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吃罐头有什么后果？【神奇组织33】

罐头里的鱼子酱

1977年2月1日中午，苏联黑海沿岸的度假城市索契的气温只有零上5度。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零上5度的温度堪称寒冷，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在2月份有这样的温度可谓热在天堂了。

身处于天堂之中，卫国战争老兵，退休工人弗拉基米尔·巴祖佐夫的心情十分畅快。他吹着口哨走到了商店，买下了一个番茄飞鱼罐头。所谓罐头就酒，越喝越有，巴祖佐夫准备给自己加个餐。

回到家后，巴祖佐夫在餐桌上把酒杯倒满，然后用小刀撬开了罐头。几秒钟后，老爷子用力揉了揉眼睛。自己确实岁数大了，这还能把飞鱼看成鱼子酱呢？他赶紧尝了一口，哎，还真是鱼子酱。

巴祖佐夫赶紧查看了一下外面的标签，没错，是番茄飞鱼罐头啊。再看看罐头里面，居然真的是鱼子酱。只要不傻，谁都知道鱼子酱和飞鱼的价值有多大区别。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坦然接受了这番命运的馈赠。可是，作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巴祖佐夫当即大怒。

罐头厂怎么回事？居然能搞出这种错误来，这不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吗？带着这瓶罐头，巴祖佐夫怒气冲冲地走进了警察局。我要举报，有人玩忽职守，浪费国家财产。

警察虽然对巴祖佐夫的较真行为十分惊讶，但既然人家占理，就只能跟着出了一次警。好在水产商店态度十分诚恳，他们在警方到来后当场道歉，为巴祖佐夫现场更换了错售商品，并且表示，十分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展开内部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请您不要介意，这只是一次工作意外而引发的小失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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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西班牙

1977年3月，苏联渔业部长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正在马德里的街头闲逛。伊什科夫的步伐散漫得像个游客，但这并不是他的摸鱼划水，而是因为这次出访确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作为重要的水产大国，苏联和西班牙的渔业都十分发达。两个国家的渔获都完全能满足国内需求，对彼此都没啥出口空间。除了鱼子酱外，西班牙基本不需要苏联的任何水产，但鱼子酱会愁销路吗？所以，伊什科夫在西班牙只能采用成都工作法，成天摸鱼，什么都不干。

然而，在这一天的散步中，他在路过一家商店时突然问随行的西班牙官员：“那是什么？”西班牙人定眼一看，那是一家著名的水产商店。里面的虾兵蟹将、大肚熬油、冷冻柜也成排陈列，生意异常火爆。

于是，官员回复道：“这是我们这的新型水产超市，捕捞时就会进行分类处理，上岸后专列直达零售店。很多还是活的，所以生意不错。”伊什科夫顿时来了精神：“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西班牙官员痛快地说：“当然可以，您里边请，南滨一位！”

随后的几小时中，伊什科夫可谓大开眼界。经过数天的调研后，他得出了一条结论：资本主义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简单的说，这种新型水产超市是西班牙人对水产的最终解决方案。捕捞队在海上对渔获进行分类处理，将高价值水产冰鲜或会养殖，低价值水产则直接冷冻。上岸之后，有专列将新鲜水产迅速运往内陆，而冷冻的水产则用冷链运输或做成罐头。加工剩下的边角料则做成鱼丸鱼饼，连骨头都用来磨粉做饲料，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敲骨吸髓。

在零售商店里，商家除了销售水产外，还提供现场加工。在商店里设有餐厅和咖啡厅，可以把购买的水产现场做成菜。这种一站式服务广受市民好评，因此生意非常火爆。

当伊什科夫深度了解了这种经营模式后，身为渔业部长的他深感震撼。他认为自己有可能通过这种模式，解决那个长期困扰苏联的魔咒——肉食品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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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肉食危机

在冷战前，苏联经历了艰难的工业化和毁天灭地的大战，普通百姓能吃饱饭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吃肉了。可是，随着战后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70年代，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当肉类消耗迅速攀升时，苏联的供应能力开始跟不上了。

简单的说，作为一个能制造空间站和核潜艇的超级大国，苏联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国内的食品供应问题，以至于常年需要消耗大量外汇来进口粮食和肉类。无论苏联政府怎么改革，苏联的肉食供应都不够完善。

除了肉类不足外，由于调配不灵，很多时候商店里供应的也都是盘古小时候嚷着要吃的那种超长期冻货。恨不得一看标签上写着：进口地，韩国，这几年，张良。

改革的开端

面对这种现状，作为渔业部长，伊什科夫一直有个想法：肉不够，拿鱼凑。相较于禽畜肉，鱼虾绝对算是优质蛋白。苏联漫长的海岸线虽然通航能力不太行，用它来打鱼都还不错。1970年的渔获已经接近800万吨，数量相当可观。

