崴的一处苏军空军基地戒备森严。在机场跑道上，一大群人正在冷风中等待一架飞机的降落。而站在人群最前头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苏联外交部长格鲁米克，另一位就是那位通晓宇宙中的核心基石——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能让勋宗迎接的，自然不是一般人物。在狂风之中，巨大的空军一号平稳地降落在了机场。在无数摄影师的凝视下，美代宗福特走出了飞机。对于这两位正球级领导的会见，整个世界都屏气凝神，等待着他们会谈些什么。

上午11点12分，福特总统走下舷梯。在福特下来之后，勋宗并没有按照惯例与他亲嘴。实际上，除了卡特总统因为太好说话没躲开，成为生理意义上的亲苏总统外，西方领导人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勋宗的触触吻。即使在东方，勋宗之吻也受到了广泛抵制。铁托曾经为勋宗把嘴唇咬破，卡斯特罗总雪茄来避免勋宗强吻自己。杰克领导人杜布沙克在被勋宗强吻一次后长了记性，从此见勋宗都手捧里苏鲜花，防止勋宗投袭自己。

在飞机舷梯前，勋宗和福特热情地握手。在这次海参崴会见中，美苏双方围绕着削减战略武器规模达成了不少协议。实际上，对于这次谈判，福特总统是抱着很大的诚意的。他在来到苏联时，特意带了一顶苏式大皮帽乌沙卡。而在会谈结束时，福特总统又脱下了自己的狼皮大衣送给了勋宗。

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对苏联表示诚意的最好礼物，毕竟苏联人对皮草有着举世皆知的热爱。但是，当年的美国人还不知道，苏联人为了皮草，究竟会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

皮草的魔力

作为气候极度寒冷的国家，从沙俄时代开始，皮草就在俄国有硬通货般的地位，可以直接当做货币使用。在沙俄宫廷里，皇上给你整个貂，一直代表着君主的特殊恩惠。到了近代，毛皮贸易一直是沙俄政权的支柱产业之一，是沙俄开发西伯利亚的重要动力。

到了苏联时代，皮草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除了可以给国家带来巨量的外汇外，皮草也承担着文化输出的使命。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大皮帽子在全球风靡开来，而苏军式的皮大衣则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威武霸气的服装，在海外一直十分畅销。

由于价格贵、销路好，成为了创汇产业的皮草业被苏联政府严格管制。虽然全国的皮革生产厂、生产计划和原材料由中央统一调配，哪怕在生产之后留下的边角料都要被统一收回。也正用于皮草被大量出口创汇，导致在苏联国内皮草反而成为了奢侈品。

在苏联建国初期，这种稀缺倒还无关痛痒。毕竟当时一穷二白的苏联百姓没人买得起皮草。而随着二战后经济逐渐恢复，到了勋宗时期，随着苏联人的收入节节升高，这种稀缺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

在冷战期间，美苏在各自的宣传策略中，都很戳对方的痛点。苏联人攻击美国，一般是攻击美国贫富差距大，穷人买不起货品。而美国攻击苏联，则主要攻击苏联特有的消费方式——排队。

在70年代，苏联人戏称，自己排队和上班的时间一样长。这种现象在苏联普遍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当年苏联商品的定价，相比较于普通人的收入来说并不算高。百姓的收入足以购买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商品。但问题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商品的供给相当僵化，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还不足。供不应求导致排队成为了普遍现象。

在苏联需要排队的众多商品中，皮草始终是最紧俏的奢侈品。由于极其难买，能买到皮草基本就证明这个人有门路。长久下来，皮草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商品属性，变成了一种面子的象征。像勋宗这样的地位就得穿紫貂大衣。所谓紫貂大衣穿上身，掌声送给老达勋。而地位低于勋宗的人也各有分量，按照高低级别能穿上熊皮、水獭、狼皮等各种皮草，做到了物理意义上的一贯禽兽。

由于皮草这样的稀缺属性，在苏联的犯罪界，皮草也成为了小偷等手工艺者的重要目标。比如1972年初，莫斯科的一位歌手的住宅就被盗了。小偷洗劫了家里的所有现金和珠宝，还偷走了两件毛皮大衣。

第二天早上，发现被盗的歌手赶快报了警。应该说莫斯科警察的效率相当不错，当天下午就抓住了小偷，而且人赃并获。剩下的事就是走流程了。警察很快将小偷移交检察院起诉。检察院照例检查卷宗。然而，在核查赃物时，检察官发现了一个小瑕疵。

