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887】从服务业反击美国,还没动手
关税战启动之后,分析美国服务业顺差。
大家好,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88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4月2号,特朗普宣布了他第二任期的核心经济政策——“对等关税”,向全球大多数国家征收夸张的关税。政策推出之后,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没有好消息,但同时美国股市也在大幅下降,美国国债利率快速上升。
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对中国之外的国家,暂停执行“对等关税”的上限,只保留10%的基础关税,美国股市又反弹上涨。
按照过去几百年的主流观点,给外国商品加关税,利好国内企业,同时增加政府财政能力。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市场害怕自己的关税?

首先因为最新一轮关税,超出了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企业管理层的预期。
特朗普二次竞选的时候,为了争取大多数选民,曾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妥协精神。但再次当选之后,他发布的政策,再次体现出明显的个人特色,甚至根据个人的情绪而波动,只有一个极小的团队有资格提出建议。
这次“超级关税”推翻了美国二战以来持续近八十年的经济原则。在政策公布之前,除了特朗普身边个位数的小圈子,其他所有人,包括工商界领袖,都对加税幅度和范围一无所知。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或者说和普通中国人一样,都是从媒体上看到加税的新闻。

如果是往届总统做类似的急转弯改革,还有议会甚至是最高法院来制约,至少可以拖延政策的推出时间,然后用修正案做妥协。但是,共和党建制派在2018年之后就失去了意识形态自信,几乎没有党内讨论机制。现在特朗普已经借助共和党的“壳”,控制了国会两院,还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总体支持。短期内,特朗普做到了 “三权”合一。
美国历史上暂时 “三权合一”的总统,特朗普不是第一个。但以往所有的强势总统,权威都依靠外部危机。比如说内战期间的林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斯福。甚至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小布什,暂时也有90%的支持率,不仅在共和党内说一不二,甚至能迫使民主党议员配合自己的政策。
特朗普和他们的区别是,不是因为外部冲击而得到被动授权,而是因为美国的内部矛盾,主动表达立场,既得到了程序性授权,也提高了个人权威。在竞选和提出新政策的时候,特朗普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用个人形象直接影响选民情绪,不需要太多的合作者,也能提高支持率,这进一步压缩了决策团队的规模。
所以,在连任4届的小罗斯福之后,特朗普再一次暴露了美国宪法的隐藏设计——“总统=民选皇帝”。现在的特朗普,地位类似于古罗马的独裁官,他说政策急转弯,就可以让整个世界一起承受离心力。

分析美国服务业顺差
具体到关税问题,的确高关税对相当一部分美国企业有好处。但是,大多数投资的目标都是追求长期收益,厌恶破坏预期的突发事件。如果关税来的太快、太高,管理层和投资者的的第一反应不是考虑政策利弊,而是把政策看成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陨石。
正常的投资策略,首先是离陨石坑尽量远一点,避免被砸到,然后才会关心陨石里面有没有黄金。所以,无论长期效果是好是坏,短期内企业为了避险,也必然会谨慎投资,抛掉一部分股票保持现金流,这是金融市场波动的核心原因。
用夸张的关税改变美国当前的贸易地位,这是特朗普一个人做出的决策吗?
特朗普最擅长的事情,不是经济治理,不是理论建设,而是揣摩美国中下层保守派的情绪。他选择了高关税政策,首先是因为符合支持者的情绪共识。
但是,特朗普支持者相信的神话很多,比如说福音派基督徒就普遍相信圣灵会干预日常生活,也相信驱鬼仪式能解决大多数精神问题。特朗普虽然口头上不去触犯他们的观点,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是要选择相对靠谱的共识。这就需要有专业技能的人帮助特朗普做筛选。
目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外界普遍认为,应该关注两个哈佛博士的观点。
首先是总统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纳瓦罗1949年出生,1986年在哈佛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50岁之前,主要研究能源政策,工作单位也是美国能源部和各州的能源部门。作为经济学研究人员,他一直都是边缘派。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甚至直接批评他的主张“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

