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见】阿尔忒弥斯（下）：野火燎原

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第138期高见。

阿尔忒弥斯不只是个登月计划，而是一面镜子：一边是国家航天战略被国会、寡头与成本加成合同拖入泥潭；另一边，是商业航天在废墟旁野火燎原。

2011年，SLS正式立项，原计划2016年首飞，结果拖到了2022年才打响其第一发，单次任务成本高达40亿美元，之后又过了3年多，才打响其第二发。而后续衍生构型迟迟不能交付。同时，美国传统航天供应商的产品更新换代也出现了断档。波音的星际线飞船把宇航员亮在天上几个月，到现在也未能彻底解决故障隐患。ULA的火神火箭，在2024年总算完成了首飞，两年一共发射4次，火箭固推存在故障隐患，导致军方叫停了发射订单。此外，美国军工产业整体研发生产节奏放缓，波音民航客机事故频发，这一系列问题，被不少网友认为是美国不行了，产业空心化太严重。

而另一边，SpaceX的猎鹰九号，实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高频发射。2025年，猎鹰九号发射165次，占全球发射任务总量的超过一半。发射入轨质量超过2600吨，占全球入轨质量约85%。接力猎鹰九号的超重型火箭星舰，已经完成第12次试飞，稳步进入成熟阶段，起飞推力超过8000吨。美国航天年度发射入轨能力即将会跨越到万吨级以上。在叠加美国AI产业的蓬勃发展，美国似乎又太行了，产业革新能力爆表。于是每次星舰发射，网友都会在评论区开团，争论美国到底行不行。

将美国的两个侧面对立起来，从一个侧面质疑另一个侧面，不论立场站在哪边，提出这类问题本身逻辑上就是错误的。以美国航天为例，衰退的是传统供应商，革新的是新型供应商。传统供应商衰退，是因为政府计划性项目形成的资产太庞大，企业在错误的基底制度下加速了管理强化进程，并导致持续的产能萎缩。而新型供应商，对应的是商业化的基底模式，全球最大的风险融资市场，以及美国持续建设一个多世纪的市场制度，所以能够孕育出颠覆式创新结果。

本期是阿尔忒弥斯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在之前的两期节目中，我们分别介绍了美国航天战略的历史路径问题，以及前阿尔忒弥斯时代的国会法案博弈。本期，我们先快速梳理一遍阿尔忒弥斯计划，然后从全景视角复盘，看看美国的两个侧面是如何形成的。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由于白宫将航天改革作为政治交易筹码，导致4名参议员成功在2010年NASA授权法案中，塞进了几条实质性条款，提前锁定了SLS的世纪框架与供应商。这之后的十几年，相关项目就进入了垃圾时间。之前我介绍过，当时在NASA带头推进改革的是副局长加沃尔，他成功将商业载人计划纳入了政府预算，但整个国家的航天战略改革却失败了。加沃尔对政治失望透顶，在2013年9月正式提出辞职。他一走，NASA就彻底被局长博尔登带进了洗强状态，后来SLS有了个外号，叫参议院发射系统。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航天有三件事值得简单说一下。首先是商业载人合同分配。在加沃尔离职一年后，NASA正式公布商业载人合同，波音星际线拿到了42亿美元，SpaceX龙飞船拿到了26亿美元。波音报价比SpaceX高出一大半，却照样中标，而且吃掉了订单大头，说明美国政府对老承包商意下有着近乎本能的宽容。后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龙飞船从2020年5月至今，一共完成了20次载人任务，将76名宇航员送入了太空。而星际线直到2024年才完成首次载人任务，结果还让宇航员滞留在空间站9个月。

其次是猎户座飞船在2014年底首次试飞，这次试飞看上去很成功，但用的是德尔塔4重型火箭，载入速度低于月球返归速度。换句话说，飞船是早期的，火箭是借用的，工况是打折的，所以热防护层续限一直拖到几年后才发现。