然而，如此丰富的渔获却没有解决苏联的肉食供应问题，原因在于俄罗斯人不太会吃鱼。在没有冷链运输的年代，沙俄境内的广大地区只能吃一点淡水鱼，对海鱼的做法基本一无所知。其次，由于国土面积太大，高昂的物流成本让海鱼进入内陆的成本太高。如果把损耗算进去的话，很可能最终鱼的价格比肉还高。

然而，西班牙这种综合海鲜超市，让伊什科夫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你不会做没关系，餐厅帮你加工好。物流成本高也没关系，专列运输拉低成本。将边角料回收后还能摊平成本，肯定让老百姓买得便宜。

回国以后，伊什科夫直接找到总理科西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科西金听得心旷神怡，当即上会讨论。很快，总理下达了指令：干，先找试点，成功后就推广。

得到中央的许可后，伊什科夫立刻找来了苏联渔业部第一副部长雷托夫。小雷啊，这是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我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是时候给你加加担子了。

雷托夫当然听得出老部长的言外之意，他立刻站起身：“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弗拉基米尔·伊利希·雷托夫，苏联渔业部里的实干家。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雷托夫多年以来以勤勤恳恳、疾恶如仇而闻名。在捕捞队当水手时，他就敢于公开批评船队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当上捕捞队长后，雷托夫的船队总能以管理完善、效率奇佳而著称。靠着过硬的工作能力，雷托夫节节攀升。身为渔业专家的他，熟知整个行业现状。靠着常年和一线人员交流，雷托夫的工作总是计划详实、执行合理，因此被一路提拔为渔业部副部长。

海洋商店的成功与谣言

在接下任务后，雷托夫堪称雷厉风行。从组织架构到人员货品，从制度确立到零售定价，雷托夫全都亲力亲为。短短一年后，1972年11月，苏联第一家海鲜综合超市在索契开业。伊什科夫将其命名为“海洋商店”。

当海洋商店出现后，面对着新颖的销售方式，物美价廉的商品，索契居民们很快汹涌而至。在开店的三个月里，海洋商店几乎天天卖脱销。看到索契的红火局面，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请愿，强烈要求中央把海洋商店赶紧开过来。

1975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伊什科夫表态：目前海洋商店的试点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具备了推广条件，但这种新模式需要多个部委协调工作。起码贸易、工业、渔业、交通四部门必须参与进来。我建议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这样方便管理。

经过一番讨论后，1975年末，中央形成决议：渔业部全面改组，成立新年渔业生产总局，全面主管水产捕捞和商品生产，而海洋商店贸易公司则归渔业生产总局全权管理。

1976年初，第二家海洋商店在莫斯科开业。这一次更是进行了全面升级。除了产品比索契更加丰富外，商店装修还完全设计成了海洋风格。美轮美奂的新商场，更加吸引了市民们的热捧。

同时，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叶菲姆·费尔德曼也是个人才。他设计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提供大量廉价套餐，更加让海洋商店宾客盈门。由于效果实在太好，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1977年春季，全苏联的海洋商店已经超过了300家，极大的缓解了苏联肉食品的供需矛盾。

然而，就在海洋商店大获成功时，一则传言却开始在莫斯科流传：有人说，在米拉街的海洋商店，购买30戈比的番茄飞鱼罐头，可能或有幸运大奖。罐头里，可能会装着昂贵的鱼子酱。

谣言的调查

当这个神秘的传言在莫斯科流传后，市民们立刻涌入了海洋商店，把飞鱼罐头一扫而空，连带着鳕鱼、鲑鱼罐头也全部脱销。随着传言不断扩大，疯狂的抢货甚至造成了多次小规模踩踏。在首都地区出现这种Guan Luàn，不可能不惊动克格勃。

很快，克格勃第二总局A部门二处处长尼古拉·诺维科夫得知了此事。“为什么莫斯科会突然出现这种谣言？好好的咋还抢上了？海洋店关乎国计民生，别是有境外势力暗中使坏吧？”

于是，诺维科夫叫来了手下的干将尼古拉·博亚洛夫。“听说飞鱼罐头里有鱼子酱的事儿了吗？”博亚洛夫点头：“听说了，不过我估计是海洋店自己搞的花招。海洋商店贸易公司的那个费尔德曼和米拉街的店长费什曼都是犹太人，他俩就好整这事儿。”

