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最神奇的战俘营是哪个？【神奇组织07】

引言

1940年6月，英国记者贾尔斯·罗梅利的内心非常不好。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在挪威采访，结果德英竟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对挪威发动了偷袭，以至于他被德国佬当成间谍给逮捕了。虽然英德两国是交战国，但按照战争法则，一个普通的记者是不应该被为难的。但罗梅利显然不属于此类。在被逮捕之后，德国人对他进行了几次审问，然后立刻决定长期拘押。对于这个结局，罗梅利的内心十分崩溃，但他却对德国人的反应并不意外。他认为德国人长期拘押自己有两个原因：次要原因可能是自己是个莽斯主义者，主要原因大概是自己有个倒霉大姨夫，他叫做温斯顿·丘吉尔。

虽然罗梅利反复解释自己跟大姨夫其实关系很差，但德国人显然不信，直接把平民罗梅利按照军人待遇拘押。不过别担心，我们这儿不是把你往火堆里坑，而是会送你去一个好地方，那就是世界大战的传说圣地，日内瓦公约的标杆样本，战争文明的绝佳典范，纳粹帝国罕见的良心，越狱实验的训练场，盟军军官的度假地，位于德国腹心离边境650公里之你绝对跑不出去的钢铁堡垒，科尔迪茨战俘营。

科尔迪茨战俘营的建立

公元1859年，在见证了意大利独立战争的残酷后，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决心要帮助战争中悲惨的伤兵。杜南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常设的救济机构，用来在战时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而且，各国应签署一个条约来允许该机构中立的在战区为人们提供帮助。杜南的第一个想法让世界上从此有了红十字会，而第二个想法则促成了日内瓦公约的签署。日内瓦公约约定了战争中战俘和平民所应受到的保护和权利，从此为战争这一人类最残忍的行动划清了一条底线。

在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中，德国也是其中之一。时间到了30年代，随着纳粹崛起，希特勒等人意识到德国在未来难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一些小摩擦，因此战俘营建设也就提上了日程。在二战中，德国总共建设了大概1000个各类战俘营，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加上纳粹也并非好饼，德国战俘营中强迫劳动、集体屠杀等战争罪行屡见不鲜。只不过由于纳粹在其他方面的劣迹过于耀眼，以至于很多人忽略了他们对战俘的虐待。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在德国众多的战俘营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存在：科尔迪茨战俘营。在战前规划战俘营时，为了表示尊卑殊途、长幼有序，德国高层为士兵和军官们分别设立了战俘营。由于被俘的军官往往越狱意愿强烈，因此在选址时，德国高层务求寻找一个跑不出去的地方。在精挑细选之下，他们选定了科尔迪茨。

位于德国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身处德国内地，距离最近的边境线也有650公里。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科尔迪茨拥有一座旧贵族修建的石质城堡。科尔迪茨城堡位于悬崖之上，进出只有两个通道，周围是森林和河流。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德军还进行了精心的布置。除了放置密集的铁丝网外，德军还把围墙加高到了丧心病狂的27米。对于科尔迪茨的险峻，《同盟国日报》社评价道：

金城险峻，山门巍峨，铜墙叠壁，深渊探河。士兵如灵山护卫，伏虎降龙真罗汉。掌管似神州大阵，东方天王号吃货。云关如红色警戒，至高点架上光明塔。近看似生化危机，隐秘处暗藏舔食者。狱乎，凶器四散，奎托斯倒死虚弱路。惶惶乎杀生任天，哥斯拉见状去三射。金金扎是镇国法宝，坚固处能让虫群无奈。护城河是一丈深渊，流淌是所死盖侬在恶。劫狱无望，活力网中愁坏肥皂。救人不能，探照灯下难哭林克。搏斗中文尾玄角赛巴神，扫射时哨兵枪法胜亚瑟。求助西天，如来佛祖望之无奈。上报天庭，玉皇大帝下跪念佛。

