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1129】横向经费自娱自乐 美国经验不能照搬
大家好，2024年11月10日星期二，欢迎收看112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上周最热的新闻是延安大学音乐教师投湖自杀。从流传的绝笔信来看，工作最大的难点是去争取横向科研经费。如果达不到学校的要求，要么用自己的钱造假，循环一圈再回到个人账户；要么接受降薪或者解聘。之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调查显示，全国117位高校教师，近90%认为身边有自己出钱伪装横向经费的问题，18%的人承认自己也造假。督工，你怎么评价这套横向科研经费的问题？
横向经费自娱自乐 美国经验不能照搬
这是用官僚管理制度去强行学习美国经验的结果。
在中国生活久了都会知道，凡是一刀切的考核标准，必然就会有某些地方执行过头。这个延安大学的白老师，就是那个不幸的“头”。
所谓横向科研经费，是纵向经费的反面。政府的钱自上而下拨款，算是纵向经费；而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钱，不经过政府直接进入大学，算是横向经费。大学和大学的上级都要考核横向经费，就是想看一看教师如果没有官方身份，能不能直接给社会提供科研增量。
这一点显然照搬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很多美国专业和教授签合同的时候，定下的工资并不都是学校来支付，其中有几个月的钱是你自己用科研经费来给自己发的。比例低的，两三个月；比例高的，可能到十个月。搞不到经费，你就自动降薪。
此外，拿不到经费，美国教授自己的科研小团队可能会缩小，博士生可能会直接退学；如果最后你的团队连学校办公室都租不起，完全有可能就地解散，老师也就下岗了。而且这相当不体面的下岗，会影响以后自己求职。
当然，美国有终身教职的设定，某些教授是不能开除的，但是终身教职不等于终身体面。大学可以缩小教授的办公室，禁止他招博士生，分配琐碎的行政任务，剥夺他参与尖端研究的权力，到最后可能连停车的资格都要没有了。如果不是年纪大、脸皮厚，一般的教授也受不了这份压力。
2024年，美国西北大学吴瑛教授因为被政府调查“亲华”倾向，外来的科研资金暂时中断，就直接自杀了，当时她才61岁。《南华早报》的标题是《吴瑛失去了她的美国实验室，然后，她失去了生命》。
现在中国大学的考核标准就是从美国学的，而且是兼顾两种教授的压力。因为你也说不清中国的中老年教师到底算是有终身编制，还是没编制。所以明面上有降薪的压力，暗地里有各种不礼貌的操作，合起来把白老师逼死了。
中国向美国学习这份经验，起源是1985年的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鼓励教师独立去接科研任务。“横向经费”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典型的80年代体制内用词。
在2000年之前，中国教师如果拿到了横向经费，算是业绩增量；如果能下海创业，搞一个方正集团、华工科技，更是名利双收。但如果完全拿不到经费，也不会因此有什么额外的压力，原来的日子也能过。直到1999年的扩招之后，规则就开始变了。
大学扩招要建新校区，要招募更多的老师，主要的钱还是政府来出。但在形式上往往会采取市场化规则，让大学向银行贷款，各级政府或者融资平台去还钱。大学没有现金流，在市场上拿钱最可靠的抵押是无形资产，所以当时各个学校都要争着改名大学，为了就是名声好听一点。
当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同期推出的“985”和“211”名单，明显把大学分成两种：缺钱的和不缺钱的。
市场经济有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如果一个大学在中东部，而且顶着“211”的身份，就有足够的科研项目，也能勾搭到横向资金。与此同时，政府提供的拨款和贷款担保，也会以纵向资金的方式进入大学。所以头部大学重点专业的项目是做不完的，还得拿出一部分资金给其他学院，认真的扮演一个综合性大学。这样反而头部大学就不那么在意横向资金考核了。
但是，在“211”的名单之外，还不是本省或者本行业前一两名特殊照顾的学校，纵向资金就几乎拿不到了。这种学校如果是民办，缺钱了往往是专心的压榨学生，哄骗他们买各种奇奇怪怪的教学服务，比如说睡前消息996期提到的西安工商学院。
如果是各个地级市或者是县级市刚刚升级的某某文理学院，一般也能够勉强认清自己的身份，放弃科研指标，老老实实的抓教学、抓纪律、抓生源，对于横向资金要求不高。
只有夹在“211”和地方文理学院之间的那些学校，既不甘心搞纯粹的本科教学，也不甘心当少数专业的特色学院，还想着当一个科研型的综合性大学，这才会建设一批本来自己养不起的院系。同时，要求自己的老师都要去搞横向资金。