在被盗的赃物中，现金和珠宝都很好识别。但是检察官发现，这两件被盗的毛皮大衣，看款式和面料，确实和国营商店卖的完全一致。但是上面怎么没有GOST标识呢？

所谓GOST标识，指的是当年苏联经互会体系下的一套质量认可体系。客户可以通过标识来确定每件商品的生产信息，类似于现在的ISO认证。苏联的国营商品，各个有此标识。但是这两件大衣怎么没有呢？

对于这个疑问，办案的警察解释道：“警方早就找专家鉴定了这两件大衣，确信这两件大衣是国营工厂生产的。失主本人也确定这是自己丢的衣服。至于标识什么的，可能是失主嫌丑自己给摘下去了。毕竟那玩意儿确实不好看，咱们老百姓都有剪掉的，别说人家围一圈的了。”

检察官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不再深究。抓获小偷也很快被判刑，赃物物归原主，案子顺利结束。

讲到这里，这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盗窃案件。但按照通晓宇宙的一般规律，事情到了此时，一定会出意外。意外来自于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参与方。

当年的苏联，按照国家规定，为了表示对司法流程的监督，处理刑事案件除了公检法要参与外，还有另一个部门要在场——克格勃。

克格勃的嗅觉

虽然在坊间传闻里，克格勃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秘情报组织，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巅峰时期的克格勃是一个拥有数十万人，横跨党政军，统管国内外的庞大集团。特别是在勋宗时期，克格勃已经成为了一个业务线比三星海复杂的超级组织。由于反间谍的职能，对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克格勃往往也要参与流程。

当然了，虽然这些事情听起来很牛，但其实对于克格勃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这些日常工作也不过是当天和尚撞天钟，摸鱼划水，白打工。在这起案件中，克格勃的参与者就是一个叫班尼科夫的小年轻。

班尼科夫对这起案子没有任何兴趣，流程使然到场下班。结案以后，他在午餐的时候，把关于皮草的这桩争议讲给了克格勃的其他同事。

然而，在班尼科夫讲完后，却引起了一个叫索科洛夫的同事的注意。作为克格勃第二总局第九司的特工，索科洛夫主管苏联境内经济领域的反间谍工作。这个信息算是他的职业相关。

在听完班尼科夫讲的故事后，索科洛夫说：“会不会是敌对势力大规模仿制我们的皮草，向苏联倾销，扰乱我们的经济啊？”几个同事听完后都觉得这是个玩笑。“美国佬要充饱了吃的，造点假皮草，这玩意儿能破坏谁的经济啊？”大伙哈哈一笑，就接着聊别的了。

可是，等回到办公室后，索科洛夫却一直心神不宁。一种不安在他的心里蔓延。一个标准的国营商品，却没有标识，这事你别说，还真别说。索科洛夫越想越没底，最后决定去查一查。而查案的抓手也很好找。众所周知，周朝为什么比夏朝晚几百年？因为有中间商啊！

转过一天，索科洛夫就去了莫斯科黑市。是的，在勋宗年代的苏联，哪怕在莫斯科也是有大规模的黑市的。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物资短缺，黑市承担了一部分市场供给的职能。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加上确实解决了社会问题，苏联政府也没有深管。索科洛夫本人也经常去黑市买东西。

果然，在黑市打探一番后，索科洛夫很快就发现了无标识皮草的痕迹。通过黑市商人，索科洛夫得知，这种无标识皮草已经售卖了很久了，价格是国营商店的两倍，供应非常充足。据黑市商人说，不仅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苏联各大城市都能买到。不过他不太清楚货源地在哪儿。

这个结果让索科洛夫十分惊讶，同时也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管这个案子。在克格勃的诸多部门里，第二局第九司是典型的清水衙门。相比较于对外侦查、中央警卫等工作，经济领域的反间谍工作实在不太重要。因为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对苏联经济搞破坏并不容易。因此，克格勃第二局第九司的地位基本类似于三星堆，冰冻灾，王哲湾，塔克拉玛干，渔业管理鱼一样，主要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属于位低权轻的部门。在索科洛夫查案子的时候，第九司连司长位置都已经空缺了两年了。

如果索科洛夫能够确定这些无牌皮草是外国生产的，那确实是他的职责所在。可如果最终发现这些皮草是苏联国内生产的，那就属于苏联警察的职责，归内务部管。索科洛夫就属于没事找事，这只会让本就在屁股底下的冷板凳更加冰凉。

