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信息第612期】减少护考道德绑架；人大否决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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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护考道德绑架

高考结束了，现在进入中考等待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社会对待高考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每到中高考季，全程禁噪、工地停工、广场舞叫停，甚至装修被强行中断。一刀切的做法在不少地方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护考标配”，以至于有人感叹，护考越来越像一场“道德绑架”。浙江舟山定海区政协委员就把这个声音摆到了台面上。

5月下旬，定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政协委员关于保障中高考平稳有序、兼顾合理施工的建议做出答复，称该局持续开展“绿色护考”专项行动，联合公安、住建、环保等部门从严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强化考点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严格规范噪声管控与工地施工管理，统筹兼顾“考试保障”与“正常施工秩序”。

对于政协委员有关精细化噪声管控、避免“一刀切”的建议，该局表示：一方面明确管控范围，只对考点周边500米核心区实施重点保障，而不是无限扩大化；另一方面，分类管理噪声源，考前一周倡导“无噪声装修”，夜间禁止高噪声施工；学校周边白天停止打桩、浇筑等作业。

针对政协委员提出“规范宣传与倡议，减少道德绑架”的建议，该局表示：一是倡导“理性护考”，通过官方平台、社区公告，线上线下宣传等多元渠道，向全社会发布“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监督管理通告”，明确各类噪声管控标准、受理渠道及举报方式，引导群共同监督，凝聚护考共识；二是强化“柔性服务”，联动社区物业走访排摸，主动对接考生楼栋周边住户，提前告知考试时段与护考注意事项，坚持柔性沟通、文明劝导，以共情沟通争取理解支持，并摒弃强制化、道德绑架式宣传，营造护考良好氛围。

为了中高考，各地有许多近乎全程静默的做法。出发点虽然是为了考生好，却忽略了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考生需要安静，商铺需要经营，工人需要开工，市民需要生活。这些需求没有谁比谁更高尚，关键是如何通过精细化的规则实现兼顾。就像定海区综合执法局说的，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生活出行、社会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考试平稳有序”与“社会正常运转”的双赢。

企业布局AI填报志愿

高考人数开始连年减少，不过人事互联网公司的大型流量窗口，而张雪峰去世后留下志愿填报咨询的巨大空间，阿里、腾讯纷纷发布高考志愿填报Agent，争夺toC用户。

苹果应用商店下载界面里，两家公司的浏览器都加上了高考有关的后缀，百度也在其浏览器搜索高考后的选择界面，增加了AI志愿报告功能。

阿里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称，目前请专业志愿规划师指导的家庭不到5%，而Agent服务比之前的大模型有更强的主动对话能力，更接近人类对话。这是AI在这个时代真正的价值。我们不是要取代人类专家的判断力，而是要把人类专家的主动对话能力规模化、平等、普惠地提供给每一个考生。

持用高考志愿填报Agent，会否产生决策责任问题？郑四寿表示，目前千问高考Agent的定位是辅助决策，回答范式更像参谋者和辅导员，不会提供武断的结论，而是提供全面的分析与倾向性的建议。

家庭教育消费方向转移

另一方面，AI加速融入教育，双减政策持续深化，重塑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路径。多鲸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2026中国教育消费与学习场景报告》。家庭教育消费并未因“双减”降温，而是向家庭学习场景、智能硬件、AI学习服务、素质培养等方向迁移。

“双减”前，K12学科培训吸纳了大部分家庭教育预算。双减叠加疫情影响，线下教培大量减少，但需求并未消失，家庭自主辅导的压力明显上升，同时政策收紧倒逼教育公司转型，推动学习机等智能硬件及配套软件不断升级。报告援引中国教育财税家庭调查报告数据，家庭校外学科类培训年支出均值从2021年的2454元骤降至2022年的1508元，占比从14.6%回落至7.9%，2023年反弹至9%。非学科类年支出降幅较小，2023年均值达1027元，超过双减前，占比从2017年的4.9%上升至8.1%。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家长观念更新。提高分数仍然重要，但越来越多家庭开始关注学习效率、长期能力、成长体验与陪伴质量，带动艺术、科创、体育、阅读语言、研学营地五大赛道爆发式增长。