但我们作为中国人,并不能跟风轻视纳瓦罗的判断。
2006年,中国gdp还不到美国的20%,纳瓦罗就出版了一本书《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高度重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他认为,不要因为中国生产廉价商品就低估它。中国未来的经济影响力,远远超过当时用美元评估的经济规模。美国必须重视中国的爆发式增长,在这个前提下,未来的国际战略才能发挥作用。
回头再看2006年的中国学术界,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光明日报评选的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十大热点,按排名分别是:
1和谐社会理论。2新农村建设理论。3荣辱观研究。4物权法研究。5公共服务均等化6政治哲学。7城市区域建设。8环境史研究。9消费社会的文学。10近代民族主义。
在2006年的中国,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认真考虑中国制造业颠覆世界经济格局的可能性,至少观点还没有产生影响力。现在回头看,纳瓦罗比大多数中国学术机构更了解中国。你可以说他的观点很极端,但不能说他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
纳瓦罗后来还出版了几本书,从美国视角解读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他坚持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超越自由贸易规则,搞隐形补贴,不惜代价压低劳动力成本,刺激出口。所以他要求对中国加关税,当时建议的税率是45%。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国内找一个对应彼得.纳瓦罗的人,或许可以类比前政协委员何新,共同特点是有一定远见,但论据和引用内容,包含大量的个人猜测,立场包含一定的的神秘主义。

特朗普第一次竞选之前,私人小圈子发现了彼得.纳瓦罗的书,招募他成为白宫贸易顾问,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因此对特朗普保持了绝对的忠诚。2020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失败,纳瓦罗虽然没有直接冲击国会,但是公开宣传民主党“选举舞弊”。
法院判决纳瓦罗“藐视国会”罪名,服刑四个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所有任命的官员中,纳瓦罗是唯一为特朗普坐过牢的人。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也是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都被特朗普内阁委任职务的唯一专家。

纳瓦罗的经济学思路倾向于古典重商主义经济学,一句话总结:他痛恨贸易逆差,认为这是国家走向衰退的万恶之源。所以他极度敌视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中国。
为了避免逆差,纳瓦罗期待关税能解决美国的大部分问题。制造业空心化、蓝领工人失业,就要加关税,让产业回流。财政赤字太大、国债太多,还是加关税赚钱。要遏制战略对手,防止中国赶超,更要加关税,提前压制对方的实力。只要纳瓦罗的职位不变,可以预期美国会反复尝试关税战术。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要关注的第二个人,是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1985年出生。纳瓦罗读博士的时候,他才一岁。后来斯蒂芬.米兰也读了哈佛的经济学博士,2010年毕业。他前些年就建议,美国应该保持20%的平均关税水平,最高可以达到50%。

斯蒂芬.米兰在4月8号刚刚做演讲,向全世界开出“满足美国”的条件:
首先,虽然美国对全世界加关税,但其他经济体不能反向加税。其次,其他国家要买更多的美国商品,甚至把产业转移到美国。最后,从美国赚的钱,无论是销售商品的收入,还是国债收入,都要返还一部分给美国。
这些条件不是斯蒂芬.米兰忽然拍脑袋想出来的,甚至也不是秘密会议讨论出来的,而是去年就公开对全世界说过的完整方案。2024年下半年,在特朗普确认当选之前,斯蒂芬.米兰发表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提出要用三种政策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危机,这是完全的公开策略:
第一个政策就是增加关税,对不同的国家收不同的关税,换取不同的经济合作条件。最基本的要求是向美国开放市场,如果有能力就要来美国投资。
第二个政策是是美元贬值,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但同时会要求其他国家保持美元储备,购买更多美国国债,维持美元的信心,至少要分担美国的贬值代价。
第三个政策是安全捆绑,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同时更深入地配合美国战略。
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也能发现,不可能有任何国家自愿落实其中任何一条政策,因为这实际上都是给美国送钱。斯蒂芬.米兰好歹是哈佛博士,当然不会指望其他国家主动接受自己的方案。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有可行性,还有另外两条理由:
首先,他会对不同的国家混合使用三个方案,比如说接受不平等关税就能获得安全保障,或者是对美国增加投资,就可以避免收关税。每个国家的需求都不一样,就可以接受一个认真设计的政策套餐。
其次,斯蒂芬.米兰认为,美国还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只是经济基础遇到问题。只要美国愿意拿出军事和政治压力去交换,大多数国家会接受这套“最不坏”的让步方案。
这个判断,技术上是否可行暂且不论,立场上明显是迎合了特朗普和许多美国政客的“美国特殊论”,所以被急需破局的特朗普全面接受。
斯蒂芬.米兰也没有低估自己这套复杂方案的落实难度,他在报告最后指出,这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言外之意是稍有偏差,就可能走不通。

