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1069】监督政府 监督学术 都让专业的人来

大家好，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106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2月4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十七届人大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进行票决，其中：

永宁奥体中心、永宁江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两个项目因反对票过半，被当场否决。督工你怎么评价：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大系统否决本级政府决策的案例不算少，比如说2003年四川宣汉县人大常委会否定了江口电站的财政收尾方案，认为损害群众利益。2004年深圳人大常委会否定了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条例，要求增加更多的约束条款。2009年，已经担任河南建设厅党组书记的査敏，被人大常委会否决，事后査敏也没有其他的实权岗位，去政协等退休。

然后就是浙江另一个县级市东阳，从2014年到2017年，人大常委会几乎每年都要否决政府投资项目。主要原因是东阳建立了独特的项目审查机制，每年的政府投资项目不是打包通过，而是拆成几十个项目，独立审查。其中特别不靠谱的项目，或者明显没有多少受益人群的项目就会被否决。

但这次黄岩区的否决，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否决都不一样。它不是人大常委会讨论之后否决，而是人大会议直接投票，能看到具体反对票数，对本级政府来说，没有任何扭转局势的可能性。21世纪以来，或者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明确由人大会议投票，用明确的反对票数否定的项目或者决定，一只手可以数过来。

比如说1989年湖南人大代表质疑副省长杨汇泉，认为他负责整顿官商问题，自己的亲戚还涉嫌违法经商，还违法送调查目标去香港。最后800多个代表，以506票罢免了他的职务。当时杨汇泉56岁，不是必须退二线的年龄，但一直到1998年离休，只能在政协工作。

又比如说2001年沈阳人大讨论法院工作报告，因为院长、副院长集体腐败，和刘涌案件的关联说不清楚，赞同票不到一半，工作报告没能通过。2007年，衡阳市人大也否决了前一年的法院工作报告。再往后，找县以上的人大投票案例，就是2026年黄岩区人大的这次表决。

提到黄岩区的人大决议，必然要回顾1995年的一次半正式人大表决。当时行政区划调整，没有充分征询本地代表的意见，台州市就把原来的黄岩市切成两半，其中相当一部分富裕的工业区被划出来，成立新的路桥区。当地人大代表因此集体罢会一天，第二天重新开会，第一项议案是撤掉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海荣，理由是他的行动违反了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罢免议案以绝对多数通过。

全国有2847多个县区，绝大多数县区从来没有人大否决政府决策的案例。时隔三十多年，黄岩人大代表两次进行全国罕见的否决投票，很难用偶然性来解释，还是要看本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有什么特色。

黄岩区，历史上曾经是黄岩县，县级黄岩市，最著名的全国品牌是黄岩蜜桔。但从产值来说，黄岩是中国新一轮工业化最早起步的地区之一。1966年当地的集体企业已经开始做简单模具，70年代各乡镇或者公社的模具企业有几十家。到1995年罢免人大主任的时候，黄岩已经是完全的工业化地区，有几千家塑料模具小工厂，在全国都有名气。2026年的今天，塑料模具产业持续升级，还是黄岩的主导产业。在挤出、吹塑、和汽车车灯模具方面，黄岩的供货量占全国一半。新兴的电动车塑料件模具产业，黄岩的产量差不多是全世界的一半。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产业升级，同时也有激烈的内部竞争，往往是一个产业领先十几年，就被新技术淘汰，或者是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像黄岩这种单一产业集群保持半个多世纪优势地位的区县，在中国非常罕见。所以，黄岩的纳税大户，以及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群体，也比其他地区更稳定，请静静帮我读一下黄岩区本地的官方报道：

浙江光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云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代表”。自1998年至今，他连续当选六届黄岩区人大代表，连续13年被评为优秀区人大代表。

1994年，楼云光创办了浙江光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吃水不忘挖井人，在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之时，楼云光始终牢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彰显人大担当。

在黄岩，还有一位连任六届的“老代表”——浙江汇丰塑业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区文联副主席金海波。30年前，27岁的金海波当选黄岩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30年，见证了黄岩的发展，也见证了黄岩区人大工作的进步。我要一如既往地把百姓的急难愁盼、企业的心声呼声，带到人代会上，为黄岩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金海波说。

从公开信息看，楼云光1955年出生，经历了黄岩模具产业完整的发展过程。金海波在1995年也已经成年。这些模具行业出身的企业主，利益和本地主要产业一致，在人事关系方面，他们往往也是本地纳税大户的共同朋友。黄岩区人大会议能两次做出全国罕见的投票，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资深人大代表背后的主导产业群体立场。

老观众应该记得，2019年节目开播到现在，地方融资平台乱借债问题，一直是睡前消息的关注重点。在制度方面，我一直说，让地方人大审查地方债务,理论上说可以控制债务膨胀。因为中国现在公务员实行明确的地域回避制度，请静静帮我读一下公务员回避规定：