第三是确认航天战略抓手。2013年，白宫根据奥古斯汀委员会提出的弹性路径，正式提出小行星重定向任务。2015年，正式将方案确定为，派出的飞船去一颗近地小行星抓取一块巨石推送到月球轨道上。这完全是奥巴马政府硬编出来的一套任务，在科学与工程上都没有多大意义，两党都不买账。等到特朗普上任后，直接砍掉了整个项目。

2017年底，特朗普签署空间政策指令1号文件，将奥巴马时代的小行星火星路线，改回了月球到火星。2019年3月，副总统彭斯在马歇尔中心宣布5年内重返月球，说美国正在和中俄进行太空竞赛，要把登月时间表从2028年提前到2024年。当时彭斯背后放了几个新款火箭在模型，直到现在也只有猎鹰九号是成熟产品。在彭斯发表演讲之后，新任NASA局长将登月计划命名为阿尔忒弥斯，也就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孪生姐姐。

由于登月任务确定时间太晚，所以直到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快结束，NASA才正式开展登月舱设计阶段招标。而从登月舱招标到实际用于登月，最快也要七八年。所以2024年重返月球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是扯淡。国会议员当然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没必要陪着特朗普一起发疯，更何况2020年疫情爆发后，特朗普眼看要下台了，所以当时NASA为登月舱请求33.7亿美元年度预算时，国会只批了8.5亿。直到拜登上台后，2021年4月登月舱项目才开标。由于蓝色起源与Dynetics分别报价600亿、90.8亿，报价太高，而SpaceX报价29.4亿美元，大致能用几年的预算覆盖，所以SpaceX成了唯一中标单位。这之后，蓝色起源与Dynetics向政府问责局提出抗议，遭到驳回，贝佐斯给参议员尼尔森写公开信，说愿意自掏腰包20亿，结果也没什么用。再后来，蓝色起源还把NASA告成了联邦所赔法院，结果也败诉了。

蓝色起源与传统航天供应商有深度合作，贝佐斯眼看公开程序走不通，就开始玩盘外招。蓝色起源总部在华盛顿州，于是贝佐斯找到华盛顿州国会参议员Maria Cantwell，在国会开展游说，成功通过了修正法案。2023年5月，在国会法案要求下，蓝色起源携手包括洛马、波音在内的几家传统航天供应商，成功导入阿尔忒弥斯项目，成为登月舱的二供。

至于说SLS两次发射任务，以及猎户座飞船出现的各类技术问题，已经有很多博主详细梳理过，这里我就不报采名了。总的来说，阿波罗时代是目标定义组织，整个任务架构、技术指标设定与供应商招标，都是严格围着目标导向开展的。此外在叠加冷战航天竞赛的政治占位高度以及国会充分授权，放宽预算审核批，所以当时美国开创的航天史的奇迹。而现在的重返月球，是组织定义目标，在火箭还没设计之前，承包商与技术指标就已经被国会老爷定下来了。之后不伦是探索小行星还是重新登月，都是在给航天飞机遗产找个说辞的名义。这种项目如果都能不拖延超支，那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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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提到美国国力衰退，通常会归因为金融霸权与产业空心化。这个归因不能说错，但很不充分。成熟经济体在没有产业革命的情况下，由于国内投资回报率下行，资本往往会转向海外。美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发行国，世界贸易结算、央行储备和金融避险都需要美元资产。这会强化美元信用，支撑美元汇率，并压低美国融资成本。强势美元会让美国进口商品更便宜，但对应的代价是让美国出口更困难，挤压本土制造业空间。而且在美国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同时，债务也会持续滚雪球。这又会让经济资源进一步向国债、资产市场和金融体系集中，加剧实体产业的贫血。