可是，索科洛夫现在只知道国内存在了大量无牌皮草，却不知道他们来源于哪儿，这让他不知道是否该跟进。思来想去之下，索科洛夫决定汇报。他来到了克格勃第二总局副局长米柳勤的办公室，请领导拍板自己该不该管。

在听完索科洛夫的汇报后，米柳勤副局长当场拍板：管！查案的人我来出！副局长表示：“你对职权范围的纠结完全没必要。我们是谁？我们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作为克格勃的权力是无限的，凡是只要我们想不想管，就没有能不能管！你大胆去查，万一背后真有美国佬的阴谋呢？”

在副局长的支持下，索科洛夫顿时有了底气。他组织人手成立了专案组，正式开始调查无牌皮草案。对于索科洛夫来说，首要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货源地。

索科洛夫派人去各地的黑市上买来了无牌皮草。汇总到一起后，他请来了轻工业部门的皮草专家。索科洛夫表示，请您给上眼看看，这些皮草具体是哪里生产的。

经过仔细观察，专家回答说：“这些皮草都是机器加工品，所有工艺都符合国家标准，没有任何手工痕迹。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没有标识的产品是无法确定产地的。但是这几件不同，因为它们的质量太差了。在整个苏联的皮革工厂里，只有一个地方会生产质量这么差的皮草，那家工厂的位置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工厂的负责人杜纳耶夫被我们批评过很多次了。”

看到专家不仅分析出了产地，而且还有这么鲜明的特征，索科洛夫立刻意识到这里面有蹊跷。他很快对专案组进行了分工，一部分人去列宁格勒和基辅的黑市盯梢，自己则带着人亲自前往哈萨克斯坦。尤其要调查一下专家所说的那位经常被批评的工厂负责人——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杜纳耶夫。

卡拉干达的迷雾

1972年，索科洛夫等特工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当他们下了火车后，所有人都震惊了。在苏联大多数国民的印象里，哈萨克斯坦是一片荒凉的草原和沙漠，而卡拉干达就地处大草原的包围之中。当索科洛夫的火车在草原中穿行时，他以为自己会到达的会是一处荒凉的边境城市。这就好像很多人认为内蒙新疆都是骑马上学一样。

然而，当真正到达后，索科洛夫发现，卡拉干达，这里有点太城市化了。作为沙俄时期的重要煤矿产区，从19世纪开始，卡拉干达就出现了煤矿企业。在苏联时期，卡拉干达又成了古拉格酒店的重要分店，大量犯人被流放到这里。二战开始后，这里又变成了重要后方。所以，在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后，苏联已经在这片草原中建起一座可以容纳60万人的城市，拥有各大门类的轻重工业。索科洛夫本以为皮草厂在本地算个重要产业，没想到在这压根排不上号。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索科洛夫在到达后没有通知当地政府，而是直接找到了本地的克格勃。对于这些京城来的领导，本地的克格勃们诚惶诚恐。卡拉干达的克格勃局长亲自接待，表示全力配合专案组工作，“我们一定知无不言”。

很快，索科洛夫就查到了杜纳耶夫的资料。然后他更加确信这个人有问题了。资料上显示，列夫·杜纳耶夫是卡拉干达的本地人，自幼精于交际。成年以后，他没有像其他苏联青年一样进厂参军，而是成为了一名律师。

在苏联，律师的职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他们的定义更加类似于掮客。主要作用不在于辩护，而在于在开庭之前，通过自己在警局法院中的人脉，把大实话小小实话聊，达到不开庭的目的。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在苏联，如果一名律师打过很多官司，那是在业务不精的体现。

根据当地人的反映，杜纳耶夫的水平相当不错，多年来掩盖了不少案件，在民间口碑极佳，收入应该很高。可是到了1970年初，杜纳耶夫居然离开了律师协会，跑到了隔壁萨兰市的一家还在建设中的皮革厂，当起了车间主任。

这显然极不正常，因为一个小的车间主任的收入根本没法与杜纳耶夫相比。他为什么要主动降低收入呢？而且杜纳耶夫压根没受到任何皮革产业相关的教育，也没有任何经验，他是如何当上车间主任的？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更有趣的是，在杜纳耶夫当上车间主任后不久，那个车间的建设进度飞快提升。有证据显示，他是把自己财产也给补贴了进去，才让工程提速的。而且之后过了没多久，杜纳耶夫居然又被火箭提拔，成为了卡拉干达工业园的负责人。