一方面是为了向地方政府证明自己还有扶持的价值，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收管理费，缓解学校的经济压力。延安大学恰好就是这一类学校，高不成，低不就。
名义上，延安大学是曾经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是西北革命大学的一部分。但是那个老延安大学，一部分变成了现在的人民大学，另外一部分在50年代搬迁到西安，变成了西北政法学院。现在的延安大学是1958年重建的地方学校，和宝鸡文理学院、安康学院是同一个层次学校。
但是，因为老延安大学的名头，也因为延安这个城市有特殊地位，延安大学并不甘心只招收本地学生做基础的本专科教育，现在已经开设了17个二级学院，还借着延安的历史地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博士点。
所以，延安大学非常在意教师的研究能力，至少不能丢了面子，这才建立了严格的横向资金评比标准；同时默许教师用自己的钱去造假，名义上过得去就行。白老师不愿意造假，就被逼死了。
前面提到，横向资金制度的起源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学习美国的结果。但问题是，美国从全世界吸收资金，美国的大校从全世界可以招募优秀学生和教师，也才养了不到200所研究型大学。其他的大学都知道自己的中心是本科生教学，最多是希望教师发表一些专著，证明自己还在继续拓展知识边界就行。所以，大多数美国大学教师并没有横向的资金压力。
中国除了100多所“211”大学之外，还有1400个本科大学，起码其中一半要建设研究型大学。至少400个有博士点的大学，都会考核教师的科研成果。而且观众都知道，地方教育机构和大学的行政官员一旦确定了指标，就会全面推行，不会区分什么学院什么专业。所以，白老师作为音乐老师，也要承担横向资金任务。
除了行政官员一刀切的考核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要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高等教育模式。
除了美国自己的普通本科院校之外，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也基本上不会考核教授的横向资金。文科教授只需要带学生的同时自己研究文献，理工科教授主要是申请国家的公共科研资金。而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欧洲大陆教授的工资都要靠国家拨款。按照中国的标准，欧洲大陆的大学主要是靠纵向资金维持地位，能拿到横向资金那是锦上添花，拿不到也不影响你的学术前途。
前面提到，中国的大校重视横向科研资金的起点是80年代到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中国的政治上的盟友，一起反对苏联，甚至为此会帮助中国改造军事和科技体系。90年代，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凭借硅谷和互联网经济引导全世界的产业升级。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有理由放弃苏联设计的本科教育体系，全面学习美国，鼓励大学和企业直接合作。
人类和动物都有一种习惯，把自己对某个事物的第一印象当成自古以来的永恒状态。比如说，我们说起哥伦布之前的美洲社会，首先会想到北美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南美的印加帝国，因为这是典型的新大陆文明形态。
但是对于大多数美洲人来说，这两个文明也只是几代人甚至是一代人之前出现的新事物。和欧洲殖民者一样，他们都是奇特的外来武装集团。如果用阿兹特克或者是印加统治集团去代表其他的北美土著，代表美洲历史，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
中国人对于当代美国的印象也一样。美国大学和企业密切合作，教授密集创业建立高科技公司，用捐款和股权给大学提供回报，这确实是20世纪末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两代人之内的新鲜事，并不是经过长期检验的制度。
从历史上看，美国长期要求中央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收益属于国家。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根据提案议员的名字，也被称为《拜杜法案》。
这条法律规定，就算是使用了国家资金，大学也能拥有技术专利权，还可以把专利交给具体的研究者。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大学才普遍成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鼓励教授和研究生创业，当然也会鼓励教授找现有的企业合作，拿现金回报或者是科研服务费。