这之后就是产业空心化。一方面，企业为了开发海外市场获得市场准入许可，要主动在当地投资建厂、采购、招人。而另一方面，企业经营与股市也都会遇到波动。企业为了压力账面成本，修制资产负债表，会逐步放宽离岸外包的边界，将核心设计与制造环节也交给外部供应商。制造业的大多数知识都隐藏在连续生产、工艺迭代、现场纠错与工程师经验传承当中。企业外包核心环节，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伤筋动骨。波音787就是个典型案例。

这两点可以解释美国成熟民用产业的持续衰退，但不足以解释国防工业能力的坍方。美国国防部与NASA都会持续跟踪供应链安全，确保不会出现关键能力缺失。国防工业虽然要以民用工业为基础，但美国在全球采购民用产品与服务没有障碍，美国国防工业衰退，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快。这就要求引出第三层原因：垄断与企业生命周期。绝大多数企业的存活时间还不如人类的平均寿命。能够长期存活的企业，要么是走小而美的手工业传承模式，要么是成功赌对了几次市场转型，企业管理结构跟随产品调整，进行了多轮重构。如果企业转型失败，或者盲目扩张，都容易陷入大公司病，走向生存末期。还有一条路，就是变成政府计划采购供应商，变成行政依附单位。行政依附会降企业失去革新动力，对成本与市场需求变化失去敏感度，导致企业管理日益臃肿，然后以更迅猛、更剧烈的方式爆发大公司病。而行政依附的预算书写，又会持续给企业续命，把企业变成僵尸。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受限于经济体量与指令性生产，经常出现一个行业一下拖拉撕的情况。由于政企不分、刚性预算以及选择边界不清，企业的僵化也会拖滑整个行业。现在的美国国防工业，就是冷战社会主义产业故事的翻版。70年代滞涨之后，很多美国大公司市值低于资产拆分价值，而60年代形成的多圆化集团普遍效率低下，这就给了华尔街拆分套利的空间。高收益债是崛起，让收购者可以用垃圾债筹集巨额资金。里根上台后，又放松了反垄断法的执行，给大规模并购放开了闸门。与此同时，叠加债务利息抵税政策，高管薪酬股票化，以及股东价值底盾的兴起，美国企业治理逻辑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到80年代，美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大并购浪潮，接近一半的大型美国公司受到过收购要约。这一浪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

这套机制起初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之前的多圆化集团公司确实很拥肿，管理层往往会拿着企业自有资金盲目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市场进行敌对收购与杠杆收购，是给拥肿企业施加经营压力，逼迫企业革新，清算低效的企业管理层。然而这套机制在缺乏成熟制度配套的情况下迅速劣化，变成了时髦信仰。大公司资产能卖就卖，人员能采就采，帐上现金能分就回购派息，外包能压低账面成本就甩出去。而高杠杆收购又变成了少数人的套利游戏，至于企业之后的营收能不能覆盖债务根本没有人关心。制造业隐涵知识不能通过报表体现，短期财务指标好转掩盖了长期能力缺失。所以这一并购浪潮持续的十几年，大幅加速了美国龙头公司的老化进程，批量制造了大公司病。等到以RCA与西屋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集中爆发问题，一切都已经晚了。

具体到美国国防工业，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武校大楼也要收缩预算，压缩固产产能。于是，在并购浪潮下，美国国防部做了一个看似合理，却非常愚蠢的决定：开放国防工业并购。1993年7月21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与副部长佩里，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旁边的餐厅举行了一场小规模晚宴，邀请了20几名美国主要防务公司承包商CEO。我们在中篇介绍过的元老级人物奥古斯丁也出席了这次聚餐，而且就坐在国防部长阿斯平旁边。当时奥古斯丁一脸懵逼，小声问阿斯平，说为啥突然要吃这么一顿饭？酒过三旬，菜过五味，阿斯平才图穷匕见，说国防采购预算从85年的1200亿削减到了93年的600亿，已经腰斩了。言外之意是蛋糕只剩一半，桌上的人太多了，政府不会为多余产能买单，你们自己看着办。奥古斯丁后来给这次晚宴起了个名字，叫最后的晚餐。