当看完这些资料后，索科洛夫做了一个理所应当的推测：这人肯定有问题，他很可能盗用了国家的原材料，来生产黑市上的无牌皮草。他紧接着就开始质疑起了当地的克格勃：“这么离谱的履历，你们就不调查吗？”

面对索科洛夫的质疑，当地的克格勃们很无奈。“我们虽然是小地方的克格勃，但业务水平也不是差的。我们当然调查了，只是没有查出任何结果。”

“首先，杜纳耶夫虽然是个能人，但他的生活非常无趣，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外没有任何异动，从未有过超出收入的异常消费。见过的人除了当律师时结交的警察法官，就是工厂同事，没有任何破绽。”

“对于盗用国家原材料，我们也查过。哈萨克斯坦的皮草生产受到中央的统一管控，原材料管理非常严格。我们查过所有进出账目，没有任何问题。工厂里进出的原材料数量和应交的产品数目完全对得上，没有任何盗窃空间。”

“最后，最有力的证据是人。如果杜纳耶夫真的私自干了什么黑活，必然需要工人，那就不可能查不出来。我们在工厂的工人里偷偷摸过底，大家除了抱怨工作有些辛苦外，从未提过什么超量生产或者私自开工的事，生产秩序非常正常。”

这些调查结果把索科洛夫给整不会了。他疑惑地询问：“难道你们觉得杜纳耶夫一点问题没有？”当地的克格勃们异口同声：“不，我们也觉得他很可疑，但抓不到把柄。”

将信将疑之下，索科洛夫决定亲自带队，验证一下这个结果。果然，在亲自带着后，经过大半年的侦查，索科洛夫等人虽然称不上是硕果累累吧，至少也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经过半年观察，索科洛夫发现，这个杜纳耶夫果然如本地的同事所说，生活朴素，交际正常，每天在家和单位之间两点一线，来往的人也没有任何异常。眼看着冬天来了，索科洛夫如马洛尼特工般陷入了自我怀疑，难道自己真的盯错人了？

然而，就在索科洛夫纠结时，列宁格勒的克格勃传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抓住了售卖无牌皮草的黑市商人，本来打算顺着线索往上摸，但那人被送到看守所后，竟然一周就死了。警察给出的结论是自杀，但不允许我们验尸。

听到这个消息，索科洛夫震惊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居然能搞定列宁格勒的警察，让他们冒着巨大风险在监狱里将人灭口？想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的真相，索科洛夫越发感到不安。他决定再盯杜纳耶夫一段时间，如果实在没线索，那就直接进厂搜查。

带着这种决绝，索科洛夫继续死盯杜纳耶夫。几天以后，一个夜里，索科洛夫又目送着下班的杜纳耶夫回到了他的家。几个特工面面相觑：“得，今天一天又白忙了。”索科洛夫疲惫地跟司机挥了挥手：“咱们先回去吧，晚上盛玉时间，辛苦后车的两个同志接着盯，一定要盯死，观察每一个出入的人。”

在回程中，索科洛夫非常郁闷。他明显感到这起案件背后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但自己查了大半年却一无所获，这是太憋屈了。回到办公室后，索科洛夫又拿出了调查记录仔细翻阅，试图找到一点灵感。正当他埋头案卷时，办公室的门被急速地敲响。索科洛夫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人就冲了进来。

他是继续盯梢的克格勃同事。在冲进索科洛夫的办公室后，这名特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了一句话：“你们被人跟踪了！”

误会与联盟

听说自己被跟踪了，索科洛夫大惊，连忙问：“咋回事？”那名小特工边喘边说：“具体还不清楚，但我们发现，你们走后就有一辆黑色伏尔加跟了过去。本来我俩也没太在意，但是那车没开大灯，很明显也是盯梢的车。我们俩赶快开车跟上，发现他们在跟踪你，现在我上来报信，另一名同事还在盯着他们。”

这下索科洛夫真急眼了。长达半年多的郁闷在此刻爆发，他妈的哪个苏卡布列的九族是批发的，盯梢盯到克格勃头上了！“给我咬人！悄悄地扑上去，活捉他们！”

十几分钟后，索科洛夫的办公楼前突然灯火大亮。十几名克格勃特工把一辆轿车团团围住，砸碎了车窗就往外薅人。车上的三个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按在了地上，直接铐了起来。