诺维科夫哈哈一笑：“还是去查查吧，尽快平息谣言，别因为这点小事儿整出踩踏来。”博亚洛夫点头：“我这都去办。”

初步调查

虽然接下了命令，但博亚洛夫依然没太重视这事儿。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各种谣言在流传。飞鱼罐头鱼子酱算个啥？勋宗午夜兑大货，那才叫刺激呢。

所以，博亚洛夫也谈不上调查，他直接去找了米拉街海洋商店店长费什曼：“搞促销差不多得了啊，飞鱼罐头装鱼子酱，亏你想得出来，赶紧澄清一下。”

费什曼欲哭无泪：“大哥，真不是我搞促销，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这段时间我们都快被折磨疯了，无论怎么解释市民都不信，每天人多得正常生意都没法做了。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针对海洋商店。”

当听到这个解释时，博亚洛夫开始认真起来了。“既然不是促销手段，那这个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不对，有预谋，有人指使！”

深入调查

回到卢比扬卡后，博亚洛夫开始组织人手，细查传言来源。很快，他们找到了源头：索契。

是的，这则离谱传言的开始就是来自开篇的老兵巴祖佐夫。当巴祖佐夫抱怨后，索契的海洋商店很快就问得了罐头生产基地——索契208号工厂。听过复查后，工厂以错误灌装、工作失误为由，处罚了车间主任和工人，并且将处理结果通报了警方和公众。

然而，这次事件却意外启发了当地群众。试想一下，以苏联工人的风格，他们会仅仅只装错一罐吗？根据乌千张理论，当有一罐飞鱼罐头里开出鱼子酱时，代表着一定有更多的命运的馈赠在等待着我们。

于是，从那天开始，索契的市民开始扶老携幼的冲进海洋商店，将货架上的飞鱼罐头一扫而空。

这里说句题外话，早些年我不懂事的时候，曾经买过瑞典远教纸飞鱼罐头。我深深的震撼于这种罐头为什么没被联合国列入生化武器名单。苏联的飞鱼罐头应该是发酵的没有瑞典罐头那么充分，不然如果全城一起吃飞鱼罐头的话，效果恐怕堪比切尔诺贝利。

随着事件逐渐闹大，索契的传闻最终飘到了莫斯科，由此引来了克格勃的调查。在索契走访了一圈后，1977年5月，博亚洛夫将调查报告交给了诺维科夫。

“处长，罐头这事儿我查明白了，严格说不是谣言，是罐头厂确实装错了。咱们让渔业部出个公告就行。”

打开报告，诺维科夫点了点头：“渔业部这帮家伙真是没溜了，这么点小事儿搞这么大动静。行了，我会尽快跟他们沟通一下，辛苦了。”博亚洛夫敬了个礼，离开了办公室。

然而，几分钟后他就被薅了回来。诺维科夫一边看报告，一边皱着眉头说：“不对，这事儿不对劲。”博亚洛夫很诧异：“还有没调查清楚的地方吗？”

诺维科夫敲了敲桌子：“你动脑子想想，什么样的工厂会把飞鱼和鱼子酱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灌装？那是水产，不是工业品。如果切换产品，需要对整条产线进行清洁，会严重影响效率。”博亚洛夫恍然大悟：“所以这压根不是疏忽，而是盗窃！”

诺维科夫点头：“对，而且应该不是一个工人，而是有团伙，至少是两条流水线上的人相互配合。”博亚洛夫立刻起身：“我再去一趟索契，把这帮蛀虫挖出来！”

诺维科夫摆摆手：“算了，交给索契那边的警察吧，这属于经济案件，咱们不好过多的插手。”

博亚洛夫明白诺维科夫的意思，由于苏联计划经济无奖无罚的僵化体制，很多人都以厂为家，经常从家里往家里拿东西。这种事太普遍，追责起来也不过是法不责众，交给警察办是最合理的。

令克格勃感到意外的是，索契警方的效率相当高，当月就发来了回执。

“经查，208生产基地里存在一个盗窃团伙。他们的盗窃手段也不复杂，就是在工人灌装鱼子酱的时候，手上难免会沾上一些。这个团伙就把沾上的鱼子酱刮了下来，再送到有勾结的飞鱼生产线的工人那里，装到飞鱼罐头里偷偷带出去。好在他们偶然装错了，被我们发现。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所有的涉事的四名工人，不日就会提起公诉。感谢克格勃的同志提供线索。”

至此，这起案件正式完结。诺维科夫处长在记录上签字存档，就如常继续工作了。

然而，几天以后，诺维科夫就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在办公室后面，第二总局负责人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把报告甩了出来：“这案子还是不对，你们继续查！”