不同消费能力家庭教育支出分化加剧。低收入家庭仍将教育视为改变命运的“独木桥”，但投入高度依赖应试成果。子女成绩越好，家庭越可能加大投入。高收入家庭更关注子女的批判性思维、全球视野等难以量化的能力培养，并通过私教、国际学校等维持教育优势。中等收入家庭则陷入“退出不甘心，投入不划算”的困境。

人大否决重大政府项目

政府项目被人大否决的一幕重现了。浙江人大杂志日前披露，今年2月，浙江台州黄岩区人大首次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进行票决。永宁奥体中心、永宁江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两个总投资超10亿的项目，因反对票过半，被当场否决。

报道称，这次票决不仅按下了两个项目的暂停键，更重塑了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逻辑，变“政府定，政府建”为“代表决，政府建”，推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从“程序性审议”向“实质性决定”转变。

会议上，267名代表对16个政府性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反向票决。反向票决是指代表只需对项目投出反对票或者弃权票。每个项目单独计票，如果反对票数过半，则不列入当年新增项目。

黄岩区发改局副局长表示，项目被否决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倒逼他们立项时必须认真掂量该不该上、该不该现在上。根据《黄岩区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方案》，当年度新增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区级政府性重大投资项目全部纳入票决。区人大还构建了一套覆盖会前审查、会中票决、会后跟踪的全过程闭环监督体系。被否决项目也并非背叛死刑，会退回有关单位进一步论证、优化，为下一轮申报做好准备。

报道引述人大代表、一所小学校长的感叹：“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决策者和监督者。”

严格来说，否决政府预算或者重大项目并非第一次。2009年，河北成得的预算报告因为行政内部开支预算充足，却无钱给教师发工资，被人大委员会两次打回修改。市政府压缩行政开支预算，增加民生预算7000万后，才获通过。2014年，浙江东阳人大常委会连续否决投资3.49亿新建8万平方米服务中心的计划；否决投资5亿在金开区建人才公寓的计划；否决投资2.9亿建客运总站的计划。2016年，还否决市政府提出的开发区亮化工程，节省财政资金3000万。

但总的来说，我国财政预算公开历史不长，监督机制也不完善，基本是综合或者整体审议。这在预算成熟的国家，不会被采用。发达国家的预算制度都是交给议会分项审议。如美国国会，就是将预算支出分成若干部分，由拨款委员会的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审议。

黄岩人大如今可以单独审议政府项目，也是一个进步，得到了不少网民肯定。有网民建议，写进地方组织法，全国推广。也有网民认为，黄岩重塑决策权力格局，正是让公共资源回归配置效率的最优路径。

地方文旅与“奔跑吧”

还是在台州，去年为了登上有综艺节目“奔跑吧”，政府支付1980万陷入争议。近日，网民发现浙江卫视“跑男”与地方文旅的合作，并非完全公益。

最新引发关注的浙江江山市采购文件显示，当地关于“奔跑吧”江山篇的采购金额为850万，经媒体求证，并不明确是否已经采购。2025年，台州“奔跑吧·山海间”月运传教、江浙江卫视综艺及文旅宣传战略合作项目协商结果公告显示，当地付了1980万。2023年新昌县采购的“奔跑吧·新昌篇”项目公示显示预算为960万。

更多曾经登上“跑男”的旅游地，比如河南安阳发布名称，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安阳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均由节目组自行承担，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福建厦门和泉州文旅部门回应称，当地与“跑男”的合作并未收费。

6月10日，浙江卫视宣传方在媒体群发了一条朋友圈截图，间接做出回应，称这其实是非常正常且极具普遍性的地方文旅定制化内容推广合作。从各级电视台到各类媒体，从综艺到电视剧、电影、纪录片，不论中外都很常见。也有无数通过内容影响力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成功案例。

截图指出，要求浙江卫视完全以公益形式支持各地文旅也不现实。他虽然是国营电视台，但并不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要自负盈亏、养活员工，而且还要承担很多公益性宣传和帮扶任务。而创收非常依赖“奔跑吧”这样的头部IP。“奔跑吧”也不是每个地方的录制都收钱，比如在安阳的录制就并没有收钱。

从截图内容来看，发言者应该是长年研究综艺节目模式开发的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彭侃，与他接受北京日报采访的内容基本一致。