当然了，硬件如此硬，软件也不能软。在对上级的报告中，国防军强调了科尔迪茨战俘营的守卫是由酒精沙场的宿将和朝气蓬勃的新锐组成的。这群帝国的爪牙将忠诚的将敌人封印在这个冰冷的囚笼中。请元首相信，这里将是帝国最安全的保险柜，最严酷的惩戒所。多年以后，当人们翻看国防军的报告时，还是不得不感叹语言的艺术，同时也要感叹科尔迪茨的特别。当年的德军高层确实本意是坏的，是下面的人把事给办好了。

比如报告中所所谓的朝气蓬勃的新锐，实际上指的是一群没有任何经验的德军新兵。由于兵力缺乏、人手吃紧，部队里实在抽不出啥老兵来看战俘营。有几个农村小青蛙也够用了，好歹是个人。而至于酒精沙场的宿将，指的是马克斯·施密特上校。马克斯·施密特上校出生于1866年，参加一战时都算老将了。到了1939年受此大任时，施密特上校芳龄73。自古德国民谚有云，73、84，上帝不叫自己去。由于感到未来成长空间有限，施密特上校对这份工作热情不算高，与其陪一群男孩长大，不如给老头放假。作为指挥官，施密特根本不住在城堡里，他只能保证每天8点钟准时到岗。在签到后以最快的速度在城堡各地散步一圈后，就回办公室看报看杂志了。

指挥官撒手不管，日常管理的重担落在了安全主管保罗·普利穆身上。相比于施密特上校，年仅46岁的普利穆堪称稚嫩。与施密特不同，普利穆是个充满活力的人，具体的说他像个意大利人。据当年的见证者描述，老普是个纯粹的话痨加酒蒙子，热爱生活，幽默开朗，对艺术有超长品味，而且绝无种族歧视，爱交各国朋友。在来到科尔迪茨后，脱离一线部队的普利穆从此放飞自我，开始一心钻研起了啤酒事业。由于两位长官精力有限，德军又缺乏标准的战俘营管理模式，因此当手下的小菜鸟们怯生生的询问该如何运营这座战俘营时，俩老好人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上面没要求，我们又懒得进行制度设计，那就只能按规矩来了。啥规矩？日内瓦公约就是规矩啊！

战俘营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一群精兵强将的带领下，1939年10月31日，科尔迪茨战俘营正式开业了。城堡里的第一批战俘是140名波兰军官。其实从理论上讲，当时的世界已经毫无波兰，这群人已经不能算战俘。但纳粹为了献元首天恩，还是将这群人送到了科尔迪茨。刚刚经历了家国沦丧的痛苦后，波兰军官们的心情无限阴沉，每个人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但是，在科尔迪茨待了几天之后，这群军官就懵了，因为从他们的待遇来看，他们实在搞不清纳粹算盘里卖的是什么药。

首先，营地里保证一切战俘们通信的权利，所有战俘都可以随意跟家里联络。家里寄送的物资金钱也绝不克扣，保证如数交给战俘本人。红十字会会定期给战俘们送来零食、香烟等物资，营地也绝不毛过拔雁，绝对把所有物资送到战俘手中。由于日内瓦公约禁止强迫战俘劳动，因此本营地并无任何劳动任务。营地每天进行三次点名，除此之外时间自由分配。在点名时间之外，各位可以自行组织娱乐活动，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文艺演出，本营地都提供完好场地，剧院、广场、小公园一应俱全。如果嫌伙食不满意，战俘们有权不吃食堂，允许自己生活做饭。靠着红十字会的物资，战俘们吃的比德军守卫还好，而且很快开始着手酿酒，导致安全主管普利穆经常来找战俘们要求蹭酒喝。

更离谱的是，在营地规则里，这些战俘军官们可以保留勤务兵。勤务兵通常是和军官一起被俘的，他们会帮各自的长官处理洗衣、做饭、端茶倒水等日常杂务。你说你没有勤务兵怎么办？你自己出去雇一个呀！是的，在科尔迪茨战俘营是允许战俘出门的。根据科尔迪茨的规定，战俘不许长期离开营地，但短期离开还是可以的。被关押的战俘可以在德军士兵的陪伴下去山下的小镇自由活动，无论是洗衣采购还是理发吃饭都可以。很快，战俘营山下的小镇就空前的繁荣了起来。时间一长，居然有战俘在小镇上处起了女朋友。