看着诺维科夫懵懂的眼神，格里戈连科严肃地说道：“用手沾鱼子酱，总共能沾几克？一盒罐头多少克？四个人得多长时间才能凑出一盒？换成你，你会把这么珍贵的成品疏忽卖掉吗？克格勃是拿人的，你凭什么就把这个案子给定论了？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接着查！”

腐败链条

就这样，在局长的指示之下，博亚洛夫于6月初又一次回到了索契。由于已经引来高层关注，火大将黄的博亚洛夫毫不客气，直接进驻208号水产品生产基地，当天就发现了大问题。

进厂检查一圈后，博亚洛夫喊来厂长，指着捕捞队送来的渔获箱开始怒道：“箱子标重20公斤，实际称重却都是21到23公斤，而入库记录还是20公斤。解释一下吧，多出来的重量哪去了？是不是你们盗窃国家财产？”

厂长大惊失色：“同志，绝对没有，这是个无奈之举啊！”博亚洛夫冷冷地问：“怎么着？你们还是被迫贪污的？”

厂长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同志。捕捞队多装渔获是惯例，因为海上风浪大，颠簸起来称重很难准确。如果严格按照20公斤装货，那么上岸可能会发现只有18公斤，他们就会被质疑缺斤少两。所以为了避免麻烦，通常都会多装两三公斤。”

博亚洛夫点头：“那好，捕捞队暂时排除嫌疑，那责任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为什么要按标重入库？多出的地方让你们偷偷卖了吧？”

厂长连连摆手：“我们哪敢呢？都用来抵损耗了。”博亚洛夫大怒：“放屁！海洋商店连边角料和鱼骨头都利用上了，哪来的损耗？”

厂长赶紧解释：“还是会有损耗的，虽然船上有冷冻机和蓄氧舱，但也不能保证打上来的鱼完全不死不腐烂。这玩意儿看运气的，但布里把合理损耗率定的极低，只有千分之一，真的不够。我们只能拿多出的部分抵，就这还不一定够呢。”

博亚洛夫想了想：“只有208厂这样吗？”厂长叹了口气：“据我所知，大部分都这样，虽然不合规，但也是真没办法。如果您一定要追究，那由我来承担责任吧。”

博亚洛夫说：“这件事情暂时放在一边，我问你，飞鱼罐头装鱼子酱到底是怎么回事？”厂长苦笑：“就是警察说的那样，但人数更多。”

博亚洛夫火了：“为什么不都处理？”厂长继续叹气：“抓不完的，捕捞队送来的鱼子酱需要工人手工装的罐头里，根本无法杜绝工人手上有残留。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严格追究的话，整个生产线的工人都得抓。”

博亚洛夫问：“所以你们法不责众了？”厂长说：“是啊，工人的薪水一般，就算换了一批也还是一样。我们只能抓几个最过分的。厂里也尝试过严管，但这帮人都是烂族屁，知道临死抱佛脚。只要严管，他们就会收手，放松了就照常。我们总不能每个工人都单独找人盯着干活吧？”

听了厂长的回答，博亚洛夫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

调查报告与困惑

接下来的几个月，博亚洛夫又走访了车队和海洋商店。终于在1977年9月，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报告中指出：从黑海捕捞队到莫斯科海洋商店，整个水产的生产销售流程都存在着重大问题。

捕捞队未按标准称重装货，加工厂管理不善，工人存在大范围盗窃。车队管理极为粗放，物流环节中有大量不知去向的损耗。零售店也有以次充好、倒卖商品的情况。比如米拉街的海洋商店，柜员们竟会给冻货泼水进行二次冷冻，多出来的重量全都成为了计划外收入。在餐厅里，店员们经常拿劣货糊弄顾客，完全是欺负苏联消费者没法给差评。

当处长诺维科夫看完报告后，这一次他再也不敢贸然上交了。斟酌了好一会儿后，诺维科夫问博亚洛夫：“看起来都是工人和店员的个人行为，要么是法不责众，要么是已经处理。但我怎么还是觉得不对呢？”

博亚洛夫也很纠结：“我也觉得不太正常，一切都太顺利了。那个厂长很主动的承认了问题，也坦然接受了处分，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这案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每次都好想查清了，但又不是真正的真相。就像是：天青色等烟雨，好像调楼机。约瑟被打捞起，油渍酥落地。”

感觉非常诡异。诺维科夫皱了皱眉头：“你只查了一条线，那么其他地方呢？会不会也一样？”博亚洛夫叹了口气：“全国几百家零售店，25支大型捕捞队，93个生产基地，100多条运输专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查，但我个人倾向都一样。”

