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棉花案是如何结束的？【神奇组织44】

调查组面临的困境

1988年7月1日，苏共第19次全苏代表会议在莫斯科闭幕。党代表们集体通过了五项决议，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延伸到政治领域。会议结束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格罗米科已经非常疲惫。此时，79岁的格罗米科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他高强度的工作。这位曾经执掌苏联外交30年的元老，已经走入了生命末期。

就在格罗米科恍神的时候，《新火报》的主编维塔利·克勒迪奇来到他面前，将一本薄薄的备忘录递过来说：“主席或许应该知道，在那些受尊敬的人士中，有些是应该被关进监狱的。”格罗米科没有接备忘录，而是问道：“又是那个调查组的消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已经被解职，还不满意，一定要抓人？”

克勒迪奇摇头：“备忘录里说的不是他，而是一些级别更高的人。”格罗米科的眼神瞬间凌厉了起来：“证据呢？”克勒迪奇顿了一下说：“格德良手里有。”格罗米科追问：“你确定有吗？切尔巴诺夫那次已经足够麻烦了。”克勒迪奇有些紧张，小声地说：“他们说证据充分。”

格罗米科摆摆手：“好，主席团会立刻上报中央委员会，立刻成立特别调查组核实。既然你们要查，那这次就彻底查清楚。但如果还是之前那种闹剧，我们一定会追究一些人诬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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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usty mansion, a looming shadow grows. Hidden in the branches of the poison tree of sorrow. She twines and twines up slowly, toward the burning sun. And when I touched her skin, my fingers ran with blood.

In the hushing dust under the swollen silver moon. I can walk in with the wind to watch the cactus bloom. A strange chill on the path to make me feel alone. I fell down to a thorny brush and felt a trembling hand.

戈尔巴乔夫的舆论战

1987年1月，新疆大富马切尔巴诺夫因涉嫌腐败被捕的报道铺天盖地。苏联上下都在热议这个惊人的新闻，而逮捕大富马的格德良也成为了舆论焦点，各种采访座谈应接不暇。对于媒体业务，格德良早已驾轻就熟。他全面介绍了切尔巴诺夫的种种恶行，比如欺凌地方官员、奢靡享受、去非洲打猎等等。其披露的150万卢布的受贿金额也让全国人民惊呼不已。

多次专访以后，格德良突然来了灵感。他开始有意把话题引向乌兹别克现任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继任者乌斯曼·霍贾耶夫。格德良倒是没敢明着说他腐败，而是经常把他和拉希多夫放在一起对比，并称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线索等等。

格德良的话立刻引来了舆论的浓厚兴趣。乌兹别克的上一任第一书记已经被打倒了，现任的第一书记能是好东西吗？英勇的格德良已经打倒了一个邪恶的大富马，他还能不能再逮捕一个共和国第一书记？

当然了，虽然舆论都在关注大富马案的进展，但格德良还是不能放下本职工作。他毕竟还是乌兹别克调查组的组长。1987年11月25日，在针对前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拉诺·阿卜杜拉耶娃的审讯中，格德良就有了了一个惊人的收获。这女人居然说她是拉希多夫的情人！

拉诺·阿卜杜拉耶娃过去是乌兹别克党委会中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她的履历以惊人的升官速度而著称。由于调查组发现了她家人奢侈消费的问题，针对阿卜杜拉耶娃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这女人一开始对调查很抗拒，直到格德良开始拿她的儿子说事儿时，阿卜杜拉耶娃突然交代，自己是拉希多夫的情人。

据阿卜杜拉耶娃自己说，她和拉希多夫两情相悦，曾经在莫斯科的酒店里有过多次超越了友谊的关系。乌兹别克的高官们对此也很清楚，因此为了巴结拉希多夫，经常给她行贿。赃物包括她家里的现金和钻石首饰等等。而且，她和拉希多夫还有一个私生女。

这一串惊天的八卦，让现场负责审讯的格德良和其助手伊万诺夫目瞪口呆。“我的妈！有意外收获！”

然而，格德良对阿卜杜拉耶娃的交代却持怀疑态度。原因是，这些年来他虽然听说过拉希多夫的不少黑料，却几乎从未有跟男女之事相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拉希多夫是个文化人，比较知礼仪廉耻。其次，拉希多夫早年受过战伤，心脏很不好，身体估计也支持不了他搞婚外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拉希多夫的老婆不是一般战士。中年以后力能举鼎，一旦打起来一套连招能把拉希多夫秒了，谅他也没这个胆子。