从具体的案例来看，美国大学和企业的成功合作案例集中在计算机、互联网和生物科技方面，偶尔有几个做新材料的。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或者是领域。
往更大的产业背景看，美国整体上是去工业化，汽车、钢铁甚至成熟的芯片工厂都在向美国之外搬家。到了2024年，美国虽然还是中国之外最强的制造业国家，但是传统产业已经不剩什么了。
在美国制造业内部，排名第一的行业是化工和制药行业，靠生物医药撑着；排名第二的行业是计算机半导体行业，靠互联网和AI撑着；再后面就是依托发达农业的食品行业了，再加上依托航空优势的特色机械产业。
所以，如果说美国的产学研结合有什么借鉴意义，就是他们的大学教授确实很擅长建立一个高科技新行业，从0到1进行突破。但在支持传统行业方面，直接让大学和企业合作未必就能带来明显的优势，反而有加速去工业化的嫌疑。
作为一个曾经的工程师，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今天想介绍一个经常会被忽视的产业要素——工艺。
很多的大型企业，比如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德国大众，或者是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厂，在设置总工程师的同时，还会任命一个平行的总工艺师。这是因为随着产业链拉长，会有无数的随机因素影响质量和成本，仅仅靠技术原理讲得通，并不能保证造出合格的产品，更不能保证成本足够低，价格有竞争力。
所以在总工程师控制总体架构的同时，还要让总工艺师来控制生产流程。如果总工艺师这边无论如何保证不了稳定生产，那就要找总工程师调整设计，甚至修改产品参数。
我举一个现实例子。当年我在设计院的时候，同事经常要在南方解决软土路基问题。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预压堆载，也就是在预定要造桥和修路的地方，先压上一层土石，让地基自然沉降，结实一点之后再进一步处理。
但是，在2005年前后的苏州，所有的区县都在搞大型土木，甚至要挖湖里的淤泥取土，几乎找不到额外的土方去压地基。这个时候，设计院方面就根据外国和珠三角的经验，规划了水袋预压方案，也就是用巨型的塑料袋装水，压在地基上提供压力。这样一根水管就可以代替几十辆卡车来回运输，达到了压载效果之后，还可以把水抽走，袋子拿到下一个工地继续用，省钱也省时间。
我们设计院的工程师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案，原理上当然讲得通，也确实能用在一些道路上。但是，某些项目的现场施工人员就会提出质疑。他们说，从实践来看，现在的塑料袋质量不稳定，漏水的概率并不低。一旦漏了，那就是几十吨、上百吨的水渗入地下，比最强的暴雨还要厉害。本来你预压堆载的目的之一就是压紧地基，排除孔隙水，现在反而变成了加水，延长工期。
更重要的是，局部漏水的同时，其他地方还压着不漏水的水袋，地下的软土会有平行位移，原来测好的工程地质数据就被扰动了，影响不限于一个漏水点。
此外，还要考虑最坏情况下的补救可行性。一旦漏水，周围会形成一个小泥潭，提升施工难度。这个时候就算放弃水袋，高价租土方，甚至折钢材来压载，也很难快速修复。所以，水袋预压技术最好只用在普通的软土路基上。如果是高速公路连接线、跨铁路的高架桥这种工期卡得非常死的项目，反而要慎重使用。这就是工艺师团队对于工程师团队的限制。
在土木行业内部，工程师往往要考注册结构工程师，而现场的施工人员会考注册建造师，这体现了工程师和工艺师的区别。而且据我所知，土木工程还是一个产业链相对短的传统行业，很多人可以同时兼顾结构工程师和建造师的工作。到了航空、汽车、石化这一类行业，产业链就更长，总工程师和总工艺师必须有明确的分工，甚至是各自领导一个部门，只通过技术文件相互合作。
回到大学拿横向资金搞科研的问题。大学不管它怎么改革，首先是一所学校，每年都要招收一批几乎是零基础的学生，从头开始传授知识。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和教师都不受现有生产流程的约束，可以从底层逻辑去考虑问题，落实了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但是反过来说，这也导致大学的科技研究往往只停留在原理和逻辑上，最多是和工程师打交道，很难深入到工艺师的层面。
对于一个从0开始的行业来说，有没有工艺师并不是问题，因为能够从头创造一个行业，说明大学教授肯定是发现了新的规律，用颠覆性的方案去处理问题，哪怕是工艺差一点，也不影响新产业爆发。
比如说，计算机用电子管和晶体管做逻辑判断，消耗的时间以毫秒计算，哪怕是电子管的稳定性稍微差一点，也能够替代手动计算的计算助理。又比如说，生物制药已经开始从基因层面治愈一些遗传病了，传统的化学小分子药就只能缓解血液和消化道的问题。就算是新的药物产量很小，也会受到病人的欢迎，至少会有一部分富豪愿意出天价来买。