几分钟后，索科洛夫开始审讯这三个敢跟踪克格勃的混蛋。此时已经火大尿黄的索科洛夫根本不来虚的，直接拍桌子大喝一声：“你们是谁？谁让你们跟踪我的？”

令索科洛夫没想到的是，那个被抓的头目居然比他还嚣张。面对索科洛夫的威慑，他丝毫不怵，而是冷笑道：“说我跟踪？你们是干啥的？我不管你是谁，赶紧放了我，不然天一亮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索科洛夫当时就怒了：“卧槽！咋的，哥们你有复活卡呀？想自杀你完全不用这么费劲！”索科洛夫给手下一个眼色，准备来点行为艺术。结果对面的大哥毫不畏惧，大喝一声：“住手！”然后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本，往桌上一拍。索科洛夫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哈萨克斯坦内务部警察，塔吉巴耶夫。

索科洛夫疑惑地抬起头：“警察？你们吃饱了撑的跟踪我们干啥？”塔吉巴耶夫脖子一梗：“我还要问呢！你们这伙人哪来的？在卡拉干达晃悠了半年，天天跟踪我们园区的负责人，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信不信我上报克格勃？”

索科洛夫沉默了几秒，甩出了自己的证件：“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老子就是克格勃！”

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双方都在努力理解现在的局面。最终，塔吉巴耶夫反应了过来，他表示：“同志，咱们误会了。”

克格勃特工们默默打开了警察们的手铐。塔吉巴耶夫也没有了刚才的猖狂，一再表示自己鲁莽了，不知道军爷您在我们这边有任务。“有啥任务您吩咐一声啊，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当天下午，卡拉干达的内务部领导与索科洛夫一行举行了友好的座谈会。双方各自澄清了误会。索科洛夫表示这次错在自己，到达卡拉干达没有通知地方政府。而警察则表示：“您的工作性质特殊，完全没必要向我们通报，是我们鲁莽了。您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提，我们也可以出人配合调查的。”

索科洛夫哈哈一笑：“其实也不算不得啥大事，我们只是例行公务，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你们也知道，我们盯的是那个工业园负责人杜纳耶夫。我们之前觉得他有些可疑，但经过这半年的调查，他已经基本排除嫌疑了。都是自己同志嘛，我们的工作也结束了，这几天就回莫斯科了。”

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尽欢而散。回到办公室的一刻，索科洛夫收起了笑容。他找来了自己在莫斯科带来的同事，做出了清晰的结论：卡拉干达的警察队伍肯定有问题。

索科洛夫认为，以苏联的人口流动程度，如果警察盯住了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咱们是克格勃。所以他们一定是在撒谎。从我们目前的信息来看，卡拉干达一定有一张巨大的利益网。这张网让我们查了半年毫无破绽，而且居然还敢跟踪克格勃，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案件了，必须要出重拳。

因此，索科洛夫表示，这起案件的严重程度已经不是我们几个人能搞定的了，我们必须马上回莫斯科，向上级汇报。

第二天，索科洛夫的专案组就踏上了回莫斯科的火车。在车站月台的角落里，目送着索科洛夫上车的杜纳耶夫长舒了一口气：“太险了，这帮瘟神总算走了。”

杜纳耶夫的野望与皮草党

如果说用一个特征概括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杜纳耶夫的人生态，至少在1972年以前，他都可以被称为反向拉姆或者苏联版的阿甘正传。在他人生前几十年中，杜纳耶夫一直都在印证一个观点——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从记事儿开始，杜纳耶夫就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基本是别人努力他躺睡，裸考胜过有准备，走路路上能捡钱，咋做选择都能对。很小的时候，杜纳耶夫跟一群小伙伴们掉进水里，其他孩子都淹死了，他自己安然无恙。1966年，杜纳耶夫乘飞机去莫斯科，不幸遭遇了空难，整个飞机除他以外全部遇难，他本人在野地里生存了两天后获救。结果今天怎么着？没怎么着。

在工作中，这种好运buff依然存在。在当律师时，杜纳耶夫经手的官司总能神奇地摆平，不是这家退了，就是那家让了。长久之后，杜纳耶夫有了熔总温特尔般的自信。他相信自己是为幸运之神眷顾的天选之子，无论遭遇什么事，自己都能安然无恙。

