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1062】福建泡药杨梅 湖北“割四赔五” 都是一回事

大家好，2026年6月5日星期五，欢迎收看1062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五月下旬，有两则新闻和农业直接相关。首先是记者暗访福建杨梅产区，发现收购点普遍用防腐剂和甜味剂浸泡杨梅，新闻发出后，直接影响了福建乃至全国的杨梅销售，收购价一度从20块跌到几毛钱，福建产区出现了杨梅烂在树上的现象。然后是襄阳收割机“割四赔五”事件。襄阳在小麦成熟季节连续降雨，当地农业部门号召外地收割机到襄阳参加麦收，但本地农户和外地的农机操作员频频产生矛盾。其中一次农机手用视频证明，本地农民在计算公顷的时候，压低面积按四亩算，出现收割损耗的时候高估面积，要求按五亩赔偿。消息传出之后，移动接单的农机手重新规划路线离开襄阳，农民在高速口找收割机团队往往被拒绝，这几乎导致当地麦收失败。督工，您怎么评价这两则新闻？

我看了这两个新闻的评论区，基本上都在骂农民无赖，骂这两个地方的风气不好。但从我的见闻来看，从历史记录看，所有地方的农民都一样，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农民当然有成熟的信用体系，但这信用只在长期合作的熟人社会内部生效。这个熟人社会的规模一般不超过乡镇，最多是扩展到整个县。过年回家，走出家乡的车站，无论是打车还是买东西，你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说话，往往会得到两种报价，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农民对外地人不讲信用，原因是预计两方面指挥进行一次交易，就算一次上了对方的黑名单，对方也只能对整个地区展开报复，无论是不买还是不卖，都很难报复到具体的农户。那当然是能够耍赖就耍赖，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具体的襄阳割麦子的问题，古代也要请外地的工人割麦子，也就是麦客，但是当时的道路稀少，普通工人不掌握地理信息，只能是春末夏初，沿着固定的路线往东南方向走，走到小麦产区的南部边缘，再跟着麦子成熟的节奏，沿着同一条路打工，慢慢地返回家乡。年轻的工人看不懂地图，跟着前队、组队去割麦子，记录路线之后，20年后在带自己的下一代出门。所以，在同一个小麦产区，麦客往往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虽然距离可能很远，但是麦客只在固定的一条线上活动，而且每年都要路过两次，所以农民和工人也形成了一个熟人圈，彼此要做长期的信用评价。如果有某个地方的农户故意压低价格，很有可能在收获季节就顾不到人，损失大部分粮食。反过来说，如果麦客不好好的干活，他就会在步行打工路线上失去一份固定工资，甚至会在某个乡镇吃不上饭，切断整条打工路线。

这种被强行压缩到一维线性空间的半熟人社会，到了21世纪，不仅是扩展到更大的尺度，还因为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进步，从一维升级到二维平面。麦客行业现在还在，但是收割机可以沿着公路行动，用GPS导航，哪怕是每年都到同一个地区去收麦子，也有至少十几条平行线路可以选择，更不用担心路过某个地区会买不到吃的。反过来说，农民现在可以到高速公路口去顾收割机，或者是可以在网上联系业务，不会因为被某个小团伙拉黑就没有其他选择。农民和麦客的个体户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上，相互不信任，是必然的结果。

从往年案例来看，农民和农机个体户是相互坑的，农民可以在地头压价，搞道德绑架，收割机开到粮食产区，如果天气预报未来几天会下雨，也往往会坐地起价，甚至某些农机会安装一个盗窃装置，用内部空间偷粮食，这就是陌生人社会没有人去约束单次交易的结果。

杨梅市场也一样，自古以来水果的消费市场就在本地，只有干果和蜜饯才能长距离交易，羊贵妃吃鲜荔枝那种事，从来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奢饰浪费的典型负面案例。杨梅虽然是中国最古老的原产水果，但是它的外壳柔软，运输难度比较大，在21世纪之前，大多数中国人不仅没有吃过，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80年代我的读小学，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有一篇短文《故乡的杨梅》，作者是浙江宁波人王鲁彦，他说甜杨梅吃多了会倒牙，咬不动豆腐，北方的学生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老师一般说我也不知道，连望梅止渴的效果都没有。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农村普及了卡车，特色水果才进入全国大市场，农民和消费者都是刚刚适应陌生人种水果给陌生人吃的新市场环境，所以会互相伤害，相互质疑。比如说椰枣在中国长期顶着一个传播肝炎的名声，替重复使用的注射器背锅，菠萝还有蛋白酶，不泡盐水就会刺激口腔黏膜，北方有传闻说菠萝和蛇是共生的，必须用盐水消除蛇毒，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杨梅果汁有大比例的水溶性花青素，可以蹭到衣服上，隔几年就会传闻是染色剂，直到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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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产品如果长期有质量问题，企业和品牌要付出代价。但在一个小农户为主的社会，只有地域品牌，没有企业品牌。农民和基层的收购站如果是维护质量，对整体的品牌影响不大，它滥用防腐剂也不会直接影响自己的收入，所以市场自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更进一步说，因为现在的法律没有收缴农民土地的程序，就算本地政府要很抓产品质量，也很难让造假的农民放弃生产，至少不能阻止他把农产品卖给邻居，流入外地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每隔上两三年，含重金属的湖南毒大米就会上一次全国新闻，但这些新闻的爆发地点都在外省，从不在湖南本地。请静静帮我读一段四川农科院对湖南重金属大米的评价。

