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信息第590期】酒吧不让摆烂；又快又好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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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摆烂酒吧”被责令整改
贵州一家酒吧名叫“摆烂”，被责令改名引发了热议。印江县委宣传部公众号“微印江”发布，近日有市民在文昌公园发现一家摆烂酒吧正在经营。
地处人流聚集地，名称低俗显眼引关注。12月13日，在宣传部统筹组织下，市监局和文旅局到酒吧检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指出“摆烂”一词带有消极懈怠的语义导向，不符合公共场所名称应传递正向价值的要求，可能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负责人对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变更登记，并对应更换酒吧门头，确保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
“摆烂式治理”引发媒体热议
大象新闻就此发表评论。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明确企业名称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公序良俗并非模糊概念，民法典已做出明确界定，核心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但“摆烂”一词真的违背公序良俗，真的会产生不良影响吗？这一点值得商榷。
摆烂是近年来广为流行的网络流行语，核心是成年人面对生活与工作压力时的自我调侃与情绪宣泄，并非宣扬颓废堕落。虽带有轻微的消极情绪，但绝不低俗，也不涉及暴力、歧视，既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也不违背善良风俗，远未触及公序良俗的底线。
公序良俗的核心是禁止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道德秩序。更何况，酒吧是成年人的专属消费场所，未成年人禁止入内。即便青少年偶然看到店名，也不至于被误导而变得消极颓废吧。
这类带有情绪表达的酒吧不在少数，“解忧酒馆”、“咸鱼小馆”、“摸鱼酒馆”等名字都带着放松解压的自嘲意味。若说“摆烂酒吧”会诱导人消极度日，那岂不是意味着“富贵酒馆”能让人一夜暴富？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一个店名根本没有左右人行为的魔力。
相关部门不必过度纠结于店名，与其在这类小事上大费周章，不如将精力投入到真正影响青少年成长、关乎社会风气的核心问题上。这种避重就轻、专挑软柿子下手是一种敷衍的“摆烂式治理”。借着公序良俗的名义随意扩大戒律范围，对商家严苛要求，却在该履职尽责时缺位。这样的摆烂式治理远比摆烂酒吧本身更值得警惕。
《求是》刊文：莫让“太平官”一路太平
如果把治理躺平摆烂的矛头对准官员，那就合理了许多。《求是》杂志近日刊文：莫让“太平官”一路太平。何谓太平官？就是那些不思进取、为官不为，只顾自己太平，不顾事业兴衰、群众疾苦的官员。
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庸俗哲学，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把手摊子、混日子当作为官之道。有的面对矛盾问题踢皮球，遇到棘手难题打太极，把“再等等、看看”当作挡箭牌。有的习惯于当二传手，文件转一转，会议开一开，责任推一推，工作落不到实处。更有甚者，为了保住乌纱帽，对歪风邪气听之任之，对违法违纪视而不见，甚至搞好人主义。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
太平官看似不贪不占、人畜无害，实则危害不小。一是贻误事业发展，二是损害党群关系。个别领导干部占着位子不干事，对民意冷眼旁观，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做样子与庸碌无为的混日子，影响很坏。三是败坏政治生态，劣币驱逐良币。若干事者多干多错，混日子者却无为无过，甚至安享其位、稳获升迁，实干的导向便会迷失，担当的动力必将枯竭。久而久之，必将导致一个地方或者单位干部队伍锐气尽失、人心涣散，政治生态暮气沉沉。
太平官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多个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满足于做表面文章。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作祟，没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也有一些干部认为“枪打出头鸟”，不愿做出头椽子，宁可墨守成规、庸碌度日，也不愿锐意进取、担当尽责。还有一些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本质是能力不足，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另外，个别地方选人用人导向存在偏差，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陈旧观念尚未根除，甚至存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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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车评网站称赞中国制造业“又快又好又便宜”