很多美国的初创企业在只能靠实验室生产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几亿美元的订单和预付款，正好可以利用美国宽松的资金环境，快速发展成世界级企业。
至于说变成了大企业之后复杂的工艺怎么办，首选方案是把生产外包到其他国家，美国自己只负责核心工艺的研发和品牌形象。这样工艺问题就可以扔给富士康这一类分包企业了，利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来搞生产。
但如果行业已经成熟，全世界的聪明人都能搞清楚原理，创新就必须深入到工艺层面了。为了降低20%的成本，也许要隔绝外部供电的频率波动，自己去改造电力系统；为了提升20%的耐久性，也许要跳出生产线去检查供货商的生产强度，要求供货商保证工人的休息时间。
这些问题和基本原理相关，但不是懂原理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是教授带了一群学生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不一定是可以单独描述的问题。只有你在生产线上泡了几年时间，反复试探，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妥协方案。
所以，如果要发展产业链比较长的传统行业，用横向资金去聘请大学团队未必就是一个好制度。或者说，美国是在高工资和去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才发展出这套强调横向资金、鼓励大学孵化企业的制度。
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正好和美国相反。首先，在美国去工业化的同时，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其次，在美国用创新形式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中国是在努力弥补传统工业的弱点。从钢铁到汽车，我们不断在产量方面拿到世界冠军。这些产业都没有什么颠覆性的原理创新，最重要的指标是成本和安全性，也就是工艺层面的进步。
所以，中国经济要达到产学研结合的目标，本来就不应该学习美国，更不应该用官僚考核的方式强迫所有大学都去考核横向经费。
我宣布个事，我脱单了。什么时候？前几天降温的时候，终于脱离单件T恤，改叠穿n件了，就是太臃肿了。没做功课吧？选对内衣，这才能够一件抵n件。比如我身上的神器，小鹿保暖内衣，保暖搭底二合一，隔家里隔外套都百搭，这完全是怕冷星人的过冬神器啊。这里我也劝大家选一件质量好的，不要觉得穿在里面就可以什么都凑合，起球难受也就算了，冻感冒了可得不偿失。不如就趁现在的底价入手一件小鹿，划算实在，质感又好。顺便我也教一教大家怎么去选保暖内衣。一看暖和不暖和。小鹿有一个创新的三网空气锁温技术。说白了，就像保温杯那样，中间有一个空气夹层，里面热气存得住，外面的冷气也进不来，就比同样厚度的保暖内衣要暖得多和久。考虑到不同地区，小鹿还做了三种暖度。像我IP是上海，冬天基本上5度左右，中暖就足够了。二呢，就看透不透气。那种闷汗的你以为保暖强，出门风一吹更冷了。小鹿它有尤可思纤维，吸湿排汗很利索，哪怕是暖气有点热，轻度运动也很干爽。最后就是舒适度了，贴身一天的东西，绷得像木乃伊太耽误事了。小鹿混纺了氨纶，弹性是超足的，内外都是磨毛，不刺挠皮肤。它还额外添加了山羊绒、桑蚕丝，冬天也不容易干得起皮屑了。而且它抗起球、防静电，不会时不时的电那么一激灵。10A级的抗菌，敏感肌大可放心，机洗之后抗阻性能依旧在。想试试的到评论区去领券，趁着大促折上折，到手就是底价。尺码齐全，220斤以上都能穿啊。
中国产学研结合的探索与未来
如果大学不适合在工艺方面做深入研究，那欧洲、日本和中国的产业科研应该由谁负责？
首先应该是企业自己的研究机构来负责一部分。这些研究机构可能是设在企业内部，由长期接触生产线的员工组成；也可能是设在企业外部，定期把一线的技术人员抽出来上课、相互交流、讨论改进方案。
现在很多综合性大学，80年代之前就是这样的外部研究机构，当时的名字往往是冶金学院、干部培训学校。其中一半的学生是高中毕业生，入学就预定分配到系统内的企业，上学期间要到生产一线去见习；另外一半的学生是系统内的员工，在生产一线已经工作多年，现在选拔出来提升思考深度。所以当时部属大学还相对适合解决一些生产一线的问题，反而是盲目全面学习美国，放弃了自己的工艺优势。
但无论如何，大学都要每年去培养零基础的年轻人，大学教授都要做基础研究，探索知识边界，不可能把时间都扔在生产一线，反复试探现有技术的参数。所以，对于已经有了成熟产业链的传统行业来说，大学并不是好的科研合作单位。
从欧洲、日本的经验来看，最合理的合作机构是全社会共享的产业研究院或者是工业研究院。其中最典型的机构是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会，有的地方也会翻译成弗朗恩霍夫协会。
