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信息第276期】中考复读扣分；“孤独死”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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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考季来了，招生新政成为热点。比如不少地方规定，非应届的初中毕业生报考普通高中，要扣分后再参加录取。非应届生包括复读生和社会考生。5月20日，江苏淮安明确非应届生中考成绩减10分参加录取，明年开始减30分，并将进一步扩大减分的分值或限制报考四星级高中。第二天，常州要求非应届生报考江苏四星级普高，成绩减30分投档，并且不能报体育、艺术特长生志愿，不能报溧阳中学、华罗庚中学、前黄高中、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第一中学。工作室唯一的江苏高中生家长马督工表示，要命的不是减分，而是限制报考四星级高中，这在江苏是一道槛，四星级基本上是好学校的代名词。

北京是减5分，厦门减40分。还有地方规定，非应届生不能报省市示范高中，有的则禁止中考非应届生复读。厦门市招声办解释，非应届生减分已经好多年了，主要是为了避免学生扎堆复读刷分，维护中考的公平性。除了减分，非应届生还不能报考五年一贯制大专。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舆论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复读生比应届生多了一年学习时间，更有竞争优势，一些地方高中资源有限，如果不限制复读，对应届来说不公平。所以相比完全禁止复读，复读减分好像更合理一些。近年来，我国要求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扩大中职招生的规模，但仍有很多学生并不愿意读职校。5月28日，重庆表示今秋开始放宽普职比的限制，大力增加高中学位，加快推动职普融通，满足学生自愿选择读高中或者中职的需求。当然最重要的事，让广大学子不管选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有光明的钱途。

各地中考的体育测试基本结束。北京、沈阳等地的考生明显不紧张，主要是因为评分的标准调整了，达到良好就能得满分。比如男生1000米跑到4分05秒，女生800米跑到3分55秒就能拿到满分，而以前只能拿到良好。近年来，体育纳入各地中考，分值比重也在增加，体育的重要性提高，使一些地方体育中考的应试倾向加剧。考前突击训练、辅导班过度训练等反倒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去年11月，北京宣布2024年中考现场，考试评分标准中实行良好及满分的政策。市教委解释政策时表示，应试和分数绝不是体育中考的目的，而是要以此为载体，引导学生多运动，形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6月1日起，江西、上海、青海、浙江等地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自去年7月1日以来，北京、广西、甘肃、内蒙古、山东等地已陆续实施该政策。辅助生殖包括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等技术，此前动辄数万的医疗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2022年7月，卫健委医保局等17部门提出，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阵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2023年6月，医保局将辅助生殖类项目分类整合为12项，为各地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到今年3月底，北京有3.2万人就诊辅助生殖，总费用2.8亿，其中医保基金支付1.9亿。截至4月底，广西治疗性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项目门诊结算7.25万人次，医保基金支出1.47亿，平均报销比例57.93%。模式上，青海、山东、新疆等地实行固定指导价，上海等地采取最高收费标准限价模式，鼓励医疗机构加强管理，控制成本。比如取卵术在上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价格为2500元。

最近，上海公布了2023年人口监测统计数据。去年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6，而前一年这个数字还是0.7，去年再创新低。相当于约两个上海户籍妇女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不生育。分居来看，最高的是嘉定区0.73，核心城区黄浦、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口都跌破0.5，黄浦区更是低到0.42。对比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去年总和生育率是0.72，首尔的生育率是0.55，可谓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在生育率持续创新低的情况下，上海常住人口增量却在持续上升。2023年比上年增长11.56万人，增幅0.5%，创2015年以来新高。这两项数字体现了上海人口变化的趋势：低生育率与高机械增长。在专家看来，上海0.6的生育率确实已经非常低，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趋势很难加以干预。下一步人口政策的重点不是大力鼓励生育，而是增加人口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上海。也需要做好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各项解决方案。

去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集体逆转，常住人口重回正增长。北京结束六连降，广州的增量和增速均位近三年最高，深圳同样创历史新高，12.83万人的增量位居北上广深之首。截至5月23日，披露常住人口数据的千万人口城市有17个，郑州以18万人的增量居首，这与去年郑州经济增速达到7.4%密不可分。但与此同时，河南的人口减少57万，全国最多。河南统计局称，流动人口既是人口问题，更是经济问题。河南成为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郑州成为全省唯一人口净流入的省辖市，都反映了河南省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已公布常住人口的省份近30个，过亿的是广东和山东。广东以1亿2706万人稳居首位，自2007年超过河南之后已17次夺冠。至少19省的常住人口较2022年减少，山东人口减少39.82万，仅次于河南。有九省的人口在增加，多在南方，包括浙江、广东、海南、上海、江苏、贵州等。浙江、广东高居常住人口增长的前两位，分别多了50万和49.2万。此外，新疆增加11万，北京、天津只增长了1.5万人和1万人。