但特朗普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对他说“美国可以重新伟大”,而且能立刻拿出方案。至于说“可以重新伟大”背后的成功率,对特朗普来说并不重要。
所以,特朗普把表达短期立场的权力给了纳瓦罗,把制订全面方案的权力给了斯蒂芬.米兰。可以预计,在关税之后,特朗普还会找其他国家谈汇率,谈国债份额,最终谈到安全保证和军事战略。
在开始的全面加关税阶段,美国对每个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税率,貌似很科学。但很快就有人倒推了特朗普的加税逻辑,就是简单的把“美国贸易逆差”除以“进口额”,然后再除以2得出税率。督工你怎么看小学算术水平的关税公式?

美国财政部确认了小学算术方案的真实性。当时为了给总统挽回面子,财政部发布了一个官方解释,抛出了一个看似高大上的“计算公式”。但略一研究就发现,其中最关键的两个系数分别是4和0.25,相乘就是1,的确就是按逆差比例计算税率。



这确实是一个很粗糙的公式,但首先要注意到,特朗普延迟对大多数国家收高关税,同时对中国保持高关税,并不完全是慌乱下的拍脑袋操作,而是斯蒂芬.米兰“区别化关税”方案的起点。
其次,从斯蒂芬.米兰的方案来看,关税本来就是谈判筹码之一,可以用来交换投资、军事合作,或者是抵消美国国债的义务。既然是筹码、是谈判的起点,那抓住逆差一个主要矛盾来开价,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我承认世界上大多数团队都是草台班子,但对于这次小学算术水平的税率公式,我并不认为是“草台班子”的证据。
另外,必须提醒各位,小学算术里面也藏着陷阱。在制订税率表的时候,特朗普政府玩了一个小阴谋。计算逆差,只用货物贸易数据,完全忽略了服务贸易。美国政府肯定知道,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美国的服务贸易都是顺差。特朗普把谈判起点设定在消除货物贸易逆差,言外之意,就是要在所有领域获得顺差。
但反过来说,美国能用关税压制别人的货物顺差,别人也能想办法打击美国的服务业顺差,特朗普把自己的优势藏起来,避免世界注意,说明他确实很想保住优势经济部门。
如何反制美国服务业优势
美国近年的经济问题,长期问题是债务太高,利息压力大,威胁财政和美元的稳定。短期还要再加一个通胀,“制造业空心化”反而不是关键矛盾,至少短期内不是。
我们节目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有效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来自美国、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四个地方。同时,韩国在出生人口暴跌的同时,精英阶层向美国移民,向美国投资的趋势也是最强的。所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或者说和中国之外所有的国家相比,美国过去30年的经济优势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20世纪末,欧盟一度被认为作为整体和美国持平,现在英法的人均GDP和收入,甚至不如美国最穷的州。
具体到最近的情况,无论是拜登执政末期,还是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的经济基本面都还说的上不错,尤其是失业率,始终在3%到4%之间,完全摆脱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美国能保持高收入和高就业率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服务业还能从全世界赚钱。
美国制造业外流,不是从中国经济爆发开始的。20世纪六十年代,工业就开始外流,先后被日本和德国抢走了汽车、钢铁、家电产业。

但这不影响美国经济在冷战后持续上升,原因首先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突破,其次是美国团队的管理能力强,表现在就业方面,两个原因都能提高美国服务业优势。
具体来说,美国企业在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和跨地区供应链管理方面,优势无可质疑。典型例子是苹果手机,几乎没有一个元器件是在美国本土制造,但设计、营销、管理部门,主要都在美国。苹果在美国本土有16.4万员工,薪资福利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间接创造岗位超过120万。
这些企业的服务业优势积累起来,2024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超过1.1万亿美元,以断崖般的优势占据世界第一,刷出了近3000亿美元的顺差。
这个顺差规模,相当于德国或俄国同期的全部贸易顺差。德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俄国领土世界第一,是自然资源出口大国。经常占据世界贸易顺差第二和第三的位置。美国只靠服务业赚钱就压倒了他们的货物贸易,不愧是头号强国。
有30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美国总体上还是逆差,这说明美国人消费的实物商品太多了。或者说,美国人通过服务业就赚了这么多钱,必然把工资抬到明显超出欧洲的水平,想把制造业搬回美国也很难。