在残酷的监管下，波兰军官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确实比想象中的好了一些。无所事事的他们很快就往病院别住病了。他们开始在城堡里组团探险，用铁丝撬开不少房间，探索未知的领域，并且扫荡了安全主管普利穆的啤酒储藏，让嗜酒如命的普利穆如丧考妣。很快，波兰人的探险队伍扩大了起来，因为随着战局发展，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战俘们纷纷进驻，营地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当然，这种快乐的氛围没有持续多久，这倒不是德国人下狠手了，而是盟军开始内讧了。在营地里英法的传统友谊再度前缘，法国和英国战俘针对犹太人问题激烈冲突。英国军官发表言讲痛斥法国人种族歧视。波兰人跟风起哄，对法国投降表示深深的鄙夷。而法国人则好奇，你们英国去亡国的晚上究竟没有强在哪？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国家战绩不佳，荷兰军官们以优良的纪律性得到了同仁们的一致好评。而比利时人则风评相反，因为他们在之前居然把一个猫给烤着吃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鄙视。

当然，即使相同国家的军官内部也说不上有多团结。以大英为例，出身贵族学校的瞧不起平民学校的，平民学校的又瞧不起没念过书的。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段时间后科尔迪茨战俘营的第一场矛盾终于爆发了。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既不是反法西斯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单纯的阶级矛盾，亲不亲阶级分。

越狱与管理

作为高层眼里最保险、最残酷的战俘营，纳粹高层对科尔迪茨是寄予厚望的。因此，被关押的人不仅有各国军官，还有像开篇的罗梅利这种特殊人物。自开战以来，如乔治六世的侄子拉塞尔勋爵、英国名将道格拉斯·黑格的儿子乔治·黑格等一大堆上三级的黄金国器也被关押在科尔迪茨战俘营。该，让你们落到我手里，这回把你们扔进战俘营里好好整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大群上三级贵族们被送进了科尔迪茨，却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波澜状况的20世纪，很多英国精英们都有个特殊代号，就是爱投共。在科尔迪茨的众多名人里，就有好几个马克思主义者。被送到这里后没什么事做，那干点啥呢？搞点共产主义宣传吧。在科尔迪茨战俘营里，这群投共的英国精英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宣传目标：勤务兵。在接受了朴素的阶级理论教育后，勤务兵们深深觉醒。对呀，他妈的被俘前我就得给老爷擦靴子，现在被俘后我还是给老爷擦靴子，那我他妈不是白被俘了！

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勤务兵起义爆发了。一批被赤化的勤务兵们喊着口号开始了游行，并且跟一些忠于军官的狗腿子们对喷。德军守卫们一脸懵逼地围观了这场赤色黎明。安全主管普利穆花了好长时间才理解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十分崩溃的告诉这些造反的勤务兵们：“列位，你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关押对象，如果你们不想再履行义务了，你们想回家我们根本不拦着，不想给老爷们擦靴子，走啊！”

就这样，科尔迪茨战俘营的唯一一次暴动宣告平息。造反的勤务兵们一哄而散，各回各家。由于岗位空缺，普利穆又从外面给军官老爷们另雇了一批人，英国人想掀起的赤化风暴刚开始就结束了。勤务兵走了，但战俘们的日子还得过。由于实在太闲，各国的战俘们开始互相学习语言，彼此的外语能力飞涨，因此战后有很多人当上了外交官。

除了学外语外，体育运动始终是营地里的最大热门。英国人用臭皮鞋缝制了一个橄榄球，被战俘们嘲笑为大便球。而波兰人则在1941年8月组织了战俘奥运会，将橄榄球、排球、拳击等多项运动纳入其中，可惜因为营地的消防演习而被迫中断。在战俘里，法国军官逼格较高，成立了一个管弦乐队。荷兰军官则主要玩吉他。对于这种文化活动，英国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组织了五个毁三观的滑稽剧团。为了演好女性角色，一些军官们还专门留长发、刮腋毛，力求达到神似形更似的专业效果。