环球时报近日编译了美国车评网站The Autopian的一篇文章，原题《我们毫无胜算，本田首席执行官在目睹中国速度后如是说》。在中美两国经商的人士常惊叹于在中国制造产品是多么容易和快速。
只要你想生产某种产品，就能在午饭前得到一个3D模型，在晚饭前拿到一款原型产品。到周末就能准备好将第一批产品推向市场。这就是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业已实现业内难以企及的目标：又快又好又便宜。当一个国家决心成为世界生产强国，并有能力削减导致其他国家慢下来的繁琐程序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不仅关乎制造产品，不妨看看彭博社近期的报道。去年一辆中国车企制造的汽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辅助驾驶系统突然急刹车并向一边打方向，开车的是该车企的德国负责人。他在参加一个会议前给杭州的工程师发电子邮件报告问题，等他开完会后，一个软件更新包就被发送到这辆电动汽车上，汽车随之顺畅行驶。而欧洲车企往往需要数周时间才能解决类似的问题。
报告还指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环境。当老牌车企还在尝试缩短其通常长达五到七年的产品研发周期，其中国竞争对手两年内就能推出一款新车型。中国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年轻化、流动性强，薪酬通常与绩效挂钩，从而培育出浓厚的创新文化。激烈竞争则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并消除低效环节。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本田汽车社长兼CEO三部敏宏在中国参观时就踏入这样的世界。他2月底参观上海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工厂时说：“我们对此毫无胜算。”从零部件采购到物流管理，该工厂的一切都实现自动化，在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同时确保稳定质量。三部敏宏目睹了中国竞争优势的源头：又快又好又便宜。
不仅是日本车企尝试反思，去年福特有关负责人也重点谈到，如何彻底改变其工厂运行方式并简化工作流程。其他国家能追上中国速度吗？很难说。但第一步是要认识到问题。在环球时报的留言区，一些中国读者似乎有不同的意见。
比亚迪在巴西与匈牙利卷入劳工争议
比亚迪近期的海外遭遇堪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西劳工部4月上旬更新强迫劳动黑名单，比亚迪被列入，不到三天又依照法院禁令将比亚迪暂时移除。中国外交部就此回应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一贯要求中资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黑名单的正式名称是“将工人置于类似奴役条件的雇主登记册”，每半年更新一次，4月新增了比亚迪巴西公司和其他168家公司。比亚迪向巴西法院提起安全令申请，法院认为目前尚无证明比亚迪与此前受影响的劳工存在直接雇佣关系。比亚迪巴西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汽车制造，而这些工人是受雇在工厂建设过程中施工，并不在比亚迪巴西公司的组织结构内，因此同意在最终裁决前暂时将比亚迪移出名单。
比亚迪2023年宣布投资30亿雷亚尔（约合40亿元人民币）在巴西建造三座工厂。建设过程中陷入奴役劳动争议，2024年底引发巴西劳工部门突击执法。去年底案件民事责任部分达成和解，比亚迪及承包商需赔偿受影响的工人，还要支付集体精神损害赔偿4000万雷亚尔（约合人民币5460万）。
近日，巴西劳动检察局局长德梅洛突然被解职。消息人士称，他违抗了劳工部长的命令，后者要求他将比亚迪移出黑名单。德梅洛表示反对，解雇引发劳工团体强烈抗议。巴西全国劳动检察员协会指责劳工部长政治干预，是严重的体制报复。事件让左翼的卢拉政府陷入尴尬，卢拉本人就曾是工会领袖，也曾是工人党共同创始人。
巴西劳工保护严格，工会也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对于旨在出海的中国车企来说也是必争之地。这里是全球第六大、拉美第一大汽车市场，而且工业基础、自然资源、经济增速和开放程度都明显优于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其他主要拉美国家。跨国车企在巴西占据主导地位，都设有整车产能，除满足当地需求还出口到周边市场。2025年巴西本土汽车产量264.4万辆，约20%用来出口。
在中企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匈牙利，比亚迪建设中的新工厂也遇到劳工争议。这是比亚迪在欧洲首个新能源乘用车生产基地，预计今年投产。项目被曝工人日常工作时间长达12至14个小时，普遍缺乏休息日，部分人员高强度作业连续一个月无休，严重违反匈牙利及欧盟劳动基准法。工资管理也严重不透明，约20%到30%的薪资被扣留至特定账户，在合同期满后才予以结算。
微博用户因言获罪：华为起诉“王员外”案始末
六年前，一名在校生发了两条微博，引发小米华为高管转发回应，也掀起了一场网络口水战。王员外王文龙为此深陷囹圄九个月，被判损害商业信誉罪。虽然因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但人生留下了犯罪记录。