这么说,中国对美国做贸易反击,最合适的方向应该是服务业。中国应该怎样制裁美国的服务业呢?
有三个可以下手的领域,第一个是文化娱乐行业。
比如说,针对美国的电影、戏剧、演唱会,减少直接引进;同时,也制裁特效公司、编剧公司这些技术支持行业,不允许间接增加美国的服务业岗位。
文娱领域的制裁,好处是可以迅速启动,并且基本属于行政裁决范围,不影响总体的法律格局。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同类出口很少,不担心对等报复。所以,4月10日,国家电影局就公开表态:“适度减少美国影片进口数量。”
但是,文化娱乐行业总的贸易额有限,这一轮关税战之前,已经存在不少限制。在最大的项目——电影,2024年来自美国片的总票房只有63亿,全部制裁,也没有多少威慑力。
第二个领域,是品牌授权和平台收费。
典型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对各个应用软件收的“苹果税”,或者合资企业向外国投资方支付的品牌授权费。都算是美国向中国的服务出口。中国可以简单地统计中国消费者或者中国企业的总付款,直接按比例拿走一部分,客观上就是对美国服务业收税。美国公司如果想保持收入不变,那就只能涨价。
对这个领域收税,总量不小,苹果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软件和服务收入就在千亿左右,能够触动一批美国企业。对于税务局来说,收这笔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多数收入集中在极少数头部企业,征收成本很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普通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比较牢固,需要一定时间调整。所以,如果美国的关税压力不变,中国可能会在几个月的时间后,提醒国产企业做好过渡准备,慢慢增加这部分服务业税收。
第三个服务业领域,是专利和技术版权。
这是最重要的服务业贸易,中国对美的技术逆差在2019年就接近400亿美元,目前保守估计,也超过300亿美元。但是,国际技术交易网络非常复杂,往往是相互交换,相互授权,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控制加税和限制贸易的范围。一旦对无形资产贸易动手,大概率会导致双方冻结实体资产,甚至导致军舰相互干预海上货物贸易。所以,如果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可能会在很长的时间后,做充分准备,然后逐步考虑对技术服务业动手,周期可能会以年为单位。
前面分析服务业关税制裁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特朗普重点打击中国的依仗。毕竟货物贸易有清晰的边界,海关可以在某个时间点立刻开始加税。而无形产品甚至很难做明确定义,海关就算收税也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然,特朗普也不敢限制中国所有的实物商品,周末就刚刚恢复了一批电子产品的低关税,避免美国产业链断裂,也避免美国通胀失控。但无论如何,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有巨额顺差,所以如果暂时贸易战停留在货物贸易方面对等关税报复,肯定会有一部分中国实体产业受影响。
特朗普现在的战略是重点打击中国,对其他国家暂缓加税,表现出一副可以谈判的姿态。
现在虽然中国严厉反击,但越南、欧盟,都对特朗普表达了妥协意愿,这些国家的配合,能让特朗普达到目标吗?
从逻辑上来说,就算其他国家都愿意配合,特朗普也不可能100%达到目标。能否部分达到目标,尚待观察,但难度很大。
特朗普增加关税,至少有两个直接目标,促进制造业回流,缓解美国的财政危机。其中财政危机,在可预期的将来还有增加的趋势。因为自从这次特朗普参加竞选,他就重复上届的策略,要求大幅减税。4月5号有一条重量级财经消息被“关税战”新闻淹没了——美国参院初步通过了特朗普减税计划,正等待和众议院协商。

这份减税方案的代价是,十年内再增加1.5万亿到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一个理由,就是通过增加关税,弥补国内税收损失,缩小赤字。


去年2024年美国商品进口总额接近3.3万亿美元,关税收入只有880亿美元,平均税率不到3%。如果美国把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目前印度的水平,大约12.8%,同时进口额基本不变,一年可以多收3700亿美元。乐观估计,大致能填上本次特朗普减税制造的财政新窟窿。
但是,关税同比例增加,前提是美国人还要进口同样多的商品,占领同样比例的美国市场,留给美国本土产品的市场不会增加,这就完全否决了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可能性。
理论上说,美国人还可以通过增加出口,给本国的工厂寻找市场。但既然美国加关税,就不太可能指望其他国家增加需求。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靠关税战增加出口,特朗普也做不到。