有了这种倚靠后，杜纳耶夫的胆子越来越大。1969年，杜纳耶夫在偶然中从一位老皮革工人那里了解到了这项很神奇的技术——皮革拉伸。

所谓皮革拉伸，指的是用机器把皮革拉长拉宽后再进行加工。这样拉伸后的皮革厚度变薄了，面积却变大了。经过拉伸后，原来能做两件大衣的皮子，可以做成三件大衣。

对着皮革拉伸机器，杜纳耶夫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商机。苏联的皮草原材料是由国家管制的，给多少原材料出多少货。但如果我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苏联，进入他给出的原料里，把国营工厂的原材料拉伸一遍，那是不是可以多生产出一半的产品？虽然质量比以前差，但苏联的计划经济向来以品控不严而闻名。只要数量对得上，多出来的产品不就是我的了？

意识到这个巨大商机后，杜纳耶夫立刻开始了行动。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入一家国营工厂的内部。反复打听后，杜纳耶夫最终找到了一个叫彼得·斯诺波科夫的人。作为卡拉干达市的工业园区主任，脱离了高级趣味的斯诺波科夫，一直以来的性格属于即使身无分文，也要花呗养情人，身上比较缺钱。

当杜纳耶夫向他提出要进厂时，斯诺波科夫非常费解。“你老兄当律师赚得盆满钵满，有啥想不开的要进厂啊？”杜纳耶夫认真地给斯诺波科夫讲了一遍皮草拉伸的原理，并且画出了很现实的大饼：“如果咱俩把这事办成了，赚个几百万卢布不成问题，够你挣上几千年的了。”

听了这数字后，斯诺波科夫傻了。他在脑海中努力消化了一下这个数字，然后表示：“如果你想要进厂的话，最近由于卡拉干达电力紧张，我们把一些不重要的初级加工车间搬去了萨兰那里，其中就包括皮草厂的印染车间。那里条件很差，工程也没完工，没人愿意去。如果你想当那里的车间主任，我可以给你安排。”

此时，杜纳耶夫再次确信了自己的好运buff。皮草厂、印染车间、还在园区以外，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兄弟，这个岗位你一定要帮我争取来！”

在斯诺波科夫的权力运作下，几天以后，杜纳耶夫就走马上任了。很快，工人们发现，这位新的车间主任对于自己的事业抱有惊人的热情。他居然自掏腰包雇佣了工程队，很快就完成了车间建设。1970年元旦，印染车间正式投入使用，用于皮革拉伸的设备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车间。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工人们为杜纳耶夫干了私活，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吗？实际上，在苏联的工厂里，工厂生产的指标是只传达到车间主任一级。普通工人并不知道上面给自己指标究竟是多少。车间新进的皮革拉伸机器，他们也只认为是正常的流程改进。因此，生产皮草的工人们都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杜纳耶夫虽然在挖社会主义墙角，但对手下的工人却不错，经常以各种方式补贴工人，所以大家也不抱怨什么。

靠着这样的操作，杜纳耶夫成功让这条官办私活的流水线运转了起来。而园区主任斯诺波科夫也极力配合，把皮草厂的关键岗位都换上了自己人。当工厂里的产品出货时，杜纳耶夫会把国家要求的数目送进标识厂，打上GOST标识，而那些多出来的产品就成为了他的利润。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杜纳耶夫不把自己私活也打上GOST标识呢？实际上，不打标识是为了让黑市的商人们安心。按照苏联法律，如果你自己手工做点商品卖出去，抓到了，大部分也就是罚点款。而如果打上了标识的商品在黑市售卖，那就是倒卖国家资产，处理结果往往是枪毙起步，上不封顶。黑市商人们虽然贪，但命还是想要的。

在杜纳耶夫的苦心经营下，时间来到了70年代末。杜纳耶夫的产业链已经可以稳定运转，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然而，虽然自信自己有好运buff，杜纳耶夫也非常谨慎。当合伙人斯诺波科夫想要拿钱挥霍时，杜纳耶夫坚决地阻止了他。他告诉斯诺波科夫：“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安全，生产流程中的破绽太多了，如果有人想查，一定查得出来。如果不想被枪毙掰要尸的话，不要暴露自己。”

杜纳耶夫的警告听得斯诺波科夫心里发毛，他心虚地询问：“要不咱们就此停手？”杜纳耶夫摇头：“停不了，一旦停了破绽更大。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拉更多的人下水，找更强的保护伞。市里不够就州里，州里不够就共和国。我们的生意能做到大，取决于我们的保护伞有多强。”