所以，格德良对这些八卦并未全信。然而，仅仅几天之后，看火报纸的他，就找来了伊万诺夫大骂：“你那个嘴呀，它就跟棉裤腰似的呀！”是的，当伊万诺夫听完阿卜杜拉耶娃的交代后，出门就当新闻告诉记者了。乌兹别克升职最快的官员居然是因为生殖器！这个新闻迅速传遍全国。不到三天，整个苏联上下皆知，让这些普通百姓获得了空前的关注。

由于吃瓜群众们汹汹的八卦之心，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只能紧急核实。两周之后，他俩就得出结论，所谓的婚外情完全是胡扯。格德良走访了相关人物，查阅了酒店的开房记录，完全证实了拉希多夫和阿卜杜拉耶娃没有婚外情。铁证如山之下，阿卜杜拉耶娃只能承认自己是胡诌的。是为了给自己参与行贿和受贿找个借口而已。

格德良严厉批评了阿卜杜拉耶娃的小巧思。好在对方认罪态度良好，因此格德良也并未深究。很快阿卜杜拉耶娃签下了认罪书。

1988年1月，第一次庭审开始。对于这位拉希多夫的情妇，苏联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庭审当天旁听席上全是记者。当调查组的检察官如常宣读了供述文件和认罪书，阿卜杜拉耶娃就当庭翻供说：“我是受调查组胁迫，不得不签署那些文件的。检方说的并非是事实。”

当阿卜杜拉耶娃说完，全场一片哗然。检察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赶紧说：“嫌疑人的翻供无法动摇犯罪事实，人证物证俱在，不容狡辩。”阿卜杜拉耶娃却胸有成竹：“那些证据都是调查组炮制出来的，没有任何价值。”

法官眼看局面要失控，赶紧说：“进入举证阶段，双方可以就证据是否有效展开辩论。”检察官赶紧出示收缴的钻石首饰、被告本人交代并签字过的受贿行为供词，以及行贿人的供词。以上三者结合，足以证明被告受贿的事实成立。

阿卜杜拉耶娃断然否认：“我之前说过，供词是受逼迫所写。至于那些首饰，根本是我自己购买的。去年2月在塔什干中心商店，有当时的专柜购买记录为证。”法官接过了阿卜杜拉耶娃提供的发票，并找来了当时的售货员，很快确认了其供词的真实性。

检察官恼羞成怒地说：“即使钻石首饰不是赃物，那也无法解释嫌疑人承认的其他问题。”阿卜杜拉耶娃冷笑着说：“你们的办法还少吗？不是一直拿我的家人威胁我吗？我申请让我的家人上庭对质。”

很快阿卜杜拉耶娃的亲戚上庭，在法庭上交代说：“我实在扛不住调查组的压力了。他们说要动我的女儿。天哪，太可怕了，他们说她在学校里遇到强奸杀人犯很容易。我只能昧着良心了。”

此时，旁听席的记者们的笔记本，已经记得快冒火星子了。检察官方寸大乱，赶紧说：“我需要提醒一下被告，你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你家人的消费。比如你们维修别墅的3.6万卢布，以及你儿子频繁更换汽车的费用，这如何解释？”

阿卜杜拉耶娃自信满满地说：“不，我可以负担得起。这些钱都出自稿费。从1963年以来，我至少出版了三本书，包括儿童读物和小说。这是稿费的收入明细以及银行流水。”法官又让人核对，依然是真的。

这下检察官彻底傻眼了。法官当庭宣布，将阿卜杜拉耶娃的案件提起审判，由莫斯科的最高法院复核。当阿卜杜拉耶娃翻供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格德良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套了。阿卜杜拉耶娃最初交代跟拉希多夫有染，是为了取得舆论关注。在获得了大量关注度后，她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于过于顺利，这些证据没有被二次核实。结果人家当庭翻供，直接打得调查组毫无还手之力。

得知消息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立刻开始闭门讨论：“这个阿卜杜拉耶娃到底想干什么？布设这么大个局，肯定不只是为了自己脱罪。有预谋，有人指使，是谁在后面给她撑腰？”