王文龙是山东烟台人，1992年2月生。2020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烟台一家外国车企研发部工作。他2010年注册微博，昵称王员外，后来兴趣转至数码产品，账号被认证为知名数码博主、头条文章作者、微博签约自媒体。到2020年2月，粉丝110多万。
当时小米发布新品，微博账号“商业评论”发文：小米能成为高端机吗？似乎不是那么顺畅。之后多个账号发布相同或者相似内容。作为数码爱好者和小米忠实用户，王文龙认为众博主密集发布转发同一文章很可疑，于是发了两条微博质疑有大量蓝V发黑稿。第二条还附有雷军过往的采访视频，雷军说：有商子品牌怎么Low怎么来。
经小米华为高管转发争论，引发了数码圈高度关注，上了微博热搜。当年8月，华为向东莞警方报案，称王文龙等博主损害其商业信誉、产品商誉。10月，东莞警方千里奔袭拘捕王文龙。被带走前，王文龙问大概多长时间，他好向领导请假，警察说就两三个小时。但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公司。很快，东莞警方以涉嫌损害商誉罪将其刑拘。2021年7月，深陷囹圄九个月后，他签署认罪认罚书，获得取保候审。
对于王文龙所发微博给华为造成多大经济损失，案件先后有两个数据。第一份是华为委托北京名牌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称造成了2310万商誉损失，但评估报告既没有公章也没有评估人签名。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警方补充侦查。第二份由东莞警方委托广东锦阳资产评估公司、上海毕力专利评估公司出具，称造成1337万商誉损失，被检方采纳。
王文龙一方质疑这两家的评估资质。最终一审法院也没有采纳这个证据。但去年6月，一审判决认定王文龙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情节严重，已构成损害商誉罪。但因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王文龙提起上诉，去年12月被东莞中院驳回，维持原判。五年来他一直在烟台、东莞两地间往返奔波，至今也没有正经工作。他已向东莞中院递交申诉状，希望能引起广东高院重视，启动再审。
中国无罪判决率低位徘徊引发法学界关注
我国的无罪判决率近年来在低位徘徊，意味着什么？有哪些问题？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日前举办研讨会，与会学者及律师认为，极低无罪率或许折射出更高的错案率，应反思并推动刑事司法体制完善。
去年全国法院受理刑案104.67万件，审结105.55万件，依法宣告294人无罪。以全国约3600家法院计算，平均每10家法院一年仅判处一起无罪。北大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统计，2025年无罪率约0.021%，一万人中仅两人能获无罪判决，是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
3月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清华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也指出，无罪率并非越低越好，过低会带来人权保障的疑虑。陈永生统计，无罪案件大部分是自诉案，无罪率约5%到6%，接近国际一般水平。公诉领域无罪率甚至低于万分之一，体现出公诉体系中控辩双方的权力差。
他统计了55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国，最低无罪率约2%，如芬兰、亚美尼亚等。多数在10%到30%，如美国联邦系统9%，英国17%，法国36%，韩国30%，香港地区23%。即便同样以定罪率较高著称的日本，无罪率在0.1%左右，是中国的五倍。不过日本检方把关严格，大量案件进入法院之前就被做出不起诉处理，不起诉率60%左右。法院面对的是高度筛选后的案件，因此无罪判决比例较低。
我国的无罪率为什么极低？按照制度设计，公检法应当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但实际运行中三者更倾向于协同配合，而非制衡。一旦案件在前端形成了入罪判断，后续环节沿着既有结论推进，形成起点错、跟着错的路径依赖，审判阶段的纠偏功能难以发挥。
而且公检法权力阶序倒置，按刑事诉讼的客观逻辑，权力应当由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逐级上升。但现实是相反的，公安高于检察，检察高于法院。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现实阻力很大。律师在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方面的权利落实不充分。证人出庭率低，二审普遍不开庭审理，法官忽视辩方律师辩护，庭审难以真正成为查明事实和检验证据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压缩了辩护空间。个别案件中查封扣押的财产在判决前已被地方充公使用，也会反向影响裁判结果。还有逐利化司法、远洋捕捞等也会起到负面作用。极低无罪率可能增加冤假错案，削弱司法公信力。去年2月，中央出台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诉制度改革，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完善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二审开庭制度，推进庭审实质化。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