这顿饭的效果立竿见影，美国国防工业随后迅速并购裁员。到9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今天波音、洛马、诺格、雷神这几家寡头公司操盘的格局。寡头公司尝到并购甜头之后，迅速意识到这是制造垄断的栖息，野心从把控总装与主要合同，向上下游蔓延，意图操纵供应线关键节点。把固体火箭发动机、导航头、军用GPS、航电、备件，这些关键供应链节点也吃进集团内部。这既是增加对政府的话语权，也是与同行实现威慑平衡。寡头公司互相抢占供应链节点之后，在成接政府订单时都要彼此依赖，这就稳固了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联盟。

直到1998年，洛马试图收购诺格，五角大楼这裁意识到已经玩过火了。一旦这一交易达成，新出现的洛马诺格集团，将同时在军机、雷达、声呐、电子战系统等多够关键领域，同时形成横向垄断与纵向卡位。最后，国防部联手司法部，才成功逼停了这场并购交易。然而垄断分肥的格局已经形成，集团掌握的地方产业与就业已经反向捆绑了国会意层。新型供应商的入围门槛被大幅太高，更关键的是，并购本身是合规交易，而国防部供应链层级太深，有太多卡脖子的关键环节在财报上根本不气眼。国防部很难通过法案说清楚什么是违法的，也没办法全面评估所有的并购行为。

在洛马收购诺格失败之后，国防寡头公司不再发起太扎眼的并购，而是转向密集的供应链节点整合，利用人海战术来对付政府监管，从而逐步蚕食国防工业。2023年，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平均每年发生400起国防并购案，但国防部每年只能对40起并购案进行评估。于是，美国国防部在年度报告中陈痛总结了90年代国防并购的恶果。国防部越来越依赖少数承包商提供的关键能力，总承包商从51家变成了5家，战术导弹供应商从13家收缩到了3家，固定翼飞机从8家收缩到了3家，卫星从8家收缩到了4家，90%的导弹来自3家供应商，而且并购趋势仍然难以断绝。不仅有横向整合，还有纵向整合。国防供应链的危机一直在加深。

在一般民用市场，暂时的垄断还会因为产品换代与创新公司挑战，颠覆垄断格局。但国防工业本身具有极强的计划采购属性。一旦形成垄断格局，寡头公司就大到不能倒。政府也会失去招标议价能力。哪怕寡头公司的产品交付能力不足，也要持续书写来维持国防工业能力。这反过来也加速了寡头公司的衰老，一个个人都迅速陷入了大公司病，变成了僵尸企业。航天与国防在供应链上高度重合，于是美国航天战略也背国防部最后的晚餐拖进了深渊。过去20年，美国国防航天产业，就是在重演冷战后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危机。

原本美国航天产业将随着国防工业陷入泥潭，航天成就将随着航天飞机一起进博物馆，但航天与国防还有一点不同。航天虽然也有强烈的政府属性，但有一部分民用需求。即便是国家安全需求，也可以将其中一部分拆解成商业服务。而且商业公司持有航天资产，开展航天活动，这也不算敏感。在NASA此前搭建的供应线中，本身就有大量供应商是从民用工业领域挖掘的。所以早在冷战末期，以Gaver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从业者就意识到了商业航天的潜力。