然而，现实已经由不得格德良多思考。随着庭审结束，这起丑闻迅速发酵到全国。原因是，它证实了乌兹别克调查组存在刑讯逼供和造假问题。也就是说，乌兹别克案中很可能还有冤案。

有了阿卜杜拉耶娃的示范，很多定罪和再查的乌兹别克官员纷纷翻案。在舆论关注下，有记者爆出，自从调查组入驻乌兹别克后，已经出现了16起不明不白的自杀事件，他们确实在刑讯逼供。

随着舆论不断扩散，苏共中央和总检察院破防了。原因是，由于格德良之前反复的媒体造势，苏共中央在1988年1月已经把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给退休了。但是，如果现在发现调查组的证据都是刑讯逼供得来的，那不就证明处理乌斯曼·霍贾耶夫是错的吗？而比这更可怕的是，随着媒体的陆续报道，乌兹别克人开始有了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在调查组刚刚入驻的时候，乌兹别克百姓对它，是大力支持的，为调查组提供了无数线索。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乌兹别克百姓们感觉不对了。首先是格德良。由于格德良在乌兹别克的调查完全无视合法流程，他们抓了大量证人来问话。其中大多都是贪官家属或者案件相关人士。问题是，贪官家属也不是人人都参与分赃的，甚至很多人跟贪官本人都没什么联系。更不用说有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证人也被牵连入狱。

“啊，贪污腐败不带我，反腐拿我出邪火。这不就是乱抓无辜吗？凭什么？”

而且，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后，百无禁忌的苏联媒体开始狂开地图炮。他们在报道乌兹别克案时直接攻击整个乌兹别克，将乌兹别克斯坦渲染为一个贪污王国。“乌兹别克人都是骗子，经济成就都是靠骗取棉花款挥霍取得的。”这种地域黑乌兹别克人当然不能接受。然而，人少地偏的乌兹别克根本没什么发声渠道，很快就成为了苏联地域黑的头号目标。这让乌兹别克百姓更加愤怒。

“你们还讲不讲理呀？棉花虚报、贪污腐败是干部的事儿，我们普通百姓是受害者呀！又说规则，责任在乌兹别克吗？中央计划委员会、苏共政治局、驯龙光宗带宗、检察院克格勃内务部，你们哪个脱得了干系？是你们用超越极限的指标逼我们交棉花的，到头来怪我们造假？”

“而且，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乌兹别克人骗取了多少棉花款，说得好像我们老百姓把赃款给平分了一样。那赃款不都是干部拿的吗？干部又是谁任命的？啊？卢卡艾德米，拉希多夫谁选的？是我们选的吗？你们苏共中央自己任命的干部，自己下的指标，逼着我们老百姓日复一日过得不好，夏天摘棉花，逼我们造假。然后整个调查组折腾我们好几年，刑讯逼供，胡乱抓人，还特么拿人家家人威胁人，要脸不要脸的！我们乌兹别克倒了多大霉才摊上你们这么个联邦！”

终于，在调查组的丑闻曝光后，乌兹别克人的怒气完全爆发了出来。当年安德罗波夫担心的事情终于应验，乌兹别克人开始反抗了。

调查组的绝地反击

进入1988年2月，格德良的调查组日子愈发难过起来。此时，随着舆论的转向，对调查组不利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投诉信像雪片一样往莫斯科飞。调查组员们士气低落，很多人准备跳船。而且，面对着乌兹别克人的怒气，苏共高层几乎没有任何人出来表态。无人站台的调查组不得不硬扛舆论指责。

格德良高度怀疑，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借自己人头一用，把自己推出去以平民怨。生死存亡之际，格德良愁得每天跟伊万诺夫开闭门会议。伊万诺夫惴惴不安地说：“现在舆论形势很不利，中央没有维护我们的意思，要不咱们把手里的案子结一结，退出去吧。这几年也抓了不少贪官，对上对下都能交代过去了。”

格德良冷笑：“退？今天退出去，明天咱俩就得当被告，咱们没有退路了。”伊万诺夫皱着眉头说：“也是奇怪了，以前舆论明明站在我们这边的。”格德良点了根烟：“舆论这玩意儿没个准数的，能当刀子砍别人，也能砍我们，看谁会用而已。对了，你去把各地关于乌兹别克的报道剪出来，我要看看。”