诺维科夫点了点头：“那问题就来了，这么大的规模，罪犯全都是工人和店员，管理人员只是失职，一点没参与，你信吗？”博亚洛夫摇了摇头：“没证据啊，被抓现行的都是工人。对方很狡猾，我只要发现一点端倪，嫌疑人立刻就被处理了，线索直接断掉了。”

诺维科夫笑笑：“你是说，有对方？”博亚洛夫点了点头：“我觉得有，但没有证据，这结论没法下。而且我的调查应该已经打草惊蛇了。”

对于这个胳肢生饭，第二总局负责人格里戈里·格里戈连科并不失望。A部门二处是个小部门，调查成这样不错了。

很快，格里戈连科重新安排人手展开监听，包括莫斯科四家海洋商店店长、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几个物流车队和生产基地的领导都被纳入了监视名单。

但两个月后，格里戈连科也糊涂了。他倒不是没有线索，而是有个环节始终扣不上：主犯。

在克格勃经手的所有经济犯罪里，都必然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主犯，比如皮萨诺夫、多纳耶夫、钻石联盟的老爹等等。按照克格勃的逻辑，如此重大的经济犯罪肯定得有个核心。然而，经过长期监听，特工们却只发现了一堆小团伙各自为是的作案。

加工厂存在盗窃行为，车队会把上好的货物直接报损，零售店长参与了以次充好。但他们每个负责人都各管一摊，互相毫无联系，根本看不出有一个核心。

如果说有谁比较可疑的话，那就只有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和米拉街海洋店店长费什曼。因为这俩犹太佬经常出国，两人出国究竟是干嘛呢？

眼看调查逐渐走上歪轨，最终，格里戈连科还是推开了那间办公室的大门。“安德罗波夫同志，我需要协助！”

案件升级

当格里戈连科汇报完后，安德罗波夫当时就来了精神：“哦？集体腐败、跨国交易，我很有兴趣。”有安总下令，自然没有查不清楚的事情。

1978年春季，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发来报告：费尔德曼和费什曼在当地大肆用卢布采购珠宝，又偷偷卖成美元存进银行，很可能或有叛逃的企图。到了这会儿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得到安总首肯后，格里戈连科直接把这俩人逮了起来。然而令他郁闷的是，特工们连一指头都没动上，哥俩直接招了。

众所周知，克格勃在苏联的作风向来十分粗鲁。面对着克苏鲁恐惧，费什曼连一秒都没犹豫，直接承认自己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将结余的商品卖往黑市，还拿出一大笔钱贿赂直属上级费尔德曼。两人这次去捷克斯洛伐克倒腾珠宝，也确实是因为被调查惊动后害怕了。哥俩都是犹太人，当时苏联允许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两人就是打算攒够美元直接开润的。

而费尔德曼也痛快交代，从当上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狠薅社会主义羊毛。对手下店长各种索贿，还侵吞国家舞弊款等等。

看完审问记录后，格里戈连科怒火中烧：“这两个亡国蛋，酒足是两年内里买的！”瞧，比他们俩有时都不多。

不过，他很快又意识到不对。这俩人只是负责零售环节的，那生产和物流呢？他们根本插不上手，哥俩是在这儿无实权表演呢。

所以，这俩人只能算渔业犯罪集团的头目，但依然算不上是主犯。至于他们上面的人，到了这个层级其实已经不难猜了。是渔业生产总局的局长尤里·罗戈夫？还是渔业部的第一副部长雷托夫？又甚至是渔业部长伊什科夫？或者他们仨都参与了，直接是夫唱妇随。

思前想后，格里戈连科又一次推开了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大门，将情报汇报一遍后，格里戈连科提出了顾虑：“再往上查，就都是中央部委直属机构的负责人了。没有上级授权，我们不好轻动。”

安德罗波夫沉吟一会：“能不能从其他环节继续调查？物流和生产不是没审究吗？怎么也要有点证据啊。”

格里戈连科叹了口气：“就怕查完还是现在的情况，抓个小头目后卡住。而且之前的行动不可能不惊动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扫尾了。”安德罗波夫想了好一会儿：“这样吧，你们让费尔德曼指认出名字，我来想办法。”

格里戈连科沉默了一会说：“要不咱们算了吧，我把其他两条线深挖一遍，主要头目都抓了，咱们结案吧。”安德罗波夫断然摇头：“不行，别说对国家和人民，这样哪怕对我们自己的职责都交代不过去。按我说的办！”