对于战俘们丰富的娱乐活动，安全主管普利穆大家鼓励并且深度参与，还为运动员和演员们提供各种特权以激发大家的活动热情，营地里充满了其乐融融的快活空气。

当然了，在一片祥和的背景中，也总有人没有忘记自己真正身处何方。面对如此宽松的战俘营，一些战俘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军官职责。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要做那件条约上要求做的事情：越狱。

越狱的尝试

在二战时欧洲各国的军官条例里，几乎都会要求军官在被俘后主动越狱，因为这样可以给敌人增加麻烦，而且还可能让军官归建。对于这一点，科尔迪茨的管理层非常理解。在每天早晨的六外二中，施密特上校就曾经对战俘们表示：“知道你们的手册里要求越狱，科尔迪茨并不禁止各位的这份权利。越狱有理，允许越狱，但我们保留终止越狱的权利。大家各凭本事，生死不论。”而对于处置手段，安全主管普利穆则进一步表示：“首先，各位都是体面人，在离开营地的外出时候，你们不能越狱。在小镇上购买的物资也不能用于越狱。你们越狱的工具必须是自己凭本事夹带回来的。而且我警告各位，越狱一旦被抓，后果将非常恐怖。按照日内瓦公约原则，我们将对各位处于残酷的禁闭，让你们饱受孤独的折磨。”对于普利穆的恐吓，营地里的战俘们十分震惊，因为其他地方一般都枪毙，而科尔迪茨关禁闭。对于这种处罚力度，看轻了也就看轻了。

因此，1941年4月11日，法国中尉阿兰·勒雷决定成为第一个越狱者。那天早晨，战俘们如常在院里放风，营地里也如往日般混乱。在混乱中，勒雷发现通往公园的小路边有个小屋，守卫好像忘了锁门。勒雷认为，是时候赌一把了。借着混乱的人群，勒雷悄悄进入了小屋。按照他的设想，夜间点名会暴露自己的失踪，到时候守卫一定会出去抓捕，这样城堡里面力量空虚，自己不就可以趁乱溜走了？然而，勒雷一直潜伏到半夜，营地里连警报都没响。守卫们压根就没发现他失踪的事。原因是在勒雷潜伏的时候，广场上玩大便球的英国佬们打了起来。这种不文明竞赛引来了守卫的干涉，好几个闹事的都被关了禁闭。由于人员不齐，晚上点名也糊里糊涂，守卫们压根没发现勒雷不见了。

勒雷等到凌晨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冒险出逃。靠着登山家的素质，他徒手爬过了27米的围墙，顺着吊桥的钢索一路滑下了山。在月黑风高的深夜里就这么光天化日的溜出了营地，成功拿下了越狱的一血。在离开科尔迪茨后，勒雷靠着闲学的德语成功辗转了大半个德国，乘火车经过纽伦堡、斯图加特等多城市，成功回到了法国。勒雷于1943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战后一路高升，最终以陆军上将的军衔退役，始终坚持了猛人本色。

不过，像勒雷这样的猛人终究是少数。在1941年，科尔迪茨的各国战俘在越狱这方面还是主打团队作战。大家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老北京越狱法，就是开挖。 不过，虽然是挖地道，但各国采取的路线也有所不同。法国人打算从地窖开挖，一路向西北方向掘进。而波兰人打算从院子里向东北方向挖。英国人则打算直接通过下水道挖穿外墙。三国各有各的计划。 不过，在经历持续的实践之后，英国佬首先意识到在山顶上挖地道，确实成功的希望不大。而波兰人则直到1943年被转移出科尔迪茨都没有挖通，最终在临走时把他们的地道以150根香烟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法国人埋头苦干到1941年，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把地道挖通了出口。唯一的小瑕疵是出口在悬崖边上。一直到方向略有偏差后，法国人开始重新挖竖井。遗憾的是，这一次的挖掘同样在方向把握上不甚精准。法国人又挖了两年后，终于把地道再次挖通。这次的出口是在战俘营的中心花园里。