第十一条 公务员担任乡（镇）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公务员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

市、县、乡三级主要领导，都尽量不要本地人，所以最近长沙本地人陈竞当长沙书记的特例，才会引发关注。这种人事要求继承了几千年来的管理传统，有一定道理，但也反过来鼓励地方上项目只考虑短期效果，不考虑长期的经济代价。睡前消息重点关注的贵州独山、云南昆明，地方债务爆炸的时候，决策者都是跨省交流过来的干部。

相对来说，地方人大代表无论出身于哪个群体，总体上会在本地长期工作发展。哪怕只有一部分债务让本地财政承担，他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就算上级政府承担大多数化债压力，就算地方政府不能破产，信用损失也会留在本地。今后几十年，独山、柳州或者昆明想用本级政府的信用借钱，或者是说服企业垫资做项目，都不太可能了。所以，在现行体制下，让人大代表讨论债务问题，理论上可以对外地来的领导产生制约。

这次黄岩区人大否决的两个项目，严格来说也不是政府项目，而是政府投资平台企业项目。比如说奥体中心项目，包含在黄岩全民健身项目内部，项目单位是黄岩交旅产业公司。

另一个永宁江灌区项目，网上可以找到勘察设计的招投标文件，项目单位是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所以，这就是1067期节目提到的“城投”或者“产投”项目，只是黄岩区这边财政比较宽裕，并没有因此借钱，而是政府全额拨款来做项目，所以不涉及债务问题。但从制度创新来说，这就是人大代表对政府，对政府融资平台的全面监督。

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房地产上升期就已经开始暴露了。2011年，审计署对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做全面审计，提出了土地财政和债务财政问题。但是，对于必然长期影响地方财政发展的债务问题，几乎没有地方人大做有效监督的先例。

参考前面黄岩区的例子，我认为这和人大代表的连任率有一定关系。请静静读一下上次地方人大换届时期的官方消息：

至2022年3月10日，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修改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依法作出换届选举时间、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等决定。

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来自各个方面和各行各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结构比例也更为合理。连任代表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的连任率，并不是浙江一个省的特色，而是全国的统一安排。从全国来看，最早在2011年，县乡两级地方选举普遍出现了“连任代表应占三分之一”，或者是“连任率保持在30%左右”的说法。从执行来看，2011年以来，大多数县区的代表连任率都控制在33%左右，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少数县区有特殊情况，也都控制在30%到40%的区间。

但是，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基层议会案例看，1/3的连任率，明显是偏低了。因为这是基层代表直选，和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请静静帮我读一下人大选举法第二条：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乡镇和县区的选举，都是直选，直接对应普通人的立场和诉求，理论上说，如果本地人口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产业结构没有明显变化，几年一次的选举，连任率就应该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只和代表的任职寿命相关。

在大多数国家，如果是农业社区，或者产业单一的城镇，连任率都在90%左右。大中型城市的选民思想比较活跃，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快，城区代表连任率一般也有60%到70%。这些连任代表需要考虑本地人群的长期利益，同时也熟悉基层政府的运行模式，所以能发挥监督甚至是财政决策作用。至少在债务这种长期问题上，监督效果比较好。

当然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人口结构变化快，产业结构变化更快。在新一轮落户政策之前，很多工商业的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还多。所以，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更替率，不应该对标其他国家的农业社区，而是应该接近大中型城市的城区。

但无论如何，1/3的连任率是偏低了，大多数代表干一届就走，连熟悉行政程序都做不到。只有黄岩区这种单一产业集群主导经济的地方，地方代表才能形成有效讨论，把零散的诉求汇集起来，变成完整的财政立场，监督政府花钱。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复制黄岩区的经济结构，就连黄岩区自己，也不能保证未来十年还是塑料模具产业支持地方经济，很有可能形成更复杂的居民诉求。所以，中国人必须认真考虑，在居民结构和产业结构快速变化的时候，怎样让人大发挥有效作用。用合法程序保证代表的连任率，应该是绕不过的一个技术问题。

视频博主耿同学的打假事业，最近效果明显，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都承认了论文有问题。同济大学和南开大学撤掉了生命学院院长，南开撤掉了副院长。但耿同学也因此遇到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一度自己宣布打假事业暂停，督工你怎么评价？

关于这个问题，推荐观众去看5月27日章北海的视频，如何才能根治学术造假。

我简单总结一下他的观点。

首先，章北海认为，学术行业的基本秩序是封建社会，大多数能拿项目的教授都属于学阀。学阀之间有人情关系，所以学阀的论文不会被严格审查；学阀和学生之间有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学阀可以让学生处理数据，自己只用很少的精力做复核。