对于中国人来说，夫琅和费这个名字首先是在物理教科书里面听到的。他最先发现了太阳光谱的吸收线，探索了恒星的物质构成，算是一个顶级物理学家。但是教科书往往忽略了他死于铅中毒，长期直接参与光学仪器生产导致的铅中毒。作为一个玻璃匠的儿子，他一辈子都在生产一线工作。
以他命名的弗劳恩霍夫协会是一个半市场、半计划机构，3万员工分成几十个研究所，国家提供30%的基础运行资金，给几万个工程师可以提供生活费，也保证大型研究设备的维护费用。剩下的七成经费，有三成来自竞标科研项目，四成来自企业横向科研经费。任何一笔钱进入某个研究所，都会事先约定好最后的科研红利分配方式。但是一般来说，国家会鼓励创新型团队直接带着技术出去，变成纯粹的市场化公司。
从分工地位来说，弗劳恩霍夫协会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有重合，但是它并不负责培养学生，一般也不需要发论文维持社会地位，所以能够长期关注具体的工艺，专心改造生产流程，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对于德国这个传统产业发达的工业国来说，弗劳恩霍夫协会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科研模式。
中国也有模仿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1973年建立，专门服务于台湾的产业升级计划。
从资金来说，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各占了一半，但是政府资金往往是和企业的资金配套出现，科研项目必须在企业能够实际应用，才能拿到下一笔政府资金。
一开始，工研院的服务对象是台湾正在兴起的钢铁、塑料、纺织、家用电器这些传统产业。从理论上来说，工研院的角色当然也可以由企业自己的研究机构来替代。但是企业自己的研究机构往往视角会有局限性，不会过多的关注行业之外的问题。只有政府资金支持的跨行业研究机构，才能做出更有前瞻性的科研。工研院就扮演了这个第三方研究的角色。
随着台湾的产业规模提升，工研院发现了深层问题，就是台湾现有的产业都需要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才能发挥规模优势，长远看来并不适合台湾这个岛。所以从70年代开始，工研院的技术研发重点就是从美国引进半导体行业造集成电路。1976年，工研院的下属研究所以实验室的名义建成了台湾第一个晶圆厂，依靠官方补贴，跟踪美国的硅谷技术，强行产业升级。
1985年，张忠谋从美国回来，担任了台湾工研院的院长，确定了半导体产业升级方向。1986年，台湾半导体团队终于有信心直接应对市场竞争了，决定吸引传统产业的资本入伙，成立一个独立企业。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当时就是因为工研院有官方背景去说服，才确信半导体行业有前途，愿意出资支持，这就是后来的台积电。
除此之外，台湾的联发科、台光照也都是工研院系统孵化出来的。
在中国大陆，接受德国和台湾工业转移比例最高的地方，是苏州下属的昆山和太仓这两个县级市。众所周知，中国县级单位几乎不会有自己的大学。苏州虽然教育比较发达，也只有常熟这个县级市有自己的工学院。昆山和太仓工业发达，又没有直接管理的大学，就在2008年照搬了台湾和德国模式，成立了自己的工业研究院。
昆山工研院的首要工作目标就是提供政府补贴，欢迎企业来昆山做中试项目，然后推向市场。所谓“中试”，就是实验室和工厂之间的生产阶段，具有一定风险性，很有可能在实验室能够完成的技术突破，到了生产线上就做不出来；就算做出来，和上下游的产业配合也未必顺畅。
昆山工研院就是用政府资金降低企业顾虑，同时尽量把同一个产业链的企业都拉过来，在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就要考虑相互配合。最终，在能够接受一定失败率的前提下，带动整体的产业升级。
事实证明，作为一个县级单位，昆山工研院很有效果。2003年我在昆山修路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有一条干路叫富士康路，周围几十万人都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都是简单劳动力，完全靠超长的工作时间换工资，能比农村的收入强一点就行。
那一年，昆山GDP是400亿，只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到了2024年，昆山GDP 0.5万亿，已经超出了8个省会城市。我每周末现在都要穿过昆山的工业区，已经很难看到成千上万的简单劳动力一起上下班的壮观场景了。昆山的工研院确实从台湾学到了真东西。
中国大陆的科研体系最初来自苏联模式，而苏联自己也很大程度上依靠欧美工业转移才有创新。所以中国大陆过去的产业研究机构往往是局限于行业内部，而且不会用市场规律去淘汰落后团队，并没有发挥出类似于台湾工研院的作用。这也是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大陆全面转向美国模式的原因。