几个小时后，格德良长出一口气，指着桌上的剪报对伊万诺夫说：“伊古拉，这就是活路。在乌兹别克内部，针对调查组的指责很多，而乌兹别克以外的地方虽有杂音，但支持我们的人依然是多数。”伊万诺夫有点茫然：“所以？”格德良笑笑：“所以我们还有希望搬回舆论阵地，让乌兹别克以外的人支持我们。只要支持我们的人在全国占主流，谁也没法打倒我们。”

伊万诺夫振奋起来：“说得没错，可是全国这么多媒体，我们怎么说服他们呢？”格德良哈哈一笑：“简单，我们做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让他们主动找我们。”伊万诺夫想了想：“最直接的方式还是抓高官，我们手里有一些线索。”格德良摇头：“不太可能。切尔巴诺夫被捕后，克里姆林宫那帮老呀噗们不肯再轻易批捕了。”

伊万诺夫说：“那怎么办？现在我们手里除了线索，就剩下堆收缴来的赃款赃物，总不能办个展览吧？”格德良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能？他们不是指责我们只重口供吗？那就都来看看咱们的物证，用事实证明没抓错人。而且，我们要去莫斯科办，就在总检察院办。”

很快格德良就飞回了莫斯科，直接来到总检察长列洪科夫的办公室，申请借用总检察院大楼展示赃款赃物，并且还重点提到：“希望能邀请苏共中央的高层来参加。”列洪科夫很犹豫。虽然他对格德良都有不满，但毕竟格德良是检察院的人。闹出这么大丑闻，丢的是检察院的脸。这个办法确实能有效缓解舆论压力，如果有中央大佬来参加的话，也算是为检察院站台了。

不过，另一方面，列洪科夫也有点怕。因为格德良太不受控了，每次行动都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贸然批准，真怕他再胡说些什么。因此，列洪科夫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他说：“我会把这个建议发给中央委员会，邀请同志们来参观，然后我回应之后再确定展览的具体时间吧。”

问题是，格德良不愿意等，他出去就给媒体透风，关注度瞬间被吸引过来。无奈之下，列洪科夫只能原则上同意办展，时间在4月末左右。格德良欣喜若狂，他立刻回到塔什干。在80年代末期，身为苏联人的格德良就完全领悟了镜头语言的运功精髓。他用大量密封的铁箱装着赃款，在警卫手的保护下，用装甲车送到军用机场，再通过专机送到莫斯科。整个过程堪比美国诺克斯堡的黄金押运。

1988年4月27日上午，苏联各大媒体的记者们云集总检察院。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已经恭候多时。进入展厅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在长长的木桌上堆积着如小山般的钞票，盒子里满满登登的金币，还有以箱为单位的首饰和数不清的古董。太惊人了！

格德良向大家介绍：“这里仅仅是最近两个月内调查组查获的赃款赃物。其中现金和债券470万卢布，各种珠宝首饰43公斤。抱歉，时间仓促，我们只能用这种单位来估算，未来再详细统计。”面对如此恐怖的数字，在场所有记者倒吸一口凉气。

格德良说：“其实你们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调查组在乌兹别克这四年的时间里，上缴国库的赃款赃物总价值超过了1亿卢布，但依然未能挽回损失的1/10，仍有大量财物被藏匿起来了。”在记者的惊叹声中，格德良图穷匕见：“我知道最近有些人慌了，系统性的向调查组发起了抹黑反扑，想利用舆论压垮我们。但他们的阴谋注定不会得逞，因为苏联人民都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当天晚上，全苏广播电视节目《时代》就播报了这次展出。随后各路媒体纷纷跟进，苏联的舆论爆炸了。从客观效果上看，格德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全国百姓都要求调查组继续深挖腐败案件。然而，代价是，这次展出重创了苏共本已所剩无几的威信。

在此之前，虽然苏联已经爆出多起腐败大案，但是，大多数的报道都仅限于文字和照片。然而，连买点卫生纸都要排队的苏联百姓们，在电视上看到贪官家如山高的黄金和珠宝时，人民的愤怒被完全点燃。他们合理推测：“凭什么？仅仅是一个乌兹别克的地方官就有这么多赃款？那么列宁格勒会贪多少？莫斯科会贪多少？全苏联的大小干部们又贪了多少？”

