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信息第451期】行人安全距离；手办淫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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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经济热与商业化隐忧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没有观众去寺庙烧香？年轻人为什么喜欢玄学、喜欢上香就不讨论了。很大程度上，寺庙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急诊室”。携程数据，2023年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310%，95后和00后占比达50%。
36氪最近转载文章探讨一个问题：烧香的钱给谁了呢？现在的寺庙管理者已经深谙新时代的网络文化，网红产品纷纷出道。龙华寺的素面被称为全上海最好吃的面条，牛肝菌辣酱、玉佛寺春日限定青团等产品需要早起排队抢购。净素月饼年销量超过10万盒。杭州灵隐寺的陈皮酱油单品，2023年销售5.6万瓶，收入超320万；其咖啡店单日最高出杯量突破2000杯。北京龙泉寺开发的贤二机器僧表情包，上线初期就吸引了几十万粉丝。南京牛首山佛顶宫推出AR导航，游客扫文创冰箱贴可以观看景区的宣传视频，扫描佛顶宫的建筑可以触发虚拟飞天表演。抖音上还有“佛门男团”，他们的账号以禅武双修为主题，展示少林棍法、醉拳等传统武术，配合师傅解惑的问答环节，吸引了350万粉。山西五台山禅农结合，将有机藜麦、沙棘等农产品与佛教文化结合，推出五台山藜米、禅意素斋等产品，年销售额近3000万。莫高窟推出数字供养人，用户付99元可以获得虚拟壁画修复资格，超百万人次参加。还有线下莫高合集文创店，设置了壁画临摹、岩彩绘画体验项目，游客的停留时间延长到2.5小时，人均消费提升到380元。
寺庙经济商业化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但过度商业化会引发伦理危机，尤其是供奉和捐献。还有山东某寺庙因为强制游客购买高价香被查处；河南出现了260万转让寺庙的广告；少林寺4.52亿竞得郑州商业用地，寺庙经济的资本化运作也引发了争议。
法律法规层面，《宗教事务条例》明确禁止商业资本介入宗教活动场所运营。政策层面，国家宗教局等联合发布的《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也明确禁止资本运作和承包经营，但仍有企业通过募捐代理、承包经营等方式变相牟利。
也有部分寺庙探索出创新模式，比如玉佛寺推出了觉群创业基金，坚持以商养文，累计资助了219个创业项目。“饿了么”是第一批的受益者，2009年获得了10万全额贴息贷款。
按照马督工的观点，宗教很大程度上成了心理咨询企业，那要不要征税？
英国年轻人信仰“复兴”？
说到年轻人信教，路透社趁着罗马教皇传承交接的话题，关注了英国年轻人的信仰。天主教正在渴望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年轻人中传播。
二战之后，随着科技和社会进步，西方国家的信教比例不断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群。但最新调查显示，与新冠疫情前相比，英国越来越多的18到34岁男性开始去教堂。受英国圣经协会的委托，民调机构舆观（YouGov）去年11月调研了13146名成年人，在上个月发布名为《安静复兴》的报告。调查发现，每个月至少去教堂一次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12%，高于2018年的8%。在18到24岁人群中的比例从2018年的4%上升到16%，仅次于65岁及以上的人群。年轻男性的增长尤为明显，有21%，同年龄段女性有12%。
在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创立英国国教圣公会近500年后，天主教在18到34岁年龄段比圣公会更受欢迎。自认基督徒的民众中，有41%自称天主教徒，高于2018年的22%；而自称圣公会教徒的比例是20%，低于2018年的30%。
路透社采访了20人，包括天主教皈依者、宗教领袖和学者。他们分析，年轻人信教的原因包括疫情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动荡时期对古老传统的渴望，志愿服务的渴望以及对现代世界的幻灭。前面的报告也称，去教堂的人更满足，和社区的联系感更强。在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激增的数字时代，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前景。社交媒体为年轻人提供了便捷的入门途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19年皈依，成为最受人瞩目的天主教徒之一。2022年到2023年，全球天主教人口增长了约1%，达到14.06亿。
诺丁汉大学一名宗教伦理学副教授表示，鉴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孤立，疫情可能会带来推动，也可能是对进步政治的反弹和传统角色的衰落，特别是年轻男性会说：“让我们进入一个真正保守、反女权主义的机构吧。”其实进步派教皇方济各任命了比以前更多的女性担任梵蒂冈的高层职位，但推迟了允许女性被任命为神职人员的改革，让主张女性在教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倡导者感到失望。