听说要继续审问，卢比扬卡的记忆恢复师们热烈盈眶。祖传手艺终于还是用上了。经过肘击打开呼吸道，电棍找回你心跳后，费尔德曼供出了名字：渔业生产总局局长尤里·罗戈夫。

自己曾经给罗戈夫大量贿赂，以换取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宽容。但罗戈夫并未直接参与犯罪，对具体细节一概不知。

看完口供后，格里戈连科屏住了呼吸。如果罗戈夫没有参与犯罪的话，那么只代表着一种可能：其协调整个犯罪集团的人，比罗戈夫级别更高。

当看完报告后，安德罗波夫沉默了。他用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这样吧，咱们找机会邀请罗戈夫过来，咨询问话，注意不是审问。如果他承认，那就签字放人，后面的事只能由中央处理了。”

1978年8月4日，罗戈夫被请到卢比扬卡。当看到安德罗波夫拿出的审问记录时，罗戈夫冷汗直流。他哆哆嗦嗦地承认自己确实收受了贿赂，但并没有违规给下手任何便利，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见罗戈夫愿意配合，安德罗波夫也没有多为难，让他在记录上签字就当场释放了，随后又安排扩大调查。

然而，安德罗波夫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自己居然被人摆了一道。在卢比扬卡签完字后，罗戈夫回到家后蹲了几天，直接去法院起诉了克格勃。声称自己被骗到卢比扬卡，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不得不屈打成招，我无罪，安德罗波夫陷害我呀！

对于罗戈夫的做法，安德罗波夫毫无准备。由于克格勃多年来的刑讯逼供早已恶名远扬，罗戈夫这么一指控，导致他签过字的口供可信度骤然下降。克格勃一下陷入了被动之中。

被罗戈夫这么一搞，安德罗波夫心态崩了。他也不顾什么级别不级别了，直接下令逮捕了罗戈夫。

但是，此日之后，安德罗波夫在思考一个问题：以罗戈夫之前的表现，他完全不像是能搞出这种反击手段的人。出去这几天，怎么就金非昔比了呢？究竟是谁在指点他？

然而，在逮捕之后，克格勃对罗戈夫的审讯却极不顺利。进入卢比扬卡后，曾经怂到冷汗直流的罗戈夫仿佛换了一个人。他面对审讯一言不发，绝口不提自己背后有什么人。除此之外，各地特工对于物流生产方面的调查也很不顺利。比如说高管了，小虾米都没抓住几只。

此时，克格勃对于一个政府高管的长期拘禁，已经引来了总理科西金的关切。被逼到墙角后，安德罗波夫召集手下开会。经过重新梳理后，克格勃得出了两个结论。

首先，罗戈夫背后一定有人，而且能量极大，水平很高。其次，如此大规模的调查依然无法取得突破，除了主犯是个大能外，很可能克格勃内部也出了问题，大概率有特工被收买，一直向他们通风报信。

案子查到这里，克格勃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由于调查规模过于庞大，克格勃无法保证不会泄密，但也不知道谁可以信任。向警察求助是不可能的。那么，谁可以来搭把手呢？

散会之后，安德罗波夫思索良久，还是操起了电话。“鲁登科同志，我需要你的帮助。”

检察院介入

罗曼·鲁登科，苏联总检察长。打通了鲁登科的电话后，安德罗波夫开门见山：“能把新毕业的那批调查员借调给我吗？另外还需要几位重案调查员。”

面对着老友的求助，鲁登科颇为惊讶：“你克格勃有几十万人，还需要我手里这点人？”

在苏联，检察院的存在感远没有内务部和克格勃强，主要负责司法领域的监督和公诉。但是，检察院同样有刑事调查的权力，但一般只调查高官和高级执法人员的犯罪，可以说只要出手没小事儿。1977年后，检察院的调查权得到扩大。为了适配职责，检察院新培训了一大批刑事调查检察官。而安德罗波夫看中的就是这批人，原因很简单：新人不会被收买。

当听完安德罗波夫的困境后，鲁登科当即表态：“借调人员没问题，甚至检察院直接参与都可以。”

在鲁登科的协调下，120名新毕业的检察官开始参与案件调查，分成若干调查组奔赴各地。到达指定地点后，调查组入住酒店，非工作严禁外出，客房内通讯设施全部撤掉，连地方克格勃都不知道这帮人在干什么。

在莫斯科的酒店里，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卡利尼琴科的检察官被关起来，每天胡思乱想。作为一名出生在扎波罗热的检察官，卡利尼琴科丝毫不擅长哥萨克人的纯粹物理性批判，反而早早染上了独瘾，对于法律工作十分精通。