所以，在节目播出后，克里姆林宫几乎立刻把列洪科夫叫了来。中央书记处书记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怒斥列洪科夫：“谁批准的？谁允许的？你们检察院到底想干什么？公然损害党的利益吗？”

实际上，苏共中央之所以一直未对乌兹别克事件发声是有原因的。此时乌兹别克的民意已经沸腾，地方分裂主义迹象明显。从政治角度看，乌兹别克案根本不能再继续。所以，中央打算以拖待变，等舆论热度下来后悄悄结束这场大案，安抚乌兹别克民意。

然而，这个展会一开，整个事件完全火上浇油。乌兹别克人会进一步反弹不说，全国的舆论又把中央架了起来。“不查，全国人民不答应。接着查，难道等着乌兹别克人造反吗？”

列洪科夫也知道惹了大祸，他赶紧甩锅说：“我真没批，是下面人自行其是。”然而，这种解释已经毫无意义。一个月后，苏联总检察长列洪科夫被迫退休，从此恨透了格德良。

目睹了前任的惨状后，新任总检察长亚历山大·苏哈列夫自然不可能对格德良有任何好印象。他在第一次会面中就敲打格德良：“根据组织纪律，我应该直接给你和伊万诺夫停职。但现在检察院已经够乱了，所以还是决定给你个机会。不要再搞这些小把戏，也不要把宽容当做软弱。我不是列洪科夫，回乌兹别克去吧，等中央处理。”

说罢，苏哈列夫甩出了一摞文件，全都是格德良调查组刑讯逼供、捏造证据的文件。格德良此时十分慌张。乌兹别克的贪官们固然不经查，但他的办案手法就正确吗？格德良此时深感中央可能要拿自己开刀，那就必须想办法自保了。

调查组的反击与反扑

回到塔什干后，格德良除了继续加紧调查，争取攻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外，也准备了两招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清算。首先是向上关联。此时的苏联人已经对苏共毫无信任可言，说政治局里都是贪官也有人信。所以，只要自己能关联上更高级的官员，就会得到舆论支持，自己也就更安全。

第二个办法是参选。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最高立法机关，任何公民均可参选人民代表。而只要选上，就可以获得司法豁免权，不只可以免于政治追查，还可能混个一官半职，比当调查员舒服多了。

1988年6月，格德良通过《新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断言在受尊敬的人士中也有因受贿而堕落的人。这次他很注意保密纪律，没提及任何名字。次日报纸刊登后，果然引来舆论关注。格德良交给总检察长苏哈列夫一份名单：“我认为在文章发表后，有责任公布这些人的名字，毕竟他们中也有不少党代表。”

苏哈列夫一脸阴沉的接过名单。上面除了乌兹别克的一些官员外，还有两个显眼的名字：前苏共中组部部长维克多·伊里奇·斯米尔诺夫，现苏共中组部副部长蒙吉利·因琴科。

苏哈列夫极其愤怒：“又是突然袭击，又是舆论造势。总想拿我们当反派，成全你个人IP是吧？行，名单我会交的，以后你直面公理的几个大佬呗。”实际上，格德良完全没想到苏哈列夫会这么痛快，所以他还安排了后手，也就是让开篇的《新火报》主编克勒迪奇，在大会后给了格罗米科一份。

本来格德良的意思是用名单将中央一马：“反正名单我交了，你也肯定看到了。到时候不批捕，舆论自会判断。”但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老一代政治家的智慧。生命末期的格罗米科看完名单后，当场把已经散场的代表们重新叫了回来，再次召开会议。名单上提到的四名代表全部停止调查。同时，责成总检察院成立新的调查组，彻底查清真相。

这次格德良傻眼了。格罗米科同意查，但人家另找人查。谁规定查案只能你格德良来查呢？之前的乌兹别克案中，无论是非对错，只有格德良一个发声口，因此他可以兴风作浪。可格罗米科这次直接成立了一个新的调查组，那舆论控制在谁手里可就不好说了。

1988年7月，调查组组建完毕。由于负责人和成员们主要来自拉脱维亚，因此也被称为波罗的海小组。小组成立后，立刻就在莫斯科展开核查。不久后就得出结论，格德良指控的中组部正副部长均查无实据，无法坐实罪名。