如今这种合作模式为什么会引发质疑？争议核心恐怕不在于是否该收费，而是收了天价费用，却服务缩水。比如在河南安阳录制的节目却使用了河北邯郸的画面。再有就是，随着地方财政日渐紧张，大众对这方面的关切愈发敏感。比如新昌县长期是浙江省级贫困县，近几年抓住转型机遇，于2018年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县。这样一个曾经有过贫困历史的地区，拿960万去定制一期“跑男”节目，对文旅消费的实际带动效果无法量化，短期热度能否真实转化为地区发展动力，更是难以评估。

运城空气恶臭事件

关注山西运城空气中出现刺鼻气味事件。6月8日凌晨，运城多地居民被一股恶臭熏醒。有人发帖称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还有孩子呼吸困难。直到天亮后，恶臭才逐渐散去。当地排除了燃气泄露的可能。

运城市生态环境部门已经邀请省级技术力量深入核实，但截至目前，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污染源。

反映闻到刺激性气味的地方包括盐湖区、永济市、闻喜县、夏县等地。人们描述闻到气味近似火药味、臭氧味、臭氧葱、臭鸡蛋或榴莲。来源不明的刺激性气味引发部分居民恐慌。盐湖区一名居民表示，起初家人以为天然气泄露，给物业打电话被告知不是，跑到楼下发现整个小区都是味道。以防万一，这家人开车跑到医院楼下停住。还有居民表示，被臭醒后连夜逃离运城市区，运丰高速上也有味道，直到永济才消失。

运城市政府后续通报，组织环卫办相关部门连夜排查，聚焦城周周边重点涉气污染源，对化工塑料制品、肥料制造、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场等重点行业企业生产工况、治污设施运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排查，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污染源。并表示生态环境部门邀请了省级技术力量，当天下午到达运城开始排查。同时积极联系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相关专家正在赶往运城。

对于这一事件，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表示，我国城市里基本没有恶臭的监测预警系统，事后再去锁定污染源比较难。盐湖区日常居民投诉较多的异味问题，包括盐湖本身的异味、养鸡场、黑臭水体等，但这些不足以造成这么大范围影响。

这次异味影响范围不只在盐湖主城区，还包括周边市县，说明污染源强度大，大概率是周边设流的化工企业在非正常情况下导致的瞬时高浓度排放所致。根据居民描述，气味应属流积恶臭类，将排查重点放在设流化合物产生环节的化工企业。这类企业在盐湖区周边比较多。他表示，运城化工企业众多，但是对于涉恶化工的恶臭扰民监测预警，目前是缺失的。加强化工企业特种污染物如恶臭气体排放的监测预警，应是今后亟待补齐的一个重点短板。

中国福利尚未过度

最后推荐一篇论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近期刊发《中国公共社会支出的实际水平——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指出中国尚未出现“福利过度”态势。

但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公共社会支出，以化解社会风险，扩大内需和提振经济。

论文作者是华中师大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超群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朱小玉。“公共社会支出”是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的必要政策工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中国福利水平有“过高”和“过低”两派争论。文章以OECD统计口径为基础，构建与OECD可比的中国公共社会支出统计指标体系。

自2010年起，中国公共社会支出的绝对数额以及占GDP的比例快速增长，无论采用人均GDP还是人均PPP进行衡量，中国公共社会支出占比均比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OECD国家低5到7个百分点。

这个相同经济发展阶段大致是上世纪80年代，对比奉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中国当前的公共社会支出水平远低于当时的他们。

对比实行东亚生产型福利体制的日韩两国，中国公共社会支出水平略低于当时的日本，高于当时韩国，但日韩公共社会支出之后增长极快。目前韩国已经超过中国。中国当年的公共社会支出尚未呈现“福利过度”的态势。

然而，与80年代的OECD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程度更高，鉴于全球化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也更高。由于技术进步，各类新兴技术，尤其是医疗技术、养老服务技术等成本更高，公共社会支出占比理应更高。而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放缓阶段，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加之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民众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可能更高，不稳定性预期更为强烈。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公共社会支出。论文还指出，我国在家庭、丧失工作能力、健康等领域的公共社会支出较低，以及需要科学调整公共社会支出结构。现在用于养老金支出的占比已经过高，超过50%，就不能单纯考虑提高城镇居民养老金，而是要联动考虑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养老金。但这涉及公共社会支出结构，及其合理配置问题，即如何有策略的调整，以避免引起社会稳定性风险问题，显然需要另文讨论了。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