既然挖地道不成功，大家就还得尝试传统路径。1941年5月10日，一队运输队来到科尔迪茨，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些床垫子运出营地。在这此关键时刻，英国军官彼得·艾伦看到了机会。由于彼得的身高只有1米62，因此他果断的让战友帮忙把自己缝进了床垫子。就这样轻易地被运出了战俘营。天黑之后，彼得爬了出来，仗着过硬的德语，彼得坐着火车一路到了维也纳。本来这应该是一段成功的越狱故事，然而，由于彼得在维也纳无处可去，没钱没身份的他在公园里流浪多日，最终实在没辙的彼得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自首。

彼得失败了，但他的故事依然激励了无数的后来者。1941年5月31日，法国中尉雷内·克林成功躲进了一个粮仓里，趁天黑溜出城堡，成功回了法国。8月15日，荷兰中尉汉斯拉里夫躲在了井盖下，也趁天黑溜出城堡。由于井盖下通风性能好，隐蔽效果佳，因此作为行业标杆也引来了众多友商效仿。在之后的一个月内，有三个人用同样的方法逃跑。

1942年9月，法国中尉保时龙凭借出身入化的演技，成功假扮心脏病发作，骗取德国守卫把自己送到了医院，然后在医院用被单结绳溜下五楼逃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遗憾的是，也许是天赋点全点在身法上，保时龙完全不懂德语。慌不择路的一通跑后自己都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不过没关系，作为一个观察能力出众的军官，保时龙懂得如何通过观察在敌战区寻找自己的同志。在出逃了一周后，饥寒交迫的保时龙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建筑，那是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时时有人出入，但是和普通建筑不同的是，出入这里的人虽然身着便装，却异常警惕，出入大门都要认真观察周围环境。

经过缜密分析，保时龙认定天无绝人之路，这里肯定是盟军情报机构的秘密据点。既然是自己同志，那就没啥可客气的了，保时龙大摇大摆的进去寻求帮助，然后发现了一个小惊喜。这个小楼不是什么盟军联络站，反而是杜塞尔多夫地区的盖世太保办公室。面对这种送上门的业绩，盖世太保欣然笑纳，把保时龙抓起来揍了一顿大呀。但是即使如此，狠人保时龙依然在一个月后再次越狱，靠着蹬自行车骑行数百公里，最终成功抵达了瑞士。

不过，上述的这些只是少数的成功案例。在众多越狱积极分子里，失败者还是大多数。比如英军中尉艾雷尼夫，艾雷假扮德军混水摸鱼。艾雷搞了套波兰制服，并在草帽里粘下了风景画，做成了德军军装的形状。结果就在艾雷站在德军队列里企图滥竽充数时，一盏探照灯扫过了他的头顶。亮晶晶的风景画让他头顶闪耀着鲜明的绿光，彼与成为了队列中最闪耀的星，被揪出来关了50天禁闭，理由不是试图越狱，而是侮辱德军形象。

比如法国中尉阿尔·贝斯布里，靠着高超的伪装技能，成功假扮洗衣女工混出了营地。本来布里前脚都已经出大门了，但他在赶路的时候不小心在操场上把自己的手表倒地上了。广场上打大便球的英军军官们发现后，赶紧趁机向狱史献媚，大呼小叫的要求洗衣工小姐回头。结果德军守卫接过手表后发现居然是一只男表，布里的越狱计划就此折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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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靠变装越狱却并非没有成功者，而且成功者就是那位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英国中尉艾雷尼夫。在初战告败后，成为笑柄的艾雷毫不在意。他通过监狱里的国际越狱委员会结识了荷兰中尉安东尼·鲁腾。鲁腾给他讲了一段堪称魔幻的故事。在1940年的时候，鲁腾就曾经尝试过一次越狱，不过刚到瑞士边境就被盖世太保给逮了，揍了一顿大呀。不过，那个盖世太保的头目是个纯二货。他坚信德国很快会赢得战争，所以相当自信。他嘲讽我们，在边境钻山沟纯属山炮行为。在瑞德边境上，有好几条小路是完全没人驻守的，还一一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所以兄弟，只要咱们能够出城堡，哥哥我一定能把你带到瑞士。在鲁腾的感召下，艾雷重新燃起了越狱的信心，他又一次拿出了越狱计划。