“得，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中央很快决定，波罗的海小组前往乌兹别克，一方面复核之前格德良办的所有案子，查清办案过程中是否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介入现在的调查，平行办案。这个动作让格德良相当难受。明知道对方是来搅局的，却没有办法阻止。

实际上，波罗的海小组绝非中央的信服，反而是一个反苏共组织。两个负责人都是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的骨干。然而，波罗的海小组却并非格德良的同路人。在复核该案后，波罗的海小组公布结果：“格德良调查组的流程和手段都极不合法，存在大量违规拘禁、非法逮捕的行为，而且出现了多起非自然死亡现象。”

但是，他们的结论是：“格德良的办案依据是党的命令，并非法律，一切的原因都是苏共的锅。”格德良自然要果断反击。他马上跳出来指责波罗的海小组是蓄意破坏调查进度，意图是包庇乌兹别克乃至莫斯科的政治黑帮。“他们才是苏共的帮凶，是贼喊捉贼啊！”

是的，在苏联末期，苏共已经完全成为了舆论上的反派组织。党员已经可以毫无顾忌的将党组织作为攻击的对象了。在两小组的内讧之下，乌兹别克的案件调查几乎停滞。迫切需要新爆点的格德良开始煽动媒体，要求逮捕已经退休的前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

1988年9月，他真的成功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捕了乌斯曼·霍贾耶夫。然而，总检察长苏哈列夫很快送来了但是：“但是，其犯罪资料向波罗的海小组移交，其案件由内务部、检察院、克格勃多方参与，你格德良想主导，门都没有。”

眼看着格德良失势，嗅觉灵敏的乌兹别克的干部们纷纷开始拖延大法，不配合任何调查。逼急了就甩锅刑讯逼供，案件调查已经濒临崩溃。不久之后，阿卜杜拉耶娃被无罪释放。格德良明白，对自己的清算已经迫在眉睫，所以他只能求一张护身符了。

1988年11月，格德良基本放弃了乌兹别克案的调查，而是回到了老家亚美尼亚参选人民代表，也要从政了。

乌兹别克棉花案的终结

1989年，苏联各地区人民代表参选。而格德良的竞选策略很简单：作为独立公正的司法调查员，我们正遭受当局前所未有的迫害。这桩案子已经从乌兹别克牵连到莫斯科，现在直指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层。如果人民选举我们，我们一定一查到底，还大家一个真相。

对于苏共来说，这是个两头堵的策略。如果中央此时打压格德良，等于侧面印证他说的是真的。而如果放任他当选，万一他真的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到时候麻烦就大了。因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高层难得的团结了一次。

经过一番运作，1989年2月，检察院和法院联手出具了一份复核报告，以大量证据证实，格德良调查组发起的许多案件完全是基于口供，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我们不是故意迫害，是格德良他们真的有问题！”

不过，这份报告出晚了。报告发布的次月，格德良就当选了苏联人民代表，自动获得了司法豁免权。此时的格德良志得意满，全然不知上面还有后手。当选的第二天，最高检察院宣布：“鉴于调查组长格德良已经履职人民代表，需要长期在莫斯科办公，无法再兼顾乌兹别克的调查。所以，格德良调查组的所有人员和案卷全部转入波罗的海小组，后续调查全部由波罗的海小组负责。”

“你不是靠乌兹别克起家的吗？这次连根都给你刨了。”至此，绵延了五年的所谓乌兹别克棉花案的调查基本结束。波罗的海小组没有精力，也没有动力深挖下去。而格德良则公开抗命，拒绝移交手里的案卷。

既然已经公开抗水，那就没啥可说的了。1989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党管会主席鲍里斯·普戈为负责人。唯一任务是查明乌兹别克案调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两大部门联手起来伺候格德良一个人。

一周以后，两个委员会都认定，格德良调查组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议立案调查。苏维埃最高法院公诉响应，在4月初做出了关于苏联检察院以格德良为首的调查组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裁定，同意立案。同时，最高法院正式为已故的爱沙尼亚发明家约翰尼斯·辛特平反。看过我们前面内容的观众应该记得，主办辛特案的检察官就是格德良。

面对一连串的反扑，格德良有点难以招架。在最高法院都立案的情况下，区区人民代表的豁免权还真未必护得住。而在这紧要关头，他的好兄弟伊万诺夫又给他送了个助攻。

1989年5月，也许是为了帮格德良吸引舆论支持，伊万诺夫在列宁格勒电视台发表公开讲话，直接点名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前总检察长列洪科夫、现最高法院院长杰列比洛夫等多名苏共高层也涉嫌腐败，并表示我们手里有证据。