而数量众多的中小米厂的存在，使得即使严格抽查，也只能形成“牛栏关猫”的局面。几百家米厂，你不可以管得过来，超标的大米也没有封存，放一放最后还是会被米厂卖出去。只要上了车，路上就不会再有检测，有关人士说，一些有检测能力的大型企业，不仅能自己检测出大米是否超标，还能具体掌握污染区域，但这些数据大多仅供内部参考。湖南长德一家大型企业主管部部长告诉记者，“我们可以检测出包括重金属在内的各项指标，虽然我们一直拒收超标大米，但不能阻止农民把它卖给其他米厂，而对于我们手上掌握的污染区域，没有政府部门的许可，我们也不可能对外公布。”

监管部门不能让农民退出市场，那就只能让地域品牌付出整体代价。这次泡药杨梅事件，承担代价的是整个福建的杨梅产业。从毒大米事件的周期来看，消费者忘掉一次不导致直接死亡的食品安全事件，差不多是三年时间。未来几年，估计福建农民会把本地的杨梅悄悄运到外地，打折出售，冒充广东或者是浙江的杨梅出售。这并不是福建农产品第一次因为滥用添加剂丢掉市场，或者说和历史上的负面案例相比，这次杨梅事件根本不值一提。19世纪中嫌起，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茶叶，几乎占了出口额的一半，或者说丝绸和瓷器收入之和的两倍。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自以为可以从中国赚钱，没有想到因为运输工具也进步了，中国茶叶占领了更多的欧洲市场，每年可以赚上3-4千万两白银，给清朝政府带来的各种税收，至少有四五百万两。英国作为最大的茶叶进口国，用鸦片和工业品都不能平衡中国的茶叶出口，开始考虑找替代品，争取要把贸易控制在自己的帝国体系之内，这就需要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解决问题。生产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基本上垄断了茶叶生产。当时欧洲人虽然已经养成了茶叶的消费习惯，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并不知道茶叶是怎么来的，甚至不知道茶叶是草是树还是灌木。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印度，在山去发现了一些野生茶树，但是质量不如中国培育了几千年的品种，至于说茶叶的采摘炒制和发酵技术，更是只有中国农民掌握。为了获取完整的茶叶产业链，英国向中国派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业间谍，罗伯特福特尼，这个福特尼是研究园艺的学者，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没有几年，他就到中国考察，掌握了中文口语，他回到英国之后，说红茶和绿茶是类似的收入品种，只是制作工艺不同，绝大多数人都没信，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掌握了印度的低质量茶源，相信了福特尼的说法，派他到中国收集优质的茶树和完整的茶叶制作工艺。东印度公司给福特尼开的年薪是550英镑，按照19世纪英镑和黄金的比价，他的年薪超过了4公斤黄金，放在2026年，就是400万人民币。事实证明，这笔投资100万利，福特尼给自己安装了一个假辫子，到福建和安徽的山区搜集了不同的茶树苗，雇了10个茶叶工人带出中国，给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园带来了颠覆性的产业升级。印度殖民地的茶叶产业，产能爬坡用了20年时间，从1870年代开始冲击国际市场，1889年，英国消费的印度茶叶第一次超过了进口的中国茶叶，到了19世纪末，中国茶叶出口只有巅峰的三分之一左右，每年要损失2000多万两的顺差。茶叶技术的转义证明，分散的农户完全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反正自己不卖，也拦不住邻居卖，只要间谍给钱超过了一年的销售额，农户甚至可能会把技术作为赠品送出去。英国人在自己的殖民地解决了生产问题，还要引导消费者习惯，否则对于茶叶这种要靠独特口味才能占领市场的饮料，新产品很难得到认可，在这方面罗伯特福特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中国走访了几十个茶叶作坊，亲眼看到中国工人给茶叶添加普鲁士蓝、石膏和其他矿石颜料，让茶叶显得更绿、更新鲜。回到英国之后，他把自己的见闻发在报纸上，还把中国的茶叶样本送到实验室，证明确实有自己看到的各种添加剂，所以印度茶叶起步之后，快速取到了中国产品。