到了2024年，中国大陆在经济规模上已经接近美国，应该考虑一点自己的产学研发展模式了，最起码不能照搬美国去工业化的经验。
当然了，这不是说要全面否定美国经验。事实证明，如果有足够的风险投资，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确实很适合从0到1培养高科技行业。中国现在走欧美接受工业转移也快到头了，下一步必须要考虑自己开创一些经济增长点。所以合理的模式是保持横向科研资金对于一部分前排大学教授的激励，同时让大多数本科学校放弃综合性大学的虚名，老老实实的为企业、为工研院模式提供人才，先积累一线的工作经历，再去考虑工艺型的创新。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观点，也是最近中国的政策调整趋势。上周出台的中央文件《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关键词是“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请静静读两段。
改革任务组织模式。强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产业应用导向，常态化征集企业需求，在指南编制、立项评审、项目验收中合理增加来自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的专家数量，推动科技界、产业界、用户等多方参与。健全企业牵头项目的管理规定，完善“揭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和“里程碑”管理、分阶段拨款等资助方式。健全应用考核技术、市场考核产品的项目验收机制，加强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推动国家重大工程和产业发展专项目步部署科研任务，明晰科技创新目标，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建设融合创新平台。统筹布局国家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强化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为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应用提供服务。支持转制科研院所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共性技术平台。支持地方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面向产业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应用。
这份文件提到的“融合创新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对应的就是台湾工研院这一类机构。
另外，过去一周大家如果还看官方报纸的话，会发现所有提到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社论，都会引用一句话：“发挥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
熟悉中国舆论场的人都知道，当报纸普遍开始引用偏向某一方的句子，说明政策即将出现急转弯。中国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不会再盲目学习美国经验了。
一旦卸下从美国引进的创业压力，头部大学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基础研究，普通大学的目标应该就是教学，教师应该可以轻松一点。但是，这不等于教师就能过上好日子，因为美国引导的新一轮AI技术革命，从另一个方向挖了大学教师的根。
过去大学有科研任务做掩护，无论教师有没有真正的创新，都可以找个借口相对的忽视教学质量，尤其忽视对于本科生的教育。而一旦让教师回归教学，我们就能发现，90%或者说95%的大学教师传授知识的能力远不如AI，甚至连答疑能力也远不如AI了。
对于有积极性的学生来说，现在在大学上课没有什么价值；对于没有积极性的学生来说，上课本来就没什么价值。
最近，南京大学带头引进了衡水中学经验，要考核大学生的上课抬头率，这很明显是黔驴技穷，在做末日前的最后挣扎。未来大学教育面临的冲击，可能比整个科研体系还要更大。所以，我建议最近要找工作的观众，要谨慎考虑大学提供的职位，尽量要考虑自己能够给企业提供哪些增量。
感谢各位收看，1129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13号周五再见。