广东的常住人口增量主要源于人口自然增长，2023年人口自然增长35万。浙江的常住人口增量主要源于人口迁移带来的机械增长，而自然增长率为负。从外省净流入55.7万，也让浙江的常住人口超过了湖南。河南、甘肃等11省流出人口多于流入人口，多数省份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进而导致人口的负增长。到4月中旬，公布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省份中，只有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和青海五个增长率为正，其中贵州达千分之2.88。其余的22省均已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口负增长，东北最严重，辽宁吉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5.63、负千分之5.39，远低于其他地区。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出现孤独死现象。人们孤独的死去，躺在地板上，旁边是皱巴巴的衣服和脏盘子。数月甚至数年之后，人们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具尸体。之后越来越普遍。5月中旬，日本警察厅披露，今年1至3月独居且在家中去世，包括自杀的人数有21716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8%，大约1.7万。另据日本国立社保与人口研究所4月的数据，到2050年，日本65岁以上的独居人口将达到1083万，比2020年增加47%。而没有孩子，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可依靠的近亲的老年人很可能会激增。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50岁时未曾结过婚的男性有28%，女性有18%，均创历史新高。

孤独死的问题，除了老年独居者增加、少子化，还有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老人陷入社会性隔离，家庭形态的变迁也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也有观点认为，这与日本当代忽视死亡的文化习惯有关，人们不想看到一具尸体，总的来说，他们不想谈论死亡。无人认领遗体的葬礼数量也创历史新高。2022财年，日本各地为经济困难的个人或无人认领的遗体举办的公费葬礼数量首次超过5万。2021年2月，日本内阁设立孤独大臣，应对疫情期间加剧的孤独危机。当然这也不是日本一国的挑战。2021年世卫组织报告，老年人的社会隔离和孤独是一个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的问题，会缩短老年人的寿命，也会损害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在中国、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20%到34%的老年人感到孤独。韩国2022年首次进行的孤独死调查显示，2017到2021年共发生1.5066万起孤独死的案例，平均增长率8.8%。2022年无亲属死亡人员4482人，2023年上半年有2658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8亿，空巢老人也突破1亿。虽然还没有直接的官方统计数据，但孤独死的案例在新闻报道中并不少见。2017年5月，四川绵阳平武县某村，村组干部到80岁的贫困户家里走访时，发现其已死在家中。他的五名子女最后因遗弃罪被判刑。

欧盟2月公布，去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与15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为33.4%。该指标自2013年起上升了5.7个百分点。而去年欧盟人口的年龄中位数达到了44.5岁，2013年以来增长了2.3岁。有五个国家增长了4岁或者更多，葡萄牙增长4.4岁，希腊、西班牙、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增长了4岁。今年1月，希腊宣布一揽子措施旨在解决人口问题，帮助新父母应对当前的生活成本，包括大幅提高几年前推出的新生儿津贴，并将一刀切的2000欧元补贴改为取决于家庭中孩子数量的阶梯式补贴。希腊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子女数从2012年的1.5降至2019年的1.3。截至2024年初的10年间，希腊人口减少了3.5%。2022年在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下，得益于移民潮，欧盟人口迎来了三年来的首次增长。当年有七国人口下降，20国人口增加，增幅最大的是德国，人口增长超110万。除了移民，德国也有一系列政策工具，给钱、给时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保障以及提供对三个以上孩子家庭的特殊政策。从德国的生育率曲线来看，2009年以来的各项家庭政策有一些效果。

以前经济学家倾向于从经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解释生育率的问题。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提出了质量与数量权衡的经济模型，强调当生育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不生或者少生，反之亦成立。这为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提供了药方，如提供生育和育儿补贴、延长产假和生育假、税收减免等等。但生育率低迷并非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

近年来，意大利学者曾以新冠疫情作为自然实验，发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之可能会推迟生育计划。也有学者研究，对气候的担忧、经济大衰退的负面影响等都会促使一些人选择不生孩子。预期越悲观，越不想生育，这个直觉体验现在得到了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今年3月，荷兰蒂尔堡大学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的两位学者发论文，利用荷兰社会科学纵向互联网研究数据，以育龄个体为受访者，基于他们对六个不同领域的自我报告负面评估，测算他们在给定的年份成为父母的概率。六个领域包括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业稳定性、购买房子的可能性、环境与健康、社会流动性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研究结果首次证实，在做出生育率决策时，社会悲观情绪是与当下财务状况等经济因素同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当预期未来一代跟当前一代差不多时，模型估算的生育概率是0.09。如果认为未来要比现在好的多，概率增加到0.15。若预期未来比现在差的多，概率会降到0.06。研究者控制了年龄、伴侣地位、教育水平等变量，确保最终观察到的结果仅仅是因为对未来的社会预期导致的。荷兰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较小，且社会福利和政治稳定性较好，如果扩展到整个欧洲，影响可能更明显。研究结果有一定的性别差异，社会悲观情绪对男性和女性一年内成为父母的概率都有负面影响，但在统计上仅对女性显著。可能是女性更加关注未来一代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育儿责任，以及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还有一个有趣的视角是科技。论文引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现代性意味着风险丛生的社会，科技快速发展伴随着与风险相关的焦虑情绪激增，并且不受地域影响，比如核电站泄漏事件。当下对AI快速发展和被抛弃被替代的恐慌同样影响预期。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社会悲观情绪也会通过影响社会氛围和文化价值观间接影响个体。这种叙事的力量可能会通过一代人的生育决策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即越来越多人因为对未来悲观而不想生育，导致人口越来越少，再带来消费低迷、创新不足、社会凝聚力等问题，让未来一代面临的社会从悲观预期变成现实。因此在制定生育政策时，仅靠经济激励恐怕远远不够。现在有个问题，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乐观预期还是悲观预期？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