1942年1月5日，英国剧团正在营地里演出原创喜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战俘和守卫们集体去看。趁着演出间隙，艾雷和鲁腾成功爬行钻洞来到了德军警卫室，轻而易举的找到了两套德军军装。营地里的德军正在剧场里笑得前仰后合，根本没人注意他俩。于是哥俩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营地门岗没有给予任何阻拦。最终艾雷和鲁腾靠着当年盖世太保指的路，成功抵达了瑞士，把面子挣了回来。有了头部玩家成功案例在前，营地里的友商很快决定对成熟路径进行简单复用。几天以后，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勒也成功带了四个人，通过一模一样的方法偷军装离开了营地。

对于越狱的人来说，科尔迪茨的防守不能说是铜墙铁壁吧，至少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然而，这股风气却在1942年秋季戛然而止了。因为长期酗酒的安全主管普利穆终于把自己喝中风了。他的工作被移交给了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才是越狱者真正的对手。

新的管理模式与结局

普利穆中风后，莱因霍尔德·艾格斯接受了安全主管的工作。相比于精神意大利人普利穆，艾格斯是个样板级的德国人。他严肃、自律、沉稳，没有任何幽默感和不良嗜好。艾格斯接手安检工作后，原本稀烂的守卫水平立刻变得条例分明。营地的岗哨密度骤增，在不同位置布置了大量的流动岗。同时，营地外也建立了完善的追捕机制。如果我在你们越狱后立刻分发你们的照片来通缉，那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看起来科尔迪茨似乎真的迎来了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然而艾格斯除了敬业严谨外，还有另一个特点：他讨厌纳粹。除了当兵之外，出生于1890年的艾格斯在过去的人生里只做过一个职业，就是老师。一战爆发前，他就是家乡著名的优秀教师。一战结束后，他还是回家继续当老师，并且凭借扎实的学术和管理水平当上了小学校长。纳粹崛起后，艾格斯和纳粹分子发生过多次冲突。艾格斯之所以会成为军人，只是因为他过去拥有的预备役身份而已。从个人志趣上讲，他唯一喜欢的工作就是当老师。

所以，艾格斯的管理风格并不是其他老德军那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更像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在管理调皮的学生。他在日记里对各国战俘的点评与班主任评语如出一辙。在他看来，战俘们的越狱行为就像是学生违纪，不仅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总结的。艾格斯以做学术的精神开始认真钻研起了这些越狱行为，专门在营地里搞了一个越狱展览馆，公开展示战俘们成功和失败的经典案例，并且以专业的素养进行案例复盘，对优势的玩家的成熟打法进行归因分析，模拟打通蓝海系统中的引爆点，通过复盘新型案例的生命周期来沉淀行业模式的底层逻辑，借助迭代系统的快速响应能力，努力逼用户们感知痛点，通过营地卫兵的组合拳式的短平快打法，宣传新版本的势能积累，力图构建成熟稳定的双向配合的良好生态。

对于艾格斯来说，这属于老教师的职业习惯。可科尔迪茨的战俘们却愤怒了。我们是职业军官，不是小越狱犯，你搞个展览吓唬谁？我们盟军精英们可以不活，但不能没活！为了表示抗议，各国军官们组成了国际越狱协调委员会。然而，在艾老师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下，委员会的壮士们屡屡碰壁，各种越狱方式居然全都被艾老师接胡了。为了泄愤，战俘们制作了一种奇臭无比的酒糟，一有机会就像艾格斯身上投掷。但屡遭化学攻击的艾老师却从不生气，只是微笑着要求没收学生的酿酒器。