实际上，伊万诺夫所谓的证据就是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被捕后的证词。然而乌斯曼·霍贾耶夫被捕后完全陷入了癫狂，逮谁咬谁，几乎把苏共高层咬了个遍。这种证词连波罗的海小组都不予采信，却被伊万诺夫给捅了出去。

在被公开点名后，名单里最大的官，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直接破防了。他主动要求被调查，并且表示：“如果我是贪污犯，枪毙我都认。但如果什么都没查出来，那我就得追究诬告者的责任了。这事儿必须得有个结果。”

利加乔夫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作为正统共产主义者，他的清贫众所周知。指责他贪污，等于说小约翰不帅，这不纯纯胡扯吗？几乎在伊万诺夫讲话的同时，总检察长苏哈列夫直接以总检察院的名义起诉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由于格德良已经当选人民代表，苏哈列夫亲自向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动议，要求剥夺两人的豁免权。

听到总检察长亲自出手，格德良和伊万诺夫都有点慌。因为他们得知总检察院提起诉讼的理由居然是涉嫌贪污。这是个非常黑色幽默却极度致命的罪名。原因是，由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几年如一日的对着媒体吹牛，多次声称追缴赃款赃物高达1.4亿卢布。因此，总检察院将上缴清单拉了出来，结论非常清晰：上缴的数字只有2300万卢布。

那么问题就来了，剩下的一亿多哪去了？这可是你自己报的数字。要么你当初是撒谎，要么是你们俩贪污了，你自己看看认哪个？格德良傻眼了。虽然在媒体上吹牛不算法，但深知自己绝对架不住查。这倒不是他本人有贪污行为，而是多年来的粗放办案，他的调查组在管理赃款赃物上非常松散。向上级提交的书面文件中，为了表功也经常掺水。进一步说，虽然他自己没拿，但也无法保证底下的200多调查员个个干净。一旦被查出贪污，他的名声就全完了。

因此，格德良赶紧站出来解释，说自己当年的1.4亿是贪腐总额，不是反腐追赃。而总检察院则以各自的证据回击，双方你来我往。

3个月后，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审查相关问题。至此，格德良一个人身上挂了三个中央级别的委员会。这带予不说空前，肯定绝后了。到了这步，傻子都看得清风向了。之前被定罪的乌兹别克的干部们纷纷翻案。由于格德良此时已经是落水狗，加上高层为了照顾乌兹别克民意，因此绝大多数人都翻案成功了。

至此，乌兹别克棉花案基本结束。现在，我们说起乌兹别克棉花案，总会说规模惊人，什么4000多人被起诉，纪律处分2万多人等等。似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然而，在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翻案后，最终落实刑罚的只有60余人。其中死刑只有两人，绝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乌兹别克棉花案在法律上的最终结果。

乌兹别克棉花案的影响

当然，乌兹别克案的真正影响远不止如此。首先，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下，围绕乌兹别克案的媒体曝光，几乎完全摧毁了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各种关于腐败故事的真真假假的渲染，让苏共在群众中名声扫地。而反腐的名声却全归于了格德良等调查员。人们完全忽视了这些调查组也是苏共派出的。

其次，乌兹别克等地的地放分裂主义被完全激发，让地方民族主义、宗教势力摧毁了党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媒体针对乌兹别克人的道歉指责，唤醒了俄罗斯等国公民的思考：“俄罗斯究竟在苏联内有什么好处？作为苏联最主要的加盟国，俄罗斯长年向中亚等贫穷加盟国转移支付，给这些国家输血，究竟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数以亿计的金钱养着这样的盗贼共和国？”

随着这种思想蔓延，构成了俄罗斯人脱离苏联的思想基础，对苏联解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作为两个级别不高的调查员，居然可以在几年的时间里上蹿下跳的公开对抗中央。而苏共中央居然对两个苏共党员的反党行为毫无办法。格德良的行为刺激了无数有心人，让苏共的威严完全瓦解，更加重创了苏共的组织度，让苏联末期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在总检察长苏哈列夫的亲自调查下，1989年9月，总检察院正式提交报告。乌斯曼·霍贾耶夫的所谓行贿的口供完全是胡乱攀咬的，利加乔夫等人是清白的。按理说，总检察长这个级别的结论就是最终结论，利加乔夫可以维护自己的清白，而格德良和伊万诺夫肯定被定为诬告。