在工作中，卡利尼琴科敏锐的发现了克格勃和内务部查案中的共同弊病：重口供，轻实证。一旦嫌犯招了，就不怎么找物证了。由于重口供的氛围，行为艺术自然越来越普遍。卡利尼琴科十分反感这一点，他非常注重物证和犯罪过程的还原。几年下来，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因此成为了明星检察官。

在封闭酒店里详细看过案卷后，卡利尼琴科笑了。原因很简单，他发现克格勃忽略了最重要的环节：钱。

无论是集团犯罪也好，贪腐窝案也罢，无论有没有主犯，总有一样东西能把线索串联起来：赃款。人的口供可以骗人，但赃款的去向不会骗人。只要抓住钱的脉络，就一定能锁定核心。

所以，卡利尼琴科提出了破案思路：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罪犯，而是账本。不是各单位的名账，而是小团伙的暗账。我们要做得很简单，继续审问那些犯人，逼他们交代账本在哪，抓会计。

在卡利尼琴科的指点下，克格勃犹如醍醐灌顶。很快将赃款去向作为核心重点，将各小集团的会计抓了起来。

“我警告你们，关某的大刀不斩无名之辈，但关某有的是小刀。”

在提兰桥警告下，赃款的去处很快被查明。1979年3月，由小舅子丈夫受贿的罗戈夫被彻底锤死。紧接着，渔业生产总局大案账也被找到，整个犯罪网络都开始瓦解。

随着调查逐渐扩大，办案人员开始看得心牛肉跳。他们几乎每天都能找到新的贪赃受贿的证据。整个渔业部几乎没有无辜之人。而且，很多案账都提到了有一位只收现金和食物的高官：水手长。

按照级别推测，这位水手长的身份几乎可以二选一：渔业部长伊什科夫，或主管第一副部长雷托夫，甚至两者都不干净。

但是，从政治角度讲，这起案子已经极其棘手。仅仅一个渔业生产总局的局长罗戈夫，就已经引来了巨大的政治风暴。动部长和副部长，没有过硬的证据怎么行？

然而，经过调查后，雷托夫和伊什科夫本人和身边人的银行账户都非常干净。此时，卡利尼琴科又指出了一点：既然两人银行如此干净，又都没有海外巨额消费的机会，那么想找证据很简单，他们的家里一定有大笔现金。

1979年7月28日，克格勃特工和检察官一起，偷偷潜入了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家中，在保险柜和床下找到了超过30万卢布的现金。

苏联赵德汉，石锤了！

在层层上报后，苏共中央在1979年8月传唤雷托夫，将其训诫一顿。

然而，调查组瞬间丢了士气。就算不劈不，这事也不能就自花三倍吧？

因此，9月11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安德罗波夫直接将雷托夫的腐败证据公开。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做出了批捕雷托夫的决定。1979年10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受命，公开传唤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

雷托夫坦然接受传唤，这让负责问话的检察官颇为意外：“你就这么来了？”雷托夫非常镇定：“我又没犯罪，为啥不能来？”

这话把检察官都整无语了：“不是，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

然而，随着问话的深入，检察官们发现，雷托夫似乎真的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

1970年2月，雷托夫一家四口，揣着多年积攒的5000卢布，来到莫斯科赴任。结果刚报道完就遇到个大麻烦。渔业部是个穷衙门，在首都没有宿舍，他得自己找地方。布里只能每天报销一点点住宿费。

无奈之下，雷托夫只能住酒店，但莫斯科的酒店太贵，他的钱很快花光了。堂堂渔业部副部长，只能找了个罐头厂的空置房黑了下来，蹲了足足两年，布里才分了一套公寓。

然而，这依然不是幸福的开端。新家安这要花钱，莫斯科的社交经费也不便宜。七七八八的花销下来，雷托夫的工资很快见底。

然而，此时的雷托夫却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加上水手出身的他本就十分豪爽，因此自然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朋友自然有通财之义。

据出，雷托夫的朋友们给他带来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礼物。比如某年五一，渔业生产总局局长罗戈夫就给他带来了糖果、伏特加等礼物。这能算贿赂吗？当然不是，都是朋友，下次去他家也带礼物就是了。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雷托夫家的礼物也越来越多。大家都是正常交往，谈什么受贿呢？

1974年秋天，雷托夫终于得到了第一笔钱。那天，萨哈林渔业局的老哥们儿来莫斯科出差。雷托夫与老朋友们频频举杯。酒酣耳热之后，萨哈林渔业局局长费多尔·金科勾肩搭背的跟着雷托夫上厕所。在卫生间掏出了一个信封。