美国航天产业规模庞大，有一批锐气的改革探路者。这固然都是商业航天改革的优势条件，但更关键的是，美国持续一个多世纪搭建的市场制度框架，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快车道。首先，从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以来，反垄断叙事在美国天然政治正确。虽然国防部一顿操作猛如虎，把国防工业玩成了寡头格局，但如果有机可打破垄断，国会放行概率本就不低。其次，1958年艾森豪威尔签署航天法，成立NASA时，就授予了NASA灵活协议权，也就是后来航天法协议。允许NASA在传统采购合同之外，用更接近合作开发的方式跟企业大交道。这个授权原本是为了让NASA快速挖掘有潜力的供应商，从而应对斯普特尼克危机，结果在半个世纪后，这一授权被重新唤醒，为商业航天公司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1980年推出的拜杜法案，也允许大学、小企业、个人与非营利机构，在接受联邦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保留研发出来的专有技术，从而推动研发成果商业化。这套知识产权流转、技术转移与人才流动的制度，也深刻影响了NASA管理架构。NASA内部也有一整套技术转移机制，能配合知识产权律师，对技术转移进行评估与授权。这些法规制度叠加NASA的供应链管理，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让SpaceX能够在发育阶段，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迅速搭建起自己的供应链与人才库，并对关键技术进行采购。

而且美国允许企业在竞标政府项目时，实施投标抗议权。如果企业觉得政府招标不公平，可以向政府问责局抗议，也可以告到联邦所赔法院。2004年，NASA原本想把一份合同直接授予基斯特勒航空航天公司，SpaceX向政府问责局提出抗议，逼迫NASA撤回合同，重新竞标。一家刚成立没多久的小公司，就能直接挑战政府部门，这也为后续商业轨道运输服务计划改革提供了窗口。这些制度要素，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小企业创新西化，加上航天的多头订单来源，与全球最大的风投市场，让美国商业航天改革能够迅速落地。具体到公司层面，SpaceX能够迅速崛起，还有其他几种因素。

马斯克激进的管理风格以及核心团队全新的工作方法论，是让SpaceX开展颠覆性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但这些管理风格与方法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早期企业生存危机逼出来的。最近20年，NASA虽然推动了商业航天改革，但由于传统供应商反向捆绑国会一程，所以只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传统供应商躺在成本加成合同上混吃等死，而新型供应商走的是商业合同，只有完成里程碑交付认证之后，才能拿到对应的阶段合同款。由于马斯克早期自有资金并不多，所以只能拼命削减成本，一旦遇到外国报价太高的情况，就要想办法自己造，在减少采购间接费用的同时，削减沟通成本与交付进度风险。正是在持续多年的生存危机压力下，SpaceX才形成了快迭代的开发模式。火箭零件尽量自己造，软件自己写，测试自己做，所以SpaceX不是马斯克一个人的奇迹，也不是美国政府顶层设计出来的结果。没有美国一个多世纪搭建的制度环境，SpaceX就不会成立，没有商业航天改革窗口，SpaceX就拿不到NASA的救命订单。没有连续三次发射失败之后的企业生存危机，SpaceX也不可能被逼着走出一条垂直整合、快速迭代的道路。作为对比，蓝色起源同样不缺人才，但是由于背靠亚马逊庞大的资金池，没有生存压力，所以选择去和传统供应商合作，结果项目开发逻辑也被影响，更接近一家传统航天企业。

2025年，猎鹰九号完成165次轨道发射，把航天活动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截止今年6月初，猎鹰九号又完成了60多次发射，助推器最大复用次数达到了35次。星舰项目沿着猎鹰九号的经验，将开发管理逻辑挖掘到了极致。V3版星舰即将进入成熟阶段，进一步挑战人类航天运载能力的上限。与此同时，旧供应商裹挟国会选区，靠吸血来维持一套死而不僵的行政采购体系。这一正一反两面镜子，照出了美国荒诞的现实。美国已经步入金融帝国的深秋，暴露了严重的制度问题。但在寡头垄断国防工业的同时，美国也由反垄断传统，有司法救济、技术转移、商业采购、风险融资与市场出清机制，仍然保留了旺盛的再生能力，能重新激活关键产业。这才是整个阿尔忒弥斯计划最值得观察的地方。通过阿尔忒弥斯项目，能够看到美国国家能力的剖面。在航天飞机的陈周侧判，商业航天已经野火燎原。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