印度茶叶技术的起点也是福特尼带回去的中国工人，也很难证明自己没有染色剂，尤其是高质量茶源不能证明自己比邻居更安全。对于消费者的怀疑，英国资本主义的对策是企业化、品牌化。前面提到1889年印度茶叶出口开始超过中国，第二年，1890年，立顿茶叶公司成立了，从建立的第一天开始，立顿公司就在斯里兰卡收购茶源，用工业化改造生产技术控制全产业链，立顿公司对英国消费者的口号是，从茶园直接到茶壶。当然19世纪的消费者没有办法去印度检查，看看立顿公司的茶叶是不是真的没有染料，但是和中国的普通农民相比，立顿公司有两个方面更值得相信。首先，它是作为整体品牌经营，一个茶园造假就会牵连其他所有的茶源，等于用公司的整体形象做了担保。其次，被发现造假之后，立顿公司真的会破产，会失去自己的茶园和工厂，企业很难像普通农民那样把产品打折卖给邻居，回收大多数成本。所以，立顿代表的英国工业化产品得到了消费者信任，快速打败了中国的“小农户”。从1870年到1894年，清朝至少因此损失了5000万两的税收，几乎等于甲午战争的军费。如果没有英国的商业间谍，清朝没准还能多混几年。21世纪的中国，也有一个很好的正反面例子，三鹿奶粉事件，分散的农户为了多卖钱，给牛奶添加三聚氰胺，谁不放，谁就要被淘汰，事后也没有农户被追责，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三鹿公司发现问题之后，没有立刻召回所有的产品，客观上导致三鹿公司管理层承担了所有责任，受害者可以追责得到赔偿。如果是农民分散造假，恐怕连追责都不容易。把泡药杨梅事件和收割机事件放在一起看，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但是小农经济只能在熟人社会才能有自我约束，一旦让小农经济进入21世纪才出现的农产品全国大市场，必然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导致质量无限下线的堕落，或者是农民拉着邻居一起经济自杀。如果中国不想放弃全国的统一大市场，那就只能按照市场规律，尽快淘汰小农户。第850期节目，我给出的建议是反向农业税，尽快搞一场新的土地改革，用普遍的养老金收购所有的零散土地。农产品生产必须企业化运营，让可以追责也可以破产的企业来控制产品质量，找承包商谈长期合同。从现实看，农村大多数土地已经是靠流动劳动力来管理了。之前我分析过采茶女工摘蓝莓女工这两个群体，他们都是领工资的，这证明土地集中是趋势，也有可行性，只是现在的土地的产权时代还是太分散，运营效率不高，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只能是略高于小农户的农业收入，更供不上安全问题。另外，就在这次爆发割四赔五事件的襄阳，土地集中也起码走到了那一半，请静静帮我读一下2024年的旧文。

为了取得村民们的信任和支持，王道林对流转来的土地进行了改造。我把净水、排水等整个水系都熟悉后，再上机械，投资了1000多万元，进行小田并大田，最大的一块地有200亩。看到原来的8张田被改造成田快平整，水渠通畅的大条田，村民们逐渐有了信心。全村7个组，共流转土地3050亩，将原来的230块小田合并成65块大田，由襄阳大圣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管理，该公司还为农户提供专用种子和肥料，并签订高于市场价的收购协议。2023年5月，襄州区成为湖北省首批小田并大田试点地区，引入30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土地流转，地块互换等模式实施并田，极大的方便了机械耕种，每亩种植成本减少约100元，实现了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截至目前，襄州区已建成能灌能排，汉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161.12万亩，占全区永久基本农田76.36%。如果所有的土地都交给大型企业来运作，无论是企业自己购买收割机，还是招标雇人，都必然要签订长期的合同，商量稳定的价格。就算企业违约，起码也能找到明确的法律责任人，不会像这次割四赔五事件一样不了了之。最后给上一期节目做个补充。当时我说天津是中国的石油产量最高的省级单位，按照所得税和增值税分成比例来算，每年4000万吨的石油，可能提供了将近200亿的额外税收。当时有观众指出，路上油田和海上油田的积水方式不一样，我去查了资料，果然如此。2002年的国务院通知明确规定，不实行所得税分享的铁路运输、国家邮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上一期提到渤海油田的税收汇缴地点，是天津市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但是这个分局的前身是海洋石油税务局天津办事处，拿到的税确实和天津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天津从石油得到的财政好处，主要是大港油田带来的陆地石油分成，以及渤海油田带来的关联企业税收，员工个人所得税分成。加起来可能用五六十亿，到不了200亿。这虽然明显超过了其他三个直辖市的石油红利，但是确实不能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天津真正的问题，还是已经无口奈何的债务。这方面还是和上海对比。上海财政局文件显示，2025年，财政局给上海的债务限额是11146亿元，相当于上海GDP的20%，实际上借了10420亿，相当于上海GDP的18%。至于说天津市，GDP是上海的三分之一，18539亿，对应的债务限额是16046亿，占了GDP的87%，实际借贷是15099亿，占了GDP的81%，再上还有至今不公布总额的隐形债务数据，天津的债务最起码是和GDP总量是差不多的。所以天津已经没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很难分享最新一轮AI产业革命的红利。感谢各位收看，1062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