“刚刚才知道你在莫斯科混得这么惨，拿着，老兄弟们凑的，一点心意，不许拒绝，以后每月都有。”

这是贿赂吗？当然不是，真兄弟情谊啊！雷托夫满含深情地收下信封，回到酒桌后，费多尔·金科开始大倒苦水：“你离开以后，兄弟们也大不如前了。海鲜包值保量的往上捞，但交通部门就是卡着不给运，船队的维修款也不及时给。再这么下去，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雷托夫大怒：“他们怎么敢？这是严重渎职！我明天就彻查！”

在雷托夫的认知里，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下面送的钱和自己的批款速度没有任何关系，和自己的调货方案也没有关系。一码是一码，都是正常履职，没有向钱看，谈什么受贿啊？

听完雷托夫的话，检察官的鼻子差点气歪：“正常履职？整个渔业系统里大量贪污欺诈、倒卖国有财产的罪行你看不见？你不知道？你不管？”

雷托夫慢不经心的说：“其他部委也这样啊，工业部、农业部乃至贸易部，哪个系统里的工人不偷东西？中层不靠山吃山？好歹我没让国家赔钱，还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如果这都能定罪，那你们要传唤的人可就多了。”

这句话把检察官给怼没电了。此时，一旁的卡利尼琴科接过话茬：“那走私呢？别人可没像你们这样大规模走私。”

雷托夫一脸震惊：“走私？什么走私？”

事实上，随着调查的深入，飞鱼罐头案终于水落石出。他的死忠同伙就是渔业生产总局局长罗戈夫。当觉得受贿来钱也太慢后，罗戈夫开始琢磨来钱更快的方法。

守着渔业生产局，自己手里最值钱的货物不用多想：鱼子酱。作为渔业生产总局的一把手，罗戈夫不仅管鱼子酱的生产，甚至还管出口和销售。在他的协调下，大量捕捞队开始多装，那些合理损耗的鱼子酱被偷偷集中到索契208号生产基地，由厂长带着心腹悄悄灌进飞鱼罐头的盒子里，再送到出口仓库存放。

然后这些鱼子酱就被以飞鱼罐头的价格卖给海外的批发商。对方只需要以飞鱼的价格向苏联付费，就可以获得真真正正的鱼子酱。

当然了，差价自然得返还一大部分给罗戈夫和他的同伙们。

本来，这一套走私系统环环相扣，极其隐秘。但1977年初，208号厂的工人们犯了个和我一样的错误：品控不严。他们将200盒装着鱼子酱的飞鱼罐头放入了内销仓库，直接被送到海洋商店卖掉了。由此才引发了这一切的故事。

实际上，这张鱼子酱走私网的规模之大，根本难以想象。虽然罗戈夫是渔业生产总局的负责人，但苏联在制度设计上也是有层层牵制的。在这条走私流程上，涉及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内务部乃至克格勃和军方的多个部门的职责，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当卡利尼琴科为雷托夫讲述了全部的走私世纪时，雷托夫哑口无言。曾经满不在乎的雷托夫瞬间颓丧了下来。思考良久后，雷托夫低声说：“如果我认罪并检举的话，能不能减刑？”

案件的结局

关于雷托夫检举了谁，说了哪些话，我们不得而知。在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向勋宗申请，对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发起调查，但没有获得批准，只能罢手。这场渔业大案就此告终。

对于高层腐败案件，勋宗的态度跟汉弗莱一样：不能真往下查呀，万一查出来点啥呢？

当然，不查并不代表完全没事。不肖出了如此规模的大案，渔业部长伊什科夫难辞其咎。很快被勒令退休。身为历经三朝的老臣，就此以极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

在司法系统，渔业案的罪犯陆续被审判。1980年，米拉街海洋店店长费什曼被判有期徒刑12年。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被判15年。罗戈夫则直接无期徒刑。

1981年8月，苏维埃最高法院判处雷托夫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这是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判决。有人说是为了报复他攀咬他人，有人说是为了杀他灭口。总之，这个曾经政治中肯的干部，最终还是死于了自己的私欲。

在渔业案后，海洋商店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一场利国利民的善政最终以一地鸡毛告终。安德罗波夫对此也只能一声叹息。

然而，还没等他感慨多久，桌上的铃声就又一次响起。安德罗波夫拿起听筒，对面传来了气急败坏的声音：“报告主席，在索契收尾的调查组，把一个重要嫌犯给逼得自杀了！现在地方当局要求调查组停止工作，并对他们发起纪律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