1943年5月，德国高层终于让70多岁的施密特上校退休了。科尔迪茨的一把手换成了另一名朝气蓬勃的新锐，弗拉维特上校。相比于施密特上校，弗拉维特上校确实年富力强，但是他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他也讨厌纳粹，同时比较缺钱，很快跟富裕的战俘们打成一片。别人请他抽雪茄，他直接联合端走等等。所以，虽然科尔迪茨的管理层全部被换掉，但营地的风格却没有丝毫改变。同时，战俘们对于越狱的努力也从未停止。

1944年9月，英国中尉迈克尔·辛克莱进行了一次鲁莽的尝试。他试图翻越铁丝网逃生，却被守卫发现。守卫想要开枪警告，却意外打穿了他的心脏，让辛克莱中尉成为了科尔迪茨越狱史上唯一的牺牲者。辛克莱死后，弗拉维特和艾格斯非常难过。艾格斯自责于没有将他的越狱行为扼杀于萌芽。他按照公约要求，为辛克莱举行了隆重的军事葬礼。辛克莱的棺材被覆盖上英国国旗，在七响礼炮后被安葬于科尔迪茨公墓中。

这次牺牲让越狱者们更加谨慎了起来。由于几乎所有的漏洞都已经呗艾格斯堵死，战俘们只能发挥想象力。比如英国飞行员杰克·贝斯特在经过谨慎研究后，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要不我们搓个飞机吧。这个想法听起来比较有魄力，但实际上是相当合理的。由于地势高耸，如果在科尔迪茨城堡起飞一架滑翔机，完全可以突破一切地理屏障，同时营地里也根本没有防空武器。意识到可行性后，越狱委员会立刻着手执行。一学物理的，泥土做材料，他是切造型，用收集来的木材真的捣鼓出了一架滑翔机。同时，这架滑翔机不仅有完善的空气动力结构，甚至还拥有一个用浴缸来做配重的滑轮弹射装置。

不过遗憾的是，这架飞机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此时已经是1945年4月了，盟军已经接近了科尔迪茨。希姆莱命令党卫军接手这里。在弗拉维特和艾格斯的极大努力下，党卫军放弃了拿战俘当人质的想法。1945年4月16日，在击败了党卫军后，科尔迪茨城堡被盟军解放。这座几乎是二战中最讲规矩的战俘营的故事结束了。

由于在战争中一直恪守日内瓦公约，盟军没有为难战俘营的管理者们。但苏军则在后来将施密特上校和弗拉维特上校逮捕，但两人最终也都获得了释放。耄耋老头施密特于1947年病逝，享年81岁。弗拉维特于1969年病逝，享年70岁。艾格斯老师在战后重新当回了老师，但后来也被苏军逮捕，判了10年。出狱后的艾格斯重新跟不少科尔迪茨的战俘们取得了联系，最终出版了《科尔迪茨：德国的故事》，销量相当不错。艾格斯后来与波登湖畔安享晚年，不时教授当地老师教学心得，最终于1974年去世，享年84岁。当年想戴绿帽子越狱的艾雷在战后官运亨通，成为了英国驻北爱尔兰的高官，最终于1979年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而带着他逃到瑞士的鲁腾则活到了2003年才病故。

其实，由于科尔迪茨战俘营的特殊性质，这个奇特的城堡里曾经拘押了大量的各国精英。比如我们之前提过的SAS的创始人大卫·斯特林、后来的红衣大主教伊夫·康加尔等等。这些人都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传奇，让这座战俘营在战后成为了一个神奇的研究对象。2004年，英国BBC拍摄了一部关于科尔迪茨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请来了当年设计滑翔机的杰克·贝斯特，解开了科尔迪茨最后一个悬念。他们在科尔迪茨原址，在贝斯特本人的指导下造了一架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滑翔机。最终，老泪纵横的贝斯特终于亲眼看到了浴缸做成的弹射器成功发力，木质的滑翔机在弹射动力的推动下一飞冲天，飞过了城墙，越过了河流和丛林，在风中带着他60年前的梦想，奔向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