对于杜纳耶夫的安排，斯诺波科夫茫然地表示：“你说的很对，可是咱们现在虽然有点小钱，但终究还是小人物，咱能找什么保护伞呢？”杜纳耶夫表示：“我早就物色好了人选，他叫做约瑟夫·艾佩尔贝姆。”

约瑟夫·蒙伊赛维奇·艾佩尔贝姆，卡拉干达高等警察学院刑法系主任。作为资深的法学教授，艾佩尔贝姆在整个哈萨克斯坦的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理解为警察界的高育良，很多警察出自他们家。如果我们能把他拉进来，就不用担心被查了。

作为前律师，杜纳耶夫很容易找上了艾佩尔贝姆。作为教授，艾佩尔贝姆虽然收入不错，但却由于热爱交际而开支巨大。简单地说，他也缺钱。

几天后，杜纳耶夫找到了艾佩尔贝姆。然而还没等寒暄几句，对方就挑明了问道：“列夫，你找我有什么事？是皮草厂的生意又遇到麻烦了？”杜纳耶夫大惊失色：“老哥您知道？”艾佩尔贝姆呵呵一笑：“我当然知道，卡拉干达的经济警察们也有所怀疑，不过他们没有证据，所以来咨询了我。我帮你躺色了过去。我劝你早做准备，是时候在警界找个帮手了。”

话说到这里，双方就没有必要推拉了。两人很快就完成了勾兑。杜纳耶夫以18%的股份将艾佩尔贝姆拉来入伙。至此，卡拉干达的皮草党正式形成，一张庞大的保护网就此铺开。

在股权激励下，艾佩尔贝姆的工作积极性极高。很快，哈萨克斯坦的各级官员陆续被拉入网中。随着保护网的强大，杜纳耶夫的生产能力也节节攀升。终于，在哈萨克斯坦劳动部部长被拉下水后，原材料收购环节也被搞定。大量的计划外原材料被运进了卡拉干达的工厂。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这个以杜纳耶夫、斯诺波科夫、艾佩尔贝姆为骨干的皮草党，已经发展到了遍布哈萨克斯坦上下，包括警察、官员、检察官在内的上百人的规模。

这张大网是如此的严密，只有一个漏洞——克格勃。由于相对独立的特性，杜纳耶夫始终无法搞定克格勃官员，更没有想到会有莫斯科的克格勃来查自己。在索科洛夫的专案组到达后，杜纳耶夫极度紧张，立刻把自己的私活全部停掉。好在在自己的严防死守下，克格勃最终也没有查出什么。

在索科洛夫走后，杜纳耶夫依然心有余悸。“这可是克格勃呀，这关就这么过了？”在索科洛夫走后，杜纳耶夫找来了皮草党的两个合伙人，把自己的焦虑讲了一下。最终得出结论：“我已经进入了克格勃视线，最好的办法就是切割出去。我准备把工业园的岗位辞掉，搬到莫斯科定居，看能不能找到更大的保护伞，也为产品找找销路。我在莫斯科期间，你们还得继续给我分钱，这样咱才能把生意做下去。”

对于这件事情，两个合伙人表示认可。几天以后，杜纳耶夫就辞去了工业园主任的这个位置。不过他居然给皮草党带来了另一个合伙人。这个叫鲁道夫·格热顿的家伙是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厂长，通过黑市学会了杜纳耶夫的手艺。在听说杜纳耶夫辞职后，鲁道夫·格热顿情愿放弃自己的工厂，主动来到卡拉干达，接手生产线。对事业的热情可见一斑。

有了这群齐心协力的同仁帮助，杜纳耶夫放心地前往了莫斯科。由于莫斯科人多眼杂，估计没人盯着自己的杜纳耶夫开始买房置地，并且开始打听门路，寻找新的保护伞和销路。

在索科洛夫的专案组走后，杜纳耶夫紧张了很久。可是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间，克格勃方面都没有任何动静。杜纳耶夫因此相信，自己的好运buff依然有效，克格勃的大人们肯定是把他当个屁给放了。

然而，杜纳耶夫不知道的是，克格勃其实并没有忘掉他。之所以克格勃长时间没有动作，是因为索科洛夫回到莫斯科后的汇报链比较长。在杜纳耶夫茫然无知的时候，关于皮草党的案子已经被汇报给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杜纳耶夫无论花多少钱都不可能搞定的。他叫做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