此外,特朗普还要考虑关税的阶层特征。全面征收关税,结果就是关税变成了普通商品销售税,具有极强的累退性。因为普通人赚一万美元要花掉9000;而富人赚100万美元,不会快速花掉90万。普通人承受的税率,要明显高于富人。特朗普如果希望靠关税解决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不可能同时保证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导致支持率快速下降。
最后,特朗普想消灭逆差,有一个最恐怖的结果,就是美元还能不能保持全球硬通货的的地位 。
一种货币如果希望自己成为全球通货,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其他经济体能够稳定拿到货币增量。否则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货币,肯定不能用它来结算或者储备。
从历史来看,向外国输出全球通用货币,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贸易逆差,让其他国家慢慢赚到钱。只要总量不失控,对方随着经济发展,会需要更多的全球性货币。
如果不提供贸易逆差,只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输出货币,就等于让造币国家拥有随时断贷、撤资的权利,精确地让某个国家资金链断裂,陷入金融危机。1956年苏伊士危机,美国就是用停止美元贷款做威胁,打垮了英法最后的殖民帝国。这让其他国家更警惕美元贷款,不敢全面接受美元作为支付手段。
到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按常理说美元地位应该下降。但全世界发现,当时并没有其它货币能够取代美元。所以美国在保持先进科技和生产力的同时,还稳定地产生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被更多国家接受,巩固了美元作为全球通货的地位。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输出美元的速度太快,超出了世界生产力的增长,也超出了自身科技产业的担保能力,适当控制逆差是合理的。但特朗普推出的政策,不是美元缓慢贬值,也不是倡导国货,而是用关税强行压制,最终目标居然是消除逆差。这会导致其他国家无法用经商的方式得到安全美元,只能找美国借钱去拿不安全的美元。
为了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其他国家必然会寻找其他的交易工具,降低美元的地位。至于说美元地位下降,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也超出特朗普的想象。
回头再说关税战的话题。特朗普选择关税做改革突破口,不能说全错,但他希望关税解决大多数问题,显然不切实际。
在原来的WTO体制下,各国的平均关税并不一致,总体原则是发达国家关税税率较低,穷国可以保留高一点的关税,保护发展机会。作为发达国家的总统,如果特朗普只是想“结束对外优惠”,退出WTO体系,回归孤立主义的高关税时代,全球市场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如果真的要求字面意思的“对等关税”,其他经济体给美国设多少关税,美国就回报同等税率,大概率多数国家都会接受。这对特朗普来说,也是不错的政绩了。

但特朗普直接抛出一个要消除逆差的税率公式,要求全世界都和美国搞贸易平衡。假如他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所有国家和美国做生意,都可以不用美元了,直接以货易货,反正总的交换价值是一样的。那一天就是美元的末日。据说这次中美关税战开始之后,就有中美公司通过第三方做易货贸易,共同报低价逃避关税。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就算排除中国这个特殊对手,特朗普也不可能100%实现自己的目标。
前面的分析,没有用到什么复杂的理论,我虽然认为特朗普执政集团是草台班子,但我还不至于自我膨胀,认为我们媒体小团队能比特朗普的顾问想得更深。最起码,睡前消息团队找不出两个经济学博士。我们能想到的问题,相信特朗普团队也能想到。
那真正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特朗普团队并不期待100%达成自己宣传的关税战成果,哪怕是排除中国之后的局部成果。他们的目标,对内是收一点关税,在缓和财政压力的同时,给基本支持者一个交待;对外,很可能是想复制100年前英国推出的“帝国特惠制”,以前殖民地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低关税同盟,就算不能促进本国经济,起码可以给同盟之外的国家找麻烦。
但我们都知道历史,因为当时的世界上,在英国之外还有美国这个工业强国,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最后破产了,不仅不能维护英帝国的经济,甚至连大英帝国的政治结构都保不住。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斯蒂芬.米兰的报告结论:
特朗普可以为了美国的利益重建世界贸易体系,但成功之路是一条窄路,必须小心计划,准确执行,避开所有障碍。

也就是说,在最坚定的支持者看来,特朗普和成功之间,还是隔着一条狭窄、弯曲、起伏不平的山路,需要最小心的司机来开车。
过去几个月的事实证明,特朗普并不是一个谨慎的驾驶员,他更喜欢用开坦克的方式撞开障碍,或者假装加速,吓唬其他的司机给他让路。如果障碍物大到撞不开,或者遇到一个不听招呼的深坑,特朗普安全通过的概率就不乐观了。这是我们对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以及后续政策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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