然而，已经没有退路的格德良选择在媒体上声明，说总检察院也是克里姆林宫的走狗，他们篡改了审讯记录。然而，在这个特殊时节，这个明显强词夺理的说法依然有很多人相信。格德良在舆论上并未落入下风。

此时，格德良已经完全看穿了红色巨人的虚弱。他们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被逼迫着不停摔进自证陷阱，且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看穿了这一切后，格德良更加没有顾虑。他很快和伊万诺夫一起继续指控苏共高层存在腐败团伙。除了对政治局挨个的点名外，还不停暗示戈尔巴乔夫也可能是其中一员，起码是腐败的包庇者。

整个1989年中，总检察院就这样和自己的调查员不停唇枪舌剑。1990年2月，格德良被开除党籍。4月，又被检察院解除一切职务。如果换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这样的处理几乎可以标志一个人的社会性死亡。但放在1990年这根本就不叫事儿。此时的格德良已经是亚美尼亚人民代表，被开除出党的他，直接于1991年5月自建了俄罗斯人民党，和叶利钦搅在一起，并且出书疯狂指控苏共高层腐败，彻底走上了当时苏联最热的反党路线。

此时，总检察长苏哈列夫都已经卸任。新任总检察长特鲁宾则完全不在关心格德良。甚至连之前对格德良的公诉也不再推进。波罗的海小组已经解散，棉花案的审判也已全面停滞。在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上，继续擦拭它的甲板已经没有意义了。

格德良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安全。然而，1991年8月19日，他才知道自己在对手心中的地位。1991年8月，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紧急状态委员会连叶利钦都没抓，却把格德良抓进了萨比营地，打算好好招待一番。当然，由于政变迅速被粉碎，因此8月21日格德良就被释放。

政变结束后，苏共已经处于绝对的政治不正确。那么为他们迫害的格德良自然绝对政治正确，而且是英雄。1991年8月末，总检察院撤销对格德良的一切诉讼。1991年12月25日，这场大戏终于落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苏联解体了。

在苏联解体当天，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甚至都没等次日联邦解体法律生效，当天就宣布赦免了所有在棉花案中服刑的人员，平反了几乎所有被棉花案处理的官员，并且宣布了此后对这一事件的官方定义：联盟中央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应对莫斯科派出的反腐运动给共和国人民带来的一切麻烦负责。简单来说，这事儿就不是乌兹别克人的责任，我们是受害者。

格德良应该至今还活着。苏联解体后，他曾经上蹿下跳打击的苏共已经烟消云散，而俄罗斯联邦不需要什么反腐英雄。失去了明星身份的他，开始专注于党派活动，但似乎不得其法。他的俄罗斯人民党颠峰时党员也不过几千人。所以，除了当了一些议员之类的空头职位外，格德良基本不再有政治上的作为。倒是写过不少关于棉花案的回忆录，记录他曾经挑战红色巨人的光辉时刻。

至于我们乌兹别克的卡汗拉希多夫，他则又经历了一次过山车般的名誉转换。在拉希多夫死后，他的名字被众人唾弃。乌兹别克的大小官员人人与他划清界限。拉希多夫似乎注定要在耻辱柱下一受万年。然而，仅仅几年以后，拉希多夫的雕像就被重新竖起。新的国家需要新的象征。乌兹别克人又想起了这位博览群书的老领导。

“哪有什么贪污棉花款？那都是为了民族利益，从斯拉夫殖民者手里获得我们本就应得的补偿。哪有什么对抗中央？那是为了乌兹别克人民，努力与莫斯科周旋。老领导数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就是为了能建设更好的乌兹别克呀！”

拉希多夫决然无法想到，自己居然在死后还有如此戏剧化的故事。不过，死人的名誉全部由活人授予，死人的故事也全都由活人讲述。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个死去的拉希多夫应该获得怎样的公正评价。正如也没有人关心，那个已经崩塌的红色帝国中的一场场大案的真相是什么。亲历者早已灰飞烟灭，真相也不再有价值。只有当后人有需求时，那些历史才会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塑造成后人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