其次，章北海认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应该用资本主义的规律去对付。也就是学习金融领域，鼓励内部举报，让耿同学这样的举报人拿奖金。比如说证明某个科研团队造假浪费了1000万国家科研降费，耿同学应该可以分100万，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主动监督。

第三，章北海提出，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很成熟的纪委制度了，可以组织专门的“学术纪委”机构，绩效考核就看这个单位抓到多少论文造假。

然后我补充一下个人观点。

首先，学术圈是一个封建结构，我赞同。最早在2020年的65期节目，评价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自焚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学术圈的秩序是军事封建制，学生依附于老师，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提出各种苛刻要求。

但当时我也说，学术圈搞封建制并不是落后，而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表现。因为在科研领域，优秀人才就是以一当百，类似封建骑士碾压同时代的轻步兵。同时，在新的科研领域，在做出成果之前，很难预判一个团队的成功率，只能根据带头人之前的成绩分配资源，这又类似于封建国家根据贵族爵位分配权力。只要科研模式不变，封建制就不会变，最多是做一点局部调整。

到了学术打假领域，这个逻辑依然成立。鼓励内部人举报，按比例发奖金，这是金融领域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办法。但这种方法成立的前提，是金融行业的人已经适应了资本主义规律，把钱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而学术圈的人，如果已经加入某个团队，目标就不一定是单纯的赚钱，至少短期目标不是赚钱。同时，他们需要的回报是学术地位，这似乎也不适合拿出来做奖励。

所以，凭借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我对章北海的方案要做出一点调整。可以让打假的人得到好处，但首先要保证打假的人自己也能合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我还是65期节目的观点，学术圈的封建制结构应该保留。但历史上的封建国家并不是完全静态的结构，也有自己的筛选淘汰机制。国王或者皇帝很清楚封建领主会自发堕落，必须给他们一点压力，保证有基本的战斗力。现代的科研圈，可以先学习古代封建国家的经验。

古代封建国家的第一个经验，就是外部压力。比如说北宋，封建秩序主要体现于儒家文官等级，军事封建成分比较少。但在宋、辽、西夏的三国边界上，现在的陕西府谷县附近，北宋保留了一个独立的军事藩镇，府州折家，允许世袭知府职务，自己收税，自己养兵。在外部压力下，折家一直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生存到北宋灭亡之后。至于其他朝代，无论用什么模式管理军队或土地，也都默许边疆行政单位有一定的独立性，用外部压力保证封建领地的效率。现在的科研团队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压力就独立或者叛逃，所以完全可以加强古代经验，主动欢迎外国科研团队打假，花钱买第三方监督。

古代封建国家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封建领地之间始终相互竞争。如果某个领主不好好治理领地，治安混乱，也交不上税，就可能会被其他封建主吞并领地。国王虽然不会公开允许相互吞并，但只要事后服从国王，交税履行封建义务，一般也能默认。所以，第二条古代经验，就是要让团队之间形成压力，具体来说就是可以争夺科研经费，饿死造假的团队。

中国现在这么多大学，没必要都主动搞科研。某些资源薄弱的大学，完全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监督和验证。如果能拿出学术圈公认的证据，证明其他团队造假或者搞无效科研，就可以分走一部分科研经费，去做自己想做的项目。

当年欧洲封建时代，国王经常组织骑士比武大会，现场验证封建军队的战斗力。现在科技部也可以为科研团队的决斗制定规则，比如说双一流大学对某个地级市的师范学校打假，可以拿到1/3的科研经费；但如果反过来，某个高职学校的团队证明前排985造假，就拿到80%的科研经费。

科研是一个有门槛的圈子，打假需要一定的科研素养。同时，我相信科研造假的规模不小，远远不止现在这些低水平的假数据、假图片，如果能动用专业设备和专业团队，肯定能发现几十倍的假论文，假项目。至于说学术圈造假的理由，经费紧张，急着出项目争取地位，是最主要的动力。

所以，对付造假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一部分团队进行有组织的打假，夺取其他团队的科研经费，把本来可能造假的精力，都用在打假方面。耿同学自己就是一个劣质科研团队踢出来的博士生，我们应该让他这样的人有团队作战的机会。

今天提到了两个话题，黄岩人大否决项目，耿同学揭开的学术圈造假问题。前一个问题，我建议关注人大代表的连任率；后一个问题，我建议优先发动学术圈内部竞争，把收回的科研经费奖励给打假专业团队。这两个结论背后有相同的逻辑，就是监督工作也有门槛，要尽量想办法提高监督者的专业性，让监督者在现有体系内获取资源和地位。如果只有热情，或者是只有普通人的口头支持，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耿同学这样的博士生，都不能保证长期的高质量监督。

感谢大家收看，1069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