有研究认为，当前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真实世界缺乏联系，太抽象。也有研究提到，宗教可以帮助年轻人建立跟真实世界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现在看来，网络的毒性有时候比宗教还大，以至于宗教都成了戒毒剂。
美籍新教皇与教会未来
颇具传奇色彩的教皇方济各四月去世。他在天主教这个保守的宗教推行激进的改革，甚至被形容为“马克思主义教皇”、“左派教皇”、“人民教皇”。继任者是否会推翻他的政治遗产备受关注。
5月8日，来自全球71个国家的133名枢机主教在梵蒂冈投票四轮，来自美国的普雷沃斯特当选新教皇，称号良十四世。这是首位美国出生的教皇，打破了教会领袖不会从全球超级大国中选出教皇的传统看法。不过梵蒂冈官方网站将他描述为第二位来自美洲的教皇。普雷沃斯特现年69岁，芝加哥人，本科学的数学，1984年获芝加哥天主教神学联盟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秘鲁传教。2023年他被方济各提拔到中央，担任梵蒂冈主教部部长，负责全球主教的遴选和管理，可以理解为“中组部部长”。
良十四世没有具体说明为何选择这个名号，不过梵蒂冈发言人称，明显体现了教会的社会训导。良一世是个大圣人，公元400多年时辅佐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大昏君瓦伦丁三世。昏君太昏，招来了各路蛮夷，阿提拉打来时，昏君跑了，良一世用嘴皮子退兵。1000年后，拉斐尔画了著名的《利奥一世会面阿提拉》。上一个以“良”为号的是良十三世，1878年当选，1903年逝世。他曾在通谕中谴责少数工商界巨头，权力集中于少数富豪和财阀之手，对无数无产阶级施加了近乎奴役性的枷锁。
良十四世是首位高度活跃在网上的教皇，曾经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也抨击过万斯。虽然特朗普祝贺出了首位美国籍教皇，但对特朗普颇有影响力的31岁女网红、阴谋论者和极右翼人士鲁默怒斥新教皇是“觉醒派马克思主义者”。在拉美传教很难不激进、不进步。普雷沃斯特以关怀贫困人群和移民而闻名。不过美国媒体报道，他在秘鲁担任主教期间，曾对学校开展性别平等教育持反对态度，并与同性恋者保持一定距离。
目前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与进步派分歧严重。方济各此前展开一项计划，希望能够约束美国的传统主义倾向。良十四世预料也得面对这一问题。
行人“安全距离”的司法困境
近日，山东青岛一起行人转身相撞案，经调解由“未保持安全距离”的后者承担部分赔偿，引发了关注。
女子刘某在人行道上边打电话边行走，突然转身，与身后不及躲闪的男子王某相撞摔倒。刘某骨折，鉴定为十级伤残。因为年近六十，骨折对身体的影响较大，索赔18万。双方协商过，都觉得自己很冤枉，无法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刘某诉至法院。法官调取了监控，证实刘某在前方无突发情况的状态下突然转身往回走，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但又认定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经过法官多次调解，王某赔偿7万，双方都表示满意，案件了结。
《民法典》规定的一般侵权规则原则是过错责任，即无过错不担责，有过错才担责。除了机动车事故等特殊的情形，要求证明侵权者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才需要担责。
2019年，北京有过一起类似的行人逆行被绊倒致死案。67岁的王老太在车站进站口离开闸机逆行，与身后正常排队检票的刘女士相撞，被其行李箱绊倒跌地。之后王老太因为脑出血不幸去世，家属索赔62万。法院最终驳回了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王老太转身逆行而出，更应该避让顺行的旅客并观察周边的情况，本人对被绊倒的损害有过错；第二，刘女士正常进出检票口，绊倒事发全程不足四秒，刘女士无法预见，亦无法在瞬间做出可能发生意外的判断。法院总结，行走的安全注意义务应该由转身逆行者负责，不应将高度注意义务强加于他人的身上。
在没有充分披露案情的情况下，还不能简单说两案同案不同判。但公众对青岛案件的反应这么大，一定程度上是代入了被撞者的角色，朴素的表达就是“无妄之灾”。青岛法官似乎是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车辆安全距离的条款移植到了行人的身上。另外，前几年疫情防控期间也有过“社交安全距离”的概念，但这个安全距离保持多少合适？如果本案的处理成为一般性的民事规则，所有人走路是不是都得保持安全距离？那是否也要像车辆安全距离那样，用禁止逆行、禁止原地掉头的标准来要求前面那个行人？
最高法2023年强调，法院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分清是非，定分止争，坚决防止“谁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和稀泥”的做法。对于本案，《南方都市报》评论，司法不能强人所难；澎湃新闻评论称，受伤者可以得到同情，但普通人也不能被强加义务。
首例“涉黄”手办案与玩具分级之辩
上海宝山法院近日宣判了一起团队制售“涉黄”手办案，也引起了热议。该案应该是涉黄手办被判淫秽物品犯罪的第一案。从手办工厂的老板到文员，共12名被告以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刑，刑期从实刑四年九个月到判一缓一不等。
案涉手办有多款，其中争议较大的是一款可拆卸服饰的手办，该作品有重庆市版权局盖章的版权登记证。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两名证人网购案涉手办时都未满18岁，而法院认定案涉手办为淫秽物品，依据的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这两名证人对手办的处置方式——两名证人购买案涉手办后，亦认为有色情内容而羞于展示，故其“会淫性”不言而喻。
判决公开后，在支持声之外也有别的声音。手办作为新兴行业，在缺乏有效行政监督和行业标准的情况下，被刑事司法介入是否越位？手办工厂文员和网店运营也受到了刑事处罚，是否处罚过重？如果这些手办明确为成人用品，又是否会被认定为淫秽物品？未成年人购买成人用品又是否有漏洞？
近年来，二次元产业快速发展，“谷子”经济成为热潮，但是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管。2023年12月，央视《焦点访谈》揭露生产销售黄色手办产业链，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未成年人。当时《南方周末》评论，应对玩具分级管理。央视节目曝光的那些手办卖给未成年人确实不妥，如果是面向成年人售卖，可能不会引起什么争议。这些二次元形象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满足粉丝对理想伴侣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不可避免会带有性的成分。对这些有“性意味”的手办，至少在通过严格的程序鉴定为淫秽物品之前，还是应该进行分级管理。有些玩具可以卖给未成年人，有些则只能卖给成年人。如果把成人玩具售卖给未成年人，商家理应受到严厉的处罚。而在技术上，这样的操作并没有什么难度，线下售卖的商店可以查看顾客的身份证件，线上店铺也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对购买者进行年龄验证。但目前看来，官方还是选择了更简单的方式。
湖南红网评论，仅靠事后追责难以根治问题，更需要建立前置性监管体系。手办行业缺乏内容分级标准，直播平台审核机制形同虚设，家长监护与学校教育协同不足，这些缺陷都需要改进。
赵作海去世与冤案追责反思
最后再介绍一位逝者，我国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蒙冤11年，在“亡者归来”后平反的赵作海，已经在3月去世。该案曾经引发“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等刑事司法话题大讨论，推动刑事证据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出台。
1999年，河南商丘柘城县赵楼村的村民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赵作海有重大嫌疑被刑拘，期间遭受刑讯逼供，被迫做出了九次有罪供述，最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然而11年后，“被害人”回到了村中，最终赵作海被改判无罪，并获得了国家赔偿65万。
冤案制造者们后来追责了吗？本案主审法官胡烨，审判长张运随，审判员胡选民，代理审判员魏新生，2010年停止接受调查，之后再无下文。胡烨停止前已升任河南省高院法官，其余三人在商丘中院刑一庭工作。胡烨也是河南“无名女尸”冤案的审理法官。当年拍板的时任地区政法委书记王式灿，在赵作海案判决后的第二年（2003年）退休，后到美国居住，未能追责。王式灿是从商丘行署副专员转任政法委书记，他曾说自己平时都不问案件，“我不是学法律的，我学煤矿和矿山机电”。刑讯逼供赵作海的六名警察，2012年6月一审刑讯逼供罪成立，五人被判刑，一人免于刑事处罚。当年出庭支持公诉的两名检察官汪继华和郑磊，数年前离开了商丘市检察院，改行当了律师。
时任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曾率领省高院和商丘中院的领导班子，到赵作海家鞠躬道歉。当天还专门讨论如何纠正执法问题，促进公正执法。他说，庭审中尽管辩护律师为赵作海做了无罪辩护，但声音很微弱，法官先入为主，一开始就把被告人定作罪犯。辩方和控方没有平等的话语权，所有这些导致法官职业操守缺失。法官不能坚守职业操守，最终导致冤案发生和法院地位下降。
其实赵作海案的追责在冤案中算动静最大的，不少案件如陈夏影案、念斌案、杨明案等未见到启动追责的公开报道。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法官、检察官、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2015年2月，最高检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将健全冤假错案防范、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可能是两句英文拼接翻译的，分别是“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和“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但很多人指出，第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迟到的正义等同否定正义”，或者“法律被拖延是违反争议的”，强调正义有实效性。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